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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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

《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必修三的第三课，展示了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学体裁或成就。指导意见的教学要求：①基本要求：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体会古代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感受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美感。②说明：……关注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等创造了中国古代辉煌文学成就的代表作家。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明古国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本课适当的问题设置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主题，让学生在对话中认识古代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学价值，感悟民族文化的优秀。

一、核心材料设置问题引领全课，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一个良好的设问，往往是学生进人学习状态的良好开端，将会使学生产生急于求得解决疑难的欲望，从而保持较强的注意力和兴趣。同时为最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生的生活与本课结合的设问呈现出来，助推其主动学习的欲望。在上《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一课时让学生听一首较熟悉的歌曲，你听到的是什么歌？作的词来自哪里？这首词是什么朝代的?宋代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词，其他的朝代呢？引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 接着围绕这段材料进行有效性的问题设置：结合本课内容，请回答“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哪些文学，它们有哪些代表人物的哪些代表作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指什么，它们的地位影响如何？ 通过教师预先设计好的表格，让学生带着这些设问自主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引导学生掌握将材料与课本知识相结合的论由史出的辩证方法。

二、重视设问的课外拓展，提升史学研究方法的能力

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有基本方法：史料的搜集、考订和编次；分析方法：①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②其他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基因分析方法、考古学方法、地理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证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又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设置问题：你能结合教材中的原句论证这句话吗？王国维的这段话说明我国古典文学有何特点？引导学生透过感性的认识理解我国古典文学特点之一就是时代特色性。接着展示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结合材料请你归纳出文学特点的原因是什么即为什么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通过解决以上这些材料设置的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明白了文学作品因能反映作者生活时代特征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学生的视野被大大拓展，也理解了结构分析方法，提升了史论结合论证的能力。

三、强化问题意识，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再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思考：宋元明清不同时期有类似的历史背景却出现不同文学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即出现不同文学体裁的原因）？通过这部分的问题设置，使学生在主动参与课堂探讨的过程中懂得当一种文学体裁发展到高峰难以被逾越时,继承的后人往往会突破原有的体裁而另创新的体裁去发展文学。这样也推动了学生在感悟知识的广博性和思辨性的同时理解文学格式是与时代相关的理性认识。接着展示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归纳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哪代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风格。通过以上问题的强化，学生在感受不同时期文学美感的同时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度也大大增强，得出我国古典文学特点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延续、继承创新性。然后让学生再一次阅读这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设置问题：你发现这一组作品有什么变化？通过这一设问引导思考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从高雅、贵族化到通俗、平民化的过程。同时强调发展的是主要趋势、主要潮流，并不意味着高雅文学的存在就没有通俗的文学存在，反之同理，两者是并存的关系。最后教师提问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主要发展趋势？教师再次展示“二、”中的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调动学生进行深入地探讨、反思，最终使学生全面理解了仍是时代中的商品经济，社会市民阶层的扩大、统治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后者）起作用的结果，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的理性认识。既然文学格式（体裁）与时代相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学生也就彻底地领悟了“后世莫能继焉者”的真正内涵。

四、质疑学习成果，促进认识深化

第2篇：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生命；理解；生命解释学；二难困境

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人文科学遭受着自然科学从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肆意侵扰而举步维艰。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年)，一位深怀历史使命感的德国哲学家，一方面根据康德批判哲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启示，努力凭据其研究方法与对象的特殊性来拯救人文科学，尤其从精神生命这一根本性的研究主题方面，充分关注贯穿人文科学研究过程始终的生命倾向；另一方面，经由一种奠基性的哲学研究，他又试图证明人文科学知识也能拥有近似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那种普遍有效性，以维护人文科学作为“科学”而应有的地位与尊严。

也就是说，狄尔泰既强调人文科学研究所具有的生命倾向以破除自然科学的枷锁从而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又在辩护人文科学之地位与尊严的过程中接受了自然科学在认知成果方面的衡定标准。然而，人文科学在其研究主题的生命倾向与其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沟壑。我们看纠，狄尔泰有生之年的绝大部分哲学思想都致力于解决这一矛盾，即在充分顾及人文科学研究之生命特性的同时，力图满足其对“科学”身份的要求。1900年以后，他对生命解释学理论的着力探讨正是以上意图的充分体现。令人遗憾的是，生命解释学依然陷入了二难困境：要么充分注重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生命倾向而放弃其对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要么接受人文科学对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而抹去其研究过程的生命特性。这一困境不仅揭示了人文科学研究中上述矛盾的尖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理论建构目标的流产、甚至于其毕生哲学探究努力的最终失败。

狄尔泰生命解释学既是其人文科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西方解释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从方法论向本体论转变中一个必要的过渡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启发了海德格尔对理解活动的本体论阐释，以至于扭转西方解释学的发展方向。因此，本文试图深入剖析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理论中二难困境的成因，这无论是对于理解其本人的人文科学思想还是对于把握西方解释学的流变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为一种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以讨论理解活动为基本内容的生命解释学在狄尔泰后期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分量。从认识论角度分析，理解活动涉及理解的对象、理解的主体以及理解的过程三方面。我们认为，正是对以上三方面的独特阐释使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最终陷入二难困境。

一、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历史哲学之父”，意大利人文科学家维柯(G.Vico，1668～1744年)早在1725年就指出：社会历史世界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所以人类能够认知自己的创造物：相比而言，人类认知历史世界甚至比认识上帝的创造物——自然界——更有优势。维柯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

17世纪以来，西方自然科学的卓越成就展示了人类理性前所未有的认知力量。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近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学试图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主导人文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根据维柯的上述观点，自然科学又反过来给人以启示，即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尚且能成就斐然，那么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就更应该充满信心。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从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上看，关于解释的方法与理论自始就与西方的人文科学研究紧密相联。在狄尔泰之前，无论是法学解释学与神学解释学，还是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的普遍解释学，它们致力于解决的都是如何对人类自身的创造物——或是权威法典，或是圣经文本，抑或是一般性的文本——做出有效性认知这一问题。狄尔泰沿着先哲的足迹，将解释学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拓展为整个社会历史世界，“把历史世界理解为某个要解释的文本”。然而，作为理解的对象，历史世界这个广义的文本在其存在上有何特点?其特点对历史理解的目标有何影响?

