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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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憾，中国早期的历史是个谜团。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一些外国学者甚至对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疑惑重重，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冲动”。

多年来，中国学者探索自己文明起源的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在“十五”期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研究。“十一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仍将作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启动，届时将有上千名专家学者多学科攻关，找到“五帝时期”以来中华文明发源发展的真实脉络。

近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接受了记者专访。

谜团：中华文明如何起源

司马迁《史记》首篇《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对这样一个时期，学术界或称为五帝时代，或称为传说时代、英雄时代、酋邦时代等。《五帝本纪》所记载的是信史还是传说？如何看待五帝时期的历史记载？成为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

王巍说，文献上对中国历史的记载浩若烟海，但互相抵触的情况不少，让人莫衷一是，特别是五帝传说时代的文献记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20世纪初出现的疑古派，从疑古书开始继而疑古史，对春秋战国之前尤其是商之前的历史全盘否定。

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动手寻找历史。8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丰硕成果，新的考古材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的历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史记》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绝不完全是杜撰，其中有历史的影子，传递着历史的信息。

从二十多年前夏鼐先生最早提出文明起源课题以来，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持续性热点。“九五”期间展开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了夏商和西周时期的年表，开创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联合攻关共同解决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问题的先例，为研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年代的框架。

此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为主体，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虑到探源工程的复杂性，牵扯面之广、头绪之多，远比断代工程复杂，“十五”期间在中原地区进行了“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为“十一五”全面开展探源工程提出可行性报告和实施方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解决古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是怎样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问题。”王巍说，这里有几个层面，首先是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的概念，所谓文明起源就是社会从一个平等简单的结构走向复杂的、有等级的结构（阶级、国家的产生）的变化。其次，文明的形成以国家的出现为标准。国家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但国家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国家出现后还在不停地发展变化。所以我们叫“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夏商西周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六大遗址：勾勒尧舜时代的社会图景

王巍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初步勾勒出了公元前2500年～前1500年即尧舜时代到夏商之际的社会图景。

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被列入研究重点，它们是：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与传说中尧时代时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和可能是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还有考古学界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大师姑遗址。

六大遗址年代先后衔接，时间上大体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为了解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王权发展的程度以及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王巍说，这一千年的历史正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期。其“社会图景”可作如下归纳：

――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一是农作物多样化，原来认为只有小米粟等是主要食物，现在发现稻米占相当比重，小麦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二是耕作技术的改进，为适应水稻、小麦等多种作物的种植，有了水田、旱田，耕作技术随之发生变化。二里头遗址等都找到了小麦，甚至还找到了除养猪、狗之外饲养羊的证据。

――铜器冶铸技术的发展。到了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中晚期，已经能够制造鼎等青铜容器了，青铜容器的制造比制造刀子等小件物品要复杂得多；而复杂的青铜容器，如鼎在这一时代的晚期成为中国王权的象征。

――社会发展变化方面。一是等级制强化和制度化。比如在陶寺遗址中的1000多座墓葬中，大墓约占1／10，每座墓葬能出土百余件随葬品，而小墓则占大多数，其出土的随葬品寥寥无几；二是大型城邑的出现。陶寺遗址发现了建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大型城址，它非常宏大，有280万平方米，南北1800米，东西1500米。修建这样规模的城址需要大量人力，可见当时组织人力从事工程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三是出现反映王权的宫殿、宗庙。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宫城，发现了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多重院落，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北京紫禁城的建造，开了几千年中国宫城布局的先河。

在对这些遗址的考古调查中，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一时期各个集团之间的战争规模空前扩大。在陶寺遗址,考古人员发现，这个280万平方米的城邑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突然废弃了，变成一个小村镇，与之相应的是，发现了非常残酷的“万人坑”：上百人被杀死，扔在沟里的尸骨有的头被砍下，有的妇女受到残酷的性摧残。

另外，第一阶段的研究还提示出当时自然科学的进步。陶寺遗址发现的距今4100多年的天文观测台，被确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测台。从这个观测台可以观察到太阳与周边山脉所构成的切线，根据切点的不同确定节气。

王巍说，以上这些成果都是经过历史、考古、物理、化学分析、物探、天文、冶金、体质人类学、地质学等近百名学者的配合和论证共同得出的。

会聚和辐射：中华文明起源模式

在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索中，科学家发现，中华民族步入“文明社会”有着漫长的前奏。“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中，各个区域的进程是不一样的，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各个地区都以自己的方式为文明的诞生做着贡献。”王巍说。

多年以前，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已历时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证实，在文明起源阶段，几大江河流域都有程度较高的考古文化，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文明之火，有的可能在发展中渐渐熄灭，更多的可能改变了发展方向，向中原文化靠拢过来。

“在文明的起源阶段，中原文化并非在方方面面都是最先进的，但中原文化有着更强的包容能力。”比如，目前的研究确认，公元前2500年之前，青铜器制造技术是西部地区比较发达，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在甘肃，玉器的加工技术是长江流域比较发达。就连中原农业生产中普及程度比较高的小麦种植和养羊传统也是从遥远的西域引进的。

在文明形成之初，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地区的考古文化都有向中原挺进的意图和行动，最后都没有成功。中原文化在漫长的过程中通过吸纳其他文化的先进因素而最终在文明起源的角逐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

王巍提出，“会聚”和“辐射”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模式。中国各地先进的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会聚到中原，进入夏商之际，中原文化则更多地向外辐射和传播。“但会聚和辐射从来都是双向并存的。”

第2篇：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

一、当代前辈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

关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当代许多前辈学者，已经留下了不泯的业绩，如徐旭生先生，原名炳昶，有《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裴文中先生，字明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书中，指出：“在我国历史的传说中有一个夏代，是殷商以前的时代，也许就是由龙山文化过渡到殷代文化的时代，我们可以暂时就把这个时代的文化假定为夏代文化。”梁思永先生在其所著《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中，有“小屯龙山与仰韶”、“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两篇论文，论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联系，是讨论从原始制公社到奴隶制社会的一把钥匙。郭宝钧先生字子衡，则有《中国青铜时代》专著，指出：“从文字方面看，殷代有颇进步的甲骨文字，已超过象形阶段，发展到会意组织阶段，跨入形声阶段的边缘，它是后代汉字之祖，为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畛域人标志”。夏鼐先生更有《中国文明的起源》专著，指出：中国文明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具有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渡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外国学者誉之为稀见的学识渊博。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大著中，明确指出：“上面已谈到了夏王朝的建立，但夏文明并不是一花独放的，大家知道，夏王朝时期，执玉帛者万国。”陈梦家先生，笔名陈漫哉，新月派诗人，著有《殷墟卜辞综述》、《殷代铜器》、《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等多书，毕生从事甲骨文、殷墟铜器、古史年代等多方面研究，学勋卓著，影响深远。

