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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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范文

一、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股权激励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股权激励得到如此重视，源于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从委托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身为委托人的股东希望公司业绩良好从而能够获得较多的剩余收益，而身为人的高管人员却有可能因为想要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努力工作，甚至通过操纵日常经营活动的事项来获取私有收益。股东不可能时时刻刻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因此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因为信息不对称会造成问题，由此产生的成本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有效的外部市场环境约束，一种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改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外部市场规制方面的约束较弱，因此，企业内部治理的完善更加有利于解决委托问题。

因此，股权激励以授予经营者一定股份的形式，使高管人员的利益紧密结合公司利益。即便是出于自利的目的，管理层也会为了公司整体绩效的改善而努力工作，在股权激励方案设计的合理的情况下，管理层通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努力获得剩佘收益，这样一来，即便是考虑信息不对称因素，股权激励也有助于缓和股东与管理层的矛盾，使管理层与企业在共同承担风险的同时也共同享受收益。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来说，股权激励使管理层人员拥有企业的剩余价值索取权，高管人员也同时扮演了企业股东的角色，因此，在日常管理经营中，就会减少一些损害公司价值的行为，例如一些短期收益强却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投资项目等。

二、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效果分析

大股东的收益包括与企业共享的收益和大股东私人收益两方面。共享的收益是指大股东为企业整体业绩的提升努力，重视企业剩余价值的索取，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通过其控制权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避免损害公司整体价值的行为出现，对高管人员的行为也会进行较严格的管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整体业绩会得到改善，所有与企业利益有关的人，都会分享到企业价值提升的好处，因此这种收益是“共享”的。私有收益是指比起剩余收益，大股东更加重视通过关联交易、资产侵占等方式获取私人利益，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因为大股东的自利被“掏空”，大股东无心监管公司曰常经营活动，此时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可能也不会得到监督约束，长此以往，企业整体价值会下降，除了大股东外，其他利益相关者也不会得到好处，因此称之为“私有”收益。

大股东控制权作用到股权激励会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大股东凭借其控制力，通过对管理层的监督，促进管理层对其职责的履行，当管理层因自利行为要侵害公司利益时，大股东可以抑制其对公司绩效的侵害，此时大股东的作用表现为“监督”。另一方面，当大股东凭借其控制力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对公司资金进行占用，侵占上市公司财产，甚至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时，管理层的努力会被大股东掠夺，管理层会缺少努力的动机，股权激励效果自然不好，这种情况下，大股东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就主要表现为“冲突”。

三、优化方法与策略

1.保持适当的股权集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民营企业的大股东监督效果较好，可见，适当的大股东控制是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的。对于民营企业的大股东控制权削减，不能盲目进行。对于国有企业的大股东监督作用，还要继续加强。目前我国投资者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相关法律也有待完善，过分分散的股权可能会使企业缺少实际控制人，导致经理人控制企业，其自利行为必然不利于企业的良好发展。因此，保持适当的股权集中，通过大股东的监督来实现对管理层的监督，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十分必要的。在大股东持股比适当的情况下，大股东可以凭借其控制力，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管理层进行有效制约。为激励大股东的监督意愿，可以建立大股东声誉机制，对于有良好声誉的大股东，还可以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调动大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监督管理层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大股东的正面监督作用，使公司业绩达到最大化。

2.完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股权激励的监督效应较明显，但是实证结果说明国有企业的大股东监督效果比民营要弱。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国有大股东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无法真正全面深入的参与，导致管理层自利行为无法受控，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可能承担保障民生、就业等责任而有较高的预算软约束，盈利目的性没有非国有企业强，国有大股东的监督就较弱。因此，需要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行调整。首先，政府是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并不一定是通过经理人的市场竞争筛选出来的，这就导致国有企业高管在能力等方面可能有所欠缺。另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很多高管对于企业的盈利目标并无很高追求，反而更注重政治职位升迁，在这种情况下，股权激励很难使其将自身的利益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

第2篇：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范文

本文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企业的投资率逐年上涨，但是投资效率却没有相应上升。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非效率投资现象确实存在，且比较普遍，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管理层作为决策的直接发出者，可以说是企业过度投资的源头，所以国内外专家学者致力于从股权激励角度，探索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以期为非效率投资治理提供依据，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管理层；股权激励；非效率投资；抑制作用

一、引言

21 世纪以来，我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企业投资规模迅速上升，但是较高的投资率却不能带来高的投资效率。如何对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激励，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现有的能力和条件下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一个理论界和实业界都普遍关注的课题。但是总的看来，大量学者对非效率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会计稳健性方面，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探索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以期为非效率投资治理提供依据，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1999年开始推行股权激励计划，并且有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方案。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显著地影响高管人员的投资决策，股权激励是否有抑制非效率投资的效果，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认为股权激励会进一步扩大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

罗富碧和杜家廷（2008）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之间交互作用及内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认为实行股票增值权公司的投资量较其他激励模式公司的投资量更大，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对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相应地也会增加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规模。但是，仅凭非效率投资是企业总投资的一部分就顺势推出股权激励也将扩大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规模是不严谨的。股权激励带来的投资规模扩大也可能是有效投资单方面带来的。

（二）认为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赵璇（2009）认为管理层持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一定的治理效应，但模型回归结果并不理想，这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不普遍且持股比例低有关。

简建辉和何平林（2011）研究表明公司过度投资水平和公司的经理人股权激励情况没有显著关系，原因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刚开始推出，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和股权激励力度都很有限，该制度体系有待建立健全。

（三）认为股权激励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

唐雪松（2007）通过研究得出独立董事持股和经理层持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是不同的，经理层持股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而独立董事持股却并未在制约过度投资行为中发挥预期的作用。

（四）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取决于公司的控股权性质

强国令（2012）从股权分置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有效性及内在机理，强调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为结构断点进行Chow检验，发现股权激励治理效应回归方程在2003—2009年全样本期间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改善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减少了过度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分置制度变迁对国有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影响显著，缓解了公司问题，但是对非国有公司没有显著影响。

二、总结

目前我国对于管理层激励的研究多集中于管理层激励与企业业绩的关系，而选取投资行为这一新视角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且很多是从管理层的单一薪酬结构研究薪酬激励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没有将高管持股情况融合进去一起做全面的分析。另外。控股权性质是否会影响股权激励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以及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改革对股权激励效应有没有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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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制成本效益原则 股权激励 成本 公司绩效

