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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区间数;简单加权平均(SWA);模糊决策
1.引言
产业集群的核心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产业的高集中度,有利于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以集群模式发展文化产业便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对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也成为热点问题。在评价过程中,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因此经常会遇到决策信息具有不确定性或模糊性的情况[1]。而区间模糊数(简称区间数)使得评价信息可以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确定的值,而是在某一闭区间内取值,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文献[1]针对具有不确定性区间数的决策矩阵的规范化问题,给出了两类实用的规范化方法,即基于区间数运算的规范化方法和基于误差传递的规范化方法。文献[2]针对群决策中基于区间数决策矩阵形式偏好信息的评判专家水平问题,提出了一种分析方法。
本文针对准则值为区间数的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问题,给出了一种基于简单加权平均(SWA)的模糊决策方法,即通过计算各方案的加权得分值来确定方案的排序。该方法思路清晰,计算简单,且效果较理想,因此广泛应用于实际生活的决策中。
2.问题描述
对某一多准则决策问题,设为方案集,为准则集,为准则的权重向量,其中,
。方案在准则下的值为区间数。构成的决策矩阵记为,试确定方案的排序。
3.决策步骤
本文的决策步骤如下:
步骤1对决策矩阵进行规范化处理。
当为效益型:
当为成本型:
步骤2对每一个方案进行计算其简单加权平均值。
步骤3对方案进行排序。
根据模糊数大小比较的定义,对各方案进行排序。
区间数的比较:
4.应用案例——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
有三个文化产业集群,现需对他们的竞争力进行评价,评价准则(指标)有四项,即(集群规模),(集群效益),(集群成长),(集群协调),准则均为效益型准则,准则权重为。评价专家小组对这三个集群的竞争力进行评估,对于每一个准则,总分为10,专家打分结果以区间数表示,所得决策矩阵如下表所示,试确定最优文化产业集群。
步骤1对决策矩阵进行规范化处理(各准则皆为效益型)。
步骤2对每一个文化产业集群进行计算其竞争力的简单加权平均值。
步骤3根据模糊数大小比较的定义,对三个文化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进行排序。三个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排序为:
5.结论
本文针对准则权重完全且为确定值,准则值为区间数的多准则决策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SWA的模糊决策方法,即首先对决策矩阵进行规范化处理,然后对每一个方案进行计算其简单加权平均值,最后根据模糊数大小比较的定义,对各方案进行排序。此外,对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案例表明,此方法简单易行,适用于各种项目评价,人才选拔、投资决策及供应商选择等领域内。
参考文献:
[1]樊治平,宫贤斌,张全.区间数多准则决策中决策矩阵的规范化方法[J].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20(3):326-329.
文化产业项目管理内容包括:第一,项目范围管理,包括对文化项目涉及的所有工作及产品进行管理,进行项目范围计划、定义、核实、控制、变更等具体方面。范围管理是项目管理的基础,只有范围明确才能使项目管理更加有的放矢;第二,项目成本管理,指对项目形成过程中消耗的所有费用进行计划、使用、控制、协调等,在项目交付时完成费用支出并在项目结束后获得收益。另外,项目成本管理直接影响盈利情况,因此进行合理的成本控制必不可少;第三,项目风险管理。文化产业项目存在的可变性、不确定性增加了项目潜在风险和管理难度,因此风险管理对整个项目实施情况影响重大;第四,项目质量管理。具体指为确保实施效果对项目产品、服务等进行质量规划、控制及保证,通过提高项目质量增加市场份额;第五,项目时间管理。由于文化项目都有特定时间要求,通过严格控制时间并在规定时间内提升项目质量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增加项目收益。
二、文化产业项目策划风险评估及控制策略
(一)文化产业项目策划的风险评估文化产业项目策划的实质为知识产权和文化创意的占有及交易。文化产业项目策划风险是指在策划过程中由于各种元素导致偏差,而引发文化产业主体的实际经济、社会收益与预期不符甚至背离,其后果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损失还包括企业甚至整个产业社会认可度和信任度的下降。文化产业项目策划方面的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如人力、信用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如自然风险。其中,信誉风险指在文化产业项目策划过程中进行经济交易或履行经济义务时,合作一方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违约甚至违法行为,并造成合作方蒙受经济损失的风险。文化产业项目策划涉及的影视剧策划、展览策划、文艺演出策划、文化版权交易策划、文化产品发行策划等均存在信誉风险;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气候原因等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对文化产业项目策划造成的风险。案例一:信用风险案例——四环生物斥资半亿试水文化产业或遭合作方解约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斥资5000万元试水文化产业,并就此项目与环亚天地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打造“中国山海经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项目。然而,双方合作经历了最初磨合期后并未向默契方面发展,之后又传出了四环生物遭合作方解约的消息。这一信用风险导致四环生物的股价出现持续下跌,其文化项目策划也面临终止的危险。
(二)文化产业项目策划的风险控制策略针对文化产业项目策划方面进行风险控制,首先应提强化策划队伍的风险防范意识,在项目策划中就提前预估可能性风险并将其防范于未然。具体包括加强风险控制理念培育、注重风险文化养成、建立风险评估和跟踪机制;其次,在项目策划时应积极寻求行政支持,可提前熟悉相关政策、法规,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及交流,促使其重视并支持项目策划及后期实施;再次,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对资金有着强大需求的产业;同时,其产品的非保值性、较大的需求弹性、担保机制的不完善性又使其成为一个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产业”[4]。这就需要在项目策划阶段就降低成本预算并进行必要的投资、融资、购买保险等。案例一:寻求官方支持规避风险——侨商联合国际文化传媒寻求行政力量支持策划重要项目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将北京申奥期推至,也为侨商联合国际文化传媒公司创造了更多声誉。作为我国著名的演艺文化品牌,该企业多次与官方机构合作,共同策划了中央各部委专场演出、《同一首歌》歌会、《中华情》大型歌会、宋祖英维也纳金色大厅个人演唱会等。该公司通过寻求行政力量支持,拥有了国内外丰富的媒体资源和强大的策划团队。而在文化项目策划上与官方机构积极联手,一方面降低了企业单独策划可能存在的资金风险,另一方面增强了项目策划的专业水平,树立了项目的良好口碑。案例二:以优良策划降低项目成本及风险——低成本、好创意的798文化项目798艺术区位于原718联合厂。2001年起,北京及各地的艺术家逐渐聚集到798厂,以独特视角发现了这一废弃工厂的艺术魅力,并在原有风格上对工厂进行改造。以廉价的租金打造了举世闻名的798艺术区,策划了这一经典的艺术文化项目,并为不少文化企业带来了丰厚收益。这也提醒文化产业策划时应以优良策划降低项目成本,从而也降低了潜在的经济风险,以低成本、好策划打造多方收益的文化项目。
三、文化产业项目管理的风险评估及控制策略
(一)文化产业项目管理的风险评估
文化项目管理是对文化项目涉及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相关资源进行计划、组织、控制的过程,此过程中因管理者素质、项目组织过程、企业管理机制等各类原因导致并可能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都属于管理风险。具体而言,文化项目管理风险主要包括人力管理风险、财务管理风险和国际化管理风险等。首先是人力管理风险。具体指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由于工作主体心理活动及工作行为与消费者心理状态及行为不相符而导致的潜在或诱发性风险;其次是财务管理风险,是指在项目管理过程的资金循环中,因为各类不确定因素而导致的文化产业经济主体收益损失等风险。其诱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财政系统不完善、债务结构不平衡、预算不合理、盲目策划、激进式扩张等,都可能影响策划进程及实施效果,并最终影响经济主体盈利情况。另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开放度的提高,文化产业国际化扩张和并购现象日益突出。然而“文化差异使得在不同文化交汇过程中有可能导致文化摩擦、文化误解、文化冲突,最终影响企业国际化经营目标的实现”[5]。案例一:人力管理风险案例——管理团队未审时度势,偶像剧遭遇收视“滑铁卢”近年来国内偶像剧泛滥成灾,在受众产生审美疲劳的情况下,部分影视公司的工作团队未审时度势仍盲目跟风。由于与受众需求不够契合,《抹布女的春天》、新《天龙八部》等偶像剧均遭遇收视率“滑铁卢”,这也导致部分影视项目、影视公司甚至整个行业出现一系列潜在风险,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收益及受众口碑。而且收益惨淡也必然影响行业及企业在这些影视项目方面的投资,可能导致策划水准的下降,从而步入恶性循环。案例二:国际化管理风险案例——迪斯尼进军法国,文化冲突引发国际化管理风险随着迪斯尼主题公园在美国大受欢迎,迪斯尼国际化进程也于上世纪后期开始。不过,在法国迪斯尼项目管理中迪斯尼却因管理不当造成了严重经济亏损。原因在于迪斯尼乐园建设时占用了农民土地,当地工作人员及消费者对迪斯尼文化和管理模式存在抵触心理,严重影响了企业公众形象。
(二)文化产业项目管理的风险控制策略
一、河南城市文化建设的内涵
(一)城市物质文化建设
城市物质文化是一种外在的文化,是能够被直接感知到的、具有鲜明物质载体的文化类型,主要由城市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产业组成。虽然这些文化是以物质的形态出现,但它们是城市文化建设的基础。一是城市的空间是由各种造型、风格、色彩的建筑构成的。这就要求城市建筑不仅要满足城市各种功能的需要,更要承托起城市的底蕴和文化,成为城市形象的主要载体。当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存留于城市和建筑中时,具有文化艺术气息的建筑能够使城市形成独特的风格和品质。二是一个城市的兴衰伴随着城市产业发展的好坏,文化产业作为城市经济产业部门之一,被公认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或“黄金产业”。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当前,文化产业不仅直接推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消费,也日益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设计等产业融合,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其具有创意性、引领性、低投入、低消耗的鲜明特点和优化结构、扩大消费、增加就业、促进转型的独特作用,既可以有力地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可以极大地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
(二)城市精神文化建设
城市精神文化反映的是城市的精神价值、观念层次,主要包括城市历史文化、城市大众文化、城市生态文化、城市民俗文化等,因此其体现文化本质的方式也会更加直接。一是对于现代化的城市来说,历史就是城市的根基,城市中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的印记是城市发展的资源。充分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文化个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一个城市最独特的文化优势。而且,历史文化使一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充分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历史文物和文物依存的周边环境,是树立城市文化个性、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途径之一。二是居民作为城市的主体,是城市社会文明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也是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只要广大居民不断增强城市意识、开放意识、法制意识和现代生活环境意识,就能促进一个城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
(三)城市管理文化建设
城市管理文化对人口素质有定型塑造作用,包含调节市民行为的准则、规范系统,主要包括:城市行政文化建设和城市道德文化建设。城市管理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城市文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是一个城市行政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大量集聚城市,对城市的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抓城市工作,一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不断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一是城市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依据国家和所属城市的方针、法律、法规,对城市文化事业进行规划、组织、调控和监督的一种行政行为。二是通过城市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和人本化,使管理文化中的先进理念和优秀作风传播到社会各层面和各领域,能够对广大城市居民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推动城市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二、河南城市文化建设新发展趋势
(一)城市文化建设主体呈现多元化
