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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本 费用 控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近几年来民营医院不断涌现并迅速发展,医疗市场竞争是益激烈。医院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不仅要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而且要从医院管理上引入成本管理机制,增强职工的成本意识,充分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减少医疗活动中不必在的、不需要的支出,减轻患者负担,保证医疗服务活动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实行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在降低医疗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改善服务态度等方面重要作用,达到了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为社会和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的目的。
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是指各个科室作为一个责任中心,既要对收入负责,也要对成本负责。医院根据各个科室的具体情况核算出一个费用收入比例,如果超标,则超出部分从科室奖金中扣回;如果没有超标,则根据节约情况给予奖励。我院从2008年开始实行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下面将2007年未实行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时的收支结构与2008年实行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后的收支结构作一下比较。选用医疗收支比等指标,以突出反映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对医院经济效益的明显作用。
一、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的具体规定
我院绩效工资的发放是根据科室收支结余的一定比例计提,再结合质量与服务满意考评、合理用药与合理检查考评等结果确定发放金额。各个科室的可控成本已计入绩效工资的核算,对成本的控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科室开支的成本只有一小部分(计奖比例一般在20%----30%之间)由科室个人负担,大部分是由医院承担了。这样的话,有些费用和成本的控制,科室就会站在自身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上去考虑,而不是站在医院大局的立场上去考虑,这样也会造成一些浪费,不能充分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针对这种情况,我院出台了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
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是指把科室领用的消耗性卫生材料、血液、办公用品、其他材料,发生的水电费、设备维修费等等作为科室的可控费用,医院根据上年度的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与各项费用相关的收入对比,得出一个比例,再结合同行业相关数据及下年度的事业发展目标等具体情况调整出一个最佳比例作为科室下年度费成本控制的定额。如把科室领用的血液支出与科室实现的血液收入相比的比例,作为该科室血液支出定额;科室领用的消耗性卫生材料、办公用品、其他材料的相关收入为:检查费,治疗费,手术费,麻醉费,检验费,放射费,护理费,床位费,挂号费等;医技科室发生的可控费用的相关收入为各医技科室的人部收入;水费的相关收入为床位费收入;电费根据各科室的电器功率来核定定额。每个月核算一次,月月奖罚兑现。超出部分全额从绩效工资中扣回,节约部分的50%作为奖金返回科室。如:某科室的卫生材料收入比定额是10%。一季度实际发生数是11%,则核定该项费用为超标1%。应扣绩效工资=卫生材料的相关收入合计*1%;如果实际发生数为9%,则核定该项费用为节约1%,应发奖励金额=卫生材料的相关收入*1%*50%。
二、 实行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后产生的效果
1. 财务指标的变化
为了客观地比较和评价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对医院经济效益的明显作用,特选取了全院2007年与2008年的医疗收入、卫生材料支出、其他材料支出、水电费、维修费等指标,并计算出各年实际比例来比较和评估制度实施前后的经济效果。
2.对医院总体的作用
(1)提高了经济效益。科室成本核算虽然把成本列入了计算绩效工资的指标,但对个人经济利益的影响是有限的。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把科室的可控费用都规定了一个定额标准,超标准支出部分完全由科室人员负担,极大地调动了医务人员控制成本费用的积极性,看到浪费现象会主动站出制止。2008年的收入比2007年增长了34.97%,而成本的增长只有21.97%,远远低于收入的增长,成本收入比也稳步下降,使医院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提高。
(2)强化了医务人员的节约意识。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将各个科室的可控费用开支同科室成员的个人利益挂钩,使各科室的可控费用大幅降低。2008年一季度住院部各科实际平均卫生材料收入比为16.8%,二季度为14.98%,三季度为14.51%,四季度为14.42%。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一季度到二季度的比例下降速度比较快,三季度和四季度的比例相关不远。这也说明,一季度的奖罚到个人后,员工们的节约意识提高了很多。长明灯、长流水不见了;办公用品私用、浪费等现象少了;打印纸反面利用率高了;爱护公物蔚然成风,医疗设备和日常办公设备的维修率低了,等等。所有这些,都减少了支出,使成本降到了最低⑴。
(3)促进了医院服务质量的提高。由于各项管理制度执行有保障,奖罚月月兑现,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各科室由过去的被动服务转为主动经营,用经营和成本控制理念规范工作和服务方式,使医疗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病人满意度不断提高。2008年与2007年相比,病人投诉次数减少了10%,病人满意率提高了5%,达到了95%⑵。
3.必须注意的问题
(1)必须将追求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为基础。在实施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的过程中,既要防止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的行为,也要防止为追求社会效益而不讲经济效益和行为,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医院健康有序的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医院必须强化卫生材料管理使用监督制度,做到该用的必须用,不该用的坚决不用。
(2)实行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度的目的是杜绝浪费,提倡节约。成本的降低并不是无限的,因此,在医院的成本管理中要树立宏观成本效益理念,实现由单纯成本节约观念向现代效益观念变,理清降低成本与提高经济效益之间的相互关系,树立宏观成本效益理念,从投入与产出的对比来看待投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成本上升与效益之间寻求最佳组合与统一。