一、引言

我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股权激励还不具备普遍推行的条件，从央企股权激励试点中反映的问题来看，存在股权激励实施条件过宽、业绩考核不严、预期收益失控等问题。目前利用股权激励的最主要方式是设定极低的股权激励条件，使高管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股权激励，股权激励最终有可能演变为“股权分红”。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也表示，上市公司高管激励应把握好尺度。“激励不足与激励过度，以及激励期限长短的选择问题，成为目前高管激励在我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任亮、刘雪峰，2009）。而股权激励仅仅会在短期内对提升公司业绩有所帮助，但从更长期角度观察，对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提升帮助不大。高管激励与上市公司业绩表现出现脱钩的情况较为突出，“董事薪酬与绩效的动态匹配度不高，部分公司在公司绩效出现下降的情况下，高管薪酬并未及时作出调整”（任亮、刘雪峰，2009）。作为一种长期激励制度安排，股权激励的作用最终要落实到公司业绩增长上，那么薪酬水平与公司业绩是否具有正相关关系？实施股权激励所承担的成本是否能给公司带来相应收益，即是否对公司业绩产生正面效应？制定激励方案时需要完善哪些激励条件？在我国上市公司大规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之际，有必要客观地认识股权激励的效果，不仅要认识到股权激励的长期激励作用，而且也必须正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本文在借鉴发达国家实施股权激励经验的同时，根据我国股权激励的制度背景，并结合股权激励实践状况就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Giorgio和Arman（2008）对美国的“新经济”企业的1996年至2002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高管报酬与企业业绩的强相关性。Ghosh和Sirmans（2003）以美国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的截面数据为样本，结论是管理者股权对公司价值有负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0%。Morck（1988）以美国371家世界500强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分段回归发现管理层股权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N型关系：当持股比例介于0%和5%之间时，两者正相关；介于5%和25%之间，两者负相关；超过25%时又正相关，公司价值随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轻微上升。而Myeong-Hyeon Cho（1998）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公司价值与管理者持股间存在区间关系，但与前两者截然不同。Demsetz and Lehn（1985）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股权结构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并不相关。Bebchuk and Fried （2003）认为经理人对自身报酬的制定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可能来自较弱的董事会，市场监管，分散的股权结构。Bebchuk等人（2006）认为，在较弱的监管环境下，经理人可能利用其权利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者说利用其管理权力获取更高的租金，混乱的治理结构只会导致高报酬低业绩。

（二）国内文献 薛求知、韩冰洁（2007）选取了沪深股市1242家上市公司的2005年数据，采用截面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业绩与经理人年度薪酬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王素霞（2005）在股权激励的效应方面，有学者就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效应进行了检验后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负相关。顾斌和周立烨（2007）通过对剔除行业影响后的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指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长期效应不明显，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激励效应，交通运输行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最好。激励基础理论认为股权激励能一定程度解决委托问题，而且只有在人持股比例达到100%时才能彻底解决。国内外有关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而且我国最近有关高管激励的新闻大多是负面报道。2006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为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提供了政策性指导意见，标志着股权激励进入正式运作阶段。在管理办法之前的研究主要是研究高管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由于管理办法公布的时间较短，目前研究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实证文献较少。巩娜（2009）选取2005年至2008年6月30日为止采用选取配对样本考察实施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论发现不同行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设计中的股权激励数量有显著差异，实施股权激励对业绩未能产生显著性影响。但由于样本量问题，此文得出的结论难免出现偏差。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而言，其成本是指为激励高管而实施的股权激励、薪酬激励以及红利分配所引致公司或股东承担的成本；公司股东承担股权稀释所发生的隐形成本；为监督高管逆向选择与机会主义而发生的监督成本；公司收益是指由于激励和约束使高管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引致的业绩增加部分。即使在各项条件均完善的条件下，高管仍有动机考虑其努力成本和收益，如果其努力成本提高得不到相应收益就会选择离职；并且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导致的委托人与人的信息不一致，以及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一方面高管还是存在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行为，即高管尽量节约努力成本，并尽量提高私人收益；另一方面高管会权衡其私人收益与享有公司分配收益，如果其努力成本所得到的分享收益与机会主义所带来的私人收益相比，后者更为有利，高管会选择后者。在我国政府法治水平、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公司治理水平均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制衡和约束高管的逆向选择与机会主义的效果不明显，股权激励可能仅仅因为授予期和行权期的限制起到留住人才的作用，可能会演变成为一种福利，甚至是为高管提高个人收益提供了合法依据。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所负担的成本未能促使公司绩效得到显著增加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处理 2006年1月1日，我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为我国上市公司大规模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进一步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截止到本文完成为止最近的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为2008年，故本文选取2003年年底至2008年年底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本文研究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涉及6个年度12大行业，在进行比较分析和回归分析中，考虑到2009年国有控股金融公司高管的限薪政策会影响数据分析的有效性，本文剔除金融业和数据不全的公司所得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为120家，12大行业，其中制造业细分为9个子行业，一共20个行业。2003年至2008年年底样本总数10545家，剔除B股上市的公司831家；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1340家；剔除绩效变量极端值1%和99%的218家；剔除在2005年和在2009年截止到2009年4月31日止公布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研究样本52家，剩余8104家作为研究样本。

公司各年度的资本市场不尽相同，而且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许多公司的业绩受到明显的影响，由于各行业的盈利水平也有差异，故剔除各年度、各行业因素的影响，在计算各年度的行业均值时，考虑到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变量值可能对当年的行业均值产生影响，为准确分析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在当年行业的水平，本文计算行业均值时未考虑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以i代表行业，n代表年度， 代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j≠c代表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某公司剔除各年度行业均值的计算方式为：ynij=c=xnij=c-；前三年的平均值计算公式为：qij=（yn=2003ij+yn=2004ij+yn=2005ij）

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样本量每年都有所不同，而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为42家，在深入研究中如果使用面板数据以平衡样本进行分析，则会简单的得出实施股权激励是否与其业绩具有相关性。故本文另辟蹊径，先分析实施股权激励各年度两样本之间的业绩差异，然后控制公司本身业绩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OLS进行回归时，通过减去实施股权激励前各年度的行业均值以控制年度和行业的影响，深入分析时控制公司本身业绩水平，研究公司在本身的绩效水平上实施股权激励后的业绩变化。本文将2003年至2005年底变量值予以平均，然后在2006、2007和2008年的变量值分别减去均值。公司各年度剔除其本身业绩水平但未剔除行业因素的计算公式如下：lnij=xn?叟2006ij=（xn=2003ij+xn=2004ij+xn=2005ij）；公司各年度剔除其本身业绩水平并且剔除行业因素的计算公式如下：mnij=ynij-qij。

（三）变量设计 本文选取变量如（表1）所示。

（1）因变量。我国的证券市场不成熟。一旦股市低迷就容易出现长期低迷，而一旦兴旺就难以控制；这样，股票价格就不可能客观地反映出公司经营者的经营业绩，从而股票期权激励设计的客观标准也是不确定的。我国股票市场目前尚处于弱势有效市场，公司的股价不能很好地反映其自身的价值，故本文没有考虑企业价值变量。由于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大多采用了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率作为股权授予条件和行权条件的标准，而且也是诸多文献所参考的衡量指标。本文将净利润纳入公司绩效进行分析。

（2）解释变量。本文使用管理层持股作为成本的变量，管理层持股数量越多，则成本越小，公司价值越大。我国自2006年后逐步建立起了股权激励制度，由于之前没有相应的股权激励政策出台，很多公司通过变相实施股权激励，或高管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公司股票。本文将高管薪酬和持股水平作为考察变量分析其对公司成本以及绩效的影响。Ang、Cole和Lin（1998）在对成本与管理者股权比例、外部股东数量的关系进行分析后认为，经营费用率（管理费用/主营业务收入）和资产利用率（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符合成本的性质，可以用来计量公司的成本。其中公司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间的比率，用于反映公司管理者控制公司各种费用支出的效率，包括管理者是否存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在职过量消费等）的行为和其他直接成本，因此该变量可以反映公司成本存在的程度（Ang、Cole和Lin，1998），这个比例越高，则公司的成本越大。因此，本文使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利用率一方面作为公司成本的变量，另一方面可以衡量公司绩效。

