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土地利用；协调度；协调发展度

一.引言

协调是指系统内各层次、各子系统之间各种参数的和谐、结构和功能的相融、系统与环境之间物质能流运动的稳态。系统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是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动态过程。为了动态直观的反映系统内部之间协调状况的变化，可以建立由一个或一组函数构成的对系统协调程度进行测算的数量模型也就是协调度模型。

复杂的系统可以解析成由各个限制因子通过各种关系组成的网络，在早期的研究当中，往往简单的将系统分为多个层次，层次之间联系没有进行必要的量化处理，本文在建立协调度模型时，结合了有效的层次分析方法，将系统的各个层次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且将系统中明显和其他限制因子没有联系的因子排除，在研究过程中，简化系统要素，提高系统研究的效率，并且可以更加紧密地将已有的限制因子充分解析，所以基于协调度的系统研究就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土地资源优化利用就是为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目标，依据土地的特性，利用一定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通过各种措施和方式对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在时空尺度上分层次安排、组合和布局，进行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土地利用率，从而保证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土地利用评价是基于某一发展时期，城市现存土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对其土地利用现状和相应取得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效益偏离最优状态的程度所进行的综合分析和评价。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其数量的有限性及其供给的稀缺性与社会需求增长量之问的矛盾日益加剧，因此，城市土地利用评价需要在评价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打破单一的经济效益评价视角，而且单一的指标加权方法显然已不再适用。本文对协调度模型加以修正，引入到城市土地利用评价研究中，以解决城市土地利用评价中土地集约利用的问题。

二.土地利用协调度的模型构建

（一）指标体系建立

城市土地利用是为了使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比和土地利用率达到最佳。本文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分析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结合指标数据的可得性，确立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序参量为三类，即：经济效益参量、社会效益参量和环境效益参量。每一类参量又细分为若干子变量，对应着各项统计指标。经济效益原则的主要指标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体现度和城市经济密度，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体现度反映土地配置的经济效益，该值越大说明土地所有权的经济收益愈高；城市经济密度反映城市的经济总体效益，该值越大说明城市密度愈高，土地利用结构愈合理。社会效益原则的主要指标是：城市人口密度、城市交通便捷度、人均居住面积，这些指标反映人民经济生活方便状况和经济活动的效率。环境效益原则的主要指标是各项用地比重，城市绿化覆盖率、环境质量达标率，这些指标反映土地利用结构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关系。

（二） 评价指标的评分模型（ 功效函数） 。

上式中，x0为有序参量实际值；x0为有序参量合理值；ai为系统上限，指标量应达到的目标值；bi为系统下限，在实际中，bi一般用评价年份的前若干年的平均值代替。

（三）综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1.发展度模型

发展度是度量系统或要素发展程度的定量指标。发展度用T表示，其数学模型为：

其中

式中，T为城市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为城市经济效益函数，为城市社会效益函数，为城市环境效益函数，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在城市土地利用综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即权重）。为各指标层指标的功效值，为其指标的权重值。

2.协调度模型

协调度是度量系统或要素间协调状况的定量指标，可分为发展协调度和对比协调度，前者用于度量一个城市或区域在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土地利用协调状况，后者则用于度量同一发展阶段或同一时期不同城市或区域城市土地利用的协调状况。本文只对发展协调度进行分析。协调度用C表示：

式中为调节系数，在本文中，根据研究区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状况，为增加协调度的区分度取。

3.静态协调发展度模型

协调发展是一种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和内在性的发展聚合，它不是单个系统或要素的”增长”，而是多系统或要素在协调这一有益的约束和规定之下的综合发展。协调发展不允许任一系统或要素使整体或综合发展受影响。而协调度在某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两要素的整体功能或者综合效益的大小，因此，可采用协调发展度（或协调发展系数）作为各要素发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标。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C，T的含义同前。

（四）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计算是构建协调度模型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合理地制定指标体系的权重向量对评价结果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包含有评价客体和决策主体的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一般难于形式化。确定各因素权重值的方法有许多种，层次分析法（AHP）、灰色关联度法等。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和要求，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APH法是把复杂系统分解成各个组成因素，又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组成递阶层次结构。通过每一个层次各元素的两两比较，对其相对重要性做出判断，构造判断矩阵。通过计算，确定决策方案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本文经过两轮咨询南阳市市国土局、统计局和和高校的10位专家的意见，根据层次分析法的原理，通过对前述10位专家的问卷调查构建层次比较矩阵。相对于城市土地利用的综合协调度（A层）这个目标来讲，其3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可以构造如表2所示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然后，将判断矩阵归一化处理后得到特征向量ωj，再根据特征向量求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最后根据公式计算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其中，随机一致性指数=0.0048

经济效益值指标（B1）、社会效益指标（B2）和环境效益指标（B3）的相对重要性权值分别对应的指标项、各因素项层次单排序的判断矩阵和计算结果见表3～表5。

表3–表5中的随机一致性检验指标CR值均不超过0.10，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符合要求，上述判断矩阵是可行的。

1. 南阳简介经济数据

南阳地处北纬32°17'-33°48'，东经110°58'-113°49'，本文以南阳市中心城区（中心城区指北至312国道、南至长江路、西至北京路、东至机场路的闭合区域；各种设施均指该范围内设施）为例进行实例研究。模型中功效性为“+”和“-”的各个序参量指标的下限值主要参照南阳市中心城区各个时期历史数据，参照南阳市土地利用的最低要求确定，而上限值则参照2004-2008各年各指标发展速度并结合国家和国际有关标准制定出指标的目标值。

而模型中功效性为“±”的各个序参量指标合理值的确定有两类依据，其中居住用地比例、广场道路用地比重等指标主要参考《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而城市人口密度、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等指标主要参考城市规划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2. 模型计算

根据上述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的计算公式，在对河南省南阳市的土地利用评价中，将土地利用中的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和环境效益指标分别作为该评价体系中的三个要素，计算南阳2004～2008年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协调水平，取调节系数k=3，的值根据表2的计算分别为0.5499，0.2098，0.24，相关指标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

3 结论分析

根据上述协调度发展的结果，分析2004-2008年南阳市土地综合利用的动态发展趋势可知：南阳市2004—2008年发展度 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子系统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土地综合利用协调发展度数值在0.38～0.47之间，根据协调发展度与协调等级的对应关系，可知南阳市2004～2008年的土地综合利用协调程度处于中等状态。

（1）整体上看，2004-2008年，南阳市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效益持续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度不断增强。f（u）从0.35增加到0.49，g（u）从0.14增加到0.23，h（u）从0.19增加到0.24。

（2）2004—2008年，南阳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大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综合指数，说明南阳市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是环境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城市经济发展超前与城市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环境效益亟待与经济发展协调同步提高。

（3）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度在2008年小幅降低。主要是受当年政府出让土地过多造成城市建设