随着近几年国内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国家在政策方面对文化产业更加重视,引导多种所有制形式的资本进入,使投资主体上呈现多元化趋势。所以河南的城市文化建设主体既有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也有演艺、影视、动漫等经济性的文化企业;既有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大型国有文化企业集团,也有清明上河园、天人文化旅游等一批民营或合资企业,还有国有、民营、外资、职工持股等不同所有制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尤其随着全省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网络文艺社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民营文化工作室等新的文艺组织,以及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独立制片人等新的文艺群体大量涌现,使河南城市文化的建设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荨
(二)城市文化建设需求呈现多样化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持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呈现多层次的特征,而且目前模仿型排浪式的文化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性文化消费渐成主流,城市的文化消费市场将呈现出多样化、细分化的趋势。这就对城市文化产品的供给提出了新要求,多种形式和题材反映社会现实、多种角度反映当下生活、多种方式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产品将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而文艺创作和公共文化服务更要辐射到河南城市的各个阶层和各类群体,尤其是要多为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特有的中原传统文化为基础,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形成多元化的河南城市文化供给。
(三)城市文化建设发展呈现融合化
随着“一带一路”发展的全面推进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城市文化建设呈现出融合化发展的趋势。2015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关于印发河南省“互联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大量文化产业的新业态呈现。目前,河南城市已经涌现出一批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内容为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文化科技型企业,而且一些传统企业也通过现代科技技术实现了转型升级。“文化+金融”成为当今河南最热的创投和风险投资模式。2011年大地传媒借壳上市,2014年郑州墨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河南知胜广告传媒策划有限公司分别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上市,2015年河南省闯世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挂牌上市。“文化+旅游”成为河南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洛阳牡丹节等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节会,而登封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等也是文化与旅游、科技、休闲等行业融合化发展的成果。
(四)城市文化建设管理呈现人本化
河南城市文化建设管理主要包含三个方面:规划和制定城市文化的发展战略、管理城市的各项文化基础设施和对城市文化市场的管理和监控。在河南城市文化建设管理的过程中,不仅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更要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向。一要结合河南各城市的实际情况,改变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城市文化管理体制,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新调节机制和监管方式,加强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二要加快转变河南城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以“群众文化群众办,社会文化社会办”为原则,从以办文化为主转向以管文化为主。拓宽文化的投入渠道,鼓励部分文化事业单位和生产、服务单位转换经营机制。以市场为主导,逐步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河南城市文化市场体系。三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方向,强化以人为本的文化立法和执法工作,创造有利于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创造;活力;正确处理关系
继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再一次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重要部署。报告重申: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报告特别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1]这是一个全新的智慧的科学的判断,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体现了我们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思路,是我们党进一步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不二法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文化引领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创新,是文化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不竭动力。鼓励全民族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对于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遥望五千年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曾经达到的高度,面对全球竞争中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在文化改革发展实践中,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必然要求我们应当正确处理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关系:
一、关于抓文化和抓发展的关系
文化既是凝聚一个民族的重要力量,又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共同进步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的国家。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终极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3]言下之意,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终目标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4]文化既具有提供精神食粮、构建精神家园的社会功能,又具有提品和服务的经济属性,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文化既能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能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经济有文化含量才有后劲,抓文化就是抓发展,只有树立这样的理念,才能真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进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二、关于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关系
文化投入的是智力劳动,产出的是精神产品,影响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与物质产品生产不同的特点和规律。文化首先是一种事业,文化事业由政府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具有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特点。另一方面,文化又是一种产业,或者说具有产业属性,文化产业由市场来组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切入点,具有经营性、创新性、盈利性、娱乐性等特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文化事业繁荣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引领和导向、培育文化消费群体、提升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业发展为文化事业繁荣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和经济支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两个“轮子”,只有把这两个“轮子”都转起来,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快速发展。坚持“两手抓”,就是要一方面加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用先进文化塑造美好的灵魂,另一方面不断壮大文化产业,提倡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代最新技术与时代需要的完美熔铸,让财富在其中如江河奔流。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正确处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关系,才能真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关键词 文化创意 产业园区 法律体系
作者简介:谢艺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方向:商法。
一、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市场准入之现状
(一)管理机制
从纵向立法来看,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文化部负责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申报、命名、管理和考核工作,该《办法》还规定了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认定标准、程序以及考核项目等。相应的,北京市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和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市级的园区的认定主体、申报、命名、管理和考核工作也有自己的规定,北京市的各辖区也规定了各自的区级的园区的认定主体、申报、命名、管理和考核工作的规定。虽然各级颁布的文件都是针对各辖区的园区的规定,但是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层级的规定之间并没有纵向的联系,认定、考核标准也都有出入,甚至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定义都持不同的意见。中央政府并未制定总领文化创意产亚园区发展的法律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如何统筹规划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如何组织园区内部的各企业资源的综合利用、政府需要为园区提供怎样的政策支持等问题也均没有制定详细的规定,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具体管理规定中央政府和地方各自为政,没有达成统一的、井然有序的、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管理体系。所以理顺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一个完整的由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理的地方立法体系,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横向政府部门分工来看,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机构分设、职能交叉,在决策机制上, 部门之间缺乏配合,整体协调不足,虽然各政府部门都在联合管理文化创意产业,但是没有统一的管理规章作为指引,联合的组织中也没有设立完善的究责体制,存在着以部门利益代替整体利益的倾向,难以在发展整体目标上形成合力,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管理与考核的主体,我国各地区大多采用设立领导小组的方式。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省市文化创意产业的领导小组五花八门。有的由宣传部牵头,有的由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有的由经济贸易委员会牵头等。在日常工作中,虽然各个相关部门对工作都能给予支持,但这些部门间相互独立,没有一个明确的部门对产业的发展进行总体上的把握和统一,往往政出多门。 管理主体混乱,各政府部门均具有发言权,均有有利于该部门管理的标准要求,使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陷入两难境地。
(二)具体内容
在市场准入方面,还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授予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标准不明。授予标准不明,导致园区不具备自己的特点,大量文化产业园区定位趋同,将导致资源的分散与浪费,并可引发各园区间的恶性竞争,对现有园区的良好运行产生冲击。 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假借申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名,实际目的是为了圈地的企业,他们在竞拍得到土地之后转而改为商用,使文化产业资源大量浪费。不仅如此,对已经认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未来发展情况,目前也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这制约着相关管理部门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跟踪和及时的调控。 这种不顾国情和市场需要,只为在文化创意产业市场中捞金的行为是必须要制止的。文化部2007年颁布的《文化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指出,“文化领域的标准化是促进文化艺术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推动文化创新的重要技术保障是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所以明确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考核标准是健康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所必要的。另外,由于我国各地区对于各级别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设立标准也都并未达成共识,部分地区政府为提高政府政绩,规定了过于宽缓的市场准入标准,使得整个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市场混乱,许多不具备聚集区标准的园区也被授予了较高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资格,导致了政府的各种扶持手段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大大浪费了国家资源。
