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改革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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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制度改革范文
关键词：小农家庭 金融制度 渐进性轨迹
在金融与经济的基本关系问题上，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对金融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是依附于商品经济的一种产业，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商品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同期的金融状况，金融只有为经济发展服务并与之紧密结合，其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因此，探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轨迹，必须深入剖析我国农村经济演进的属性、特点及规律。而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属性，应以该领域成熟的理论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著名学者林毅夫、温铁军、费正清、张杰等的研究成果和国外经济学家如贝克尔的理论等作为研究的指导。
由于我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因此家庭才是当地政权生活中负责任的成分。因此，对我国小农家庭的研究就成为分析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一个基础性因素，换句话说，不了解和掌握我国农村家庭的属性和特点，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农村借贷制度变化的根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家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农户，特别是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的农户；另一种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已实现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村镇农户。本文以前者为研究对象。
农村家庭的生存经济特征与农贷格局的形成
我国农村问题有其特殊性，现有的主流理论无法予以整体解释。几百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长期维持着小农格局，农户的普遍心态是保持温饱无忧，大都倾向于自给自足，当家庭预算出现赤字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赚取非农收入即佣工收入，其次是谋求熟人借贷，最后是国家对小农家庭提供的信贷支持。国家其所以要为农户提供信贷支持，是因为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都依赖于增长缓慢的农业剩余，农民以这种剩余为生存基础，国家靠这种剩余而运作，国家政权攫取与小农生存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均衡关系。
当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对剩余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或国家政权的周期性扩张对农村剩余攫取压力不断上升以后，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这种均衡关系的脆弱性就会显现，此时，维持小农温饱无忧的生存状态，以防崩断国家与小农之间的微弱均衡关系，这正是国家农贷体系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自西周以来，数千年间国家农贷体系周期性废止与重立但其性质与格局却没有多大改变的主要原因。可以推断，小农家庭追求以生存与安全为目标而不是产出最大化，这种生存经济决定了大部分农贷只能由熟人或国家来提供，一般的金融制度安排是无所作为的。
农贷供求结构的特征与农贷供给渠道的决定
我国农贷需求的非生产性特征
我国家庭自古以来就崇尚宗族和崇拜祖先，维护小农家庭稳定性的成本绝大多数体现为对祠堂的修缮以及婚礼丧俗费用的支出。今天的我国农村因婚丧支出而告贷的家庭不在少数。改革以来的情况同样表明，即便是致富了的农民，也把大量资金用于购置修缮房屋、修建祠堂以及其他宗教建筑，而不是投资生产。对于许多农民而言，收入增加以后，大多倾向于寻求炫耀性消费（一般为非生产性支出），以便引起乡村和家族中其他农户的羡慕，这种炫耀性消费在农村的普遍流行说明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尚处幼稚或不成熟时期，与之相适应的农贷制度也必然是初级的和不成熟的。这同市场经济与现代金融制度是不相关的，因为后者崇尚效率与节约（成本最低）。我国小农家庭资金需求的非生产性特征决定了农村信贷的互、友情性和高利贷性质，民间的高利贷多半不是以改良生产条件或以保障良好的生产过程为目的。这种农贷资金是不可能通过正规或商业性金融来满足的。
我国农贷供给结构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正式与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十分狭小。一方面，正式贷款被严格限制于生产用途，其期限与生产周期相近，这种生产性信贷供给约束无法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另一方面，非正式贷款几乎都用于突发、大额以及明显的特殊消费如丧葬婚嫁等，贷款提供者一般为亲朋好友，属于友情借贷，一般不计息，非正式贷款通常不增加农业贷款中的净流动资金。而正式农贷资金的缺口又不能由非正式信贷提供，这就是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上长期延续的供求结构，这种正式与非正式信贷市场的分割是我国农贷供求结构的最主要特征。由于友情借贷等非正式信贷占据了绝大部分农贷市场份额，又主要用于非生产性用途，因此，我国农贷市场长期以来是一种非生产性市场。
农村家庭收入等式
我国小农经济的收入等式是农业家庭收入加非农佣工收入，后者是前者不济时的产物和补充，且非农收入倾向于增加农业的流动资金，同时与农户的借贷倾向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这种情形再一次证明，我国小农经济的性质和小农的行为特征决定了农户的金融缺口(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资金需求)的弥补，只能依赖非正式借贷、非农收入的增加以及国家的正式借贷支持，如目前的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和政府的小额信贷，这些信贷相当于古代国家的赈贷，而商业性质的正式借贷在我国小农经济基础上不存在发展的条件。
农村商业化非正式信贷供给困难
同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的商业性非正式信贷交易不发达的原因之一是私人贷款者的地位在法律上一直没有确认，多数情况下被视为非法；另一原因是对大多数农户而言，缺乏可作为抵押贷款的财产，最主要的土地租约的转让还未得到官方认可。因此，我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有私人性的农村金融的普遍出现，或者说我国的家庭经济支撑不起商业性的农业信贷。从理论上讲，与私人性农村信贷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方式应当是经营性的，而不是生存性和安全性的家庭经营，因此，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仍将长期遵循以下逻辑次序：在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首先寻求非农收入增添家庭流动资金，其次则是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最后在迫不得已时求助于高利贷。而标准的商业性农贷对于我国的绝大部分农户而言则仍然是一种不可及的金融制度。
农村家庭的有效保险与农贷制度决定
在我国农村，由于不存在常规性的家庭外社会保障体系，家庭仍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成员提供着保护，以抵御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家庭仍然是一个相当有效的保险机构，因为家庭组织中的利他主义要多于其他组织。
对我国小农家庭而言，这种利他主义是维系其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小农家庭的利他主义特征和西方现代经济制度的利己主义难以兼容，但我国现存小农家庭制度实际上是人们长期权衡了破与立的机会成本之后的一种理性选择，虽然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是现代经济制度的一种激励源泉，但他需要更多财富与收入的支持。可以推断：当小农家庭的财富与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时，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就会下降，小农家庭的保险功能也会随之消失。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能够确认农村的正常金融需求是以个人主义行为和利己主义动机为基础的话，那么政府需做的就是想方设法让农民积累财富和提高收入，让他们逐步具备提出正常金融需求、从而有能力利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条件。而目前农村家庭的有效保险与低收入水平只能与传统的金融需求和信贷制度如官方借贷、友情借贷以及高利贷相伴随。
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农村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需要以农村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转变及正常金融需求为基础。因此，当前我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性、缺乏产出最大化的市场经营性、农村经济增长的缓慢性和农地制度改革的困难性，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变化轨迹，即在农户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农户会寻求非农收入、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甚至在迫不得已时会求助于高利贷，只有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标准的商业性农贷才具备产生的条件，才能谈得上正常的农村金融制度的确立问题，金融制度安排才有必要。因此，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道路慢长，不可能一步到位。从根本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进程取决于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实际促进作用的发挥程度，最终取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制度实施的经济效果。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中国的农业信贷与农场绩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第2篇：经济制度改革范文
1、改革的关键在于宏观整合问题的解决。
怎样对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进行正确看待,防止借鉴他国经验时发生谬误,进而对宏观整合过程造成影响。因为“交易费用”具有检验标准和不确定性特征,当部分社会实践证实了理论后,也仅仅能够认为这一理论符合一定范围、时期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而在进行自身的制度安排时,有必要参考其他社会的实践经验,并进行适当改造。引进的经验从局部向一般适用性转化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错误的。这是制度的体系性特征。
2、稳妥推进“可控经济实验”。
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特定的公共产品性质,通常情况下,自发的供给无法达到最佳供给水平,政府是主要的制度供给者。因为制度变迁价值的判断需要以一个可以比较交易成本的参照物为基础,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经济实验”这样的参照物,也就是,首先在我国的某个领域或某个局部进行试验,获得经验后进行广泛推广。政府不应完全包办制度供给,很多微观的市场制度还应以市场和实际需要为导向。
3、注重产权界定的连续性和效率。
因为制度经济学具有交易成本衡量和主观性缺陷,因此,在具体应用过程中,无法保证制度改进的帕累托最优,而且无法保证这种制度的应用具有必然的市场竞争优势。在一定的产权界定、行业和地区内无法实现改进。
4、放开微观管理制度的借鉴。
保持制度实验与整合设计可控的基础上,需尽可能保持微观领域的放开性。保证微观领域能够有效借鉴成功的经验,对各种微观经济主体进行重塑,设定制度变迁相关的参照指标,保证各个企业在进行产权初始界定后,能够重新整合产权资源和交易,保证所有契约均可以在更加安全和便捷的条件下达成。
5、构建新的宏观制度理论体系。
将中国实际情况与的基本理论相结合,是其在我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有助于的创造性发展。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证实,该制度也可以在发展与加工的基础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带来实际的参考价值。
第3篇：经济制度改革范文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发展过程与现状;收益;可持续性发展
