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缺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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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统农业缺点范文

科技兴农主要是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形成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对传统农业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扬弃并存的转化。它继承和发扬传统农业精华，又克服和改造传统缺点，从而把农业生产力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所谓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手段、现代管理方法基础上的农业。它的基本特征是用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工业产品装备了农业，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及土壤因素；同时，现代农艺技术通过科学试验所提供的优良品种、科学的栽培饲养技术以及科学管理方法改善了农业。随着科技兴农战略的推进，现代农业的优缺点也凸显出来。

现代农业把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也同时带来了弊端。农业生产过量的投入，不但导致投入产出率下降，而且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大量的化肥、农药等化工产品长年积累的投入，污染了环境，有益于农业的昆虫、鸟兽及微生物大量死亡；受到水污染的地方，鱼类绝迹；农畜产品有害物质的积累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等。所有这些，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和农业生产的环境。所以在运用现代农业手段推进科技兴农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开发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关系，使科技兴农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是我们应当重视的问题。

单一的开发、过度的开发、盲目的开发、掠夺的开发，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违背了自然规律，严重地恶化了农业生态环境，大自然已经惩罚和正在惩罚着我们。如果我们不能采取科学的态度，正确处理好开发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必将失去黑土、祸及子孙，丧失生存之地。农业资源是由植物、动物、微生物系统和温、光、水、土、气等非生物系统交织而成的十分复杂的生态系统。对这个系统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多目标的方略问题。既要充分利用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在较少的资源条件下获得质量较好数量较多的人们所必须的农产品；又要保护资源，使有限的资源不断增值更新，使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功能不断增强。走农业综合开发的路子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好办法。综合开发就是要坚持保护和开发并重，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

当然，保护是前提。大家知道，土地、水、森林、动植物物种资源是农业生产的自然物质基础或劳动对象，只有保护好农业自然资源，才能有效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综合开发是补偿和再生资源，保持农业生态的动态平衡，保护资源的永续利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最佳途径。生态平衡是农业生产的一条基本规律。因此，保护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保护农业的命脉—水，保护陆地生态系统枢纽—森林，保护丰富的遗传基因—各种农业生物资源，应成为农业综合开发的首要任务和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第2篇：传统农业缺点范文

[关键词]园林模式农业生态环境

一、园林模式农业及其特征

园林模式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把农业与园林相结合,形成园林化的农业,农业化的园林,突破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开发具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乡土文化和田园风光,建立起以农业支撑旅游、以旅游促进农业的模式,使农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更好地发挥。

园林农业具有农业和旅游业的双重属性,它具有以下特征:(1)生产性:提供了绿色和特色农产品。(2)观赏性:通过观光农作物、花草树木和饲养动物等,获取丰富的感官享受。(3)娱乐性:依赖一些特色作物或养殖动物区修建娱乐宫、游乐中心、表演场,供欣赏和取乐。(4)参与性:游客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能够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并在农业生产中感受到乐趣。游客们能参与的活动包括摘取农家果实、亲身体验农作物的耕种等,让游客们更深刻地了解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享受乡土带来的欢乐。此外,园林模式农业还提供住宿、度假、游乐等其它丰富的活动内容。(5)文化性:利用农业所涉及动植物的历史、经济、科学、精神、民俗、文学等文化内涵,设计丰富多彩的观光农业游览项目。例如,农业园林中的植物(尤其是稀有植物)、饲养的动物(稀有动物等)、配备的设施(水耕设施)以及传统农具展示,都极具特色的展示了农业中所蕴含的文化知识,使得游客对农业文化知识了解得更深刻。(6)市场性:园林农业可以为那些不了解、不熟悉农业和农村的城市人服务,其目标市场在城市。

二、园林模式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园林模式是农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如今园林模式农业结合了农业和旅游业的优缺点,在农业经济中是以一种快速、低耗、高效的现代农业生产形式出现,使得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得以打破,从而更好地发挥农业的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发展园林模式农业有利于农业向功能综合化转变与发展。

在传统模式的经营过程中,人们通常只重视农业的生产功能,忽略了农业协调人与自然的功能,比如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等等。而将园林模式的注入使得农业与旅游业之间有了交叉,突破了传统农业的经营形式,丰富了的旅游资源,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2.发展园林模式农业有利于转变农村产业结构,使农业逐步趋向产业化。

目前,我国农业存在着农村产业结构不平衡、农业经济效益上不来等问题。此时,若发展园林模式,肯定会使得农村的其它相应产业得到发展,比如服务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建筑行业等等,最终使得农村产业整体上得到大规模的变动。同时,园林模式还可以促进一些当地的食品、日用品、工艺品等的销售,特别是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因此,园林模式的发展有助于打造当地农业的特色产品,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

3.发展园林模式农业可以供给很多就业机会,减缓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其带来的很多问题。

由世界旅游组织的资料显示,每添加一个旅游业中的就业岗位,就可能有其它5个与之相关的就业岗位。而园林模式的开发所需要的除了开发项目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以及导游之外,还有文化、交通、服务等行业的携助,这就高效促进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兴起,使得园林模式农业强大的带动性得以展示。

4.发展园林模式农业能够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效应用和传播。

园林模式农业发展强调的是生产性、科学性、商品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相结合,把农业生产、文化教育、高端技术融合于休闲旅游之中。因此,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园林模式农业在选取和培育种子、改进栽培技术、存贮、运输等各个环节中,应该积极采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增强自身的旅游吸引能力。同时,通过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定点授课,能够大范围地提升农村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基本的生产技能,养育出具备一定科技水平现代化农民。

5.发展园林模式农业有利于农村环境的保护和改良,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我国传统农业具有历史久远、农村民俗风情文化丰富且独特的特征。随着现代农业高科技的不断发展,园林模式农业中旅游者在游览、参观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农事活动、品尝和购买当地的特产。如此一来,旅游者得到休闲和精神享受,也了解农村的风土人情,对现代化农业表面上的认识得到提高,对农村环境的保护意识也得到了加强。因此,园林模式农业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旅游开发观念,改变了传统的旅游格局,最终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

