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本质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数字经济的本质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数字经济的本质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加值；EVA；资本成本

一、引言

EVA是Economic Value Added的英文缩写。它是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推出并逐步风行的一种经营业绩考核工具，源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默顿·米勒和弗兰克·莫迪格莱尼关于公司价值的模型。1982年美国思腾思特公司正式推出EVA体系。EVA是指企业经营产生的税后净利润扣除所有资本成本（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和债权资本成本）后的剩余部分。直接表现为公司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所有资本成本的差额。

相比传统业绩评价指标，EVA存在多方面优势，它考虑了权益资本成本，传统会计在计算利润时都只扣除了债务资本成本（利息）；它部分减少了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它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而不是像会计利润一样仅仅着重当期业绩，并将股东财富与企业决策联系在一起。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由于EVA指标的强概括性、单一化、综合性等特点，越来越受到企业界的关注与青睐。

EVA在我国的使用起步较晚。我国国资委《暂行办法》规定，从2010年起将EVA作为央企业绩评价的重要指标。目前实施的资本成本率不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而是行政规定的。统一的资本成本率没有反映企业之间在风险和融资成本方面的差异，会影响EVA的准确性、在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之间的可比性。对于高风险行业和企业，规定的资本成本率有可能偏低，将鼓励企业无视资本成本，盲目追求高风险项目投资。所以，从长期来看，应该采用合理的方法测算出各个企业的资本成本率，以真实反映企业资产价值管理风险，准确衡量企业管理者的经营业绩。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总结国内外确定资本成本的方法并分析其在我国的适用性，最后给出在我国企业如何确定资本成本的建议。

二、资本成本的内涵

《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中给出了西方财务理论界对资本成本一词的描述：“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取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简言之，资本成本的本质是一种机会成本，它是投资者因投资于某个企业或项目而丧失了投资于同风险的其他方面获取收益的机会成本。企业的全部资本成本是不同投资者投入的资本成本所要求的报酬率与其所占全部资本成本比重的乘积之和。在实际业务操作当中，绝大部分企业使用的都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法（WACC）。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资本成本率确定方法的研究回顾

（一）债权资本成本率的确定方法

债务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债务资本而付出的代价，包括筹资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即筹资费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支付的资本使用费。目前研究将债务资本成本的计算按是否考虑时间价值可以分为两类：

1.不考虑时间价值的方法

其计算原理是用本年税后资本使用费除以有效筹资额。不考虑时间价值法适用于各年税后资本使用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其特点是计算方法简单，但结果不是很准确，该计量模型计算的结果仅仅是一个近似的资本成本。

2.考虑时间价值的方法

其计算原理是基于资金使用者的角度，利用“未来需支付的现金流量之和等于有效筹资额时的贴现率”为基础确定。此类计算方法按未来需支付的现金流量是否考虑利用利息节税又分为两种：若不考虑利用利息节税，则称为利息直接贴现法；若考虑利用利息节税，则称为节税利息贴现法。考虑时间价值法适用于各种筹资方式，其特点是计算结果准确，但计算工作量较大，在实际中应用较少。

（二）权益资本成本率的确认方法及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1.通过债券收益率加股权风险溢价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

由于股权投资者比债权投资者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因此股权投资者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高于债权投资者的利息率。所以可以通过在平均债务成本率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风险溢价来估算权益资本成本。这种计算方法难点在于风险溢价较难确定，在我国许多国有企业能以较低的债务成本获得资金，平均债务成本并不能真实反映债权人所要求的报酬率。

2.利用投资者平均收益率估算权益资本成本率

还可以利用投资者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对公司或行业的投资所取得收益率来估算权益资本成本。这一方法较为简单，但由于利率、市场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利用历史数据来推测未来收益率的方法存在一定缺陷。另外，在选择参照企业的时候，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因此通过这种计算方法获得的权益资本成本不够精确，参考价值较小。

3.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文简称CAPM）为典型代表的传统方法

该方法通过考虑市场风险收益率，寻找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建立模型来计算已实现的资本成本，将平均已实现的收益率作为未来预期收益率的无偏估计。CAPM计算单一证券的资本成本，认为投资者要求的报酬主要取决于市场风险、无风险利率和市场风险补偿三个因素，类似的方法还有套利定价模型APM以及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Robert-Hamada 模型等。

CAPM模型有一些关键的假设，如所有投资者都是规避风险的；所有投资者对资产收益、风险等的预期是相同的；所有投资者都可以免费的立即得到所有信息等。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其公式为：

其中：为无风险报酬率；为平均风险股票必要报酬率；反映的是股票非系统风险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是市场平均收益率与无风险收益率的差额，反映了市场系统风险。

在使用CAPM模型时，?系数的确定是一个难点，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较长的时间期间内，采集某只股票的每股盈利数和其相对应的股指盈利进行线性回归而得到；另一种是先对某行业的?平均值除去杠杆，变成只含有行业风险的?，再针对于某企业的负债率对?加上杠杆，由此求得?。

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能较好的反映目标证券的成本，但在我国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许多假设并不满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我国并不存在完全市场，股权分置使得国有股、法人股无法自由流通，造成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一股独大”的局面长期存在；其次，是我国证券市场缺少退出机制，并且还一直存在着价格操纵现象，导致市场无法反映证券的所有信息；再次，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不管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处于学习摸索的阶段，资本市场参与各方在财务理念更新方面仍然有待提高，我国的投资者并非都是理性的投资者；最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目标公司管理层依仗自身管理企业的优势，他们对企业的信息掌握得更全面更透彻，可以影响企业绩效，从而影响企业所传递的信息。