二、设立制度的完善
(一)主体
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特殊性,对其的管理也应当采取特别的方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往往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单独的一个两个政府部门联合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设立和监管的问题。加之考虑到提高政府部门行政效率,简化行政步骤等因素,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普遍涉及的政府部门建立一个专门负责授予资格与监督经营的领导小组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文化部负责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申报、命名、管理和考核工作,由文化部负责文化产业园区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各地可以选择文化局作为文化产业领导小组的统筹部门。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相关法规均由中央文化部和各地区的文化系统牵头制定,由各地的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作为主体去实施此类规定,并且领导小组应保持相对独立的垂直管理。世界上的几个主要文化创意产业国家也都采用了部门联合管理或部门联合设立领导组织的方式管理文化产业。可见此种方式还是对管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大有裨益的。
(二)标准
3.补充标准。对于现有对于标准的规定也需进一步完善,我国目前设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普遍都相对孤立,其发展模式均为景区形式或者聚集的商业圈的形式,缺乏与生活区的结合,使文化远离了居民的生活。文化成为了需要市民特意去追求的一种消费,这大大阻碍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而世界上几大著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均与其所在环境有较好的融合性,例如纽约SOHO区是美国最知名的创意园区之一,许多艺术家就居住于此,文化已经和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又由于其处于曼哈顿岛的繁华地带,SOHO区成为一个集商业与艺术于一体的完善社区,该园区已经和整个城市达成了一种和谐的状态,这也是SOHO区发展的如此繁荣的一大动因。在日本东京政府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甚至设计了以东京的杉并动画产业中心为中心的城市规划。所以园区与社区、城市的融合程度,与周围所有环境的和谐程度也应当作为园区设立标准之一。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独特性、创新性,可以在设立标准中有选择的要求园区的设立需在一定程度上结合本地区的特色,但是此要求不宜作为当地所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硬性标准。
(三)程序
关键词:福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1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专家将文化产业竞争力定义为文化产业领域多种功能性组合的集中力量,是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条件叠加、融合而成的系统工程,因此,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强弱、高低深受系统中各个要素在品质、数量、空间和层次布局上的影响,同时区域的文化、社会发展状况也会对文化产业竞争力产生潜在影响.具体而言,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的内在竞争力,即产品品牌能效、科学技术水平、人力资源、产业资本.主要体现为以下内容:
1.1文化产品的新颖性与特异性
文化内容创意的关键就在于独创性和显著的区别性,国外很多学者把文化产业直接界定为“创意产业”,并特别强调文化创意的“独创性”是文化产品最突显的商业特点和价值体现.一旦将文化产品囊括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中,就可以不断挖掘自身潜力,创造丰富财富.
1.2文化企业的劳动力要素
人才因素是创新的基础性要素,人力资本是文化企业最渴求的资源,同时也是企业不断产生创意成果的保证.发展文化产业最根本的动力是要拥有众多具备较强创新能力、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才,创意产业则急需具备较强原创性灵感的科技人才和运营、策划、管理人才,这无疑是文化产业的基础竞争力之一.
1.3文化产品的科技化水平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广泛应用使文化产业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文化产业借助与信息产业的相互融合,使产品形式和生产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传媒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广泛应用,可以有效降低产品成本,提高文化产品生产率.文化创意产品通过在创作、生产、传播等各个环节中对数字、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快了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
1.4文化产品的资金投入
资本是文化创意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资本决定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起步规模及承受风险的能力,它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具有高投入与高附加值,高风险与高赢利性特征的行业,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本投入,才能快速地发展壮大,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
2福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现状
2.1政府重视,规划清晰,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福建省自始至终都把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战略规划内容,将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将其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软实力进行着力培育《.关于进一步推动福建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印发不仅体现了文化产业在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而且为文化企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福建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布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长远规划,制定了旨在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310行动计划”,即在全省重点培育10个重点文化产业园区、打造10强文化骨干企业、争取10家文化企业上市;《全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管理办法》的出台,为文化产业的集约化、科技化、国际化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环境保障.预计到2016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8%,成为我省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2文化品牌效应逐步增强
福建省以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为目标,着力发挥海西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地理区位和国家政策支撑的两大利好,不断打造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海峡两岸文博会、版博会、艺博会、金门书展……“文化+会展”的产业模式,为吸引优势项目产业入驻提供了新的捷径,效果喜人.第四届海峡两岸文博会签约总值达359.71亿元,同比增长263.4%;349家台湾企业参展,台湾各县市至少有1家企业参展,充分展现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巨大商机和美好前景.2013年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总评榜的十二大榜单中有8个榜单福建榜上有名,展现了福建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实力;《印象大红袍》山水实景演出与武夷山的旅游资源相依托成为福建省的文化名片之一;《有福之州》一曲传唱大江南北,为福建省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锦上添花;福建省的木雕、根雕工艺产业在全国的知名度迅速提高,产业规模和发展速度已经名列前茅;古色古香、诗意盎然的三坊七巷成为福建历史文化的重要缩影,列为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福建本土动画《乌龙小子2》登陆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向全国观众证明了福建动漫产业的实力……,这些典型的项目和案例为福建文化产业品牌效应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
2.3文化产业资金投入逐步提高,融资方式多样灵活
福建省设立了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成立了福建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基金以股权投资方式的方式进行运作,为解决文化产业投融资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这也成为福建省文化产业创投领域的新亮点.除此以外,省委宣传部与多家银行合作,共同编制《福建省文化产业发展投融资规划》,探索文化产业融资新模式,促进文化产业投融资主体建设,重点扶持电影电视、报刊出版、动漫游戏、文化创意设计、网络新媒体等核心文化企业的发展.福建省“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专项规划中,提出的加快建立促进福建省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多元化投融资渠道.2012年10月,省委宣传部与国家开发银行福建分行签订融资,计划未来3-5年内,国家开发银行将融资50亿元支持省广电网络集团发展壮大,融资30亿元支持永定土楼客家文化发展,融资10亿元支持泰宁古城旅游文化发展.众多专项资金的设立和融资平台的成立,为福建省文化产业的规模发展和重点发展注入了充足的活水,为文化企业的快速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2.4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日趋健全,层次逐步提高
闽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入选2013年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学术研究十大领军院校,厦门大学文化创意产业与投资高级研修班入选2013年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十大高端培训品牌,显示出福建省较强的人才培养实力.福建农林大学、厦门理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4所高校开设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每年可以培养200多名文化产业管理的本科人才.2011年福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约为75.2万人,并呈现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在2012年福建的科技竞争力在我国各省域的排名为第10位,较为充足的科技人员为福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3提升福建省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3.1全面开发海西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多元化运作
第一,进一步推动福建影视产业的发展.影视业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较强风险承受能力,但也是高收益、高产出的行业,一部本土影视作品的成功对区域知名度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对其他文化行业的带动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福建省除了继续在动漫产业上做大做强外,还应在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上发力,充分发掘福建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海峡两岸的感人故事,拍摄出带有福建本土特色又能引起广大共鸣的优秀影视作品.第二,将民间手工艺术品作为一个重要的行业进行发展规划.随着旅游业和艺术品收藏行业的发展,民间手工艺品的市场前景和价值也日益受到重视.现阶段,福建民间手工艺品主打的是雕刻艺术,特别是寿山石和楠木雕刻艺术,但是由于材质的价格昂贵,只要稍加艺术处理就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具有代表性的高端艺术品还是较为缺乏,因此必须面向国内外市场打造高端精品.另外,福建的工艺品行业一方面应当重视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特别是要注重对地理标示的注册和保护;另一方面应当注重艺术风格的塑造和坚持,坚持具有海西本土民俗气息的艺术风格,同时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底蕴与两岸统一情怀融入其中.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和艺术品的内涵体现将会是福建民间艺术品坚持“本真”,享誉四海的成功所在.