三、结论

发展园林模式农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普遍表现为结合了旅游业与农业,使得农业经济效益范围扩大,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园林模式农业改变了传统的开发方向,很大程度地发掘了现有的农村资源,从而开辟了一个新型农村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休闲时间的增加,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甚至美学观念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园林模式农业的发展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又符合农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具有广阔地发展前景与空间。

参考文献:

[1]李华芹.一种新型的园林模式——生态旅游农业[J].现代园林,2005(2)30～33

第3篇：传统农业缺点范文

关键词： 农业保险；费率厘定；气象指数

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是各级政府支持“三农”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1]。然而，在此背景下，农业保险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保险费率的厘定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农业保险大都采用作物的单产分布模型来确定保险费率。国内外相关研究实践表明，这种主观性误差过大的处理方式会带来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管理成本高、风险分散能力不强等弊端。因此，积极研究以分析气象指数为基础的新型农业保险对克服传统农业保险的弊端，保障农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数据易得的角度考虑，选取河南省开封地区为样本，来厘定小麦保险费率。在模型选取方面，本文以2002-2011年河南省开封市各县区）内气象指数的统计结果计算发生农业自然灾害的概率，以保险公司赔付率和投保农户损失率为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将评价指标转化为非线性规划问题，并求出最优解。根据最优解的取值确定较为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费率，在我国同类地区具有推广价值。

一、农业保险费率厘定的研究现状

国外在农业保险方面的研究较早，也比较地深入系统。国外学者十分重视对农作物风险评估和作物单产分布的研究，如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时间里，国外学者仅在美国农业经济杂志上就提出了六种单产分布的参数模型形式（Bailey Norwood，2004）[2]。目前拟合作物单产分布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由于传统农业保险的发展瓶颈，国际金融保险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开发了两个农业保险产品：气象指数保险和区域产量指数保险。气象指数保险是用特定的农业气象指标作为触发机制，它跟受灾后农作物的受损情况无关，无需逐户勘查定损，也不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美国、墨西哥、秘鲁、肯尼亚、印度、越南等国采用降水指数保险降低旱涝灾害对农业造成的风险；南非的苹果合作社采用气象指数保险分散霜冻带来的苹果种植风险。

目前国内农业保险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较缺乏对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行性的研究和相关精算领域的定量研究。曹雪琴（2008）认为对供需双方而言精简了运作程序，做到了相对的信息对称，这些都是传统农业保险无法比拟的。庹国柱（2008）、张哨（2008）、张惠苑（2008）等指出天气指数保险存在明显的缺点，如单一气象指数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不能准确衡量农作物的减产率，基差风险难以规避等。毛裕定等（2007）、吴利红等（2010）、娄伟平等（2009；2010）设计了浙江省橘霜冻指数保险、水稻干旱指数保险，这些产品均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与区域产量指数相结合的天气指数保险，采用的定价方法是传统农业保险所使用的单产波动模型 [3]。

新型农业保险刚引入我国不久，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进行。但是由于需要把气象指数抽象为农作物的损害程度，每个指数都有对应农作物的损益。这造成了保险费率厘定上的困难，有关费率厘定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本文正是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气象指数测算发生农业自然灾害的概率，并引入了综合评价模型，设置参数使保险公司赔付率和投保农户损失率之和最小。站在全局的角度满足保险公司、农户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以期为政府在农业保险工作方案的制定完善方面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二、农业保险费率厘定模型设定

保险费率的厘定是保险工作方案制定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纯保险费率指的是使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与其赔付支出相等时的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的厘定依据大数法则和收支相等原则。根据保险精算的基本原理，假设发生一次灾害即造成绝产，用大数法则将灾害发生的概率近似代替单位面积的损失率，进一步用收支相等原则将损失率近似代替保险费率。这里的概率P是10年内在小麦生长期间发生自然灾害的概率。

P=[SX（]10年内小麦生长期间发生灾害的总天数[]10×小麦生长期天数[SX）][JY]1）

现行的农业保险是成本保险，即保险公司只赔偿投保农户的种植成本。经调查走访，实际测算出开封地区小麦种植成本的平均值为450元/亩，而现有的农业保险工作方案中的保险金额不足以承担农户的种植成本。通过把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和保险费率作比较，可以根据二者的差距调节保险费率从而对保险公司、投保农户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权衡，进而得出合适的保险费率、政府补贴率等。

第4篇：传统农业缺点范文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们要力争在30～5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不再将这口号作为他们的目标，因而国际学术界农业现代化的声音已甚为微弱，西方已将现代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待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谈不到农业现代化。第二，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第三，在经济上，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指导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规模化、社会化。第四，资源环境良化。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最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步进行，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化。那种匆忙将农民真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美元时就拔高为“小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5篇：传统农业缺点范文

有机食品，要求在农业生产中完全不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不使用基因控制技术。它对土壤和水源也有要求，相对于“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要求最为严苛。“人类种植有机食品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食物。这是一部分人为了保护环境，自愿放弃现代农业的技术手段，回归古代的种植方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专家厉曙光教授解释。

不施化肥、不用农药，种出来的作物营养就更好吗？未必，对此英国人已有研究结论。还有口味问题，厉曙光表示，许多有机作物农场配送的蔬菜枯黄、果实瘦小，且有虫洞，一些吃了这些果蔬的买家感觉口味较差，而不是更好。

2001年一个有关苹果口味的测试结果显示：有机苹果“更甜，也更紧实”。但厉曙光认为，这个结果不能排除被测试者的心理因素。口味感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心理，它与指标分析结果会有偏差。

人们支持有机食物的很重要的理由，是认为它安全。它不用农药、化肥以及添加剂，可免受化学污染，但人们似乎忘记了：依照传统方式种植的农作物也可能遭受污染。

有机农业生产中用粪便代替化肥滋养作物，粪肥中有大肠杆菌之类，很可能滞留在作物上，特别是像西瓜、生菜、番茄、菠菜一类的低矮作物。至于现在人们普遍担心的食品添加剂，其实只要规范使用，不仅无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利于食品安全，例如经过防腐处理的肉、经过辐射处理的调料、经过消毒处理的蔬菜。需要提醒的是，许多人对有机食品“过于放心”，清洗时漫不经心，这也会加大感染细菌的几率。