（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确定如下控制变量：第一，公司性质。政府对上市公司人力资本市场的控制也显著地影响到了股权激励机制的治理效应。因此，工资收入，以及所持股票产生的资本利得的经济激励效果并不像在西方国家中那样明显，这样又将导致经济目标的激励效应减低。本文参照他们的方法，将国有法人股和国家股纳入国有股进行分析。第二，大股东制衡和两职合一。Maury and Pajuste （2005）用经验证据证明了大股东制衡的价值，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国内也有不少研究支持了其他大股东的监督制衡观Anderson和Ronald （2002）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为公司提供了一个领导核心，并会产生更清晰的公司战略和使命，有利于公司更加稳定并使经营呈现可持续性，从而提升公司绩效。第三，公司规模。大型公司中更有能力的管理者，需要更高的薪酬，需要数量更大的权益激励（Himmelberg、Hubbard和Palia，1999；Baker和Hall，2004）。当然，由于规模效应，公司规模还有可能影响公司绩效。公司规模通常表示公司对市场的影响能力、抗风险能力等，公司规模越大，企业绩效也可能表现的更好。因此本文使用股本总额和资产总额的对数作为公司规模的替代变量。

（四）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13.0，分别对业绩指标和成本对公司高管薪酬持股水平进行OLS回归，用以下模型检验上述研究假设：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表2）和（表3）分析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前和实施股权激励后，其业绩与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比较，以便深入探析实施股权激励所产生的激励影响。 可以发现：各个年度的收益水平和收益质量，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比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的要好；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成本AC1相对较低；AC2相对要高，而且均显著；高管薪酬水平和持股比例显著性药比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要高。可以得出结论：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本身就比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要好。那么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是否会致使公司绩效更好，据此本文展开深入研究。122家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在2006年公布的只有42个样本，为深入分析比较实施股权激励方案后各年度业绩和成本的效果，（表4）剔除在2007年度和2008年度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以及剔除42个样本所不在行业的样本公司，一共7096家公司，2006年为1218家公司，2007年1234家公司、2008年1237家公司，进行股权激励公司与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各年度比较。可以看出，在控制公司本身的业绩影响后，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在业绩上未有显著性差异，而且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比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要高；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成本AC1和AC2都比较低，但不显著；薪酬水平和高管持股比例，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比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高，而且显著；股权制衡度SHRS在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对较高，并且显著。由此可以结论，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后，资产规模迅速扩张，公司营运效益本身就比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要高，但并非因为实施股权激励而使业绩得到改善。

（二）回归分析 （表5）、（表6）和（表7）列示三个年度OLS回归分析的结果，在对回归模型的诊断中，需要诊断回归模型中误差项的独立性，如果误差项不独立，那么对回归模型的任何估计与假设所作出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本文的Durbin-Watson检验值基本都在2附近，即残差与自变量互为独立，说明回归结论可靠。F值基本在99%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回归模型中各系数显著不为0；但是调整后R2最小值为0.009，最大值仅0.097，说明模型的判定系数较差，拟合效果不好，可能是由于自变量较少的缘故。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公司资产规模水平在原有基础上的增加实际上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实施股权激励与否对公司的业绩和成本没有显著性影响；高管的薪酬水平能显著改善公司的成本，仅在公告股权激励方案当年（2006年）薪酬水平能改善公司业绩；高管的持股水平对公司绩效和成本未具显著性影响。公司高管的薪酬增加势必会导致公司管理费用的增加，回归结果中，公司的成本AC1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性负面影响，高额高管薪酬所带来的公司绩效与管理费用所负面影响的绩效相比，可以说明公司给予的高额薪酬并未能带来更好的收益。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国外市场的实践证明，股权激励对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增强公司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股权激励却不一定有效。本文对以上数据的单变量分析，横向比较和回归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政府法制水平、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公司治理水平均完善的情况下，高管拥有股权具有一定的作用，即通过给予高管剩余索取权达到降低公司成本和提高公司绩效的目标。本文认为即使各项治理水平很完善，高管仍会权衡个人的努力成本与其所获得的私人收益和分享收益，然而我国目前监管水平、公司治理水平、以及经理人市场还不够成熟，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致使高管的努力成本难以监控，以及激励机制的缺陷导致高管较容易获得收益，这些都会导致公司进行股权激励所承担的成本并不能由此带来更高的收益。其次，公司业绩的横向比较，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在2003年至2005年比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要好（2006年至2008年亦如此）。本文深入研究实施股权激励的效益，控制了公司本身盈利水平。本文剔除2007年度和2008年度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剩下的样本公司为42家；同时剔除样本公司中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行业。结论发现两组样本公司的薪酬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业绩没有显著性差异，即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的业绩相比，前者与后者相比并没有显著性增加。最后，公司资产规模水平在原有基础上的增加实际上对公司的业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实施股权激励与否对公司的业绩和成本没有显著性影响；高管的薪酬水平能显著改善公司的成本，仅在公告股权激励方案当年（2006年）薪酬水平能改善公司业绩；高管的持股水平对公司绩效和成本未具显著性影响。公司高管的薪酬增加势必会导致公司管理费用的增加，回归结果中，公司的成本AC1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性负面影响，高额高管薪酬所带来的公司绩效与管理费用所负面影响的绩效相比，可以说明公司给予的高额薪酬并未能带来更好的收益，即成本不符合效益原则。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本身就比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要高，并且显著，但是通过实施股权激励并未能在其本身盈利水平上更上一层台阶，或者说随着公司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收益水平并未得到显著性的提高。从一定程度上讲，公司进行股权激励所付出的成本并未得到相应的收益。

（二）建议 一般认为股权激励能够起到激励作用，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与同行业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业绩相比并没有得到显著性增加，反而公司的营运成本呈显著性增加。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公司在考虑股权激励时，权衡利弊，掌握好激励力度，切勿以公司本身绩效好而实施股权激励以隐藏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公司的发展而实施股权激励。本文的建议是在实施股权激励时明文规定公司业绩必须同时满足本身的业绩指标而且还需强制满足公司横向比较的业绩指标，并且针对各行业、规模等具体情况严格把关。由于股票期权机制还是一个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领域，因此在实施的具体过程中难免也存在一些弊端。当前企业高管的薪酬标准绝大多数是先由企业自定，然后交由主管机构审批，其中决定性意见出自企业内部高层管理人员。而现行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很大程度上是激励过分、约束不足，没有将企业的风险因素纳入薪酬体系中。因此，中国证监会和相关监管部门应对准备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严格把关，对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公司和业绩指标不合格的公司予以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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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 文献综述

