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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制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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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制度

第1篇:社会经济制度范文

关键词:欧洲;高福利制度;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014-02

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风暴还没完全散去,2009年底,又一场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登上了历史舞台。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都先后出现了严重的公共债务崩溃和财政赤字危机,欧债危机愈演愈烈。“隐形炸弹”之一便是其盲目的高福利政策。

一、审视欧洲的高福利制度

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指国家或者社会为了提高国民或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制定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得不说,百余年来欧洲的福利制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推动欧洲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曾经一度被称作是均富社会和避免冲突的理想模式,是欧洲软实力的重要标签。

但是这种令人羡慕的高福利体制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也为欧洲国家的长期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2009年的欧债危机就使这种体制的弊端开始真正显现出来。

1.欧洲的高福利制度使得公共开支比重加大,政府财务负担加重。从2000年以来,欧洲各国原本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就已经成为其不堪重负的经济负担。而且欧元区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复苏最慢的地区,它只能依赖短期刺激金融业发展来带动长期实体经济的复苏。为了维持高额的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只能向外大举借债,从而导致出现大量的政府财政赤字,政府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目前,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务负担重已经成为欧洲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2.欧洲的高福利体制使得部分欧洲居民好逸恶劳,福利依赖现象严重。高福利体制损害了人们的就业动机,使得部分欧洲居民好逸恶劳,出现动力真空,并导致福利依赖现象的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欧洲市场上劳动力的缺乏,从而不利于欧洲长期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更加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形成恶性循环。

3.欧洲的高福利制度加重了企业的税费负担,严重拖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高福利制度虽然大大提高了对劳动者的保障水平,却在无形之中给企业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它扭曲了原本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大大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导致企业无法将有效的资金最大程度地有效利用。在激烈残酷的国际竞争面前,部分欧洲企业由于资金原因应对乏力,从而拖累国家整体经济发展。

4.欧洲的高福利制度使得社会矛盾尖锐化,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自欧债危机后欧洲经济低迷,欧洲各国纷纷对高福利制度采取了紧缩政策,其中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欧洲各国的移民。他们的生活将受到影响,并认为福利削减是来源于其政策上的歧视。本国人民则会认为自己原本享有的福利优惠被移民分割了,这种相互排挤、相互仇视的态度最终上升为强烈的对抗和分歧,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欧洲国家为了摆脱进退两难的福利困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对各国的高福利制度进行调整[1]。欧洲各国的调整措施,具体来说可以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缩小福利的覆盖面,用选择性原则替代普遍性原则。要纠正社会福利全民普遍享有的做法,使得社会福利切实流向最需要的人群,物尽其用。如此一来,欧洲各国也能缩减福利开支,提高社会福利的效率,减轻其财政负担,有利于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二,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并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欧洲国家长年来实施的高福利制度使得部分欧洲人养成了过分依赖福利政策的懒散病,为了达到反福利依赖的目的,欧洲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例如推进与就业相关的激励制度,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并且除了养老、失业、医疗等基本福利项目外,其他福利项目正在逐步削减。

第三,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以减少政府的公共开支。为了减少政府的公共开支,欧洲国家通过培养家庭护理员、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扩大家庭服务等途径来加强全社会的服务体系建设。社会成员通过参与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这个过程,也会影响其以后的学习和社会生活观念。

二、反思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和西方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层面上都相对稚嫩。虽然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理论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第一,研究内容还是不够充分。由于社会保障既涉及主流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价值判断问题,又要考虑核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实证问题,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既属于规范研究,又是实证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在这两个领域都存在着问题。

第二,研究方法上还存在问题。目前社会保障的研究方法主要以经济学为主。但是,社会保障由于涉及公民需求、公民权利以及公民意识等问题,所以必然要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几个学科发生联系。对类似这些问题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合理解决,社会保障还没做出科学的回应。

第三,学科体系发展还不完善。在中国,社会保障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并没有成熟,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是指,某一特定学科的科学家所共有的基本世界观,它是由其特有的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和研究方式构成的,它表示科学家看待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方式。①学科体系亟待完善。

实践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第一,实践中覆盖面过于狭窄,享受社保的机会不均等。国务院于2009年9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已在制度上实现了全民覆盖。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社保要实现全民覆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譬如社会保险,区县以下的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职工和个体企业的社会保险就还都很不健全。

第二,社会保障的相关法制还不够健全,明显滞后。社会保障制度自改革以来,虽然国家和各级政府都先后出台了一些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但是迄今为止国家还没有一部统一的社会保障法,由各部门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诚然,代表不同利益的各部门在制定规章时难免会发生碰撞和矛盾,不利于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长期发展。

第三,社会保障的资金筹集不规范,并且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资金管理机制。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还不规范,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筹集上主要由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自行制定具体的筹资办法与比例。因此,有必要用新的筹资方式来代替原先相对分散的投资方式,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需要。不仅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资金管理机制。仍有很大一部分的社会保障基金游离于国家财政之外,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2]。

三、欧洲国家福利制度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目前,减轻政府和企业的财务负担、改革高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欧洲国家的普遍做法。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应该认真研究和吸取欧洲国家建设福利制度的经验和教训,依托国情,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保体系。

第一,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国情化,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国家综合实力快速提升,这为建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必须看清的是,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和欧洲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要在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作用时,依托中国的具体国情,积极建设适合中国现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化,建立相应完备的法律制度。欧洲国家相对成熟、完善的福利制度都是以健全的法制为基础的,每一项措施的实施和修改都有其相应的法律依据。而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立法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法律、法规偏少;二是有关福利问题与其他社会政策混在一起;三是现行有关法规政策在社会福利事务的管理、监督等方面存在着模糊性等等[1]。因此,目前我们急需要完善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这是推动我们社会保障事业向前发展的关键。

第三,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科学化,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设定全国和地方的社会保障水平。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我们既要做到统筹规划、考虑大局,又要充分考虑群体差异和群众的切身需求。而且我们要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不是单纯一味地补助,还应考虑多举办些技能补习班、学习培训班等等,以便帮助群众更好地就业以及再就业。

第四,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现行的官办型社会保障体制。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单位承办社会福利、政府包揽社会福利的模式,这是一种非系统化、非社会化的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解决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现行的官办型社会保障体制,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1]。

参考文献:

第2篇:社会经济制度范文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家的稳定器和安全网,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任。同时,在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将分析在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下,英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一、理论基础

⑴宗教的慈善思想

资本主义为基督教的慈善事业打下了物质基础,而基督教中的慈善思想也为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精神依托和理论基础。宗教文化在欧洲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一直提倡慈善事业。基督教宣称“世人均是上帝的子民,四海之内皆兄弟”,上帝恩赐世人以财富,所以世人应该共享财富。在早期欧洲,宗教伦理中“仁爱”与“慈善救济”思想的宣传深刻影响了后世,在英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早期基督教社团所实行的财产公有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为英国制定福利分配方法提供了依据。宗教有着庞大的组织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它将济贫纳入了统一的组织形式,但教会本身消耗了大部分吸纳来的财富,用于济贫的数量有限,而且“有时似乎是对社会不满的一种止痛药片”,它有减轻的作用而没有治好的效力。[1]以教会为主的贫民施舍逐步被政府所采纳,变为政府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扩充调整之后,又广泛介入贫困、疾病、失业等重要社会问题。这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现的普遍性原则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⑵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

自由是有限的,但自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自由为目标,而不是旧自由主义认为的个人无限制的自由。新自由主义学说一改传统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的反对,认为自由不是绝对的,主张“国家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必须进行干预”。[2]可见新自由主义者强调一种新的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社会与个人之间一种互换的责任和义务。它认为国家对社会经济与生活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防止自由主义及其经济体制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化,但这种干预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无限度的,个人的福利与社会福利是紧密相连的,国家干预并非最终目的,应该把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协调了起来。“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拿走个人的部分财产,这是因为国家对维护个人的安全是必要的,个人必须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3]新自由主义者还强调社会问题更多是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

