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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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我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而可持续地推进我镇城乡一体化进程，必须要在正确判断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形势的基础上，坚持典型引路，注重以项目为抓手，整合资源，以点带面，重点突破，采取科学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对策，确保城市支持农村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一、老鹰山镇城市支持农村工作的现状

(一)经济概况和基础设施

我镇地处工矿区，境内有水城钢铁（集团）金河公司、观音山矿业分公司、观音山水泥公司、白云石矿、六盘水市鑫源公司、六盘水市佳联铅锌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小河水泥厂、滥坝油库等十多家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旗盛、昌兴、大器、泰隆等招商引资大型企业落户辖区。，全镇财税总收入完成10308.4万元,为年任务9376万元的109.94%，同比增长38.49%。成为全区第一家财政总收入突破亿元的乡镇。

境内有贵昆铁路、株六复线横贯东西，水纳公路、贵烟公路交叉穿越境内，村村公路相通。天然林植被保护完好，有天然林退耕林6.0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4%。全镇95%以上组通路，70%以上组通自来水，电、电话、广播电视实现组组通。现我镇已纳入六盘水市第三轮城市规划修编，六盘水市工业园区、煤化工基地建设规划，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二）干部人才的管理和引进

近年来我镇在各项工作中不断将民主的理念融入了执政理念，探索多种选任方式，营造广纳群贤的用人氛围。采取群众推荐与个人自荐相结合，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推选“村官”，把选择权交给群众，真正选出有一定能力和技术，组织满意，群众放心的人任村干部。现今，走群众路线、遇事与群众商量已成为基本的工作方法。同时越来越多的群众，也把民主的理念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积极监督领导干部工作，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矛盾问题已成为主流。

为使各项工作能够更加有效开展，我镇积极采用招考、调任、聘用等方法不断吸纳各种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人才到各镇直部门和村、居委任职工作或进行专业技术指导。现今已拥有硕士生3名，本科毕业生19名，大专毕业生56名，各种专业技术人员41名，同时已有9名大学生在村挂职，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奠定人才基础。

（三）各种政策措施的实施和推进

借助国家惠农资金政策的大力支持，我镇救灾救济工作投入资金12098元，实施农村医疗救助29户。投入供养金38986元，供养五保户5名。投入资金138.9万元，实施156户危房改造。认真做好优抚对象“三难”工作，发放“三难”补助金7500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投入经费2.6万元，全镇4887户16057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89%。认真开展农村低保工作，发放保障金633户1438人748655元。通过“两基”迎“国检”工作，投入“两基”扫盲工作经费6万元开展扫盲工作，扫盲650人。投入2万元边远地区贫困学生补助经费，解决边远村组贫困学生午餐困难问题。以创“国优”为契机，投入配套资金40多万元对计生服务站进行扩建，新购置了医疗设备。加强统计工作的信息化管理，认真落实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

二、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镇政府管理手段的局限性

现今我区财政实行的是“乡财县管”的政策，镇一级的财政收入无法进行自行分配，同时辖区内的很多部门都属于上级直管。这就使镇政府在应对很多实际问题的时候，缺乏有效管理手段和经济调节手段。在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是以获取最高利润为终极目标，而政府规划是以科学可持续发展为行政指南，同时群众利益还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国策。这就使各种大型项目在我镇建设投产之后，往往会无可避免与政府的总体规划以及一些民众的个人利益产生冲突。而在这当中，我们镇政府是首当其冲站在解决各种矛盾纠纷的第一线，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没有足够管理运作的权限，很难对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产生实质的影响。

（二）民众思想观念的制约性

我镇村民因长期受农耕文化的制约，求稳怕乱、小富即安、等靠要思想依然严重，缺乏经济发展必需的积极理念和人文精神。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原来已经改善了很多，但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却依然如旧。存在决定意识，同时意识也具有很强大的反作用力。随着物质环境的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会逐渐发生一些转变，但是由于思想观念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传承性，这个转变的过程会很漫长，往往会由于思想观念落后于社会现实而阻碍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三）基础设施不足

虽然我镇涉农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在路网质量以及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上与城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如我镇通往外界的水纳公路路面段坑洼众多，致使车辆难以通行；陆家坝村公路洗煤淤泥堆积，无法满足大型车辆的通行；仁活洞村的三岔地组尚未通自来水，而近期水井多已

干涸，再加上地处偏僻的山间，村名往往要花费数个小时的时间用塑料壶靠人工背水以供家用，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各种基础设施的不足，致使村民与外界沟通不畅，政府所掌握的信息难以得到及时准确的更新以及各种政策措施在实际工作落实中消耗大量的社会成本。近年来，党委政府虽然已经在各种政策的扶持下对基础设施有了大力的投入和完善，但仍然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要求，也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障碍。

（四）贫富差异悬殊导致各种矛盾和隐患

我镇原本是由传统的粗放型种植业为主导的典型农业经营方式，但近年来经济总量保持了全区第一的业绩，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近些年来煤炭工业发展以及各大型项目的落户。高速的经济发展为我镇带来各种效益和优势的同时，巨大的贫富差异也无可避免的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一些人因贫富差距引发心理不平衡，再加上自身条件的局限和就业压力的增大，往往会采取违法犯罪手段来获取不义之财，或对政府的各种福利措施以及征地赔偿等工作采取无赖的方式来获取更多利益，迫使我镇的治安维稳工作面临巨大的压力。

（五）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

随着经济结构的升级，相当一部分企业随着技术水平的改进和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吸纳劳动力数量减少，而农村劳动力由于自身素质、劳动技能、就业观念等因素的限制，特别是我镇农村劳动力还对工资要求较高，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广大涉农地区还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上明显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障碍,制约着农业产业化发展.

第2篇：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

内容摘要：作为经济落后与生态脆弱的重叠性区域，西部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将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的巨大矛盾和冲突。如何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推进生态环境重建，是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两大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在发展中重建、在重建中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必由之路。实践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为根本、以科技进步为核心、以西部地区协作为关键点、以法制建设为保障，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展；生态重建；科学发展观

西部地区既是国土广袤、资源富集的地区，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既是大江大河水源涵养地、流域生态屏障区，又是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生态脆弱区。作为经济落后与生态脆弱的重叠性区域，西部在一定时期内将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的巨大矛盾和冲突。如何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推进生态环境重建，是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两大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一、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

西部开发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经济社会开发，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开发。五年来，西部大开发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进展，但在实施可持续道路上，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两大难题。在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将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惟有如此，才能实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属于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大

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中国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五年间，西部12个省市区经济发展速度都超过了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各省经济在绝对量上都有所增长，尽管如此，东西部差距仍在继续扩大，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从gdp增长率差距看，1998-2002年4年间，西部与东部的增长率都有很大提高，但西部与东部增长率的差距却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却增长41%。从外贸和吸引外资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尽管西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连续4年保持平稳增长，但与1999年相比，2003年西部地区在全国进出口和实际吸收外资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了0.5个和1.4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西部地区惟有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才能为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将地区差距扩大的幅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促使其朝不断缩小的方向转变，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2.属于生态脆弱地区，生态重建责任重

西部地区大多处于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源头，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地区，既是生态脆弱地区、生态敏感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区，也是国家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的重点地区。在西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脆弱区内进行开发，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新的环境破坏，使生态环境更为恶化。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看，已面临着一系列的生态破坏及退化问题：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壤盐渍化等土地退化现象严重；植被稀少、森林草原大面积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而恶化；生态景观单一、缺少生态屏障，沙尘暴发生的次数逐年增加、影响范围逐年扩大等。

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是制约西部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大大降低了环境容量，缩小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空间，而且增加了生产成本，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西部地区处于我国的江河源区及其上游地区、西北季风的发源地或上风口，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极大的跨区域性影响。因此，加强西部地区生态重建，不仅是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生态重建和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必须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根本和切入点，努力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