3.2建立专项资金、创新融资渠道
首先,政府应当对符合福建省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良好项目和企业提供专项资金支持,促进其稳定、快速的发展;其次,政府要为文化产业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通过政府担保或者与银行合作等方式为文化企业融资提供便利,专门为文化产业行业开发新型的融资产品和信贷产品,对于典型文化企业可以为其提供担保贷款或贴息贷款,促进其快速发展;其次,政府、金融机构和文化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合作,成立文化产业发展互助基金,进一步扩大文化产业专项基金的规模,丰富文化产业基金形式;最后,政府和企业应当密切与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文化产业基金合作,充分利用网络交易平台,扩宽融资渠道,吸引优质资金和先进的运营模式进入福建,为本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总之,必须通过政策支持带动资金支持、通过投资环境的改善来丰富融资渠道,充分运用市场手段刺激文化产业的发展,引导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强创新,以更加灵活、多元的融资思维和方式进行融资活动,并结合福建的实际商业环境,形成具有福建特色的文化投融资体制.
3.3注重人才培养,提升创意水平
政府应鼓励省内高校开设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并根据市场需求对相关专业培养计划的调整进行指导;文化企业应当加强与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院校合作交流,通过定向培养、联合培养、定制培养等方式,为自身企业发展培养优秀的人才;政府、企业和学校应当合作建立文化产业培训基地、社会实践基地,为提升专业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造良好的条件;建立文化产业专项奖学金,鼓励省内生源报考文化产业相关专业,特别是要鼓励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培养,为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贡献力量.将文化产业人才列入福建省的人才引进计划,同时设立专项资金,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引进高层次文化产业人次.对投身福建产业发展,工作成绩突出的引进人才要设立奖励基金,对其进行物质激励.对于引进人才不仅要在物质上予以激励,还应在精神上给予人文关怀.
3.4突出特色,创新营销,注重文化产业品牌打造
把握福建文化产业的独特本质,采用创新性和多样性的营销手段,提高福建区域的知名度,打造文化产业特色品牌.第一,差异化概念营销.通过特色品牌和文化产业营销概念的凝练,以短小精悍的、耳目一新的文字表述,或者别具一格的图案、形象,使文化产品与营销概念在消费者心中迅速建立品牌联想.福建地区可以重点突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风格、海峡两岸情怀、海上丝绸之路等特有的文化资源特点,将特色民俗文化和特色产品结合,打造自己的差异化概念.例如,上街镇可以着力打造“中国木雕第一镇”“,名木飘香?福建闽侯”等品牌形象,永定县可以大力宣传自己的“中国最美土楼”,闽西地区可以打造“畲族原生态、客家美食多”的品牌形象.在对外区域宣传的时候,福建省可以重点突出“海上丝路,唯美福建”的区位特点,将福建的知名度快速提高.第二,体验营销.体验营销方式以消费体验为核心,以诱导性消费为目的,以高水准的消费体验使消费者产生消费粘性.体验营销先将良好的消费体验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再使消费者产生消费冲动,使消费者感到这样的消费是值得的.体验营销的宗旨是让消费者在体验中消费,在消费中享受.福建的“农家乐”“、度假村”就是一种典型的体验式营销,促使消费者在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农家特殊文化气氛的体验中消费,享受那种独有的乐趣,也使“农家乐”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除此之外,民俗文化村将旅游、购物、餐饮、休闲融为一体的多种经营,节假日的促销活动,个性旅游纪念品的定制,服务水平的提高,都是可以推广的体验营销方式.越高明的营销手段,越需要良好的产品和服务为依托.体验营销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更加苛刻,这也是营销的根本所在.总之,福建地区应当不断提升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逐步改善行业环境,做好产业规划,扩宽融资渠道,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塑造知名品牌,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平潭自贸区的发展契机,将福建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赵宏.天津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2〕林孔团,翁木英.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与提升———福建与部分省市的比较.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一、安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非遗保护工作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
2、安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安阳作为我国古都之一,具有3000年的建城史,不仅保存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同时保存了很多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安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内黄县、汤阴县、安阳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汤阴县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命名为“千年古县”,安阳县淮调、内黄县落腔和汤阴县跑帷子等7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易文化、滑县木版年画等34个项目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公布三批共100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有国家级传承人6名,省级传承人37名,市级传承人88名。目前已获取上级项目扶持资金417万元和传承人扶持资金19.2万元,一批珍贵、濒危、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
二、安阳的文物景区
1、什么是文物保护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2、安阳的文物景区。2013年河南省文物局公布了《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开放管理办法(试行)》以加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规范其开放工作。文物保护单位的合理利用、对外开放使其成为了文物旅游景区,成为了文化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安阳市提出了“三阳开泰”的旅游发展思路,一些文物景区得到了迅速发展,市内旅游品牌形象逐渐增多。目前,全市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处,成为知名景区的有:殷墟、里城、岳飞庙、马氏庄园、袁林、红旗渠等。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不仅使安阳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更增加了经济效益。
三、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物景区互动的几点建议
1、寻求共性。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都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再者,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被归入文化管理和研究,被划入文化产业范围。第三,非遗保护工作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可见保护和抢救是两者的首要任务,合理利用将使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自1961年我国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已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目前,许多文物单位已开放成为景区,实现了合理利用,并在新兴的文化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正式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首次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开启了世界范围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我国于2004年批准《公约》。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合理利用方面与文物保护工作相比还有许多的经验要学。如何合理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景区的又一共同话题。
2、在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工作中互为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它包括口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能等以及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它是活态的,并且需要有展示空间。文物保护单位是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保护对象的,它的保护对象是不可移动的,是静态的。
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业结合后,已成为一项新兴的文化产业,并展示出蓬勃的生机,使得原来安静、单纯的文物“活”了起来。文物的价值在新时期被人们发掘,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可以说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业的结合是文物合理利用的一个成功典范。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也能和旅游业成功结合在一起呢?我建议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的基础上,选一些非遗项目与文物景区结合在一起,以文物景区为载体,用非遗中所包含的形式创意为新的文化产业项目。文物景区在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方面将为非遗提供展示平台。例如,吃:我们可以将安阳非遗中的义兴张道口烧鸡、老庙牛肉等与文物景区结合,即宣传了自身品牌,又丰富了景区的特色小吃内容。购:我们可以将安阳非遗中的秦氏绢艺、北郭剪纸、姚家膏药等与文物景区结合,做出带有景区文化符号的系列产品,既展示了自身、又丰富了旅游产品的种类。娱:我们可以将传统的戏剧在景区的“黄金周”等游客旺季段演出,或改编一些与文物景区相关的戏目演出,既创新戏剧内容,又使得演出节目和景区结合自然;还可以将如吕村战鼓、跑帏子等民间舞蹈编入到景区演出栏目中。丰富景区演出项目内容,同时展示出当地文化特点。
总之,我们通过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文物景区的共性、结合点,将两者能有机的结合、互为依托,必将使一些非遗项目找到新的展示平台;也将使文物景区更加“活”起来,彰显出新的市场影响力,产生出更大更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文明》[J]文明杂志社.2012特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Z].2002-10-28.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z].2003-10-17.