户籍制度改革的概述:户籍制度改革是继20世纪80年代实行之后的又一次大革命，是指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法律依据确立的一整套户口管理制度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改良的一是项新举措。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发展过程与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沿袭着传统的户籍制度，以家庭，家族，宗族为单位的形式来进行人口管理，户籍制度与土地有着直接的联系。根据这些联系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造成城市和农村两极分化，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这些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2005年底，政府开始着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在1958年之前，属于迁徙时期。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第二:1958年至1978年，属于严格控制时期。1975年宪法正式的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决定并且再也没有进行恢复。第三:在1978年之后，属于半开放时期。在这一时期为了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加速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国务院在1985年宣布的实施条例使户籍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改革。从户籍制度改革至今经历了一段十分崎岖的路程，同时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和创造更加和谐的环境。目前，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27个省市区已经出台了户籍改革的实施方案。尽管国家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但是目前改革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一些地区仍然没有实实在在的取消“户口二元制”这种做法，依然存在歧视，社会的公共福利制度并没有深刻的惠及到我们的每一个成员。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收益
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就是一个系统，而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这个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的驱动力。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依赖于城市和乡村的和谐发展，共同前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收益主要从三方面论述。
(一)国家的收益。从2005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有了大跨步式的发展，其中户籍制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经过户籍制度的初步改革，国家的社会秩序逐渐好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才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户籍制度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中国更好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户籍制度的改革的进行的如火如荼，使中国的政治管理效率提高，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话语权。
(二)社会的收益。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前，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现在最热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的问题。在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之后，城乡的差别化歧视待遇在不断地减少，政府在高声呼吁城乡一体化并积极地采取措施，促使城乡之间的劳动力的流动和生产要素的的合理配置，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也加快而步伐，是社会福利制度尽可能的惠及到每一个人。同时也解决了一部分孩子的上学问题，使父母不用因为孩子的上学问题而备受压力，使就业机会更加平等，社会的分化减小，尽可能的使人人都有稳定的工作可靠地收入来源，拉动消费，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三)个人的收益。公民个人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中也是获益匪浅，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公民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享受到更加真实的权利和待遇，减轻了生活的负担和压力。尤其是在国家一直提倡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环境之下，农村的孩子将会有更大的机会和更好的舞台来发展自己。公民可以接受到更多以前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事物开阔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同时又可以帮助公民完成自己的“市民梦”。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4篇：经济制度改革范文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是规范各国间货币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创新的特殊利益分配，这其中包含了制度变迁主导型国家对他国的部分权力控制。如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大受“铸造税”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在二战后独霸西方社会的战略企图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悬殊，大量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最为强烈，是制度变迁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无力承担制度创新的责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给。但同时美国在全球社会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将与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单一国际货币的最终目标也会越来越遥远。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而对储备货币的所在国来讲又意味着极大的制度创新的优势。美国、欧盟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着强烈的制度创新的意愿，纷纷提出有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框架的设想，从实力比较，因此美国、欧盟与日本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边际的和局部的，这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渐进与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2]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宇燕：《东亚金融危机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3-4期。
[4]李晓西：《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5-6期。
第5篇：经济制度改革范文
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权利”。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获益和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由此，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通常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许多“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其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其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监督的激励降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高，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是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进行考虑，因而国有产权下产生的外部性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问题，并选择其认为能使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具体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由其个人来承担，因此，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激励对资源的更充分有效利用。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不但能克服很多外部性，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针对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低效率是很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然而我国特殊的国情，又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国情，有的放矢地进行国企改革。
二、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地、一味地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必须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存在着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的严重问题，只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还不明确，以及这种明确的产权该有什么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不确定。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第6篇：经济制度改革范文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人工神经网络全要素生产率
1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的源泉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而制度-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增长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而不是引起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有效率的制度和经济组织才是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长以及总体经济产出增长的关键。因为有效率的组织和制度可以确立和界定人们的权利，以形成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经济主体的利益目标与与社会目标接近，从而使各种资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使人们努力地进行创新、资本积累、教育投入以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最后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在转轨过程中，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对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这种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改革开放导致的中国制度变革。然而，中国的制度变革如何及在何种程度上引起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的这种增长能否持续下去？经济增长的潜力何在？这些都成为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热门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