二、“在发展中重建、在重建中发展”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必由之路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人类社会关于发展问题认识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无论是全面、协调还是可持续，都要落脚到发展上，没有发展，其他一切都谈不上。科学发展观，是要以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只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才能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其他各个领域共同发展的关系，处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社会相互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的双重重任，如何实现二者的协调、有序和共同发展，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西部地区来说，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过程中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协调、有序和共同发展，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从科学的发展观出发，就必须树立“在发展中重建、在重建中发展”的思想。“在发展中重建”要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支撑，通过经济发展带动生态环境重建；“在重建中发展”要求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切入点，通过生态环境重建促进经济发展。“在发展中重建、在重建中发展”深刻的把握了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关系，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是西部地区真正意义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坚实根基，也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必由之路。

三、以科学的发展观促西部地区发展与重建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促进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实践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为根本、以科技进步为核心、以西部地区协作为关键点、以法制建设为保障，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

其一，科学发展是根本

科学发展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根本。科学发展的基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可持续发展本质出发，转变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努力：一是从片面强调数量和规模转到强调质量和效益上来，注重经济发展的内涵和质量；二是从依赖资源、资金、人力的投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注重发展循环经济，创建学习型社会；三是由资源高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良性循环和高效利用，注重发展循环经济，创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增长方式转变体现着新形式下工业化道路和城镇化道路的重新选择，增长方式的在转变将从发展模式、运行机制上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开辟道路。

其二，科技进步是核心

依靠科技进步，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核心内容。西部地区要实现经济的高效、快速发展，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以及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都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一方面，依靠科技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要依靠科技进步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如提高植被的成活率，植被恢复的免灌技术，植被恢复中的虫害、鼠害防治等，以提高生态建设的效果。因此，西部地区要鼓励科技创新，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提高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科技含量和水平。具体而言：应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从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多层次的科研网络，为大量科技成果的脱颖而出，从组织上、制度上提供保证。同时要重视人才资源开发，重视全体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技、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环境。

其三，西部地区的协作是关键

西部各省区的协作，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关键环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是西部地区向现代化建设目标推进过程中的两大基本问题，也是一个各方面都看重和敏感的问题。在战略开发和产业发展中，必须先解决好这些问题，尤其要处理好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做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历史上的客观原因、地方观念的差异以及行政区划分的割裂，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生态重建的协作上还有诸多矛盾。在实践中，因为利益分割、市场竞争而引发对资源包括矿产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从而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的例子并不鲜见，不仅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也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为此，在未来的发展中，西部各省区要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出发，加强分工与协作，摆脱狭小的局部利己意识，特别是不同行政区划内的毗邻地区，在资源的共同开发、环境资源的保护利用上要从大局出发，搞好协调、谋求共同发展，以促进西部整体可持续发展。

第3篇：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

一、坚定不移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一是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重点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科技教育，积极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改善和加强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抓紧制定后续政策，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

二是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重点是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加大工业结构调整力度，搞好重要行业、企业的重组改造，推动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加强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和采煤沉陷区治理，加大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力度。

三是着力推进中部地区崛起。重点是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继续加强粮食主产区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建设。大力加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基地、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推进重点城市群的发展，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四是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重点是加快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在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上走在前面。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作用，推动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开发开放。

二、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

一是重点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制定欠发达地区综合发展规划，多渠道加大投入力度，继续抓好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小型工程建设。对生活、生态条件过于恶劣的地区，逐步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做好库区发展和库区移民工作，特别是注意库区移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

二是注重基础教育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加快普及义务教育，办好中心城市的民族初中班和高中班，加强民族大学建设和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加强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建设，稳定民族地区人才队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积极组织劳务输出，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

三是积极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根据欠发达地区的资源条件，有针对性地予以帮助，尽快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支持发展民族特色产业、民族特需商品、民族医药产业和其他有优势的产业。继续实行支持、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的政策。

四是继续开展扶贫扶助工作。鼓励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对口支援，研究制定相关的激励性政策，在做好定点帮扶、东西协作工作的基础上，探索解决贫困地区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全国的减贫事业。

三、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对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进一步细化，其主要目的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全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明确各自的主体功能定位，以引导开发方向，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新格局。推动主体功能区的建设，需要深入研究解决好如下问题：

一是积极做好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基础工作。进一步深化主体功能区划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确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划分标准，在指标设置的过程中要注重体现区域的差异性，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等技术支撑，建立主体功能区划信息平台，尽早形成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研究提出省级层面主体功能区划技术大纲，指导各省（区、市）做好本地区主体功能区划分工作。

二是研究制定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有关政策。进一步研究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办法等具体方案与实现方式，尤其是要加大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三是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要研究和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中各自的职责，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做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政策与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政策衔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四、积极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一是健全市场机制。主要是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发展统一市场。在继续完善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机制的同时，着力促进劳动力和人口在全国的优化配置，逐步消除城乡、区域分割，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人口有序流动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的能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合理引导国内外投资和产业布局，引导产业在区域间有序转移。

二是健全合作机制。在保持区域之间有效竞争的同时，要按照自愿互利共赢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探索区域合作的途径和方式，加强规划协调和政策引导，不断提高区域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三是健全互助机制。在发挥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作用的同时，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鼓励条件较好地区加快发展的同时，鼓励发达地区继续采取对口支援、社会捐助等方式帮扶欠发达地区。创新帮扶方式，提高帮扶效果。政府投资要特别加大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和三峡库区的扶持。

四是健全扶持机制。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基础作用的同时，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国家继续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

五、推动和做好区域规划工作

编制和实施区域规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贯彻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编制区域规划，确定和协调重点区域的开发战略、功能定位、总体布局、统筹解决跨区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一批发展快、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区域，尽快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出发，统筹制定区域规划，并扎扎实实加以落实。当前，在做好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实施的基础上，要科学构建区域规划体系，完善区域规划体制，形成统一、规范的区域规划编制程序，加快研究出台区域规划编制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增强区域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增强法律地位。同时，结合实际需要，有步骤地组织推动部分城市群地区和县域经济规划试点工作。

六、深入开展区域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

区域政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手段，是各种调控手段在空间布局上的一个集合。区域政策的制定要紧紧围绕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形成，围绕有利于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并要注意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完善。要进一步架构区域政策体系，尽快明确区域政策的基本内涵、基础框架，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并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规范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实行差别化的税收共享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行差别化的金融政策，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竞争的就业制度。

七、着力抓好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工作

第4篇：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

总的来讲，中国加工贸易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发展，目前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上海、山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开放省市。以广东为例， 2003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1991.6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贸易的70.2%，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的49.2%。其中加工贸易出口1182.4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77.3%，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的48.9%。2003年加工贸易出口带动广东配套产业实现产值1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全省7万多家加工贸易企业吸收就业人员1300多万人。2004年上述六省市加工贸易总额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86.4%，而加工贸易总额位于后10位的省市自治区占全国加工贸易比重不到6%，区域分布严重失衡。

二、内陆地区在加工贸易中的优势与劣势

1.内陆地区的优势

内陆地区的主要优势表现在土地、厂房、劳动力等要素的成本上。从土地成本看，2005年按照国家国土部门的基准价比较，东部地区的厂房租赁费用平均是中西部地区的1.44倍。根据2002年对我国主要城市经营成本指数的排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宁波、青岛等六城市的平均经营成本指数为0.87，而中西部地区南昌、武汉、长沙、昆明、合肥等五城市平均只有0.67，两者之间的差距有30%，这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优势所在。

除此之外，在个别高新技术产业上，中西部还具有一些技术优势，例如武汉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和成都、西安的飞机制造业。武汉的“中国光谷”已经建设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基地，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光纤光缆的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二，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国际市场占有率达12%；光电器件、激光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40%，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成都和西安分别是我国设计、研制和成批生产歼击机和支线民用客机的重要基地，也双双具有生产大型客机零部件的能力。成都研发生产的歼10战斗机结束了中国不能自主研发生产第三代战斗机的历史。

2.内陆地区的劣势

一是中西部地区产品的物流成本高。物流是整个生产链的重要环节，物流成本是加工贸易成本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综合比较，只有加工贸易的产品其交通物流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不足5%时，中西部地区才具有发展这种产品的加工贸易的潜力。

二是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有待加强。硬环境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还是相对落后，铁路、公路密度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有较大差距，通讯设施等也有待完善。软环境方面，内陆不少地区依然存在不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现象，破环了当地的招商引资形象。

三是工业技术落后，能耗高。据统计，西部地区企业能源、原材料消耗平均占产品成本的65%，每万元工业产值综合能耗比东部发达省市高出40%。企业关键生产设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仅15%，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3%。