关键词:文化产业政策;边际内置;谱系内置;贸易政策
中图分类号:G124
就政府对文化产业制度的支撑而言,产业政策体系及其边际内谱系拟置无疑是基本功能结构的承重所在,一切文化产业涉身者都必须将自己的命运绑缚于拟置之中,所以于政府和产业涉身者都是无法逃避的制度依托。对这一重要议题,笔者曾经撰写《论文化产业政策的边际内谱系拟置》一文, ①讨论过产业准入政策、企业治理政策、社会成本政策、价格调节政策和银行信贷政策等五大构件,但未及讨论财政支持政策、内外贸易政策和人力资源政策,因而没能实现谱系完形的学理设定目标,故尔以“再论”予以边际内完形。
一、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寻求财政支持政策
在所谓全球认可的“新西兰模式”里,之所以出现“就改革而言,《政府部门法》和《公共财政法》已经获得令人欣慰的赞誉,尤其来自那些资深管理者以及政治家” ②的积极局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治理结构中,财政资金与市场资本的清晰剥离,以及剥离之后对财政资金效率和公共服务效率的更具目标性。在小政府大社会和预算紧缩的效率追求道路上,不仅全面福利诉求的那种“政府以及其它权威机构选择其提供条件的责任,这些条件就是能够使人民走向富裕生活以及促使其获得更加有益的休闲方式” ③开始受到财政理性的有条件遏制,而且“公共财政管理的产物(包括现金投资、债务结构、预算以及其他)皆与社会协商有关”④ 的投资指向和债务取向都必须远离于市场利益竞争的在场游戏之外。一句话,定义的边际闭合使得财政政策与市场政策成为相对独立的政策循环空间,因而在我们的所议中也就与文化产业政策处在完全不同的政府功能序列。
但是,在社会生存的动态性演化过程中,人们发现对出台政策的主体―政府而言,实际上很难做到边际闭合的不同政策体系之间完全密不透风,而且在穿透客体性问题坚甲和寻求政府功能极大值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严格条件限制下的主动链接,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政策实施绩效。具体到中国语境,则事态还有其另外一面,那就是在国有企业占据市场份额较大比值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遵循市场资本主义传统信条的“非干预主义”,因而公共财政与市场资本之间也就不可能做到严格意义上的边际闭合,甚至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财政资金在投向市场后成为某一时域市场资本的激活力量乃至主导力量,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2009年政府实施的四万亿一揽子救市计划中,直接财政投入就是其中的主体部分,其积极效果和敏锐反应令世界为之惊叹,这与“新加坡模式”的“当政府认为市场处于警戒状态时就会提供投资资本” ⑤的情况无疑有过之而无不及。考虑到这一重要制度背景参考因素,在我们思考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体系建构时,就不仅不要被“完全市场化”命题束缚手脚,而且要有目的在两个闭合边际中寻找功能链接的制度接口,从而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尽可能寻求财政支持政策。
(一)改变政府支出结构 增加文化采购比重
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这种寻求的第一个可能性空间,是改变政府支出结构,大规模增加文化采购比重,通过政府文化采购,一方面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水平和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形成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性消费拉动,而且这种财政性消费拉动对更加普遍意义的市场消费拉动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和激活力量。狭义的政府文化采购,意味着对文化产业生产成果的现金给付,其所采取的诸如“目前的部级评估形式详细地列出了公共消费支出的细目分类” ⑥以及这些分类的具体实施,会成为文化产业市场扩容的买方牵引,所以它被纳入所谓“社会模式”并在与美国的“个体模式”分异中确立其“欧洲必须继续坚持这种社会模式,使之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⑦ 。广义的政府文化采购,意味着年度文化总支出,虽然这些支出大多数都是非现金给付而且亦非直接以文化产业为采购对象,但是总量年度递增终会孕育培养政府的文化消费能力和文化采购需求,进而也就会转换为间接性文化产业指向的政府文化采购拉动,转换为公共文化消费的可持续性和政府文化采购的后劲,如“大型国际活动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城市策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成为规划调整的影响要素”⑧ ,也具有广义政府文化采购的蕴含。总之,无论是狭义政府文化采购还是广义政府文化采购,对中国语境而言,政府作为的空间仍然无比广阔,因而也就意味着对文化产业的采购性财政拉动将会起到无可限量的产业拉动作用。
(二)文化产业引导基金注入
这种寻求的第二个可能性空间,是积极市场干预条件下适度规模文化产业引导基金的注入性输血,一方面规模控制立足于确保政府转换角色,致力于文化产业的直接操盘,另一方面又必须对文化产业振兴所需要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社会资本和风险资本等具有资本吸附功能。事实上,这一注入性输血过程中,文化产业引导基金的吸附力主要有两个向度:其一,尽可能减少各种资金、人才和项目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起步风险,算是政府对新兴产业振兴的一种风险转移,从而起到减轻进入者风险预测难度的缓冲作用,并且使更多的投资者由此淡化其过度迷恋于“微观经济尺度在产业或者市场中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对关键行为的反思”⑨ ;其二,尽可能给那些流转中的资金、人才和项目建立一个有诱引作用的风向标,算是政府给市场一种产业倾斜的信息提示或者立场表达,从而使那些敏感的投资者迅速窥视到某种趋利性产业发展潜力和政府对这种潜力的政策激励;对特定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而言,类似的信息提示或者立场表达就变得尤其重要。经济学家所谓“当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根据两种理论建构:‘产业聚集’以及‘制度创新’” ⑩。其实两个方面都为产业引导基金预留了功能实现空间。问题在于,文化产业引导基金的市场注入,必须严格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进行,现行各相关省市将其掌控于宣传文化部门之手并成立支配权的文化产业办公室的做法,将不仅起不到风向标的作用和产业起步的风险缓冲功能,而且会给市场准入和产业秩序建构带来一系列纠缠不清的负面后果。
(三)寻求税收优惠 获得财政补贴
这种寻求的第三个可能性空间,是成本政策讨论中已经涉及的税收优惠和尚待此处进一步给予讨论的直接财政补贴。就税收优惠而言,除了降低成本并使文化产品增强其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外,通常所谓“休税期―几年内对投资行为的临时性减税―在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做法相同”! ,其实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吸引外资并使所在区域迅速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从而达到培植税源和增强征税后劲的中长期利益目标。毫无疑问,这样的财政政策一旦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有效实施,那么无论对产业发展还是对税源补充后的财政能力扩张,其功效将一定会比其它产业领域更加明显。就直接财政补贴而言,面向文化产业振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会给文化产业以较大比率的贴息额度,从而促使金融资本向文化产业领域顺利转移;另一方面会给绩效突出的文化企业以较大幅度的政府奖励,从而激励更多的文化生产企业通过一切手段提高生产力和利润率,还有一方面会给转制改企的文化生产经营单位以较大规模的遗留问题现金支付,包括债务清偿、工龄与养老金补偿以及住房公积金追缴等等,从而为大批国有转制的文化生产单位迅速形成市场竞争力提供财政范围的补贴性支持,而这也是中国国情背景下发展文化产业的特殊政策支持模式。
二、促文化产业与国际接轨
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虽有各自不同指涉边界,但这两者的边界却是彼此相连甚至还时有叠合,诸如贸易问题,就充分体现其叠合问题空间及其相关问题域。如果文化产业专家只是一味关注生产环节的诸如“实际上,它主要是(特殊情况除外)通过投资过程,投资相对稳定的工厂 、设备、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土地,由此新的商品得以产生并获取剩余价值” @,那就等于在生产企业门口自行堵塞通往剩余价值的兑付之路,是内倾视野微观经济学知识域技术理性放大的线性思考方法。正因为如此,也就迫使文化产业专家还必须不断地顾及文化市场,顾及到文化产品一旦进入流通环节后究竟会有哪些完全不同的市场反映结果,而这些顾及最终也就必然反映到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的市场保障功能,既包括市场理性中自由市场控制理念的“依靠市场规则维护社会和谐,在社会和谐中协调个体消费行为,乃至将社会和谐观与宇宙自然观相统一”# ,亦包括消费理性中消费者权利主体的“消费者调节:经济生活中生产者及其不对称信息”$ ,总之都必须依靠政府给定出具有统辖意义的市场政策,并在市场政策框架下具体给定有助于文化产业振兴的内外贸易政策内容编序。