目前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方法可归结为几类：一是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对制度变迁进行量化，建立多变量线性回归相关模型进行研究；二是将制度变量作为虚拟变量加入到生产函数模型中；三是利用生产函数估计出索洛残差，进而探讨制度变量与索洛残差的关系。这些方法都有其不足之处：回归分析可以反映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共同变化趋势，并不能揭示出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趋势可能是非线性的；制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是渐进的，因而将制度变量作为虚拟变量是不合适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部分地反映在资本和劳动的增长中，索洛残差中仅包含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部分影响。
本文将按照第一类和第三类方法的思路对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论文第二部分尝试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的方法研究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与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比较；论文第三部分运用索洛残差法估计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1979-2004），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波动和经济增长的波动进行比较研究与分析，探索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第四部分是分析的结论和建议。
2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配置资源的方式由过去的计划体制改为市场体制；进行经济主体产权制度变革，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实施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等等。本文选用以下几个指标反映制度变迁：（1）市场化程度（SCH），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表示，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2）非国有化水平(FGY)，用非国有经济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由于资料限制，这里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表示。（3）开放程度(KFC)，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表示，即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4）工业化水平(GYH)，用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5）非农化水平(FNH)，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经济增长用GDP可比价格定比增长指数表示（以1978年为100）。具体数据见表1，数据来源于文献[1]和《中国统计年鉴》（2004）。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指标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的一定程度的量化。
考虑到利用时间序列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这里建立以GDP为因变量，以制度变迁指标为自变量的带有自相关误差校正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参数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得到如下结果(括号中为参数的t检验值，下同)：
GDP=792.30-5.54SCH+1.84KFC–3.07GYH–21.29FNH+18.18FGY+（1）
(3.75)(-3.51)(1.86)(-1.07)(-4.94)(11.68)
（2）
(1.93)(1.46)
由于存在多重共线性，有的参数的符号和我们的预期相反。这里我们着重于这些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从可以看出这些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为了考察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下面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量的关系。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大规模并行分布处理的非线性系统，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误差反向传播神经网络（BP网络）是一种使用最广泛的神经网络，BP网络由输入层、若干隐含层和输出层组成，层与层之间采用全互连方式，同层单元之间无相互连接。目前已经证明3层BP网络可以以任意精度逼近函数。其原理主要是根据所提供的数据，通过学习和训练，找出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到问题的解答。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可以把制度变量当作系统的输入因素，把经济的增长当作系统的输出结果。输入因素通过一系列较复杂的交互过程影响输出，这种影响往往并非简单的线性形式，因此可以尝试用BP网络研究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考虑包含5个输入（SCH，KFC，GYH，FNH，FGY）一个输出（GDP）一个隐含层（包括10个单元）的BP网络，以20组样本数据(1981-2000)作为训练样本对网络进行训练，并用训练好的网络进行仿真，利用Matlab5.5人工神经网络工具箱可以得到该网络的仿真结果，如表1所示。与各年实际的GDP相比，网络仿真结果的最大相对误差3.33%，平均仅为1.13%。带有自相关误差校正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结果的最大相对误差17.29%，平均为5.59%。显然，BP网络比回归模型能更好地描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量的关系。
通过以上两种方法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交互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3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波动分析
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另一类方法是通过估计总量生产函数运用索洛残差法估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该方法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制度变迁对资源配置效率作用的大小，制度变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促进经济增长。
设总量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
（3）
其中为产出，为劳动投入，为资本存量，、分别为平均资本产出份额和平均劳动力产出份额。在规模收益不变和中性技术假设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
（4）
为估计出平均资本产出份额和平均劳动力产出份额，对（3）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有：
（5）
在规模收益不变的约束条件下有：
（6）
由表2中我国1978-2004年的实际产出、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数据对方程（6）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下：
（-3.876）（1.431）（3.062）
AdjR-square=0.990
由此得到，，再分别计算出实际产出、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的逐年增长率，一并代入（4）式，可以得到我国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见表2。实际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如图1所示。
图1实际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波动
注：实际GDP和资本存量数据来自文献[2]，就业人数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1979-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波动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惊人的相似，1993年以前波动频繁且波幅较大，随后逐年下降，直到1999年开始缓慢攀升。这种波动特征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吻合的。1978年到1993年是我国经济制度和市场条件发生巨变的时期，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等制度变迁，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制度上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从而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993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逐步降温并于1998年出现通货紧缩，我国经济出现生产能力全面过剩情形，国有企业减员和资本过度深化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低水平利用，长期低水平的公共教育支出与科学研究支出以及一些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这些都不可避免的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1999年以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教育支出经济效应的逐步显现，宏观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全要素生产率随之出现逐年攀升的势头。由此可见，制度变迁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变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因素。
由表2数据可算得1978-2004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9.39%，资本和劳动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3.17%和2.45%，由上面估计出的平均资本产出份额和平均劳动力产出份额可进一步算得由劳动和资本增长引起的经济增长分别为1.16%和6.9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引起的经济增长为1.32%，劳动和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2.35%和73.5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06%。这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但这并不完全代表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除了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外，还表现在对劳动和资本（尤其是资本）增长的影响上，因此，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隐含在以上各项贡献之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恰恰说明制度变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和空间是很大的。
4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运用人工神经网络和回归的方法对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交互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其次，运用总量C-D生产函数估算了1979-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波动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波动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两个波动非常相似，并且这种波动特征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吻合的。这说明制度变迁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变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因素。最后，计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恰恰说明制度变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和空间是很大的。
制度变迁会导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而促使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从长期来看，这种情形很难维持下去。另外，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非常有限。因此，制度变迁通过资本、劳动增长促进济的增长的空间和潜力是有限的。而分析表明，制度变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和空间是巨大的，因此今后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应致力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才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