四是人才匮乏。内陆地区人才流失严重，大批毕业生不愿回内陆地区工作。没有良好的人力资源作保障，研发和技术革新就无法进行，内陆地区的产业升级更无从谈起。

三、实现加工贸易的地区间转移和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转移看，中西部地区易发展劳动密集型、运输成本低廉的产业，贴近内陆市场销售的产业，就地采购原材料的产业，这是中国内陆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承接点。成功的典范就是台湾正林瓜子，甘肃民勤县出产的黑瓜子片大、皮薄、肉厚，并且产量大，正林瓜子索性就将生产基地设在了这里，现在甘肃生产的正林瓜子畅销海内外，既发展了当地经济又解决了不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从培育新业务增长点来看，应该利用中西部地区成都、重庆、武汉、西安等部分重点城市的技术优势，承接对传统运输领域依赖性非常低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外包业务。成飞、西飞为波音客机生产零部件，英特尔在成都设立芯片测试工厂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先例。服务业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业、设计产业、咨询业等同样值得中西部关注。

除此之外，中西部地区还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例如2007年8月23日起正式实施的商务部、海关总署2007年第44号公告公布了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共计1853个十位商品税号。东部企业在进行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时，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资金成本将大大增加；而中西部企业却可以继续享受银行保证金空转的优惠，取得加工贸易的成本优势。

参考文献:

[1]曲 建: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的思考[J].国际贸易，2006（10）

[2]涂 娟:论西部高新技术加工贸易的发展[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增刊

[3]王 莉:广东省加工贸易的发展状况与对策[J].经济师，2005（7）

[4]隆国强:加工贸易发展问题研究[J].国际贸易，2006（9）

第5篇：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

一、京津冀一体化是邯郸发展难得的契机

长久以来，河北省一直处于为北京做好服务的地位，自身发展严重滞后于其他相邻省份。省委书记周本顺强调说，北京是13亿中国人民的首都，河北环绕首都，为首都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我们应该有为首都服务的政治觉悟。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演好什么角色，绝不以河北一地之小私损京津冀三地之大公。根据今年3月26日河北省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邯郸被明确定位为“极化在晋冀鲁豫接壤地区中心城市地位”。

就邯郸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地理位置来说，我市是首都经济圈、中原经济区和山东蓝色经济区的交汇地带，在资源、资金、市场、技术、人才等要素方面，有较强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是承接产业转移和外部投资的理想之地。多年来，我市致力实施新型工业化，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城镇化，打造交通立体化，为极化中心城市地位奠定了坚实的设施基础。目前，邯郸已经形成铁路交叉、国道交汇、高速纵横和空港通航的“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为参与京津冀一体化区域分工合作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但是我市处于整个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的最南端，看起来处于边缘地带，在大北京，环首都经济圈等提法中处于较远的位置，虽然在接受京津辐射方面能级较低，但处在中原经济区中心，邯郸距离京津最远，但承接工业企业转移的半径比较合理。按照经济规律和首都的功能定位，100公里半径以内应该重点转移服务业，装备制造等工业企业应转移到400公里左右，以避免今天转近了明天还要转的尴尬。在今年，京津冀一体化已经启动，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原料药碳酸氢钠项目整体搬迁转移到河北省邯郸武安市，注册成立新兴凌云医药化工有限公司。这是开展京津冀一体化以来北京首家外迁企业落户邯郸。

京津冀一体化对于邯郸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总体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首都经济圈成为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的先行区。河北省“十二五”规划明确了邯郸作为冀中南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并提出把冀南新区建设作为河北省三大重点发展地区之一，为邯郸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首都经济圈是探索顶层设计的重点地区。此次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战略，为邯郸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开放，积极探索转变政府职能、完善体制机制、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和增强经济活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邯郸是老工业城市，“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伴随了许多年。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对邯郸来讲，可以承接北京、天津的高新技术企业，迎来一批“高端、高质、高效”的新三高企业，有利于邯郸的产业升级与优化。

二、京津冀一体化切合邯郸未来发展方向

邯郸是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含量有限，并且多数为“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三高企业，也为环境保护带来许多压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对邯郸来讲，可以承接北京、天津的高新技术企业，迎来一批“高端、高质、高效”的新三高企业，有利于邯郸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比如在京津冀一体化中首家迁出北京的企业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原料药碳酸氢钠项目就整体搬迁转移到河北省邯郸武安市，注册成立新兴凌云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年产6万吨的原料药碳酸氢钠研发基地、生产基地落户武安之后，将充分利用当地新兴铸管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和余热循环的发展条件，通过利用新兴铸管排放的废弃二氧化碳（在北京用原煤生产），可以减少煤炭。项目建成后，将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实现废气、废水、废渣的零排放。以前，由于河北重化工业占比过大，新兴产业基础薄弱，加上毗邻的北京和天津基础更好，不少人对河北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心存疑虑，觉得“易想出点子，难干出样子”。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改变看法。

从政府部门来讲，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诚信意识、依法依规办事的意识，树立环境就是发展的意识，进一步克服官本位思想。作为市场主体要诚信经营，依法经营，公平竞争。打造有利于发展的经济环境，打造优于京津的发展环境，打造适合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环境，使京津的市场主体、周边的市场主体愿意选择邯郸，愿意在邯郸发展，愿意落户邯郸。只要如此，才能营造环境竞争力，用环境增强吸引力，成为高端要素“栖息”的“良木”。在现有资源和环境特点的条件下，注重发挥如行业、环境、地理、人口、文化等方面的现有优势和特点，相关部门推进信息交流与沟通，加快构建信息平台，创造融入机会，加大融入交流机会。结合邯郸的特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在做好科学调研的基础上，对能够引进的要素、单位、企业等下实功夫创造条件，增强可能性，增强信息交流与联络，建立战略关系。必须加快改革，加快体制机制创新，运用市场机制的开放性特点，放宽视野，着眼高端，从邯郸和京津冀的实际出发，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多种环节、多种形态灵活多样的的合作、联系、引进，通过项目、技术、人才、管理、理念的合作、交流、选择增强联系，互利双赢，互利多赢。

三、京津冀一体化考验邯郸对发展机遇的把握

第6篇：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

关 键 词:协调发展原则,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市场机制,环境保护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然而在环境的立法上,主要还是行使国家的职能,加大环境的治理和预防的力度,同时适当的收取与此有关的责任人的相关费用。然而,在市场经济下,适当的经济手段也可在此此处使用,让市场来引导一定的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原则,即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指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统筹规则、同步实施、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这一原则,正确的反映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即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1996年8月3日国务院的《关于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上述的各项都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确立。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立法的趋势似乎不仅仅在行政方面,同时根协调发展原则与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经济手段的介入环境立法,是环境立法的趋势。

协调发展原则的贯彻,主要体现在3点,第一,加强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第二,把环境保护切实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第三,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前两方面主要是政府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体现,即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发展策划。而最后一个方面,除了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的环境经济的政策,进行奖励、优惠或者征收之外,个人和企业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有利于其的经济或技术的措施。如何使得企业个人投入进采取这方面之中呢?这就需要市场机制的引入进行引导。环境立法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的引导功能,而不是单方的一些奖励或优惠政策。根据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政策未必起到真正很有效率的作用。

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的贯彻,也主要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第二,对超标的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加大限期治理的力度;第三,运用经济手段,促使污染、破坏者积极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第四,强化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这个原则的贯彻和本文的命题有最重大的关系。

于此,我们得出,社会发展兼顾环境的保护是当代环境的要求,同时市场机制是引导发展趋势的最好的调节器。根据以上两个原则,对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和资源的利用是这种经济手段介入的背景。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环境问题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企业的环境保护活动(如采用防治环境污染的技术等)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的经济利益或利润所决定,另一个方面,环境退化主要是各种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产物,机制失灵(又译为制度失灵)是环境资源退化和发展不可持续性的原因。在美国的法学家波斯纳创设的法律经济学中,核心概念是“效益”,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这里的“资源”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法律权利等人为资源。我们这里可以从环境资源的角度理解引入市场机制的基础。