之所以内贸政策仍然具有独立编序意义,是因为就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文化市场并未实现全面对外开放,所以也就无法纳入全球统一市场的一体化贸易框架,传统贸易壁垒的那种“许多北方工业化国家在关税保护下发展,一些贫穷国家,尤其是东亚新兴工业国家,过去也是遵从其榜样,逐渐懂得运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对新兴的文化产业以及世界文化市场而言其情形更是如此,这就决定了内生文化市场需求的主导地位以及文化产业市场导向的主要目标,因而也就决定了边际内文化贸易政策对新兴文化产业市场拓展的必要性。而外贸政策的凸显,则是因为全球化浪潮及世界文化市场竞争格局的不可阻挡。既然发达国家普遍呈现为“视听贸易争端正变得愈来愈重要,对这些国家来说,国内抑或国外都存在‘G8’富裕国家的魔圈” ^,那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后发性文化产业国家,文化产业所面临的国际贸易障碍就一定会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迫使其不得不跟进性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环境的不同区域,全球化导致一系列的转变” &,当然也就包括文化产业政策的适时转变以及对外贸易中跨越壁垒的有效转型,唯其如此,后发性文化产业国家才有可能在重新排序中参与全球文化产业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场的份额分配。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一直饱受走不出去的痛苦,由此也就出现政府与市场具有合力效果的所谓“走出去战略”的呐喊,而这种呐喊之所以不能出现强有力的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中国制造”的出场景观,除了经济竞争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产品跨文化优势等基本面仍然过于孱弱外,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外向文化贸易政策乃至文化进出口制度建构等还不足以支撑这种激烈的竞争,政策功能缺位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接轨中无疑是滞阻因素之一。
(一)完善产权贸易政策
消解这些滞阻因素,重要取向之一应该着力于产权贸易政策的完善,正如产权经济学家平乔维奇所说的那样,“排他性激励着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可转让性促使资源从低生产力所有者向高生产力所有者转移;而所有权的立宪保证把经济财富的积累与政治权力的积累分离开来” *,这种分离在市场经济演化深度和延展广度到了一定指数以后,就不仅显示出立宪保证的根本制约意义,而且强烈呼唤操作程序中的政策容量与政策规范。尤其当产业运作与资本运作绑缚到一起的时候,例如将产权持有的股份结构与资本市场中这些股份的股权市盈率紧密联系到一起之后,相应的股权交易政策对新兴的文化产业而言就变得迫在眉睫,否则无论是融资还是资产盘活都变得束手无策。就中国文化产业目前的产权治理情况而言,版权或者广义知识产权的政策建构已相对稳定,但股权或者有形物权(文化产品所有权的另一面)等的政策方案却仍然十分薄弱,而国际文化产业学家态势分析的所谓“这种基本上一边倒的贸易,在欧洲导致巨大的文化‘美国化’的哀叹。但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是贸易利益,而非文化本身” (,恰恰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产权贸易竞争将会在国际舞台上给中国文化产业以极大的挑战,尽快完善产权交易政策无疑是对这种挑战的积极应对。
(二)完善进出口服务政策
重要取向之二应该着力于进出口服务政策的完善。所谓进出口服务:一方面指涉促进性的政府配套政策,为文化产业的国际市场拓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支持,就仿佛韩国式的“韩国海外信息服务中心(它在政府信息部的领导之下),在埃及或者蒙古,以收费或无偿的方式,向传输网络提供电视剧” ),以政府资助的政策方式拓展海外文化市场;另一方面指涉监管性的政府配额政策,为国内文化市场的均衡性与国际文化产业分工的合理性提供WTO规则允许的政府保护,就仿佛英国式反思的“政府政策显然直接抑或间接地影响着艺术市场,出口限制以及某些税收刺激直接影响着出口,而税收刺激则具有一种间接的贸易消解的效力,尤其当它鼓励国内保护或者涉及博物馆展览时会如此” _,强调政府在市场开放与产业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并显示出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隐忧。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性文化产业国家而言,文化产业还处于幼稚产业阶段,如何利用WTO规则的有利条件而规避其不利条件,制定出较为完善的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对于中国文化产业有效参予国际产业分工意义十分重大,这除了自由竞争本身的压力所致外,还包括那种文化贸易中未必完全善意的诸如“我们知道,从不同的历史观点看,中国既可以被分类于美国的朋友并且相信在美国的想象中还将会发展,亦可以成为抵抗其领导地位的敌人” +,事态之复杂或者挑战之尖锐由此可见一斑。
(三)完善关税调节杠杆政策
重要取向之三应该着力于关税调节杠杆政策的完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家关税政策总体框架中列编文化贸易关税的专项编序,而不是挂靠其它编序进行类推性政策换算,因为这种类推性换算与文化贸易的实际调节需要和杠杆有效性,往往存在比较大的距离。在中国文化的前产业化时期,狭义文化交流之外的文化贸易既不具有战略意义亦不具有产业意义,即使有也大多局限于民间性的个案状态,或者只不过存在于辉煌从前的中国古典贸易时代,诸如新加坡学者2006年在休斯敦告诉美国人的所谓“‘王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软实力’的基础上……正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其文化优势,使得这些国家进入其势力范围,这是他们关系驯化的吸引力所在” 1,表明中国古典贸易时代里海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文化贸易以及这些贸易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力,同时也表明现代中国贸易中这种文化贸易规模及其影响力在海外学者看来已经不复存在。既然文化贸易规模没有形成,类推性政策换算的操作有效性当然很大,但问题是,随着中国文化产业化时代的到来,尤其随着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中国文化贸易参与的迅骤提速,文化贸易规模扩张以及文化产品进出口关系的日趋复杂化必然很快成为现实,于是类推性政策换算就将失去普遍功能和广泛操作中的尺度意义,独立而且完善的文化贸易关税政策编序以及相应调节性工具的功能化与体系化,就成为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建构内容,其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投入产出经济分析所关注的“如果没有对贸易处置和税差的解读,任何呈现出来的国家统计数据都是不完备的,这种呈现既包含国内亦包含国际”2。
三、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 在文化产业领域实现规范功能
对经典的政府治理理论而言,作为公共政策的人力资源治理范围基本上限制在“体制内”,这是降低政府成本和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维度。至于市场和产业所涉及到的人力资源诸问题,其治理功能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市场和产业运行的自衍系统与自稳结构,即使政府在谋划就业率和社会人力资源总体开发计划之际,也并不意味着对自衍系统与自稳结构的直接功能干预。诸如“公共行政部门正日渐努力调整其人力资源管理策略”3 ,或者所谓“人力资源规划是人力资源需要的预测以及对人员预期缺额的规划性配额” 4,因其体制内边际封闭而与市场背景的产业人力资源问题不相交涉,所以仍然是官僚制政府治理结构的设计或者遗存,尽管在技术方案层面与市场人力资源政策面之间具有可换算性,但毕竟其政策覆盖的基本面在于“就像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官僚制涉及整体行为的清晰层级切分,这种切分在官方被认为是内在职责,不同控制系统和约束力并体现在制度设计之中” 5。随着官僚制在公民社会建构中日渐受到合法性质疑,同时也随着服务型政府转型取向日渐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青睐,大服务观念下政府市场模式的“自由市场的优点在于它有能力协调买卖双方各自的决定,进而提出一个市场能接受的价格。这样的逻辑也可以应用于公共部门,但条件是公共部门的行为必须充分地市场化”6,使得政府的社会治理扩容并更大范围地将公共行政政策与市场监管政策进行功能整合,由此也就导致政府对产业领域的人力资源议题具有政策干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并且这种功能兼容背景下的干预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权力替代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无论是制定总体性战略发展规划还是制定具体化产业振兴规划,都会把积极的人力资源政策纳入其战略安排之中,而且人力资源政策的科学性以及功能有效性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或者特定产业的发展速度,原因之一在于“从政策角度看,动摇这种理论构架的关键证据是,在某一给定地区其合格工人的重要性会增加至有形工资和溢价工资的涨价,这将不仅提高该地区自身的生产力,而且也会提高少数合格工人的生产能力” 7。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具体到文化产业,则人力资源在产业中的要素比重更大,因而适配性人力资源政策是否到位也就变得更加重要,情形就仿佛“每一部电影产品都带来特定生产企业及独立签约人的聚集,除了天才,每一个人都有其一技之长”8 所述,组合的每一个细节或者单元,都将会在聚集过程中对人力资源政策有一系列规范化诉求,否则就会出现市场混乱并因此而制约产业的顺利发展。总之,针对中国文化产业振兴来说,人力资源政策不仅急待政府给予规范,而且这种规范的有效程度直接制约产业振兴的命运,因为市场背景的广义人力资源政策并不能获得向文化产业直接移植的适配性和有效性。
要想在文化产业领域实现规范功能,首先就要在人力资源开发层面形成激励机制完备的人才聚集政策,也就是说,这些政策既包括政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已经出台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同时也包括适应文化产业特殊诉求的对这些政策的突破,进而在规范与突破相整合的基础上形成鼓励文化产业人才聚集的新的政策规范。这些新的政策规范一方面充分体现为激励性的“一些制度因为个体绩效奖励个体,而另一些因为集体的绩效奖励雇员团体或团队,还有一些制度在组织或个体商业团体中所有的雇员之间分享激励报酬” 9,另一方面则充分体现为竞争性的“公开标准以及良好的进入可能性,鼓励新的竞争者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机能够容易进入市场” 0,所有诸如此类的体现归结到一点,就是在文化产业域保持一种制度支撑的高创意人才吸附机制,通过人才吸附机制的政策可持续性,保障文化产业稳定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次则要在人力资源管理层面形成公平的薪酬计量与绩效评估的行业统一指标体系,因为文化产业作为高风险、高附加值同时也伴之高创意的产业门类,劳动关系的弹性限度远远大于其契约稳态,而薪酬计量结构中的弹性系数和绩效额的个体性特征,其动态变量特征较之其它产业域更加突出,从而导致非规范性、反市场性甚至暗箱操作现象在正负两个向度都极容易发生。毫无疑问,在文化产业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其人力资源管理中简单套用薪酬计量的诸如“资历工资(包括依据生活费用的薪酬调整)、绩效和技能工资以及收益共享计划” -,或者直接移植绩效评估技术方案中的“使用量度表,尤其是将取值范围定在1~5,并以此作为绩效评估手段” =,都难以达到科学性与公平性相统一的薪酬政策效果,由此也就决定了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并有效覆盖文化产业复杂情况的薪酬政策,就成为人力资源政策聚焦文化产业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条路。