4.以股利折现模型为基础的确认方法

设定投资者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于当前价格的贴现率，由股票价格和事前的盈利预测数据倒推预期资本成本，属于事前估计。此类估算方法更加贴近资本成本的定义。这里主要介绍戈登模型DCF（固定股利增长模型，又称折现现金流量模型）。

计算公式为：

其中：为目标证券的当前价格；为预期的下一年每股股利；g为预期的股利增长率。可以通过多年数据平均值计算得到，也可以通过季度财务报表进行预测，股利增长率的水平则与公司未来盈利水平和股利政策相关。

四、总结与展望

国资委使用EVA作为央企业绩评价的重要指标的目的在于为了切实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合理的设定资本成本率是能确保该体系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前文已经分析了各类资本成本计算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关于债权资本成本的计算一般没有太多异议，采用实际的筹资成本。就权益资本成本的确定方法来说，广泛采用的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为典型代表的传统方法目前在我国也并不适用，不过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其适用性可能会逐渐增强，其他的方法如债券收益率加股权风险溢价、利用投资者平均收益率估算等在我国的适用也有其局限性。

笔者建议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使用固定股利增长模型计算权益资本成本，首先是因为固定股利增长模型从股利回报的角度进行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在逻辑上更符合所有者的身份，适合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根据行业平均报酬率来确定公司未来的收益率，确保国有资产不会流失。其次，使用固定股利增长模型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有利于克服公司短期盈利水平波动所带来的影响。最后，在使用固定股利增长模型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时，由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作为企业的股东，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股利政策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因此使用这种计算方式有一定的便利条件。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分红不稳定，并且多数上市公司不分红的情况，可以通过计算多年平均股利或根据财务报表预测的方法来预测未来股利。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公司采取现金分红，因此这种方法的适应范围将逐步得到扩大。

参考文献：

[1]王燕妮，袁江丽.EVA与资本结构关系的理论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9（7）：42-43.

[2]徐春立，任伟莲.我国资本成本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其未来展望[J].当代财经，2009（03）：

122-127.

[3]张宝春.资产定价模型与套利定价模型的应用比较[J].湖北高等财经专科学校学报，2005（2）：25.

第2篇：数字经济的本质范文

论文摘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原则，是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践中形成的、体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客观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动必须遵循的准则。数字化技术是支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包含人文精神教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坚持数字化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原则。

本文所说的网络是指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实现便捷通讯和资源共享为目的，发展人的本质的虚拟世界。它主要是指互联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以认清网络本质和影响为前提，利用网络促使网民形成符合一定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和信息素养的虚拟实践活动。in原则是指人们在既定目标和特定条件下，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标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原则，是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践中形成的、体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客观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动必须遵循的准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坚持数字化技术与人文精神有机统一的原则。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网上和谐发展的可能性

由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构成的互联网诱发的数字化及其运用已渗透到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等领域，涌现出数字经济、数字农业、数字军事、数字教育等。数字化是网络的一个主要特征。网络可以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是地地道道的多媒体。虽然目前仍存在如电视、广播等远距离教学的模拟教学手段，但这些都将迅速被数字化电视、广播等所取代。

数字化技术是支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由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库、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传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检索浏览前端平台组成的用于人们教学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数字化将是一切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核心。离开了数字化，现代与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将成为无本之木。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在课外网络教学或其他教学活动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当然，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不纯粹是数字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简单应用，它是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一整套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与传输快速的通讯网络和效果良好、操作方便的前端平台是数字化教育技术发展的核心，而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确立，则是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可靠保证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网络技术使得其外延有了无限扩展的可能，如果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涵角度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养。高科技飞速发展与人文科学被冷落，正是我们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二律背反。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处理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第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多元化并由此带来人文精神的散乱化。客观事物形态多样化带来人们主观思维模式的多样化，这是现实世界网络信息多元化的必然结果。网络世界是一个广裹的虚拟世界，是一个无视国界、无视种族、无视地域、无视权威、无视等级的世界。网络文化新观念诱导着人们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多侧面地审视社会，审视周围一切环境，而行为方式也表现为千变万化。网络新观念的特点是:非线性的网络思维、信息传递的多感觉通道、时空无限放大或缩小、中心消解的边缘化、信息无终极的流动、将抽象变为现实的虚拟手段等。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多了一些散乱，少了一些凝聚，行为就缺少人文精神。

第二，知识资本、数字化技术产业化显得红红火火，人文精神却变得异常冷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培养特定网民的品格和精神，唤醒他们的心灵良知来支撑自己的一切行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它的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功能加大加强，但人文精神欠缺所造成的社会不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数字化技术竞争式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越快，往往越是不能很有效地培育人的真善美，反而把人性中好的因素压抑了或是扼杀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充分发挥和利用数字化技术为人类造福的优势的前提下，必须注意抑制数字化技术发展给人们带来的负面效应，认真处理好信息技术发展与人文思想教育的矛盾，克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大于内容的劣势，积极培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努力创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调发展模式，把人文精神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坚持数字化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原则

1.网络的双刃剑作用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坚持数字化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数字化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是柄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网络信息污染等危害人类的不利因素。网络信息中的黄色信息和黑色信息对沉溺其中的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行为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至于那些利用网络从事数字破坏、盗窃、诈骗和洗钱的行为，则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观之，数字化技术必须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在提高产品的数字化技术含量的同时必须与高度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即现代社会所追求的人才，不仅仅具有高度的科学素质，而且还必须具备高度的人文素质，是一种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的整合类型。