下面,我将根据这两个原则以市场机制的引入浅谈一下我的理解。

首先,我们现在采取的手段可以分为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非经济手段主要是政府职能的体现,例如政府的治理和规划。经济手段主要是奖励、惩罚、征收税务等等手段。

再者,以上谈到的经济手段都是将个人或企业的责任放在征收治理费用的角度上的,或者低效率的防止他们过渡的破坏环境。这样而来,企业需要减低他们的成本不会在环境的角度。因为无论怎样,他们对环境的负责是一样的,不存在一个可以节约成本增加利润的空间。如果,引进一个量化的交易权的话,就有可能将环境问题与成本挂钩。例如排污交易权,即排污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对该地域或空间内可容纳的最大污染物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交易排污权,这样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本减少排污染物,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个环境押金的制度。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使消费者在玻璃或塑料等容器(包装物)上存款或押金,以促进消费者退回或循环使用这些容器或包装物。一般作法是:在消费者购买饮料等商品的同时,为包装或装有这些饮料或商品的容器或包装物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将使用过的这些容器或包装物退回给原销售者,则销售者根据其退回的容器或包装物的数量,退还消费者预先为这些容器或包装物所支付的押金。如果消费者不退回其已经付过押金的容器或包装物,则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市场机制。除了这两种制度之外,还存在生产和治理结合的方法。早段时间,新闻上报道了关于计算机废物的问题。主要是在现在,计算机的更新很快,同时引起了很大的计算机垃圾的问题。然而这样专业的垃圾,具有巨大的污染性,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具有处理这样的垃圾的能力的。于是,美国的电脑公司引进了一种制度,即在计算机的成本中加上了之后处理的费用,用户可以将被淘汰的计算机交回购买的公司,公司进行免费的接受和专业的处理。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使用者对电脑垃圾的处理的困难,另一方面,电脑公司减低了其对计算机垃圾存在的污染责任,因为其负责了主要的处理任务,且费用方面已

经加入到成本内,由消费者支付了,其实也就是节省了对环境问题的经济投入,减低了成本。同时,这样帮消费者分担了处理废物的担忧,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增加了公司的销售额度。而在处理废物的同时,公司因为需要降低成本,不断地提升其处理废物的技术和消费以增加利润减低成本。以上公司的行为,其实在追逐其最高的利润,但是在客观上对环境的保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现代社会所最需要的效果。 然后,在征收税的方面,虽然税收是我们处理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经济来源。但是我们往往在税收方面很少贯彻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即不同的行业对环境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贯彻公平原则,应该根据不同的影响程度来进行不同的征收。很多国家,如美国、欧盟国家都有对环境保护税收的相关的立法。美国已着手对每吨碳征收6 至30美元的碳税,并开始征收交通税,每次行程收税1~4美元。比利时、德国、英国、丹麦、意大利等国也制定各种生态税收法,分别针对能源、三废、产品包装等征收税收。

最后,在财政上,我们可以设立更多的辅助制度来引导环境的保护。很多国家有环境保护资金的设立。欧盟国家通常采用的经济手段包括环境保护税收、收费、低息贷款、保险手段、环境标志、环保拨款、补助金、押金、加速折旧、排污许可及排污交易等。美国《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1980年)规定设立危险废物基金和关闭后的责任基金。其中,低息贷款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方法。例如,一个对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必定在成本上有关于环境方面的投入,因此会提高环境成本,与其追逐利润的目的相违背。若进行对其的低息贷款制度,在贷款上对其进行帮助。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奖励的行为,奖励和鼓励这种对环境的关注的企业,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环境保护的进程。设想,进行此种财政上的帮助与对一个不注重环境保护的企业的环境治理所花费的费用相比较,节省了很多费用,符合双方的行为目的。根据波斯纳的经济法学的理论,法律的作用便是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在此处环境立法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综上所述,根据协调发展的原则和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客观上需要在环境立法上引进市场机制的理论,符合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根据市场机制与环境保护的特点,我提出了一些国外实践证明可用的主要经济的手段来引导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总结下来,主要是四项主要的措施:第一是收费和收税;第二是可交易的许可证;第三是押金制度;

第7篇：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区域协调；经济；发展。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调节和控制区域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是区域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区域政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即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就是要解决区域发展的公平问题。

区域经济政策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应当依据以下几个条件来判断：一是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相关规律。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域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到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差距趋于稳定；到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差距则趋于缩小。因此，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区域经济政策应该选择经济效率为主要目标，在经济发达阶段，应选择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倘若一个国家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太大，已构成经济近一步发展的障碍，甚至有触发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可能，区域经济政策就应选择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反之则应把效率目标放在重要地位。三是社会资金积累能力和政府可用于开发的财力。因为公平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可运用的财力、物力。区域经济政策目标选择效率导向型还是公平导向型，必须依具体情况而定。

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开始的。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方式，国家的经济重心主要放在了东部沿海地区，这对于我国当时的国情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集中财力、物力发展经济，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东西部的矛盾愈来愈明显，已经开始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这时就要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西部大开发应运而生。国家在西部大开发期间给予西部最主要的就是政策扶持，政策带来了地区发展巨大的优惠优势，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向西部加大投入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产业政策向西部地区优先投产许多的建设项目，通过投融资政策不断改变西部投资软环境和提供优惠信贷等等。政策措施带来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同时更重要的是协调了东西部发展的差距，有利于我国整体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共处、人民的安居乐业。

转贴于

二、西部大开发中的主要政策分析。

资金是地方发展的血液，国家为了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来解决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如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在按贷款原则投放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安排西部地区的项目。

另外在解决由于长期地方财政枯竭造成的社会生活发展迟滞的问题上，国家采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方式来解决，如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加，逐步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安排，重点用于西部贫困地区。对国家批准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工程所需的粮食、种苗补助资金及现金补助，主要由中央财政支付。对因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工程而受影响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适当给予补助。

产业政策是地方经济建设方向性的重要指导性方针，主要目的和方法是针对不同区域功能的区域设置不同的产业发展方向，优先发展优势产业，鼓励发展潜力产业，限制发展落后产业，禁止发展淘汰产业。对于西部大开发首要解决的产业问题是基础设施的落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产业发展的不规范，因此国家在西部地区优先安排建设项目。包括：水利、公路、铁路、机场、管道、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特色农业发展，水电、优质煤炭、石油、天然气、铜、铝、钾、磷等优势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色旅游业发展，特色高新技术及军转民技术产业化。加强西部地区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资本金制、工程招投标制、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项目环境监督管理制等制度的建设和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

国家除了要利用好宏观调控的职能外，还要积极使用市场这把利刃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因此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投融资政策鼓励企业在西部加大投资力度，用金融信贷的优惠措施吸引企业提高在西部投资的比重。

首先是大力改善投资的软环境。深化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加大对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减负脱困、改组改造的支持力度。加强西部地区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建设。积极引导西部地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凡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原则上允许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中小企业服务机构。除国家重大项目和有特殊规定的项目以外，凡是企业用自有资金或利用银行贷款投资于国家鼓励和允许类产业的项目，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并一道按规定程序报批，初步设计、开工报告不再报政府审批，相应简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程序。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强化服务意识，消除行政垄断、地区封锁和保护，加强依法行政，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环境保护，防止盲目重复建设，依法关闭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厂矿企业。

另外加大金融信贷支持。银行根据商业信贷自主原则，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建设的信贷投入，重点支持铁路、主干线公路、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大中型能源项目建设。加快国债配套贷款项目的评估审贷，根据建设进度保证贷款及早到位。对投资大、建设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根据项目建设周期和还贷能力，适当延长贷款期限。

参考文献

[1]杜肯堂。区域经济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

第8篇：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城市-工业体系；农村金融深化；农村金融抑制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21-007

一、引 言

自计划经济时期以来，国家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安排显著地受到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基本上扮演了动员农村储蓄并为城市工业战略输送资金的角色。改革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未完全脱离早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固有逻辑。同时，在分权框架下，经济增长的压力被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不约而同地采取加快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方法。在资金短缺时期，这依旧需要借助于金融体系。然而与改革前由中央政府控制金融体系的情况不同，由于1984年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干预地方金融。金融机构原先秉承的主要追求社会收益的经营方式，也迅速且明显地商业化了。中央、地方和金融机构三种利益也在改革过程中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张杰，1996）。激励的改变对农村金融深化产生了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1]