参考文献
[1]纪宝成，杨瑞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6。
[3]颜鹏飞，王兵，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基于DEA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4，12。
[4]司春林，王安宇编著，《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第7篇：经济制度改革范文
关键词：教育公平；教师教育；师范教育；公费师范生教育；制度逻辑
作为我国补充优质师资、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政策之一，公费师范教育经历了自2007年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试点实施的起步阶段、2013年向部分地方师范院校拓展的完善推进阶段、以2018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出台为标志，将“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调整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的转型阶段。自2007年政策出台以来，已“累计招收公(免)费师范生超过11万人”[1]，为我国基础教育输送了大量优质的教师资源，为促进我国教育公平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但是，在公费师范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逐渐显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度。学界已有研究关注任教农村的履约规定与毕业生就业期望之间的冲突，发现农村地区对公费师范毕业生缺乏吸引力，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及发展前景是部分公费师范生拒绝长期扎根农村的主要因素[2]。就读一流大学的教育福利使部分不乐教的学生，牺牲专业兴趣选择了公费师范教育，学术兴趣与定向就业之间的矛盾也是部分公费师范生毕业后未能长期从教的因素之一[3]。农村生源地公费师范生需要面临在农村接受初级、中级教育，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返回农村任教的生活轨迹，经历着城乡内在身份变迁的期望与落差[4]，其本质为公费师范生提高社会地位的期望与公费师范教育政策公平旨趣之间的价值冲突[5]。有研究发现公费师范教育的培养模式与用人单位需求之间的匹配度有待提升，在价值引导以及课程设置方面，普通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未能充分考虑师范生高等教育前的学习经历以及农村地区的教育需求，任教农村的公费师范生面临职前教育形成的知识体系实践适用性不高的困境[6]。概而观之，国家、高校、师范生、用人单位等利益主体之间的潜在矛盾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度，但目前少有研究以制度逻辑观照公费师范教育制度场域中各主体间的价值冲突。为实现政策理想与实施效度的真正契合，本文从制度逻辑视角探究公费师范教育的政策意蕴与价值旨归，并以制度逻辑间的协调互补为内在机理，提出有效的改革路径，以期完善公费师范教育政策。
一、公费师范教育的制度逻辑
罗格尔·弗利南德(RogerFriedland)和罗伯特·R.阿尔弗德(RobertR.Alford)提出，社会是一个存在潜在矛盾的制度间系统，个人之间相互竞争与协商、组织之间有冲突与协调、制度之间彼此矛盾并相互依赖，只有将个人和组织的意识与行为置于社会背景中，以制度逻辑的视角描述并解释行动主体与其所处的社会场域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社会系统中利益主体的行动出发点及冲突缘由[7]。社会场域由不同制度逻辑间的相互作用建构，如家庭制度、市场制度、科层管理制度、宗教制度等[8]。制度逻辑是由社会建构的文化符号、实践形态、假设、价值和信念的历史模式，个体通过这些模式为其日常活动赋予意义，制度逻辑具有符号性和物质性，前者以抽象的概念化意指为表征，后者体现为具象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行为[9]。个体和组织的利益、身份、价值、假设都蕴含在制度逻辑中，成为指导或约束个体与组织行为的潜在行动规则[10]。当多种制度逻辑并存时，制度逻辑间的相互博弈影响个体与组织的行为，制度环境表征为多重制度逻辑间的相互冲突与整合[11-12]。个人和组织通过探索和解决不同制度间的潜在矛盾，改变或转换场域内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7]。可以说，制度逻辑是对过度强调能动性的主观主义与过度强调组织权力支配性的组织主义的折中，个人和组织的价值观、行为规范与信念由宏观制度语境形塑，同时其能动性也通过制度逻辑影响组织行为的结果。
制度逻辑为理解公费师范制度场域内各利益主体行为与决策的制度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不同制度对各利益主体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明晰公费师范教育的价值旨趣与实施效果的制度影响因素。保罗·J.迪马吉奥(PaulJ.DiMaggio)与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W.Powell)认为强制性(Coercive)机制、模仿性(Mimetic)机制和规范性(Normative)机制是塑造组织场域的三种主要机制，其中，强制性机制以国家权力为主要表征，模仿性机制主要表现为应对不确定性而主动提高竞争优势的行为，规范性机制强调高度专业化[13]。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Freidson)明确提出影响制度运行的三种制度逻辑，包括治理逻辑(BureaucraticLogic)、市场逻辑(MarketLogic)与专业逻辑(ProfessionalLogic)[14]。其中，治理逻辑作用下，场域控制权由以企业为代表的内部管理机构，或以管理公共事业的国家行政机构为代表的外部机构掌握。帕特里亚·H.桑顿(PatriciaH.Thornton)将组织逻辑中的外部机构分离出来，称其为国家逻辑(LogicofState)[8]，可以说，弗雷德森提出的治理逻辑包含企业内部的管理逻辑与国家行政机构的国家逻辑。本文将迪马吉奥和鲍威尔的制度理论与弗雷德森的制度逻辑体系的内涵进行结合，将其融合为由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专业逻辑构成的影响组织场域的结构因素为理论框架(见表1)，从师范生选拔录取、契约培养、激励机制等维度，探究公费师范教育场域内三种制度逻辑作用下产生的价值冲突。
(一)公费师范教育的国家逻辑
运用科层权力规划、分配、监管专业工作是国家逻辑的核心要义，突出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再分配作用。公费师范教育强调政府在教师资源的吸纳、培养与分配中发挥主导作用，蕴含着国家逻辑支配下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内涵。
1.公平诉求：师资均衡配置的目的旨趣
美国教育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Rawls)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5]1，公平是国家教育制度设计的重要价值取向，而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路径。瑞典教育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Husen)认为教育公平主要包括个体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16]。公费师范教育政策统筹规划教师培养，均衡配置教师资源，充分发挥国家逻辑规划、分配专业人才的作用，努力实现三个维度的教育公平。
起点公平主要是指学生入学机会的平等。自高校扩招政策实施以来，农村和城市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有大幅度增加，但是农村地区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比率却明显下降[17]。公费师范教育借助国家政策补偿，破解了有志从教的贫困生无法接受优质师范教育的困境，扩大了经济困难学生在一流院校接受优质教师教育的机会，从教育起点上保障弱势群体在入学机会以及教育质量方面享受教育公平。
教育过程的平等是保证学生获得同等学业成就的重要保障，公费师范教育运用国家逻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障区域、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以及公费师范生的教育过程平等。我国区域间、城乡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容易导致师资配置结构性失衡，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无法享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师资源。2019年，全国小学阶段专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为97.3%，其中，城市小学为99.1%，农村小学为96.3%，城乡差距为2.8个百分点；全国初中阶段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达到87.4%，其中，城市初中为93.1%，农村初中为84.0%，城乡相差9.1个百分点[18]。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设计，旨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民福祉[19]。公费师范教育对接收公费师范毕业生的中西部地区给予一定的财政转移支持，将教师资源向中西部倾斜配置，规定“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公费师范生，应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至少1年”[20]，以国家宏观调控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对接，彰显了国家逻辑保证义务教育阶段过程公平的主导作用。为保障公费师范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平等，国家对公费师范生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予以补免，以国家财政补助排除原生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等不利因素对其学习过程产生的负面影响，保证公费师范生享有平等的教育资源。
教育结果平等指学生学业成就方面的机会相对均等，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协助先天家庭教育不力者获得最大限度的学业成就。教师编制制度是国家主导下管理和调配教师资源的人事管理制度，是国家逻辑调控人力资源的重要制度杠杆。公费师范教育以入编入岗的就业机制保障公费师范生的学业成就，补偿公费师范生履约回归生源地及农村任教。国家逻辑利用编制杠杆调配人力资源，保障赋有不利因素的公费师范生的教育结果公平，是为了实现地区间、城乡间教师资源的均衡供应。
2.政策杠杆：政府干预形成的补偿机制
教育经济学视角下，教师作为教育人力资本及其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区域间人力资本的流动具有外溢性，对人力溢入方具有正向效应，对溢出方具有负面效应[21]。在区域与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宏观经济条件下，经济欠发达地区优质生源流向发达地区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受升迁性社会地位机会的驱动，劳动力进一步向发达地区聚集，加剧了地区间、城乡间师资队伍的差距。国家基于学生间的固有差异，坚持公平原则，对处于社会、经济不利地位的地区或人员进行补偿。
面对学生因社会、家庭、教育等环境因素造成的入学机会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国家以公费师范教育为政策杠杆形成补偿机制，杠杆的一端以财政补贴学费、保障就业岗位为动力吸引经济欠发达地区学生迁入城市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另一端以契约监控、保障就业鼓励公费师范生回归生源地，形成“入口吸收-院校培养-出口返回”的培养循环，其实质是对欠发达地区，即人力溢出方人才流失进行补偿。这一行政干预发挥国家逻辑分配人力资本的功能，对市场逻辑配置人才资源形成制衡，引导学生回归生源地就业，补偿人才溢出方的损失，既保障了公费师范毕业生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同时以优质师资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推动生源地的经济发展，形成教育扶贫的良性循环。
3.契约监控：实现政策目标的制度保障
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国家逻辑的重要场域，国家基于对市场需求的了解和把握，对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受市场逻辑追求自我利益的驱动，选择就业生态环境好、福利待遇优、职业发展空间大的就业区域。农村地区、艰苦边远地区的外部整体生活环境缺乏吸引力，教师生活待遇、编制标准、专业发展等教育内部生态薄弱，削弱了教师职业的吸引力[22]。公费师范教育政策发挥政府统一调配人才的功能，在高校、地方政府、公费师范生之间建立契约关系，对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形成掣肘，以契约培养机制发挥政府优化配置教师资源的干预调节作用。这一履约监控机制一方面利用地方政府对编制供应与岗位需求的了解，以有编有岗的就业保障机制驱动公费师范毕业生履行契约；另一方面，契约培养机制确保优质师资输入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保障教师资源的结构性均衡配置。
4.公费教育：公共教育事业的荣誉定位