⑶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

费边主义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个人或个体的综合,而是诸多个体结合起来形成的,个人与社会之间也有一个合适的协调关系。以整体为重,以社会的延续为目标,通过一定的互助、合作达到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上,每个人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力。在政治上,国家有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和义务。[4]但当两者发生冲突,费边主义主张通过政府干预社会生活,实现社会改良,解决社会问题。只有让社会体系中的每一个人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才能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增进社会效益。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强调了国家和国民的双边责任和义务,即两者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英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十分合理,但费边社会主义并不是强调一定要资本主义,而是强调要建立类似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幸福的体制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因此,费边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对英国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⑷凯恩斯的思想

资本主义体系并不完善,不具备自我调节机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带来破产和失业。凯恩斯认为只能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来控制和调整其功能和效率。他阐述了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希望国家调节国民分配,增加国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与此同时,凯恩斯不但提出了政府应该干预经济,而且阐述了如何干预,及其干预的程度。比如建立累进税制和推行最低工资等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国家干预国民收入再分配、支出的一种形式和手段。这一理论明显影响了英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进程。

二、现实背景

⑴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的工业革命极大的促进了工业发展,壮大了工人阶级的队伍,这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日趋扩大,农民转变成为工人,依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很容易陷入贫困无助的境地。在面对贫困和失业日益加剧以及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统治阶级为了消除工业化的恶果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认真的调整当时的社会福利政策,相应的提出了一些立法政策,并在这个时期成立了以扶贫为主要使命的国家机构,提出一种新的保障方式,在保障劳动者生存风险的同时,提高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⑵贫困和失业率对国家的威胁

尽管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工业革命也使英国的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均。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资本家依靠原始积累使其资本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一方面,缺少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则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态。英国社会处于两极分化时期。19世纪以来,严重的贫困问题和失业问题使得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影响了英国国内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此时,英国正在实行对外资本主义扩张,在海外不断的拓展疆土和殖民地,但却有大部分英国军人应征者体检不合格,这都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没有稳固的军队不仅不能进行对外资本扩张,还威胁着本国的安全。可见贫困问题除了影响了英国的政治经济以外,还严重影响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军事效率和管理效率等。统治阶层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分配方式的改革,对这些贫困者,失业者予以一定的扶持,让其不挣扎在贫困线上,是保证国家稳定的基本措施之一。[5]因此有必要采取各种手段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贫困以及贫困带来的贫富之间的悬殊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⑶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战争中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开始扩大,英国的经济随之出现繁荣。但好景不长,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几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具有惊人的破坏力。危机的沉重负担渐渐转嫁到广大劳动人们身上,英国也受到这次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出现了严重的生产下降,大批工厂倒闭,许多企业经营者的积累瞬间化为泡影,商品大量过剩,社会物质财富被破坏,生产力大量被闲置、被毁灭;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在一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失业人员剧增,许多人因为无力支付房租、水电费等而被赶出公寓,到处流浪;许多学校不再招收学生,即使是公立学校也被迫关门,导致几十万学生失学;信用危机导致银行倒闭,全部银行都陷入瘫痪状态,进一步扩大到货币危机,世界贸易也陷入萎缩和停滞;农产品价格暴跌。为了恢复经济,各国又开始争夺市场,本国货币贬值,结果世界市场更加狭小。1937年又爆发了一次新的经济危机。面对这种空前的危机状况,英国政府开始真正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扩大社会保障的范畴,以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全面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国民的基本生活状况了,战时政府把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了一些,尤其是在儿童福利和医疗保健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量的军人需要重新就业,他们的疾病以及伤残问题、阵亡者遗属的津贴补助问题等等需要解决。战后和平提高了国民物质文明水平,英国政府开始主动积极的制定社会保障计划,让每个国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体面的生活。于是社会保障计划逐步的由只是对军人的特权扩大到军人家属再到全体公民,发展和改善国民的住宅、生活和城市环境,帮助失业者和贫困者摆脱不幸等等。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把社会保障制度确定下来。这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彻底的改变了战时为了缓和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临时应急措施的状态,而是作为一种长期战略,促进英国经济制度的广泛发展和不断完善,保障英国全体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是英国重建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英国建立福利国家有着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W.J.Ashley 著,郑学稼译.英国经济史及学说(下册)[M].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73:307

[2]丁建定.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J].史学月刊,2002(3):46

[3]陈晓律.英国福利国家的由来与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7):76

第3篇:社会经济制度范文

摘 要 美国是全球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在会计理论研究及会计准则制定等方面的经验也最丰富,对于发展我们国家的会计事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特点。本文将从美国的会计宏观管理、会计实务等几个方面探讨美国会计制度建设的特点及经验。

关键词 美国会计 会计制度 建设经验

一、美国会计的宏观管理

不同于大部分国家以公司法的有关条款作为公司会计的法律规定,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是以分权制为基础来制定的,即美国的国会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作为唯一的官方代表,负责主持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实施。在SEC的主持与监督下,由民间独立形成的会计职业组织,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来制订企业会计实务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以此来指导企业的会计实务。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财务报表的制定、经营成果的公示是否遵守GAAP,被认为是其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就像英国把“真实价值和公允观念”作为其标志性的会计模式一样,美国的标志性会计模式便是GAAP。因此,美国的会计宏观管理制度体系可以概括为:国会SECFASBGAAP。

二、美国主要会计实务特点

由于美国会计深受产权资本和证券市场的影响,因此保护产权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是美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出发点和总目标。

1.报告体系

一家美国大型公司典型的年度财务报告包括:(1)管理部门报告;(2)独立审计师报告;(3)主要会计报表;(4)管理部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和分析;(5)会计报表的注释;(6)5年或10年选择财务数据的比较;(7)有选择的季度财务资料。值得强调的是两种进一步的美国报告实务:(1)所有公开上市交易公司编制的分部会计报告;(2)基本和稀释后每股收益的披露。

2.计量实务

美国的会计惯例遵循了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基础,和传统的实现原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

对固定资产的计量。在清理固定资产前,不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重估,也不对其在此基础上进行价格调整其账面价值,但是在进行清理时,为了稳健性考虑,可以按市场公允价值对其计价。

存货的计量。存货的计量一般遵循成本和市价孰低原则,而成本的计量方法主要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而运用最为广泛的是后进先出法。市价是以重置成本计量,其上限为可变现净值,下限为可变现净值减去合理的利润。

研发费用的计量。由于研发支出涉及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一项研发费用与将来可能获得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很难确定,因此在对研发费用计量的时候一般采取稳健的处理方法,即将当期的全部研发支出在当期进行全部注销。

租赁业务的计量。对租赁业务的计量遵循的是“实质大于形式”的原则,当与所租赁资产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全部转移给承租人时,对该项资产应该以融资租赁的方式进行计量。

所得税的计量。由于会计处理规则与税法规则不一样,由此会产生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与发债。

3.合并实务

美国是提倡企业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先锋,大多数企业采用购买法进行合并,被购买企业的资产按公允价值重新估价,购买成本与兼并获得的净资产公允价值总和之间的差额作为商誉予以资本化,按直线法在规定年限内摊销,摊销年限一般不超过40年。

三、美国会计制度建设的经验

1.重视企业会计准则的制订

由于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它涉及的各方利益集团众多,因此,美国历来都对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十分重视。它首先会由议会提出修订的要求,再由议会授权SEC对修订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调查,如果确实可行,再由FASB将修订后的会计准则条款纳入GAPP。这中间涉及到的人财物的资源耗费,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工作,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会给予充分的支持并积极地参与当中。

2.会计准则由民间组织制订,具有广泛性、超然性和合理性

FASB在制订会计准则方面的权威性,不但需要SEC的授权和支持,而且还依赖其所制订会计准则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根据规定,FASB的7名专职委员由以下组织发起提名选任: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美国会计学会、财务分析家联合会、财务经理协会、全国会计师联合会和证券业协会。因此,FASB成员来自社会各界,具有相当的广泛性。进入FASB前,这些成员必须割断原来与企业界和政府的经济联系,以便保持其独立性和超然性。FASB每一项会计准则从议题确定到准则,都必须严格遵循“阳光下的充分公开程序”,公开征求各界意见,举行听证会,协调社会各界的利益。这对我国的启示是,尽量扩大我国现在准则制订机构成员的代表性,吸收社会各方面力量,特别是金融机构、证券管理部门和非国有企业的参与,提高准则制订过程的公开性,从而使最终制订的准则更好地考虑各方的利益。