用地增量较大，使其它指标特别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等出现较大降幅。

（4）根据协调发展度和城市土地利用的特点，可以建立协调发展度与协调等级以及土地利用水平之间的对应。南阳市2004—2008年，发展度D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土地集约利用协调程度其数值在0.4～0.59之间，根据协调发展度与协调等级的对应关系，可知南阳市2004～2008年的土地利用程度和投入产出水平的协调程度处于初级协调状态，也即南阳市的土地利用基本处于集约利用的起始阶段，其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并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三.结束语

运用协调度模型进行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时可以对历年来的集约利用水平以及各子系统的状况进行纵向对比分析，很好的掌握集约变化的趋势和主要的限制性因素。该模型合理的关键在于，选取的评价指标能够真实合理的反映城市土地土地利用程度，根据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选取土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方面的评价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其评价结果与协调度模型进行评价结果基本吻合，反映了南阳市当前城市土地利用现状，说明利用协调度模型对目前城市土地利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的可信度较高、可操作性强，有利于帮助城市制定有针对性的挖掘城市土地利用潜力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杨士弘.城市生态环境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14—117.

[2] 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 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热带地理，1999，19（2）：171—177.

[3] GBJ137—90.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指标[s].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1-03-01.

[4] Tschangho John Kim，Gerrit.The spatial dispers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China；1952—1985[J]. A/iDa.Is ofRegional Science，2001，35（1）：39— 57.

第2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传统农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10-2542-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10.064

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传统农区作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特殊区域，其重要性越来越明显[1]。但是随着资金、土地、劳动力等各种资源的加速外流，制约传统农区发展的不利因素越来越多，“谁来种地”、“谁来种粮”、“如何种地”等问题愈发突出[2]。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评价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水平，找出制约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而缩短与全国整体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就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此，本研究以黄淮平原的黄淮4市（河南省商丘、信阳、驻马店、周口）为例，定量分析评价传统农区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1.1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框架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综合的体系和过程[3]。通过对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价，不仅可以有效把握二者协调发展的趋势过程，而且也有利于发现影响协调发展的各个因素所起的作用，科学合理地选择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措施。因而，如何构建一套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于二者协调发展的情况进行量化评价和分析，使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向着实现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

按照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的原则，结合传统农区自身的特点，参考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4-7]，建立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

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层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系统层是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子系统层包括6个方面：经济发展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农业投入和装备的现代化、农业产出的现代化、农村经济的现代化。

城镇化指标体系中[8，9]，经济城镇化反映的是经济结构演变的非农化过程，用人均GDP和人均工业增加值表示；社会城镇化反映的是城镇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高低，是城镇化发展的最终结果，用城镇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人口城镇化表现为城乡人口空间的分布结构，反映的是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的上升，用城镇常驻人口比率来表示。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中[10，11]，投入装备的现代化反映的是农业生产手段和投入的水平，用单位耕地机械数量和有效灌溉面积比重来表示；农业产出的现代化反映的是农业投入产出的效率，考虑到传统农区的实际特点，用单位耕地粮食产量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反映的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城乡发展差距逐步缩小，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表示。以上城镇化指标体系和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均为正向指标。

1.2 指标权重的确定

首先对于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所谓指标的标准化就是将所有的指标都转换为无单位、取值范围在0～1之间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对不同的数据直接进行核算。由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含义、核算方法、量纲不同，因而不能进行直接综合计算，必须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的处理，去除量纲的影响。由于所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其数值越大越好。正向指标的数据标准化处理过程如下所示：

Rij=1，Vij>Vijmax（Vij-Vimin）/（Vijmax-Vijmin），Vijmax>Vij>Vijmin0，Vij

Rij是标准化指标，Vij是原始指标，Vijmax、Vijmin分别为原始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其次是对于标准化之后的数据采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所谓熵值法就是通过指标信息熵对于指标的有效性和价值作出判断，信息熵越小，指标的权重越大。其计算过程如下：

为了使计算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城镇化子系统与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协调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C为协调系数，P为调节系数，P≥2，取P=2。协调系数反映了在城镇化子系统和农业现代化子系统综合效益或者发展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即 l（x）和m（y）之和一定的时候，为了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复合效益或者发展水平最大，也就是l（x）和m（y）最大，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效益或者发展水平进行组合的数量程度。C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最大值1就是最佳协调状态，最小值0就是最差协调状态，也就是协调系数越大，系统之间越是协调。

尽管协调系数能够反映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彼此相互协调的程度，这对于约束二者的发展行为，促进二者健康、合理、有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协调系数却不能反映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综合效益的高低、整体发展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具有相同协调系数的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其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水平会出现高低不平。按照协调发展的内涵，将衡量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标定义为协调度，公式为：

式中，D代表协调发展度，C为协调系数；T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琢和？茁为待定权数，本研究认为二者的重要性相同，所以选择？琢和？茁都是0.5。一般T的取值范围是（0，1），这样可以保证D的取值范围也是（0，1），便于比较分析。

2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价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全国、河南省以及黄淮4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个别缺失数据采取线性差值方法进行弥补，数据的时间范围为2003-2012年共10年的数据，通过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相对水平变动趋势，评价4个农业大市相对于河南省以及全国来说，其协调发展的水平。

2.1 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于指标体系中与价格有关的指标数据，比如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工业增加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1990年的价格指数为基数进行价格处理，这样就可以消除物价因素带来的影响。然后对于原始数据的每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不同单位的指标就可以消除单位带来的影响，然后计算各个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城镇化子系统指标体系中，占比重较大的指标主要体现在经济城镇化，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对于城镇化的综合水平影响较为显著。单个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其次是人均工业增加值以及人均GDP。农业现代化子系统指标体系中，占比重较大的体现在农业投入和农业装备方面，这说明农业现代化的水平更多的受到投入和装备的影响。单个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指标都是乡村人均用电量，其次是乡村人均农业增加值和乡村人均肉类产量、单位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

2.2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系数、协调度得分

在计算出相应指标的权重之后，根据相应的公式计算出全国、河南省和黄淮4市2003-2012年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系数和协调度相对发展水平的得分，结果如表2～表5所示。

2.3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相对水平的结果与评价

从上述评价结果可以看出，2003-2012年作为传统农区的黄淮4市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自身的发展水平提升很快，协调状况一直在好转。但是相对于全国和河南省来看，该区域的4个农业大市的发展水平依然相对较低、发展依然相对较慢，尤其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水平方面，与河南省以及全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1）从城镇化相对水平发展走势图（图2）可以看出，黄淮4市城镇化发展水平始终处于上升的阶段。但是与河南省、全国同期水平相比，黄淮4市城镇化发展的相对速度却越来越慢，导致差距越来越大。如2012年城镇化综合水平最高的商丘市为0.457 1，最低的周口市只有0.341 9，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为0.772 5，而全国城镇化的水平为0.993 5，这说明黄淮4市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的状况相当明显。