参考文献
【关键词】买办制度 社会资本 交易费用 经济效率
一、买办制度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一种新的视角
什么是买办?以赫延平为代表的学者将之定义为一种“中介”――“买办云者,乃华人与外商根据互订之契约,在一定报酬之下充外商之使用人,居于外商与华人之间,以外商之名义与华商交易,并缴纳保证金或具保证人,且于一切交易负无限保证之责任,同时得其规定之佣金者一也”,也就是说,是受雇于外商、为外商与中国的生产者、消费者沟通的中介人。后来,他进一步将买办的概念拓展为“一种逐步形成的以买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制度”。买办制度是公行制度取消后,外商进入中国市场必不可少的手段,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以致于形成了买办阶级,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状况。
什么是制度?诺斯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指导了行为者的活动规则,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了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作内生经济变量,认为一种制度的产生、发展有其内在经济原因。买办制度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市场上的重要制度,它的经济效率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对买办的研究始于19世纪20年代。民国时期,有一批学者受西方经济学影响,以“经济因素论”理解买办制度,例如(1923)认为,买办的产生是由于“语言不同、习惯各异、商情之特殊”,从而产生对中介的需求。有学者更细致地罗列其重要因由为“经济情形各异、语言不通、资产信用不明、商业砂演不同、中国度量衡与货币复杂及有排外心理”等,所以必须藉买办之力方使中外贸易“冲突得以斡旋,困难得以消释”(陈金淼,1940)。由此可见,这些学者分析重点在于19世纪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障碍,从外商的心理角度分析雇佣买办的原因,但没有考察这一制度的内在效率。
建国后,对买办的研究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国内学者对买办制度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对其阶级属性、政治影响的批判上。例如张国辉(1963)在定义买办时,强调买办是“外国侵略者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资本合作关系”,“通过外国资本积累形成自己的资本积累”。此阶段的研究主观性和意识形态特征太强,不利于我们客观地了解买办制度。
近年来,受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影响,国内学者越来越抛开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从经济制度的效率的角度分析买办制度产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例如胡胜强(2007)以“社会网络的开发与利用”看待买办的作用,分析其调动社会网络的能力与效果;龚会莲(2007)认为买办在利用信任关系打开市场、承担洋行风险中起到重要作用,增加了市场交易,极大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赵娟霞(2010)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买办制度替代公行制度的原因及其衰落的经济原因。
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以“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作为基本研究框架,分析买办制度中蕴含着的对社会资本的利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的下降,来证明买办制度是符合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制度,从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一些补充和发展。
二、十九世纪的中国市场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中国,是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的重大事件,然而,这一进程却并不顺利。除了政治制度的限制外,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对侵入的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强烈的排异反应,是自发抵抗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力量。
首先,制度环境不佳。体现着浓厚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色彩的传统法律体系,难以形成一种对称的权利义务格局,等价交换、自愿平等的原则并不被普遍采用(,1984);各地各业,行会林立,有着复杂的内部规则,其中包括许多封建陋习。
其次,社会关系“嵌入”经济过多。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差序格局”,注重关系本位,人们普遍重视的是亲族、乡里、朋友和熟人等关系网络(,1984)。相应地,市场交易大多发生在族人、亲朋、乡里和熟人等封闭和半封闭的网络中间,依赖于个人信誉、亲朋网络、乡里关系,以及私人友谊等社会机制来调节。
最后,市场信息严重不足。由于交易发生在封闭的关系网络中,交易信息和交易信用也相应地被锁闭在关系网络中。
总而言之,这种个体间交易类型,可以被视作一种建构在关系基础上的、弱替代性的、封闭性的、特殊主义取向的、人格化交易,它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抽象性基础上的、强替代性的、开放性的、普遍主义取向的、非人格化交易类型(龚会莲,2007),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造成了困难。买办制度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被建立起来的。
三、买办的桥梁作用:社会资本、交易费用与经济效率
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受益的能力(边燕杰,2000)。帕丹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从三个方面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一是作为资本的一种充当生产要素,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三是降低监督成本。在此,我们考察的是社会资本对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
价格机制的运行并非是零成本的,而这个成本就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过大,造成的后果,第一是对稀缺资源的浪费,第二是可能直接阻碍了交易的发生。没有买办的洋行所面R的就是这种交易费用过大的问题。依据威廉姆斯的分类,交易费用中的市场型交易费用,包括搜寻和信息费用、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监督和执行费用三种;而社会资本正式通过减少这三类交易费用,促进市场交易的形成和扩大:
(一)搜寻和信息费用