3.会计准则层次分明、数量庞大

美国具有层次非常鲜明的企业会计准则。FASB是美国会计准则的最上层,只有它制定的会计准则才被SEC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FASB主要对具有重要影响的会计业务出具处理意见,它制定的会计准则构成了GAAP的主体,也成为美国所有的企业制作对外公布的财务报表所必须遵守的准则。属于FASB下一层次的主要有紧急问题工作小组(EIBI),它主要对一些突发的紧急会计处理问题出具指导意见,以及时应对新出现的会计问题,从而引导企业对新会计问题做出正确处理。而在一些特殊性行业,比如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则由AICPA下属的会计准则执行委员会,在FASB制定的现有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处理意见。

这些不同层次的准则和处理意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构成美国GAAP体系,有效地规范了企业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行为。这对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制订似可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第4篇:社会经济制度范文

在人们的身边生存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年龄大都在50开外,疾病或意外让他们遭遇独子夭折的厄运。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他们已无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他们被称为“失独者”。失独者,广义上指因伤残、疾病、自杀或意外亡故,失去了独生子女,且不再有生育能力的“无儿无女”的父母。他们大多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赶上80 年代首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到中年遭遇独子夭折。在国家需要控制人口的时候,失独家庭为国分忧,从未考虑过个人的风险得失。如今,他们面对的是失去爱子后的孤苦无依,除了丧失爱子的孤苦外,如今更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但相关帮扶、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滞后。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有效的帮助,如何接手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子女身上的未来,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在中国,对于失独人群与家庭的数据统计,还没有确切的官方调查统计数字公布。但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卫生部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中国现有独生子女2.18亿,15―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40人/10万人,每年的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有7.6万人,由此推算全国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已超过百万。此外,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则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根据笔者在湖南省长沙市的调查发现,截止2013年7月,湖南省共有失独者20648人,长沙有2697人,占长沙总人口比例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4倍。全省失独者自2007年以来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每年增加2000多人,相当于每万人增加0.3个失独家庭。

二、失独家庭生存困境

(一)部分家庭生活拮据,失独老人的物质帮扶不够

在我们所走访的失独家庭中,90%以上的家庭,夫妻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以上,在失独家庭中没有工作的比例远远高于有工作的,没有工作的比例达到64.3%。这一类人同时又可分为离休或退休、下岗以及没有工作能力等情况。据实地调查得出的数据是,离退休失独老人平均每人每月可以拿到1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其他部分的失独家庭只能靠养老保险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政府救助、亲友接济、自己劳动等方面获得经济收入,但是这些方面只是基本的、低标准的、不稳定的收入来源,其生活水平还很低下。而对于那些在农村的失独家庭来说,失去唯一的孩子则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以及养老的依靠。因此,对于这部分失独家庭来说,物质上的帮扶显得尤为迫切。

国家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涉及失独群体社会保障的条款为该法的第四章第二十七条:“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对失独家庭给予扶助的一部法律,然而,该项条款中“给予必要的帮助”这一概念显得很模糊,在法律上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伸缩性。湖南省也从2006年开始颁布施行了《湖南省部分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扶助方案(试行)》,这是湖南省较早实施的对失独家庭和伤残家庭进行扶助的一项制度,2006年刚颁布实施时,对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的扶助金是每人每年600元,截至到2012年,该扶助标准已经动态调节到每人每年1620元。同国家的扶助标准一致。调查发现,长沙市各区对失独家庭的特扶金标准并不一致。据了解,长沙市芙蓉区和岳麓区等从2008年开始已提高扶助标准至每人每月400元,高于其他区执行的国家标准。岳麓区对失独家庭的特扶金有两个标准:对于符合条件的无工作的纯居民,每人每年4800元,对于有工作或者离退休个本地居民,每人每年扶助标准为 1620元;芙蓉区自2013年1月1日起,所有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4800元。但是就算如此,这对于失独家庭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远远解决不了问题。

(二)身体和精神状态不佳,生活质量下降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苦是正常人无法体会到的,是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与悲哀。很多的失独家庭在失去独生子女后,身体素质急剧下降,由于长期陷入悲伤地状态很容易得抑郁症、心脏病、高血压、视网膜模糊并失明的现象。在我们的调查中有50%的失独老人认为自己的非常不健康,而认为自己还比较健康的只有3.6%。同时精神上的痛苦加剧了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在中国的文化里孩子不仅仅是父母们血脉的继承,更为重要的是孩子还是父母希望的依托。在失独家庭中基本都是子女成年后因疾病或意外死亡,失独老人一直没有走出丧子之痛的阴影,有30.91%的人认为“生命没有希望,生不如死”。孩子离世后身边没有人陪伴,他们整日以泪洗面,不肯面对现实,将自己封闭起来,足不出户。还有23.6%的失独老人认为“害怕和别人交流,担心会聊到孩子的事情”,他们对外界的戒备心很重,基本上不愿意与外界有交流。相对于物质上的补偿,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失独家庭的精神慰藉,让他们可以早日走出心理阴影,重新融入社会。

(三)对养老、医疗保障问题的担忧

育儿养老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被称为“失独者”的他们,除了丧失爱子的情感煎熬外,如今更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孩子是父母的希望与保障,中国人更是把儿女看得比天还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一旦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父母养老送终便成难解之题。在问及是否担心养老问题时,有87.27%的老人表示“非常担心”,表示“不太担心”的仅占3.64%。而当问到主要担心养老问题的哪些方面时,78.18%的人表示“年老生病没有足够的钱看病”,94.55%的人表示“年老生病或不能自理时没有人照料”。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失独家庭的医疗保障政策,大部分需要失独家庭自己负担。据我们了解,2012年全年,在医疗费用支出方面,有53.6%的家庭平均每月用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小于1000元,28.6%的家庭每月用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达到1000-2000元。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有50.9%的家庭表示收支已经入不敷出。他们担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害怕没有足够的稳定的经济来源,一是担心没有亲人能在身边照顾自己。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后半生能够有所保障,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目前,在有的地区将失独家庭按照“三无家庭”的保障机制,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三、失独家庭亟需社会支持

失独家庭我国人口政策带来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 这些家庭因为响应国家的号召而使自身遇上了巨大的风险。这一群体面临的困境需要国家与社会从多角度、全方位寻求解决路径。

(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1. 建立政府层面的制度化扶助关怀体系。目前政府层面还没有专门针对失独群体的制度化帮扶措施,各地措施存在形式单一、政策不衔接、标准低、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协调、推动作用。政府应承担起计划生育补偿的国家责任。国家整体考虑,制定一个面向失独者的全面关怀制度,给予针对性的服务。首先,对于当前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定义不清的部分,重新审视、完善,建立明确的针对失独家庭补偿的法律体系,让失独群体的利益有法律的保障。其次,设立政府失独家庭专项养老金,增加政府养老资金的财政投入,减少失独家庭的经济保障风险。最后完善养老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让失独家庭无后顾之忧。对于失独家庭,政府每年都有一定的奖扶资金援助,但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失独老人来说这点扶助金远不足以维持其正常生活。政府应在社会抚养费中明确一定比例用于为失独家庭购买足额养老保险、意外伤害和大病医疗保险等,解决失独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医保无法报销的自费部分要给予减免,让这一群体生存养老都有保障。同时,要建立良好的养老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在人们因为政策限制或面临生育选择时,没有后顾之忧。

2. 适当提高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标准。考虑到经济发展、物价上涨等因素,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也要动态上调,目前长沙市的特别扶助金还太低,对失独家庭的帮助很小,根据对失独家庭的走访和他们的期望,建议特别扶助金标准可提高到1000元每月,并实行全市统一标准,防止的各区不同标准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同时,每逢节假日应上门给予物质和资金慰问,对临时有困难的对象及时的救助。