为什么初衷是“保护环境”的有机农业，让多数人以为它是为“保护人”而生的？商家花言巧语，抓住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大肆宣传有机食品有益健康，而有意无意地隐瞒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缺点，正是商家的营销手段。

花大价钱买的有机食品是否物有所值，消费者不得而知，甚至连能否买到真正的有机食品心里也没底，唯一可依凭的似乎就是种植者的“良心”。“特别是当订购的人多起来时，农场为了利益能否坚持有机生产，也是个问题。”厉曙光说。

苛刻的种植标准制约着有机食品的大规模商业化。沪上知名的有机农产品供应商“多利农庄”创办人张同贵说：“建一座真正的有机农庄，光处理水土就要花费3年以上时间……”我国每年使用130万吨农药，八成以上渗透进了土壤和水中，如果仅仅按照有机方式种植，而不事先处理土壤和水，不可能达到有机标准。

第6篇：传统农业缺点范文

1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的研究现状

从研究层次看，农业生物多样性可划分为遗传多样性（品种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农地景观多样性。在遗传多样性方面，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农作物品种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作物品种多样性的研究多集中在栽培作物上，特别是对农户生计具有重要作用的物种，如稻、玉米、菜豆、辣椒等，因此导致研究的作物种类相对狭小。作物遗传多样性的方法可以采用农户问卷调查，也可以采用基因组学的方法和田野作物性状调查的方法，后两种调查的方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成本较高。作物遗传多样性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它是国家种质资源调查的重要对象，农业生产中保留的种质资源不必然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由此可以认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评价不用过多追求传统种质资源种植的面积和均匀度。国内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评估多集中在农业物种多样性。但是，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物种多样性的调查具有较高的难度。在类型上，遗产地的农业物种多样性可能包含了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等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也包含了草本、灌木、乔木等不同植被类型，农田生态系统按照作物的种类也可以分为瓜菜种植系统、果园生态系统、稻田生态系统、茶园生态系统、林下作物种植系统等等，因此增加了农业物种多样性调查的难度。另外，农业景观的斑块性特征使得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调查方法不再适用。这些复杂性造成了迄今还没有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标准。对农业物种进行调查，常见的有按照生物类群进行研究；按照用途进行研究；按照社会组织单元进行研究等。典型的做法是把农业生物多样性按用途划分为粮食作物、蔬菜、果品类、畜牧业养殖类、水产养殖类、药用类、观赏类和用材类，在该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还有森林子系统、村落子系统、梯田子系统和溪流子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在每一子系统中又区分了动物多样性、植物多样性和微生物多样性。此种方法的优点是比较简便地了解到系统存在的物种类型，但是由于农业物种多样性是由农业物种种类的数量以及均匀度决定的，物种数不能反映农业物种多样性的大小。另外，这种调查方法不能评价特有种、濒危种等农业生物类型。长期以来农业生物的栽培和管理都在农民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相关的农业生物资源也掌握在农户手中。农户之间的经济状况、生产管理方式和农业生产技术差别导致了农户管理的物种多样性的差异较大。农户管理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社区、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可以认为，农户水平的物种多样性是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和就地保护的基本单元。农田生态系统的管理强度较大，人为影响很大，采用户级水平的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方法效果更好[1]。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中，进行的多是户级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调查技术包括农户选择，样地选择，实地调查。对于物种多样性核心资料的搜集有直接关系的用词包括：土地利用阶段、土地田野类型、样区、样方、镶嵌样地、单一物种的数量、物种丰富度己取样频率。资料分析上最有关联的用词包括均匀度，物种多样性，以及相似度指数。资料分析的方法包括土地利用类型物种下相似度分析和管理多样性分析[1]。从定性到定量化的研究过程中，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计算基本都是按照自然群落植被生物多样性的计算方法，考虑自然植被群落的丰富度、均匀度和生物多样性，出现了10多种评估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指标：Margalef指数、Gleason指数、Pielou指数、PIE指数、Audair和Goff指数、Simpson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等。也有一些以指标赋权的方式把这些指数综合起来形成了物种多样性综合指数[2]。农业景观中，农田及周边的沟渠林路、灌丛、荒草地、果园、庭院等半自然生境构成的复合景观维系了全球约50%的野生濒危物种[3]。但是，国内对农田边界景观生态功能的研究还比较少。在农业文化遗产筛选标准中，农业景观的价值已经得到充分的阐释。但在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中，农业景观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农业景观被认为是农业美学景观的现象依然存在。实际上，农业景观多样性具有多种功能，景观中的自然和半自然生境的多样性有利于保护害虫天敌、促进病虫害的综合防治；传统农业景观，由森林、草地、水域等组成自然和半自然生境所占面积高，并与农田构成复合的农业景观，为生物提供更多的栖息地类型，使生境专一种和生境泛化种都能占有合适的生态位；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能够提升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和提高作物产量。不同的生境类型维系了不同生物群落类型，并且生境多样性的测量方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参照对非自然生境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可将农业景观分为点要素、线要素与面状要素。按照这种分类标准，农业生态系统中点状要素包括池塘与其他公共基础设施等；现状要素包括道路、树篱、墙壁等；面状要素包括草地、水域、灌木林、自然林等。郭辉军等[1]把农田复杂景观的调查建立在不同土地利用阶段内进行，样地面积的确定可以综合采用最小面积法、权属边界法和标准样地面积法等。郭辉军[1]认为户级水平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通过归纳和总结，可以形成景观水平和社区水平的农业生物多样评价结果。实际上，农业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是不同的概念，景观多样性不是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物多样性的简单集合，尤其是在调查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上，户级水平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和景观多样性调查具有明显的区别。