一、引言

在西方国家，股权激励是很多国家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激励对于公司的高管以及公司的股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股权激励的最早研究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西方公司才普遍采用股权激励政策。在我国，2006年1月4日中国证监局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研究办法》，同年9月30日颁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这两个办法的颁布与实施，对我国的证券市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尤其是英美国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时间比较早，因而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一些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证明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性。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存在通过操纵公司信息来操纵股价以谋求私人利益的现象，从而降低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性。国外研究者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二是股权激励计划中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1）股权激励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影响。二者线性相关的研究。Leland 和Pyle（1977）通过模型证明，管理者持有公司较多的股权，向外部资本市场传递了一种信号，即他们投资的项目收益比较好，管理者持股比例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二者非线性相关的研究。Morcketal（1988）根据管理层持股的利益一致假说和战壕挖掘假说提出管理层持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可能区间有效，并实证检验发现，持股比例在0～5%范围内二者正相关，5%～25%内二者例负相关，超过25%二者又正相关但关联程度有所减弱。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研究者在逐渐放松研究限定条件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影响的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且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2）股权激励计划中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一类研究文章比较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发现存在经营者利用盈余管理在股权激励中获利的现象。Cheng 和Warfield（2005）研究发现实行股权类薪酬比重越大的公司，盈余管理现象越严重。Bergstresser 和Philippon（2006）研究显示，CEO 的总薪酬与其持有的股票和期权的价值联系越紧密，盈余管理行为越显著；Burns 和Kedia（2006）发现股权激励会增加公司修正财务报告的概率。

（二）我国股权激励的文献综述

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实证的方法进行检验，由于所选取的样本不同、研究方法不同、研究角度不同以及衡量指标不同，结果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并不明显。徐义群、石水平（2010）用上市公司10个财务指标构成的综合评价体系来反应企业业绩，并对其进行了多元回归。得到结论：总体上看，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不显著，且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数量与公司的企业业绩不存在明显的区间效应。

（2）股权激励的负效应。苏冬蔚、林大庞（2010）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对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尚未提出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其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比率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提出或通过激励预案的公司，其CEO股权和期权报酬与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大幅减弱并不再统计显著，盈余管理加大了CEO行权的概率，而且CEO行权后公司业绩大幅下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正式的股权激励具有负面的公司治理效应。

（3）股权激励的正效应。何凡（2011）以2006-2010年间首次宣布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了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治理质量记其对股权激励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质量；包含股权激励与其他治理机制的公司治理质量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小结

由于股权激励在我国发展的时间还不是不长，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在肯定股权激励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防范股权激励的负面效应。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属于公司自治领域，特别是对于民营性质的上市公司，监管部门的介入应保持适当的度，使上市公司具备充分的自主灵活性，以应对股权激励实践中发生的各种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环境的日渐成熟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自律规范运作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对股权激励的认知也逐步成熟。上市公司可以积极尝试股权激励，通过股权激励来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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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3）.

第5篇：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企业高管；股权激励；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2.51；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6-0270-01

一.引言

由于管理层和股东二者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需要借助股权激励制度来限制、约束以及引导管理者的行为。但是最早采用股权激励制度的并非我国，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与20世纪中期对股权激励进行了最早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之后，股权激励制度席卷欧美成熟市场。相比之下，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我国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引入国外的这种股权激励制度，以图解决部分公司由不完善的治理结构以及严重的问题而产生困扰。自2006年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来，我国采用股权激励的公司也不断增加。不同的公司采用了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但是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并不是所有采用的股权激励模式的公司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海南海药与凯迪电力就出现了负面效果这就激发了我们对高管股权激励的进一步研究。

中国实施股权激励以来哪些因素影响激励结果的形成，本文针对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背景试图对影响股权激励实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因素。

二.已有的研究分析

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当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高管的态度对企业产生重大的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绩效，因此对高管的激励政策成为重中之重，而股权激励政策不乏为其中最有影响的高管激励政策。关于影响企业是否采取高管股权激励措施的决策因素，已有的研究在这方面展开了一定的研究。

Berle 、Means和Jensen、Meckling分别在1932年及1976年从理论的角度对当时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当恰当的激励方式使高管与股东利益一致时，可以降低成本，即适合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方式可以促进公司的发展。2001年Core和Guay发现当公司实行高管股权激励政策时，可以明显缓解企业的资本需求，促进资金周转，并且缓解财务紧张的状况。2002年Rosenberg从公司治理特征与结果的角度阐述其自身对高管股权激励决策的影响。David Aboody、Nicole Bastain Johnson 和Ron Kasznik于2010年研究指出，高管的持股比例对高管股权激励具有重要影响，与公司的业绩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在我国也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彭慧斌通过对2009-2011.6最新股权激励数据的研究，指出了影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的因素并利用回归模型分析与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说明。赵磊以2009-201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17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式对股权结构与高管激励进行探讨，对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了估计，定量研究了个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杨松彬以沪市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158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于2006-2009年间，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讨论了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激励的影响。

三.中国情境下高管股权激励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分析

（一）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决策的影响

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国外公司的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激励具有影响，那么，中国情境下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否对高管股权激励具有影响。基于我国特殊情况，国内上市公司存在许多管理上的漏洞，外国成熟市场的理论对我国市场并不能完全适用，通过分析杨松彬所论证的《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情境下专业和独立的董事会、公平合理的股权结构相比于其他普通的董事会以及股权结构，更有助于高管激励机制的制定和实施，对高管股权激励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我们认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高管股权激励所带来的效果越明显，公司的绩效水平越高。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激励的影响更大，欠发达地区比发达地区的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激励的影响更大。

（二）公司股权结构对高管股权决策的影响

企业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情境下股权结构的集中度对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少，股权越分散，对高管的制约能力越弱，高管具有较大的自我发挥空间，有利于实现高管股权的激励政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对高管的制约能力越强，容易导致其他股东难以与第一大股东抗衡，表明公司内部结构不完善，对高管的控制程度过高，导致高管发挥的空间有限，对公司的管理制度无法正确贯彻实施，不利于高管股权激励的发挥。因此，我们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积极性越低。

（三）公司特征对高管股权决策的影响

公司的特征对高管股权激励具有影响。一方面，公司自身规模大，发展空间与成长空间较强的公司，管理体系比较复杂，很容易产生监管不力的问题，为降低委托成本，更容易采用高管股权的激励方式进行管理。反之，规模小，公司的发展空间较小的公司，管理系统简单，很容易形成对高管人员的监督，一般很少采用高管股权激励的方式。另一个方面如果在公司内部高管人员具有较大的盈余控制空间，高管可以轻松利用盈余管理等手段进行寻租行为，就会降低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反而不利于高管股权激励。若高管人员的盈余空间较小，反而提高了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促进股权激励决策。

（四）高管特征对高管股权激励决策的影响

不同的公司采用的激励方式不同股权激励是一种长期的激励方式，对于年龄较大的高管，他们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并不太关心，对于股权报酬的激励方式并不是太认可，尤其对于临近退休的管理者更是倾向于现金报酬而不愿获取股权报酬。相对于于年轻的高管人员，在公司的发展空间较大时，采用股权激励的方式，一方面，对于高管人员来说，具有较高的发展上升空间，对于公司来说不仅可以留住人才，同时也可以是高管为了自己获得更高的利益而变 相考虑公司的长远利益，避免高管只注重短期利益的行为的出现

（五）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对高管股权激励决策的影响

不同的激励方案获得的激励效果不同，这里的激励方案包括激励对象，激励方法，激励期限以及激励条件等。其中，对股权激励产生重大影响的激励为激励条件与激励的有效期，一般情况下，激励的条件越丰厚，高管股权激励决策的效果越明显，反之，激励的条件越没有吸引力，高管股权激励决策越没有效果。另一方面对于激励的有效期而言，激励的有效期与高管股权激励具有相关关系，综合来说，股权激励的有效期越长，股权激励的效果越明显。

（六）行业环境对高管股权激励决策的影响

不同的行业环境对股权激励的程度需求也不同，对于竞争性的行业而言，采用高管股权激励的激励方式更有利于调动企业高管的积极性，使高管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不断加强企业管理，促进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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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磊，《股权结构、高管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山东大学 2013.