买办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向内地市场收购农产品,主要是茶叶和生丝。但是,语言的不通、货币制度的混乱和度量衡的混乱,再加上中国市场上形形的行会对市场的干预,价格机制根本不能指导商人的行为,直接交易的成本很大,甚至使得“外商在事实上不可能直接同中国人进行贸易”(赫延平,1988)。
以买办为中介,则解决了这一难题。买办作为熟悉当地社会的人,首先十分了解农产品市场,“买办不仅照管采购,而且为洋行提供行情”(赫延平,1988)。其次,在语言、货币和度量衡上没有障碍,因此能更好地提品信息,与供应者进行沟通,从而促成交易。例如在生丝集散地的浙江南浔,据《南浔志》记载“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日众。与洋商交易,通语言者谓之通事;在洋行服务者谓之买办。镇上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
最后,I办自身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可以获取的信息量大。洋行在选择买办的时候,希望其“首先是一个商人”,是一个“面子大”、“有地位、有势力、与中国的商界有各种联系”的商人(赫延平,1988),还鼓励买办经营自己的生意,有时甚至是与洋行竞争的生意。按常理,企业为了减少竞争对手、保护商业机密,应当禁止手下的职员利用其职员身份为自己谋利,正如现代企业要求的那样。那么,洋行当时为什么要怎么做呢?因为洋行认为,这样可以进一步扩大买办的商业网络,洋行可利用的社会资本也就不断增多,在交易信息获取上优势也就越大。
除此之外,由于十九世纪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官僚机构与市场的关系紧密,很多情况下洋行需要与政府进行交易,而买办承担了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的职能。例如经营军械物资的旗昌洋行,会雇佣特别才能的买办,为洋行写一些斯文的信件给经常打交道的清朝官员。当洋行大量贷款给政府的时候,洋行也注重雇佣职员专门与官员打交道。
(二)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
讨价还价费用降低的关键在于“信任”关系,信任度高,在讨价还价和决策中产生的交易费用也会降低。根据信任所赖以建立的道德基础,信任可以分为两类:群体内信任和普遍性信任。前者将信任对象的范围局限于与个人具有亲密关系的社会群体内部,后者则是将信任适用于抽象的个体,包括那些与自己没有私人、血缘、地缘等关系的人。不同类型的信任将决定交易过程中规则的不同应用。群体内信任具有封闭性,交易过程中,不同的交易规范具有非普遍性,行动者在考虑交易规则时,会根据对交易方的信任程度做决定。
根据上文描述,19世纪的中国市场中普遍存在的是群体内信任,因此,“打入内部”的买办十分重要。买办是当地社会中的士绅式人物,在乡土社会拥有很大威信,在交易时便省去了许多麻烦。最典型例子是怡和洋行上海买办唐景星,1869年帮助洋行经营鸦片贸易时,从上海发出的行情报告如下:“……由于大部分鸦片在二道商人(中国人)手里……白皮土开价600两,外国卖主开价610两,但是如果真正有意交易……中国卖主590两也愿意卖……”。通过买办与交易者间的互相信任关系,成功降低了讨价还价与决策费用,使交易顺利进行。
(三)监督和执行费用
洋行的监督成本有二:对雇员的监督;对交易方的监督。社会资本在这两类监督中起作用的机制相似,那就是创造出一个封闭的社会网络。
科尔曼曾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经济做过细致的分析,他认为,拥有比平均义务密度更高的社会结构的封闭性网络,网络的封闭会促进约束,降低在市场中人们信任他人的风险。用博弈论的理论来看,封闭性的结构中存在着长期重复博弈,人们因为着眼长远利益,会强化彼此的信任。此外,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封闭性的结构由于强化了彼此之间的义务,沉淀着大量集体物品性质的社会资本,其会造成利益的外溢,可信的连坐性惩罚的威胁对结构中的成员较有约束力。
首先,在买办的挑选上,洋行十分注重买办的可靠性,而对可靠性的评价标准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洋行合股人熟识的从前的公行行商的介绍;二是通过同华商长期直接的商业往来,将所信任的商人变为买办。例如原是一家钱庄职员的王槐山,因与汇丰银行新任的上海人过从甚密,在1869年成为这家银行在上海的第一个买办。赫延平也记录到:“一个商人一旦被雇佣为买办,通常将他的家族成员和同乡找来做买办间职员,或介绍做其他洋行的买办。”以致于在当时,还根据地域划分出“广东帮”和“宁波帮”这样的买办帮派。买办家族和买办同乡网络,这又会进一步强化对买办信用的保障。
其次,买办制度中,洋行通过买办之间的相互担保,并强化其连坐连带责任,利用买办之间存在着的封闭性的密网,加强对买办信用的监控。1859年福州琼记洋行买办唐能的保单这样写道:“立担保单人亚杨为因举荐唐能往福州隆顺行喝公司庄口承充买办,但行内事务或有亏空银两系担保人填还”(聂宝璋,1985)。保单中的担保人亚杨是琼记洋行在香港的买办,他担保唐能(即唐隆茂)充任福州琼记洋行买办。买办之间的相互荐保强化了买办关系网络的封闭性。结合科尔曼提到的社会网络的两个功能,这种担保制度的优势有二,第一,买办的机会主义信息以及信用等级信息对洋行来说难以了解,但对于同处一个封闭性网络中的其他买办,这些信息是易得的;第二,通过负有连带责任,使被担保人的行为相对担保人具有外部性,直接激励担保人加强对其监督、制约;第三,为被担保人的不守信用行为增加了成本,即被担保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要冒被逐出对本人极有价值的社会网络,并丧失使用社会资本的能力的风险。
对交易的监督也是一样。外商在中国市场中,对风险的控制十分重要。在重视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中,外商始终是局外人,在无法获得现代市场取向的正式制度对其权利予以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买办嵌入到封闭的社会网络中,以求借用买办在该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来保障信用。
四、小结与启示
抛开买办个人特征,以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眼光看待,买办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制度。它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利用买办的社会资本,降低了交易中的搜寻与信息费用、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以及监督和执行费用,使稀缺资源没有被浪费、市场交易能顺利进行,促进了市场的形成于扩大,为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中国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段历史也启示我们,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传统的制度存量(尤其是非正式的制度存量)有时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代偿”功能,应该给予肯定。
20世纪后,由于外国资本渐渐熟悉中国市场,中国市场的非人格化也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有了发展。为适应新的变化,洋行将买办制变为高级职员制、经销包销制或合伙制。当20世纪40年代前后外商企业因战争等原因纷纷撤出中国时,买办社会底层大量破产,上层则向创办民族企业转化,买办制度渐渐衰落下去,最终成为历史。
参考文献:
[1]诺思著,陈郁,罗华平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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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买办制[J].东方杂志,1923,(20).