首先，政府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资，这在短期内仅凭工业部门和城市内部的资金积累无法满足。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一是以吸引外商投资的方式扩大投资渠道，二是从农村汲取资金。章奇和黄季焜（2004）指出，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0年，经各种渠道流出农村的资金达2.84万亿元，其中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资金占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0.4%，是农村资金外流的最主要渠道。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农村资金外流速度加快，1994—2000年，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农村资金占同期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9%，占到1978—2000年间通过金融体系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79%。蔡昉等（2008）估算，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价格机制转移的农村资金量大幅缩减。但是从1994至2006年，通过金融体系（农信社、农业银行、农村邮政储蓄）外流的农村资金从2910.8亿元上升到31483.9亿元。而从90年代开始到2006年，累计资金净流出量超过15万亿元。[2]

其次，日益商业化的经营目标驱使农村金融机构主动地将资金配置到收益更高的城市部门。城市工业和商业的资金收益率相对于农业部门较高，带动了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化经营倾向。周立、周向阳（2009）认为，从1996年开始，我国出现总体上的资金过剩局面，人民币存款开始大于贷款，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积累，但是城市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共存，流动性过剩局面极不平衡。

我国农村资金的外流现象具有深刻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但是，过去30多年间，通过金融体系的、持续且有不断加大趋势的农村资金外流却也是非正常的。尤其是，自1996年大力开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为什么农村资金外流依旧严重，农村金融抑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本文拟从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中寻找解答。

二、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的成因与

农村金融抑制

学术界对工业化、城市化的非效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而对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及其影响论及不深。通过观察工业化和城市化非效率性的联系，本文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解释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阻碍农村金融深化的传导机制。[3]

对工业效率的讨论主要围绕所有制类型展开。林毅夫和刘明兴（2004）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工业化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源自乡镇企业在发展中遵循了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的赶超战略目标和社会政策负担，效率提升空间受到限制。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刘小玄（2000）发现，在所有制变量上，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在隶属等级变量上，隶属等级较低的非国有企业效率超过等级较高的国有企业，并导致后者丧失规模优势（效率）。姚洋和章奇（2001）发现在技术效率上，非国有企业也比国有企业更高。[4]

尽管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城市国有企业的大举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扭转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难度相当大。利用1998—2003年全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面板数据，白重恩等（2006）认为，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方面仍需要努力。刘瑞明和石磊（2010）利用1985—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提供了以下证据：国有企业具有双重效率损失，不仅城市（国有）工业本身效率较低，还拖累了整体工业效率。进一步，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软约束既是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的原因，又是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积累的原因。除了从所有制角度分析，对工业企业高投入高消耗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唐玲和杨正林（2009）以工业行业作为观测单位，利用1998—2007年的数据实证发现，我国的工业能源效率总体水平偏低，那些开放程度低、垄断程度高的行业能源效率水平相对更低。[5]

以上讨论均表明，我国工业化效率在提升，但仍未进入高效率区段，这在城市（国有）工业部门中尤为显著。那么工业化过程的非效率是否影响到城市化过程？如果城市化本身也是非效率的，则这两个过程必然是非协调的。依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进程与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在工业化起步和发展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亦步亦趋、相互促进。由于工业生产过程与资本使用方式密切相关，当工业化进入成熟期后，工业部门提供就业岗位，特别是低技能岗位的能力逐渐饱和，城市化进程此时转而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步起来。于是，在工业化开始后的较长时期里，城市化应与工业化同步协调发展，伴随工业化过程，工业人口逐步增加，农业人口逐渐减少。

然而，我国的情况却非如此。从时间纬度来观察，伍晓鹰（1986）认为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只有“城市发展”意义上的、没有“人口城市化”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是在城乡二元分割条件下进行的，以人为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为前提；城市发展以扩大市镇建制、有计划的农转非和依托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实现。为了工业发展而牺牲农业利益的特殊工业积累模式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人为地切断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同性。[6]

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劳动力流动限制不断松弛，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图1显示，194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0.64%，1981年首次超过20%，随后在1996年和2003年分别跨过30%和40%的整数门槛，到2010年末，几乎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从1981—2010的30年间，城市化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

鉴于我国在改革初期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工业比重（1980年为43.92%），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实际发展程度，有低度城市化、浅度城市化等说法。低度城市化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或落后于我国的工业化。浅度城市化关心的则是离开土地的准城市人口如何实现市民化的问题（左学金，2010）。2003年之前，工业比重确实高于城市化比率，但这是否就能支持低度城市化一说？郭克莎（2002）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判断依据是我国的工业化比重出现了偏差，属于偏离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过度工业化，是实施赶超战略的必然结果。因此，我国的城市化主要不是跟工业的就业比重或工业的产值比重相联系，而是与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相联系，由于非效率的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所以不能带动整个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较快增长。由此，即使从改革算起，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联系紧密，却并非协调。[7]

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性主要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机制有关联。从非农就业比重角度出发，还能解释2003年以后数据上显示的城市化率高于工业比重的特征。由于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非效率，过早地使得城市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机能减退。国有企业对于劳动力户籍资格的严格要求，使得外来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体制内企业。即使许多年轻的外来劳动力进入了制造业部门，也大多从事一些低端工作，容易受到各种冲击引起的工业生产波动影响。农村劳动力转而更多地选择了建筑行业。由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所以服务业劳动市场最早向城市或城郊居民开放，最后向外来劳动力开放，并且在工作内容、等级、收入及福利等方面向城市居民倾斜。最终，虽然城市化率高过了工业比重，但却落入了浅度城市化陷阱。浅度城市化和工业非效率无法有效地创造价值和收入来支持它们本身。[8]

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便是农村金融抑制。从一般逻辑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技术约束，进而不仅两者效率改进有限，同时也彼此不协调。从具体机制上看，在技术进步有限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趋于递减。起初，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资金，由于工业和城市的资金收益率相对农业较高，资金通过农村金融体系流入城市。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金利用是集约的，即相同数量的资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工业产品和公共服务，则在资金不断涌入的情况下，资金价格从而收益率会降低。这样，部分资金会流向其他地方，或者流回农村。但是，如果工业和城市的资金使用是非效率的，则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资金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资金价格从而收益率就会提高。高收益率吸引的大量资金会首先留在城市金融体系，资金出借者既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识别风险，又要为这些资金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机会，如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重要的商品市场。如此，城市的流动性出现了过剩，而农村在面对流动性缺失的困难时，却总是处于资金回流的最后一站。因此，要缓解农村的金融抑制问题，不仅要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效率，而且必须提高两者的协调性。[9]

三、数据指标、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

本文首次尝试用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差来度量两者之间的非协调性，称其为工业化偏差值（GAP=GDP中的工业比重-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内力看，本文认为如果工业化偏差值是正的，表明过度工业化造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协调性；如果工业化偏差值是负的，则体现的是浅度城市化背后工业的非效率，是工业化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存在困难，城市化缺乏技术效率。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整理了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份（不含自治区）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的变化趋势，基本情况是：

第一，绝大部分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都出现了下降。改革之初所有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都为正数。目前一些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出现了负值，但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一直为正值的省份在29个样本中占到了55%，其中不少省份是农业大省。在出现过负值的省份中，负值也比较接近于零。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海南之外，工业化偏差值为正或接近于零的省份共有25个。[10]

第二，在京津沪，工业化偏差在改革后出现快速下降，并且工业产值比重大大小于城市化率，除了海南（2009年为-0.21）之外，三个直辖市目前的工业化偏差值为全国最低，主要原因是京津沪的农业比重较小，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在2010年分别为北京75.1%、天津46.0%、上海57.3%。海南的特点是改革以来第一和第三产业比重始终较第二产业高，2010年第三产业比重也达到了46.2%。这说明，初始的产业结构会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第三，改革初期工业化偏差值较大的（超过中值0.22）省份中，包含了较多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部沿海地区。到2009年，工业化偏差值较大省份（超过中值0.10）中，除了浙江、山东和河北之外，其余全部为中西部地区省份。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偏差调整速度较快。当前，东、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偏差值处在全国中值水平之下，西部地区仍然高于全国水平。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协调性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影响，我们使用中国198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所有贷款中农业贷款的比重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这个指标在其他的相关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图2显示了农业贷款比重（RLOAN）和工业化偏差值（GAP）之间的散点图，剔除了京津沪的数据，可以看到农业贷款比重和工业化偏差值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但似乎存在二次项关系。[11]