而在今天赵芝荃先生、郑光先生之於偃师二里头，郑振香先生、陈志达先生、刘一曼先生之於安阳殷墟，都在进行发掘或深入研究，均提高了夏商的学术研究水平。

二、我对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

对於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大国之一，因此她的文明起源的形式和特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对於这个问题，我曾多年作过探索，首先研究了中国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① ；继而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起源② ；更研究了夏王朝③④、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中国文明可以区分为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⑤。不是泛泛地只谈王国文明。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以下看法。

三、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准（或标志），到底什么是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是有标志的，也就是说是有尺度的。那么在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什么历史现象出现了，才算得文明出现了呢？按照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国家的出现，并且也只有国家的出现，才算作文明出现⑥。有了文字出现还不行，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都有了文字画，但是两族都没有达到建立国家的阶段，所以有文字图画也不能算作文明出现，因为两族并没有建立国家。

四、我对于文明起源的分析

1、中国文明起源在青铜时代经历了一定阶段。

中国仰韶时期，应已经出现金属，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杨家圈发现铜炼渣，三里河出现铜锥，在龙山文化之后的二里头文化，发现了铸铜遗址，当然是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一定阶段的迹象。

2、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

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二里头文化为粟作经济，已有六畜，《尚书·皋陶谟》：“濬畎浍距川”，“畎浍”历来以井田界标作解。

3、中国文明起源与阶级关系

私有制的出现，大汶口文化已露端倪，47号大木椁墓，出土50多件精美陶器、玉臂环与猪头骨，而62号小墓连陶器都不见，这样财富不均的情况，亦即私有制出现的标志。中国阶级的出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邯郸涧沟房基内的四具人头骨，均有砍伤痕迹。

4、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的出现

阶级出现三、四百年以后，二里头出现了宫殿址，证明已经有了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王者，这种国家的出现，即文明出现的标志。

夏为三代之首，有王都，即夏邑，有宫殿，启“大飨诸侯于钧台”。有神庙，《尚书》作夏社。有军队，《史记、吴太伯世家》：有众一旅，旅是军队，一旅由五百人组成。

5、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字

半坡陶器口缘上已见刻符，二里头大口尊上已见近似文字的结构，为汉字的祖型，商代已有甲骨文。文字不仅是夏王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同样它也提供了蜀方国文明和越方国文明。

6、中国文明形成的渊源

文明起源的前夜迹象，大汶口文化中的墨绿玉铲、鸡骨白玉臂环、陵阳河的玉壁、两城镇的玉坑和后来发现的饕餮纹玉锛等都是。

7、中国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

当中原豫西伊、洛、河、济之间，出现了三代之首夏文明的时候，西北面甘肃仍见半山类型的彩陶，东北部内蒙古石棚山墓葬也有黑彩陶壶，南方良渚文化更见黑衣陶簋，都没有达到夏王朝的水平，显示了不平衡性。根据以上对文明出现的一些认识，可以进一步探索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而书经协和万邦，是昭示王国文明、方国文明的最好启迪。

五、王国文明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9公里二里头村南，南面伊河，北邻洛河，面积东西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国语·周诰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证明夏居伊洛，而商居河。《史记·正义》：“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这个洛阳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正是夏人肇兴之地，也是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人建邦立国之区，因而也是中国、中华民族进入国家阶段，冉冉升起的文明曙光之区。

夏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当时的生产力，虽然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尚乏青铜器的记录，但是在二里头一期文化之前的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窖穴，已经出土一件重35克、高6.5厘米的青铜容器残片。二里头三期的铜工具，有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鱼钩。属于兵器的有铜戈、铜戚、铜族，已有长兵和短兵。属于饰物的圆形铜泡、圆形铜器、镶嵌缘松石铜器。属于礼器有铜爵，属于乐器的有铜铃。《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墨子·耕柱》：夏后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之于昆吾。这些文献都说明夏已炼铜铸鼎了。

二里头这个统辖夏王朝王畿千里的大都邑，是夏王朝第一个首邑即首都，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中部发现了一号大宫殿址，在正方形夯土台基上，筑成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的宫殿址，台基中部偏北有一座东西长30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柱洞或柱础石的主殿，应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门的大殿址，主殿70米有宫门。所以它是由主殿、庭院、廊庑、宫门组成的伟壮宫殿。一号宫殿北150米处有二号大宫殿址，在二里头像这样的大片夯土台基还有四十多座。当时必定是殿堂相连，坡顶栉比，宫室之伟壮，正是我们祖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邑夏王都。

总之，在二里头出现了夏邑这个大都邑，出现了商人，出现了军旅，出现汉字原始结构的文字符号，标志着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进入了奴隶制国家⑦

。这种奴隶制国家，也正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也就是出现王国文明的标准。

六、方国文明

方国为王畿以外之余国，夏朝商朝均有方国。《竹书纪年》相时，于夷来宾，少康时，方夷来宾，芬时，九夷来御，发时，诸夷宾于王门，而贡金九牧中的九牧，当为诸夷较大部落的首领，如有易氏，有鬲氏，有扈氏，均应为方国。商代也有许多方国，即方伯，武丁时有方、土方、邛方、鬼方、亘方、羌方、龙方、御方、黎方、祭方、周、缶、犬、郭、旨、沚、雀，乙辛时有人方、盂方，这些方国的国家出现，即方国文明的出现。

蜀这个方国，也见于《殷墟书契乙编》5280卜辞，贞，蜀不其受年，即为例证。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是研究蜀方国文明的对象，三星堆已经发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跪坐人像、爬龙柱形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高2.62米的青铜人立像，其中冠高10厘米，立像高1.72米，座高80厘米，头戴瓣状冠，即资诸世界，恐怕也罕有其匹，但显示了蜀人的特征，而在中国青铜文化中也独树一帜。三星堆铸造的令人醒目的大量青铜器，也正是蜀这个方国进入青铜文明的标志。而三星堆在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防御土埂，南墙1800米，东墙1000米，西墙600米，北墙为鸭子河冲毁，周围约十里，也正是蜀这个方国都邑的实态⑧。