[4]沙为楷.中国买办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5].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一、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课程强调学习过程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注重互动的学习方式,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本质是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怎样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呢?应该让学生动起来,具体讲就是思想政治课要做到“读、问、议、说、讲、练”的和谐有机统一。“读”:让学生带着问题读教材;“问”:老师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议”:要引导学生议论和讨论,力求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说”:要求学生回答问题,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见解;“讲”:老师精辟的分析讲解,要求逻辑严密,要点清晰;练:训练反馈。例如:我在讲“国家财政”一课中,我是这样完成本框教学任务的。阅读是学生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视觉器官来思考,理解文章所表达的内容和意思,因此,在上本框一开始,我便让学生以“高中新课程导学与能力培养”中预习导学中的问题为纲,先通过阅读教材,让学生从整体上先感性的理解教材的大致内容。然后完成“高中新课程导学与能力培养”上的知识梳理,这样学生学习做到了心中有数,带着问题听课,更加有目的性,避免了学生盲目听课,提高了上课的效率性。学生完成了“读”一环节,在学生完成“读”一环节,学生对本框的结构线索大致了解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以下四个问题:
1.财政的内涵(含义、实质、目的、实现方式)?
2.财政收入的四种形式及最基本的形式?
3.财政支出是如何体现财政作用的?
4.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让学生围绕教材上的探究框进行充分的讨论,老师启发学生思考,要求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让学生在问题的指引下完成“议”“说”环节。针对学生的回答,我给予点评,重组、纠正并给予精炼、清楚的分析讲解。最后,结合“高中新课程导学与能力培养”中的理解应用,进行训练反馈,完成“练”的环节。这样做可以让学生真正在课堂上“动”起来,让课堂气氛“活”起来。
二、课堂简单化
也就是说教学中尽量排除一些形式化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
1.突出重点,有的放矢。教学目标过多,学生没有思考、消化的时间和空间,思维得不到激活,知识达不到理解,而且教学目标过多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因此,应根据课标和学生的实际确定教学目标和重点。例如,“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框,理论性很强,知识点很多。①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②公有制的含义及实现形式;③国有经济地位、作用;④集体经济的地位、作用;⑤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⑥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表现;⑦了解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含义、地位、作用;⑧理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实行的原因及意义。如果一节课讲授以上8个知识点,学生难以消化、理解、吸收。因此,我采取了将重点放在第①、②、③、⑥、⑧五个知识点上,剩余3个知识点让学生课下去探究,这样既讲透了重点,又使学生很好地接受了知识,提高了课堂的效率。
2.语言简单化,注重细节。课本语言是比较僵硬、死板的,只有将它们转化为生活化的语言,才能打动学生,如果教师上课平铺直叙,就无法用教学激情感染学生,生活化、幽默的语言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兴趣。例如,在讲“货币的职能”时,这一部分比较抽象,但又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在讲流通手段职能时,我给学生举例说:我买了一台电脑5000元,问:购买5000元的电脑,此时5000元在交易中起了什么作用?学生立马明白,即刻回答:商品交换的媒介。我又追问:作为商品交换媒介,体现了5000元的什么职能?学生回答:流通手段。学生在简单生活化的问题中,理解了抽象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也让学生品味了生活的乐趣。
3.教学资源简单化。现代生活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课程资源极为丰富,小到报刊标题、大到重大事件视频。教学资源使用能使学生更加形象、直观地理解书本上抽象、空洞的理论,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教学资源用得越多越好,用的过多反而会破坏课堂教学结构,使课堂变得冗繁。我主张教学资源要用的精且透,做好一节课用1~2个材料或视频,使学生明白理论就足够了。例如,我在讲“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一框时,用了一组材料,包括三则材料。通过分析这一组材料我们既理解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又理解了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表现。学生通过多角度分析材料既提高了学生分析材料的能力,又使学生在练习中对知识进行了把握。
三、坚持课堂听写
课堂听写是对知识的巩固与再现。进入高中学生沿袭了初中政治开卷的习惯,对一些基础理论不善于记忆,也不愿意记忆,于是我采用这样的做法。我的听写题目多是一些基础理论或是本节课的重点,我会在讲授新课时重点强调、着重分析,并告诉学生这是我下节课要听写的题目,这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同时也避免了学生不知道背书上的哪些知识点,避免了一些盲目性。听写成绩与平时成绩精密挂钩,并实行100分大比拼,充分调动了学生背书的积极性,达到了对知识的很好掌握。同时我还坚持知识点的循环听写,帮助学生克服遗忘规律,达到对知识点的反复记忆,从而全面掌握知识点。
四、由学生评讲单元试卷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在讲作业题时,我会帮助学生分析此题考查的是什么知识点,知识点在题目中是如何让体现的,解题关键点和突破口在哪里,主观题的话,我还会分析答题的最佳途径,并总结出一定的答题格式、方法。这种讲评试卷方法,不断给学生灌输、强化,使学生成为做题的模式和习惯。由于课程进度还是比较紧张,因此我只让学生用此方法讲评单元试题。我将单元试题分给四个同学(随即)准备,让他们下去准备,在他们上课之前,先到我这里来对他们准备的情况进行一定的把关与辅导,避免他们发生一些小错误,节约上课纠错的时间。学生当了小老师,他们的积极性很高,都很认真准备,同时给课堂注入了一些新鲜的元素,学生听起课来也更有激情,我尝试了一个学期,感觉到讲评试题用此方法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我将继续采用此方法。