第6篇：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股权激励；文献综述

一、引言

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引发了委托—问题，这是由于企业股东和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的经营目标存在分歧，这种分歧的根源则是股东和经理人因为站在各自的角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掌握的企业信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着差距，并且对所掌握信息的理解程度也有很大差异。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的手段，来化解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矛盾，促进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本文从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角度，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以期为股权激励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肖继辉和彭文平（2002）从 1999 年至 2001 年的上市公司年报中筛选了 586 家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层的报酬和股票回报率（股东利益）业绩质量存在正相关性，且高管层持股带来的收益大约是总报酬的五分之一。

周建波、孙菊生（2003）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公司治理特征、经营者股权激励与公司经营业绩提高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在实行股权激励前业绩普遍较高，存在选择性偏见，成长性较高的公司，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与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正相关，强制经营者持股、用年薪购买流通股以及混合模式的激励效果较好。

宋兆刚（2006）利用 2004 年年报公布的 1017 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得出尽管两者的相关度非常低，但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与业绩的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结论。

隽娟（2007）以 2005 年我国深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管理层持股的影响做出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管理层持股水平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且与每股收益在 0.01的水平下显著，而与净资产收益率相关性却并不显著。

程仲鸣和夏银桂（2008）对2001至2006年间变相试行股权激励的72家国有控股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特别是地方政府控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非线性相关

李增泉（2000）研究发现较低的持股比例不会对经理人员产生激励作用，但当经理人员的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后，股票激励对其的影响显著。持股比例和年度报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并不依赖于企业业绩，而是与公司规模及公司所在区域具有密切关系。而当经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达到一定数量后，持股比例的高低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

张宗益和宋增基（2002）利用 Morck 方法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 1999 年报资料，认为企业绩效与经理持股存在立方关系。

韩东平、颜宝铜、郭峻（2007）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管理层持股在 0-27.58%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管理层持股处于 27.58%-88.09%这一区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管理层持股超过 88.09%时，公司绩效再次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这说明当经理人持股达到相当大比例；甚至相对控股或绝对控股时，股权激励作用越发明显。

（三）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不相关

张小宁（2002）利用 2000 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总经理报酬与公司业绩没有线性关系，但董事长持股与否影响公司业绩。

童晶骏（2003）选取 1999 年至 2001 年开始实施股权激励且明确公布了股权激励实施时间、模式、数据完整的 34 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作为业绩评价指标，得出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不是很明显，我国的以业绩股票为主的多样化模式结构、虚拟股票期权实施效果较为理想的状况的结论。

李曜和管恩华（2005）以中国石化为研究对象，对股票增值权的激励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在实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后，中国石化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了逐年增长，净利润虽有所下降但相比同行仍然增长，股东权益得到增加，股票增值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财务绩效，改善了企业治理机制，提高了企业经营活动真实的盈利能力。并且发现股票增值权结束等待期后，开始行权的第一年，对于管理层的激励效应最大。

李维安、李汉军（2006）选取 1999—2003 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公司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的影响不同，在我国当前上市公司持股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股权激励的作用不明显。

顾斌、周立烨（2007）选取了在 2002 年以前实施股权激励的沪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为业绩指标，分别行业和股权激励方式进行股权激励效应统计，得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效应不明显，且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激励模式具有不同的激励效应，但从行业角度看，交通运输行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最好的结论。

三、总结

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对企业高管进行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尚无完全定论。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实施股权激励，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我国相关研究侧重于对股权激励的市场效应以及对国外已取得研究成果的深入细化，还有就是放置在我国特有的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研究这个问题。从内部公司治理安排来看，有些上市公司的高管层权力过大，影响董事会对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定，导致行权规模、激励对象、激励条件、激励有效期限等变量设置的激励效果不足有限，使股权激励成为公司高层管理者谋取福利的工具，产生非激励目的的股权激励方案，因此，我国的股权激励是否起到激励作用，尚需要实证检验。今后股权激励方面的研究应更侧重于对激励制度本身是否达到激励的效果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周建波，孙菊生.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3（5）

第7篇：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范文

一、农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假设提出如何提高企业绩效，一直是理论界和实业界关注的焦点，而在探寻企业绩效提高的道路中，管理者的行为引起了理论界与实业界的高度重视，因“两权分离”制度的安排导致管理者与所有者出现利益的背离，从而引发“问题”，使得成本提高，降低了企业的绩效。为了解决“问题”，人们积极寻找各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尽量使管理者利益与企业利益趋于一致，从而促使管理者自觉履行职责、降低成本，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而目前最普遍运用的激励机制是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和股权激励机制。在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下，管理者收入由基本收入与风险收入组成，风险收入视管理者在当期为企业所做贡献而定，这种激励机制下通过将管理者报酬与企业的经营效益紧密挂钩，从而形成一种内在驱动力，促使管理层自发地以提高企业绩效为行为目标。股权激励机制下由于管理者拥有一定份额的公司股权，从而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这种激励机制将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使管理者关注企业未来的发展，避免短期行为的发生，从而形成长期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格局，实现“双赢”促进企业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因此，在现代企业中建立管理层激励机制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司绩效的提高。1932年Berle等在其《现代公司和私有资产》著作中首次强调:没有股权的公司经理无法使公司绩效达到最优。其潜在意思是获得公司股权的经理，因不易与分散的小股东之间存在潜在利益冲突，因此有可能努力增加公司业绩。而后，众多学者通过不同的角度，选择不同的样本，对管理层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W.Lewellen等(1970)认为，给予管理层成员足够的激励，而且应将其收入与业绩挂钩，能够促使其很好地承担公司发展重任。否则就不能指望他们会承担制定适宜的公司政策的重任。Joscow等(1993)在研究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经理报酬和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MehranHamid(1995)在对随机抽样的153家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时得出“企业业绩与经理持有股票期权的比例和经理其它形式报酬的比例均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Hall等(1998)利用美国上百家公众持股的最大商业公司近15年的数据进行深入实证研究时发现:样本公司经营者报酬和其业绩强相关，而这种强相关几乎完全由于经营者所持股票和股票价值的变化引起。Chen等(1993)在对管理层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管理层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虽然存在强相关关系，但有一定的区间效应，当持股比例在0～5%时，托宾Q值上升;处于5%～12%时，托宾Q值下降;当超过12%时，则随着样本年度不同而有所变化。Griffith(1999)在研究时也发现，CEO的投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不是呈单调线性关系。我国学者对管理层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并且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在对管理层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进行研究时，学者们基本得到一致的结论，即都认为管理层薪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如张晖明等(2002)、张俊瑞等(2003)、杨汉明(2004)、杜兴强等(2007)、陈晓红等(2007)、周仁俊等(2010)，这与国外学者的结论也基本一致。而在研究股权激励机制与公司绩效关系时，大多数学者却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管理层股权激励机制并不能很好地促进公司业绩的提高。如魏刚(2000)、李增泉(2000)、徐二明等(2000)、杨瑞龙等(2002)、陈朝龙(2002)、张宗益等(2003)、胜等(2004)等，这与理论推导有一定的出入。在进行原因分析时，有学者认为，我国管理层激励机制起不到预期的业绩激励效果，可能是因为研究当时我国资本市场总体还不完善，大部分企业实行的是货币激励制度，而很少有企业采用股权激励机制，因此出现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业绩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的结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和完善，尤其是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激励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策支持下，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越来越多，经过不断的磨合，基于减少成本的需要，获得激励的管理层应该与其它股东权益需求保持一致，合理的管理层激励机制应该可以确保管理层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更加努力地工作，确保公司绩效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如下假设。H1:管理层薪酬和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性关系;H2: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政策和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性关系。