2影响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因素

在多样的生态条件下，经过自然或人工选择，农业文化遗产地形成了丰富而稳定的适应性农业生物种质资源。这些农业资源与人类生产活动的关系密切，易受人类文化、民族习俗、耕作方式和经济方式等变化的冲击。在一些地区，育成品种或杂交品种不能完全适应当地的多种生态条件，原有的传统农业生物资源因此被保留下来。但在粮食需求的压力下，现代育成品种被广泛种植，传统遗传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冲击。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快速减少与农村文化多样性的丢失有关，传统作物也会因文化的传承而被保留下来，如在云南当地的节庆和婚丧嫁娶惯用老品种祭祀和庆祝。在农业多样性形成的过程中，农户是管理的基本单位，也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改造者，他们的文化特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地景观和农业生态系统。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农田生态系统或农业景观中的生物多样性降低都和农业集约化的种植方式以及传统农业管理技术的消失有关。一方面，农田农地的过度开发、田块的规模化经营、乡村沟渠路面的过度硬化导致了农业半自然生境的减少或消失，世界范围内45%的稀树草原都转化为农业用地，70%的草地以及森林被开垦成农田。另一方面，农业集约化管理过程中对高产和稳产的过度追求，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导致农业景观均质化、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减低；集约化的农事管理中大量使用的农药、化肥造成农业环境质量急剧降低，直接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4]。农业的集约化经营通常导致自然生境破碎化，使得农田和般自然生境、自然生境变成相对离散化分布状态，减少了农业景观的复杂性。破碎化的自然生境不仅减少了某些物种的丰度，还会影响物种之间的关系及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农用土地向低级、简单的生态系统退化，空间异质性减少。另外，农用地闲置或撂荒均会导致某些生境类型的消失，进而会威胁生物多样性。

3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是保证我们现在以及将来能够获得和应用这些农业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相关的技术。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对其进行保护就比自然生物多样性保护要艰难得多。对于农业遗传生物资源，我国很多科研单位进行了作物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和迁地保护等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多为种质资源的搜集和保存，而且局限于少数农作物的种类和品种，对半栽培、采集利用的野生物种开展的保护工作相对较少。动态保护的理念下，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还是强调就地保护。就地保护是由农户以储存的种子或繁殖材料为基础进行农业生产和管理的一个过程。目前在大部分地区，就地保护对多数传统品种、野生近缘种来说仍然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我国建立了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通过这种自然保护的形式对野生植物进行保护。但也存在缺点：第一，保护的目标物种较为单一，保护的投入相对较大；第二，除了对少数野生近缘种有效外，对栽培品种、半驯化品种等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数物种是无效的。就地保护的另一种措施就是扩大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多样性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提高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手段，例如庭园系统可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蔬菜、观赏、药用、材用植物，被认为是野生植物的避难所，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也是野生植物向栽培植物进化的重要试验地。庭院管理者会从周边野生环境中引入半栽培植物，以较小的管理强度保护了很多的生物多样性。非作物生境或半自然生境类型，如林地、田块边缘区、草地、灌木篱墙等，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异质化空间，这些非作物生境可以作为捕食性昆虫、传粉昆虫等动物的避难所，有利于它们迁入邻近的作物生境中对害虫起到调节和控制作用[5]。因此，对农业景观重构和提质，不仅可以提升农业天敌害虫调控、水土涵养、授粉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还可以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加粮食产量的目标。国外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来保护农田边界,欧美国家就采取了很多农业景观保护的具体措施，如将少部分农田建设为保留地，用于小片林地、坑塘湿地；鼓励种植作物的多样化和种植模式的多样化，鼓励间作套种、发展农林复合经营；建立农田边界缓冲带种植；保护传粉动物、害虫天敌的栖息地和生境。2005年欧盟就开始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增加生态补贴，以生物多样性为保护目标的高价值农田占到农用地的20%。虽然我国在退耕还林还草、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进展，但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进展缓慢。在我国有一些支持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如鼓励立体种植、间套作、野生动物廊道建设、防护林建设等，但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其他方面，如缓冲带建设、带状耕作、保护性耕作、植物篱种植、植被屏障建设、农田边界建设、农田植被提升、河流缓冲带、农地灌丛管理等，还没有产生综合的农业景观保护政策。

4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议

就农业遗传多样性和农业物种多样而言，对其就地保护最基本的动力来自自我消费价值和市场价值。就经济价值而言，如果传统作物的产量及价格得到提高，市场价值通过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增值作用而提高，那么受到直接利益驱动下农民会主动种植传统作物。因此，允许对传统品种、半栽培种、采集和管理物种进行提高品质和产量，可能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定的作用[6]。结合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对调查出来的物种及相关的传统技术，可进行有规划地开发利用，通过建立规划区和博物馆等，发展生态旅游业，提高相关传统资源的利用，以便扩大传统农业生物资源的市场效益。就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而言，农业文化遗产地可以借助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开展以下保护措施：(1)开展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和评价。需要建立综合评估农业文化遗产生物多样性特征的方法，识别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完善现有的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体系，定期获取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保护发展措施的影响；探索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和属性数据变化形成预警机制。(2)开展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建设技术示范区。在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过程中，强调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并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重要标准。鼓励对遗产地居民维持、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要鼓励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包括与生物多样性紧密相关的社会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研究。对于景观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地区，可以在研究其维持的机制的基础上形成示范。(3)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开展生态补贴，提高管理者、农户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和功能的认识。探索不同管理情景下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推动基于农业生物多样性长期价值的深入研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重点研究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协同，使利益相关者都能够从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受益。另外，积极探索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第7篇：传统农业缺点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刘易斯转折点；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1-0022-10

一、引 言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出现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民工潮”现象。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沿海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使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迅速，为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2004年之初，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发达地区出现大范围“民工荒”现象，随后，“民工荒”开始由南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蔓延，内地一些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缺工现象。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不断扩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出现了结构转型。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72年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1979年又发表了《再论二元经济》，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模型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刘易斯模型，由于模式相同，人们合称其为刘易斯－费一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 Model)。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即在第一个阶段，非熟练劳动者是充裕的，故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现代部门能在现有王资水平上得到它想要的全部劳动力。当传统部门的变化开始影响工资时为第一个转折点，拉尼斯和费景汉称为短缺点(shortage point)，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开始转正，工人的工资水平逐渐提高，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开始争夺劳动力，推动现代部门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涨；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拉尼斯和费景汉称为商业化点(commercialization point)，此时经济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完全消失。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提出后在经济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由于他为发展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于1979年同舒尔茨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Todaro指出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他把预期收入引入二元经济理论，提出了Todaro模式。日本学者南进亮探讨了日本的后发优势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提出了判断通过转折点的5个标准，认为日本1960年前后为刘易斯转折点，并对日本通过转折点的过程进行了研究。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由于体制改革、政策、人口结构等因素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色，但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存在很大分歧。我国学者也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进行了大量研究。蔡防从经济增长、人口变化、劳动力转移、市场发育、宏观经济周期、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建设等角度的观察与研究中，发现并论证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中国逐渐消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提供种种证据来论述在中国已到达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的阶段性变化。李月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张晓波等基于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蔡防等的观点引发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和国际机构认为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只能是短期的、暂时的，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例如樊纲)，主要的争论和分歧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是否短缺以及剩余劳动力空间的大小。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中国确已出现。