关键词 导学案 问题设计的方式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5-0091-01
一、设问方式的选择要有张力,具有开放性
陶行知曾说“创造始于问题。有了问题才会思考,有了思考,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有找到独立思路的可能。”教师在导学上的问题如何设计,“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选择是否成功,不仅对巩固与检测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把知识转化为技能,优化学生的思维与能力,而且对课堂交流展示的高效学习是否成功,教师的教学主导作用是否到位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导学案中自主学习部分,其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认真的阅读、学习教材的内容对即将要学的知识有一个粗略的认识和了解,为后面深入的学习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因此,问题的设计要顾及全班不同层次的同学,对这一部分知识点的设问,问题要紧紧围绕教材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来没计,采用“是什么”设问方式会比较好。其次,对需要深化和拓展的知识点多可采用“为什么”的方式设问。例如,导学案中的自主探究部分,学生需要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经过思维的加上、运用课堂讨论与交流等方式对课本知识点进行归纳、整合才能解决的问题。对有益于学生生成独特的有价值的见解、生成宽于教材的鲜活的知识,采用“怎样做”的设问方式,更能激发学生主动思考,更有助于学生对教材的分析、归纳、演绎之外的探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例如,在学习《我们都爱玩》这课时,我设计了“(1)玩与学有冲突吗?生活中你是怎样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的?(2)在生活中如果父母剥夺我们玩的权利,你将怎样维权?”的问题。
二、设问方式的选择要符合不同认知水平的学生
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年龄段学生的心理意识及智力水平是不一样的,一份优质的导学案在设问时应该充分考虑“学生学习的主动积极性,有关知识的准备,心智技能的掌握,教材结构等要素”(1)设计出每个人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思的问题,让优秀学生从导学案没计的问题中能感受到挑战,一般的学生能感受到激励,学习困难的学生也能尝到成功的喜悦,从而大大提高学习的自信心。例如,导学案中要有简单的,学生通过阅读课本就能独立完成的“是什么”的问题;要有需要经过学生思考、分析找出新旧知识的差异和联系才能生成答案的“为什么”的问题;要有需要教师的适时点拨,同学之间互动、研讨、交流的方式才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的“怎样做”的问题。
三、问题设问的方式要遵循循序渐进、难易适中的原则
“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发展的”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教师设计导学案时选择设问方式的核心理念。如何实现每一位学生在学习中都能有所收获、有所发展?如何将难易不一、杂乱无序的学习内容处理成有序的、层次性、阶梯性的、满足各层次学生认知规律的问题体系?导学案的问题设计应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循序渐进的原则,由浅入深,实现逐步递进,使学生在问题的显现和解决过程中“实现“跳一跳,够得着,想说也能说”境界。”例如,在学习初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制度》中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各显其能”这个内容时,为实现每―何学生都能有所发展的目标,我这样设问:(1)多种所有制经济指的是哪些经济?(2)我国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什么?(3)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4)实行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会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怎样做?第一、第二个问都是“是什么”的问题,照顾到了每一位同学;第三个问采用“为什么”来设问题,有一定难度。这个问题有困难的同学只要用心,也有话可说;第四个问题采用“是什么”和“怎样做”来设问,目的是既要照顾全班同学的学习激情,集中精力,同时使问题赋有挑战性,学生需开动脑筋去思考、去探究才会有答案。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思想品德教学;课堂小结;作用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13005902
教学内容中,每个章节都有自己的重点和难点。在讲课过程中,教师为了更好地让学生掌握这些重点、难点知识,就大量地补充与这些知识点相关的内容,于是课堂上,学生要被动地接受大量的信息碎片。这些补充进来的知识,很容易造成新旧知识间的混淆。那么,教师怎样帮助学生梳理这些知识的内在联系,使学生搭建起新的知识框架呢?对此,课堂最后几分钟的小结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突出重难点,理顺知识结构,促进学生知识内化,还可以起到引导学生整理、复习、巩固所学知识的作用。完善精要的小结可以使课堂教学余味无穷。
一、教学中课堂小结的缺失
思想品德课堂教学常有一种不尽完美之感,那是因为教师们大多忽视最后的几分钟课堂小结。有的教师在课堂开始的导入部分浓墨重彩,课堂的结尾却以轻轻一句“今天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就结束,更有的教师出现拖堂的现象,使学生疲乏至极,注意力涣散。那么,课堂的最后几分钟到底该如何利用?它可以发挥哪些作用?笔者通过对本校学生的问卷调查,结合教学实践来谈点自身感受。
思想品德课程具有特殊性,需要学生结合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来理解课本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断深挖课本内容,一堂课的时间一不小心就会不知不觉地流逝。学生对于整堂课所学的内容往往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对知识的结构缺少清晰的条理,也不是很清楚每节课的重要知识内容,因此,课堂小结在思想品德教学中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对本校