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以及教育资助政策的不断推进，免费师范教育解决贫困生入学难的政策作用相对弱化。同时，部分社会公众以及学生产生了将“免费生”等同于“贫困生”的认识误区，削弱了师范专业的社会地位，导致优秀生源可能因背负“贫困生”的标签放弃选择师范专业，从而与免费师范教育吸引优秀人才从教的政策初衷背道而驰。多元扶贫政策的辅助以及偏离政策旨趣的认识误区使免费师范教育向公费师范教育的升级成为必然。
与“免费”教育体现国家承担师范生教育成本的逻辑不同，“公费”二字确立了公费师范教育作为公共教育事业的荣誉定位。由“免”到“公”的升级“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升级，是一种公共责任的定格”[23]。这种公共性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完全承担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成本的国家逻辑，凸显了政府作为师范教育提供主体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强化了师范专业的公共教育属性以及其承担的国家使命，提升了师范教育的地位和荣誉感。公费师范生不再是财政免费资助的扶持对象，而“是神圣的人民的公共教育事业的贡献者，体现了国家对师范生从经济援助到精神尊重的价值转变”[24]68。这一升级旨在从国家层面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的价值导向，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激发内生性职业信念，引导优秀生源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二)公费师范教育的市场逻辑
优化供需机制、提高经济效率是市场逻辑的重要特征。公费师范教育尊重市场逻辑，以“保供应，扩需求”协调教育资源供需配置。以财政资助保障教育薄弱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供应，满足农村地区或边远地区学生对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利用供需平衡机制，根据各地中小学的实际市场需求与培养单位的培养能力制定招生计划，旨在优化供给侧结构，保证师资供给有效对接当地教育需求。公费师范教育在入口以财政资助形式承担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教育成本；在出口则以入编入岗等措施解决了学生就业的后顾之忧，二者的实质是发挥市场逻辑，以补助教育成本投入与保障就业回报为利益杠杆，引导学生选择公费师范专业，缓解教师资源结构性短缺引发的供需矛盾。
市场逻辑下，所有的交易活动都是有价值的商品交易，自我利益驱动组织与个人行为，利益的获得依托市场竞争优势实现。教师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在选择专业和职业时受利益原动力的内在驱使，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依据就业收益预期与发展前景决定就业地理空间。依据成就导向理论(AchievementgoalTheory)，教师的择业动机还受教学成就、学习机会、专业能力提升环境的影响[25]。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活环境以及专业学习发展生态对公费师范毕业生缺乏吸引力。国家逻辑可通过规制市场逻辑引发的不良效应，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运行有利于公众利益。公费师范教育以毕业出口的契约监控设计对市场逻辑形成制衡，发挥国家在配置教师资源中的主导作用，抑制市场机制引发的师资区域性分配不均，引导学生选择基础教育薄弱地区就业，补齐优质师资短板。
(三)公费师范教育的专业逻辑
专业逻辑的核心价值在于如果某一专业工作是专业化的，缺乏专业经验、知识、技能的人便无法掌握。教师职业是专业性工作，具有复杂脑力劳动的特点，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掌握[26]。专业逻辑严控入口标准，要求通过专业化考核才能获得专业资格，以保障专业人员的质量。公费师范教育以择优选拔保障生源的高起点，通过财政资助给予师范生入口优惠，实行提前批次录取，对生源的综合素质、职业倾向和从教潜质进行综合考察，择优选拔“乐教、适教”的优秀人才，从源头保障预备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在专业逻辑框架下，专业人员将工作视为个人成就感与满足感的源泉，而非谋生手段。“免费”向“公费”师范教育的过渡与升级，提升了教师职业的荣誉感，彰显了政策应用专业逻辑的信念驱动，以职业价值激活并强化优质生源的从教意向。
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机构是专业逻辑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托，专业逻辑自身没有强制权力，其权力实施由国家逻辑赋予[14]。公费师范教育制度将培养师范生的工作委托于部属师范大学等专业化教师培养机构，旨在依托其专业的教师教育培养机制，为公费师范生培养搭建优质的专业平台，以高质量的培养体系和教育资源保证教师人才输出的专业性。
提高专业质量是专业逻辑的重要符号性特征，教师专业发展是持续提升其专业性的重要进路。完整的专业发展包括功能性发展(FunctionalDevelopment)和态度性发展(AttitudinalDevelopment)，其中，功能性发展关注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而态度性发展关注教师专业态度的转变，二者缺一不可[27]。公费师范教育政策注重入职阶段的新入职培训、岗位胜任能力培训，入职后将公费师范生在职培训与国培计划、省培计划等职后教育模式结合起来，以提升职后教学实践能力促进教师功能性发展。此外，公费师范生按协议履约任教满一学期后，可免试申请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历提升需求满足了教师意识到教学的复杂性后，希望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的发展愿景。硕士培养阶段注重教师的研究能力，公费师范生的硕士教育可将教师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滋养结合起来，培养其反思能力、探究能力与研究能力，加深对教师职业的理解与认同，促进其态度性发展。
二、公费师范教育的改革路径
在公费师范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立场之间存在冲突，具体体现为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三种逻辑之间的联动与制衡，制度场域存在冲突驱动制度创新，利益主体通过调整主体的行为与资源，改革现有制度[28]，提高政策的实施效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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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公费师范教育的制度逻辑与改革路径
(一)彰显国家逻辑，鼓励地方师范院校介入，扩展公费师范教育培养主体
统筹地区、城乡师资均衡配置是公费师范教育的政策旨趣之一，而目前公费师范生的培养单位均为部属或省部共建师范大学，其毕业生多倾向于发达地区或县市级等“高端”就业市场，与回归生源地定向就业、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至少1年的政策契约形成冲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鼓励毕业生回流乃至扎根中西部或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效应。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地方师范生公费教育，但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及地方财政投入差异较大，容易导致地区间公费师范生培养质量不平衡，从而引发地区间师资发展的次生不公平。因此，迫切需要发挥国家逻辑，整合部属师范院校与地方师范院校优势，形成中央财政投入，各类师范院校协调发展的立体多元型公费师范教育体系。
地方公费师范教育在补充农村地区师资、培养全科教师、契合本地师资结构性需求方面优势突出[29]。作为培养所在省份中小学教师的主体，地方师范院校的生源地结构较为单一，多立足本省或邻近省份。有研究指出教师倾向于在与自己出生地距离近的地方、与自己家乡特征相似的区域就职[30]，地方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履约回到生源地任教的机会较大。地方师范院校可立足地域特色和地方教育发展需求，结合就业去向分布进行专业建设布局，实现吸纳本地生源、立足本地培养、回归生源地就业的有机串联。通过增加地方公费师范教育试点，扩展公费师范教育培养主体，兼顾顶层设计与地方特色，以中央投入与地方培养为原则，以财政补助赋能地方师范院校发展。侧重发展中西部地方师范院校，充分发挥地方师范院校协调人才供给侧与地方需求侧的优势，突破毕业生定向履约就业难的瓶颈。
(二)突出专业逻辑，实行师范专业认证，保障公费师范教育培养质量
公费师范教育坚持教师教育普遍性与公费师范教育特殊性相结合的项目理念。与普通师范教育相比，公费师范生的培养与就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毕业后任教城镇学校的公费师范生，应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履约服务至少1年。当前，公费师范教育面临毕业生不愿扎根农村的困局，针对此矛盾，培养单位可强化专业逻辑，从课程内容和价值理念两方面加强农村教师教育水平，引导师范生从任教农村中获得满足感与成就感，提升农村教师身份认同感。
公费师范教育可采用在地化教育理念(Placed-basedPedagogy)，使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实践场所的地理位置、居住人群、文化、关切点密切相关[31]。公费师范教育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应具备区域意识，针对不同学生因生源背景和个性差异形成的特殊需求，基于不同地区紧缺薄弱学科的师资需求，基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语言需求，对课程内容进行差异化调整。农村生源地公费师范生的课程设置应考虑所处地理环境、教学资源短缺、语言问题、贫困问题、留守儿童等农村教育情境。公费师范生具有契合生源地需求的知识体系和教学理念，才能在入职后适应当地的教育语境、满足当地的教育需求，与当地社区、学生等环境要素培养出情感纽带[32]。
师范生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认知不足，公民意识薄弱，容易加剧师范生对任教农村的负面认知。只有发挥专业逻辑，使师范生具备从事农村义务教育的专业情怀，对农村教育与学生具有认同感，才能引导其毕业履约甚至扎根农村。可以我国高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为契机，在公费师范教育中引入专业认证，结合公费师范教育旨趣与第三级师范专业认证指标制定培养方案。在价值维度，领会公费师范教育“公共性”的价值意蕴，将“教育情怀”的认证指标纳入毕业要求，以可操作的具象指标培养师范生的教育情怀、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深刻认识以服务农村教育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崇高价值[33]。这一价值引导有助于从精神层面助推师范生构建并认同教师身份，激发公费师范生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激励其履约就业并终身从教。
(三)协调市场逻辑与专业逻辑，健全动态的准入准出机制，完善公费师范教育
专业逻辑要求只有通过专业考核、符合专业标准的人员才有资格从事专业工作。2018年改革的公费师范生《办法》已建立了公费师范生的准入准出机制。在准入机制方面，《办法》规定“有志从教并符合条件的非师范专业优秀学生，在入学2年内，可在教育部和学校核定的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内转入师范专业”[20]。这一规定拓宽了公费师范生的入口，但对“符合条件”和“优秀”的规定不够明晰，对此，政策需尊重教师职业的专业标准，设立转入考核科目和考核标准，量化“优秀”程度，坚持公平和竞争原则，使非师范生通过标准的量化考核转为公费师范生。此外，招生计划应发挥市场逻辑的作用，依据师资供求变化趋势灵活调整，畅通准入途径，防止出现因招生计划名额固定出现“有出才有进”的僵化现象。
专业人员对工作的热爱与投入是保证专业质量、发挥专业逻辑的重要符号表征。在准出机制方面，《办法》虽建立了公费师范生的退出机制，但专业选择自由弹性不足。许多学生选择公费师范教育并非是基于专业兴趣，而是受一流院校的入学机会以及财政资助的吸引[3]。部分公费师范生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意识到自身素质不适合教师职业或仍对其缺乏兴趣，这种状态不利于长期的专业投入。若漠视专业逻辑，将学生在二次专业选择时仍捆绑于师范教育，其结果只能是毕业违约或以低职业动机、低专业素质的状态进入教师队伍。政策可给予“不适”或“不乐”从教的公费师范生更大的退出弹性，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在学生通过相关考核并返还资助后转为非师范生。基于专业逻辑的专业投入与专业自主的调节作用，健全准入准出机制有助于扩大公费师范生的补充渠道，以公费师范生与非师范生两种培养形式的互通为桥梁，与公费师范教育以外的教育生态形成有效衔接(见图2)，给予学生的专业发展更大的空间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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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类级互嵌型考核出口机制和灵活的准入准出机制
(四)协调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建立类级互嵌考核机制，提高公费师范生综合素养
公费师范生入校时与当地教育部门签订协议，毕业后回生源地就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安排落实任教学校，这一契约监控虽保障了公费师范生的就业利益，但部分学生因就业保障缺乏学习动力，出现学习倦怠、不注重提高自身专业素质等现象，导致毕业生质量参差不齐，与培养优质师资的政策初衷背道而驰。对此，需发挥国家逻辑，统筹协调部属师范院校与地方师范院校，辅以市场逻辑的竞争机制，建立部属师范大学—省部共建师范大学—省属师范大学三级培养主体分类管理、公费师范生—非师范生两种培养形式互通桥接、一级—二级—三级学业考核分级分流的类级互嵌型考核出口机制(见图2)。