七、结语

以上夏、商出现的王国文明，蜀出现的方国文明，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但是也有以畜牧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如匈奴。有单于，匈奴称为撑犂孤涂，匈奴语意称天为撑犂，称子为孤涂，即天子之。唯独渔猎经济不能产生文明。总之，文明的出现，既然是一些生产较发达的大的部族，从野蛮高级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那就带有广泛性，但又不是所有部族都经历的过程，那就带有特殊性。方国文明赖王国文明以促进，王国文明赖方国文明而璀璨。这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⑨。 注释

①佟柱臣：《从考古材料试探我国的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考古》 1975年4期。返回

②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探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文物》 1975年6期。返回

③佟柱臣、王泽庆：《夏王朝——その传承と文化财》，《人民中国》 1978年7期。返回

④佟柱臣：《夏代和夏文化问题》，《河南文博通讯》 1979年2期。返回

⑤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 1991年11期。返回

⑥佟柱臣：《学习《起源》促进史前考古学的科学研究——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会》，《史前研究》 1984年4期。返回

⑦佟柱臣：《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中原文物》 1983年2期。返回

第3篇：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

关键词：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研究法

中图分类号：A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2-0014-03

马克思在1881年至1882年间研读了《古代社会》并给以高度评价，做了详细的笔记，打算用唯物史观去解读，无奈病逝。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写出了伟大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恩格斯在书中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1]（P1）摩尔根以他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所在的研究领域发现了成文史的史前史基础，从而独立地揭示了唯物史观。

研究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结合《古代社会》这篇文章萌生出几点思考。

一、摩尔根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

摩尔根在写作《古代社会》的过程中，采用了在今天看来十分难能可贵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艰苦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它的方式十分广泛，包括民族志法、叙事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田野调查法、质性访谈法、扎根理论研究法等。这种正确的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探讨。

质性研究方法是指与量化研究方法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它较不依赖量化的资料与方法，而是对于现象的性质直接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方法。质性研究法的最大优点就是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资料并为自己所用。[2]摩尔根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对他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并进行概括总结。其优点是：第一，摩尔根深入到氏族组织所获得的是第一手资料。第二，这种“平民化”的研究方法，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关心的倾向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同时也体现了对客观生活的亲近性。第三，在自然状态下对社会现象本身进行描述和总体把握，质性研究方法讲究直面生活的现实，不主张把生活割裂开来或孤立起来开展研究。第四，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要建立良好的互动交流，而社会现象是众人互动的过程和暂时的结果。因此，质性研究更加适合人与人互动式地研究某些具体的社会现象。

摩尔根对于文明时代的判断是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摩尔根通过参加一个叫“大易洛魁社”的印第安人社团，对印第安人产生了兴趣，随后多次访问其居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研究他们的组织机构。研究中间由于结婚、职业等原因中断了一段时间，之后对印第安人的兴趣又重新燃起。此后，他进行了文献收集，发现易洛魁人那种“奇特的”亲属称谓在美洲许多不同方言的土著居民中普遍存在，这可以看作问题的一个假设。此外，他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探索印第安人的来源问题。这是研究的起点，科学研究的方式就是首先要发现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假设和论断，在实证研究中证实或者证伪该命题，敢于和权威斗争，写出了《古代社会》以及《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摩尔根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对人类史前史的研究“建立起一个确定的系统”[1]（P18）当然摩尔根不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恩格斯通过整理马克思读《古代社会》的笔记，创作出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进行解读。

二、恩格斯的研究方法—历史

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研究方法的其中一种，它是把研究的问题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通过历史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发展过程揭示所研究问题的历史地位、发展的过程以及未来的走向等等。恩格斯在研究家庭、私有制以及国家的起源时，首先把他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置于历史长河中，而恰好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前史资料，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有的学者还专门对本篇文章的研究方法论意义进行探讨，认为应把社会现象放在历史长河中作为一个过程来进行研究。“当我们在研究任何现象和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孤立地去考察它，而应如实地把它当成一个过程来研究。对于社会现象的考察也不能例外。否则，任何有机联系着的历史现象，都将被视为杂乱无章不可理解的东西。”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列宁之所以十分强调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是从叙述国家产生的历史开始的。”[3]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恩格斯和摩尔根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他们分别用符合逻辑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文明时代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三、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研究方法

在文本中的运用与比较（一）以田野调查为主揭示古代氏族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

1871年至1877年，摩尔根专心撰写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古代社会》，并为此发表了一系列准备性的论文。《古代社会》于1877年出版。这本书研究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从四个方面说明人类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踏进文明的门槛。第一是发明和发现，叙述了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谋取生活资料方式的不断进步。第二是政治观念的发展，阐明了人类的社会组织从氏族制度发展到国家产生。第三是家庭婚姻观念的发展，探讨了家庭婚姻的历史，进一步发挥了他以前提出的家庭进化的理论。第四是财产观念的发展，阐述了财产的历史，财产从公有发展到私有，私有财产导致了阶级社会的产生。摩尔根的研究为后人研究原始社会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摩尔根“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

摩尔根不仅把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看作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而且很有远见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最终成就，并谈到了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

“……氏族组织之所以能够保持而不致消灭，不是依靠别的，而是依靠混乱的局势和各部落间不停的战争。当他们定居于城郭之内以后，财富和人口迅速增长，这就为氏族制带来了最后的考验，其结果证明它没有能力来治理一个此刻已在迅速接近文明的民族。然而，尽管到了这个地步，要取代氏族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建立一个政治社会，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很艰巨的，雅典人的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克莱斯瑟尼斯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为雅典政治制度所奠定的基础一直维持到雅典国家终止其独立存在之日。”[4]（P174）

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判断是建立在观察、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空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P178-179）摩尔根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质性研究法，这种方法正是需要研究者主观介入到研究中去，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以自我的生活经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等为基础，去理解和诠释研究对象。