从上表可以看出被调查的学生对课堂小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情况,大部分学生希望在课堂上教师能够进行小结。认为小结占用的时间较多的人数明显较少。在课堂教学中,能经常进行小结的教师只占了极少部分,大多数教师基本上不进行课堂小结,而学生对教师进行有效的课堂小结有需求,教与学的需求发生了脱节。
完整的课堂应该包括课前的导入和课终的总结,没有对一堂课进行概括、归纳和总结,这堂课是不完整的,因此,课堂小结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教学中课堂小结的作用
(一)利用课堂小结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
思想品德方面的榜样模范人物数不胜数,他们的高尚品质鼓舞和激励着学生,为学生树起道德的榜样。在每节课中基本上都有他们典型精辟的言论,如七年级上册第五课《自我新形象》中孔子的言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对第一目内容“我心目中的理想形象”最好的诠释。可以看到,教学中恰当的史料运用对于陶冶学生情操、磨砺学生的意志、提高学生的个人品质和道德素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利用课堂小结梳理知识点
教师一堂课所讲的学习内容,对于学生来说是模糊不稳固的,尤其是教师新补充进来用于佐证的资料,学生容易和原有知识产生混淆,因此,教师应运用课堂末尾的几分钟,帮助学生厘清新旧知识的区别,概括教学内容,点明学习方法。但是,在进行概括总结时,教师要有的放矢,不能翻来覆去炒冷饭,要让学生在小结中清晰地抓住知识要点,厘清知识c间的内在关联,并且使学生从中掌握学习方法,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
(三)利用课堂小结活跃学生思维
在新课即将教授完毕时,随着课堂教学时间的推移,学生对教学内容已逐渐理解,但注意力开始涣散,此时,教师必须掌控好课堂,通过设问、小活动等营造学习气氛,把课堂教学推向第二个,使学生情绪再次高涨。
(四)利用课堂小结承上启下
课堂小结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能为下次的课堂教学留下伏笔,又能为学生留下思维空间,使学生有时间去咀嚼课堂上的新知识,结合原有知识进行消化,为下次的新课做好铺垫。这样,既与前面的教学内容遥相呼应,又使学生预先知道了下节课的知识点。有句古话:编筐编篓,重在收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课堂小结的重要性。
三、课堂小结的实践操作
(一)课堂小结巧设悬念,余味无穷
教师在进行课堂小结时,除归纳本节课的主要内容之外,还可以把小结作为一种过渡,巧妙设置悬念,“引而不发”,为以后要讲解的内容做衔接上的准备,从而激发学生深入探究的积极性。
例如教学人教版思想品德九年级全一册“造福人民的经济制度”一框时,可以这样对整框内容进行小结: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经济既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也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根据以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回答下列问题。(1)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是什么?(2)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主体是什么?除主体外为什么需要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存?在学生解决以上问题后,为下节课设置悬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那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会决定我们怎样的分配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又将以怎样的分配制度与之适应?这样的课堂小结可谓“未成曲调先有情”。
(二)课堂小结与前面内容相呼应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应精心设计。完美的课堂小结可使整个教学过程变成一个“圆”。
例如在人教版思想品德七年级下册第七课第三框“防患于未然”的教学中,通过案例建立一站式课堂线索。
(1)中学生陈某是如何从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沦为因抢劫而被判刑的少年犯的?(找出陈某走上犯罪道路的路线图,并找出其中的违纪、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行为。)
结论:犯罪行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条从不良行为到违法行为,从违法行为到犯罪的轨迹。
(2)陈某走上犯罪道路后,对哪些人造成了哪些伤害?
结论:犯罪有百害而无一利。
(3)陈某从一个好学生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有哪些?引导学生概括出自我要求、道德水平、法纪观念等原因,从法纪观念淡薄引导学生辨析:未成年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即使犯罪了也不用受到处罚。通过学生的回答及刑法第十七条的学习得出结论:未成年人犯罪同样要负刑事责任。(追加提问:专门为未成年制订的相关法律你知道多少?通过未成年人犯罪法了解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并完成97页的表格。)
过渡: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请大家帮助小陈,怎样才能避免走上犯罪的道路?引出“加强自我防范”教学,使整体教学形成首尾衔接的一个“圆”:1.做有道德的人;2.做守法的人;3.从小事做起,预防违法犯罪;4.遵纪守法,防微杜渐。在此过程中全班学生积极参与,每个人都能发表己见,为陈某出谋划策。接着,请学生说说,通过陈某的案例我们应该得到怎样的启示。这种课本知识结合实际生活案例的教学,可以使学生感受到生活与教材的密切联系,并通过陈某的事例使自己警醒。这样的课堂小结使整个教学过程浑然一体,既帮助学生走出学习的困境,又使他们受到教育和警示,收到“春风化雨润心田”的教育效果。
(三)鼓励学生表达内心体验,实现三维目标的统一
新课程提出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在现在的思想品德课程中,知识与技能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是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及情感的实践。很多教师在课堂小结时只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而忽视学生在整个课堂中的情感体验。以七年级下册第七课第三框内容“防患于未然”为例,来看下面两种课堂小结。
A师:今天的课堂知识就在板书中(或课本中画线部分):1.做有道德的人;2.做守法的人;3.从小事做起,预防违法犯罪;4.遵纪守法,防微杜u。请大家在笔记上写摘录,并且记一记背一背。
学生记笔记,背知识点。
B师:在今天的案例中,最能让你心痛的(或最受启发的)是什么?如果你是陈某的同学,你会对他说些什么?