国家可将公费师范教育按部属师范大学、省部共建师范大学和省属师范大学三大类分类管理。可要求省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原则上仍回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业；部属师范大学和省部共建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依据课程成绩、德育表现和实践能力三个维度参加分级考核，依据考核结果建立灵活的出口机制。针对部属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设立三级考核制以及对应的出口通道。考核结果为一级的可在全国范围的中小学择优就业；考核结果为二级的可在生源省份所在地区如东、中、西部地区择优就业；考核结果为三级的回生源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业。对省部共建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设立二级考核制以及对应的出口方向，与部属师范大学的二至三级对应，考核结果为一级的可在生源省份所在地区如东、中、西部地区择优就业；考核结果为二级的回生源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业。
在宏观层面，这一机制应用国家逻辑宏观调控教师资源配置，统筹各级师范院校，辅以市场逻辑的自由竞争机制，以分级考核为基础，实施差异性定向就业，打破毕业生回归生源地的政策局限，推动公费师范生的区域流动。在微观层面，引入市场逻辑的考核出口制有助于缓解公费师范生就业保障与学习动机之间的潜在矛盾，激发学生竞争意识和学习自主性。同时，实施出口考核制的两类师范院校中，以财政补贴发挥国家逻辑的杠杆作用，抑制市场逻辑引发的学生选择就业生态良好区域的倾向。考核为一级的学生若选择到中西部边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区域任教，国家以奖学金的形式发放补贴，引导并补偿乐教人才的选择，发挥输入性人力资本的正向效应，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五)强化专业逻辑，促进专业发展，实现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
专业人员对自身工作的自主性是专业逻辑发挥作用的核心，教师专业发展是保证教师专业能力持续提升和实现专业自主的主要路径。新入职培训、岗位胜任能力培训、国培计划等培训模式彰显了国家逻辑的主导作用，教育行政机构负责规划与分配培训资源，培训模式主要是专家向教师的单向传授，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以及应用能力为导向。这种以方法为基础的技术导向型培训模式忽略了制约教学的社会、文化因素，教师被动接受实践方法训练，缺乏专业自主性[34]。
公费师范教育政策应注重发挥国家逻辑对专业逻辑的辅助作用，以教师主动学习为基础提升教师专业自主性。国家输送财力和人力资源，在农村地区建立活跃的教研组织，搭建以在职教师自主学习和互助学习为基础，教学专家为指导的交流和成长管理平台。反思实践是教师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根据复杂多变的教育实践调整自身专业实践行为，提升教师专业自主能力的重要路径[35]。以教师同侪交流、互动、合作、评价、改进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实践共同体，是教师了解学生学习需求、反思教学方法成效的重要组织形态。此外，城乡数字化条件的便利打破了时空限制，为在职教师共享优质线上学习资源，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创造了泛在的教育环境[36]。公费师范教育应系统评估毕业生所处的社会语境与教育语境，对就职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地理位置封闭的公费师范生，应利用信息化技术搭建虚拟实践共同体与职业发展平台。同时，建立覆盖本科学段、本科后学段、硕士学段和硕士后学段四个学段的监测体系，从教学知识、道德素养、实践能力、教学效果、科研能力对公费师范生教育成效进行监测，关注其在各个学段的功能性发展与态度性发展，针对性调整优化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课程体系。
三、结语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我国应对全球化竞争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公费师范教育作为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彰显了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的联动博弈和互动互补。在制度逻辑的物质实践层面，公费师范教育政策以专业逻辑为基础，依托优质的教师教育资源培养教师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发挥国家逻辑的资源分配作用，不仅为中西部农村地区输送优质的教师资源，而且有助于推动生源地的教师专业发展，引领软性教育资源的质量建设。就制度逻辑的符号表征而言，公费的制度设计遵循专业逻辑注重专业质量的要义，以市场逻辑的竞争机制激发公费师范生的学习动力，以公费师范生的师德水平、职业信念、专业质量为教师职业树立标杆；发挥国家逻辑的导向作用，从国家层面赋予教师职业承担公共责任、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神圣使命，厚植尊师重教文化，对优秀人才投入教育事业形成精神引领。
第8篇：经济制度改革范文
一、对宏观调控影响总体偏积极，但不宜大幅升值
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强了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但汇率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其作用的充分发挥还需要其它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同时人民币汇率亦不宜大幅升值。
按照Mundell-Flemming模型，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按照这一原则，在目前我国相对自由的资本流动前提下，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为冲销外汇而被动发行的基础货币数量减少，可使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使得我国金融当局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吸引利用外资及保证经济增长等方面拥有更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使货币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宏观调控需要。但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经济的危害也是致命的，并不足取。
第一，总体上说，本币贬值更有利于经济较快增长。回顾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虽然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功不可没，但人民币贬值的作用也绝不可小视。尽管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但在没有形成中国真正的出口优势（技术、品牌、质量等）之前，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宜进行大幅调整。
第二，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威胁。截止2007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5282 亿美元，外汇储备也是存在机会成本的，将外汇储备用来投资可能带来的综合收益就是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此外，保持大量超额外汇储备还要承受美元贬值可能造成的汇兑损失。
第三，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出于逐利的本能，人民币升值必然会吸引大量境外热钱的涌入，尤其是在大幅升值的预期下。热钱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将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推高股市和房地产价格，造成泡沫的“膨胀”，为日后金融市场的动荡埋下祸根。
二、对外贸行业的不利影响并没有人们先前预期的那么大
在一般人的思维定式中，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出口的下降及进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顺差的减少，然而从2005年汇改后这几年的进出口数据看，尽管出口增速逐年下降、进口增速逐年上升，但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很小，并且贸易顺差还呈加速增长态势。2006及2007年，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7.2%和25.7%，增速分别比上年下降1.2和1.5个百分点；2006及2007年，我国进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0%和20.8%，增速分别比上年加快2.4和0.8个百分点；2006及2007年实现贸易顺差分别为1775和262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755和847亿美元。国内有学者曾就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进出口影响进行分析，得出我国中长期出口产品价格需求弹性为-0.857932，就是说人民币每升值1%，出口数量就会减少0.857932%，但是由于出口价格提高的幅度超过了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出口金额反而提高，人民币升值3% 促使出口增加0.43个百分点，随升值幅度增加，出口增幅也扩大，升值30%后出口增加4.26个百分点。
出现这一背离现象的主要原因：
一是加工贸易比重高抵消了一部分升值的负面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已成为推动我国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目前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人民币升值对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影响并不太大。这也是源于我国加工贸易的特殊性，一般贸易则与之相反。
二是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可替代性小有关。可替代性小一方面表现在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有限，不会影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格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远远领先于其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升值也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到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三是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并购时变得更富竞争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国内企业到货币相对贬值的发达国家投资建立国产商品销售网络，以及降低在这些国家的广告宣传成本，将进出口与海外投资结合起来，提高出口企业的综合经济效益。升值也可以促使企业将压力转变为动力，通过挖潜革新来提升竞争力。
四是国内外的事实也说明，币值变化与贸易平衡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尽管人民币升值并不是决定中国贸易走势的根本因素，但决不可忽视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日益提高、与世界经济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本币大幅升值的潜在危险是不容低估的。人民币升值直接导致我国出口产品价格相对提高，而这意味着中国产品价格优势的丧失和竞争力的下降，出口企业还会遭受出口收入转化成人民币时的汇兑损失，以及由于出口量减少造成的损失，对国际市场依存度大的行业短期难免会受到冲击,尤其将严重影响那些价格低廉、科技含量低的产品出口。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或升值幅度过大，那么升值所导致的边际负面效应还会扩大。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一是原材料或部件进口型行业受益。主要包括造纸（纸浆进口）、钢铁（铁矿石进口）、轿车（部分重要零部件进口）、石化（原油进口）、化纤及塑料（原料进口）、航空（飞机及配件进口）、服装（高档面料进口）等行业。如中国造纸行业中的纸浆成本占70%，而纸浆中的38%是进口的。人民币升值将使得造纸行业的成本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从而明显提升造纸行业的盈利水平。
二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将受到冲击，包括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由于出口价格弹性的不同，升值对不同行业出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有差异，其中纺织服装业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依存度达50%左右，且附加值低，降价空间很小。据有关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棉纺织、毛纺织、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将下降3.19%、2.27%和6.18%。家电、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也是人民币升值的重灾户。