(二)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由于传统的农林牧渔类农业上市公司样本太少，且如果仅针对传统农业行业进行研究，对于整个农业行业的发展建议性作用不大。故本文参照中国农业大学提出的“大农业”概念来选择样本。依照大农业概念，农业上市公司应该包含属于第一产业的狭义的农、林、牧、渔业，属于第二产业的食品加工、饮料制造、木材加工业等，属于第三产业的农产品流通、农村金融等农林牧渔服务性上市公司。由于属于第三产业的农业上市公司目前数量极少，不具有行业代表性，故不做为实证样本，同时遵循以下样本选择规则:第一，剔除了业绩过差的ST和*ST公司;第二，剔除在2009—2011年曾经因信息披露等原因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罚过的上市公司;第三，在样本中剔除指标出现异常值的上市公司，因为如果将这些异常的公司纳入样本，将极大地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和一致性。经删选，2009年的样本指标为51个、2010年的样本指标为76个、2011年的样本指标为86个，最终的样本指标为213个，集中对213个样本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址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网址为)及色诺芬数据库，分析过程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

(三)变量定义被解释变量是体现公司绩效的指标。目前在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中最常用的有托宾Q值和每股收益及资产收益率指标，由于在我国资本市场，股票价格更多地受政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股票价格并不一定能反映公司价值，因此在本研究中不予选择。另外，由于总资产收益率体现的是公司全部资产的收益能力，更能反映公司管理层在运营公司资产方面的能力情况，因此在本研究中选择每股收益和总资产收益率做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解释变量选用反映管理层薪酬激励程度的管理层年度报酬收入占总资产的比例及反映股权激励程度的管理层平均持股比例两个指标。根据目前成熟的研究结论，股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绩效，因此本研究选取反映股权集中度的Z值，最终控制人类型两个指标做为控制变量。另外考虑到公司规模、行业特征及资本构成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账面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行业虚拟变量和资产负债率3个指标来做为控制变量。

(四)描述性统计1.管理层激励指标表1分析了近3年农业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年度报酬及股权激励基本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近3年农业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平均年度报酬占总资产的比例基本上变动不是太大，但极大值(0.00607)与极小值(0.00006)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可以看到，股权激励情况变化较大，近3年农业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在上升。2009年高管的平均持股比例约为2.65%，2010年高管的平均持股比例约为4.3%，2011年高管的平均持股比例约为5.26%，总体而言，农业上市公司高管的持股水平呈快速上升趋势，且2011年的平均持股比例较2009年翻倍了，可见股权激励越来越受到公司重视。2.独立样本T检验为初步检验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绩效之间是否有差异，本研究先将全部样本公司分为实施激励和未实施激励两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实施股权激励的一组公司取值为1，另一组则取值为0，检验结果见下表3:由T检验结果可知:样本公司中，实施股权激励的为82个，而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为131个，真正采用股权激励机制的公司仍占小数，只约占总样本公司的38%。两组公司的EPS和ROA均值相差较大。在EPS变量方差方程的Levene检验中Sig为0.132，均值的t检验中，Sig(双侧)为0.000，ROA变量方差方程的Levene检验中Sig为0.773，均值的t检验中，Sig(双侧)为0.000，由此可以初步认为被验证的两组样本的EPS和ROA值在95%的置信区间内存在显著性差异，为了更进一步的验证管理层激励与公司绩效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需要做以下回归检验。

(五)模型设计与回归检验1.模型设计本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并设立如下模型EPS=α1MPR+α2MSR+α3SIZE+α4Z+α5ALR+α6AC+α7IC+ε……(Model1)ROA=α1MPR+α2MSR+α3SIZE+α4Z+α5ALR+α6AC+α7IC+ε……(Model2)方程中αi为待估回归系数，ε是随机干扰项。2.Pearson相关性检验为了检验各变量两两之间是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本研究利用SPSS17.0软件做Pearson相关性检验。从表4可看出:除EPS和ROA外，各变量间相关系数较小，因此，可以认为设计的两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应不存在高度多重共线性，不会影响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3.回归结果分析在用SPSS17.0对上述两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后得到表5结果。由表5可以看出:(1)模型1调整后的R方=0.33，即所得回归方程对被解释变量(EPS)的解释力为33%;F=15.915，Sig=0.000，方程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具有较强的拟合度。模型2调整后的R方=0.295，即所得回归方程对被解释变量(ROA)的解释力为29.5%;F=13.697，Sig=0.000，方程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具有较强的拟合度。(2)通过对两个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管理层激励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两模型都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薪酬激励机制与股权激励机制在当前环境背景下能促进公司绩效的提高，假设H1和H2得到了验证。

二、结论及建议

第8篇：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管理层激励；动机；效应

管理层激励是现代公司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本文针对我国现有背景下管理层激励的一些模式，提出了企业实施管理层激励的动因，通过对已有学者的研究归纳总结出目前实施管理层激励效应的问题，针对这种效应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管理层激励动因分析

管理层激励作为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举措，从整体上来看，实施管理层激励最终的目标是使股东利益和管理层的利益趋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本文从公司治理、公司特征两个方面来分析实施管理层激励的动因：

1．公司治理。在公司治理中主要表现在产权性质、股权结构、董事会等方面。首先，产权性质对企业的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国有企业的非货币性收入及政治生涯可能吸引力更大，而非国有企业更具有动机通过管理层激励来解决公司内部的问题。其次，在股权结构方面，国内和国外具有较大的差异。在国外，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必然会导致股东对管理者监督的有效性程度下降，此时，股东更愿意对管理者实施激励措施来缓解公司中的问题以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在国内，股权的集中程度比较高，解决搭便车问题，这样更容易形成企业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股东基于有效的监督效应，对管理层激励的动机势必会减弱。此外，在公司治理效应较差的情况下，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有可能导致管理者的权利过大，可能会导致管理者自定薪酬的决策（吕长江，2008）；另一方面，管理者权利过大时，会出于福利而实施股权激励，形成了一种新的问题，这样使得管理者持股变成一种福利制度，减弱了其效应（魏刚，2000）。非执行懂事在在公司的规范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良好的公司治理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管理者权利过大时，非执行懂事的比例较低，高管具有更大的动机趋向福利型股权激励（吕长江，2009）。从整体上来看，管理层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治理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在公司治理较弱的情况下，无论出于何种形式的激励的动机会更加的明显。