生1自然而然地概括出本课内容精要,知道自己在此基础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生2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千万不能陈某一样,最后使自己的人生在痛苦悔恨中度过。
无可厚非,从知行并重的角度来看,第二种课堂小结对学生来讲,更具意义,社会生活中不缺少这样的案例,少的只是我们对这种贴近学生生活案例的发掘。所以说,完善精要、可以启发学生思考的小结能使课堂教学锦上添花,余味无穷。
总而言之,我们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重视一堂课的小结,不能虎头蛇尾,使一堂精彩纷呈的课在黯然无色的尾声中“谢幕”,更不能只顾自己完成教学目标而拖课。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设计好相应的课堂小结,使之条理清楚,重难点清晰,要点突出,那么,课堂教学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以后的相关立法奠定良好的基础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就是我国农村土地归属制度的立法现状。那么如何按照法律科学性的要求,对现有的农村土地归属制度进行法律上的梳理和构造,既能保证该制度的一贯性,避免因激进改革可能导致的不为广大农民所接受或是有违所有制形态等风险的出现,减小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又能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以后的相关立法奠定良好的基础,充分发挥农村土地效用呢?下面,笔者就将顺着这样一条思路,认真地思考我国农村土地的归属制度,提出自己对农村土地归属方面的一些看法,以期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立法有所裨益。
对农村土地归属立法的几种方案的反思。
上面提到的宪法对我国农村土地归属制度的规定是属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在宪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就农村土地的归属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民法通则第74条第2款就宪法规定的“集体所有”具体化为“村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10条补充规定了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法律都规定了“村内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农村中的集体经济组织到底指什么?依笔者之见,农村中的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指农业合作社、村办企业、乡镇企业以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这种集体性质的合作经济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即代表企业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经济形式,是一种最广泛、最基础和最典型的合作经济企业类型。第二类即代表不同行政区域内全体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社区公有制经济形式,具体包括由乡镇政府创办的乡镇企业。第三类即代表不同社区范围内全体成员集体所有的社团法人所有制企业类型,如供销合作社。第四类即由前三类经济组织投资主办的社团法人所有制企业类型。”农村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合作社,有的已经消亡,有的被村民小组集体、村集体、乡镇集体所取代,合作社土地所有也就相应转化为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村集体所有、乡镇集体所有。其他的集体性质的合作经济中的土地实质上是一定区域内(村民小组、村或乡镇范围内)的农民集体通过土地使用权投资所形成的,并不改变这部分土地归属相应的村民小组、村或乡镇范围内的农民集体所有的事实。所以说,在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社已不存在的情况下,两部法律仍然规定农村中的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土地所有权是不现实的,农村中集体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对土地只享有使用权,该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按照“谁投资,谁所有”或“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划归为相应的村民小组、村、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这是我国未来农村土地归属的立法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现行法律规定农村中的土地归“村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民小组集体所有”,集体所有是公有制的一种,属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已被宪法所确认,在人们的观念中也是根深蒂固。所有权作为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所有权当然要充分、完全反映所有制,但所有权和所有制毕竟属于不同的学科范畴,两者各有其科学性的要求,如果集体作为所有制的主体之一完全符合经济学的要求的话,集体作为所有权的主体则不符合法律科学性的要求,这就迫切要求在集体所有制和反映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之间作恰当的法律上的转换,使经济学上的集体能够转换成法学上相应的主体形式。为此,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不断有人提出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张。归纳起来,大体上可归纳为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第二种意见,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第三种意见,部分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农民私人所有三者并存(另外也有人主张实行集体所有和农民私人所有两者并存)。第四种意见,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两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所有权与所有制在反映财产归属上必须具有一致性。很显然的,取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实行土地国有化、土地私有化,或者实行土地国有、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并存的观点,既违反了所有权与所有制的一般关系,更与我国现行土地立法相冲突,涉及到基本经济制度的变更。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立法模式不过是一种理想罢了,很难为立法者和主流意识形态所容忍。
学者之间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经济学上的“公有”与法学上的“共有”之间找到契合点,改造法学上的“共有”以适应经济学上的“公有”。不管怎么说,学者的这种努力要比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土地国有或者土地私有的观点更务实。“土地共有,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土地共有,包括土地总有和合有;而狭义的土地共有,则仅指土地的按份所有或者分别所有。”土地的按份共有,应是指数个共有人根据确定的份额对同一土地享有所有权,各个共有人就自己确定的土地份额可以转让,可以设定负担,可以请求将自己的份额从共有财产中分割出来而享有独立的所有权。我国现行有关农村土地归属的法律规定,农村中的土地归一定范围内的农民集体所有,单个的农民对土地不享有所有权,也不享有确定的份额,更不能请求集体分割一部分土地归自己所有,所以土地按份共有的观点肯定不适合我国农村土地的归属制度。“土地共同共有,又称土地公同共有或者土地合有,指数人基于共同关系而享有土地所有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将混合所有制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主要实现形式的高度,认为在国企改革中,股权结构的调整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部分,要将单一股东、单一国有改制成为混合所有股权结构,让非国有资本参与进来,构建出科学规范的权力制衡治理体系。国企改革这一话题再次引发社会热议。同时,伴随着国企改革的进行,对“国民进退”问题的争论也日益激烈。
正确理解不同时期国企改革的政策背景,对于准确把握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形势,理解现有经济政策的方向和目的,促进经济长久稳定运行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国企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国民进退”之争进行简要论述。最后,综合考量不同经济时期下国企改革的政策目标,对国企改革与“国民进退”的有关争论提出相关见解。
二、国企改革历程回顾
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极大促进作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为提升自我竞争力,不断地满足时展的客观需要,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国企改革始终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成败直接关系到经济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命运走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课题组)。
改革之初,我国采取放权让利、承包制和拨改贷等方式解决旧体制下企业缺乏积极性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被进一步认识到,中小型国企民营化的改革得以顺利实施;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小型国企的民营化基本结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中大型国企改革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杨其静,2008)。
(一)第一阶段(1978―1993年)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十四届三中全会之间,国企扩权让利阶段的初步改革基本完成。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收统销,就业统包统揽,盈亏均由国家负责。为消除政企不分的弊端,国企首先进行了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之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成为了国企改革的侧重点。主要内容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试行经济责任制以及利改税等。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是促使企业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为企业顺利进入市场奠定初步基础。
国企从经营权向所有权方面的过度主要是在1987―1992年间完成的。在这期间,国有企业逐渐深化改革层次,将侧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的股份制改革上。股份制改革打破了国有企业改革范围必须固定在其原有财产关系之内的限制,是对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一个推进。股份制改革打破了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实现了企业内部产权主体多元化,优化了国企内部治理结构,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的纵深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课题组,2015)。
(二)第二阶段1993―200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进入第二阶段。这期间,国企改革通过分离企业职能,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减少了企业发展包袱,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将国企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五届四中全会之后,国有企业通过实施战略性改组等措施,形成了优胜劣汰的企业竞争机制,进一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10年间,我国通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等方式,有步骤有次序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了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有序进退,为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第三阶段2003―至今
这个阶段的国企改革主要是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主导。十六大提出了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解决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中央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使得国有资产监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邓荣霖,2008)。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在国有企业也得到了全面的实施。十七大指出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活力、控制力及影响力。