3. 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精神抚慰和心理疏导,建立心理救助机制。对于失独父母来说,养老、医疗等物质保障很重要,但精神抚慰更不容忽视。因此,针对失独父母,有必要在财政支撑下,建立起心理治疗机构、社区、政府等多方共同参与的心理救助机制,并将其落到实处。要以社区为平台,组织或引导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关爱失独家庭,丰富其精神生活,解决失其内心的孤寂。

4. 为失独家庭收养子女提供便利条件。首先,政府应放宽失独家庭收养政策,为失独家庭收养子女开辟绿色通道、创造制度上的便利。同时,为愿意再生育的家庭提供生育帮助,为希望通过 “试管”生育的家庭免费提供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以便“失独家庭”能通过收养和再生育摆脱“失独”的孤寂状态。

(二)建立社区关怀机制

1. 完善社区医疗服务。结合医疗服务中心或者医药研究所,在社区设立卫生服务站点,为社区内60岁以上失独老人建立专门的健康档案,由专职助老服务员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点开展安全和卫生检查,并做好记录。

2. 为失独家庭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具体可以借鉴株洲市疾病防控中心为失独家庭提供“六心”服务的做法。对于那些不想到养老院养老的失独者,社区派专门的社会工作者到失独者家里提供慰问、聊天、陪伴等精神型服务;针对失独老人的具体困难,为他们在家务、医疗照顾等方面提供援助;以及在老人临终的时候处理好后事,让失独者“老有所依”。

(三)社会志愿者积极关注失独者

1. 失独志愿团体筹划建立稳定的失独者互助关爱平台。失独者关爱互助平台是一种为区域内失独家庭提供交流与互动的平台,失独者可以通过此平台交流情感、排解孤独、组织参与各种活动。解决“失独家庭”问题、关爱“失独父母”,只有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能打破失独家庭所陷入的痛苦内循环,从根本上给予“失独家庭”经济支撑和精神寄托。

第5篇:社会经济制度范文

关键词:医疗保险;经济社会效应;结构化;研究探析

中国经济社会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朝向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在当前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民生等词汇的出现,映射出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但发展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不断涌现。现阶段,调整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是有效解决当前居民消费需求下滑和政府投资下滑的关键所在。不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是长期以来存在并困扰着人们的问题,医疗体制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一、我国医疗保险制度

中国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老龄化进程加快,这也就意味着人口疾病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为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加强城乡构建医疗保险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为落实国家富民强民的政府,决绝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实际问题,自2007年开始,我国开始着重推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采取自愿参保原则,覆盖领域较广,涉及城镇职工和新农合群众,城镇医疗保险由政府补贴和参保人共同承担费用的形式,对于创收能力较弱的部分人群,需由国家予以补贴,医疗保险相对于新农合医疗保险的补贴力度更大。商业医疗保险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商业保险的作用在2009年的国家政策中给予了肯定,医疗保险的地位有了极大提升,其作用也被凸显出来。然而,尽管医疗保险在我国处于快速发展状态,但其产品和技术仍存在一些问题,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二、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结构化优化建议

(一)提升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提升保障能力

根据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积已达到95%以上,实现较高覆盖面的目标时,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逐渐提升,社会保障能力出现局限性,这两种矛盾对于城乡居民来说极为明显,而城镇居民的医疗费用相对于农村来说压力更大,因此,政府虽然在完成较广覆盖面目标的同时,其在以后的工作重心需几种在改变地保障水平现状等问题上。提高基本医保的支付能力,当前医保基金的结余率相对较高,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应不断提高医保的支付水平,提高医保基金的利用效率。

(二)创新医疗费用控制和支付方式

信息化对数据收集更为便利,但当前我国医疗保险在信息化的利用方面仍较为欠缺,从全国范围来说,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改革只有部分地区在实行,仍有部分地区医保支付方式为病后支付,尽管医疗保险已不断加大环节处理支付的新形势,但医疗费用上涨趋势依旧迅猛。根据当前我国费用控制和支付方式的现状,医疗机构与产品药品供应上之间应多加强沟通,建立健全谈判机制,增加购买服务机制。

(三)为医疗保险制度发展营造健康的环境

医疗保险的目的是保障居民就医能力,能有效提高国民整体健康水平,但仅仅依靠医疗保险来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经济发展对于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新医疗改革方案提出,政府作为医疗改革的领导者和维护者,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加强政府度对医疗方面的投入,引导医疗保险制度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为医疗保险制度提供健康的发展环境。政府的参与并不是全民医疗保险实现免费,仍需要参保人员缴纳部分费用,相关专家表明,医疗保险应由政府和企业、参保人共同承担医疗费用,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降低个人承担费用的比例,个人承担费用在20%以下为宜。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医疗保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和企业共同构建利于国民健康发展的环境,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国民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利益,提高国民整体健康水平。

三、结语

医疗保险制度是关系到国际民生的大问题,解决好医疗问题,能有效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减少国民医疗所承担费用,整体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们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国民的健康起到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程显扬.中日医疗保险制度的经济效应比较研究[D].辽宁大学,2016.

[2]赵玲玉.医疗保险制度的经济社会效应和结构优化研究[J].科技经济市场,2015.

[3]金湘红.医疗保险制度的经济社会效应和结构优化探究[J].中国市场,2016.

第6篇:社会经济制度范文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应顺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上,既要保证基金基本保持自我平衡,又要考虑农民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既要照顾多数农村收入水平较低的现实,又要为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在较高水平上起步留有制度空间;既要考虑现实条件广覆盖、保基本,又要着眼长远尽量避免给今后的发展和完善设置障碍;既要满足近期为农村老年人口基本养老保障的需要,又要为逐步提高农村社会养老待遇水平创造条件。因此,制度模式的设计上,应该充分考虑目前可以预见的几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一)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趋势。考虑到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许多地方已经率先通过合作经营实现了富裕的实际,因此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上,应该为已经加入到合作经济组织和已在农村企业就业的人员留出空间。一是应规定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保人员需要集体和个人同时缴费,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保人员全部由个人缴费,同时对缴费集体和参保人员个人政府给予适当补贴,以起到鼓励集体为员工参保缴费、帮助农村参保人员个人缴费的目的。二是对于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集体和个人应允许按照高标准缴费,以体现出效率原则,使先行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在年老后能够享受到高一些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等,都在加速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这个过程既可以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实现,也可以通过农村城镇化改造来实现,其结果都是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直至消除城乡差别。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将消除人员流动障碍,逐步实现人员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因此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的选择上,应尽量与现已基本完善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靠拢,为两种制度间的顺利衔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将消除人员身份限制,但是考虑到城乡收入差别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因此应该以长期居住地来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农村居民近阶段还是应该坚持保基本的原则,缴费、发放应维持在低一些的水平上运转。

(三)消灭城乡剪刀差发展趋势。解决“剪刀差”的努力一刻没有停止过,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城乡统筹重大战略思想,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强调,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等。目前部分地方的农村居民收入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消除城乡剪刀差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为此,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上,应该充分体现出效率的原则,除个人账户资金外,应该参照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计发办法,将使用统筹基金发放养老金的标准与缴费多少挂钩,鼓励参保人员多缴费,在制度模式上不留障碍,以期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逐步消除城乡参保人员在缴费和基本养老待遇水平上的差距。

(四)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趋势。从长远看,建立全国统一模式的全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不能再犯原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错误。同时,为加快建立全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进程,建议对现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使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在同一制度模式下能够接纳不同的群体,并为将来接纳其他养老保险制度做好准备。此外,建议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取消人员身份限制,允许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自愿参加,以利用现有的制度不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中长期探讨

为适应以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要求,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上,建议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为基础,同时根据农村社会实际情况对个别政策进行微调,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其主要框架应该包括:

(一)缴费基数。缴费基数为参保人员所在统筹地区上一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一点与城镇企业养老保险相同,但起点较低,符合农村社会现实发展实际。在此基础上,对有条件的集体组织和个人,可以择高于该基数的缴费基数,同时应放开最高不该超过基数3倍的限制,鼓励多缴费、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二)缴费比例。参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个体工商户和个体人员参保缴费的办法,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统一定为20%。其中: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保人员,由集体经济组织缴纳12%,个人缴纳8%;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保人员,20%全部由个人缴纳。

(三)基金管理。按照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管理,缴费的12%记入统筹基金,8%记入个人账户。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混合使用,按照部分积累的模式实行代际供养,当期征缴基金用于当期已达到退休年龄人员基本养老金发放,同时可以视具体情况将按照征缴金额一定比例的基金单独存储,预留用以缓解未来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基金支付压力。

第7篇:社会经济制度范文

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取得良好开端,2000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及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8。6%和9。2%,增长明显加快,全年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3942亿元,增长14。4%,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一阶段开发的特点是:政府投资为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成都、重庆、西安等中心城市得到较快。

中西部开发第二阶段的思路并不清楚。外部环境是什么?开发机制是什么?以计划经济为主导还是市场经济为主导?达到什么目标?