自18世纪70年代赫尔德(J.G.Herder，1744～1803年)开创德国的历史学派以来，历史主义在德国的信徒队伍日渐壮大，“历史意识”广泛地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研究的态度与理路。承认历史的流变，强调历史现象的特殊性与唯一性，历史主义的这一特点要求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语境与历史关联作尽可能全面的把握，尽可能恢复研究对象的历史原貌。正是心怀这种历史意识，施莱尔马赫提出，我们对一般性文本不仅要作语法上的解释，还需要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即通过全面还原作者的创作背景而从心理上进一步理解其原初的创作意图。

注重理解对象的历史关联，无疑这是先哲给狄尔泰心头留下的一道深深烙印。在狄尔泰看来，不论是自己先前考虑的心理事实或心理状态，还是后期偏重的生命表达、乃至于由客观精神构成的整个历史世界，所有这些理解对象无不相似于以下诸点：它们均为一种历史性的实在，都从历史个体的内部心灵被给予出来，因而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某种精神生命。他指出：“人文科学的确比自然科学优越，因为它们的对象不像后者的那样是在感觉中给予的表象，不单纯是在意识中对实在的反映。它们的对象首先和主要是一种内在的实在，一种在内心得以体验的关联。”显然，我们不能、也不应把历史认知的对象简单地等同于那些没有多少内在精神价值的自然对象。各种社会历史实在，当作为理解的对象而被呈现时，我们必须注意其原始的生命关联。这意味着，历史实在不仅是历史个体精神的创造物，而且还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历史对象的理解，我们侧重的是领悟其所体现的内在精神生命，而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将之演绎式地归附于某种普遍的因果规律之下。只有尽可能充分地挖掘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与历史关联，我们方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才能更准确地领悟历史中蕴藏的人类精神生命。

然而，理解对象的生命关联性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就如狄尔泰所作的维柯式断言，“精神能理解的，只是它所创造的”，由于历史实在均由人类自身所创造，所以我们应该能对它们做出准确的认知。另一方面，狄尔泰本人也承认正是理解对象的这种特质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生命关联产物，社会历史实在均都由独特的生命个体根据特殊的思想意图在特定的生命关联中所创造，因而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但历史理解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把对这些特殊物的认知带入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层面?历史理解首先是针对个别物，力图对它们作一种客观有效的把握。理解和解释对于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狄尔泰深以为然的是，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确定性完全依赖于对个别物的理解能否被提到普遍有效性(dieAllgeme-ingultigkeit)这一高度。正因如此，人文科学中理解对象的生命关联性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认知的特殊问题：在理解特殊与个别性的历史实在时，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换言之，我们怎样才能普遍有效地理解他人的生命表达、进而获得关于历史世界的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归根结底，我们如何确保人文科学知识也能拥有近似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那种普遍有效性?可以说，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性特点是造成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中二难困境的一个首要因素。

二、理解主体的生命本质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自从赫尔德提出“要沉浸到全部历史中去，要在万物中感同身受”的历史研究要求以来，19世纪的西方人文科学家们在历史认知活动中将集注的目光主要偏向理解的对象，而理解主体作为生命存在的历史性特质却未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施莱尔马赫在其普遍解释学中主张，为了消除文本与读者在时空上的距离以避免对文本的误解，理解者应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文本由之而出的历史语境，尽可能充分地掌握作者原初的创作心境，以实现对文本的“重构式的”理解，甚至达到“比作者本人还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那种理想境界。

然而，真正的历史意识指向的不仅仅是历史理解的对象，其实还有理解的主体。尽管稍后的兰克(R.vonRanke，1795～1886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历史学家不可能在毫无预设的情况下展开工作，但他依然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忘却自我，并“依照其原样”地、客观地重构历史。19世纪的人文科学家愈益意识到，“依照其原样地”重构过去，这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狄尔泰就已较为充分地注意到历史理解主体本身的历史性特质。美国学者巴姆巴克先生就指出，在狄尔泰那里，“历史性”概念不仅指对象而且也指主体，不仅指主体的认知方式，也指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历史的。

历史理解的主体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早在1883年的《人文科学导论》第一卷中，狄尔泰就严正批判了康德等人对认知主体纯然抽象的构想，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作为某种单纯的思想活动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对此，狄尔泰提出了所谓的“整体性原则”，要求把理解主体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看待，人的精神生命不仅具有理性这一基本成分，而且还包括不可或缺的非理性因素，理解主体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这意味着，不再可能存在一个清除了情感与意志成分、挤干了真实血液、因而被人为地抹平了各种棱角而无个性差异的抽象主体。理解主体必然在情感与意志等方面存在多种主观差异，必然具有独特的个性。狄尔泰指出，我们每个理解主体都受到自身意识的限制，个人独特的意识将其主观性赋予我们所理解的一切对象。有鉴于此，我们如何可能抹去自身的主观性而客观地去理解对象?

其次，历史理解的主体还是一个具有历史存在性的生命个体。这即是说，一切理解主体总是置身于特定的历史关联中。对历史实在的理解，他既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偏见和先前假设，也无法脱离当下的风俗习惯和舆论导向，更不可能对当前的时代精神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

历史个体，无论所作为历史实在的创造者还是理解者，都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世界，展现为诸多相对自足的莱布尼茨式的“单子”。美国学者林格指出，“解释学起源于主体间性的断裂。”生命解释学中对历史实在的理解归根结底就是诸多生命个体相互间的沟通。尽管狄尔泰相信生命个体普遍拥有共同的人性，然而主体对历史实在的理解毕竟是两个相对自足性世界之间的相互沟通。个体怎样才能把那些经由感官而获得的独特的生命表达提升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理解层次?简言之，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的理解主体怎样获得关于历史实在的普遍有效性知识?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的生命特性决定了两者间的完全重合可能成为一个永远难解之题。理解者应该“依照其原样”去理解历史，兰克曾经提出的这一要求现在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认知中的“乌托邦”。

三、理解活动的生命特性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社会历史实在是人文科学研究的直接对象。由于历史实在具有内在的生命意蕴并牵涉到某种历史性的关联从而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对象，所以对历史认知的方式也相应地有所差异。狄尔泰明确指出：“我们说明的是自然，而理解的则是精神牛命。”理解是人文科学中把握历史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认知方式。对人文科学认知方式本身的规定直接制约着人文科学的认知结果，影响着对人文科学之“科学”身份的认同。