2．公司特征。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导致了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问题的存在，基于这种现象，不同的公司特征（成长性、规模、行业特点、盈利能力、管理者特征、现金流等）必然会对公司的管理层激励造成了影响。在成长性高且规模大的公司中，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监督效应较弱，为解决问题，股东便具有了动机实施管理者激励（股权激励），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权利过大，管理者出于福利目的而选择了股权激励。Chourou等（2008）提出管理者获取企业成长的信息更加具有优势，便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监管难度加大，公司的激励动机也就加强了。对于现金流，当企业的现金流不足时，会有更大的动机利用股权激励作为现金的替代；在现金充裕的情况下，企业过多的自由现金流容易导致管理者的过度投资，为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缓解成本问题，企业也具有动机进行管理层激励。在管理者特征方面，公司为吸收高学历能力强这样的管理型人才，避免企业过高的离职率以及管理者是否会有短视现象，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也会选择进行股利激励，使得管理者追求企业的长期价值利益；高管越是年轻，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也越大（Tzioumis，2008）。从公司盈利角度来看，公司的盈利水平与其业绩是挂钩的，在盈利条件较好的情况下，管理者的经营能力与企业的业绩可能更加的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处于业绩的增长也具有动机对管理层进行激励来提升其工作的积极性。公司行业角度来说，不同的行业在市场中的竞争程度也会不一样，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为了实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运作能力，也具有动机实施管理层激励来保证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努力工作。

二、管理层激励的效应分析

管理层激励实施后对企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在一些效应上不同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从公司绩效、投资决策这两个方面进行总结，分析目前研究管理层激励的一些现状。

1．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管理者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形成了不统一的结论。Berle&Means（1932）提出对于股权分散的企业，管理层持股将会激励他们实现自身价值，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管理层与广大股东利益趋同，更愿意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Morck等（1988）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存在着显著的非单调关系，在管理层持股比例在0～5%和超过25%是管理层持股和业绩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支持利益趋同假说；在5%～25%之间两者负相关，支持防御战壕假说。Young&Pagan（2003）控制产业和规模的情况下提出管理层的总报酬与企业效率正相关。Habib&Ljungvist（2005）指出美国证券市场中管理层激励对公司效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魏刚（2000）提出管理层持股并未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股权激励仅仅体现的是一种福利安排。李增泉（2000）表明公司管理层年度报酬并不与公司绩效相关联，整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童晶骏（2003）指出实施股权激励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提高虽有一定的效果，但却不太明显。王克敏和陈井勇（2004）指出在不存在接管市场或接管市场不发达时，管理层持股只具有激励作用，而不具有保护作用，管理者持股比例越大，公司绩效逐渐增强。李维安和李汉军（2006）从第一控股股东的角度提出，第一控股股东绝对控股和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40%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U型关系，高管的股权激励有效的发挥作用。姚伟峰等（2009）提出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在股改前后都对企业效率都有着正面效应，但股改之后的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更强。股改前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则并不明显，且在股改之后与企业效率负相关。赵玉珍等（2012）提出股权激励比例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有负相关关系，与企业总资产报酬率有正相关关系。从国内研究总体分析来看，管理层激励在公司绩效方面并未凸显出较好的效应。

2.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激励制度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引导，从而促使经理人能以公司利益为出发点开展经营管理活动。邬展霞（2006）指出经理人持股对投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流通股股东持股较多会通过一定的参与和监督方式促使公司的投资决策趋于理性，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童英（2009）当管理层持股份额为零时，投资行为与企业内部现金流没有系统的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在实行管理者持股改革以前（即管理者持股份额为零时），经理人的积极性远远低于有效水平，经理人的长期投资决策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没有任何关系。随着管理层持股份额的继续增加，投资的内部现金流弹性有减少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大，说明当企业管理层和所有者之间的趋同时，投资的现金流弹性变小。赵惠芳（2010）股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但效果不显著。强国令（2012）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制度上的差异，降低了非流通股东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进而改善了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降低了因管理层问题而导致的过度投资；也有微弱的证据表明，股改后国有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缓解了公司投资不足。从学者研究来看，管理层激励在一定程度上都能缓解企业的投资过度或不足，增强企业的投资效率。

三、结语

本文针对高层管理提出一些建议：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机构，如优化董事会结构、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等；其次，进一步完善业绩的评价标准，如如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增长率等，并考虑到行业特征。第三，制定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在不同的环境实施适度的比例，适当延长股权限售期及行权期等条件，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并细化股权激励的成本费用问题；第四，进一步完善经理人市场机制，建立有效对经理人监督和评价的市场，深化企业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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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秀乐，赵青．高管股权激励与会计舞弊——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之友．2011（2）：68～71

第9篇：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 上市公司; 股票期权; 股权激励水平; 有效性

一、引言

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者尤其是管理层成为企业未来的股东的股权激励,能够较好地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中成本的矛盾。在西方国家,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股权激励在20世纪80～90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而中国上市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股权激励,从内部职工股、公司职工股、职工持股会,到后期的员工持股期股激励等等接连出现,每一种模式几乎经历了“萌芽-试点探索-热捧-政策性叫停”的生死循环,只有少数企业能够真正实施。

随着股改的结束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全流通时代。基本成熟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市场条件,为市值考核代替高管持股比例以考核管理层的业绩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2006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相继颁布实施,使股权激励的政策条件也初步成熟。股票期权在上市公司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少公司甚至把股票期权激励作为重要的“法宝”来激励管理层,股权激励也必将成为上市公司主流的激励方式。

中国自1993年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实行股票期权制度以来,上市公司就一直在努力探索股权激励。据wind统计,自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以来,2006年国内上市公司共有43家上市公司推出了规范的股票期权激励方案,以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和大股东转让作为激励股票来源。2007年推出激励方案的有31家,当年上半年主要有同方股份、苏宁电器、同洲电子和特变电工等4家公司推出具体方案。截至2008年9月19日,A股市场共有120家上市公司,从激励标的物来看,现阶段只有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三种,其中92家采用期权激励,占总数的77%;剩余28家采用股票来激励,占23%,这里面有华菱钢铁、广州国光、德润电子三家同时采用股票增值权进行激励。实施股票期权激励上市公司的年度统计见表1:

然而,股权分置改革只是相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它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在当前环境下,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依旧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对股权激励水平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考察股票期权激励是否有效。

二、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

(一)研究设计

1.样本的选取

本文将采用最新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样本选取严格按照股票期权定义进行。样本选取对象为截至2007年底前在中国境内上市且股权激励的公司,不分行业、不分股权结构,采用总体样本分析法,而不用抽样分析。样本选取时不分行业是因为各行业中管理层持股数量不一样,有些行业由于样本太少,可能使分析结果出现较大偏差。通过巨潮资讯网和深证、上证交易所网站,剔除有些是在2006年之后上市,有些是2008年初施行股权激励计划,考虑到时间太短不能进行合理分析,就选择了所有含有2005年至2007年的数据,共64家。各项财务指标取2004年至2007年年报数据,这样可以避免因特殊原因使某一年度的指标出现较大偏差而不具代表性。此外,本文所选用的财务指标数据均来自两大网站公布的2005年至2007年的年报和北京大学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

2008年4月30日前公布的2007年年报中,公布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具体激励方案的公司有78家,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的影响,本文对样本作了以下处理:(1)剔除ST类公司2家;(2)剔除2006、2007年刚刚上市的公司8家;(3)剔除数据不全的4家金融公司。

根据以上标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64家。其中公布具体实施方案的2005年5家,2006年43家,2007年16家。