2.网络人文精神所具有的独特时代意蕴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坚持数字化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原则。人文精神，是人文文化的核心。人文文化一般而言是在一定时代一个民族认识人、对待人的思想观念、文化艺术、伦理道德，以及关于人的学说，这使人文精神带有时代的印记、民族的特色。但在网络时代，人文精神具有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意蕴、普遍的价值。网络技术第一次使人文精神的传播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为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人文精神的交流，奠定了广泛的基础。网络的即时性和共享性，为人文科学的研究，为共享人类思想文化成果提供了普遍现实的条件。但是，我们站在网络时代，发掘网络人文精神的时代意蕴，并不否认网络给人文精神带来的消极影响。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看到网络给人文精神弘扬造成消极影响的同时，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弘扬人文精神，提升人文精神的境界。网络为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科学人文精神的弘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广阔舞台。我们要在“网络世界”的新舞台上，清扫各种思想垃圾，清除各种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以技术与知识的创新促进网络人文精神，以网络道德与网络法的建设保障网络人文精神，从一个境界走向一个更高的境界。IZl网络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虚拟空间，没有人文精神支持的网络虚拟空间恐怕要变成虚无空间。思想政治教育要沉重地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在协调发展科学技术精神与人文精神方面迈出一步，哪怕是一小步，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显示出不可估量的价值。[3]

我们要立足于数字化技术时代，倡导人文精神。如果只在网络上生活，人就会被工具化、数字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引导上网者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但如果只讲人文精神，就会忽视隐含在网络里的科学精神，忽视教育手段的进步。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把人文精神融人到网络里面去。f41 3.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坚持数字化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是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所谓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就是把发展信息技术及其集中表现的数字化，作为加快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大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的新路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核心是实现数字化，其中的关键是要把数字化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是一个经济目标，也是一个政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括人文精神及其指导下的各项制度。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以及生活更加殷实，无不包含着人文精神，即使是经济更加发展，科技更加进步等，也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内容，所以关键是要把人文精神与数字化结合起来。!习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人文精神在数字化中的作用，在现代化中实现人文精神与数字化的结合，也就是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时间上要把时代性和传统性结合起来;在空间上要把引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先进的东西与本土化结合起来;在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上要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起来。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机统一的主要途径

第一，对学生网民实现人文关怀。在现实物理空间，思想政治教育是直观的，它的有效性几乎全依赖于热情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关怀情结。到了陌生的网络虚拟空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能否保持有效性的关键在于能否使受教育者在冷冰冰的网络空间感受到彼端传来的温暖和人文的关怀。在许多网络交流比较发达的高校中，流传一种网友现象，其重要程度超过了10年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笔友。在网友圈中形成的相互关怀要比许多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关系还要凝重得多。许多网络爱好者认为纯粹的网友之间交流并没有特殊之处，其交往形式和程度几乎雷同物理空间的知己好友。不少网友认为在网络空间得到的关怀和帮助并不亚于在现实空间得到的一切，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异。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他们认为在网友圈中更容易得到关怀和帮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敏锐地抓住这些细枝末节，构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I61

网络生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在网络时代到来的时候，遨游在“虚拟化”的网络空间中又生活在真实的物理空间的上网学生，既需要网络技术给他们带来物的福扯，同时也需要获得一种人文的关怀，让他们寻找到一个精神上的家园。在网络时代，对上网学生进行人文关怀的方式多种多样，其内容主要着眼于提高上网学生的网络素质，使上网学生在思想、技术、道德、法制和心理上有承受、控制网络的能力，能适应虚拟社会并能安全地回到真实社会中来。要教育他们用一种非常健康的心态来进行网络活动，教育他们既能上网也能下网。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清醒地认识到自然的浩大和精妙，看到网络领域人类太多的空白和无知，要教育网民学会谦虚，学会自律。

第二，构建具有人文精神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首先，人文精神应作为检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否有效的准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教育目的就是运用信息多媒体传播人文知识，通过学习者的解读、领悟、思考，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精神。比如电脑网络传播出来的精美画面、音乐、文字、语言、图表等都是代表着一定思想意识观念的物质载体，能使学习者的情感熏陶和体验锻炼得到有效升华，唤醒他们的善意心理良知，变为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

第3篇：数字经济的本质范文

金融经济与数字经济，同是与符号打交道，具有虚拟化特征，但在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上，方向却相反：前者关系日益迂回，日益疏离；后者关系日益直接，日益趋近。站在数字经济立场反思这场金融危机，也许会得出这样一个不同于传统立场的独特判断：信息市场将成为金融市场的有力竞争者，数字经济将成为金融经济的有力竞争者。

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

如果高度概括眼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可以说：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或者说，货币是多的，信息是少的。

货币是假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货币市场(含金融市场)没有真实反映实体市场，没有优化配置实体资源，背离了真实世界。第二层含义是，货币市场占用的交易费用，相对于它节省的交易费用，多到不合理的程度。

如果把实体市场视为委托人，货币市场视为人，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人背离委托人，手段背离目的，自我膨胀，发生异化。这是典型的工业病，是传统工业化局限的大暴露。

按照正常情况，实体市场“委托”货币市场，通过货币形式，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应该是：市场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不应超过委托市场自己配置资源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也就是说，有金融市场，应该比没有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消耗的交易费用少。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货币市场，在帮助实体市场配置资源时，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手段(如衍生金融工具)，这些手段开始父生子，子生孙，无限繁衍，到后来背离了目标的初衷，最后“忘记”了自身作为工具的身份，把手段的利益当作了目的的利益，实体市场这个委托人，反而成了华尔街发财致富的手段。不是华尔街为真实世界服务，而成了真实世界为华尔街服务。华尔街的钱，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费用，当这种交易费用远远超过华尔街提供的服务所给真实世界节省的交易费用时，危机爆发了。