二、刘易斯转折点理论

从现代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实际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的变化可以说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劳动量(L)，纵轴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Q)。OW是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0S代表传统部门的平均实际收入。WN1Q1代表最初阶段的剩余，OWQ1L1L代表最初阶段支付的工资总额。由于现代部门把部分剩余投资于创造新的资本，资本存量增加并且使得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向右移动，达到N2Q2的水平，此时剩余和就业都增加了。现代部门继续投资推动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进一步移动到N3Q3，只要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中现代部门就能够利用这种劳动力优势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Q4点(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此时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再为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在部门流动的机会成本增加，因此如果现代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会得到传统部门足够的劳动力供给。

日本学者南进亮指出刘易斯转折点模型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仅以非熟练劳动力为对象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熟练劳动力。类似于工程师、机械修理师、研究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劳动供给在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有限的。

2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资本密集型部门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适用性是以二元结构存在为前提的。而现代部门又可以划分为劳动密集型部

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两者的区别是后者采用了先进技术，因此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要比劳动密集型部门高出很多。

但是，根本的差别是两个部门的劳动力来自不同的劳动市场。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是相同的。因为劳动力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工资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倾向于均等。与之相对应，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劳动力与传统农业部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且由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和劳动需求价格都比劳动密集型部门高得多，因此这个部门的工资也比较高。由于这种原因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资本密集型部门。本文为简便起见，现代部门指资本密集型部门。

3　转折点不是一个时点

尽管在理论上刘易斯转折点被定义为一个时点，但是作为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它有可能持续数年，因此很难用一个特定的时点或者一年来标记它。

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可以看到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期间经历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因素造成的冲击，但是从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就业的恢复和进一步扩大十分迅速，继续大规模吸收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大幅度推进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因此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发生着改变。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收和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是否使得中国已达到刘易斯的第一转折点，进入第二阶段，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否正在逐步改变，以下本文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的变化这三个方面进行检验。

三、农业发展与刘易斯转折点

1　农业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及中国农业劳动力状况

刘易斯模型只描述了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展过程，而对农业的发展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给出分析，拉尼斯一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阐述了农业的发展过程，如图2所示。图2中横轴OL表示农业劳动量(L)，纵轴OY表示农业总产出(Y)。OCPA表示农业部门总产出曲线。可以看出，该曲线由两个形状不同的部分组成：曲线OCB部分，表示随着农业劳动的增加边际生产率递减；BA部分是水平的，表明劳动力增加对总产出没有影响，即劳动的边际产品为零。因此把L1L部分的劳动从农业中抽出对农业产量没有影响，拉尼斯和费景汉把体现这部分劳动的农业劳动者称为“多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r force)。L3L1的劳动力边际产量虽然大于零，但是却小于平均产量，因此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的工资不是由边际产量决定，而是由平均产量(即OA／OL)决定，这种工资是一种分享形式的工资。当现代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只要支付给农业部门工人的工资略高于平均产量的工资就能吸引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人现代部门。

但是一旦劳动力转移达到L1后，如果劳动力继续转移的话，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大于零，按照刘易斯的定义，可以把B点看成经济发展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经济到达这一转折点后，如果现代部门想继续吸引农业劳动力，那么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就必须上涨，因为该点之后劳动边际产量大于零，劳动力如果继续转移则农业总产出就会下降，农产品价格会上升，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增加，如果实际工资不增加，则现代部门将不能吸收到足够的劳动力。

由于在L3点之前农业的劳动边际产量其曲线CBA的斜率小于农业的平均产量(即OA／OL)，农业劳动力继续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发，农业劳动力将继续转移，直到转移到L3点，C点表示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平均产量，即C点的斜率与OA的斜率相等，农业和现代部门的工资都是由相同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经济发展到达其商业化点或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从越过第一转折点到迎来第二转折点期间，劳动力顺利转移要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保证。

本文首先通过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和收入的变动情况来考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图3显示中国农业的从业人数在2002年前基本保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而2004年后则表现出大幅下降的局面，这一下降状况成为以下分析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大幅上升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农村年人均纯收入是农村居民总收入对农村总人口的平均，用来衡量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不合适的，但是由于没有中国农业劳动力平均工资的数据，本文采用近似的方法来估计。

农业年人均工资＝(农村人均年纯收入x农村人口)／农业从业人数

并利用农村消费价格指数(1991年＝1)除去价格因素计算得到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图4是1994-2008年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从图4可以看出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1997年前有一段快速增长，这是由于政府1994年和1996年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的定购价水平，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随后1997-2004年增速较为缓慢，2005年之后，由于政府实施减免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等各项惠农政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开始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农业工资的快速提高也意味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则现代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招工的工资也要有相应的提高，否则农民就不会选择外出打工。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中国已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

2　通过农业总产出曲线验证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根据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定义，在第一转折点之前由于农业部门存在过剩的劳动力，这个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等于零甚至为负，在第一转折点之后大于零。因此，通过计算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的大小可以判断转折点的存在以及它的时期。

本文使用1994-2008年的农业数据估计农业总产出曲线，其中总产出曲线模型的形式为：

Y1=a1+a2Lt[a]+a3(Lt[a])2+a4St+a5GFt+εt(1)

其中，Yt[a]、Lt[a]、St和GFt分别表示农业实际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播种面积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实际值的时间序列。得到估计模型(2)：