自17世纪西方哲学实现认识论转向以来，人类针对外在世界的主导性认知方式先后遭遇了两次严重的危机。在我们看来，无论是经验论者着力强调的观察实验与经验归纳方法，还是唯理论者极力推崇的理性演绎方法，它们其实仅仅是人类理性的不同方面。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在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的前提下，休谟的怀疑论从经验归纳方面表明人类理性能够扩展认识范围但缺乏普遍有效性。与此同时，以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哲学为代表的唯理论哲学也渐次从理性演绎方面暴露出人类理性的另一局限，即它虽能保证了认识的普遍有效性却不能拓展认知的范围。以上两方面困境首次展现出人类理性这一主导性认知方式的危机：无论凭据经验归纳还是依靠理性演绎，人类理性似乎都无法提供普遍有效的知识。令人振奋的是，康德在其批判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中，通过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解析与建构，他将人类理性认知能力中经验论与唯理论曾各执一端的两方面有机地整合，最终宣告“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这表明，康德从先验哲学层面成功地克服了人类主导性认知方式遭遇的首次危机。我们看到，沿着康德先验哲学的思路，德国古典哲学所讨论的人类理性认知能力最终在黑格尔恢弘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极度张扬。

然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随后的崩溃表明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业已穷途末路。另一方面，由人类理性日渐促成的扭曲的现代社会生活也使人越发意识到理性本身确有其局限。理性并非万能!作为对传统绝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抗，非理性主义哲学在狄尔泰生活的世纪应运而生。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者们认为，不仅是某种非理性之物构成了世界的基础与本质，而且我们也只能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把握外在世界，理性的认知方式不适合、至少不能深入地而准确把握世界的本质。从认识论角度观之，非理性哲学的兴起可以说给传统以理性为主导的认知方式带来了第二次危机。

如果说，上述第一次危机揭示了人类的主导性认知方式对经验归纳能力与演绎分析能力进行综合的必要性，那么第二危机预示的则是人类的认知方式对自身意识活动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予以综合的必然趋势。它意味着，要对外在世界、尤其是对已然深深留下了人类精神生命烙印的社会历史世界进行全面而深入地认知，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更周全、更妥当的认知方式。

施莱尔马赫在建构其普遍解释学过程中曾着力探讨了心理学的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解释方法需要一种心灵上的预期(dieAhnung)或预感行为(cindivinatorischesVerhahen)的参与。正如洪汉鼎先生指出，施莱尔马赫论及的预感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转换，一种把自己置于作者的整个创作中的活动，一种通过想象、体验去对作者创作活动的模仿。”显然，某些非理性因素构成了这种预感和心理转化过程的必要成分。而稍早于狄尔泰的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Droysen，1808～1884年)则更明确地指出了理解过程中的非理性方面。在他看来，对于历史世界，“理解可能是适合人类的最完美的一种认知方式。这是一种直接的、突然的过程，它并不需要对那些活跃于其中的逻辑机制有所意识。因此，理解活动就像是一种直接的直观……”德罗伊森和施莱尔马赫的理解观表明，理解活动虽然主要表现为一个理智性的过程，但从根本上说，它毕竟融合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因素。

狄尔泰无疑受到了上述哲学发展理路的影响，从而较为充分地注意了理解活动的生命特性。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理解主体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还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物，主体的精神活动表现为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体，具体包括了知、情、意三种基本成分。生命个体的一切活动必然带有生命的特性。狄尔泰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三种成分在生命个体的不同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与身居的地位并非处处都能等量齐观，但它们总是内在地相互关联。故而，理解主体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同时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历史认知活动亦毫不例外。

为了“从生命自身”、在其“原初状态”中把握精神生命，1900年以前，狄尔泰较为重视内省和直接的自我观察等心理学方法的认知性作用。但是，这种认知方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受到广泛的质疑。1900年在实施解释学转向后，他开始探讨较为理解这一认知方式。具体说来，狄尔泰对理解活动的本质性构想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由于信奉施莱尔马赫关于人类本性同质的浪漫主义思想，狄尔泰在早年就曾保留了前者提出的心理预期这一非理性的认知成分，认为预期有助于文本理解。其次，在后期的《对他人及其生命表达的理解》一文中，狄尔泰指出，要从众多复杂而零散的生命表达中把捉到内在的精神性结构关联，一方面我们必须借助理性的归纳推理，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到生命表达由之而出的那种特定的生命关联，也即是需要考虑特定的环境因素对生命个体从非理性方面对其生命表达活动的影响。只有从理性与非理性两方面着手，我们才能从归纳所得的内在精神关联出发而推断生命个体在未来相似的境遇中的生命活动。狄尔泰明确表示这种推断根本说来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与客观有效性，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预期。最后，狄尔泰在对理解的最高级形式的讨论中进一步发挥了施莱尔马赫重构式的理解观。在他看来，我们需要把在自身中体验到的知情意之间的结构关联移入到对他人的理解中，并据此按照事件之进展顺序在我们心中完成一种重新体验和重新构建。此过程完成的理性根据尽管在于那近似客观的结构性精神关联，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一种非理性的想象活动，甚至在那貌似客观的结构性精神关联中，也绝非理智成分的纯然存在，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据此，理解主体试图重新体验与建构的绝不仅仅是他人生命中的理智过程，而是同时关涉理智、情感和意志三方面。显然，狄尔泰吸纳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解释方法，只不过把该方法以一种更具技术性的方式予以了贯彻。也即是说，在狄尔泰的后期思想中，心理学和解释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解释学更直接地先行铺垫了心理学分析道路。正如美国著名学者马克瑞尔先生所言，狄尔泰后期并不是放弃了早年的心理学设想，而是在构建生命解释学的过程中把心理学与认识论和方法论联系起来，重新考虑心理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问题。