所谓的假，就是指异化。就是对于目的来说，手段变假了，变得不真实了，也就是说，不再以真实符合目的作为手段的本份了。

信息是真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从两房贷款开始，来自真实世界的供求信息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衍生工具的复杂化为转移。第二层含义是指这种真实世界的信息，又是不透明的，因此真实的信息又是少的。

真实信息少，只是现象。本质是没有形成真实信息的产业化，特别是没有形成信息配置资源的统一市场。信息被掌握在了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真实信息一旦产业化，将对利益集团不利。格林斯潘相信金融利益集团会以市场自发调节达到均衡为行为目标，但实际是华尔街只不过是一个利益集团。

货币市场的竞争者正在出现

中间人无限膨胀，是王业社会不可克眼的局限。仅在中间人内部调控，不能解决中间人体制自身造成的问题。如果考虑到中间人已形成利益集团，要维护既得利益，情况就更是如此。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工业化不能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资源配置的要求。以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国国家利益集团为代表的中间人势力恶性膨胀，代表了全球性的工业病。

根本性的问题是货币市场本身存在合理性受到了挑战。当前，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用信息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与货币配置资源的方式相竞争。

电子商务交易市场，正在发展成为独立于货币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信息市场。在电子商务形成的信息市场中，人们通过信息交换，匹配供求，撮合交易，实现了不通过一般等价物的、直接基于使用价值和具体价值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

我们在实践中观察到，许多全球化公司和跨国公司配置资源的时候，首先依靠的，不是上市公司在股市上获得的经常是扭曲过时的价格信号，而是直接利用供应链和社会网络，进行复杂系统条件下一对一的实蓟跷锖头务的信息匹配。只有需要进行宏观判断和长期判断时，才会优先考虑货币市场的信号。一个集团企业的老板，如果在下午3点前，就可以把公司当天所有的资源变化情况、市场变化情况搞清楚，他为什么还要绕弯到华尔街去求证该怎么进行响应市场的决策呢?

我们说，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如果信息是假的怎么办?可以援引第一条，“信息是真的”来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用信息配置资源时，任何一条具体的信息，都有可能是假的。但信息市场作为一个整体，与货币市场相比，谁更加真实――更符合真实世界――呢?

当我们说信息是真的时，意思并不是指每一条信息必定是真实的，而是指信息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比货币市场更加接近真实世界；是指信息的机制。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信息市场比货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市场要经过一般等价物的迂回，不仅流通速度慢，而且会造成系统性的信号失真；而信息市场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条件下，可以进行高速复杂的信息匹配。另一方面是说，信息市场比货币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更低。因此信息市场在总体上来说，可以比货币市场更有效地配置实体资源。

货币市场与信息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实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等价的迂回调节，后者是个性化的直接调节，这也反映了两种虚拟经济的本质不同。

两化融合下虚拟经济的新选择

第4篇：数字经济的本质范文

［关键词］数字鸿沟特征属性

一、数字鸿沟概念界定

数字鸿沟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是，追溯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相关理论，则是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知识沟理论。

数字鸿沟本身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跨学科性。数字鸿沟涉及了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信息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范畴；（2）动态性。数字鸿沟研究的ICT随着经济和技术发展而不断变化，从传统的电报、电话到互联网，从拨号网络到发达国家的宽带上网，数字鸿沟的范畴在不断发生变化；（3）综合性。人们必须从多个视角来描述数字鸿沟，因为数字鸿沟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作用，为数字鸿沟的研究造成一定的难度。

因此，针对数字鸿沟具有的特征，本文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数字鸿沟的概念。从狭义上来讲，所谓的数字鸿沟就是不同主体之间在互联网为代基于经济视角的国际数字鸿沟研究表的新兴ICT普及和扩散中的不均衡状态；从广义上来讲，数字鸿沟是ICT在各个国家、地区、行业之间存在的差距的集合体，表现为个人和企业在ICT接入、使用、生产和应用创新上的差距，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与信息的创造、理解、应用和吸收能力的差距。其中，狭义的概念强调时效性，主要针对目前互联网这种新兴的通信技术在各个主体之间普及和扩散问题，强调数字鸿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均衡，表现为各个主体在信息通信技术拥有数量上的差异，强调“硬”鸿沟；广义的概念则将数字鸿沟的范畴扩大化，将“数字”泛指信息通信技术，从信息化的广度来理解数字鸿沟的动态性和综合性，强调“硬”鸿沟和“软”鸿沟两方面的内容。

二、数字鸿沟的属性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界定了数字鸿沟的概念后，本文归纳数字鸿沟具有如下的基本属性。

1.技术属性

不同的技术在各个主体之间的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从早期的电报、电话、传真等基础技术，到目前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在应用和普及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传统的技术差距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普及而不断缩小，但是新的技术差距又不断出现，说明数字鸿沟的研究范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的不断创新造成的。就像20世纪80年代强调电话接入的差距一样，当前的数字鸿沟主要针对互联网接入，关注不同地区、种族、年龄、收入之间在互联网接入水平上的差距，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更多地关注互联网宽带接入上的差距。

因此说，只要客体目标在变动，技术水平的差距持续存在，数字鸿沟的技术属性使数字鸿沟同时存在着量变和质变的发展形态。不同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和普及都遵循S型增长曲线，其中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传统ICT的普及过程，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兴ICT正处在快速增长期。这种技术扩散的变化趋势对数字鸿沟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很大的影响。