党的十进一步提出,要将国有资本更多的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强调将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体制突破,明确提出将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主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倡导将更多的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至此,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了国企改革的新方向。
三、“国民进退”之争
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有关“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争论不绝于耳。部分学者认为,从改革开放期初至2003年是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大刀阔斧的推行国企改革,个体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民营经济逐渐成为了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有关“国退民进”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国有经济相对民营经济的“缩水”进行,如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之后,以“顾郎之争”为转折点,“国退民进”被“国进民退”取代开始主导我国经济大局,2004年至2013年这十年,可以说是“国进民退”高歌猛进的十年(宋文阁,刘福东,2014)。这一时期,伴随国企改革进一步的深化推进,政府对企业采取了强力的干预措施。国企借助有利的政策措施,通过重组等手段在一些重点领域不断地巩固其垄断地位;反观民企,在进入某些领域的过程中受到层层阻扰,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以及不堪承受的赋税等也严重抑制了民企的发展壮大。
国民进退之争由来已久,但我们不应片面的看待问题。我们应该跳出国民争论的观点圈子,关注和回归到事实本身(朱伟,2010)。`在特定的时期,国有企业承担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暂时性和应急性,不应视为政策导向(徐旭红,2010)。经济的发展水平仅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能力的一部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在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相互协作、相互竞争中实现共赢,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最主要的目的。
四、国企混改与国民共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大力发展股份制,使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之后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指出要大力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改革开始纵深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混合所有制提升到了基本经济制度主要实现形式的高度。
通过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使不同性质的股权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优势,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股权激励与约束机制,综合平衡各类股东的控制力,充分发挥股权之间制衡的作用,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体制,实现各类型股东合作共赢,促进经济纵深发展,真正实现市场经济中的国民共进。
五、评述
结合上述我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制定的经济政策,我们不认为在国企改革的整体进程中存在着“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现象。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会随之不断的调整变化,而随着政策制度的调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会出现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现象(尹国强,2013)。
目前存在的有关“国民进退”的争议都是对我国基本经济政策的片面理解。我们不能简单片面的以进退来定义国民之间的关系,一方的发展并不会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两者之间不是零和博弈,二者之间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实现共赢发展。在现阶段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权结构的调整是其核心部分,通过将单一股东、单一国有改制成为混合所有股权结构,让非国有资本参与进来,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活力,真正构建出科学规范的权力制衡治理体系。
综上所述,“国民共进”才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题中要意。只有坚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才能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符瑶,2013),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步伐的顺利进行,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才能够相互协作,真正服从和服务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实现国民共进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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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 苏联 工业化 强制工业化
中国与苏联作为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道路和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工业化道路上,先后开创了苏联工业化模式和中国工业化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后发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而苏联最终走向了消亡,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而中国与苏联早期的强制工业化尤其对处于相同发展困境的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
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经验和道路主要分为三类,即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
(一)苏联的工业化道路
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具有巨大的示范意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尝试,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巨大的成就
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用了不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即从欧洲的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欧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整个国家快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完整的国家工业经济体系,工业实力雄厚,这些巨大的成就为后来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胜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2、存在的问题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过于仓促,国家以行政命令强行启动工业化,其工业化发展并没有很好的农业基础,在农业和农村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同时在工业发展中各产业之间的结构与比例不合理,过于重视和强调重化工业和军事宇航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为后来苏联经济体系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1、巨大的成就
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一五”期间中国在苏联156项重大工业项目协助下迅速建立起了自己门类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这一时期建立的初步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与苏联类似,虽然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并实施了适当的调整,但是仍然没有能够跳出苏式思维。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着农、轻、重比例失调问题。
二、中国和苏联发展早期的强制工业化
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早期普遍存在着强制工业化问题,即在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不具备工业化前提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强大的国家政权的作用强制启动工业化。
(一)苏联早期的强制工业化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属于典型的强制工业化,苏共在工业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通过国家政权的作用强制启动工业化进程。
1、农业
对农业实行简单粗暴的政策,在农村消灭地主和富农,要求农业服从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
2、工业优先发展
片面扶持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长期维持“工农业剪刀差”,通过转移农业的资源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属于落后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赶超式国家发展战略,这其中的重点是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苏联在短短十年内即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家。
3、强制工业化
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苏联的早期工业化道路实质上是一种强制工业化。
(二)中国早期的强制工业化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启动的工业化进程实质上也是一种强制工业化,但是与苏联相比中国具有自己的特点。
1、国民经济恢复
中国在正式启动工业化进程之前首先进行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在这三年时间里社会得到了很好的“休养生息”,积蓄了足够的社会力量和能量,为后来开始的工业化进程打下良好基础。
2、
与苏联的做法相比,中国施行的“”极为成功。经过几年的时间用相对缓和的方式完成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改造资本家,而不是像苏联那样一概枪毙了事。中国的“”完成了基本经济制度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3、农业集体化
先后经过建国后的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形成了适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农业,特别是农业集体化为工业的跨越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4、社会与政治动员
通过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的无偿集体劳动来弥补资本的不足,促进劳动向资本的直接转化。
三、中、苏道路的启示
(一)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
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不同于先发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前还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几重压迫,因此他们具有强烈的翻身做主人的愿望,同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警惕性。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工业化不得不走上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启动的工业化道路。
(二)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工业化中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强制工业化中存在着一些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问题,例如农村和农业发展问题、“工业反哺农业”问题、先进制造业问题、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和比例问题、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的关系问题、农轻重比例失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