2）从农业现代化相对水平发展走势图（图3）可以看出，黄淮4市农业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甚至在个别时期与全国水平非常接近。但是整体水平依然落后于河南省、全国的平均水平，尤其是2010年以后，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012年发展水平最高的商丘市农业现代化综合得分为0.674 4，略高于河南省0.661 8的水平，但是依然低于全国0.735 2的水平。

3）从协调度相对水平发展走势图（图4）可以看出，相对于全国、河南省的发展水平，黄淮4市的协调度虽然在上升，但是差距越来越大。在2012年最高的商丘市才达到0.524 8，最低的周口市仅为0.393 2，这说明相对于河南省与全国的发展水平，黄淮4市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很不协调，同时发展的水平也是处于非常低的阶段。

3 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由于传统农区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较弱，因而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就业岗位转移，结果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为缓慢，二者处于低水平协调、甚至不协调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二者不协调或者协调性差的关键问题在于传统农区的城镇化水平发展滞后，不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阻碍了农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作为一类特殊的区域，传统农区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按照国家的总体规划和功能区定位，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生态环境良好和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发展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提升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坚决避免工业的发展造成农区环境的破坏和恶化[12]。

3.1 以农业产业化为主线，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这需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健全财政支农惠农政策，加大粮食生产的财政补助[13]；建立粮食生产核心区，通过增加农民种粮收入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拓展拉长农业产业链条，进行产业链的纵向和横向延伸，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等的发展，实现工农结合、农企结合、产销结合、促进农业发展的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通过土地的适度流转，推动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14]。

3.2 以产业城镇融化为基础，推动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

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过程就是非农产业带动的过程。对于传统农区来说，城镇化发展滞后主要是非农产业发展的滞后，因此只有产业兴旺发达了，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以人为本，因地制宜，通过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通过就地发展小城镇，可以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这需要重点发展县城和中心镇，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产业积聚能力、人口集中能力。由于传统农区城镇化和非农产业滞后，必须合理地引导部分农业劳动力异地城镇化，尤其是引导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群来实现异地的城镇化。这就要求通过制度的改革，真正地为外来人口解决就业、入学、就医等问题，使其真正地享受市民化待遇。

3.3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根据城乡人口流动加快的实际，逐步放开城乡户籍制度，为农民进城、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扫清障碍；以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解决城乡要素不平等交换的现实，尤其是通过农地制度的改革，实现城乡土地市场的“同权同利”。通过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实现新农村和城镇化的同步均衡发展，让农村和城镇都成为农民安居乐业之地。

参考文献：

[1] 韩长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努力实现“三化”同步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11（1）：1-3.

[2] 王发曾.中原经济区的“三化”协调发展之路[J].人文地理，2012（3）：55-59.

[3] 魏厚凯.走好“双加速”下的“三化”协调之路[J].经济经纬，2012（1）：1-2.

[4] 夏春萍.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工业化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计量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2（5）：18-23.

[5] 伍国勇.基于现代多功能农业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协调发展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7）：54-61.

[6] 吴文倩.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探析[J].商业时代，2007（17）：42-47.

[7] LIN G. Chinese urbanism in globalizing China：A study of new urbanism in Dongguan[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6（47）：294-306.

[8] 欧向军，甄 峰，秦永东.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地理研究，2008（9）：24-30.

[9] 宣国富，徐建刚，赵 静.安徽省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6）：47-51.

[10] 辛 岭，蒋和平.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11）：46-50.

[11] 曾福生，吴雄周，刘 辉.论我国目前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形式――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1）：19-23.

[12] 祝洪章.传统农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分析[J].求是学刊，2010（9）：18-25.

第3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专家访谈法及逻辑分析法，在对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探讨了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大教育观、终身体育和全民健身等视角探讨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及制约因素，并针对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协调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试图为全民健身的理论和实践，为实现体育的“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构建终身体育和体育社会化模式提供理论参考。

学校体育在我国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部门对学校体育的投入亦是逐渐增多，学校体育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迅速发展。而社区体育则是刚刚起步，还处于摸索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是实现终身体育目标的两种重要途径。它们是大众体育发展的基础和重要载体，它们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使之协调发展，对大众体育的发展和终身体育的实现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探讨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协调发展是当前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一、 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互动研究的意义

（1）有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的良性互动发展可以切实而有效地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构建比较完善和谐的全民健身体系，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和具体实现途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可以有效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实施。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都是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体育是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基础，是我国国民体质和健康整体水平提高的关键，社区体育是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的基本途径。

（3）是推动终身体育发展的必然要求。终身体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体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在贯彻终身体育思想方面，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学校体育是终身体育的入门期和基础阶段，社区体育是终身体育的发展和延伸。

二、 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相互关系

（1）概念的界定。学校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实践，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兴趣、习惯和能力为主要目标的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文化教育活动。社区体育是指在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对象，为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群众体育。

（2）学校体育对社区体育的作用。①学校体育对社区体育的影响。社区体育是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社区体育的主体是社区内所有成员，包括学校的大、中、小学生。因此，学校体育是我国社区体育的基础。这种基础作用，主要表现在：现代社会中，从事社区体育活动的主体都必须经历学校体育的教育过程。②学校体育能为社区体育开展提供人才资源。当前社区体育缺少专门的体育人才，而学校里拥有大量的专职的体育教师，这些体育教师具有开展体育竞赛、组织体育活动的丰富经验和知识，能解决社区体育专门人才缺乏的问题。 转贴于

（3）社区体育对学校体育的作用。①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社区体育是学生体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和学校体育的补充。学生不但要参加校内的各种体育活动，而且要参加校外的体育活动，是社区成员之一。因此，社区体育是学生参加校外体育活动的重要内容。②社区体育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有利于树立教育社会一体化的观念，有利于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关心学生身心健康的新格局；社区体育的开展有助于充分发挥学校人才、知识、信息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学生个体最终要走出校园，成为社区的一分子，良好的社区体育活动对于保持和延伸学校体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 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①社区体育功能的研究中，还停留在从体育本身中分析，而缺少从教育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这是社区体育理论研究的缺陷。②在传统的观念中，研究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的相互作用时，缺少全局性和系统性的角度。③我国目前社区体育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教育化特征不明显。社区体育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效能低下，与学校体育的发展需要不协调，导致社区体育对学校体育的作用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四、 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的对策

（1）加强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事物的发展需要理论的研究作强有力支撑。从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现象来看，理论研究未能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比较突出的。就目前而言，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协调发展理论研究比较滞后，特别是社区体育未能审时度势地意识到自身体系在教育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功能的发挥以及目的的实现。

（2）加强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之间的联系，促进学校体育的社会化和社区体育的教育化建设。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是体育体系和教育体系下的两个子系统，由于目前两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自为阵，不相往来，没有实现优势上互补的现象，所以加强两者的联系是协调发展的基础。

在大教育观和终身教育的要求下，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关系必须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即社区体育要与学校体育协调发展。在这个时代，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对社区和学校在体育事业中的必然要求，是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刻不容缓的任务。而在体育过程中，学校已经不再是教育的全部，社区体育应该是学校体育的拓展和延续。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都应该在体育过程中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尽可能地承担自己的任务。所以，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的，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我国体育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郁建亚.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互补效应[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2(2).