遵循22年改革开放的路径,以全球化,市场化为基本机制,主张把80年代开发深圳的模式到西部,中央政府给予大量优惠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对落后地区实施优惠政策也不违背“非歧视原则”。

为推进西部开发将增加投入,实行的优惠政策集中在税收、土地、资源、人才等方面。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扩大外商在银行、商业零售企业、外贸企业投资的试点范围;简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对到西部去的者、投资者提供入出境便利。预计国家还会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比如把政府投资变为贴息以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进行开发,承包资源给外资,鼓励人才去中西部工作等等。

但上述思路不足以解决中西部开发的基础。以全球化,市场化的优惠政策体系,是基于民间投资为主体,外向型经济,以外部需求为目标,以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企业要在中西部和沿海地区之间进行自主选择,这是投资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显然,最大量的国内外民间资本,仍旧会投入沿海地区,因为中西部的,交通,社会,文化条件,和人民收入所联系的国内市场,都不具备产生投资高收益的条件。

1999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结构有所改善,东部地区在吸收外资总量中所占比重略有下降。东部地区全年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953家,合同外资金额350.6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54.34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82.47%、85.06%和87.88%。中部地区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100家,合同外资金额41.18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12.41%和9.99%,所占比重增长了0.11个和1.54个百分点;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47亿美元,所占比重与上年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5家,合同外资金额20.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38亿美元,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依次为5.11%、4.95%和2.82%;所占比重与上年相比,合同外资金额增长0.34个百分点。

截至1999年底,在全国累计批准设立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为82.13%、88.13%和87.84%;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12.86%、8%和8.94%;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5.01%、3.87%和3.22%。其中,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累计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分别比截止1997年底所占比重提高+0.36个和 +0.11个百分点。全国吸收外资最多的5个省市是: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和山东,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55.85%、63.35%和64.25%;全国吸收外资最少的5个省区是: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0.89%、0.41%和0.38%。

很明显,如果没有国家资本和优惠政策的有效带动,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的主体,仍旧会流入沿海地区。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面积的71。3%,占全国人口的1/4,GDP仅占全国18%。至少到2010年,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仍旧会继续拉大,各项优惠政策充其量,只能够延缓差距拉开的速度而已。

盲目模仿沿海地区开发的根据之一就是“沿海地区饱和论”。

以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论”来东西部关系,似乎东部的投资很快就会饱和,加以优惠政策,民间资本被吸引到中西部来。这是严重的理论误导。

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根本不同,就是劳动力不能跨国界自由流动,发达国家的资本才会流到家来。在一国范围之内,即使有户口限制,劳动力基本自由流动,中西部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会自发流入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资本却不会自发流到中西部落后地区。即使深圳地皮饱和了,外商投资也只会到东莞,一个东莞市就可以容纳大部分企业。大连为了发展城市第三产业,以高税收把企业挤出去,但也只是挤到辽宁省的“中西部”而已。或许北方严重缺水时,重工业会向西南搬迁,这不是市场所支配的,而是自然环境突然恶化和资源枯竭造成的。

即使是北京,上海,广州,仍旧有容纳投资的巨大空间,如地铁建设刚刚开始。上海现有轨道总里程为65公里,拟建地铁11条,长384公里,轻轨线路10条,长约186公里,每年平均要建设15-20公里,需要投入资金100亿元,总体需要3000多亿元。“十五”期间,中国城市交通投资将达8000亿元,至少有2000亿元将用于建地铁。北京办奥运会,8年投资数千亿,何时饱和?

我的分析,与大多数“市场导向”,“制度改革”万能的理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中西部开发落后于东部,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够,即自由度不够;我承认制度不自由阻碍了资本由东向西流动,主要是东部综合投资环境较好,在制度和人才,思想上比西部开放。但是从投资学,要素流动角度分析,则得出相反的结论:恰恰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自由度增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才拉大了东西部差距。如果继续经济主义自由路线,比如取消城市户口,中西部劳动力会进一步流入东部地区,差距还会继续拉大。

加入WTO的作用,与市场经济的思路是一致的,大部分外资将投入东部沿海地区。

(二)中西部开发的基本

第一,以调水和移民为中心的国土整治。

中西部开发可以分为西北和西南。西北的关键是调水和开发资源。调水成功以后,可以优惠政策引导移民:将国有荒地进行规划以后,组织大批农民,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开发。开发出来的耕地和城镇的使用权,100年不变,承包给开发者。西南的关键是以政府为后盾,以大公司为主体,以国际贸易为先导,移民随后跟进,向东南亚地区发展,四川和重庆的经济入海口在印度洋,而不是3600公里以外的上海。

国家将突出重点,力争用5---10年时间使西部大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确定把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特色经济和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领域,建设好一批对西部开发全局具有关键作用的重点工程。同时选择现有经济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较为密集,沿交通干线和城市枢纽的一些地区,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黄金水道、西南出海通道,促进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的形成,在这些交通干线上重点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南水北调工程极具挑战性,建成后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三条线路,东线投资需要1500亿人民币;中线涉及大规模移民30万人。中线和东线主体工程的输水线路长达2600多公里,工程投资约2000亿元(不包括其他费用,如设备、土地等),涉及7个省市、数亿人口。西线调水如果成功,将长江水源调入黄河,经水渠通向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将沙漠变成绿洲,可容纳2亿人口。

沿着调水沿线,建立移民点。将扶贫改为移民。组织贫困农民全家边挖河,边移动。国家提供生活和生产资料。完成一定工作量以后,即在新城镇获得土地使用权和住宅。

以调水和移民为主要的国土整治,也是中西部开发的主要内容。这是和美国之间的根本竞争。20年以后的中国,究竟是依靠自己农民的劳动积累,进行愚公移山式的国土整治,造地引水;还是进口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土地和水(进口粮食的含义就是进口土地,石油和水)?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10亿人生存的根本。

解决西部缺水的另一条新的思路,认为北方干旱的原因是由于水库太多,延缓了水流速度,造成水量不足,应该从下游疏通运河与上的江河湖泊,将汛期的长江水调入黄河淮河,灌满以前的湖泊,以恢复气候。这条思路非常重要。

第二,农业,生态和环保。

我国需要用50年的时间才能使森林覆盖率达到25%左右,基本解决风沙和水土流失,投入几万亿的资金。

1.大力加强草原建设和草地保护。治理和建设草地2.2亿亩。牧草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草地生态环境预警体系和草地保护区建设。落实草地承包经营。遏制西部地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

2.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新疆优质棉花生产基地,广西和云南甘蔗、内蒙古和新疆甜菜生产基地,西南地区热带、亚热带水果和西北地区苹果、葡萄等优质水果生产基地,四川、云南、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新疆等地的优质蔬菜生产基地,云南、甘肃、内蒙古、陕西和西藏等地的花卉生产基地,重庆、宁夏、甘肃、新疆和青海等地的中药材生产基地,云南、贵州优质烟叶生产基地七大特色农产品。