2.社会属性

数字鸿沟同时表现出社会性。不同年龄、种族、性别和地理位置的个人和群体是否能够访问和使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表现出社会的公平性，体现了社会包容和数字民主，数字鸿沟的存在无疑导致部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ICT的普及和使用已经深深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传统家庭的看法，决定了人们在数字化时代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著名的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说的：“计算机不再与计算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我们经由电脑网络相连时，民族、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将会改变，让位于大大小小的电子社区的价值观”。数字鸿沟的存在，无疑将产生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网络生存观的并存与冲突。

3.经济属性

数字鸿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传统的技术差距在信息经济时代的延伸，这些差距与信息经济特征与规律的融合和发展，将对微观个体的经济效益提高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作用，从而很大程度上凸显出它的经济意义。在2002年世界电信发展报告中，研究者就曾经直接将数字鸿沟等同为经济鸿沟。

从ICT本身的经济特征来看，互联网为代表的ICT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规律和特征，表现出网络外部性、知识溢出以及报酬递增等特点，对于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从经济视角考虑，消除数字鸿沟的实质就在于如何利用互联网为主的ICT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宏观上促进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数字鸿沟的特殊性正在于将工业化中的物质财富差距延伸到信息化时代中的数字财富差距，又进一步影响到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差距。

4.知识属性

从狭义概念上看，数字鸿沟表现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在不同主体中的普及和使用水平的差异。数字鸿沟溯源于知识沟和信息沟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就是网络经济时代的知识沟现象。信息通信技术只是承载知识的工具，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多地表现为对知识发现、获取、理解、吸收和应用上的差距。在新经济形态中，知识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信息通信技术上的优势，不断扩展知识的边界，导致发展中国家所追赶的始终是不断变动的目标。因此，数字鸿沟更多地表现为创建知识、理解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应用知识等能力上的差距。

综上所述，数字鸿沟是一种综合性的现象，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鸿沟是技术鸿沟，信息通信技术本身的特点影响其普及和扩散；从社会层面看，数字鸿沟就是社会鸿沟，是传统社会分化现象在信息网络时代的延续；从经济层面看，数字鸿沟是经济鸿沟，不仅仅是各主体之间经济水平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在网络经济中的体现，同时也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从知识层面看，数字鸿沟是知识鸿沟，是不同群体在获取和利用知识的能力上存在的差距。

参考文献：

[1]卢斯夏诺•弗兰克：数字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J].与现实，2003,（5）

第5篇：数字经济的本质范文

[关键词]信息内容产业 创意产业 文化

一、信息内容产业的概念

根据国外学者的观点,信息产业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以数字内容、网络内容为标志的信息内容产业,它负责提供信息内容,并把内容作为商品。二是以数字通信、网络通信为代表的信息通信产业,它负责传输信息内容,并把传输作为商品。经过重新定义的信息产业就是以IT(信息技术)产业为基础、以IS(信息服务)产业为保障的信息内容(IC)产业。由此可见,信息内容产业已成为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世界经合组织在专题报告《作为新增长产业的内容》中将其界定为:“由主导生产内容的信息和娱乐业所提供的新型服务产业。包括出版印刷、音乐、电影、广播和影视传播等行业。” 国内学者的界定是:信息内容产业是进行信息的生产和营销的产业,是通过信息的生产、交换、流通和销售来获取资本增值和利润效益的产业。”

澳大利亚将信息内容产业称为创意性内容产业,其所包含的所谓数字内容与应用需展现信息交流的特色,内容本身需全部或部分具有知识产权,或呈现为数字化的产品。 创意产业则直接针对知识创新带来的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它多以分散的状态存在于各行各业中,强调的是人的创造力对经济的贡献,更具有动态的游离性和复合性。除了普遍存在于文化产业中,创意产业也渗透到了其他产业或行业。

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及文化产业的并不多,因为它们的创意产业已指代或包含了文化产业。例如,凯夫斯对创意产业给出的定义就是:“创意产业是提供我们宽范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包含书刊出版、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录音制品、电影电视,甚至时尚、玩具和游戏。”在我国,信息内容产业又称为文化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

二、信息内容产业的文化特征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又是创意经济的时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发展创意经济。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方式,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正因为此,才有了文学创作、艺术创作的概念。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提升生活品质,而创造性则是文化的真正精神,更加可以激发人们革新生产方式和经济理念,甚至革新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理念,从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更新发展,闯出一条经济与文化、人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崭新道路;正因为此,才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题为《我们创造力的多样性》的世界文化发展报告。新的世纪,应当是创意世纪;从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到创意经济的乘势崛起直到创意社会的应运而生,正在为我们的世纪带来新的文化视野。当代中国应当是创意中国;从中国制作到中国创作,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正在为当代中国带来新的精神面貌。

1.文化产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文化产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集中表现在:推动知识经济和经济现代化,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推进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消耗;促进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扩大全球的经济不平等;影响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格局。

广义的文化既是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方式,又是改造世界的成果;既表现为有形的物质载体,又表现为精神和内在的心态。文化是人类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有的是有形的,有具体的事物作为文化的载体,有的是无形的属于精神方面的,如科学、艺术、审美观、道德情操、价值观念等。物质与精神相互联系,精神的创造通过具体的事物得以表现。人是社会动物,是指人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塑造人的功效。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但不同国家文化的先进性是不同的,它们的国际影响和世界市场不同,市场价值的大小也不同,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产业,不仅产生财富和就业,而且传播价值观、思想和知识。强势文化和全球市场的结合,将会产生文化产业的世界强国。这些文化产业强国,不仅占领了全球文化市场的大片领域,获取高额利润,而且将自己的强势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影响世界未来的走向。在21世纪,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产业,文化产业的世界强国将影响整个世界,影响人类的生活、知识和观念。

