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律制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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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法律制度范文

一、为什么不能够叫做经济部门法

传统的部门法理论对于法体系的分类方法是: 法规法部门法域法体系。其分类的思想是: 由具有相同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的法规组成法部门，对不同的法部门按照国家同私人的关系和私人相互间的关系，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两个法域，这两个法域共同构成一国的法律体系。按法的所谓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对法规作部门的、法域的划分; 以部门法为中心构建法的体系，是传统部门法理论的基本特点。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传统部门法理论中的法域和法部门的概念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恰恰就是部门法理论过时的体现，也暴露出了部门法理论的种种漏洞，以致于其不再适用现今的法律。

首先，法域的异化，即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也可以说是法域的交错。在现今，国家参加经济过程，与一般经济活动主体发生经济关系时，国家是立于准私人地位的国家，同时，公法不但保护公益，也要保护私益，如公法中关于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私法也要保护公益，如合同法中关于违反公共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规定。并且公法、私法的调整手段也互有交错。甚至可以说，一切法都是公、私法交错的法，经济法当然也不例外。这种法域层面的异化，导致了部门法理论的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从私人所有权出发来构建理论结构，已经不再适用于经济法。

其次，法部门的异化，即部门法的跨部门化，也可以说是法域交错的具体表现形式。现今的法律不再是同类法规范而是集合不同类的综合性法规范，这就产生了部门法的跨部门化。实际上，从划分法部门的标准，即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来看，调整对象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至今认识未能统一，同时，也并不存在一部法律，全都采用同种的调整方法，也并没有一种调整方法，万能到可以调整构成一部法律的全部对象和社会关系。这可以说是传统法部门理论的过时，也可以说是传统部门法理论在诞生之初就埋下的漏洞。所以，根据划分法部门的标准，任何一部法律都难以被完全划分进去，经济法也一样。

综上，由于法域的交错和部门法的跨部门化，使得传统部门法理论暴露出种种漏洞。在部门法理论下，经济法分不出公、私，也划不进部门，这不是经济法的问题，而是部门法理论的过时和自身漏洞导致的，显然，这种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经济法。所以，也不能将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称之为经济部门法。

二、为什么要叫做经济法律制度

针对传统部门法理论的体系结构: 法规法部门法域法体系中，法部门和法域概念暴露出来的漏洞，提出了法制度理论。法制度理论的思考路径是，从出问题的法域和法部门概念的下位概念法规范出发，从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分解出同类法律规范，形成了跨部门法的规范群，这些规范群按照内在的逻辑关系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制度。这些规范群的逻辑连接点就是法益。不同的法益产生不同的法制度，于是便产生国家法制度( 刑法、行政法等) 、社会法制度( 经济法、社会法) 和私人法制度( 民商法) 。所以，法制度理论的体系结构是: 法规范法制度法体系，这种法制度下的法规范，是跨越法部门、跨越公、私法域提取出来的保护同类法益的法规范。

第2篇：经济法律制度范文

一社会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含义

根据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艾茵哈特的设想，社会市场经济就是把市场竞争自由原则和社会利益均衡原则相结合，把个人进取心与社会进步相结合，以社会大众福利制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体制〔1〕。因取得社会进步和贯彻福利制是国家的任务，所以国家必须建立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机制。因此社会市场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三是大众福利制。社会市场经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取得执政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提出的执政纲领，在他们战后长期的执政中这一纲领得到了充分的实施，在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基本国策规定入宪法之后，也得到了曾经一度执政的社会人的遵守。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商品生产与交换为目的，以自由竞争为手段的经济体制。德国历届政府和学术界的一致看法是，市场经济是和计划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体制，根据西方社会多年发展的经验，因为市场经济能够保障个人自由并发挥个人积极性创造性，故只有它才能提供国民经济发展的自觉的和永久的动力，而计划经济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德国实行的是全面的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战后德国也有实施计划经济的机会，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时参与竞选的社会就是把计划经济作为他们的竞选纲领的。但是随着社民党人这次竞选失败，计划经济的主张在德国似乎永远失去了支持者，而社会市场经济成为宪法规定的国策。