以上可见，从理解对象与理解主体的生命意蕴出发，狄尔泰在构想理解这一历史认知方式时，较充分地注意到了其生命特性，从而将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成分融于其中。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像传统理性主义者那样完全从绝对理性的角度透视理解性的认知过程，而是在剖析理解活动中理性因素的同时，也辩护了非理性因素的合法地位。但是，根据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认知结果的普遍有效性必须获自于理性对认知过程的绝对监控。以这一标准来看，那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理解性认知方式怎么能够确保历史认知的普遍有效性?显然，这又从另一个方面造就了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中认知主题的生命倾向与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之间的二难困境。

第3篇：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科学基础方法论》 方法论 比较 书评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2）方法论的矛盾要在认识论层次展开，上升到本体论层次才能得到解决；同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课题，它本质地需要一个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平台。但过去的一些研究，实质上只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平台，在科学上，完全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对经典认识图景的革命性变革，没有看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崛起和系统论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上，没有看到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及时代精神，吸收现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脱离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就不能恰当地把握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脉络，不能正确地抽象人类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也不能正确地讨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参考文献

[1] 李醒民.科学方法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 艾志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A].刘大椿.“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45.

[3] 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4] 刘啸霆.方法研究的转型与新方法范式的探究—— 从近期出版的几部方法论著作看方法研究的新理念[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2）：1-4.

第4篇：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

在目前的现代汉语教育中，培养和激发学生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兴趣尤为重要，这也是教学任务中的一项重点。现代汉语教学模式在改革过程中，要在教学中融入人文精神，将人文精神和教育紧密结合，提升相关专业的综合性，从而提升教学质量。

一、现代汉语教改对策与人文精神体现

（一）适应时代的需要，更新和协调教学内容

教学和学习的系统性是学习汉语言文学的一项重要因素。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能断定自己是否喜欢一门课程，其最终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和引导。因此，在现代汉语文文学课程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觉接受知识，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也要与时俱进。现在，网络语言层出不穷，网络文学也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造成现代汉语言文字的系统性存在一定滞后性。因此，教师可以根据知识的时代状况来对知识进行相应调整，增加知识板块。这种教学现状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动态教学，打破单一的教学模式，将人文精神融入到教学中，提高学生的思想感情。对于社会上出现的新词，教师要让学生联系新词的语义和知识背景，激发学生思考，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这些新词可以让学生了解社会的变化，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启发。因此，教学模式就必须要结合时代要求，及时更新和协调教学内容。

（二）开展语言实践活动，开辟第二课堂

在汉语言文字的课堂中，汉语言文学的知识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开辟第二课堂，让学生在课堂实践中找到学习的乐趣，能够在乐学中提高自身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技能。例如，在语言和语汇的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学生互学不同方言的方法，促使学生寻找两种不同方言、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方面有何差异，探明差异存在的原因，最终让学生领悟其中规律；另外，在学习汉字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练习小篆和隶书，只有长期有计划地训练，才能提高汉字的审美能力，亩了解在意音方面汉字的特征以及汉字形体发展规律；在语法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提示学生多注意语法运用过程中存在的歧义现象，这样学生的语感才会更加敏锐，言语分辨能力才会更强；在语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结合现代社会中的网络用语、手机短信、广告用语以及服务行业用语等，不断与时俱进，要随时关注语言新变化，锻炼、培养自己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课堂的开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说写水平和职业技能，作为一个重要前提，它的关键在于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提高人文素质，发扬教育精神。在现代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课外活动，运用多种方式来引导学生更好地学习，如才艺展示、知识积累、趣味竞答。除此之外，还有书法比赛、辩论会、朗诵会、故事会、演讲会、小品表演等。这些活动既能锻炼了学生的基本技能，又能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课外生活多姿多彩，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开展一些专题性的社会调查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语音的规范化、调查汉语拼音的使用、社会的规范用字情况、方言词汇和社会不规范用语等。在活动中，学生把所学的有关语言学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活学活用，更进一步地掌握了课本知识，也学会了如何整理、分析语言材料，并写成调查和研究报告。这种有针对性的课外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语言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运用以及研究的能力。

二、改革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理念，对现有的课程进行转变

现代汉语课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让学生把对于现代汉语的语感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内容涉及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知识，是阅读、写作、理论学习的基础和工具，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要求通过系统知识的讲授，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现代汉语的能力，最终能正确使用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是一门教学难度很大的课程，因为这门课的教材内容是比较固定的，几十年没有变化，难以引起学生兴趣。

现代汉语课程教学重点，从原来的教授人文科学知识变成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素养。从过去到现在，高校在人文科学方面的教育一直不够，教师和学生也比较看重外语、数学及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对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文学、历史这类课程，学生大多不愿花费心思。而如今，人文科学备受瞩目，高校也新增了不少相关课程，其中不仅有必修课，更新开相关选修课程与讲座。这些课程新颖，满足了学生对现代汉语课程的需求。现代汉语课程的课堂颇受学生喜爱，开设的各大课程常常座无虚席。教师引经据典，融汇中外知识，讲课非常投入，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收获良多。高校人文科学教育主要以讲授人文知识为主，它解决了高校人文教育长时间缺乏的问题，推动了人文教育的发展。不过，人文教育要深入发展，就不能单纯传扬人文科学，更重要的是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

以前教师只关注哲学课教学，现在也开始关注人文各个学科的总体教育效果。哲学课作为主要课程，具有较多的课时，学习任务也比较繁重，对培育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具有重要作用。与此相比，其他与人文科学相关的课程课时不多、任务不重，甚至有些还是考察课，却没有得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这个现象其实是人文教育失误的结果。人文科学是由众多学科共同组成的学科群。要想实现事物运行的最好效果，必须实行事物的整体性原则。哲学作为提升学生思想品德素养的理论基础，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而别的人文科学课程，因其所涵盖的内容与思想价值各不相同，所以可以对学生思想品德素养带来不同的影响。

三、从现代汉语课程特点出发，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

现代汉语是一门探索人的科学，其中涵盖了探索人的内心、情感、伦理、审美、历史和行为等。它主要以汉语课程为基础，通过作品剖析人的思想行为与心理，充分展现人的价值，张扬人性。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现代汉语课程的地位将不断上升。要深入进行现代汉语课程教育的革新，就一定要把握这个特点，注重教育学生做人，提升其思想品德修养。