三是出口依存度较高、产品国际化定价的行业将受到一定冲击。包括完全国际化定价的有色金属，部分国际化定价的石化、钢铁、电子元器件等行业。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受到国际价格影响较大，人民币升值将使得它们以人民币计价的售价有所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的下降。
四是进口替代性较高的行业也会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包括汽车、工程机械、钢铁、家电等。
五是投资品行业可能会迎来较好的发展机遇。主要包括房地产、股票、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境外资金有可能通过投资这些行业来获得升值收益，引发价格的上涨。
三、多种因素使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被削弱
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我国物价却日益走高，似乎汇率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不明显。原因在于我国物价上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使得包括汇率在内的货币政策在调控物价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
首先，我国物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输入引发的。由于世界性石化能源供应紧缺，生物质能源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粮食作物被用于转化为生物质能源，导致世界性粮食供给总体偏紧、价格上涨。美元降息和大幅贬值，也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从而导致我国进口商品大幅涨价，传导到国内商品接连上涨。
其次，成本推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受各种因素影响，国际上资源能源价格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可能保持不断走高趋势。与此同时，为实现“十七大”提出的三个转变，理顺资源能源价格，是未来我国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经济持续协调增长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资源能源价格将成为推动整体价格上行的重要因素。另外，加大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也会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不可避免。
第三，货币因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巨额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及中美利差倒挂导致大量热钱流入，外汇储备超常规增长，在收购外汇的同时，央行即向市场投放了相应的基础货币，再通过货币乘数作用，造成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
可以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综合因素引发的，解决办法只有采取行政的、经济的、产业的等综合方法才能达到目的，仅仅依靠汇率政策调整来抑制通货膨胀是不现实的。
四、对就业市场是不折不扣的利空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就业市场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极为不利的。我国大部分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出口导向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最大的“重灾区”恰恰就是这两类企业。人民币升值对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的影响，最终将体现在就业上，在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可能恶化就业形势。研究表明汇率每升值10％，全国就业人数将减少381.2万。
五、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意义
第9篇：经济制度改革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换档期；社会保障体系；人口老龄化；公共养老金制度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29-05
中国正进入经济增长换挡期，从过去30年的接近10%高速增长进入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时期。韩国与中国同处东亚，与中国的国情十分相似。从1997年开始也逐渐进入了经济中高速增长时期，并且在这段时期，韩国的国民年金制度也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本文试图借鉴韩国在经济增长换挡期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经验，提出我国当前建立公平可持续养老金制度的政策构想。
一、经济增长换挡期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动因
韩国在1953年至1996年间高速的经济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经过“汉江奇迹”韩国完成工业化、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列。在此阶段韩国的年均实际GDP增长率为8.65%。1953年人均名义GDP为67美元，1996年人均GDP名义为12587美元，人均名义GDP增长了187.9倍。在这段时间内，韩国政府相继于1961年建立了公务员年金制度。1963年建立了军人年金制度，1975年建立私立学校教员年金制度，1988年实施国民年金制度。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初步建立，为公民享受基本养老保障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从1997到2010年，韩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速轨道并且经济增长率长期下滑，伴随着经济增长换挡期的到来。韩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四个方面因素严重冲击了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造成了公共养老金制度与人口结构、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不匹配。公共养老金运行的预算收支不平衡与分配公平性下降问题同时出现。
1.韩国经济增长中高速化减少了公共养老金收入
1997-2010年韩国年均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为4.47%，经济增长进入中速轨道并且经济增长率呈长期下滑的趋势（图1）。1997年人均名义GDP为11582美元，2010年人均名义GDP为22174美元，人均名义GDP仅增长了1.9倍。伴随着韩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韩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快速变化。在工业部门中，采矿和制造业份额从1990年的34.5%下降到2007年的25.9%，与此同时服务业份额则从46.7%增长到66.7%。在1997年至2010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4.97%，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4.85%，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使得在此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由于韩国公共养老金主要来自参保人员和所在企业雇主缴纳的保险费，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引起参保人员收入和企业利润减少，进而影响到韩国公共养老金数额。根据韩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从1980年以来国民养老金收支一直处于盈余状态，但盈余额的增长速度却在不断下滑，1998年增长率为38.6%，到2007年降为14.9%，目前增长率一直维持在7%以下的低水平，2008年和2009年甚至出现负增长。
2.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了公共养老金财政风险和支付危机
根据OECD数据（图2）显示，1975年韩国的总生育率水平为3.4%，1998年降为1.4%，2013年进一步降为1.3%，且这种总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长期趋势明显。此外1975年韩国65岁以上老人所占比例为3.5%，1998年上升为6.6%，而2000年该比例为7.2%，2007年更是达到9.9%，这表明韩国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表明，1995年韩国劳动力适龄人口为3176万人，2015年劳动力适龄人口达到峰值3621万，随后劳动力适龄人口快速减少到2100年劳动力适龄人口仅剩2015万人。1995年65岁以上老人2639万人，2010年高达5368万，65岁以上老人的峰值预计在2060年达到峰值为1813万人。0到14岁的人口在1970年达到峰值为1325万，随后迅速下降一直到2015年之后趋于平稳。随着适龄劳动力人口下降和抚养人数趋于稳定，人口抚养比将不断加大，韩国适龄劳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也随之增大。
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地要求社会福利的扩张，与此同时，由于韩国快速的老龄化使得养老金的缴纳者不断地减少，但同时养老金的受益者却在不断地增加。这种不平衡结构的存在必将使得养老金出现赤字状态，而且赤字将会随着不断加深的老龄化而不断扩大，这会导致养老金财政风险和支付危机。预计2036年国民年金支出将超过收入，2047年准备金完全耗尽；公务员年金与军人年金在2007年已赤字运营，私学年金到2018年支出超过收入，2026年准备金也将耗尽。
3.劳动力就业结构非正规化形成了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新盲区
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快速下滑，韩国维持高的就业率已不现实。在1997年以前，韩国的失业率基本维持在2%水平，但由于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韩国1998年的失业率从2.6%直接突破到7%，尽管1999年以后失业率逐渐下降，但绝大多数年份仍然在3%以上。在经济增长转换期，韩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引起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正规化。1980年韩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为37%，2006年猛增到66%。第三产业中非正规就业者比重迅速增长，1990-2008年韩国非正规就业者的比重则从40%上升到50%。在2008年，非正规工人占据了韩国劳动力市场的26%，大约为OECD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并高于2001年的17%。同时政府推进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导致大量非正规就业人数增加。与此同时家庭结构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妇女参与到经济活动增加和少子化加剧，妇女经济活动参与率从1985年的41.9%增加到2005年的50%。每个家庭平均人数从1985年的4.5个减少到1995年的3.3个直到2005年的2.9个。同时独身家庭的比重也从6.9%增加到12.7%，2005年达到20%。就业状况的不断变化，使得现有公共养老金制度存在死角地区，无法保障非正规就业者、临时工和妇女的养老权利。
4.贫富差距扩大化减弱了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功能
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韩国政府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得高速经济增长创造的巨大财富得以均等地分配到各个职业阶层。1997年以前，基尼系数明显降低，收入分配均等化。韩国平均基尼系数1988-1997年间只有0.29，但1998年的经济危机给韩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失业率达到7%，失业造成贫困人口增加，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的贫困率由1996年的3.1%增长到1998年的8.2%。基尼系数也从1996年的0.291增加到1999年的0.32，韩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攀升。2010年间基尼系数达到0.310。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深，老年人贫困日益成为突出问题。2007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贫困率达到了44.6%，远高于OECD国家15.1%的平均水平。公共养老金具有防止老年贫困、缩小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功能，但韩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大量老年人被排除在国民年金制度之外。
二、经济增长换档期韩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目标、内容和成效
1.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分配公平性与运行可持续性