本文采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固定或随机效应方法来估计工业化和城市化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的影响，将回归模型设定为：

下标i和t（i=1，……，29，t=1988，……，2009）代表省份和年，在中国内地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由于自治区的数据相对不全，未将其纳入样本，对重庆市的数据与四川省的数据做了合并，样本最终涵盖29个截面。除了农业贷款比重（RLOAN）之外，还使用农村存贷比（DIFF=农户存款/农业贷款）作为被解释变量，一般认为农村存贷比越高，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就越严重；工业化偏差值（GAP）与其二次项是关键解释变量，是扰动项；CONTROL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了：

（1）经济增长（GRTH=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会随收入水平上升而增加，这会推动金融体系的运转效率，从而收入增长对农村金融体系具有正面影响。不过，农村金融深化对于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加收入也会起到作用。为了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在估计过程中对收入增长指标取一阶滞后值。此外，收入增长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推动可能并不那样直接，或者即使存在，其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种情形在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尤为明显。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就表明，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跃过一定门槛之后，更多的人口才能获取金融服务。[12]

（2）政府干预能力（GOVN=财政支出/GDP），越高的指标值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越大。在当前农村金融体制下，政府干预金融流量至少包括两种可能的效应：第一，市场失灵，政策有效。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能力越大，就越容易调配信贷资金，不过由于农业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上具有一定能力，政府总是会保证一部分信贷资金流向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第二，市场失灵，政策无效。指导性信贷配置方式可能是低效率的，它忽视了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因而对金融体系具有破坏性。因此，政府干预具有双重影响，它对维持农业信贷量具有正面影响，但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

（3）财政支农（AGRI=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比重）。财政支出对农业的资金支持往往投向扶贫、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因此，财政对于农业的支持对于农村金融来说是一种补充。它可能会对农村金融深化起作用，如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不过由于财政支农偏向的是公共服务，其收益难以在短期内体现。

（4）民营化（RPV=全部职工人数中不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率）。在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它们更加遵循市场法则，对改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这对于政府干预力量来讲是一种制约因素。民营经济也是工业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它对于资金的需求十分旺盛。由于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业贷款在所有贷款中的比重，没有包含乡镇企业获得的贷款，所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会对农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总体上，民营化指标的最终影响也是不定的。[13]

（5）对外开放（OPEN=进出口总额/GDP）。对外开放引入了外部资金来补充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一些研究认为引入外资可以对金融抑制下的国内市场起到补充作用，甚至成为众多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发展战略特性，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部资金，也对地方财政支出形成压力。此外，一些研究还把对外开放指标作为市场环境改善的一种度量，市场环境的改善对农村金融发展有促进效应。由于对外开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效应比较显著，改善市场环境的效应难以在短期中显现，所以该指标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不利。

（6）产业结构（TER=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产业结构指标控制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变化趋势。如果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在逐渐减少，并且农业经营具有效率，那么农业对货币资金的相对需求就会降低，配置到农业上的相对信贷资源就会减少。

（7）通货膨胀率（INFL=以CPI指数计算的通胀率）。通货膨胀对金融体系的深化有害无益。

首先对解释变量为农业贷款比重的模型进行估计。由于京津沪具有异常值的特征，样本截面缩减到26个，面板数据的特征为26省份22年。除工业化偏差值（GAP）及其二次项之外，其他解释变量都采用一阶滞后值。

结果（1）显示，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的影响呈现倒“U”型。鉴于绝大多数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工业化偏差值的下降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正面影响。但同时也看到，当前城市化超过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负面影响。在其他的解释变量中，收入增长指标、财政支农指标、民营化指标、开放度指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政府干预能力表现出显著的正面影响、第三产业比重指标和通货膨胀指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与预期一致。

由于在具有较长时间序列的宏观面板数据中横截面相关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进行横截面相关检验。根据Pesaran（2004），对个体间的残差进行检验，原假设是残差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但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存在横截面相关。按照Driscoll和Kraay（1998）的建议，使用Driscoll-Kraay稳健标准差。结果（2）与结果（1）基本没有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开放度指标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对外开放也主要地为城市-工业体系服务。

结果（1）与（2）仅控制了随省份变动但不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但是，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过程看，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出台了大量针对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政策，在较大程度上，这些政策主导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对农村金融深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忽略这些因素会对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为此，就有必要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随时间变动但不随省份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从而使模型成为双向误差因子模型。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依然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而定。

根据F检验的结果，引入随时间变动但不随省份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是必要的。Hausman检验结果建议采用双向随机效应。进一步检验不支持横截面相关性。结果（3）显示，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影响的倒“U”型特征依旧显著。一些差异体现在，政府干预能力指标不显著，而民营化指标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本文用以度量农村金融深化的指标是农业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未包括发放给乡镇企业的贷款，而乡镇企业是民营化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信贷资金有较高的需求。因此，民营化指标的负面影响可以解释为乡镇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排挤了对农业信贷的发放。[14]

结果⑷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存贷比，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此时工业化偏差值对农村存贷比的影响是正“U”型的，鉴于绝大多数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降低农村存贷比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当前阶段城市化超过工业化比重的趋势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有负面效应。综合结果⑴和⑷的结果，两者提供了一致的分析结果，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有积极作用。最后，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模型⑸中使用了所有解释变量的滞后值来进行估计，结果与前面一致，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对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与农村金融深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讨论，认为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产生了抑制效应，进而借助1988—2009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在城市-工业体系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当前部分地区存在着过度城市化的倾向。一个例子是，许多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在户籍上却拥有城镇户口。这种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既偏离工业化发展要求，也偏离产业结构高级化要求的城市化过程，导致了过度城市化和浅度城市化并存的现象。本文的实证结果同时说明，过度城市化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负面影响。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逐渐去除过度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城市-工业体系的发展逐渐契合，但是，如何避免过度城市化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完善城市治理、协调城市-农村-工业体系、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难题所在。

参考文献：

[1] Driscoll. J. C. and A. C. Kraay.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4）： 549-560.

[2]白重恩， 路江涌， 陶志刚. 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6， （8）： 4-13.

[3]蔡昉， 王德文， 都阳. 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M].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4]莫易娴.金融创新相关理论的综述[J] . 江淮论坛，2012，（1）：39-43.

[5]郭克莎. 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2）： 44-55.

[6]林毅夫， 刘明兴.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J]. 经济研究， 2004， （7）： 48-58.

[7]刘瑞明， 石磊. 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0， （1）： 127-137.

[8]刘小玄. 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00， （2）： 17-25.

[9]唐玲， 杨正林. 能源效率与工业经济转型——基于中国1998—2007年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 （10）： 34-48.

[10]刘勇，叶永刚.负面冲击与中国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J].经济管理，2012，（7）：123-134.

[11]伍晓鹰. 人口城市化： 历史、现实和选择[J]. 经济研究， 1986， （11）： 25-30.

[12]章奇， 黄季焜. 中国农村金融现状与政策分析（之二）[R].林毅夫发展论坛， http：///article/article.asp？id=257， 2004-12-13.