（一）增强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现代汉语课程是一门人文性的学科，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对学生的思想状态和个人喜好进行详尽调查。首先要对学生的内心及思想品德进行调查，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数。学生的心理素养与思想品德素养是不同的，但二者又是紧密联系的。如今人文科学探索的一个焦点就是人的行为与道德素质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一研究，道德心理学得以诞生。一个人心理出现失衡、障碍以及偏差的时候，若是无法进行妥善调节，就容易做出一些违反道德乃至违反法规的举动。心理与道德是相关的，过去人们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都是通过教学准备会进行的，不过只靠一个会议是远远不足的。这种方法只顾及经验、感性等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心理健康测试档案的建立、随访、心理咨询等工作的进行是很重要的。这样就能更科学、多方面地了解学生的内心，从而填补座谈会的漏洞。大学生往往因为一些问题出现心理焦虑、障碍，如家庭经济问题、恋爱情感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学习成绩问题等。

从道德心理学中可知，道德的形成与心理有莫大关联。法学能够警醒与制约道德，文学能够推动道德前进，也可以阻碍道德进步。人文科学中的文、史、哲、心、伦、法等对一个人思想道德观的影响是多角度、多层面、多环节的。现代汉语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素养：以理明德，注重理性方面的认知，比如哲学、心理学让学生更好地认识世界、他人及自我；以情悟德，注重感性方面的认知，通过文学、美学、艺术历史来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情操；以规立德，注重规范，制度方面，通过伦理学、法学来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让学生都能遵纪守法、乐于助人。

（二）把握基础教学方法

1.设疑解惑法

教师应该重视设计问题，可以设置悬念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思维进行回答，让学生不仅认识问题，也知道原因。在提问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艺术，多角度地提出问题，鼓励学生思考。

2.讨论法

在文学作品的解读中，经常需要使用讨论法。

（1）以教学重点和y点内容为中心，确定讨论的主

题；（2）为学生准备一些参考资料；（3）和学生沟通，为学生提供灵感，指导演讲内容；（4）口语表达后，教师应及时分析总结。

例如，一些学生认为屈原的死是因为人生太不如意，甚至说他“偃旗息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有些学生认为屈原太迂腐，选择吊死在一棵树上；有的学生认为他的死是他的理想和完美人格的坚持；其他学生认为这是爱国主义、奉献精神的最好体现。大家各有想法，各抒己见。通过讨论，大家对屈原的看法逐渐归于统一。对屈原爱国主义精神产生消极看法的学生，最后对屈原执着的态度和独立的人格敬佩、崇拜。

3.演讲法

言语是一种高级而完美的口语表达，其吸引人之处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授之以知，导之以实”。在演讲现场，声情并茂的教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情绪、情感和意识等，借助扬声器，最大限度地传授知识、交流经验。在演讲中，学生的反应强烈，有的积极查阅大量书籍资料，有的在网上下载相关评论。演讲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拓展学生的知识和视野，实现自我教育、认识生活和精神升华。这和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总结的“六个解放”教育思想（即：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他的时间，使他有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些他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是有一致性的。

四、结语

我国高等院校应当从实际出发，对现有的教学体制进行改革。高等院校必须重视现代汉语课程，在课程建设的过程中依照实际情况，对现有的汉语课程教学进行改革，深入挖掘人文内涵，通过现代汉语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第5篇：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

（一）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意识不够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如俗话所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使作为教育机构的财经类高职院校对于文化素质教育的意识不足，从根本上也不加以重视。这大多是由于对当下的时展与社会的结构快速变化了解认识不够。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得人才需求越来越向全面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在要求专业的技术型人才的同时，更加注重其整体素质，对其创新意识与创造性的能力要求也较高。但这方面的能力的培养，仅仅通过专业性的知识教育是不能够取得实际上的完全实现。因其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比较强的能力，在其整个的培育过程中就要求从学生的整体上来进行教育教学，不但重视知识性的教育，而且更加注重学生的人格塑造。当然，不仅仅是教育者，而且学生在这方面的意识也明显表现出不足。

（二）师资力量不足

从整个的教育队伍建设而言，在人文科学这一块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加其对其意识不足，也不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培训或者引进人才。

（三）教学资源的硬件配置欠缺

根据调查与研究以及社会媒体等的报导，可以清楚的看到高职院校对于文化素质教育方面的资源配置相当欠缺。因为文化素质教育不仅包括对于文化知识的认知，也含有对于整个心理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文化素质教育而言，身体上的素质培养也还是最为首要的。所以文化素质教育也是十分复杂，相当综合的教育类型。因此，教学中的硬件设施如体育场所的建设、体育用品的购置、图书馆的建设等都要一一进行武装。只有好的环境才能为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基础，因而对其建设一定要加强。

二、探讨新路径

（一）以创新为主导

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对于财经类高职院校的文化素质教育探讨与研究，要以当下的新形势为主要背景，比如说，其强烈的综合性特点突出，学科之间的交叉越来越多，渐渐趋于复杂化，与原来的专业性越分越细恰恰相反，其现在要求全面的综合、重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体系化的需求已经成了大潮流。因此，在进行其文化素质教育的探讨时必定也要以全面综合的视角去切入。创新一方面是发现新事物，另一方面是靠发明新的东西，还有一种途径就是对原有的东西进行整理、筛选、分析，从而重整其结构。如同金刚石与石墨一样，结构不同其表现出来的性质与用途也各异，甚至相差十万八千里。对于人文科学这一块而言，其创造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只能站在原有遗产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重新的组合与应用，一方面使内容上更新，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入新的元素，使其活力增添，更加富有新时期所需要的特征。

（二）从传统文化中提取理念，注重人格培养

我国拥有厚重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在人文科学方面，其遗产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因此，要对这份财富加以合适的运用。文化素质教育不仅仅是讲授一结文学常识或者几篇诗词等，它要求的是一种人格方面的培养。因此，要注重那些如古人所仰慕的君子之道，或礼仪之道，或中庸之道等。再者，由于中国文化里边的核心元素在于一种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和自身的行与知的关系处理，所以对于从中提取二者的主要元素，用于现代社会的教育教学之中也未尝不可，比如从这两方面出发，其一可以令那些学生学习到交往中所应注意的尊重对方，其二，也可以利用这些理念去将学生对于知识理论的学习与实际上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行为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化里汲取的是理念，是一种人文关怀，也是现在所说的一种人道主义。使其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整个家庭以及与人的交往，工作等都可以变得和谐起来，这是从心性方面来培养一个学生，有助于其自身的实践能力与人格塑造。