第4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范文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依托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对环境具有一定的输出作用，主要是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同时旅游能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创收，反补地方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两者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如何实现旅游经济发展与区域生态建设的共赢发展，是近年来旅游学界关注的热点，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断条件。宋进喜探讨了旅游经济开发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效应，对西安举行了实证研究①。崔峰和王辉等分别以上海市、大连市为例探究了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② ③。庞闻，马耀峰等以西安市为例对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④。但针对新疆的旅游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鲜有报道，而新疆的地域生态环境独特，生态承载阈值较低，同时新疆的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本文针对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状况及演进历程进行分析，为新疆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能够达到协调状态提供借鉴依据。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根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各自发展的特点，根据数据的易得性、连续性和指标的可操作性，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二者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见表1），数据摘自2005—2011年《新疆统计年鉴》。

（二）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

本文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互相作用耦合模型④，即：

，上式中，c 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 ∈［0，1］。a为生态环境综合指标，b为旅游经济综合指标。c 值越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关联系越小，趋向于向无序混乱方向发展，处于不协调状态； c值越大，系统之间相关联系越大，趋向于向有序良性方向发展。但是，为了更精确的反应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借鉴相应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出协调发展度d，进行实证分析，见下式。

， t=ma+mb本文由收集整理

上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c是耦合度，t是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m和n是待定系数，经讨论，我们将m，n均取值为0.5。为了方便判定新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本文特引用协调发展度级别及划分标准如表2⑥。（以t代表旅游经济系统，e代表生态环境系统）

二、结果分析

由计算可得2005—2010年新疆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指数a、b及耦合协调度d，划分标准如下：在d值为0.1—0.19时为严重失调衰退类；在0.2—0.29时为中度失调衰退类，在0.3—0.39时为轻度失调衰退类，在0.4—0.49时为濒临失调衰退类，各分三种情况：①a＞b为t损益型；②a＝b为t和e共损型；③a＜b为e损益型。在d值为0.5—0.59时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在0.6—0.69时为初级协调发展类，在0.7—0.79时中级协调发展类，在0.8—0.89时为良好协调发展类，在0.9—1.0时为优质协调发展类，各分三种情况：①a＞b为t滞后型；②a＝b为t和e同步型；③a＜b为e滞后型。

下文对新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关系的具体分析。

（一）新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

从旅游方面看：从表2可以看出，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旅游经济评价指数 b由2005年的 0.04上升到 2010年的 0.60，旅游经济的 5项指标中，都实现了正增长，国际旅游人数由最初的331145人增长到1065261人，年均增长率为36.95% ； 国际旅游收入由 10008.9万美元增长到36844万美元； 新疆的旅游社总数由378个上升到462个。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良好，同时旅游业的基础产业发展也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旅游在2005—2010六年的发展中发生过两次重大衰退，分别由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新疆的“七五”事件所引发。 说明危机事件对旅游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其发展有较大的抑制作用。但是， 由于旅游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较大，旅游经济的恢复力很强。从2010年旅游经济评价指数b的快速反弹可以看出，“七五”解决后， 旅游经济又呈现一个增长势头。同时，我们还须清醒的认识到，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对经济来说是把双刃剑，利用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以旅游为时尚引领的新型经济， 但是， 如果忽视了环境的重要性则会适得其反， 环境的破坏必然会造成相应程度的经济损失。

从生态环境方面看：新疆生态环境总体呈上升趋势，环境综合发展指数a由2005年的0.38增长到2010年的0.59。但是，2006年，2008年，2010年这三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容，能耗的增加，环境治理设施投入的不足，使得我区城区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两项指标的排放较前一年有所增加。但是政府做出的一些实质性措施明显的改善了新疆的环境质量。例如：乌鲁木齐的“蓝天计划”让乌鲁木齐拥有更多的晴天天数；新疆跨国界河流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进一步强调了河流保护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新疆环保和交通部门联手，杜绝公路施工破坏生态能更好的防止人为破坏生态行为的发生；学习贯彻十精神，为做好我区排污费征收工作等环保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新疆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由表2可知， 2005—2010年d由中度失调晋升为勉强协调， 同时c的持续上升说明新疆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之间有密切的耦合互动关系，两大系统趋向于向良性状态发展。由于城市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自发展水平等级的不同， 可将每个耦合协调度类别再分为 3 种类型：a< b， e滞后型；a= b， t与e同步型； a> b，t滞后型。由表2可以看出， 新疆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出现转变， 大致分为 3个阶段：（ 2005—2006年）中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 t滞后；（ 2007—2009 年） 轻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t滞后；2010年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e滞后。说明早期新疆经济落后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不大，相比较而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很少。但从2009年开始，新疆旅游经济收入得到很大提高，旅游业的井喷式发展对新疆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破坏，导致环境的滞后。

第5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范文

内容摘要:综观世界各大城市群发展的经验,城市群的合作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建设和支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性凸显。本文总结和借鉴了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提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合作发展法制化的构想。

关键词:城市群 经济合作 法制化

我国城市群经济合作法制化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性凸显。十七大报告及“十一五”规划纲要均明确指出:要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08年国务院先后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长三角指导意见》)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珠三角规划纲要》),表明欲将上述两个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国家政策已指明城市群的发展方向,但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具体工作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需要多层面的合作与协调。《长三角指导意见》和《珠三角规划纲要》的文末均指出要完善城市群的合作机制,却并未提出具体的完善措施。因此,如何完善合作机制,保障城市群经济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城市群经济合作的相关制度,实践中长三角和珠三角虽已形成了自己的合作机制,但均为城市自发“倡导”或称“联谊”的磋商模式,这种非正式的合作模式缺乏必要的约束力,往往因城市个体利益导致磋商无果或事后无效,从而损害城市群的整体发展利益,无法达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高要求。

城市群的建设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过程,需要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在我国现今的行政区划模式中,城市首先是省(直辖市)的组成单位,然后才是城市群中的成员,一种是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一种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两种身份利益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必然优先满足前者。这就阻碍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经济的自由交流。要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发展,必须建立相对稳定和强有力的合作制度,只有法律的稳定性和强制性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须尽快将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合作发展政策通过立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强制执行。