第9篇：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环境灾害;区际转移;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49-04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促进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由于存在制度缺陷，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出现了环境灾害从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会恶化西部的生态环境条件，加剧西部的环境灾变，而且最终也会使得东部发达地区的自然灾害增加､环境恶化。因此，认真研究灾害的转移机制，在经济发展中有效控制灾害的转移与扩散，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威胁，从而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环境灾害转移的具体表现

1．1资源开发付出生态代价

西部地区能源和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我国各主要矿物资源储备量的60%以上均分布在西部地区，据已有资料估算，西部12省区煤炭总资源量占全国总量的76%，石油资源总量占全国总资源量的23%，天然气资源总量占全国总量的60%，锰､铜､铅､锌､钾､铬等资源总量也占全国资源总量的50%以上;而东部地区除石油､天然气和个别矿种具有优势外，其他资源相对短缺，因而其所需资源大量来自西部。我国的经济发展包括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西部的资源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对资源的需求量也大幅度持续增加，加之国家的政策性倾向，形成了西部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的局面，从而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加剧了西部地区的环境灾害效应。

首先，历史时期的大规模屯田开荒，虽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却同时破坏了西部的自然生态环境，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从西部区域开发历史来看，越接近近代，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强度越大，使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处于更加脆弱或恶化的境地，人类诱发的环境灾害有增无减。据研究，西部地区大约在20万年前出现了古人类活动，直到西汉时期人类活动依然微弱，环境变化的主导因子仍然在自然界。到了唐代，人口逐渐增多，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山地开发速度加快，有些地方已直接受到流沙威胁。明清时期，人口急速骤增及大规模的移民和屯垦戍边，人类活动成了环境变化的主导因子，强烈冲击着脆弱的生态系统。据史料记载，明朝十分注重屯垦，从最西南的云南到北部长城沿线土地和自然植被均遭受大规模开发。清乾隆时期，人口快速增长，清政府实行移民戍边政策，农耕区越过长城进入内蒙古，并向东北､西南和北疆发展，使我国几乎全部天然林覆盖区和北方的部分草原均受到干扰和破坏。

其次，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其经济优势､区位优势和国家给予的政策优势，经济迅速发展，由于国家对自然资源的长期低价和无价的政策，使得东部地区从西部的资源开发中获取了巨大利益，同时也对西部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这是因为，能源､矿产开发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均是生态破坏严重的产业，且矿产开发项目都需要在短期内形成规模和生产能力，因而它造成的环境影响，尤其是建设时期的环境影响在短期内全部施加于周围环境中，这种高强度的集中作用远远高于环境自我调节机制的作用速度。因此，对开发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不仅如此，能矿资源开发的相关产业如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也均属于资源消耗强度大､废弃物排放量大的产业。因此，能矿资源的开发仅仅是起点，随着相关产业的发展，其对环境的破坏具有累积效应和连锁反应。

再次，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地实施，中央在西部投资了许多资源性产业。为了有效解决远距离运煤的低效率和不经济问题，保证东部发达地区有更好的环境质量，西部许多能源基地开发建设中采取了以输电替代运煤的形式向东部提供能源，这势必导致西北燃煤量的急剧上升，从而加重了该地区的大气污染。不仅如此，由于缺乏统一规划，矿山开发对土地资源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在西南地区，矿山开发引发的水土流失和流域性的酸性废水污染已经危害到附近的农林业发展。许多技术水平较低的小采矿企业，采用矿粉丢弃和爆破采矿的方法，使优质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加剧了资源的耗竭。

1．2直接向西部转移污染企业

随着东部发达地区产业和技术升级､结构调整，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在东部难以生存，而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并未削弱，这些企业便借参与西部大开发､支援西部建设之名，堂而皇之地前往西部。而西部贫困地区，急于借西部开发东风，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却往往饥不择食，引入淘汰企业､引入污染，结果经济未见多大发展，却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据新华社的报道称:在西部大开发招商过程中，许多在东部被封杀了的“垃圾企业”纷纷西进寻找生路，一批明令淘汰或禁止投资的设备､工艺､产品､技术落后的企业纷纷在西部一些地方开工建设，不少污染企业也大举向西部转移，某些地方甚至还酝酿新建或扩建“化学城”､“陶城”､“造纸城”､“芒硝城”等污染项目以发展地方经济。那些跑到西部淘金的“垃圾企业”多数是在对西部资源进行毁坏性的开发。如陕西､贵州的一些土法采矿，老板没能力综合开发其中的各种稀有资源，只是挖个洞淘走一小部分矿产，其余的就都当作矿土散落于山野，既污染了周围环境水源，又严重浪费了矿产资源。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经贸委在2000年联合发出《关于禁止向西部转移污染的紧急通知》，严禁发达地区的污染企业借“西部大开发”转移到西部地区。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梁云对比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东､中､西部工业产值和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结果显示:工业产值“东迁”，而工业污染却“西移”，这两个方向的迁移加重了西部地区的污染程度。1986年，东､中､西部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的59%､27%和14%，1995年变成64%､24%和12%，即工业产值向东部“迁移”了5%;1986年，东､中､西部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全国的份额分别为50%､36%和14%，SO2排放量的份额分别占48%､24%和28%，1995年COD相应变为43%､31%和26%，SO2相应变为45%､27%和28%，即COD向西迁移了12%，SO2向中部迁移了3%。而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数据计算结果显示，2005年东､中､西部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的比重为72%､17%和11%，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所占比重为53%､25%､22%，SO2排放量所占比重为39%､27%､34%。与1995年相比，工业产值又向东部“迁移”了8%，SO2排放量向西部迁移了6%。从1995年到2005年十年间数据的变化更进一步表明，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工业产值“东迁”而工业污染“西移”的趋势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进一步加剧。

2．灾害转移的成因背景

2．1落后地区的生态环境大多先天脆弱，高强度的资源开发极易造成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如土地资源的过度垦殖和森林资源的滥砍滥伐极易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生态灾害。据研究，中国的生态环境脆弱带主要分布在7个地区，其中5个位于我国西部，西部脆弱区的面积约占全国脆弱生态环境总面积的82%。生态环境脆弱区具有变化频率高､幅度大､突发性强等脆弱性特征，因而常伴有较大的环境变化梯度和环境灾害的积聚，从而使得经济建设面临诸多的灾害风险。

2．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导致了落后地区经济的恶性循环

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论述了地区差异导致的“回波效应”，即结构的差异､经济的不均衡､利害的冲突使落后地区蒙受损失。具体来讲，包括落后地区的人才､资金流向发达地区､原材料低价输出和发达地区工业制成品的高价输入导致利润流失等，从而制约了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居民较高水平的生活消费也对落后地区居民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导致了西部许多地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近些年大量出现的滥砍滥伐森林､个体经营者盲目开采自然资源诸如内蒙出现的大面积毁草挖发菜等现象正是这一问题的反映，从而加剧了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灾情。目前东西部差距仍在继续拉大，以1998年西部的GDP增长速度为1比较，东部为1．43，2002年扩大为1．57。人均GDP，2002年西部约600美元，东部则为1 700美元，东部约为西部的3倍。

2．3污染企业直接向西部转移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降低成本的利益驱使。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要素成本如土地､工资等逐年上涨，环保标准提高，有些甚至因为环保的原因被政府强令禁止。例如造纸厂，如果按照国家要求，在“九五”期间都要实现达标排放，因而不仅需要一次性投入很多资金建设处理设施，正常运转的变动成本每吨废水还要增加1元左右。对于本来利润就不大的小型造纸企业来说，增加的这部分成本是致命的。而在西部，土地､人力成本低，适合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一些污染企业就在这种情况厂来到了环保意识低于招商意识的西部。二是落后地区非可持续发展模式使污染企业在西部落户。落后地区往往人口众多，资本稀缺，技术落后，生活贫困，为尽快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施速度赶超性的发展模式，表现为仅注重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忽视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甚至以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推动其经济发展。在就业和温饱面前，当地政府往往急于脱贫而愿意接纳“垃圾企业”。当然，还有一些地区由于信息的闭塞，科技文化落后，在转移之初根本不知道要来的企业是高污染的“垃圾”，等到发现危害，已经为时太晚。

2．4现行环保管理制度缺陷难以有效控制污染西移现象

根据规定，所有企业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都要通过省级环保部门的审查才能建设开工。但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由于我国环保管理体制上不是纵向管理而是采取条块分割形式，使得地方环保部门权力受限，视听闭塞，对于破坏环保的项目很难做到防患于未然，而只能采取突击性检查，事后罚款查办的方式进行监管。在现行管理机制下，污染的反弹和垃圾企业钻空子的行为是必然的，在一些不发达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利税可能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几分之一，在利益驱动下企业与政府很容易达成默契，污染不达标就关闭的政策在很多地方根本行不通。