（三）关注当下，紧跟时代潮流

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现阶段的信息化技术为主的综合体系的发展势头下，必须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紧跟时代潮流，利用一些新型的技术工具，如多媒体、自媒体、网络视频等进行一些远程教育、翻转课堂，因为人文交流的渠道的拓展与接收信息的及时有效，可以让学生了解当下的一些文化发展动向，将其固有的知识结构体系打乱进行不断的重新组合。如同上面所言，不仅仅教育者对于文化素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学生也往往如此，对于人文科学方面的东西只是来源于其个人的喜好。因此，大多数人的意识也明显不足，要促使学生在新的信息化时代全面的发展，就必须先更新其传统的观念，总是认为文化知识的功能与作用在今天这样的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没有多大用处。只靠讲解是不够的。教师要对其分析文化在当下社会中的作用，其次，要从人类文明的角度，以历史的视野展开，将人类的文化发展作以整体上的理解，使其明白文化素质提高的作用点在哪些上面。最后，还是要紧扣当下新时期的特点，通过对其分析物质性的享乐排他主义的发展何以会使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现代人类所遇到的大困境只有通过文化的继续发展与增强，整个社会才能更加和谐有序的向前发展，也只有使其懂得了其重要性的关键点，激发起其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的责任。其积极性相对会得到一些提高，其对于文化素质教育才不至于进行排斥，其在这方面的自主性才会提高，其人文教育的目的才能很好的去通过学生这个通道得以实现。

（四）文化素质教育要体系化、全面化

文化素质的教育属于人文科学，包含着整个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比如身体、心理、智力或情感各个方面。所谓文化素质教育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的全面而周详的教育体系。因此，不但要从硬件教学设施的建设中来加以加强，而且还要引入各种学科的新型理论与基本原理进行分析研究。比如学生处在这个时期的特征分析，就必须从生物学上的生理方面来分析，再加以心理方面的辅助才能完整。再例如关于学生身体方面的知识，不仅要使其填饱肚子，最为重要的是要从医学的角度出发，从养生的大前提出发注重其营养搭配。肢体的运动等方面不仅是体育课程，它还关系到舞蹈、节奏、呼吸等。总括的讲，文化素质教育要构建起一个可行性的体系，从各种学科的复合与交叉中来捡取所需要的部分。

三、结束语

第6篇：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第7篇：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巴赫金;对话;俄语视听说教学

引言

20世纪50年代起，巴赫金的理论在前苏联、意大利、法国广泛传播，各种相关论著逐渐风靡市场。其研究涉及领域极为广泛，几乎涉及到所有人文科学，虽然涉及范围广，但其基本思想可概括为“对话”，这种理论能够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可广泛运用于俄语视听说教学实践。

第一章巴赫金对话理论简介

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对哲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颇有研究，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巴赫金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问题》中，详细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的小说，发现陀氏思维方式与众不同，并将其思维命名为“复调理论”。巴赫金指出，陀氏笔下的主要人物，不仅是作者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①。因此，“复调理论”又被称为“对话理论”，这一理论具有诸多特点：对话性、平等性、差异性等。

1、对话性

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具有人类特性的人总是在表达，表达即创造文本的过程。人文科学区分于自然科学的主要依据是研究客体，从广义的材料上看，人文科学的客体就是作品②。

2、平等性

巴赫金认为陀氏的作品中出现了类似普通小说中作者本人的一种主人公，处理这人的声音同普通小说处理作者本人的声音一样。主人公对自己和世界的议论，同一般的作者议论具有同样的分量和价值。一段表述是对话者间的交流，即要求一段陈述中要至少有两个表述者，且表述者都是主动参与的个体，对话才能够有效进行。由此可以看出，在对话中“主人公”之间相互依存，具有绝对平等性。

3、差异性

巴赫金认为，在各平等主体共存的情况下，要构成一段“对话”还需要各主体之间具有差异性，对话是同意或反对，肯定和补充等关系，两个声音才是生命和生存的最低条件。由此看来，对话只有在各个客体独立存在，相互依存，各有差异的情况下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对话理论”中涉及到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读者与读者的关系”等范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课堂教学时，我们可以将这些概念一一对应指代相应客体：作者可以指代教科书的编者或所选材料的原作者，读者可以指代教师和学生等。这样这一理论就可以成功地应用于教学实践。

第二章传统俄语视听说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俄语视听说教学借鉴了西方和前苏联的教学模式，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俄语人才，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教师的主导地位突出

教师在学生的俄语学习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榜样作用。传统的课堂受师资和学生人数的制约，教师虽与学生有所互动，但人均次数有限。受课时及大纲限制，教师为保证课堂教学效率，不得不按照既定课本传授知识，因此“独白性”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主要特点，学生们无法看到自己在课堂中的存在价值，与教师、同学、文本甚至文本作者有效“对话”缺失，不能自主进行“对话”，从而忽略了课上大量重要信息。

二、教材缺乏“对话性”与生活脱节

我国俄语视听说教材基本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但与科技发展要求仍有差距。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教材，除原文译制外，多取材当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词汇具有随机性、俗语性，缺乏普遍性和专业性，本科阶段学生很难理解作者真正表达的思想。当代俄语学习者应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通过涉猎其他领域有关知识，切实提高俄语实践视听说能力。

三、重视书面语多于口语

俄语语速快，变化丰富，初学阶段学生听说能力有限，课堂教学多基于文本，进行讲解，阅读逐渐发展为教学的主要方面。导致课堂教学缺乏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对话训练。口语在视听说课程中不仅是教学目标，更是教学手段，通过结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更能发现“对话”对我们的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在课堂教学中不仅应加大“师生对话”，还应重视“生生对话”。

第三章巴赫金理论指导下大学俄语视听说教学的调整

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我们可以逐步对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调整，促进教学模式的转变，从而恢复学生主体地位，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课程中。