再次还要在人力资源培训层面形成长效机制和社会供给体系,这意味着不仅要通过刺激政策引导文化企业不断提高员工培训的积极性,使其“聚焦于新的人力资源政策,企业必须帮助人们变得成熟和充满自信以驾驭新的环境……并且企业必须意识到,重新审视人力资本以及强调团队合作,是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面前开拓工厂及增加工人的最佳路径” Q,而且政府要增加其财政投入为新兴产业提供稳定的产业后备军和人才供应链,例如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中加大文化产业高层次人才和高素质从业者的培养力度,从而在国家产业战略和民族人才工程高度“既效力于当前情况的高度重视亦着力于长远变化的潜在发展轨迹” W,由此就不仅使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从一开始就可以获得人力资源要素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还能确保在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不断获得对这一核心竞争力的推动力量。
注释:
①原文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6期 .
②Jonathan Boston, John Martin, June Pallot and Pat Walsh, Public Management: The New Zealand Mod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78.
③Cultural Policy in Finland: A Study Prepared Under the Auspieces of the Finish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Unesco Paris 1972, P.73.
④阿曼・卡恩:《公共部门财政管理理论》,孙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96.
⑤Heather Congdon Fors and Ola Olsson,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after Independence, in Heather Congdon Fors(ed), Essays in Institu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Kompendiet-Göteborg 2006, P.5.
⑥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郑秉文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版,P.175.
⑦Robert Walker, European and American Welfare Values: Case Studies in Cash Benefits Reform, in Wim Van Oorschot, Michaei Opielka and Brigit Pfau-Effinger(ed), Culture and Welfare State: Values and Soc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P.118.
⑧F.Javier Monclü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nd Planning. Hosting Large-scale Events as Place Promotion and as Catalysts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Javier Monclüs and Manuel Guardid(ed), Culture, Urbanism and Planning,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P.215.
⑨H.Lee Matin, Techonomics: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CRC Press 2007, P.27.
⑩Johanna Fahy, Majella Giblin and Roy Gree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Public Policy: Ireland’s Medical Technology Cluster, in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Francois Vaillancourt(ed), Public Polic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8, P.68.
!Timothy Goodspeed,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Li Zhang, The Role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axes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Francois Vaillancourt(ed), Public Polic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8, P.138.
@Mark Banks,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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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A.Garrison, Making China Policy: From Nixon to G.W.Bush,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5, P.11.
1David C.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
2Thijs Ten Raa, The Economics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2.
3Jonathan Boston, John Martin, June Pallot and Pat Walsh, Public Management: The New Zealand Mod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04.
4Grover Starling, Managing the Public Sector, Harcourt 2002, P.432.
5Robert K.Merton,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in Jay M.Shafritz and Albert C.Hyde(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rcourt 1997, P.100.
6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140.
7Varvara Rakova and Francois(’?p97) Vaillancourt,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or Canada-2000, in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Francois(?) Vaillancourt(ed), Public Polic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8, P.111.
8Jeremy Rifkin, When Markets Give Way to Network……Everythings is a Service, in John Hartley(ed), Greative Industri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363.
9德里克・托林顿等:《人力资源管理》,邵剑兵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P.537.
0Marco Weiss, 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Design: Balancing Incentives and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20.
-Evan M.Merman, James S.Bowman, Jonathan P.West and Montgomery Van War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Service: Paradoxes, Processes and Problem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6, P.167.
=Patricia Keehley, Steven Medlin, Sue MacBride and Laura Longmire, Benchmarking for Best Practices in the Public Sector: Achieving Performance Breakthroughs in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Agencies, Jossey-Bass Publication, Inc.1997 P.173.