其中，εt为误差项，在方程(2)中播种面积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实际值的短期乘数都为正值，表明播种面积每增加1 000公顷，农业实际总产值将增加0.47亿元；而财政的实际农业支出增

加1亿元，农业实际总产值将增加2，64亿元。因此增加播种面积和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都能有效地提高农业产出。方程(2)可以求农业总产出曲线的极大值点，通过计算发现极大值点出现在2005年。进一步根据方程(2)计算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农业劳动平均产出，计算结果由表1给出。

由表1可以看出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变化与图2中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的变化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农业的人均实际工资与平均产出相对应，依然是一种分享式的工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在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已越过图2中的B点，达到P点。如果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将会影响农业的总产出，即劳动力的变化开始影响工资，则根据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定义，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应在2005年后出现。

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与刘易斯转折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大批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截止2006年，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规模为1.32亿人，其中80％进入城市就业。然而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低，就业环境差，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进入公平流动阶段。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如开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21世纪以来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2010年初的调查显示，约四成企业用工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方面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社会地位得到基本尊重，工资增速加快。2003年以前，农民工工资水平在近10年时间基本没有变化，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2004年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预示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已经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或者说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正在消失。由于农民工一般为非熟练工人，大多数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显示，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0.3％，其次是建筑业占17.1％，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供给问题。笔者分别使用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和从业人数，构建劳动力供给模型，模型形式为：

其中，w1表示平均实际工资，L1表示从业人员数。

1　制造业劳动供给曲线

我国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主要源泉，是工业化的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为我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是近年来劳动者工资不断提高，且制造业中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对劳动力工资的变化最敏感，因此本文分析制造业的供给曲线，来说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利用制造业2001-2008年的数据估计模型(3)，模型估计结果为：

其中，w和L分别表示制造业的人均实际工资(元)和全部从业人员(万人)。方程(4)中L的平方项为正，说明制造业劳动供给曲线也是凹的。图5是根据方程(4)计算的制造业供给曲线斜率曲线。由图5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斜率变化和建筑业类似，尤其从2004年以后曲线斜率增加较快。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曲线迅速向上倾斜。

2　建筑业劳动供给曲线

建筑业是我国的支柱性产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业的发展空间也在上升。特别是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和扩大就业的过程中建筑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建筑业从业人数的增加。为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建筑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贡献。因此在我国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分析建筑业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有利于了解我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总体情况。

本文利用1999-2008年建筑业的数据估计模型(3)，估计结果为：

其中，W和L分别表示建筑业的人均实际工资(元)和全部从业人员(万人)，方程(5)中的平方项为正，说明建筑业劳动供给曲线是凹的，即与图6的形状一致，后期向上倾斜。图6是根据方程(4)计算的建筑业供给曲线斜率曲线，由图6可以看出1999-2000年建筑业供给曲线的斜率略微下降。反映在经典的供给曲线上为劳动供给曲线变得平坦，可见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说明这段时期内劳动力的供给是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流动具有盲目性。进入21世纪后，由于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对非熟练工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工资开始了缓慢的增长以吸引足够的工人。由图6中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建筑业的工资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够的工人，即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明显的向上倾斜。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但是城市当时的发展不足以吸收如此多的劳动力，并且由于农民工外出打工，背井离乡，没有保障，多数农民工的家庭负担较重，因此农民工的就业积极性特别高，即使厂商支付较低的工资，只要工资比在农村的收入高，并且能够弥补外出打工的其他成本，他们也愿意接受工作，而不是返乡或者是选择失业。随着我国摆脱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迅速发展，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转移的增速下降，2005年后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劳动力供给的增加需要靠增加工资来支撑，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开始影响工资。意味着2005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市场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短缺点)，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我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劳动力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五、基尼系数与库兹涅茨曲线

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在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中，探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理论”。库兹涅茨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基于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进行的。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库兹涅茨设计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农业部门，另一个是非农业部门，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结构变化对收入差距变化产生的影响。这种分法实际上相当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虽然库兹涅茨分析的经济发展过程与刘易斯模型不尽相同，但是库兹涅茨接受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框架，因此，不管从理论上还是逻辑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的拐点应该出现在同一时期。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中国统

计年鉴》中城镇、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可支配收入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

1　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由洛伦兹曲线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本文采用下梯形法，利用不同收入组的数据分别计算了各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农村为纯收入)的基尼系数。

城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是从总收人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得到的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能够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是用从总收人中扣除税收、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后的收入计算得到的。

由于没有全国的居民收入水平分组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收集到的2002年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在全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93％是城镇居民，7％是农村居民；而在收入最低的10％人群中，城镇居民只占1.3％，农村居民占98.7％”。因此，本文将全国居民收入分为8个层次：首先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作为全国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然后将剩余人口分为6组，计算全国混合基尼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全国、城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都是在2005年前扩大，在2005年后开始缩小，即在2005年分别达到0.421和0.354，但是200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却又上升到0.445。农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是持续上升，2005年达到0.347后，略有下降，但是2008年农村基尼系数上升到0.349。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2-0.3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0.3-0.4为收入差距较大；0.4-0.5为收入差距很大；0.5以上则为收入差距悬殊。由此可见，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全国的收入差距，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所减小，但是2008年又达到0.445，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说明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农村的基尼系数处于上升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然而城镇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此时城镇和农村开始争夺劳动力，这恰恰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域。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总体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是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依然是我国的首要任务。

2　城镇的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在图7中用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某些指标(通常为人均产值)，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则这一假说所揭示的关系呈倒U形，因而被命名为库兹涅茨曲线。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化轨迹是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上升，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转而下降，呈倒U型变化。库兹涅茨转折点就是收入分配开始改善的转折点。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分别利用城镇基尼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期间：2001-2008年)画出库兹涅茨曲线图形(如图8所示)。

从图8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2005年)达到峰值，虽然由于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城镇基尼系数有所上升，但整体仍保持下降趋势。2008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为0.445，说明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各个阶层的影响差距较大增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提高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报酬也有较大提高，促使中国城镇2005年后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这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现的时期基本一致，从侧面说明我国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即二元经济发展第二阶段。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等角度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论证和检验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认为中国在2005年后确已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本文的结论是：