（二）以历史研究法呈现野蛮时代是文明时代来临的前奏

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篇文章时，其目的无疑是落脚在国家的起源上，这是政治文明诞生的标志。在探讨此问题时，恩格斯不是单刀直入地告诉我们国家的产生，而是用了大量的篇幅谈了家庭、私有制，氏族制度，并深入地谈了他们的不同阶段，比如家庭形式，由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其中穿插着对爱情的解读，道德感的形成，妒忌等这些感情的产生等，婚姻形式也是与不同的时代相适应：比如“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因此，恩格斯在问题的展开和研究中，始终贯穿着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不单纯地就某个问题论证某个问题，而是要把它放在历史中去研究，把它作为历史中一个现象去研究。在研究中，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因此，文明时代的到来，国家的产生，法律制度的形成，三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产生了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他们不再从事生产等等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也终将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熠熠生辉的不流于平庸的尘埃吧。

在谈到氏族制度时，认为“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从没能以它的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1]（P158-159）可见，恩格斯并不是对社会现象的罗列，文章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通过对史实现象一点点的剥离，核心就会慢慢地显现，主题的凸显就会水到渠成。如果说古代社会是摩尔根对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那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对政治生活的抽离，其主线贯穿始终的是国家的产生、政治文明的实现。而家庭的产生、婚姻制度的形成和规范化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开始，是国家产生、政治文明形成的开端。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5]（P71）恩格斯在摩尔根的研究史料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守一望多，揭示了社会更迭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之孜孜以求探索的精神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认真态度，是后来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光辉典范。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李晓凤，佘双好.质性研究方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3]陈长杨.恩格斯对国家起源的研究及其方法论的意义——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J].法学评论，1984，（3）.

[4]路易斯·亨利· 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 Comparison of the Methodologies between Engels and Morgan

——Taking The Ancient Society and The Origins of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Nation as Examples

ZHANG Chun-zh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第4篇：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

马克思在1881年至1882年间研读了《古代社会》并给以高度评价，做了详细的笔记，打算用唯物史观去解读，无奈病逝。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写出了伟大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恩格斯在书中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1]（P1）摩尔根以他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所在的研究领域发现了成文史的史前史基础，从而独立地揭示了唯物史观。

研究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结合《古代社会》这篇文章萌生出几点思考。

一、摩尔根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

摩尔根在写作《古代社会》的过程中，采用了在今天看来十分难能可贵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艰苦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它的方式十分广泛，包括民族志法、叙事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田野调查法、质性访谈法、扎根理论研究法等。这种正确的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探讨。

质性研究方法是指与量化研究方法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它较不依赖量化的资料与方法，而是对于现象的性质直接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方法。质性研究法的最大优点就是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资料并为自己所用。[2]摩尔根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对他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并进行概括总结。其优点是：第一，摩尔根深入到氏族组织所获得的是第一手资料。第二，这种“平民化”的研究方法，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关心的倾向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同时也体现了对客观生活的亲近性。第三，在自然状态下对社会现象本身进行描述和总体把握，质性研究方法讲究直面生活的现实，不主张把生活割裂开来或孤立起来开展研究。第四，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要建立良好的互动交流，而社会现象是众人互动的过程和暂时的结果。因此，质性研究更加适合人与人互动式地研究某些具体的社会现象。

摩尔根对于文明时代的判断是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摩尔根通过参加一个叫“大易洛魁社”的印第安人社团，对印第安人产生了兴趣，随后多次访问其居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研究他们的组织机构。研究中间由于结婚、职业等原因中断了一段时间，之后对印第安人的兴趣又重新燃起。此后，他进行了文献收集，发现易洛魁人那种“奇特的”亲属称谓在美洲许多不同方言的土著居民中普遍存在，这可以看作问题的一个假设。此外，他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探索印第安人的来源问题。这是研究的起点，科学研究的方式就是首先要发现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假设和论断，在实证研究中证实或者证伪该命题，敢于和权威斗争，写出了《古代社会》以及《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摩尔根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对人类史前史的研究“建立起一个确定的系统”[1]（P18）当然摩尔根不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恩格斯通过整理马克思读《古代社会》的笔记，创作出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进行解读。

二、恩格斯的研究方法—历史

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研究方法的其中一种，它是把研究的问题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通过历史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发展过程揭示所研究问题的历史地位、发展的过程以及未来的走向等等。恩格斯在研究家庭、私有制以及国家的起源时，首先把他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置于历史长河中，而恰好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前史资料，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有的学者还专门对本篇文章的研究方法论意义进行探讨，认为应把社会现象放在历史长河中作为一个过程来进行研究。“当我们在研究任何现象和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孤立地去考察它，而应如实地把它当成一个过程来研究。对于社会现象的考察也不能例外。否则，任何有机联系着的历史现象，都将被视为杂乱无章不可理解的东西。”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列宁之所以十分强调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是从叙述国家产生的历史开始的。”[3]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恩格斯和摩尔根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他们分别用符合逻辑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文明时代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三、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研究方法

在文本中的运用与比较（一）以田野调查为主揭示古代氏族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

1871年至1877年，摩尔根专心撰写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古代社会》，并为此发表了一系列准备性的论文。《古代社会》于1877年出版。这本书研究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从四个方面说明人类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踏进文明的门槛。第一是发明和发现，叙述了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谋取生活资料方式的不断进步。第二是政治观念的发展，阐明了人类的社会组织从氏族制度发展到国家产生。第三是家庭婚姻观念的发展，探讨了家庭婚姻的历史，进一步发挥了他以前提出的家庭进化的理论。第四是财产观念的发展，阐述了财产的历史，财产从公有发展到私有，私有财产导致了阶级社会的产生。摩尔根的研究为后人研究原始社会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摩尔根“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

摩尔根不仅把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看作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而且很有远见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最终成就，并谈到了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

“……氏族组织之所以能够保持而不致消灭，不是依靠别的，而是依靠混乱的局势和各部落间不停的战争。当他们定居于城郭之内以后，财富和人口迅速增长，这就为氏族制带来了最后的考验，其结果证明它没有能力来治理一个此刻已在迅速接近文明的民族。然而，尽管到了这个地步，要取代氏族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建立一个政治社会，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很艰巨的，雅典人的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克莱斯瑟尼斯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为雅典政治制度所奠定的基础一直维持到雅典国家终止其独立存在之日。”[4]（P174）

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判断是建立在观察、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空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P178-179）摩尔根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质性研究法，这种方法正是需要研究者主观介入到研究中去，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以自我的生活经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等为基础，去理解和诠释研究对象。