分配公平性和运行可持续性是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两个重要主题。分配公平性包括制度覆盖面的扩大，以及老年人贫困的缓解等方面内容，实现分配公平是养老金制度追求的终极目标。强化养老金制度的分配公平性有利于提升贫困救济能力和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分配公平是建立在制度运行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养老金制度的有效运行包括制度收入能力增强、支出调节机制灵活和管理水平高效率等三个方面内容，丧失了制度运行的可持续性，分配公平性也无法有效实现。伴随着经济增长率放缓和人口结构变化，养老金不可持续性风险就转化为国家层面的财政风险。如果不能积极应对养老金不可持续风险转化的财政风险，就会继续扩散为整个经济系统性风险，无疑会对已经缺乏活力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应该积极维持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化解由此产生的财政风险甚至是经济风险。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全体公民的养老保障。同时如果仅仅追求可持续性单一目标，必然会使得国民年金制度偏离社会共济的轨道，失去社会公平这一本质目标。当国民年金制度遭遇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下行时，如何协调好公平和可持续性两大目标不仅对该制度自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宏观经济实现稳定增长也有重大影响。
由于20世纪60-80年代以经济增长为目标，韩国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较低，往往较少顾及社会不平等现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原有的养老也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公共养老金最初的适用对象也主要是公务员、军人和私立学校教职员等特殊职业年金，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比较低，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府才开始重视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建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现有的养老保险政策不能有效地消除不平等和贫困问题，贫富差距扩大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针对经济增长下行、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快、劳动就业市场结构非正规化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韩国分别在1998年和2007年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国民年金制度改革，协调分配公平性和运行可持续性两大目标。
2.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内容
一是推进国民年金的全民化和基础养老金制度，提升社会公平。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和增强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韩国政府在1998年进行了国民年金的全民化改革，在2007年为老年人构建了基础养老金制度。（1）推进国民年金的全民化，提高代内与代际公平。1986年颁布的《国民年金法》（NPS）自1988年实施以来其适用对象就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只适用于10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到1992年扩大到适用于5人以上的企业劳动者再到1995年扩大到农渔民。然而即使在国民年金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公民被排除在年金范围之外。特别是随着经济增长下滑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国民年金的覆盖面仍然较窄。同时在这个时期，韩国老年人口的赡养率和国民年金参保率都不是很高，因此，韩国在此阶段改革更加重视加快提高国民年金参保率。国民年金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直到2006年扩大到1人以上企业职工以及非正式职工。通过扩大制度的覆盖面，韩国政府将正式和非正式职工统一在一个制度框架下，应对人口环境、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所导致的老龄、失业和贫困风险，通过一个再分配功能较强的养老金制度提高代内与代际公平。（2）建立基础养老金制度，缓解老年人贫困。消除老年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是国民年金制度设立的初衷。但在国民年金的初设期，韩国老年人比例只有5%，且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当时人们并未过度关注养老问题。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衰减，老年人养老问题在韩国日益突出。由于国民年金的限制性标准，韩国超过一半的老年人无法享受国民年金，这使得大量韩国老年人陷入贫困。为了保障低收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韩国在2007年正式建立了基础养老金制度，为年龄在65岁以上并且收入低于规定标准的70%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其领取额为平均工资的5%。通过基础养老金制度的实施，进一步缓解了国民年金边缘化问题，同时给予低收入的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
二是实施国民年金的参数改革和基金制改革，提高国民年金运行可持续性。为了应对韩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和预算平衡能力的减弱，韩国政府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参数改革和基金制改革。（1）实施制度参数改革，完善抵御人口老龄化的自动平衡机制。韩国《国民年金法》最初规定，韩国国民年金参与者的初始缴费比率为3%，以后每五年提高3个百分点直至达到9%的缴费比率，投保20年即可获得全额年金，投保40年的平均收入替代率将达到70%。韩国的“低缴费-高收益”结构是在经济成长和老人抚养率不会急剧上升的前提下设计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低缴费率-高收益”有其存在的现实条件，但经济转入中低增长时期，继续实施“低缴费率-高收益”必然带来不可持续性。为了应对国民年金不平衡的收支结构，韩国对养老金替代率进行调整。2007年政府将投保40年的年金受益人的平均替代率从70%下降到50%，以后每年以0.5%递减，计划2028年前调整到40%。在缴费比率上，由于职工对提高缴存比率比较敏感，韩国政府没有改变9%的缴费比率。但是对农渔民的缴费比率进行了调整，2000年农渔民的缴费比率为4%，但是以后每年将会增加一个百分点，到2005年增加到9%的水平。（2）调整国民年金最低领取年龄，应对国民年金财务不可持续风险。韩国国民年金初始的缴费率以及替代率是依据当时人们的预期寿命水平制定的。随着人们预期寿命不断地增加，势必造成年金领取者缴费时间相对较短而退休后年金领取时间相对较长的不平衡结构。这种不平衡的缴费和领取国民年金年限将会造成国民年金收支出现赤字，其自身可持续性难以为继。为了应对最低领取年龄标准过早对年金财务不可持续风险，韩国制定了在1999-2033年间逐渐推迟退休年龄计划，调整国民年金最低领取年龄。从2013年开始在现有60岁最低领取年龄的基础之上，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每期将最低领取年龄在原有基础之上提高一年，直到2033年达到65岁的标准。（3）改善年金基金运营，提高国民年金运行可持续性。韩国国民年金具有不完全积累性质，保持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率有助于实现运行可持续性。在1998年之前国民年金是由财政部来直接管理，同时由于公共资本管理基金中存在强制存款制度，国民年金投资收益率相对于进行其他金融投资的收益率较低。在1998年国民年金制度改革中，韩国废除了公共资本管理基金中的强制存款制度，确定卫生福利部作为国民年金主管机构。同时成立国民年金基金管理中心，专门进行国民年金投资，国民年金基金管理中心成立以来积极进行国内外各种金融领域的投资，通过扩大投资范围实现投资风险分散化，国民年金的投资收益率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
3.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成效
通过改革，韩国在公平和可持续性两大目标之间实现了较好的平衡。建立基础养老金制度和修订《国民年金法》的适用对象，使得国民年金真正实现了全民化，全部公民均可以享受年金制度带来的收益。通过调整缴存收益比率以及提高年金领取的最低年龄标准，解决了由于制度设计之初内在的不平衡所带来的不可持续性风险。同时独立、科学的基金管理也使得年金盈余收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并进一步降低了年金不可持续性风险。经过近些年来的养老金制度改革。韩国国民年金的缴费人数迅速增加。1999年只有1626.2万人，2013年已经达到2074.5万人。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比例迅速增长，2008年65岁以上老人共有5069273人，领取基础养老金的人数为2897649人，受益率达到57.2%，到了2013年65岁以上老人共有6250986人，领取基础养老金的人数为4045311人。受益率提高到64.7%。2007年养老金制度改革之前，韩国养老金将在2046年左右枯竭，2007年通过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将养老金枯竭的时间向后推迟到2060年，缓解了养老金财政压力。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不仅注重其对退休者的保障功能和在福利分配上的公平性，还重视其经济功能，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参数和结构进行调整，努力降低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起到了社会托底作用。
三、经济增长换档期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方案预测，我国将在2024年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的老龄化速度要远快于其他国家。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金制度，要更加注重公平和可持续的协调问题。
1.建立与经济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变化相匹配的养老金制度
养老金制度不应该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应具备足够的活力，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纵观韩国的公共养老金改革，我们发现韩国政府能够很好地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参数和结构进行调整，实现公共养老金制度与人口结构、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匹配。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和人口老龄化加速都对当前的养老保险体系产生巨大的挑战，养老金制度改革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制度体系内部调整，仅仅实施短期的参数改革并不能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要把养老金制度改革置于宏观经济环境、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框架之中，构建与经济新常态和人口新常态相适应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这是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通过完善养老金的制度规则，理顺养老金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关系，促进经济效率提升和经济持续增长。
2.养老金制度的完善要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性两大目标的动态一致性
从2005年开始。我们国家就着力建设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障体系。2014年人社部就启动了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便是基于社会公平目的，确保全体公民特别是社会中低收入者都能参保并享受应有待遇。加快居民养老金城乡并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并轨等制度进程，消除身份和地位的差别，也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但与社会公平取得的巨大进步相比，养老金自身的可持续性却令人担忧，养老金缺口的不断扩大导致财政风险甚至是经济风险日益凸显。这就要求养老金制度改革既要实现全体国民的体面生活，又要实现国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性两大目标的动态一致性。
首先，通过建立国家层次统筹的养老金制度防止碎片化带来的抵御风险能力下降。我国当前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实现全国层面统筹，这导致养老金政策碎片、制度设计和福利享受存在严重的碎片化现象，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随意提高或降低养老金的缴费水平和养老待遇，这使得当前养老金制度的抵御风险能力差。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国家层次统筹的养老金制度。实现养老金账户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转移衔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