2．5国家对西部资源开发重视不够，政策设计不合理，资金投入不足

一方面，政府长期实行的是简单再生产并低价出售原材料的政策，粗放型原材料加工的工业部门占主体，使资源利用率较低，并对周围地区产生环境损害;另一方面，对西部地区资源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部署，技术研究不够，措施不力，经济立法滞后，管理措施､办法不健全。所有这些导致了资源乱采乱开，破坏了整体的社会效益。

3．环境灾害转移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3．1正在恶化中的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直接严重制约西部经济的持续发展

由于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至今未能摆脱贫困落后的困境，因而，整个社会物质储备不足，交通运输能力低，灾泛区物质财富和人口的临灾可转移性差，经济活动对自然因素的依赖性强。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对灾害的承受能力弱，调整能力差，易损性强，环境灾变的致灾效应强烈，成灾率较高。灾害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力远远大于东部地区。

3．2灾害制约着对资源的开发与增值，加剧了资源短缺，资源短缺又制约着西部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方面，西部的人口还在持续增长，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导致对资源需求的持续扩张。另一方面，环境灾变却在持续减少着可用资源，并使资源短缺的危机日益严重。西部的耕地资源本来就十分短缺，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而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灾害不仅使大量的土地水肥流失､变成荒漠或无法耕种，而且还大大加剧了水､旱灾害。

3．3西部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严重损害着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位于长江､黄河两大江河的上游地区，西部的环境恶变必然以水为载体对下游的东部地区产生影响，从而在东西部之间形成一条恶性灾害经济链。如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给本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带来了严重危害，而且使大量泥沙在下游地区湖泊､水库､堰塘严重淤积，使河道不断淤高，调洪能力大大降低，导致洪水灾害频生，危害加剧，从而对东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接构成威胁。由此可见，西部的生态环境灾害问题得不到解决，东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只是一厢情愿，全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将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3．4灾害问题造成经济发展成本的上升，收益减少，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一方面，在西部环境､灾害问题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实施大开发，迫使国家首先不得不加大减灾和污染治理投入，造成经济发展的成本或代价上升;另一方面，在社会总投入一定的前提下，防灾减灾投入的扩大，导致发展经济直接投入的减少，社会再生产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

4．有效控制环境灾害西移转嫁

4．1建立资源管理和资产管理并重的管理方式

首先要加强国家对资源利用的宏观调控，在西部开发的进程中要做好资源利用计划，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土地､水､矿产资源的数量､质量的调查､勘察､监测和预报工作，及时掌握资源的动态利用信息。其次，实行与产业政策相配套的优惠政策，把优惠政策的重点放在支持中西部农业､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发展上，改善西部的投资环境､生活环境。最后，要积极推进资源资产化管理的进程。做到既保护资源，又充分发挥资源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4．2继续强化环境监管力度

完全控制污染企业西移是不现实的，但逐步控制西移企业的所造成的污染是可以办得到的。从西部的各项条件看，最适合从东部转移过去发展的是一二产业中的传统工业企业，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快地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但这样的企业在生产中几乎不可能不排放废水废气，没有排污就没有发展，花钱治污又会令企业背上包袱而想方设法逃避。事实上，治污并不单是一种生产链外的额外开支，也是可以治出效益来的。如宁夏所有的新上项目､改造项目都要经过环保部门的预审，这种从事后管理到提前介入的改变不仅可以有效地引进优质企业，要生产先治污，生产设备与三废治理设备同步开工建设。此举不仅能有效筛掉想钻空子的“垃圾企业”，还减少了资源与投资的浪费。银川市的一家铁合金厂，以前是大气污染大户，投入4 000万元治污以后，每年能从废气中回收5 000吨二氧化硅，增加收入1 000万元，利润400多万元。但这样的企业毕竟有限，而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地方投资条件比银川这样的省会城市差得远，很难吸引民间资本。

4．3灵活执行环保排放标准

我国在环保排放监控上采取统一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是最低标准，现在一些东部地区越来越意识到投资环境中生态环境的重要而纷纷提出更高的标准，但对大多数地区来讲，还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就目前西部地区的状况来看，能够令东部企业自动流过去的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都太少，如果我们的环保部门不把工作做细，根据不同地区的特定条件制定环境控制政策，可以说多数正在转移中的企业都会转不成。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放宽对环境的保护来换取经济利益。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曾建议:在人口密度小､大气质量好，但内陆河流多的西北部地区，可以容纳一些有噪音和废气污染的企业，但坚决拒绝有废水污染的企业;而对于雨量大､人口密集的西南部地区，则只能适当转移进一些有废水排放的企业。如果国家能制定略有差别的控制标准，使东西部形成一些落差，企业自然就会实现健康转移，同时也便于监控。否则，你不让转，我偷着转，可能造成的环保隐患更大。

4．4强化能矿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

对能矿开发建设项目实施有效的环境管理可以通过法律､经济､行政手段进行，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影响评价是实施各种技术治理手段和环境管理手段的依据，必须严格科学地进行。针对能矿资源开发对环境影响具有累积性和连锁性特点，必须开展回顾性环境影响评价，以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补救措施。二是加强环境保护的执法和监督工作。大力加强环境保护执法监督，特别是能矿资源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及开发后的生态恢复工作的执法和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三是在经济开发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减灾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原则，将可能引起的次生环境恶变和灾害消灭于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四是进行体制和组织形式的创新，选择一些重点地区建立资源型开发区，使其在观念转换､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对内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国际上成功开发经验等方面先走一步，为整个西部地区提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和模式。五是加强公众的防灾教育。树立“减灾就是效益，减灾就是保护经济发展”的意识，充分认识不合理经济活动的致灾效应，克服在资源开发上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作为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以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高抗御灾害的能力，减轻灾害的影响，提高全社会合理利用资源､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

4．5构建受益者对西部的生态补偿机制

西部生态与减灾建设艰巨而又复杂，治理西部的水土流失､沙漠化､酸雨等环境灾害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从长远来看，西部的生态建设不仅将改善气候，保证水资源供应，提高国家自然资源存量，而且还将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减少整个国家的环境灾害。因此，从公平的法理角度分析，西部地区将难以解决也不应当独立解决上述资金困难，国家和东部受益者应对西部地区予以相应补偿，从而构建起一种良性运转的区域补偿机制，促进西部的生态保护与减灾建设。

区域生态补偿一般应遵循受益者补偿､公平合理等原则。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生态补偿的主体应包括国家､社会和西部地区自身，其中国家补偿是指中央政府对西部生态建设给予的财政拨款和补贴;社会补偿包括各种形式的捐助､资源开发利用者对生态恢复的补偿､资源输入地对资源输出地的补偿､下游受益地区对上游地区的补偿等。

根据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办法，必须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制定一套比较完善的生态､环境补偿办法。对于西部地区种树种草､涵养水源､预防洪涝､提供下游清洁用水者，从中受益的下游地区应提供相应的补偿。现在国务院在建立林价制度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实行森林资源有偿使用方面已有所规定。按照森林生态效益的高低对经营者实行补偿，这不仅对提高经营者经营的积极性是有益的，同时对提高全民的生态意识，应尽快加以实施。这一制度在草地､沙地和湿地的管理中也应拟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定。例如，可由国家向东部资源利用者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征收生态补偿税，并将这些收入用于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后的生态恢复上。在实践过程中可以先易后难，探索多种量化标准与方法，比如可在收取水､电费及出售能源矿物产品时，每单位产品(立方米､千瓦时､吨)按一定比例提取减灾防灾与环境保护专项费用。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的开发和输送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和破坏，就可从气费中附加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输出地区的生态环境补偿。

总之，只有尽快确定西部地区获得补偿的权利，才能长久地､从根本上遏制环境恶变的趋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近十年来，国家确定了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关系尚未深入到减灾防灾上来，且规模小不稳定。生态补偿政策就是要将东部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义务固定化､制度化，使西部生态与减灾建设有一个确定的长期资金来源。

本文是在何炼成教授指导下完成的，谨致谢意!

参考文献:

[1]秦大河．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综合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王伟中．中国可持续发展态势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刘燕华，李秀彬．脆弱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美)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5](奥地利)陶在扑．生态包袱与生态足迹[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美)汤姆•泰坦伯格．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7]何爱平．区域灾害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林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布局调整[J]．经济体制改革，2004，(1)．

[9]梁云．重庆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选择[J]．经济论坛，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