（二）以历史研究法呈现野蛮时代是文明时代来临的前奏

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篇文章时，其目的无疑是落脚在国家的起源上，这是政治文明诞生的标志。在探讨此问题时，恩格斯不是单刀直入地告诉我们国家的产生，而是用了大量的篇幅谈了家庭、私有制，氏族制度，并深入地谈了他们的不同阶段，比如家庭形式，由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其中穿插着对爱情的解读，道德感的形成，妒忌等这些感情的产生等，婚姻形式也是与不同的时代相适应：比如“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因此，恩格斯在问题的展开和研究中，始终贯穿着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不单纯地就某个问题论证某个问题，而是要把它放在历史中去研究，把它作为历史中一个现象去研究。在研究中，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因此，文明时代的到来，国家的产生，法律制度的形成，三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产生了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他们不再从事生产等等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也终将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熠熠生辉的不流于平庸的尘埃吧。

在谈到氏族制度时，认为“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从没能以它的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dylw.net 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1]（P158-159）可见，恩格斯并不是对社会现象的罗列，文章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通过对史实现象一点点的剥离，核心就会慢慢地显现，主题的凸显就会水到渠成。如果说古代社会是摩尔根对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那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对政治生活的抽离，其主线贯穿始终的是国家的产生、政治文明的实现。而家庭的产生、婚姻制度的形成和规范化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开始，是国家产生、政治文明形成的开端。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5]（P71）恩格斯在摩尔根的研究史料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守一望多，揭示了社会更迭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之孜孜以求探索的精神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认真态度，是后来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光辉典范。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李晓凤，佘双好.质性研究方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3]陈长杨.恩格斯对国家起源的研究及其方法论的意义——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J].法学评论，1984，（3）.

[4]路易斯·亨利· 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 Comparison of the Methodologies between Engels and Morgan

——Taking The Ancient Society and The Origins of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Nation as Examples

ZHANG Chun-zh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第5篇：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

稻作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和促进了氏族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促使氏族内部社会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属于军事首领或氏族首领的人占有丰富的财富，高高在上，掌握氏族的祭祀、军事大权，应属于氏族内部的特权阶层。社会意识的变化，逐渐产生了宗教与权力合一的神权。一是宗教观的变化，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进步到对天地人的崇拜。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5000多年前，淮河流域出现了一批中心聚落或次中心聚落遗址，如蒙城尉迟寺等。这些聚落遗址面积大，规格高。如蒙城尉迟寺遗址有10万平方米左右。他们都处于区域经济中心的主导地位。中心聚落遗址具有雄厚的农业、手工业基础，经济总量也远远大于一般聚落遗址。生产工具作为生产资料，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在凌家滩遗址发现有许多带加工痕迹的玉石料及半成品，表明有着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作坊，经济基础比较雄厚。从各等级聚落遗址的分化程度看，有着等级越高分化越严重的趋势。以上特点表明，中心聚落遗址在文明化进程中的步伐要比一般聚落遗址快的多。到了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目前淮河上游地区已发现有平粮台、郝家台等古城址，著名的登封王成岗、新密古城寨古城也都在淮河上游地区范围内。东方沿海的连云港则发现了藤花落龙山文化城址，淮河中游地区虽然暂未发现城址，但从调查发掘所掌握的材料看，这个时期的遗址也是密集的呈群状分布，或沿淮河二三级支流呈带状分布，每群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等。这类聚落群在空间分布上有固定的地域和活动范围，在经济、文化、宗教崇拜方面具有同一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即一般聚落遗址从属于次中心聚落遗址，中心聚落遗址居于主导地位。这类聚落群的出现，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军事联盟的产物，更是地缘政治变化的需要。这种聚落群联合体的形成，也产生了凌驾于各氏族之上的最高权力组织，它已超出原有的氏族社会组织结构而具有较为复杂化的程度，抑或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

8000年前的淮河上游地区:贾湖遗址出现了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甲骨契刻符号、七声音阶骨笛和以龟灵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这些因素在淮河流域一脉相传。7000年左右的侯家寨文化时期:发现了大量陶器刻划符号，与贾湖的符号有很强的相似性；5000多年前，这一带主要是大汶口文化分布区，蒙城尉迟寺遗址作为这一带的中心聚落，不仅发现了整齐的排房和聚落广场，还发现了带有图腾性质的鸟形神器和与大汶口等遗址相同的“日月山”符号，这说明相同的符号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流通。开始于贾湖的龟灵崇拜和犬牲现象，在整个大汶口文化范围内流通，而且在稍偏南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还发现内装式盘的玉龟，和贾湖遗址内装石子的龟壳在观念上具有明显的传承性。4000多年的兴化南荡遗址，终于发现了较为成熟的陶文。

文明化进程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黄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启动较早，但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夏商周王朝不断用兵淮河中下游地区，以致三代时期这一带一直未能形成很有影响的国家，境内小国林立，分合无常，处于松散的联合体，在文明化进程的后期显得比较滞后，但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黄淮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黄淮地区是连接黄河、长江两大文化传统的纽带和桥梁，是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相互碰撞、交叉与融合的主战场，因之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黄淮地区又是史前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两种耕作方式的交错分布带，两种耕作方式及其操作者在这一带的势力范围也不断变化。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考古学诸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耕作方式上也可反映出来。而耕作方式的不同则反映了经济形态和生存模式的差异，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形成又与其经济形态和生业形式密切相关。

两种耕作方式的此消彼长与两大文化传统、三大部族集团的势力此消彼长密不可分，史前耕作方式的变更又与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变密切相关。研究其相互关系，总结其演变规律，对今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可以认为，黄淮地区是解谜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因此，以耕作方式为切入点，来研究黄淮地区史前各主要考古学文化的碰撞、交叉与融合的历史进程，进而探讨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探讨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我们探讨中国古文明因素的起源及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阚绪杭：《蚌埠双墩遗址的发掘收获》，《文物研究》第八辑，黄山书社，1993年。

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

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④阚绪杭：试论淮河流域的侯家寨文化，文物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1989年

第6篇：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

这篇文章是卢梭写给第戎科学院的应征论文，在文章的结尾他这样总结他的观点：“根据我的说明，我们可以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l