2.指标的选取

(1)股票期权激励效果度量指标

鉴于中国证券市场上评价一个企业的业绩主要是看企业的盈利能力,根据上市公司经营特点并借鉴财政部的财务指标体系和在针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长期激励计划的调查中的结果中显示税后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是参会企业的首推衡量指标。同时依据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规定: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绩效考核指标如涉及会计利润,应采用按新会计准则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本文采用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等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业绩。

(2)解释变量的选取

股权激励水平:一般来说,国内的研究都选取了管理层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作为管理层人员股权激励水平的代表变量;而国外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的测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其表示为公司股票价格变化1%时管理层的股票和期权价值的变化,这在Himmelberg等(1999)中使用过;另一种是指在Jensen和Murphy(1990)中当公司价值变化一美元时管理层股票和期权价值的变化。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制定依据行权时股票价格的预期,激励效果的好坏与股票价格有密切关系。在选取激励水平的替代变量时也应该考虑股票价格这个因素,本文采用第1种,即将股权激励水平表示为公司股票价格变化1%时管理层的股票和期权价值的变化。另外,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股票期权激励的不同方式的实际情况,本文对股权激励水平的计算方式如下:

股权激励水平=管理层持股数×股票价格×1%

控制变量的选取:由于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实施股票期权激励水平以外,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所处的环境动态性水平、企业的风险水平、成长性、市场竞争程度和公司规模等都可能影响公司绩效,漏掉重要的影响因素容易导致有偏误的估计结果,甚至会掩盖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揭示变量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应控制其它因素对业绩的影响,准确地描述股权激励水平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分析

1.不同行业统计分析

根据中国证监会(CSRC)制定的行业分类方法《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本文采用CSRC分类标准:

从本文所选取的64家样本来看,行业分布很不均匀,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企业最多的是制造业,有42家,占样本总数的65.62%;其次是信息技术业6家,比例为9.38%;房地产业有5家,所占比例为7.81%;批发和零售贸易,社会服务业,综合类等其他行业样本数量较少。具体分析,样本公司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原因是制造业在上市公司中本身比重比较大。

2.不同股权性质激励效应的统计分析(见表3)

由表3可知,64家样本公司中,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集团及一般法人、自然人和管理层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样本公司,其中法人股所占的比例为53.13%。民营企业唱主角一方面是该类企业运行机制比较灵活,决策效率较高,引入期权激励能够大大提高管理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国家股所占的比例为46.87%,2006年由于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办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上市公司纷纷推出适合自身的期权激励方案。

总体上看,股权激励确实起到了激励公司经营者努力提高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具体来看一般法人、管理层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股权激励后经营业绩提升较快,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调整后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收益率分别增加了0.1412元、8.69%和0.172、2.81%,激励效果最好,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有动机监督经营者和设计比较合理的股权激励机制或者经营者通过股权激励真实地把自己放在了所有者的位置来努力工作;而国有企业集团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调整后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收益率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0.1049元和7.01%。激励效果较差,说明这些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可能没有使经营者摆脱过去国企同时没有使经营者摆脱过去国企经营的什么都不怕,有国家支撑的观念,反而成了经营者“经理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工具。

3.样本公司经营业绩特征分析

由于样本公司公布激励方案的时间不一致,对样本公司仅做一个时间点的统计分析显得不具有说服力,因此,以样本公司公布激励方案时间为界限,分别对样本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前后业绩进行纵向比较。从表4统计分析来看,2005年公布激励方案的样本公司的每股收益在2004至2007年大致呈增长的趋势,除了公布当年和第二年比2004年较低以外,2005、2006、2007连续三年每股收益持续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6.41%和103.03%,且公布前后每股收益均值都高于上市公司,样本公司的业绩表现较好。而2005年实施激励的样本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变化较大,样本公司实施激励后净资产收益率增长幅度为-2.665%和28.825%,这可能是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公司的业绩分布很不均匀,变化很大导致的,但样本公司整体上净资产收益率均值高于上市公司。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2006、2007样本公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在实施前后增长幅度均为正值,且高于上市公司业绩变化。这说明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采取股票期权激励机制,还可以看到,样本公司实施期权激励后,公司整体业绩呈现快速增长,这可能是股票期权激励滞后性所带来的激励作用。

(三)进一步检验分析

从上述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可以发现,股票期权激励对样本公司的业绩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究竟股权激励的激励效果是否呈正向的,以及激励中的哪些因素对公司绩效影响更大,影响因素中哪些产生正面的影响,哪些产生负面的影响?为此本文作进一步的检验分析。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变量、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变量队股权激励公司的绩效存在影响。因此,本文采集了股权激励变量、公司股权结构变量和治理结构特征变量,结合经济指标变量,用回归分析方法考察股权激励变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1.回归模型的设计

鉴于上述分析,用回归分析来研究上市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效果。主要分析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股份对经营业绩的影响,经营业绩指标采用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除股权激励水平外,还考虑了控制变量,如:公司治理结构、风险水平、成长性、市场竞争、企业规模、自由现金流等因素。设计两个平行数据模型分别如下:

EPS=α+β1TM+β2HR10+β3DIRECTORSZIE+β4DDBL

+β5TERM+β6SIZE+β7GROWTH+β8PRODUCT+β9DTL

+β10FREECASh

ROE=α+β1TM+β2HR10+β3DIRECTORSZIE+β4DDBL

+β5TERM+β6SIZE+β7GROWTH+β8PRODUCT+β9DTL

+β10FREECASH

2.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5)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1)的F=1.475(p

=0.152),因此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水平不高,表中调整后的R2为0.137,说明所得回归方程对因变量的解释力为13.7%;回归方程(2)的F=6.239(p=0.000),该方程在0.01的水平下显著,通过了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两个方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接近1,解释变量间多重共线性较弱。两个回归方程的DW值分别为1.874和2.003,表明残差序列无自相关,回归方程可以充分说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规律,即应该选用此线性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均大于1,即股权激励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绩效就提高好几倍,股票期权激励效果良好。

企业规模、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风险均同企业业绩呈显著线性相关,其中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同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而企业风险则显著负相关。从回归方程(2)中还可以得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赫尔芬德指数、董事会规模和公司成长性同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显著相关,但在方程(1)中这些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主要研究结论

根据前面的统计分析结果和检验结果,在年报数据真实和剔除其他因素对业绩指标影响的假设前提下,可以得到如下有关中国上市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效果的相关结论:

(一)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效果明显

股票期权激励在很大程度上也激发了上市公司参与股改的积极性,从激励前后业绩来看,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激励作用很明显。在考察的64家样本中,实施股权激励前,样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较好,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后其业绩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收益率持续增长,且高于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幅度。实施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激励公司的绩效增长。从回归检验结果来看,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业绩的回归系数大于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统计检验结果与理论一致,说明在全流通背景时代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发挥积极效应。

(二)不同股权具有不同激励效果

在样本公司中,主要有国家股和法人股两种股权性质。股权性质为国家股的公司的业绩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股权激励效果较差;而法人股的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后,经营业绩提升较高,激励效果好。主要原因可能是股权性质为国家股的样本公司还没有彻底实现全流通,同时没有使经营者摆脱过去国企经营的什么都不怕,有国家支撑的观念。

综上所述,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为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上市公司的推广提供了股票来源,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股票期权激励在全流通环境下起到了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逐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选择股票期权激励方式来激励高管甚至是普通员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股票期权计划的运作模式将会更加规范,其激励效果也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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