一、恢复学生主体地位

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抛弃自己的“权威”地位，给学生思索空间，倾听学生观点，帮助他们意识到自身价值。课堂教学应培养学习者的自学能力，帮助其摆脱被动学习习惯。首先应要求学生独立进行课前知识储备，查找相关资料，如：材料写作背景，作者创作风格等。

二、对话模式的大量使用

在教学中，要利用积极利用问答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问答形式多样，实践中主要使用师生问答和生生问答。在教学过程中，“对话”的参与者各具特点，教师要尊重他们，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问，如：根据学生的水平进行提问。这样不仅可以树立学生的自信心，还能够充分利用这些问题检验学生知识水平。

三、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即自我对话，可分为：兴趣培养和课后反思。俄语作为屈折语，语法形式复杂多变，但只要掌握了一定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知识，就可以进行自学。教学中教师应激发学生对俄语视听说的兴趣，引导学生自己制定学习计划，促进学生学习兴趣和执行力的形成。课后反思能够促使学生对自我学习过程进行充分的感悟，对自己知识掌握情况有所了解，以便于加强自我管理，有效进行学习规划。

综上所述，课堂教学不仅是教师执行教学计划的工具，更是学生俄语基础知识的来源和兴趣培养的重要基地。在课堂上教师应运用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方法，营造轻松、民主的氛围，充分尊重学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反思，并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

结论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精髓对与俄语视听说教学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本科俄语视听说教学应遵循“对话”的特性：将学生作为主体，学生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对自身学习情况进行充分认识，从而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师生之间只有通过互相理解，相互影响才能实现互惠共赢。（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参考文献：

[1]托罗多夫著，蒋子华，张萍译.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巴赫金，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杨璐.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通过对话彰显人的存在[J].黑河学刊.2010年8月总第156期第八期

[4]马琳.论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双主体性[J].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4卷第1期

[5]段建军.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人学内涵[J].学术月刊.2009年8月第41卷8月号

注解：

①托罗多夫著，蒋子华，张萍译.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

第8篇：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高校文科；创新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C9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5-0125-02

“互联网 ”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而形成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给传统产业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也对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互联网 ”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研究平台

人文社会科学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构成。人文科学包括文、史、哲以及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主要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科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关注人的问题或者由人构成的社会问题，都是以人类社会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为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人文社会科学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用数学公式精确地描述和求解问题；人文社会科学较少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较多采用思辨研究方法。在思维方式上，自然科学重点关注典型，通过典型现象的规律，概括并推广到个体和具体问题；而人文社会科学则无法归纳总结出普遍规律来描述和解释所有个体行为。

在“互联网 ”时代，信息互联互通，个人在真实世界的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记录，这种记录为社会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由于能够测得更准、计算得更加精确，这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研究平台。[1]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人文计算”、复杂网络分析、大规模数据分析为特征的研究方法逐渐被采纳，如通过对全国手机用户在各省区间的漫游数据进行分析，能够发现手机用户的流动规模和迁徙规律，为铁路运输、交通管理、人口普查、公共安全、商业消费等提供数据参考，提升管理效率。在商业领域，可以通过数据的分析，监控顾客在店内走动的情况，观察顾客对店内商品的关注度来判断顾客的喜好；在了解客户需求和确定目标市场的基础上，进行细分市场的定位[2]，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用强调特点的方式来打动消费者。企业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挖掘出消费者尚未察觉到的潜在需求，进行消费者需求的引导，从而为企业产品创造更多的价值。

二、“互联网 ”拓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空间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工作、协作，并由此形成了网络社区。在庞大的网络社区中，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联系、交往，现实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延伸到了虚拟空间。通过调查博客、微博、论坛等基于互联网的各种应用，能够收集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反映不同人的性格、偏好、意愿，可以实现接近公众真实需求的细分。而当人们的兴趣、爱好、价值观、生活方式、沟通方式等都可以数据化以后，根据这些特征细分公众，在商业领域能够进行精确营销，调查公众对品牌、产品的偏好，从而开发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方式；在政治领域可以了解公的心态，分析公众舆论，预测社会群体演化，有效减少社会危机发生的不确定性，增强风险预警能力，实现由事后决策向事前预警的转变。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人们能随时随地地获取信息，开放、创新、共赢、合作的产业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上述的这些发展变化大大拓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空间。

三、高校文科创新型人才培养策略

（一）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现状

创新型人才具有思想独立、能够自发地开展工作、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需要和高水平的自我控制能力、观察能力强、愿意尝试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等特征。

目前，国外高校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研究重点放在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研究上。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其指导思想和改革的目标是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二是以创新素质导向为基础，围绕与“创造力”相关的个性品格、思维方法及实践技能，将这些具体素质的培养结合到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中，达到提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目的。例如哈佛大学主要是从重构课程体系入手，通过设立核心课程、对本科学生开展通识教育以促进学生知识结构的综合化，其核心课程的设置成为美国高校的课程设置模式；麻省理工学院重视学生的探究式教学，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探索、课内与课外有效契合以有效训练学生的学习方法[3]；德国和法国的高等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采取与企业的合作教育，使学生在企业有一个较长时间（半年甚至一年）的实践锻炼过程；加拿大高校注重对学生开展现场实践教学，通过和企业的合作教育对学生进行创新价值教育，提高“创新熵”。

国内研究主要涉及高等教育理念、体制与制度、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以及环境氛围营造等多方面的内容，如武汉大学实行“创新学分”实践教学模式、首都经贸大学的“三师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等等。[4]

（二）高校文科创新型人才培养

目前，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探索大多数是在高校理工科学生中进行。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在高校文科创新型人才培养中，我们应该转变传统教育理念，倡导创新精神，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开发、培育与创新行为关联度高的素质项目，以提高文科专业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1.更新教育理念，实施素质教育

在办学理念上，应从“以学科为本”转变为“以学生为本”，实现“一切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树立以下教育理念。（1）分类培养的理念。按照学生本科毕业后升学、就业、出国等不同的出路，设置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创新能力培养项目，形成“立足升学”、“面向就业”、“对外交流”三种类型的本科生培养机制。（2）注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理念。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对有志于创业的学生，可以引导他们凭借学校特色和专业优势，在社会服务、文化创意产业等进行创业，开展与社区服务、新媒体发展相关的业务。（3）强调实践和操作能力培养的理念。实践是培养和发展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先决条件，通过构建各个文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对实践教学项目的设计、校内实验平台建设、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的研究，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方案，把实践教学贯穿于本科阶段的整个学习过程。（4）突出国际视野、信息素养、学习能力及全面素质培养的理念。