卢梭是从自由、平等、独立、没有私有和不平等观念的自然人开始论述人类的发展和不平等的产生的，“原始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以及作为人们固有的获得食物的方式的结果，这种社会结构是怎样出现的。”2，卢梭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最善于歌舞的人、最美的人、最有力的人、最灵巧的人或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从这些最初的爱好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惭和羡慕。这些新因素所引起的紊乱，终于产生了对幸福和天真生活的不幸的后果。”[3]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耕耘法和农耕的出现，人们从最初对土地产品的占有逐渐转化为对土地本身的私有；而由于土地所有权的确立，人类就由平等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了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并且随着文明进步，不平等状况不是缩小而是加剧，“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4]这样人类社会就一步一步的不平等起来了。在这不平等的过程中，第一步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和贫富对立，第二步是国家政权的产生，第三步是君主专制，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

很多评论家在评价卢梭的不平等的起源时，分析的侧重点是他的自然状态是否正确，即自然状态这种假说能否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能否把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所有东西都能说明清楚，反思自然状态能否解释人类文明的形成（即不平等的形成），就是反思自然状态的合理性。比如，普列汉诺夫认为自然状态说不能充分说明语言的产生[5]。我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来评价卢梭是不合理的，应该用系统历史观来理解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系统历史观把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非线形系统来看待。由于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会远离其初态，具有一种遗忘机制[6]，所以从后来的系统状态是不能准确的推论过去的历史的状态的。在社会历史上，通过当代的史料来推测过去的历史只具有或然性，不具备必然性[7]，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不平等起源，即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历史形成进化的过程，用这种标准来要求卢梭是苛刻和不科学的，因为根据系统的现状是不能像牛顿力学那样回溯系统的过去的，系统的演化是一维的，它是由若干偶然的因素非线形作用的结果，企图概括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必然要粗暴地抛弃真正对历史发展具有实际作用的大量的偶然的随机因素，将现实的历史过程线形化处理，然后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到一种类似周期性的东西作为历史发展的本质，不考虑历史能否真正按此规律重演。

系统的演化只服从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其组织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强、从环境来看系统越来越强大，另一种情况与此相反，系统越来越衰减、甚至灭亡。我们把第一种类型称为正反馈放大系统，第二种类型成为负反馈的衰减系统。系统的功能的强化与衰减决定于（1）系统元素的元功能的增强或减弱，（2）系统结构的强化程度。实验已经证明，重复使用大量不那么可靠的元件可以建造出高度可靠的系统。

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不断放大的非线形系统，其在生物圈中的功能（能力）越来越强大。人类社会的强化，从其构成要素（个人）来看，当然比过去更有知识和水平，能力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强，同时也伴随着某些方面的能力的下降，正如卢梭所说：“为什么好望角的霍屯督人能用肉眼发现海上的船只和荷兰人用望远镜看得一般远；为什么美洲的野蛮人象最好的猎狗一样，能够由足迹嗅得出西班牙人的行径；为什么所有这些野蛮人，不因而感到痛苦，用辣椒来刺激他们的味觉，并且饮欧洲人的烈酒象喝水一样。”[8]，所以人类的个体能力与过去相比变化不是太大，而主要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比原始社会或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大不一样，在现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与人的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结构越来越紧密，而且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得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在生物圈中功能越来越大，从分工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只能专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职业，他（她）越是专于自己的职业，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就越紧密，越离不开他人的劳动成果，否则就不能生存；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每个人都专于自己的专业和职业，他（她）的专业和职业技能就越来越强，这样，各个行业的能手的合作就产生了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和强大的生存能力。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越来越冷漠的趋势，除了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外，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温情，甚至邻里不相认。我认为现代社会这种缺少人情味的关系不是关系本身弱化的表现，而是关系的复杂性、必然性和客观性的反映，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人或关系，正是这千千万万的人或关系，构成我们生活的部分。厌恶的是这些人或关系太多、太杂，在我们的意愿之外不请自到，让我们感到意外、尴尬和被支配感。）

社会关系的密切和社会结构的加强必然要求社会要素的个人要忠于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职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人就在社会结构和关系中被专业化、职业化而固定化，结构和关系的等级差异就使固定化的人的等级和差异出现，不平等现象产生。这种不平等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复杂化程度提高而增强，于是，卢梭所谓人类越文明进步、社会越不平等的现象就出现了——这是社会功能（生存能力）增强要求社会结构和关系强化的必然结果。

在卢梭时代，系统科学没有出现，不可能用系统科学来解释文明的进步与不平等加剧的原因，现在看来就一目了然。在此之前，人们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问题，所以设想出自然状态，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没有我们今天社会里文明人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9]，而事实上，这种“自然状态”不是如卢梭所说是一个平等的状态，不是伏尔泰嘲笑卢梭的所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即使真正存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人世的真正青春”，原始人也不可能“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在他们之间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自由交往的快乐。”[10]，他们之间也还是有不平等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自然状态是他后来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他说：“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1]但是由于卢梭不理解人类文明发展与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所以他指出解决人类不平等的方法是订立契约，用社会契约论来论证国家和政府的产生，这在系统观看来是荒谬可笑的，人们也早就发现历史上没有记载说明人类为了解决彼此的矛盾而订立契约的历史事实，勒赛克尔说：““社会契约论”便是为求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动人的然而终归无效的努力。”[12]不平等的加剧是人类文明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不需要所谓的契约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不平等另文解释。

总之，用系统历史观看待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清楚易懂，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注释：

[l][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9页。

[2][俄]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8页。

[3]同1，第118页

[4]同1，第120页。

[5]参见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第四部分。

[6]苗东升著：《系统科学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7][英]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M]，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第27节“有没有演化的规律规律与趋向”。

[8]同1，第82页。

[9]同1，第71页。

[10]同1，第120-121页。

第7篇：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

所谓学科体系，指人们按一定体例将相关历史内容联结构成的整体。它一方面受历史自身逻辑的制约，另一方面与构建的体例紧密相关。前者指学科体系必须合乎历史客观本身。后者指因编排体例而对知识的选择和结构方式不同从而导致学科体系特征不同。那么，新《课标》构建的是一种什么风貌的学科体系呢？那就是按学习主题方式呈现的人类文明动态演进的知识体系。它与章节体教科书的知识体系是不相同的。章节体教科书对历史采用的是一种对社会形态的时序性分章节叙述，强调的是社会形态的时序性演进，于是，同时段的历史内容都可成为它摄取的对象，并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序列加以介绍，从而构成一种网状知识结构体系。新《课标》是按人类文明演进的主题来构建学科体系、编选学习内容，它所强调的是内在的意义联系；于是，在知识的选择上就具有了一种排他性，即对非主题内容不接纳的特征。它弹性小，可容性不大。历史内容在这里被结构为一种面对学习主题的向心性聚合存在状态。人类文明演进史在这里是通过捕捉历史长河中每一阶段“航标的亮点”（《课标解读》语），即凸显了的时段主要特征之间的大步流星式转换勾画出来的。那么，这能否算是一种学科体系呢？答案是肯定的。