我国的文化产业是建构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内容产业中文化资源形态之上的,并努力去获得世界认同和接受。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 、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既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 ,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精神底蕴 ,也是民族发展的新型资源形态 。因此 ,文化产业资源形态,首先是满足本国本民族的精神消费需求 ,这里 ,就有着无限的市场和发展空间。现代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形态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内容产业。

2. 软实力是国家竞争力的保证

从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提升看,软竞争力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所在。我国的硬竞争力表现出很高的水平,如我国的经济实力一直保持在最强的国际竞争力队伍之中,最为突出的是增长速度世界最快。但是,在软竞争力方面,我国却呈现出弱势,如市场竞争效率、法制环境、金融效率、企业管理结构和能力、健康与环境基础、教育基础和能力等。这些方面直接影响我国整体国际竞争力的水平,影响到竞争力排名。发展信息内容产业可以广泛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增强我国的 “ 软实力” 。发展中国信息内容产业的过程就是一个传播中华文化和价值观的过程,是一个增强中国 “ 软实力”的过程。

3. 信息内容产业能展示本国文化的认同性

信息内容产业 ,是一个高度依赖文化内容资源的产业 ,它的繁荣与发展是建立在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开发的 基础上。信息内容产业的发展 ,改变着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 ,将不可避免的加剧欧美强势文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冲击 如果不采取发展本土信息 内容产业的政策 ,就不能维护本国文化认同性 ,这实际是一个问题 。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纷纷制定了信息内容产业发展规划和发展战 略。因此,我们要借助本土优势,结合我国的文化艺术特点,联合文化界人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内容产业,即运用数字载体的 特点, 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更丰富的表现力。创新是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源动力,要大胆创新,勇于开拓,牢牢把握本土文化市场,逐步实现 “走出去”。信息内容产业以强力的发展支持了新经济的复苏 ,为 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应营造着良好的竞争环境。 同样 ,中国的文化资源不再为中国文化产业所独有 ,国际化的生产 方式使传统上对物质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文化资源的争 夺。文化生态是人们生存的文化环境 、文化行为和文化成 果的总和 ,是一个比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信息内容产业重塑文化产业的资源形态重要标志是民族精神的新发展。信息内容产业是由强大的民族传统文化作后盾的。

4.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区别

其实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到现在没有很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分清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本质区别。文化产业是指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和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所有产品按大众需求统一生产,依照资本力量按市场规律自发成长。而创意产业是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和才干,通过知识产权自由生成及利用的产业,具有全球化、多样化及地方风格。创意是在对文化进行深层挖掘后的升华,对文化修改后形成的一种更加优质的文化,是一种符合时展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包含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智能产权三项内容,具有高智能化、高附加值且具有强融合性特征,是经济、文化、技术等相互融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第6篇：数字经济的本质范文

【关键词】数字化；信息化；测绘技术；联系；区别

中图分类号： P2 文献标识码： A

测绘工作作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项前期性和基础性工作，在矿山测量、湿地测量、水利工程和精准农业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地理信息，是国家经济信息和其他行业专业信息的三维空间信息载体。为了能够掌握更准确、更全面、更系统的地理信息，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对我国测绘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我国测绘技术已经实现了由传统测绘技术向数字化测绘技术的转变，可是为了符合我国不断进步与发展的社会与经济，测绘技术由数字化向信息化转变已经成为必然。虽然，信息化测绘体系目前尚未成熟，但是已经显示出其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本文就依附于数字化诞生的信息化测绘技术，与数字化测绘技术之间联系做了详细的阐述，以证明信息化测绘技术并不是数字化测绘技术的重复，有特独特的优势。

一、我国测绘技术发展的历史

自测绘技术在我国诞生那日直至今天，以改革开放为分割点可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市场体制的指导下，我国独立创立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传统测绘体系。改革开放后，为符合我国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在全世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测绘事业开始由传统体系向现代测绘体系转变阶段。其中，在这段转变阶段，我国的测绘技术发生了两次根本性的改革浪潮。一是，在计算机技术的推动下，完成了由传统测绘技术向数字化测绘技术的转变；二是，在数字化的基础上，开始向信息化测绘技术新阶段过渡。目前，我国正在积极促进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发展，以形成比较成熟的信息化测绘体系为目标。从而，使测绘工作能够为国家各项经济建设活动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地理信息，做好各项建筑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数字化测绘技术与信息化测绘技术

（一）数字化测绘技术

数字化就是将许多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以这些数字、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数字化模型，把它们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引入计算机内部，进行统一处理，这就是数字化的基本过程。从数字化的定义可以看出，数字化测绘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测绘生产过程中结果数字化的过程，是针对传统非数字化测绘技术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信息化测绘技术发展的基础。

（二）信息化测绘技术

信息化是指培养、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尽管目前我国对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定义没有明确的规定，可是依附于数字化测绘技术诞生的它，除了拥有数字化测绘技术的优势外也具有其他特征优势。通过信息化的定义不难看出，信息化测绘体系，已经覆盖了地理空间信息获取、处理、管理、服务和应用的全过程，尤其注重对社会和经济的服务。

三、数字化测绘技术与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关系

（一）数字化测绘技术与信息化测绘技术的联系

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化测绘技术。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出现，本是社会经济信息化的要求，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可是，要使生产力不断地发展，需要先进的技术支持。数字化正是信息化发展的技术基础。因此，信息化测绘技术，才会依附于数字化测绘技术诞生和发展起来，数字化测绘技术则是它发展的基础。