国外城市群经济合作法制化的经验

综观世界各大城市群发展的经验,城市群的合作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建设和支持。各国城市群协调发展法制在立法结构上主要由纵向调控法律制度、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和特别区域促进法律制度三部分构成;立法内容主要包括城市群开发建设、合作组织、产业政策、公共服务制度等方面。具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可供我国借鉴:

其一,世界级城市群所在国家大都制定了区域合作发展方面的基本法。这种基本法又分为两种立法模式。一是制定综合的国土开发法,在其中规定城市群合作发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如日本的《国土综合开发法》、法国的《领土整治与开发指导法》、英国的《城乡规划法》等。二是制定专门的城市群合作发展法,如美国的《示范城市和大都市发展法》、德国的《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国土综合开发法》的基础上,2003年又实施了一部《构造改革特别区域法》,也是专门的城市群合作发展法,可见两种立法模式在日本并存。在这些基本法中一般均对城市群合作发展的基本任务、组织、管理进行界定,作为编制城市群建设和发展规划的依据,并在实施中制定相关的具体法律制度作为保障。

其二,一些世界级城市群所在的国家或地区还制定了某个特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专门法律。这些特定区域有些是经济发达的城市群,有些是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如日本的《首都圈整治法》,英国的《新城法》、《内城法》等。这类法律往往是城市群经济合作发展最重要的制度保障,规定了城市群合作发展的各项制度,内容广泛而具体,是城市群协调发展最直接的法律依据。

其三,很多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城市群经济合作组织。如法国的巴黎城市群建立了“地区整顿委员会”,英国的伦敦城市群则创建了“大伦敦管理局”,北美五大湖区城市群也成立了“五湖联盟”等。这些机构都是依法设立的专门性独立机构,就城市群内部的开发建设、产业竞争、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重大合作问题协调各方利益,确保各方实现共赢,促进城市群整体经济的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合作法制化构想

首先,完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法律虽然我国已制定《国土管理法》和《城乡规划法》等国土开发建设方面的基本法,但在这些法律中没有体现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任务、组织、管理等基本制度,应尽快修改补充。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区域(或城市群)协调发展法”,将更加有利于城市群的发展。

第6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城市资源；基础设施；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 F062.9 献标识码 A 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149-05

城市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经济社会诸要素构成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以建设生态城市为目标, 通过规划、监测和调控等手段引导城市生态复合系统向更加协调、平稳、均衡发展的动态过程［1］。而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命脉和基础，它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支撑系统和承载体，其承载能力必须与城市经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需求压力相适应，才能保证城市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2］。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来分析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可以衡量前者是否适应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并能把握彼此的协调发展趋势，对指导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建设，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城市可持续、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国外在基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城市可持续、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并应用于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3］。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它建立了“经济、社会、环境和机构制度四个二级指标，提出了驱动力（Driving forc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的DSR 概念模型, 并结合《21世纪议程》中的有关章节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核心指标框架［4］；英国政府于1994年了该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并在明确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目的和功能基础上, 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指标体系［5］ 。另外，世界银行、国际科学联合会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都提出了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6］。近年来国际上又最新提出了一些直观的、较易操作的指标体系及其定量评价的计算方法，如可持续性的晴雨表（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7］、真实发展指标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8］等评价模型。

国内对城市可持续、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3］。如1997 年，海热提等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建立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9］；1999年，黄思铭等按发展度、承载力及环境容量设计了省级、市级、县级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并对昆明市的18个具体指标进行了评价［10］；2000 年，凌亢等以城市可持续发展特征分析为理论基础，采用理论分析、经验选择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11］；2002年，曹慧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以及线性隶属方法对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的评价［12］等等。

目前国内外虽然提出了诸多评价模型，但指标体系往往是从整个国家和区域出发，从综合和整体入手，涉及到的关键指标数目很多,面很广，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 的指标体系有147个指标［13］；邓宏海所列的环境质量指标达300个［14］；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指标体系有近1 500项［15］。数目、层次太多限制了评价体系的实用程度，而且不容易区分和清晰地辨别各个重要系统的相互关系和对整个区域或城市发展的贡献与作用；特别是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从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入手，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合理地评估和衡量城市资源、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的研究还较少见。因此，在当前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状况, 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 定量地评价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青岛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2002-2004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5.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3 000美元；青岛以占全国0.11%的土地和0.56%的人口，创造出占全国1.59%的生产总值和1.85%的财政收入，其经济总量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然而，青岛市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支撑条件还较薄弱，化石燃料和矿产资源贫乏，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可利用建设土地资源稀缺；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主要污染物已达到控制指标的上限。另外，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滞后发展的状态。青岛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面临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以土地、能源、水资源等要素资源和基础设施供给约束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便是当前乃至较长一段时期内制约全市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之一。

2 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经分析和参照相关文献，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了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三项指标下面又分几项能够体现该指标特性的分指标，构成多层次的指标体系(见表1、表2)。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青岛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另外一部分取自建设部公布的全国城市统计年报、国家环保总局下发的“生态城市建设指标”、青岛市十五规划以及厦门、大连、宁波和杭州四个城市的统计年鉴。

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整个青岛市的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所涉及的因素范围广、数量大，对各个层次上的因素进行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为了能科学地确定出各个指标的权重,我们采用了美国学者萨蒂（T. L. Saaty）教授提出的层次分析法(AHP) 来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应用该方法, 将专家和决策者的分散意见整理成判断矩阵, 再利用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确定下层指标对上层准指标的贡献程度, 从而得到基层指标对总体目标或综合评价目标重要性的排列结果［16］。

各指标权重见表3、表4、表5

4 定量评价

4.1 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4.2 青岛市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协调关系

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指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在不断建设和发展中所形成的承载能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在数量和质量上，能够满足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需要［2］。

本文参照这个标准，对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综合评价：由表6数据可知，2001-2004年期间，青岛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而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则呈现波浪型，除了2002年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的发展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外，大多数年份都是滞后的。从表7数据可以看出，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各年的协调发展度均大于0.8，并保持增长的态势；同时，从协调发展趋势指数来看，衰退和增长型兼有，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协调发展的动态趋势还不稳定和明朗。

5 结 论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可持续利用的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我们通过构建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统计和分析了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发展程度和趋势。结果显示，近年来，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也存在着滞后发展的状态，青岛市总体上属于协调发展、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滞后增长型。因此，青岛市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加大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开发和建设力度，进一步促进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在城市的发展实践中不断去弥补和完善该系统，使其真正成为青岛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共同支撑青岛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我们以青岛市为例的研究，同样适用于其它城市，这对指导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建设，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城市可持续、全面、协调发展，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秦耀辰,张二勋,刘道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评价――以开封市为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6):1～8. ［Qin Yaochen,Zhang Erxun,Liu Daofang. On the System Assessment of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Kaifeng City for Example［J］. 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 2003,(6):1～8.］