2.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在“互联网+”背景下，传统的流水线式教育正在向自组织学习转变，学校和课堂由封闭式变为开放式，课程周期以微课程为主，学生学习安排更加个性化，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学习内容不限于书本，还有来源于实际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一刀切式的教育方法正在向个性化发展：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教师由占主导地位变为引导者和帮助者，教师主要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为能力稍逊的学生提供额外教学，依据学生的入学水平、学习进度和学习路径来组织教学；学生学习收集信息、处理数据和呈现信息，对自己的学习进展负主要责任；在课堂上学生根据自己的进度来学习，参与协作学习或专题学习，并将各学科的一些内容进行整合。可以探索以下教学模式。（1）“平台+模块”文科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平台”指利用信息技术建设能够“模拟工作情境、再现工作流程、反映位要求、提供角色体验”的综合性训练平台；“模块”指专业课程的模块和设计性、综合性实验模块。（2）以问题为导向和以讨论为基础的案例教学模式。通过案例教学与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相结合，让学生站在一个具体的决策者、高层管理者或者实际执行者的角度思考问题。（3）以小组为单位的学习和实践模式。在课堂学习中，学生就某一特定的主题讨论和学习，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陈述；在实践活动中，以小组为单位解决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或者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某个项目培训、某个地区的调研。（4）讲授、讲座与研讨会相结合的模式。（5）翻转课堂模式。（6）MOOC模式等。

3.建设能够培养创新特色的课程体系

第一，进行核心课程的分类设置，设立培养学生的不同知识和能力的课程群。如某类课程群突出学生分析、判断能力的培养，某类课程群则强调培养学生更好的实际执行能力和管理能力。第二，设置较多的分析技术和方法课程。如定量分析能力、统计分析以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第三，强化学生的实践认知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培养。通过对实践教学项目的设计，校内实验室和实训基地、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的研究，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体系，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方案，把实践教学贯穿于本科阶段的整个学习过程。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劲.大数据时代的管理变革[J].学术论坛，2013（1）：189-190.

[2] 李文莲，夏健明.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3（5）：83-95.

第9篇：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音乐教育大学生科学素质培养

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是培养音乐基础教育师资的摇篮,今日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就是明日基础教育战线上的艺术教育主力军,他们的综合素质将直接影响到音乐基础教育的质量。而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其综合素质与社会要求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大学音乐教育在培养学生较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注意培养具有较为完善的人格的与时俱进的音乐人才。

一、要着力培养音乐专业学生的人文科学素质

人文素质的培养教育旨在通过知识传授和环境熏陶,使人类优秀的人文知识成果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人生态度、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内化为受教育者的品格、气质修养、处世哲学。因此,在注重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一是注重培养音乐专业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二是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思维能力;三是注重培养学生道德素质。音乐本身就是文化底蕴相当丰厚的艺术门类。加强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特别有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增进对音乐的理解、表现和创造。因此,我们在大学音乐专业教学中,应该突出师范性特点,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减少专业必修课,增开专业选修课,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培养学生多元的文化观,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合格

的音乐基础教育工作者。

二、要着力培养音乐专业学生的自然科学素质

音乐专业的学生从上高中起就远离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素质没有得到应有的培养,而现代音乐人才不能不具备一

定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音乐教师更不能是科盲,提高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科学素质已成为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开设科学技术教育课,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达到良好的效果。现学校开设了音乐声学、计算机音乐、电脑动画与音乐课件制作、电脑音乐创作与制作、信息技术在音乐教学活动中的应用等课程,对培养学生自然科学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要着力培养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艺术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艺术创新能力,是大学音乐教育专业重要的教学目的之一。学生具备了艺术创新能力,就能够在艺术实践、艺术活动中,将创新意识贯穿到理解、分析、处理艺术作品和表现艺术作品的整个过程中,运用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能够从不知到知、从不会到会、从未知到已知的艺术探索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巧,并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产生新的艺术观点和见解。

因此,我们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创新素质列入到教学内容中,结合音乐教育学科的特点,以专业课程为基础,以加强实践技能训练为重点,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专业知识和非专业知识、教师导学与学生自学、考试与检测检查结合起来,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四、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途径

1.重建适应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课程架构课程架构,是人才综合素质培养的前提。对大学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架构的设置,要与音乐教育专业人才综合素质培养目标相协调、相一致,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充分体现当代人文艺术、音乐艺术发展的大趋势。

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素质,应该包括教育专业学生所应有的思想品德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人文素质、专业知识和能力、专业水平以及教师职业素质。大学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内容应该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思路来设置。一是设置哲学、外语、计算机应用、大学语文、体育等公共必修课;二在保证学科体系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规划、发展和建设四个系列的课程群,即音乐理论与技能基础课程群、作曲技术与指挥课系列课程群、声乐表演与教学课系列课程群、钢琴演奏与器乐课系列课程群;三是将教育科学课程,如音乐教学法、音乐心理学、音乐教育学、学科教育论作为必修课;四是设置比较宽泛的选修课程,如美术、写作、教师语言艺术、电化教育、意大利语、德语、音乐美学、童声合唱训练、东西方音乐文化史、音乐学概论、MIDI技术与制作、现代录音与录音技术、舞台艺术、教师口语、中学音乐课程设计、音乐教育管理等。

2.改革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模式

一是因材施教。我们采取讨论式、诱导式、问题式、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艺术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二是科学施教。我们改变那种一讲到底的单一课堂结构,采用心灵感受式、直观感知式、启发讨论式、反复讨论式等方法,使课堂教学出现和声立体美的效果,使学生保持持续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三是注重学生的艺术教育实践。我们重构教育教学见习、实习计划,在第一学年就安排一周见习,从第二学年开始,每学年安排二到四周时间到各学段实习,使之了解从幼儿园到高中各学段教育教学的实际运作情况,让学生尽早明确做一名合格的音乐教师所应具备的能力,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全国器乐、声乐考级活动,把考级作为原动力,以提高专业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