所谓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指的是国家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积极干预的各种制度的整体，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放任式经济体制提出的。德国人认为，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正如1929-1933年的国际性经济危机证明的那样。为协调经济发展，平衡社会利益分配，缓和阶级冲突，国家必须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这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一。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二，是防止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垄断），使企业始终处于竞争的状态之中，使国民经济始终具有发展的动力。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国家把经济发展的一切决定权放手给企业和民间，但是一经显示国民经济发展有异常情形，国家则立即施行多种干预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整，使其归于正常。德国人对此的概括是："平时国家不问不管，紧时国家多方出面"。

所谓大众福利制，就是使德国公民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的制度。按德国基本法的规定，福利制是德国建立的四大原则之一，也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所谓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一词，在德语中本来就有大众福利的意思。追求利润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却是为社会公众造福。因此在德国，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业、交通、邮电等行业长期以来并不完全服从于市场经济规则，也就是说这些行业并未全部进入竞争机制，因为它们不能完全着眼于利润。在这些部门曾经保留着很大的国营经济成分（但是从1995年1月1日起德国铁路、航空公司、和邮政电讯实行了私有化改造，即按照私营公司的形式进行了重新组合，现在的德国国营企业仅仅只有鲁尔区的几个煤矿）。另外德国还对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实行累进税制，并以国家财政支持对雇员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实行全面的保险，并对职业教育、儿童教育、低收入房租、贫困者的社会救济等方面进行补贴。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就是德国为保证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福利制国家目的而建立的法律制度的总和。这些法律有，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提供基本规则的民法和商法，为国家调控提供手段的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稳定法等，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实现福利制的社会立法等。这些法律构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完全法律化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转机制是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的。"法治原则"也是现代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立国四大基本原则之一。该国现行有效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大约3600多个，最大的法律如民法有2385条，小的有几十条，它们基本上覆盖了的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完善的法制提供了社会经济所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

二提供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法律--德国民法和商法

提供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的法律，亦即规范市场经济的参加者及其行为的法律，在德国是民法和商法，这是毫无疑义的。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规范市场经济参加者身份，赋予市场经济参加者用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需要的基本的权利、提供商品交换基本的法律规则。民商法把商品生产者与商品交换者的基本需要，按照平等、自由、公正、公开、诚实信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一致等原则，规定为民事权利主体、物权、债权、公司、票据、保险等具体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按照这些法律制度健康正常地运转。民法和商法所提供的规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规则，这在德国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我国有关的探讨中，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认识〔2〕。

（一）德国民法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法律规范涉及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大到涉及国计民生的财产支配关系和流通关系，小到个人、家庭与邻里之间的关系，都是民法的调整范围。所以它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其重要性只有宪法可以相比。德国现行民法是1886年颁布、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明年该法典诞生就已经整整100年了。100年来，德国社会与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成立时制定的《德国基本法》即德国宪法承认《德国民法典》仍然有效。当然该法典也曾经过不少的修改，但其基本结构和内容没有大的改变。德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的开办者和经营者都必须有学习过《德国民法典》的经历，每个大学生，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都必须有《德国民法典》的学分。一部法典能有如此之长如此之大的生命力，其主要的原因有：

（1）体系宏大，覆盖面广。民法因调整范围广泛，在一般国家也都是体系最宠大的法律。《德国民法典》开始制定时，正是分裂数百年的德国刚刚统一之时，立法者也想利用该法典把长期分裂割据而混乱不一的德国社会统一起来〔3〕，这就更加扩大了民法典的规模。因此，该法典在立法时基本上把当时能够设想到的市民社会的民事法律关系统统都规定进去了。这就使得整个德国社会都建立在该法典之上，使得《德国民法典》实际上成了规范整个德国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法典，也使得后来想废止该法典的人常常自叹乏力（比如希特勒就曾想废止该法典〔4〕）。同时也由于立法的这种背景和德国人一贯办事细致认真的传统，该法典的条文达到2385条，成为当今世界最宏大的一部现行法典。

（2）采纳科学，多有创新。《德国民法典》制定时，立法者尽量采纳了当时法律科学研究的成果，使得这部法典非常富有创新性。这一点比较突出的如：在立法模式的设置上，它放弃了在当时影响极大的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把民法规范规定为"人"、"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三篇结构，而根据本国法学家的研究成果，把民法典的内容划分为"总则"、"债务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这五编式的结构，这样，民法的全部内容安排得清晰合理，人们从各编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系。又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人"、"物权"等法律概念和制度，关于"有限所有权"理论、"权利滥用禁止"理论等，也是《德国民法典》吸收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在法典中首创使用的，目前这些概念及制度的科学性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并已经得到普遍使用。