［2］ 申金山，宋建民，关柯.城市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方法与应用［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0，13（5）:10～12. ［Shen Jinshan,Song Jianmin,Guan K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J］. Urban Environment & Urban Ecology, 2000，13（5）:10～12.］

［3］ 牛海鹏,齐永安,袁占良.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2005,24（2）:292～294.［Niu Haipeng,Qi Yongan,Yuan Zhanlia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 and Ways of Urban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2005,24（2）:292～294.］

［4］ 叶文虎,仝川.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述［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1997 ,7(3): 83～87. ［Ye Wenhu,Tong Chuan. Reviews on the U.N.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1997,7(3): 83～87.］

［5］ 王朝科. 英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介［J］.山西统计,1997,(7):41～43.［Wang Chaoke. Reviews on the English 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Shanxi Statistics, 1997,(7):41～43.］

［6］ 邱茂慧,暖,蔡霞.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研究评述［J］.热带地理，2002，22（3)：222～225.［Qin Maohui,Chen Zhongnuan,Cai Xia. Review of the Study on Indicator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Tropical Geography, 2002，22（3）：222～225.］

［7］ PrecottAllen. The 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 a method of assessing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societies［A］. Gland, Switzerland and Victoria, BC: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PADATA［C］. Switzerland: IUCN, 1995.

［8］ Clifford Cobb. If the Economy is up, why is America Down［J］.the Atlantic Monthly,1995. 276(4): 65～71.

［9］ 海热提・涂尔逊,王华东,王立红,彭应登.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7(2):47～50. ［Hairet Tursun,Wang Huadong,Wang Lihong,Peng Yingdeng.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7,7(2):47～50.］

［10］ 黄思铭.云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1999,（2）:93～96. ［Huang Siming. Researches on 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Yuannan［J］. China Soft Science, 1999,（2）:93～96.］

［11］ 凌亢,赵旭,姚学峰. 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研究［J］.中国软科学,1999 , (12):106～110.［Ling Kang,Zhao Xu,Yao Xuefeng. Studies on the Index System and Method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China Soft Science,1999, (12):106～110.］

［12］ 曹慧,胡锋,李辉信,梁镇海,王昭昭.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J］. 生态学报,2002,22(5):787～792.［Cao Hui,Hu Feng,Li Huixin,Liang Zhenhai,Wang Zhaozhao.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system in Nanjing City［J］. Acta Ecologica Sinica,2002,22(5):787～792.］

［13］ 范柏乃,马庆国. 国际可持续发展理论综述［J］.经济学动态,1998,(8): 65～68.［Fan Bainai,Ma Qinggu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J］. Economics Information, 1998,(8): 65～68.］

［14］ 毛锋,米红.可持续发展研究态势评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8,17(1):20～25.［Mao Feng ,Mi Hong. A Commentary on the Stud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98,17(1):20～25.］

［15］ 刘传祥,承继承,李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6,6(2):3～7.［Liu Chuanxiang,Cheng Jicheng,Li Qi.Basic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Sustain Able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6,6(2):3～7.］

［16］ 罗守贵，曾尊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述评［J］.人文地理，1999，（12）：54～59.［Luo Shougui,Zeng Zungu. Reviews of Researches on 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Human Geography, 1999，（12）：54～59.］

［17］ 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J］.热带地理,1999，(2):171～177.［Liao Chongbin. Quantitative Judgement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and Economy［J］. Tropical Geography, 1999，(2):171～177.］

［18］李孝坤，韦杰.重庆都市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演进分析及对策探讨［J］.经济地理，2005，25（3）：387～390. ［Li Xiaokun, Wei Jie. The Evolution Analysis and Probing into Strategy of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Chongqing City［J］. Economic Geography, 2005，25（3）：387～390.］

第7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 四化两型；环境管理会计；三重评价；熵权模糊评价；物元分析

[基金项目] 湖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2012GK3083），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2C0646），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Ⅱ）28），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Ⅱ）30）。

【中图分类号】 F2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1-2

一、绪论

近年来，生态环境状况正日渐恶化，因而世界各国都积极发展循环经济，这种宏观经济背景对工业企业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针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趋势，省委省政府立足湖南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集中全省人民的智慧，做出了推进“四化两型”的战略抉择。“四化两型”是指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四化两型”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区域发展必须转变思路，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以绿色经营来适应“四化两型”战略的发展模式要求。

工业企业与区域环境的协调发展绩效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发展概念，是特定区域内各经营主体集聚内外资源，既包括通过提品和服务来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也是区域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综合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因此，科学合理的工业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等三类指标，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特定区域内工业企业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的水平和潜力。

据此，本文遵循“四化两型”的战略思路，并依据环境管理会计的先进理念，首先从经营绩效、设计绩效和环境绩效三个方面构建出分层次的工业企业经营绩效三重评价指标体系；接着引入合理的量化分析工具，最后选择了衡阳市10家工业企业为样本，对“四化两型”视域和环境管理会计理念下衡阳市工业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模式的应用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工业企业经营绩效三重评价指标构建

确定科学的工业企业经营绩效三重评价指标，对“四化两型”视域下的工业企业和区域环境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化两型”视域和环境管理会计理念下工业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较为复杂，其构成要素与环境系统以不同形式存在且处于不同维度与层次之上，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维度的指标群，列示于如下表1中：

（表1）工业企业经营绩效三重评价指标体系

三、工业企业经营绩效三重评价方法的选择

为了对工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实际状况进行合理的量化分析，本文选取了两个量化分析工具，其中物元分析用于确定经营工业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的权重，熵权模糊评价方法用于评价工业企业与区域环境的整体区域协调发展状况。

物元分析方法实施步骤：第一，收集评价专家对同一层次评估因素的两两比较值，结合层次分析的原理计算得出它们的特征向量，并将各专家对评估因素值的权重值构造成复合物元矩阵。第二，确定n维物元和节域物元。第三，确定关联函数物元。第四，确定各专家的效度矩阵，计算第i个专家的效度系数。第五，在得出专家效度的基础上对原权重复合物元矩阵进行修正。第六，根据修正后的各指标的权重物元Rω的大小得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

熵权模糊评价分析方法实施步骤：第一，首先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二，将坐标进行平移。指标值经过坐标平移之后变为。式中，K为坐标平移的幅度（k>0）。第三，计算指标的的比重。第四，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第五，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当差异性系数值越大，则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性就越强。

四、实例分析

此处我们选择了衡阳市的10家工业企业为样本，评价时间维度为2007-2011年度，运用物元分析方法对所有指标进行处理以得出其权重值；然后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和权重值，采用熵权模糊评价分析方法评价所选取样本企业在“四化两型”视域和环境管理会计理念下的经营绩效，也即样本企业与区域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本文研究过程中的样本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水平如下表2所示：

（表2）2009-2013年度衡阳市10家工业企业经营绩效状况比较

五、结论性述评

本文依据“四化两型”战略和环境管理会计理念，从经济绩效指标群、社会绩效指标群、环境绩效指标群三个维度方面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多层次的工业企业经营绩效三重评价指标体系；并将这套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到工业企业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中，测定了衡阳市10家工业企业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的整体状况。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在指标的选取上，其数据还需要借助于定性研究和调查研究的方法加以获得和处理；在熵权模糊评价的过程中，指标权重赋权时难免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总之，本文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尝试阶段，以上提出的种种问题还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蔡吉跃，蔡振.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经济地理，2010，30（12）：2044-2049.