关键词:创意产业 统计数据 规范研究
创意产业统计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政策制定和国内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科学、规范的统计标准和统计管理,将为国民经济核算、城市创意产业度量与评价、地方资源配置与发展方向选择等提供详实、可靠的、系统统计数据支撑体系,对于推动国内创意产业发展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意产业概述巾国创意产业学术统计数据规范现状
1.创意产业概述
经济发展的内外生要素不断的演进,当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行为经济、创新经济尚未被人类完全理解和掌握时,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业已成为全球大都市的新兴经济形态。如果溯源,则创意经济并不是很时髦的名词,早在1912年经济学家Joseph Schuumpeter提出的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开拓原材料的新供应源、实现新的企业组织。当然,
“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名词的提出还是在1990年代,最初见于澳大利业(1994)在“创意国度(Creative Nation)”中提出的第一份文化政策,随后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epartment forCulture,Media and Sport,DCMS)(1997)确定了“创意产业”的概念,进而提出了“创意英国”的发展计划。时至今日,英国、美国、澳大利业、韩国、丹麦、日本、荷兰、新加坡、法国等国家都在不停进行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提升地方竞争力。John Howkins于2001年指出全球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
1990年代末,创意产业与创意经济在中国学术界的推动下,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台北这些大都市区,创意产业兴起不仅在大都市内城更新中起到和谐社区构建的功能,而且也促进了内城产业区复兴与产业结构升级。国内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推动、企业的战略远见和学术界理论研究指导。但是,目前国内政府、企业与学术界对创意产业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更没有相应的统计规范以支持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与决策。
创意产业内涵,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着各自的阐释和统计范围。英国及英联邦成员认为“创意产业”是:源自个体的创造力、技巧和才能,通过知识产权开发和利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潜力的诸多活动;在英国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品与文物交易、工艺品制作、时尚设计、设计、电影及影像制作、互动休闲软件、音乐制作、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开发、电视广播共13个行业。韩国和德国称“创意产业”为文化产业,1998年韩国提出“设计韩国”,并于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1999)、《文化产业发展5年规划》(2000)、《文化产业推进计划》(2002)与《技术开发促进法》(2005),以协助文化、娱乐、内容产业发展。日本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声像(含广告)、音乐和音响(含广告)、游戏、图书、报纸、图像、教材(含广告),日本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数字软件技术为支撑、以数字硬件产品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涵的产业。美国将创意产业称为版权产业,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即指直接创作享有版权的作品和生产受版权保护产品的行业)包括出版与文学、音乐剧场制作、歌剧、电影与录像、广播与电视、摄影、软件与数据库、视觉艺术与绘画艺术、广告服务等。
当前,上述各国对“创意产业”的界定都自成体系,但主要是依据英国或美国的相关定义及统计范围而本土化,诸种观点并没有实质性矛盾。
2.中国创意产业学术统计数据规范现状
中国最早出现的创意产业统计界定是台湾和香港,(1)台湾地区在2002年5月提出文化创意产业的三大范畴:①文化艺术核心产业;②应用艺术(在其他文件中有时用“设计产业”);③创意支援与周边创意产业。不过,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之产业的具体界定尚未定案。直到2003年3月,“文建会”经过内部讨论,发表初步规划的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分别为:视觉艺术、音乐及表演艺术、工艺、设计产业、出版、电视与广播、电影、广告、文化展演设施、休闲软件。(2)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3年9月制定《香港创意产业基线研究》中用“创意、知识产权、社会及意象的创作与交流和创意产业生产系统”界定和评估创业产业,主要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品、古玩及手工艺品、设计、数码娱乐、电影与影像、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与电子计算、电视与电台。
中国内地较为典型的“创意产业界定”是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与上海创意产业中心于2005年结合上海特色认为:上海创意产业是指以创新思想、技巧和先进技术等知识和智力密集型要素为核心,通过一系列创造活动,引起生产和消费环节的价值增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广泛就业机会的产业,主要包括研发设计、建筑设计、文化艺术、咨询策划和时尚消费等五大类50多个行业;厉无畏在《创意产业导论》(2006年)中认为创意产业以创意为核心增长要素的产业或缺少创意就无法生存的相关产业,大致包含三个部分:一是通常所指的文化及相关产业;二是与通讯和网络相关纳软件、游戏、动浸等内容产业;三是与传统产业相关的各类设计、咨询策划等产业,包括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和会展策划等内容,而且他认为我国目前国民经济统计规范中与“创意产业”概念最为接近的是“《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张京成在《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06》中认为创意产业是指那些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并通过科技支撑作用和市场化运作可被产业化的活动总和,并根据国标GBT4754 2002,将工艺美术品制造、建筑装饰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企业管理服务、咨询与调查、广告业、知识产权服务、工程技术与规划管理、出版业、广播影视制作与传播、文艺创作与表演、艺术场馆、文物及文化保护、博物馆、体育组织于体育场馆、室内娱乐活动、健身娱乐、游乐园等。杨永忠2009年在《创意产业经济学》认为创意产业是源于个人和团队创造力,受知识产权保护,并往往表现出科学技术性和文化艺术性的产业,分类与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基本相同,只是将一些业类归属作了调整。
中国内地对创意产业的内涵认识基本一致,对于其统计范围存在差异。创意产业的内涵界定主要是依据“创意的产业化”或“产业的创意化”,这两种路径本质上是一致的:创意的产业化是从微观角度解释了创意如何从单一的元素发展到具
体的产业及产业链;而产业的创意化则从更宏观的角度描述了创意元素存在、发展的环境,进而渗透到传统产业,并对其许多环节改造和升级。中国内地对创意产业的统计范围的认识差异主要表现在(1)产业部门统计口径的差异:如厉无畏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统计范围等同于创意产业统计范围;而张京成依照国民经济统计标准,拓展了厉无畏的相关界定;杨永忠并未改变前两者的基本界定,只是从行业所属产业部门做以调整。但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文化产业分类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状况,例如设计类就未被包括,而随着经济发展,设计也越来越多地从传统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创意产业的重中之重。(2)国家统计局现有统计指标指标主要围绕企业的经济类型、从业人员、总产出及增加值、资产状况;企业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和生产能力、主要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科技活动等情况;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和规模等各种分组资料,而且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和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出版的年度《上海创意产业发展报告》、《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中国相关统计指标也未能突破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指标。
二、创意产业学术研究的数据支撑体系及其面临的统计问题
1.中国研究创意产业的相关学科及其主要领域
国内对创意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学、艺术设计、工商管理等学科,主要是(1)创意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转型,主要包括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城市创意产业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发展创意产业对策、创意产业与城市竞争力提升、创意产业与城市经济转型、创意产业园规划建设;(2)创意阶层与城市发展;(3)创意产业与城市互动;(4)创意产业与城市再生(更新),主要包括创意产业对城市再生(更新)的作用、途径、基本模式及其政策建议研究;(5)刨意城市研究,主要包括创意城市评价、中国创意城市建设策略、构建创意城市的文化政策;(6)创意产业区或创意产业集聚区研究,主要包括类型、发展动力与机制、内部空间组织、城市尺度范围内的空间布局等。
2.中国创意产业学术研究的统计数据需求
从国内创意产业学术研究的主要学科和领域,可知国内创意产业研究的数据需求主要集中在(1)产业经济学领域的创意产业诸行业宏观、中观层面数据;(2)企业价值链与管理的企业发展数据;(3)城市尺度创意园区规划与创意企业环境营造的数据;(4)城市竞争力、创意城市评价与城市发展政策制定及其支撑指标体系数据;(5)创意产业区研究的企业、社区、城市三个层面的观察与统计数据等,当然随着国内对创意产业研究的深入,所需求数据的层面、统计对像、统计标准、统计精度、数据来源方法等将不断的拓展和深化。这不仅需要国家统计局尽快出台创意产业统计规范,更要不断的挖掘数据统计方法,从而为国内创意产业的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制定提供详实的、可靠的、系统的数据支撑体系。
3.国内创意产业国民经济统计现状与学术研究需求的差距
创意产业学术研究的数据需求与官方统计现状的差距主要集中在:(1)创意产业官方统计规范缺失;(2)创意产业现有统计主要是企业或半官方的科研型事业单位做了初步统计方案及在中国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予以展开;(3)现有企事业单位自行统计方案中,只注重创意企业从业人员、产值、主营业务、注册地、税收等经济方面的统计,缺失了很多重要信息;(4)现有非官方统计方案,未形成时间序列和企业、行业、产业及其与行政管理匹配的多层面的系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