（3）结构严谨，技术性强。《德国民法典》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惯于抽象思维和讲究专业化、技术化的特点。《德国民法典》中大量地应用了"事实的抽象-概括式表达"、"一般性条款"、"共同性规定（提取公因式）"等法学逻辑手段和技术，使得《德国民法典》的层次分明，而且结构严谨。为了节省文字和篇幅，该法典中还大量地使用了"援用"技术，很多条文直接引用其他条文的事实规定或者法律效力。在立法语言上，《德国民法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尽量使用法律规范语言而不是一般民众的生活语言，这就使得法典条文的含义尽量地精确无误。在《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曾有人就它的立法技术和语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它过于专业化，疏远民众，是"教授的法律"。不过正因为此，该法典才做到了"法律计算机"〔5〕般的精确，给法官执法提供准确的应用规则，并限制了法官的任意性，从而使法律得到准确的贯彻，而大众化的立法技术和立法语言是做不到准确执法的。

（4）立足长远，讲究质量。《德国民法典》同时还体现了德意志民族认真、精确的特点。该法典从1873年起草，到1896颁布，先后三易其稿，共计24年方才制成。在整个法典之中，至今人们还很难发现冗言赘语，也很难发现没有实用意义的条文，一些被后来实践证明过时的或缺损的内容，立法者也都进行了废止和补充。举世公认的是，《德国民法典》不愧为讲究立法质量的楷模。

当然，时代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任何法典，即使它制定时再完善，也得要不断地进行修改。截止到1994年11月5日，《德国民法典》已经进行了122次修改，涉及的条文约500余条〔6〕。其中废止的条文主要是封建色彩浓厚的家庭与婚姻制度方面的内容，增加的条文主要是禁止权利滥用、男女平权、侵权责任。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法的内容必须不断增加。德国立法者也认识到，试图用一部法典来概括和规范全部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当增加个别条文无济于事时，立法者干脆重新制定一部新法，作为《德国民法典》附从法。目前这些附从法有《地上权条例》、《住宅所有权法》、《通用交易条件法定规则法》、《婚姻法》、《消费者信用法》等。

（二）德国商法

商法是规定以营业为目的的人（包括法人）和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顾名思义，商法就是专门规定有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人（包括法人）和事实的法律。从法律逻辑上来说，商人是民事主体的特别形式，商行为是民事行为的特别形式，所以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法是商法的一般法。在法律适用规则上，应优先适用商法，在商法无特别规定时，可以适用民法。1897年生效的《德国商法典》，对它和《德国民法典》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规定的。

《德国商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是同时制定也是同时生效的，以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时又同时得到《德国基本法》的承认。德国在民法典之外另外制定商法典的原因，是商人和商事行为虽然具有民事主体和民事行为的一般性质，但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他们表现更多的是其独特性，即具有以营业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目的，即以商业性盈利为目的的特点〔7〕。而且商行为比一般民事行为运转更快，因而其风险更大，所以它有更高的安全性要求。为社会公益和社会经济生活安全而言，必须有国家立法对商人和商行为制定明确的规范。《德国商法典》包括四编共905条，第一编：商人，内容有商人，商业注册，商号，商业帐簿，商业代表等规定，第二编：商事公司及匿名合伙，是关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第三编，商行为，内容有商行为的一般规定、买卖、批发、运输、仓库、运送等。第四编是海商法的规定。

《德国商法典》并没有规定商法的全部内容。以后德国又单独制定了《票据法》、《保险法》、《支票法》、《银行法》等商事法律。由于商业的迅猛发展，商法典的内容的更新和变化要必民法典更快更大。比较突出的有：1937年有关股份的法律从商法典中抽出，制定为单独的《股份法》；1986年通过《资产负债表规则法》用100多个条文使商法典第三编得到更新：1989年又根据欧共体法制定了新的商业法。

三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手段的法律制度

由于对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产生的经济危机的深刻认识，德国才改行国家宏观调控式市场经济，其目的一是为了均衡社会经济利益，二是为了防止因为垄断而导致限制甚至扼杀竞争的现象，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就是说，国家不再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只当作私人事务，而要以社会的最高公共仲裁人的身份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如果说民商法提供给市场经济参加者合法的身份和必要的权利，那么国家的积极的干预则是要给市场经济提供和谐发展的秩序，保证它能顺利发展。