[2]刘霞.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南京：南京工业大学，2005.

[3]黄梅，甘德欣，唐常春等.“两型社会”背景下长株潭生态工业网络构建研究[J].经济地理，2011，31（2）：271-276.

[4]罗黎平.“四化两型”的科学内涵和理论阐释[J].企业家天地，2011，（5）：11-12.

[5]吴志军.生态工业园区产业共生关系分析――以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J].经济地理，2010，30（7）：1148-1153.

黄贤金.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与政策体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谢家平，陈荣秋.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的三维模糊评价模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科版），2003，（6）：47-50.

第8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范文

如今房地产经济占我国国民经济相当大的比重，为了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经济得到好的调控，就必须处理好市场经济与房地产经济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房地产经济的重要性。

（一）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2000-2009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79.9元跃升至17175元，年均增达10.9%，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从2000年的4901.7亿元快速增长至2009年的36232亿元，年均增长率23.08%，房地产投资成为我国国民家庭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二）促进社会的进步以及国民收入的增加

2000年-2009年，我国GDP总量从99214.6亿元跃升至335352.9亿元，年均增达15.99%，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从2000年的4901.73亿元快速增长至2009年的36232亿元，年均增长率28.89%，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三）迅速拉动市场需求

在面对大范围的金融危机时，由于货币行业和金融业务的持续崩盘，造成市场经济的剧烈波动，这时稳定的房地产市场就能够有效的将大批的家庭资金洗尽过来，从而达到缓和和抵御通货膨胀等危机的目的，稳定了市场经济的震荡，进而维护经济的平稳推进。

（四）有效带动周边行业的兴起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兴起，如电器、装修、家具、建材等一系列产业。由于它涉及范围较广，像旅游、金融业等第三产业也得到了好的发展。因此，这一系列周边行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极大的增大，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活跃。

二、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原因分析

（一）房地产价格与价值相背离

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按理来说，价格是围绕价值进行波动的。但房地产价格飙升这一现象，完全偏离了自身的价值，这对市场经济的秩序是有一定影响的。诸如房地产开发商的不合理占地，以及房地产经济过快增长而导致的泡沫经济产生，不但加大了房地产经济的风险性运行，而且会出现银行信贷中的资金链严重断裂。

（二）政府干预过度

2013年2月20日出台的“国五条”虽然对炒房投机的现象进行了抑制，但对市场的刚性需求影响不大，虽然使二手房的交易成本提高，但对一手房的影响却相对较小。虽然政府使用一系列手段对炒房现象进行控制，但并不能影响到一手房的交易。

（三）资源利用缺乏合理性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建设中，低碳环保型住宅和智能化住宅十分有限，所以要想更好的发展房地产行业，就必须在房地产行业和建设中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融入环保和节能的思想。

（四）房产泡沫使市场经济改变巨大

目前，房地产行业的信贷数额，占据各银行信贷业务较多的比例。因此，一旦发生房产泡沫，势必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其他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也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市场经济受到巨大的混乱，对维持经济稳定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三、促进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对策

（一）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控

为了房地产经济良好发展，房地产价格因控制得当，政府部门应做好调控，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查研究之后，正确判断该如何使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制定出有效的政策。

（二）对房地产经济加大金融监管力度

为了保障市场经济与房地产经济的协调发展，政府部门应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在房地产企业的贷款规模、偿债能力、开发进程等实行全面深入的监督，调节银行的资产结构，推动信贷资金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朝阳行业流动。

（三）促进房地产经济的转型

根据我国目前房地产行业的现状，各地政府必须要积极进行市场经济的调控。政府可通过贷款利率调整的方式来对传统的能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现象进行改善，以此来保障房地产行业的长远发展。

四、结束语

第9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范文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全面成型。随后众多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改革的实践都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从金融深化理论看，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有效地动员储蓄资金，并将其引导至生产性投资上，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良好的经济同样也可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活动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由此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的动态因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金融体系规模的扩大，二是金融机构的不断优化，三是金融市场的秩序逐步健全。通过这三个因素的不断优化，并不断加深其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关系，就会产生金融体系本身的不断正向演进，同时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按照这一逻辑，后续出现了大量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观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供给导向”型（Levine. etc[1]，Shan. etc[2]，Antal. etc[3]），即金融发展引领经济增长；二是“需求跟随”型（Lucas[4]，Horváthová[5]，Greenwood. etc[6]），即实体经济的增长带动金融的发展；三是“双向”因果型（King. etc[7]，Levine[8]，Johnson N. etc[9]），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互促的。

近年来，国内有关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亦相当活跃，研究大都遵循了上述范式。谈儒勇发现我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这意味着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10]；赵振全等认为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而股票市场的作用并不明显[11]；冉光和等基于我国东西部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差异明显，因此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可能并不稳定[12]；杨谊主张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制度，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功能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13]；徐景峰，华桂宏等强调要注重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平衡，这样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14-15]。

从已有研究看，虽然多视角、多方法讨论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已较为普遍，但大都集中于金融主体与经济增长抑或是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单独讨论。而如能将这两类分析置于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加以综合研究，从而能够以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化规律，将有可能得出一些更为全面而新颖的结论。

基于此，本文引入“系统耦合”概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具有代表意义的山东省的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为例展开分析。首先，基于山东省地市级数据，对其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程度以及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对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做出初步的判断，并进一步解析山东省金融发展作用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特征；其次，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

二、研究方法

（一）耦合模型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术语，是对两个及以上系统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可以从“协调”和“发展”两个层面定义。协调是一个截面概念，考察在特定时点上，两系统间的相互配合程度；发展是一个时序概念，考察随着时间的延续，两系统共同变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16]。耦合则是上述两方面的综合，全面考察两系统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彼此、协调一致的程度。耦合度的大小标志着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程度的强弱，具体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17]。

有关两系统耦合值的计算方法较为统一，一般的求解过程见公式（1）―（3）[18]。

假设存在两个交互关联的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由综合指数 X、Z 分别标识，则有

式中，为两系统协调度；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也称为发展度，、分别代表两系统对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性（权重），以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两系统为例，笔者认为两个系统同等重要，因此，可设定==1/2；D为两系统耦合度。