人类历史并非是平铺直叙的安流缓进，而是分时段主题突破式跨越前行。这是因为历史的不同时段有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抓住历史各个时段的主要历史特征来编写历史，当然合乎历史本身的客观逻辑。比如，中国古代史，新《课标》虽只列了九个学习主题，除科技、思想文化外，七个主题是属于历史长河中前后相续的“航标亮点”：“中华文明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革”──“统一国家的建立”──“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繁荣与开放的社会”──“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社会的危机”。仔细想想，中国古代的历史，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也就是说，从宏观总体而言，新《课标》勾画出来的显然是中华文明较完整的动态演进历程，是自成体系的。就主题的内容而言，《课标》虽简约却具有较完整的内部知识结构。如中国古代史第一学习主题：“中华文明的起源”。它虽然不像传统的以人类社会形态为标准的章节体教科书那么内容详实，但体系却是完整的。传统章节体教科书的一般编法是：“我国早期人类（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氏族公社（山顶洞人、氏族公社、半坡氏族、河姆渡氏族、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级社会的产生及炎、黄、尧、舜、禹的传说。”再看新《课标》的“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一学习主题，它不但砍掉了“蓝田人”、“山顶洞人”、“氏族公社”、“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蚩尤的传说”、“禅让制”、“阶级的产生”等大量内容，也没有了原始群居氏族公社阶级社会产生这个演进的总体逻辑框架，显得有点“七零八落”“毫无体系”。但从它自己的编选标准和体例看，即从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和主题呈现方式的要求看，却又是自成体系的。本主题中，《课标》所列三大内容：1.以元谋、北京人等早期人类为例，了解中国境内的原始人类的文化遗存；2.简述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等原始农耕文化特征；3.知道炎、黄、尧、舜、禹的传说，了解传说和历史的区别，实际上已经充分展示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一学习主题。因为它将中华文明从何起源、什么特征、人文初祖为谁等基本要素囊括了进来。而“人类，粮食和祖先崇拜”是“中华文明不可须臾缺少的三个根本内容。通过这三项内容标准，学生可以看到史前时期祖先的生存方式，又可以了解这种生存方式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课标》的内容标准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情况”（《课标解读》语）。新课标确实构建起了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追求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在于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传统的还是新的。通过凸显历史长河中的“航标亮点”，从而构成文明动态的演进历程，这就是新《课标》的学科体系。但是，我们对已经问世的几种实验教科书的研究中发现，它们在学科体系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一些实验教科书呈现出两种体系并存的现象。所谓两种学科体系并存，指传统体系和新《课标》体系同存于一种教材之中，从而使教科书显出一种逻辑混乱的情况。本来，新《课标》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用主题呈现方式来构建人类文明史的新学科体系。但我们发现，囿于传统观念，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随时表现出一种回归传统学科体系的倾向。教科书虽在总体上遵循着新《课标》的主题呈现式进行编排，但在主题下的学习内容上，又往往用传统体例眼光尽量地不遗漏传统学科体系的知识内容，使教科书在局部范围内更像传统教材而不像新《课标》教科书。以中国古代史“统一国家的建立”这一主题为例，有的教科书将一些与本主题根本无关的内容如“两汉经济”、“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外戚宦官”等拉了进来。课题的设置顺序仍是先政治，再经济，再民族关系，再文化。《课标》的“统一国家的建立”这一学习主题的标题也被改为“大一统的秦汉帝国”，从而成为地道的传统型标题。这两个标题，看似相似，却相去甚远：“统一国家的建立”，要求介绍这个统一国家何时形成，怎样完成统一，又怎样巩固和发展统一，采取了哪些措施，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其叙述指向是“统一国家”。而“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它要求全面介绍这两个帝国：他们的建立，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他们的灭亡等。其叙述指向是秦汉王朝。这显然是地道的朝代世系性传统标题。这种情况在已问世的教科书中是较多存在的。这种不同体系兼而有之的编排，结果是无论哪一种学科体系都不能真正建立起来，从而使教科书失掉一条一以贯之的简明脉络。

教材能否突出主题，知识点能否围绕主题，是能否真正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关键。但是，在学习主题的突出上，无论在子目的设置及行文处理上，还是练习的编制及活动课的安排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比如，将“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一主题中的“简述河姆渡、半坡遗址原始农耕文化特征”一课的标题，改成“星罗棋布的氏族部落”。使中心由突出农耕文化特征转向了氏族公社，从而背离了主题。就行文而言，同样一个历史知识，由于主题意识淡薄，笔下之“史”往往与《课标》要求相去甚远。但有的教科书，是从生产工具史的角度，就牛耕而牛耕，铁器而铁器进行介绍，知识点游离于社会变革主题之外。这种设计没有把学生引向学习主题，因此是不妥当的。

第8篇：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

很多评论家在评价卢梭的不平等的起源时，分析的侧重点是他的自然状态是否正确，即自然状态这种假说能否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能否把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所有东西都能说明清楚，反思自然状态能否解释人类文明的形成（即不平等的形成），就是反思自然状态的合理性。比如，普列汉诺夫认为自然状态说不能充分说明语言的产生[5]。我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来评价卢梭是不合理的，应该用系统历史观来理解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系统历史观把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非线形系统来看待。由于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会远离其初态，具有一种遗忘机制[6]，所以从后来的系统状态是不能准确的推论过去的历史的状态的。在社会历史上，通过当代的史料来推测过去的历史只具有或然性，不具备必然性[7]，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不平等起源，即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历史形成进化的过程，用这种标准来要求卢梭是苛刻和不科学的，因为根据系统的现状是不能像牛顿力学那样回溯系统的过去的，系统的演化是一维的，它是由若干偶然的因素非线形作用的结果，企图概括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必然要粗暴地抛弃真正对历史发展具有实际作用的大量的偶然的随机因素，将现实的历史过程线形化处理，然后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到一种类似周期性的东西作为历史发展的本质，不考虑历史能否真正按此规律重演。