首先，由农业总产出曲线计算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在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说明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正在提高，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应在2005年后出现。

其次，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供给模型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够的工人，即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说明我国劳动力从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意味着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劳动力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最后，为了验证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可支配收入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认为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全国的收入差距，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所减小，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进一步从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 000元以上(2005年)达到峰值，并保持下降趋势。从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

综上所述，中国已在2005年后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区域，这一阶段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标志着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进入了加速阶段。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收入分配公平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还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应加大实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8篇：传统农业缺点范文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人口;劳动力;劳动力流动

一、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与劳动力特征

(一)人口增长非常迅速

西方学者按照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关系,将人口增长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出生率仍然很高,但由于死亡率开始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提高;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人口死亡率继续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相当高;出生率和死亡都很低,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很低,甚至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尚处在第3阶段,出生率较高,死亡率较低,人口增长迅速。据世界银行有关资料,1980-2008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口增长率高达2.1%,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仅为0.7%。

(二)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

人口学家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3种类型:年老型人口、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2008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低收入国家为36.5%,而高收入国家为18.3%。不过在一些人口控制工作推行较早、措施较为得力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导致少年儿童比重逐渐降低,人口年龄结构已从年轻型转变为成年型,并正在向老年型转变。

(三)人口城市化速度较快

人口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平均每年以2.4%的速度递增,超过同期发达国家1倍。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发展更为迅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已上升到38%。

(四)人口素质普遍不高

由于医疗保健条件、营养状况和文化教育状况等方面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素质较低,婴儿死亡率仍高于发达国家,而平均预期寿命则低于发达国家。除此以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二元性,即存在着城市和农村两个运行特点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这是二元经济结构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具体表现。还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成3个部门,即城市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村就业部门。城市正规部门一般由政府和大型企业构成,往往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并提供稳定的就业,但就业机会少,申请者众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则是由个人或家庭所有的小企业构成,劳动力密集,技术层次低,它提供正规部门所不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有时也与正规部门竞争,就业岗位容易获得,但工资比正规部门要低得多。由于进入容易,这个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往往处于均衡状态。在农村就业部门,就业对家庭成员而言,主要不是为了获得工资,而是为了获得家庭企业管理中的一份产出。

农业和其他初级产业部门就业人口比重较大,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这个比重也越大。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仍在50%以上,少数最不发达的国家甚至达到80%以上。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将会逐步下降。

劳动力增长迅速。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较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必然导致劳动力增长迅速。据世界银行估计,1960-1970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为1.8%,1970-1980年上升至2.2%,1980-1990年仍保持在2.2%,1990-2007年略有下降,为2.1%,而同期发达的工业国的增长率分别仅为1.2%、1.2%、0.7%和0.5%。

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很低,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极低。其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一般是充足的,甚至可以说是无限供给的。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必将使得这些部门工资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克里希纳(R.Krishna)的研究颇有影响。他把发展中国家的失业分为两种:公开失业和非公开失业。公开失业定义为零工时零收入,非公开失业则包括4种计量标准:在时间标准上,劳动者在一年中劳动的天数或时数低于被定义为充分就业的天数或时数;在收入标准上,劳动者在一年中获得的收入低于某种必要的最低额;在意愿标准上,劳动者愿意工作的时间大于其目前工作的时间;在生产率标准上,劳动者从目前就业中撤出来而不减少产出。总之,如果符合这4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这个劳动者就可以被视为处于非公开失业状态。

爱德华兹(E.O.Edwards)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综合考察,对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类型做了类似的划分。一是公开的失业。这类失业包括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自愿失业是指能够胜任某项工作的人拒绝考虑这种工作而暂时处于闲置状态,非自愿失业是指积极寻找工作但仍无工可作的劳动者。二是非公开失业,指发展中国家除公开失业之外的其他各类失业的统称,具体包括以下类型;就业不足型失业,这类失业者是指那些实际工作时间少于他们能够并愿意工作时间的劳动者;伪装的失业,是指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的就业者,如果从总就业中撤出一部分劳动者而不会使总产出减少;隐蔽性失业,指有些人因无工可做而选择非就业的活动;提前退休而引致的潜在失业,在不少国家,尽管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但退休年龄却逐渐下降,这主要是为更多的年轻人创造就业和提升的机会;健康受损引致的潜在失业,指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可以作全日工作的劳动者,由于营养不良和卫生保健状况较差而使其不能全日工作;无效率生产引致的潜在失业,本来具有生产性的劳动者,因补充性的物质资源不充分,生产率极低,生产出的产品甚至还不能补偿他们生活必需品。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失业范围要广泛得多,类型也更复杂多样。

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最“头疼”的事情,其严重性首先表现在城市公开失业方面。表面上看城市公开失业率不算太高,但其发展趋势却呈现稳定上升的势头。其次城市和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非公开失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非公开失业能常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城镇非正规部门。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非公开失业率大约在20%以上,再加上公开失业,实际的失业率大约在30%左右。导致发展中国家存在如此严重的失业问题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极度不平衡所造成的。但进一步从供给方面看,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劳动力迅速增加则是产生严重失业的主要原因;从需求方面来看,除了人均农业资源、特别是人均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较低所致。

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失业问题有两种思路:减少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力需求,从供给方面来看,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最根本的措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可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但是一般有15-20年的滞后期,这意味着降低人口增长率是减少劳动力供给的一个长期战略。要在短期内减少劳动力供给还应该在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上做文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通过发展教育,提供更多的就学机会来降低年轻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有相当大的潜力。然而,劳动力供给的调节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失业的重点应是扩大劳动力需求。在论述就业扩展与失业治理时,发展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以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失业问题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和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早期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也不能作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的政策依据,要解决其失业问题,需要实施全方位的就业扩展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城乡经济平衡发展,即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这是解决农村非公开失业的重要措施。消除价格扭曲,即通过消除劳动和资本的价格扭曲来扩展就业机会。选择和开发适用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短缺。因此应该尽量选择那些使用劳动力多、资本少的技术进行生产。增加出口,特别是选择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措施。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及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来缩小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对缓和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入城市所带来的城市就业压力,减少城市公开失业,也有很大意义。