以二元系统耦合解析为基础，并对其加以改造，可以对三元系统耦合的机理做出新颖的解析。设定系统离差系数为

（二）可加模型

自1990年以来，可加模型（Additive Model）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证方法在国外被逐步应用于各个领域。其相对于一般非参数模型适用面更广，即使在因变量的分布不易判定或者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的情况下，该模型依然适用[20]。相对于一般的参数线性回归模型，可加模型可以依据研究问题的具体情况分别设定为参数、半参数以及非参数三类模型。这一模型除可以得出各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描绘出各变量之间在一般情况下难以被捕获的非线性关系。此外，可加模型还具有一般非参数模型由数据驱动而非模型驱动的优点，从而可以避免一般非参数回归中当维数过高时容易出现的“维数灾难”问题[21]。因此，本文选择可以描述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可加模型?ο喙乇淞恐?间的关系进行拟合。

可加模型最早由Stone[22]提出，在Stone设定的模型中，因变量是由个自变量，，…，的任意函数相加而构成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截距项，为非参数函数，误差项不仅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2的独立同分布，且与因变量独立。为了估计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因此，标准可加模型也可表示为

为了有效解析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内在关系，并且与传统线性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在保留非线性信息的基础上，加入线性部分，构成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为模型中因变量可由自变量表示的线性部分的回归参数。其余部分的含义与式（10）相同。

三、指标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体系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3]，以数据可得性为指针，本文设定了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约束层与指标层两类，而指标层又具体涵盖3级指标（见表2）。

（二）数据说明

本文将研究时序限定为2001―2012年，依据前述指标体系构建了山东省17个地级市12年的面板数据。文中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山东省统计年鉴。这一时期恰为我国及山东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优化的有效期，因此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统一采用线性拟合法估算得到。

（三）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三系统各指标数据的量级和量纲差异较大，因此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组间极值法展开标准化处理。依据指标的正负特征，首先找出各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尔后依据下式进行核算。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就可确定各三级因子的权重值。为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各因子的权重。限于篇幅，权重值不再列出。

（五）综合指数的核算

综合指数可测算单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式（13）中，Xn、Yn、Zn分别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的综合指数；Wi、Wj、Wk分别为各因子的指标权重；Iin、Ijn、Ikn分别表示各因子的标准化数值。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计算二元和三元系统的耦合度。

四、实证分析

（一）耦合分析

运用式（1）（2）和（7）（8）分别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发展度，然后进一步运用式（3）（9）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耦合度D，部分年度山东省及省内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值见表3①。三类耦合度的变动趋势见图1。限于篇幅，协调度和发展度不再列出。

根据表3及图1可知：

首先，从全省整体看（表3最后一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由0.23、0.27变动到0.52、0.51，均由中度失调衰退型提升为勉强协调发展型；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的变动亦出现了完全类似的情况，由中度失调衰退的0.24变动到勉强协调发展的0.52。由此可知各类系统均保持着耦合水平的不断优化，且各系统耦合度发展水平相近。这说明两类二元系统与三系统整体上保持了耦合变动的一致性。

其次，从两大区域看，分别计算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度的年度均值（见表3各区域横向均值），可以发现，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7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6提高为濒临失调衰退的0.49；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4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5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因此，两大区域三系统与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与变动层次，且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而这一点与全省的整体变动趋势是完全类似的。

综上可知，整体上三系统与两类二系统耦合度水平均呈现为平稳发展态势，但耦合水平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呈现出半岛蓝色经济区高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此外还可以初步推断，三系统的耦合度与两类二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要提高三系统的整体耦合水平，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高效协调互促，可以从两类二元系统出发，先促进两类二元系统的耦合发展，进而借此推动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上述结果虽然可以有效揭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以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形成的三类耦合协同共进的过程与演化特征，但无法知晓二元系统耦合对三系统耦合的作用强度，下文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二）可加模型分析

1.实证模型假定

借?b有关研究[24-25]，为解析金融主体―经济增长耦合度（BE）、金融环境―经济增长耦合度（FE）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AE）的影响，本文建立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是常数项，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残差项。式（14）的右侧前两部分即为常规的线性回归项，后两部分是非参数可加项。非参数可加项并没有明确而先验的模型形式，但可以拟合二者对因变量的非线性影响。该模型可以通过分析线性部分两自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以及非线性部分中两自变量的函数形状，全面考察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协调关系的非线性特征做出分析。同时，为消除变量间存在的时间趋势，本文在进行回归时皆采用的是各变量的增长率，但仍分别用BE、FE、AE表示。为实证结果的分析方便，BE和FE分别定义为自变量1和自变量2。

2.共曲线性检验

在运用半参数可加模型进行回归之前，需要对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Concurvity）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是，检验模型中所关心的某项与怀疑和它有共曲线关系的非参数项拟合值的相关系数R（即决定系数R2）。依据经验，当R的绝对值大于0.5，即判定系数R2大于0.25时，需关注模型的共曲线性；反之，如果R的绝对值小于0.5，则可近似忽略它们可能存在的共曲线性。对式（14）中两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变量之间的拟合相关系数小于0.5，因此可知式（14）满足可加模型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曲线性的要求，即模型的构建较为合理。

3.模型拟合

（1）线性特征分析

依据式（14），以各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分别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进行线性特征估计，结果见表4。

模型中线性部分的参数是不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认为该参数即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长期稳定性影响部分。由表4可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两大区域线性结果基本都在较高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25628，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9965。这表明，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存在负向线性作用；非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36457，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1037。亦表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也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同样表现为负向线性作用。

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从当前形势看，我国金融体系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对实体经济有效支撑远未达到预想的程度，而这些问题在山东省同样存在。首先，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不高，银行信贷、财政资金以及资本市场三方面资金的转化效率不高，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筹措资金的主要途径；同时仍有大量的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而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涌入并存，也意味着国内金融资源的浪费。其次，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明显扭曲，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我国当前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并蕴藏着潜在的金融风险。再次，我国整体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国有银行业一方独大、银行传统业务占据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地对市场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并导致了金融业产出的低效。此外，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新兴金融模式，提供了远超传统金融业生产效率的金融服务，但目前传统金融业并没有完全跟进与有效利用这一新兴模式，这可能导致未来以银行为主的中国金融业遭受强烈的冲击。这些问题无不表现出金融主体运行的低效。总括来看，山东省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金融主体的滞后发展，从而拉低了二者协调发展程度，进而影响了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的协调发展。

（2）非线性特征分析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非线性部分是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这恰好表明了由于外部影响、政策因素等对其造成的短期波动和不能用线性部分来说明的长期影响[24]。由表5可知，两大区域非线性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此，结合上述可知，两区域自变量1、2对因变量的影响在长期内主要以线性作用为主，短期的非线性波动作用并不明显。

五、结论

本文运用耦合模型，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2001―2012年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并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差异性做出了解析。以此为基础，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具体结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