3.稳步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西部地区现有耕地5。7亿亩,其中25度以上坡耕地有6600万亩,要有计划地做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

4.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

5.加快发展畜牧业及畜产品加工业。

6.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现有15度以下的耕地3。69亿亩,其中有灌溉条件的2。1亿亩,只要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完全可以保障口粮自给。

第三,提高中西部农民的收入。

我国消费水平比城镇落后10年。农村彩电普及率只有10%。同时彩电生产能力闲置一半,农民收入低下造成国内市场萎缩,而主要是中西部产粮区农村的落后。

我国有着9亿消费群体的农村市场,其潜力之大可想而知。家用电器为例,全国2。38亿个户农民家庭,家用电器拥有量达到1998年城市的普及水平,则需要1。68亿台彩电、1。8亿台电冰箱、1。7亿台洗衣机。我国农村居民实现1000亿元的最终消费,将对国民产生2356亿元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1253亿元,农业部门620亿元,第三产业478亿元。1999年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38.7%,提高到“七五”50%水平,就意味着增加3500多亿的消费品零售额,整个国民经济新增8000亿消费需求。如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城里人水平,全年消费可达到53867亿元,现存积压产品还不够用。

空说提高农民收入是没有意义的。有效的办法之一是降低基础设施价格,由于这部分价格对于富人来说微不足道,所以相对收益者总是大多数居民,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政府都以财政无偿投资于公共设施的原因,国家对于农业的支持,包括兴修水利和设施,低价提供电力亦非常重要。北京上海等城市是0。5元左右,在高收入的深圳为1--2元,全国大中城市电价平价为0。78元,但县城的电价竟然比城市高出45%,关键是下面变电站层层加价,必须全面清理。如果农村电价调低10%,彩电的购买量将大约增加342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10%;洗衣机的购买量将增加约565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50%;电冰箱的购买量将增加约214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20%。如果调低50%,低于城市,那么将有效启动农民的需求。

第四,加速农村城镇化

1995年我国人均GNP620美元,城镇化水平30%。在人均GNP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2。5%。 按照购买力平价,我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 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0。8%,我国城镇化的水平分别低于同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平均水平约12和21个百分点。

我国城镇化一直滞后于化,1952年滞后5。1个百分点,1978年滞后26。4个百分点,1998年滞后11。8个百分点。这正是我国潜力所在,也是中西部开发的重要。

城镇化的主要是现有城镇的扩大。我国有城市667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37个,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512个,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16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363个,19000个建制镇。城市数量的增加,主要是行政区划的变动结果。现有城市的54%是“县改市”设立的,建制镇的83%是“乡改镇”设立的。市镇人口增幅大大低于城镇增幅。城市数量增加2倍,建制镇增加7倍多,城镇化水平仅提高了不到13个百分点。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市镇人口增加在市镇人口中占较大比例。20年我国城镇净增人口2亿,其中,市镇人口增长0。5亿,农转非人口累计约0。6---0。7亿,行政区划变动使市镇人口增加0。8亿,在城镇化水平的增量中占40%;中小城市平均规模趋于缩小。20年来,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增加88%,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增加2。2倍,其平均规模只有17。8万人。因此,可以将现有城镇的规模扩大。

全国3000个县城,20年内由1万人扩大到11万人,增加3亿城镇人口;

216个中等城市,人口扩大2倍,平均每个城市150万人,可容纳3亿人口。

51个大城市,由50万人扩大到300万人,可容纳1。5亿人口。

37个特大城市,由100万人扩大到500万人,可容纳1。5亿人口。

共9亿城市人口,城市的扩大将产生规模效益。

20年以后,总人口至少16亿人,还有7亿,一半居住在乡镇从事经济作物和服务业,每户可分配1--2亩土地;一半在农村务农,每户可分配20亩土地。

每年3000万农民进城,大约600万户,600万套住宅,每套造价5万,连带需求5万,即有6000亿投资,需要钢产量3亿吨,我国钢铁生产能力1。3亿吨已经过剩,实际上农村城镇化只要上了轨道,全部工业生产能力还不够用。国家可以贴息,支持钢材等生产资料的生产,廉价出售给农民。只有住宅的大规模建设,才会带动家具,农用汽车,农业生产资料,电信,家用电器的需求。这是我国工业的根本出路。

除扩大城市规模以外,还可以结合调水,在中西部地区兴建新的城市和居民点。可以把扶贫改为移民,组织农民以劳动积累,自己建设城镇,自己居住。

第五,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铁路密度为美国1/3,日本1/5,复线率、电气化率、行车速度和集装箱、冷藏箱等化运输手段也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每平方公里拥有公路0。12公里,印度有0。61公里,在121万公里总里程中,国道主干线仅100000公里。

2001年国家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西部地区投资力度,加强西部地区重点工程建设,在继续搞好2000年开工的10大建设项目的同时,计划再开工12个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约3000亿元。计划新开工的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包括青藏铁路、西气东输的新疆至长江三角洲主管道工程、广西龙滩水电站、广西百色水利枢纽、内蒙古尼尔基水利枢纽、电解铝等有色金属基地建设、运七200A飞机产业化、退耕还林还草及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西部地区广播电视覆盖工程和工程。同时云南小湾水电站、塔里木河综合治理、黑河综合治理、西北和西南进出境铁路、新疆恰卜其海水利枢纽工程、煤炭直接液化和玉米制酒精工程等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也将加快进度。

第8篇:社会经济制度范文

关键词:事业单位 净资产 增设科目 管理核算

修订后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会〔2012〕22号)自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事业单位新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中的净资产是指事业单位的资产被扣除负债后所剩的余额。所谓净资产,是指事业单位的资产净值,是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一项重要的指标。新的制度增加并创设了财政补助结余、财政补助结转、非财政补助结余、非财政补助结转、以及非流动资产基金等各类一级科目,形成了固定基金的调建、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等项目,以上改变对事业单位净资产的核算以及科目设置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1.财政补助结余科目和财政补助结转管理

在新制度中,财政补助结余和财政补助结转早已不属于事业基金的计算范围内,财政补助结转和财政补助结余科目独立存在,为了相同级别的财政部门下拨资金的收支结余情况能够得到核算,清楚反映了事业单位的财政补助收支情况和如何形成结转结余的过程。

对于事业单位来说,财政补助结转结余是各项财政补助收入与其相对应支出抵消后剩余滚存的,不得不根据规定使用和管理的结转结余资金。所谓结转资金,即是当初预算已执行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或者因故未执行,次年度必须根据初始用途仍旧使用的资金,财政补助结转由项目支出结转和基本支出结转组成;所谓结余资金,即是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经完了或因故停止,当年所剩资金,所谓财政补助结余,即是财政补助项目支出的结余资金;有关单位在末期把事业支出中财政补助支出、财政补助收入的本期发生额存入财政补助结转中,并于年末对财政补助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分析,根据规定将财政补助结转余额中符合财政补助结余性质的项目余额存入财政补助结余;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支出或调入财政补助结余结转额度或资金,伴随增加或者减少财政补助结余和财政补助结转。

2.非财政补助结余与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管理

新的制度增加并开设了非财政补助结余与非财政补助结转,为了达到核算事业单位除财政补助收支以外的每个专项资金收入和各专项资金支出、每个非专项资金支出和非专项资金收入抵消之后的余额的目的,表现了除同级财政拨款之外资金来源的专项资金和非专项资金的收支结余情况。新制度的这一变化无异将财政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核算明确划分开来,可清晰反映不同来源不同用途资金的收支结余情况,保证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管,做到专款专用。

2.1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核算管理

非财政补助结转是必须按规定用途使用的结转资金,表明独立核算事业单位的专项非财政补助资金的收支结余状况,新制度主要根据创设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的核算,用来达到事业单位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的管理目标。事业单位在末期将事业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其他收入中的每项专项资金收入结转到非财政补助结转(贷方),事业单位支出中的非财政专项资金支出(项目支出)与其他支出中的专项资金支出结转到非财政补助结转(借方),年末未完成项目的剩余资金按照规定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已完成项目的剩余资金按照规定上缴或者继续留用。