系统的演化只服从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其组织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强、从环境来看系统越来越强大，另一种情况与此相反，系统越来越衰减、甚至灭亡。我们把第一种类型称为正反馈放大系统，第二种类型成为负反馈的衰减系统。系统的功能的强化与衰减决定于（1）系统元素的元功能的增强或减弱，（2）系统结构的强化程度。实验已经证明，重复使用大量不那么可靠的元件可以建造出高度可靠的系统。

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不断放大的非线形系统，其在生物圈中的功能（能力）越来越强大。人类社会的强化，从其构成要素（个人）来看，当然比过去更有知识和水平，能力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强，同时也伴随着某些方面的能力的下降，正如卢梭所说：“为什么好望角的霍屯督人能用肉眼发现海上的船只和荷兰人用望远镜看得一般远；为什么美洲的野蛮人象最好的猎狗一样，能够由足迹嗅得出西班牙人的行径；为什么所有这些野蛮人，不因而感到痛苦，用辣椒来刺激他们的味觉，并且饮欧洲人的烈酒象喝水一样。”[8]，所以人类的个体能力与过去相比变化不是太大，而主要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比原始社会或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大不一样，在现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与人的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结构越来越紧密，而且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得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在生物圈中功能越来越大，从分工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只能专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职业，他（她）越是专于自己的职业，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就越紧密，越离不开他人的劳动成果，否则就不能生存；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每个人都专于自己的专业和职业，他（她）的专业和职业技能就越来越强，这样，各个行业的能手的合作就产生了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和强大的生存能力。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越来越冷漠的趋势，除了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外，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温情，甚至邻里不相认。我认为现代社会这种缺少人情味的关系不是关系本身弱化的表现，而是关系的复杂性、必然性和客观性的反映，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人或关系，正是这千千万万的人或关系，构成我们生活的部分。厌恶的是这些人或关系太多、太杂，在我们的意愿之外不请自到，让我们感到意外、尴尬和被支配感。）

社会关系的密切和社会结构的加强必然要求社会要素的个人要忠于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职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人就在社会结构和关系中被专业化、职业化而固定化，结构和关系的等级差异就使固定化的人的等级和差异出现，不平等现象产生。这种不平等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复杂化程度提高而增强，于是，卢梭所谓人类越文明进步、社会越不平等的现象就出现了——这是社会功能（生存能力）增强要求社会结构和关系强化的必然结果。

在卢梭时代，系统科学没有出现，不可能用系统科学来解释文明的进步与不平等加剧的原因，现在看来就一目了然。在此之前，人们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问题，所以设想出自然状态，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没有我们今天社会里文明人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9]，而事实上，这种“自然状态”不是如卢梭所说是一个平等的状态，不是伏尔泰嘲笑卢梭的所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即使真正存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人世的真正青春”，原始人也不可能“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在他们之间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自由交往的快乐。”[10]，他们之间也还是有不平等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自然状态是他后来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他说：“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1]但是由于卢梭不理解人类文明发展与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所以他指出解决人类不平等的方法是订立契约，用社会契约论来论证国家和政府的产生，这在系统观看来是荒谬可笑的，人们也早就发现历史上没有记载说明人类为了解决彼此的矛盾而订立契约的历史事实，勒赛克尔说：““社会契约论”便是为求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动人的然而终归无效的努力。”[12]不平等的加剧是人类文明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不需要所谓的契约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不平等另文解释。

总之，用系统历史观看待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清楚易懂，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注释：

[l][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9页。

[2][俄]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8页。

[3]同1，第118页

[4]同1，第120页。

[5]参见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第四部分。

[6]苗东升著：《系统科学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7][英]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M]，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第27节“有没有演化的规律规律与趋向”。

[8]同1，第82页。

[9]同1，第71页。

[10]同1，第120-121页。

第9篇：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

■第一堆篝火，第一盏“灯”

大约在3万年以前，人类发明了利用木头之间相互摩擦生热而取火的方法，即“钻木取火”。

认识与利用火，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使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使人类的脑与手的功能逐步进化，开始向人类文明迈进。从照明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祖先所使用的第一堆篝火，就是第一个照明的光源，也就是第一盏“灯”。

■窑洞里的壁灯，室内照明的鼻祖

因烹饪上的需要，导致人们将火源引进洞穴，在保持火种不灭的同时，也诞生了火在室内的照明功能，并由此揭开了人类照明灯具的历史。1987年至1988年，在我国宁夏海源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八座窑洞式的建筑物，这是史前远古人之家。

在其中一座窑址的门洞两侧、居室及套室内，距地面5至130厘米之间的窑壁上，残留着50余处火苗状烧土，有26处密集分布在居室的西壁上。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那墙壁上的烧土下端居中都有一个圆形的小孔，小孔内周壁呈青灰色。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小孔应该是灯孔，它们用作插置油松枝条，点燃它就可照明。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有意识在室内照明而留下的历史痕迹。这种窑洞里的原始“壁灯”，应该说是灯的鼻祖。

最初，对白天活动、夜间睡觉的远古人来讲，夜间照明并无多大意义。后来随着生活与生产的需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夜间火塘的照明便极为有限，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人们将火塘的部分火源分离出来，移至住房的其他部位。从开始的移动火，到后来的固定火，这便成了灯具形成的前奏。窑洞里的“壁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瓦豆灯，最早的灯具实物

真正意义上的灯具，在我国究竟起源于何时，这还是一个有待于探索的问题。目前，史学与考古界大多赞成灯具诞生于春秋时期的说法，但也有认为可能更早，持此说的依据是，河南安阳殷代后期都城出土了一件盂形铜器，它的上面旋转着四条龙形相连的纹饰，有人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的灯具，但因证据不足，难以确立。目前，我们所发现的最早的灯具实物，是一种陶质的灯具——瓦豆灯。豆，属于先民贮藏熟食的盛器，用来制作灯具的豆，是一种细把浅盘豆，它演变成灯具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在浅盘的中央突起一个尖锥形支钉，它是用来支插灯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