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

在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或者说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进行过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理论模型。

(一)刘易斯模型

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看,它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第一个理论模型。在二元经济中,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只要工业部门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农业剩余劳动力将由农村源源不断地注入城市,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固定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它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其劳动力供给相对于需求来说是无限的。随着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从而可以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发展中国家也就完成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

(二)拉尼斯-费模型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G.Ranis)和美籍华人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认为,刘易斯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剩余产品增加是农业劳动转入现代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为此,他们根据农业和工业两部门发展的对应关系把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为3个阶段:

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阶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显性失业人口,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他们可以由农业部门流入城市工业部门,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

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由于在农业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的过剩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会继续流入城市工业部门,而农业总产量却不能与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同步增长。粮食的短缺必然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上涨,因此,工业部门不得不提高工资。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转变点被称为“粮食短缺点”。

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而是按照边际生产率分配原则取得收入,这意味着传统农业已转化为商业化农业。因此,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点被称之为“商业化点”,由此开始进入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二元结构特征消失。

参考文献:

1、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高树华.我国二元经济的转换及人口问题[J].山东大学学报,2008(2).

3、成方.论我国劳动力与人口关系[J].湖南大学学报,2006(3).

第9篇：传统农业缺点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农村金融；经济改革

1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1.1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可能性。互联网竟然目前在全国飞速发展，农村地区也不可避免的被互联网金融所影响，互联网金融中拥有很多新型产品，多种多样的新服务，可以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补充，这对农业生产，农村发展，还有农户的生存方式做出来巨大的改变。但是在享受机遇的同时也会遇到各种挑战。农村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出现且因农村的落后经济政策而和互联网金融的新型经济政策最难融合，所以收到更严重的挑战，如果想要让它良性持久发展,就要积极的对其进行鼓励，从经济上，政策上进行帮助,加快互联网经济体制在农村的落成、并帮助其占据主体地位增加业务范畴、完善监管机制等;持确保持续快速的推动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建设务必在高速建设的同时夯实必不可少的基础发展，基础才能决定上层，保证今后的持续发展。1.2互联网在农村金融中的使用可能性。传统架构的农村金融体系是不完善的，有缺点的，而互联网金融可以有效帮助农村金融来补全这些劣势和短板。近年来，在国内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和国家政策的重视下，农村金融服务已经在不断的发展，可是仍然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农村金融服务存在巨大的缺口，这是互联网金融进入农村金融、改善农村金融的最佳时机。互联网金融依靠本身的网上便利和移动端的支付方式，可以解决农村设施条件不方便的问题，并且可以有效降低成本，解决掉农村信息流通不便，资金运行效率不高的问题。农村一般硬件设施稀缺，通过互联网金融可以加大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积，便捷农户。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进行对商品的销售，订单的跟进，资金的直接处理可以大幅度减少农村资金周转速度，有效缓解农村信息传递不便引来的损失，互联网金融依靠自身独有的优势，与传统农村金融开展竞争合作，为农村信贷新格局的形成提供支持。再加上大环境下城市市场的趋近饱和，各大金融商家都纷纷表示出与农村金融合作，或直接下伏到农村的情况，例如“村村通”“大北农”等服务于农村的服务内容。以阿里巴巴、京东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都从农村展开了信贷、低农融资产品等。1.3农村互联网在建设中的阻碍。（1）违约风险较高;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是没有直接交易，违约系数大，没有信用度的问题，违约率比较高，容易产生诈骗，非法集资等问题。碍于监管力度和监管方式的问题，不能完整的处理很多非法问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短期投资、高额回报”等口号进行虚假宣传，吸引一大批客户投资其虚假项目建设、金融产品，然后卷款跑路，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2）农村征信体系不完善：在网络金融中，虚拟性太高，没有良好的个人信用凭证，尤其在农村，没有信用资料的保证是基本态。存在严重的漏洞，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无法追究到人，不能确保良好的售后服务，残次品不能退换也是常态。（3）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在中国很多农村地区，互联网并不发达，农村设备缺乏，没有网络这个基础，之上的互联网金融更不可能好的融入农村，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而成的新金融模式，必须大力发展农村互联网建设才能建设农村互联网金融。其次农村居民没有互联网操作能力，不能进行对互联网交易正常处理，这是推动农村互联网金融建设的一大难题。

2如何促进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2.1鼓励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非常迅速，这传统农业经济的冲击非常大。政府无法对传统农业经济造成冲击的互联网金融进行限制。而且，还应该鼓励，因为竞争与合作本就是一体的，强烈的竞争才能推动发展，发展离不开合作，合作共赢才算最佳的选择。政府应该积极鼓励互联网金融融入农村，带动农村金融的发展互相弥补，补全农村金融的不足处，加速农村金融的发展。提高农村金融资本的周转速率，从而加快新农村建设，富于人民。2.2加强监管。政府在鼓励共同发展的同时，一定要主要监管，农村金融市场监管力较差，在新金融模式对其冲击的同时容易发生混乱，需要政府严格进行监管，实行机构信息公开化，规定互联网金融企业按时上交相关时期的财务报告等。2.3完善农村金融的征信体系。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回到金融体系中来，客户的信用评价仍然是贷款发放的重要依据。我国农村征信存在缺陷，信用数据采集过于狭窄，难以全面反映征信对象的真实信用状况。完善现行征信体系需要借助互联网的大数据模式，积极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征信体系，充分利用线下农村地区本土金融机构的人员网络与信息优势，联系线上信息平台的构建，实现“线上线下”征信体系的有机结合，分别发挥其优势，提高信用数据共享度，减少数据使用成本，从而降低信贷行为的违约概率，提高互联网金融的运行效率，推进农村普惠金融。

3结语

近年来,农村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平明显改善,但仍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需求。互联网金融服务在农村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广阔空间。促进农村互联网金融稳健发展,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推动互联网金融与农村金融的结合，相互鼓励，争取共赢。

作者:楚永安 单位: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参考文献：

[1]陈红,高阳."互联网+价值链":农村内生金融新模式[J].学术交流,2016(5):13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