2.2非财政补助结余科目核算管理

非财政补助结余由经营结余和事业结余两部分组成。所谓事业结余,即是事业单位在某一期间的非财政专项资金收支、财政补助收支以及经营收支以外的各项收支抵消后的金额,所谓经营结余,即是事业单位某一期间的各项经营收支抵消后的结余弥补曾经年度经营亏空后的余额。事业单位年末将事业结余(或亏损)转入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同样经营结余也在年末转入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如为经营亏损经营结余则不予结转。

3.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管理

新制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是指事业单位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占用的资金。新制度净资产项目取消了固定资金科目,增设了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非流动资产基金―无形资产、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等科目,清晰展现事业单位资本性支出形成的净资产占用的资金数额。

3.1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科目核算管理

新的制度在净资产项目等方米,增加并创设了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项目,以此来计算事业单位的长期投资占用资金情况。事业单位发生长期投资时,应当相应地调整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账面余额与对应的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账面余额相等。当事业单位依法取得长期投资时,应当按照取得投资的实际成本作为投资成本,长期投资增加时相应增加单位的非流动资产基金,事业单位以货币资金投资和以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其账务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事业单位在持有长期投资的期间,采用成本法核算,只有在增加或减少投资时,才调整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当事业单位对所持有的长期投资进行处理时,要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核算处理长期投资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同时要减少相应的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具体还要区别长期债券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而进行不同的会计处理。

3.2非流动资产基金―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科目核算管理

新制度对于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的核算进行了新的规范,在净资产下新设非流动资产基金―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科目,以此来清晰表明事业单位无形资产以及固定资产的真实价值。事业单位在取得无形资产或者固定资产时,以实际支付金额确认无法流动的资产基金,处于记入无形资产或者固定资产的过程中,增加以及记录非流动资产基金―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的时候,同时为了精确计算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的价值,事业单位的新制度增加并创设了累计摊销和累计折旧科目,一定时期内计算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的损耗程度,在计提折旧或者摊销时予以冲减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处置固定资产或者无形资产时予以冲销无法流动的资产基金。这样在末期的无形资产或者固定资产所占的资金根据无法流动的资产基金可以展现在事业单位的净资产中,与旧制度相比,能够真实的反映事业单位净资产状况,以及固定资产或者无形资产准确价值,避免了事业单位净资产的虚增。

3.3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科目核算管理

新制度为了加强对事业单位基本建设项目经费的管理,要求事业单位对以前年度形成的基建账并入大帐,对于事业单位已经形成基建支出,但是尚未完工的基建项目,增设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和在建工程科目,以对事业单位的在建工程项目进行会计处理,核算在建工程项目资金占用情况,末期的建设进行中的工程账面余额与相对的非流动资产基金账面余额达到一致。待到工程项目完工,项目交付使用时,有关事业单位可以适当增加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与固定资产,同时减少在建工程与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的数量。旧制度中事业单位的基建项目在投入使用之前不在事业单位的资产项目中核算,只在基建账套中反映基建项目的资产负债和收支情况,新制度下改变了这种核算方式,可以完整地反映事业单位的资产状况,降低了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的风险,使得事业单位资产管理风险可控。

4.结束语

新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严格地规制了有关核算财政性资金收支的情况,对事业单位的资产进行精细化核算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系统、完整地反映事业单位资产和净资产的真实状况。

参考文献:

第9篇:社会经济制度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福利制度;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6-0074-05

收稿日期:2011-07-18

作者简介:江治强(1976-),男,山东安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二室副主任,研究方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推动社会福利转型是培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及今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点,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应当在增进国民福利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福利制度转型两者之间实现最佳的平衡和协调。

一、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分析

经济发展方式是从经济增长方式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一些专家曾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作过研究。60至80年代,国内学者刘国光提出应通过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1995年中央在“九五”计划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我国实际出发,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概念。相比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和宽泛。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方式反映经济的运行体制、产业的结构形态、要素的配置机制、产出的分配格局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是一定阶段上实现经济发展的理念、手段和模式的总称,也是一个衡量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看,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基础,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发展目标的调整而不断地演进和发展,当与经济增长的条件和社会对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时,改变原有的过时的发展方式就成为新的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下的必然选择。因此,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是指促进经济发展从落后的、不合理的发展方式向高效的、合理的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提出,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的变化,我们对过去的经济增长及其实现模式的反思、调整和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奇迹,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发展仍然没有摆脱技术优势缺乏、创新能力不足,过度依赖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如果说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立足于我国劳动力低廉、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国内市场尚未饱和等优势的传统模式,那么在后工业化、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双重压力不断加剧,随着过去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以及发展约束的不断强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模式的弊端将不断显现,从而对经济发展能否可持续、能否全面协调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索出一条增长与发展相协调,具有发展后劲的集约化、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无疑是我国现阶段不容回避的重大战略抉择。在这方面我国仍然具有很多优势和有力条件。首先,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人力资本大国,过去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优势,如果我们能够把提升劳动力素质放在首位,加强对劳动者的就业保护和职业投资与扶持,必将使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优势。二是中国过去依靠扩大投入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工业化向中后期发展,降低了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并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如果我们能够积极适应工业化中后阶段工业贡献率逐步下降的趋势,变压力为动力,利用现有产业提供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面向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主的社会服务业,培育经济增长点,必将极大地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三是目前我国已经初步达到小康水平,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倍,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同时,我国农村还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镇常年有2300多万贫困人口靠低保金维持生活,即使是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地区,仍然有大量的特殊困难群众需要政府的救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看病、就业、住房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有着潜力巨大的消费意愿。如果我们有效实施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的内需战略,切实增强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对于扩大社会即期消费、稳定社会消费预期,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局面的形成必将十分有利。四是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呈加速发展态势,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已经刻不容缓。如果我们能把养老服务事业作为一个能够创造产值的产业来认识,积极引导和扩大社会参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增强社会的养老服务功能,对于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五是我国的发展理念正在由如何“做大蛋糕”向如何“分配蛋糕”转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在深入贯彻,这是执政和发展理念上的重大创新,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真正实践分配正义的原则,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避免的社会成本最小化,并使之在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社会成员中合理分担,确保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就不难形成良好的社会基础。

上述基础和条件的存在,正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优势,但是要将此转化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以往经验表明,单纯在经济领域谋划改革往往难以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不持续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长期缺乏社会政策的协同,过于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指标,弱化了社会发展指标,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割裂。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举措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需要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结合最为紧密的领域即社会福利领域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措施。

二、发展社会福利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结合上述分析,从长远看,应把发展社会福利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支点。社会福利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连结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两大系统的基本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旨在增进和改善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一种基础性制度。一般而言,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为社会成员免遭各类原因导致的收入损失,降低社会成员生存风险,从而确保社会合理收入差距,为社会经济转型提供基本的安全网;二是提供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改善社会成员生活质量,从而增进社会资本,确保社会再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福利制度所发挥的积极功能不仅维持着社会的常态发展,对于社会风险管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西方国家二战结束之后的社会恢复建设对此已作出了证明。中国社会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正经历着从匮乏社会向丰裕社会的转变,以及国家竞争力由资本和劳动力为主向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转变过程中,提出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从宏观上看是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人口老龄化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从微观视角看是适应生产要素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就业方式转变、家庭规模缩小、社会流动加剧等诸多影响发展方式转变因素变化的必然要求,是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目标所决定的,是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的优势和条件转化为内生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能否巩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果的关键所在。

其一,从价值导向上看,发展社会福利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之所以等同于GDP增长,偏重总量和规模,轻视资源、环境代价,带来了“有增长、无发展”、“先发展、后治理”的局面,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缺乏科学的价值导向,没有理解发展应是增进社会净福利的发展。社会福利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既包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人们衡量和判断发展成果和发展绩效的社会标准,在全社会普及这种理念并使之付诸实践,就易于树立和坚持全面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经济发展中就必然会对长远利益和短期目标作出合理规划,并兼顾数量和质量、总量与结构确定发展指标,会把减少损失看得比增加福利更为重要,从而真正使经济发展成为以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为最终目标的发展。