从技术层面来讲，其实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信息化测绘体系的技术基础是计算机数字化技术，这与数字化测绘体系的技术基础是一样。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们对实时有效地理信息综合服务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为了能够满足人们及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实现地理空间信息的社会化，才出现了信息化测绘技术。因此，两者在技术层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数字化测绘技术与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区别

1、目标区别——从“生产”到“服务”

数字化测绘体系注重以测绘生产产品为主，将生产结果数字化；信息化测绘体系更加注重在数字化测绘的基础上，实现地理信息实时服务于社会与经济。要求测绘体系中的数据采集获取、数据处理生产和数据应用服务三个特征面向信息化，使地理信息更加具有社会化和网络化等特性，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

2、信息“状态”区别——从“静态”到“动态”

数字化测绘体系对地理信息的获取和数据库的建设，只是数字化的过程，不具有实时更新等流动性变化；信息化测绘体系对地理信息的获取和数据库的建设，讲究的是实时监测动态变化，并进行不断的更新。因此，由此开始了测绘体系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变。并且，信息化测绘技术将地理信息的实时更新作为最基本的任务。

3、操作运行环境的区别——从“局域”到“广域”

操作运行环境，即数据传输和信息交流的网络运行环境。

数字化测绘技术测绘生产的数据和信息的运行网络以局域网为主；信息化测绘技术，由于需要进行实时监测、实时更新地理信息，才能为社会和经济提供综合服务。因此其测绘生产的数据和信息，需要依靠国际互联网，从而实现数据传输和信息交流网络化和社会化。

4、服务对象的区别——“专用”到“公用”

数字化测绘技术，测绘生产的数据和信息所形成的数据库系统，在一般的情况，只服务于本行业；信息化测绘技术获取的地理三维空间信息和数据，通过广域的互联网渠道将信息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什么人，在什么地点，只要想知道就能够知道。既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又扩大了服务范围。

5、信息服务社会化——“封闭”到“开放”

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出现，使中国地理空间信息通过广域的网络环境，实现了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改变了数字化测绘系统以测绘产品生产为主的体系，逐渐向以社会服务为主的信息化测绘系统转变。同时，实现了地理空间信息的网络化和社会化，也使得测绘系统由内部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完成了信息服务于社会的宗旨。

四、测绘技术的发展方向

目前来看，积极发展信息化测绘技术以构建成熟的信息化测绘体系，是当前测绘事业最主要的发展目标。信息化测绘体系的构建，可依据其主要特征和信息化测绘技术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基本组成部分或系统分支，再通过真正的工程项目来进行不断地完善和优化。尽管看起来简单，但是这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可能需要一代或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五、总结

通过本文对数字化测绘技术与信息化测绘技术之间关系的详细阐述，使人们了解到两者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信息化测绘技术在一些方面比数字化测绘技术具有明显的优势。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出现，既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需求，也实现了地理空间信息的网络化、社会化。同时，积极构建成熟的信息化测绘体系，不仅能够促进测绘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测绘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保军. 测绘新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分析[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7）

第7篇：数字经济的本质范文

【关键词】Benford法则；统计数据；χ2拟合优度检验；准确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大经济体，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进出口贸易额不断攀升。在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同时，我国统计数据的质量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中不乏有人对我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首当其冲的便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作为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重中之重，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一个国家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并提供给社会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它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实力。

统计数据是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础，对统计数据的基本要求是：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其中，最本质的是准确性，准确性是指统计调查提供的资料应该如实反映客观事实、真实可靠。本文即基于Benford法则，运用非参数统计方法中的χ2开方拟合优度检验，对我国GDP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进行研究。

一、Benford法则及检验方法

1881年，美国天文学家Simon Newcomb在图书管理查阅对数手册时，发现前面的页码磨损程度比后面的页码更加严重，由此他推断出人们处理首位数字小的数据要比首位数字大的数据在频率上要高。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研究中心的物理学家Frank Benford再次发现这种现象。为了证明该现象的存在，Benford用了7年时间，收集了20229个数字，包括湖泊的面积、河流的长度、不同城市的人口总量、不同元素的原子质量等等，经过整理分析，得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Benford法则：在大量自然数据中，首位数字（左边第一位有效数字）d1出现的概率符合对数规律，

其中，Oi和Ei分别指数据的首位或第二位数字出现的实际次数和期望次数。χ2统计量越大，说明统计数据越不符合Benford法则，数据准确性越值得怀疑。

二、数据选取

由于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实行了不同的经济体制，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于1984年和1993年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了1993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四季度的GDP季度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来研究我国GDP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

三、基于Benford法则检验GDP统计数据准确性的实证研究

笔者认为，如果我国GDP统计数据是准确的，不存在人为改动，那么数据的首位和第二位数字的分布规律应该和Benford法则的期望分布相符。对于首位数字提出如下检验假设：

H0：季度GDP统计数据的首位数字中，各自然数的实际出现次数和Benford法则的期望出现次数没有显著差别；

H1：季度GDP统计数据的首位数字中，各自然数的实际出现次数和Benford法则的期望出现次数有显著差别；

首位数字分布情况见表1。

显著性水平为0.05，自由度为8的χ2分布临界值为15.507，大于首位数字的χ2统计值4.846，故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季度GDP统计数据的首位数字分布规律与Benford法则期望分布规律相符合。

对于首位数字提出如下检验假设：

H0：季度GDP统计数据的第二位数字中，各自然数的实际出现次数和Benford法则的期望出现次数没有显著差别；

H1：季度GDP统计数据的第二位数字中，各自然数的实际出现次数和Benford法则的期望出现次数有显著差别；

第二位数字分布情况见表2。

显著性水平为0.05，自由度为9的χ2分布临界值为16.919，大于第二位数字的χ2统计值1.088，故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季度GDP统计数据的第二位数字分布规律与Benford法则期望分布规律相符合。

四、结论

本文基于Benford法则，运用非参数统计方法中的拟合优度检验，对我国1993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四季度的GDP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进行研究。从实证研究来看，不论是首位数字还是第二位数字，我国GDP数据与Benford法则相符合，准确性较高，存在人为改动的可能性较低。

参考文献：

[1]向蓉美，杨作廪，王青华编著.国民经济核算及分析[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3.