其二,从扩大内需来看,发展社会福利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拉动力。据研究,我国在2000年就已实现了温饱型小康[1],绝大多数家庭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而总体消费率却呈现连续下滑态势。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80年代初的67%下降到48.6%[2],从2000年到2008年的8年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57.5%下降至34.7%,消费需求拉动国内生产增加值的增速低于投资和出口拉动6-8个百分点[3],消费不足已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就长远看,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重心在于提高消费性投资的增长率。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相对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是公众承担公共事业市场化改革所带来成本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公众对未来支出普遍持有不确定性预期,这两方面原因又与我国总体社会福利事业供给不足、发展滞后有关。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养老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保障和投入直接涉及居民消费,不仅能够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直接增加即期消费,重要的是有利于稳定消费预期从而促进内需驱动机制的形成。

其三,从经济结构调整看,发展社会福利服务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而我国服务业发展却明显滞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远没有得到释放。应该说通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产品短缺问题,但是随着资源约束的加大,偏重工业和低层次的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逐步暴露,特别是造成了资源使用效益低下,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低水平建设、低层次竞争的现象难以根本遏制,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不能提供高层次就业岗位,进而又固化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导致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有关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的服务业在今后10年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可以有效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可以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4]。在这方面,养老服务业是朝阳产业,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不仅是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形势所迫,也具有极大的需求拉动效应。因此,必须优先考虑发展养老、社区服务等社会服务事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发展,以此带动价值形态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其四,从人力资本角度看,根据有关研究,目前对“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的认识已渐成共识,这很可能意味着从“十二五”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将会低于总人口增长率[4],劳动力供给将加剧呈现下降趋势,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减弱,必须加快培育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同时,随着人口供养比的提高,劳动人口的负担程度将会不断加重,对家庭提供相关服务和扶持必将逐渐提上日程。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部分人口享有的社会保障与其贡献极不匹配,并导致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亟待给予特殊关爱。因此,实施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福利政策,加强对家庭和劳动人口的保护和扶持,扩大对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特殊困难人群给予关爱,对于我国加快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看来,社会福利政策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提升民生保障的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优势和条件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突破。

三、以适度普惠为取向加快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打破了依托集体和单位的传统福利体制,逐步建立起以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等贫困群体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促进不同阶层和群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社会福利发展水平还不高,不适应满足人们对不断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只有加快社会福利制度转型,才能充分彰显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好地兑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承诺,也才能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持久的内生动力。

着眼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发展理念、经济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我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应当以适度普惠为方向,以扩大覆盖范围、拓展制度体系、完善保障功能为主要内容,推动建立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社会化的社会福利体系。为此,需要立足实际,加快把以补缺性、救为主要特点的现行社会福利改造升级为制度健全、功能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为此,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整合完善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功能。我国在概念上用“社会保障”而不采用“社会福利”来统括制度利体系,专指以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等贫困群体和特殊群体为主,以提供收入保障、物质援助和社会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制度政策体系,这是一个典型的狭义概念。在此框架和范畴之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内容上侧重于保障基本生活,具有救,在制度定位上主要为弥补市场和家庭保障机制的不足,具有补缺性。这种狭义的福利制度界定对实际社会福利供给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人单纯把民政福利称为社会福利,诸如免费教育、就业扶持、住房保障等领域的政策有福利之实却不被冠以社会福利之名,这些反映了我们在打破了单位福利体制和集体互助式福利体制之后,我国的国家福利缺乏体制上、制度政策上的整合,社会福利实践存在着严重的“狭义化”和“碎片化”问题。而实际社会福利供给由于缺少以社会福利为范畴的统计指标和运行体系,又限制了社会福利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必然要求以改善民生为取向的社会福利有一个大的发展,因此,需要在社会福利的概念界定上将狭义概念向更为宽泛的概念转换,在此基础上,通过把社会保险以及其他相关民生政策整合纳入社会福利制度范畴,为更广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功能提升提供制度框架。应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为社会成员生存提供底线性保障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与应对新社会风险相适应,有利于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梯次性制度结构,使社会福利制度功能从保障收入安全为主向以改善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提升社会生活质量为主转变。

第二,由特定对象向普惠公众拓展,逐步扩大社会福利覆盖面。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面对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事业,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推动实施高龄老人津贴、补贴制度,初步建立了儿童福利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出台使我国城乡570万“三无”老人纳入集中和分散供养制度,扶持了61.6万残疾人在福利企业集中就业并获得了相关福利服务,使17.7万孤残儿童得到了收养和院舍教养服务,社会福利事业朝适度普惠方向大为拓展。但是,从覆盖率上看,社会福利服务对象仍然以城乡“三无”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为主,社会普惠面还不广,一些需要关照的社会公众缺乏必要的福利服务。要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功能,首要任务是拓展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应在巩固传统民政福利对象的基础上,逐步将福利服务的对象延伸到所有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及问题家庭等困难人群,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平等参与权利,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推行福利项目和政策向一般社会成员延伸。大力发展以机构养老为重点的养老服务事业,通过政府补贴、机构运营方式,针对不同经济状况老人提供低偿、有偿和无偿的养老福利服务;为居家养老对象提供补贴和养老护理、医疗服务支持。对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实施就业导向性和保护性的福利服务,加快实现劳动保险、医疗、教育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向流动人口全覆盖,建立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关爱体系。建立面向经济困难家庭和特殊问题家庭的就业扶持、生活援助计划,实施针对儿童的营养、医疗和健康福利项目,以困境儿童福利制度为基础,加快建立关爱儿童的福利服务制度。

第三,以适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为目标,加快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需求相适应的社会福利资源投入机制。西方福利国家对超出经济增长速度的福利支出增长水平颇为恐惧,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重要内容,掀起了全球性的福利国家收缩计划,但是福利支出的总水平仍然占到GDP的20%左右。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足以支持这一规模的福利支出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关乎生活质量问题上选择以政府税收来支撑公共开支仍然被广泛地接受,最重要的是体现了西方福利国家在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发展转型交叠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养老金支付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面临很大压力,加之扩大对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投入也将日益紧迫,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同的目标必将依赖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福利资源和投入机制。以税收为基础的政府财政既体现政府职责也是发展社会福利的基础性资源,应按照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支出增长率的一定比例,建立并实施基本社会福利项目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稳定预算机制,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困境儿童福利所需资金。在客观评价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前提下,中央财政发挥均衡地方财政支出能力作用,完善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方式,资金分配重点向财政确有困难的地区倾斜,强化对中央专项资金的地方财政资金配套。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运营管理,切实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自我保障能力。建立政府财政扶持社会力量运营福利服务的制度,完善和落实鼓励社会资源投向社会福利领域的政策,使更多社会资源投资兴办社会福利服务事业。规范发展慈善捐赠事业,完善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管理使用,使慈善公益金全部用于福利事业,推进公益金购买社会福利服务。

第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合作机制。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模式极为重视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发挥,同时政府曾经一度承担无限责任,而市场化改革极大地弱化了市场主体责任,也放大了家庭责任,总体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有效合作不够。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日益发达、社会组织愈趋发育,政府的公共服务转型也在加快,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合作机制的条件日益成熟。政府发挥主导责任将是拉动社会福利转型关键因素,要在政策制订、规划、资金投入以及动员市场、社会参与方面发挥主导职能,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基本政策体系,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性和支撑性作用。要运用调控政策和优惠政策,引导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福利事业。要通过市场机制优化福利资源配置,增加社会福利服务效能,推动社会福利领域实现政府与市场、与市民社会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

结 语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长期任务,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有助于促成经济发展方式内生动力机制的形成。当务之急应加快社会福利向适度普惠型方向发展,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协同发展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从而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终目的与提升公众生活质量的目标相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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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Both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JIANG Zhi-qiang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