第8篇：数字经济的本质范文

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得物质生产资料越来越丰富，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源、自然资源不再用之不尽，而生态环境问题更是给人类接二连三的带来新挑战，全球的经济法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物质处于危险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人类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瓶颈时刻，经济和环境的发展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关注。1971年，比蒙斯在《会计学月刊》上发表了《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1973年，马林在《会计学月刊》第2期上发表了《污染的会计问题》；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环境的四个纲领性文件；1999年，联合国讨论通过了《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我国于2001年3月成立了“绿色会计委员会”，同年6月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了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我国绿色会计研究进入新阶段。①

二、绿色会计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一）绿色会计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联系

1、二者目标一致。绿色会计（即环境会计），主要形式是以数字计量表现，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对环境的污染成本、治理恢复成本以及对环境的开发使用、保护所带来的效益进行数字化记录，并最终反映在会计报表中，通过会计报告将环境成本――效益进行有形的量化分析。最终达到优化资源利用，减少生态环境的污染，使得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绿色会计作为居间调节工具，追求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平衡。而对于经济法来说，其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飞速发展的经济和环境矛盾而产生的，早期不顾生态环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掠夺式发展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现行的经济法也在随着不断出现的新经济、生态问题进行自我改革、完善，如将可持续发展归为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保证达到经济持续发展和环境、资源循环使用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

2、二者服务对象相同。绿色会计很显然是传统会计的发展和完善，其本质上还是通过核算、计量等专门的会计核算方法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记录、报告，只不过相对于传统会计而言，其弥补了传统会计对资源、环境等未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不足，将对资源、环境的使用、破坏、保护和收益不反应在会计的成本、收益体系中，单纯的忽视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消耗，而进行看似无偿的使用，是传统会计核算的一大缺陷，而绿色会计将环境使用成本、破坏费用等纳入会计核算体系，既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亦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经济法的主要原则有协调经济原则、效率公平原则、利益兼顾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从每一个原则都不难看出经济法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协调经济的长远、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将经济的发展作为经济法的服务对象是经济法的使命，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更是经济法孜孜追求的目标。

（二）绿色会计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区别

虽然绿色会计和经济法都是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服务，但二者亦有各自的不足之处，既相互联系又彼此有区别。绿色会计很显然其主要是通过专门的会计核算方法对生产经营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进行确认、计量、报告、披露，这整个过程是一个化无形为有形，非量化到量化的过程，绿色会计为经济服务更为具体细致，其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纳入到规范经济行为和考核经济绩效中去，使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使用不再“无偿化”，不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当中，而是切切实实的在会计报表中得以反映，使经济发展的成本效益核算更完整。相较之下，经济法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其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服务就相对更概括化、非量化。经济法更关注于从宏观角度协调经济，追求效率公平、利益兼顾以及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为经济发展指引方向，进行科学指导，但是实行起来就较为空泛，实际实行过程中容易产生流于形式的现象。

三、将绿色会计引入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一）创新经济法机制

绿色会计的引入给经济法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为经济法服务经济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生态环境的改善开辟了新的道路。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以及衰退阶段均会不同程度的受到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的影响，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更是人类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而我国目前的经济法制主要是以法律为依托，以经济发展为关注点，寻求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平衡，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政策，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只顾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环境效益的现象，但治标不治本，毕竟环境污染的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污染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治理，而且治理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且这种先污染再治理的思维观念本身就是不可取的。

（二）量化环境成本、收益

经济法主要是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而对于生态环境开发、使用、破坏、治理等成本和相对的收益却无法具体的用数字量化的表示。本身环境价值的牺牲、环境成本的产生、环境的收益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平衡，这就会使得人类为了看得见的经济利益而盲目发展经济，对社会、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不利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而绿色会计视自然及社会环境为有价值并能计量的经济资源，把环境效益、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以及环境治理效应等作定量测定、分析和公布，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纳入会计核算，从而衡量和解释会计主体的活动给社会带来的全面影响。②绿色会计引入经济法基本原则可以促使经济法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施行从无形转为有形，将长远的短期不可见的环境成本、效益分解成各个小段，数字的量化表示更是将环境成本的投入与收益的细微变化通过数字扩大化，更有利于政府、社会发挥监管功能，以弥补开发者、破坏者投机取巧，保护环境流于形式的不足。

四、小结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世界赖以生存的基础，而由于人类进入工业化之后，盲目的发展经济，忽视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目前人类“向未来借债而生活”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就要发挥经济法守护者的作用，通过对经济法去陈纳新，为之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有能力迎接目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平衡，达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

注解：

第9篇：数字经济的本质范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ñ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Zeitlyn,David,JaneBex,MatthewDavid.(1998).“AccessDenied:ThePoliticsofNewCommunicationsMedia.”TelematicsandInformatics,15:219-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