在法治国家的原则下，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德国在这一方面制定的法律主要有：

（一）关于保护竞争的法律。

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竞争。因此促进竞争并保护竞争顺利进行就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对竞争不能如自由放任时期那样放任不管，因为放任竞争会产生如下两种损害竞争的情况：一是竞争的滥用，即不正当竞争；二是企业之间达成协议限制甚至扼杀竞争。为此德国专门制定了如下立法：

⒈《反限制竞争法》又名《卡特尔法》。1957年制定，1980年和1990年两次修改。之所以又称之为《卡特尔法》，因为该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就是要消除企业之间达成的限制竞争的卡特尔协议。有时卡特尔也指根据上述协议而产生的企业组织，如企业集团、企业组合等〔8〕。该法列举的卡特尔形式有：交易条件卡特尔，它给一个行业的企业规定一个统一的合同条件：价格卡特尔，它规定一个统一的最低价格；顾客或者地区卡特尔，它为每个企业规定特定的顾客种类或者特定的营业地区等。卡特尔的极端形式是辛迪加，它是指将价格、交易条件、合同条款、有关产品的一般条件等全部统一规定从而形成垄断的卡特尔形式。卡特尔行为可以产生于市场的各个行业，也可以发生在市场交易的各个阶段。总之，卡特尔的本质，就是使企业减少甚至是免于竞争压力，保证他们在不改进其为顾客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的条件下而能够获得稳定的甚至是不断提高的收入。

在对卡特尔行为进行国家干预时，确定它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真正造成损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企业的联合有时是好事，有时是坏事。按《卡特尔法》的规定，当企业之间的协议造成他们"支配市场"的地位（垄断），并滥用此地位剥削合同相对人或者消费者时，即认为其是法律应该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即卡特尔行为。对交通、能源、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型企业等自然垄断行业，也要根据上述标准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的行为。国家对卡特尔行为的干预方式是：对要成立卡特尔的企业实行准许制，即企业之间成立卡特尔时必须向联邦经济部申请准许，否则为非法。对已经成立的卡特尔组织，由设在柏林的联邦卡特尔局或者各州的卡特尔局进行调查，以确认他们是否能够造成他们"支配市场"的地位以及他们是否有"控制滥用"（即利用其地位操纵市场）的情形。由于对此情形的判断在具体的事件中是很困难的，所以立法者赋予卡特尔局一种可以假设的权利：根据企业的某一行为（比如规定价格）确定，它在市场上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甚至取消竞争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卡特尔局将颁发一个"联合禁止"命令，宣布企业之间的卡特尔行为无效，并将其予以解散。在德国，成立卡特尔必须得到联邦经济部的批准，而联邦经济部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慎重，只有能够创造或者扩大就业机会的卡特尔才能获得批准，而卡特尔的本性一般来说是消减就业机会的，故新成立卡特尔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在德国，只有环境保护企业不受《卡特尔法》的限制〔9〕；另外因受欧洲联盟法（原来的欧共体法）制约的农业等行业，因不参与竞争，故也不受《卡特尔法》的限制。

⒉《反不正当竞争法》又名《竞争法》，1909年制定。该法的立法目的，是排除竞争中的不公正、不道德行为，建立并发展公开、公正的竞争秩序，保护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卡特尔法》在具体调整范围上虽有差别，但是他们的作用是互补的，目的是相同的。该法制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是德国政府早就认识到国家应当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意义并实施了干预的一个象征。当然此后德国对该法也曾进行过一些补充和修改，如1932和1933年颁布两个附加条例等〔10〕。

该法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分为四大类：第一种是"顾客误导"，指的是使得顾客自己作出决定而损害自己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如通过诱惑性广告进行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强迫买卖等。第二种是"妨碍对手"，指通过毁灭性价格战（即倾销行为）、封锁、贬低他人的广告甚至违法犯罪等手段，降低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第三种是"剥削性竞争"，指的是企业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如假冒他人的成就（如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与他人相同的包装等）、模仿他人的广告、盗用他人的声誉、诱拐挖走他人的工作者等。第四种是"违法竞争"，指企业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以违背税法、工商法等谋取竞争优势，获得不正当利益，如给回扣、行贿等。另外该法还具体地列举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事实，并从中甄别出正当与不正当的界限。这些事实有：迷惑性广告、清仓出售、甩卖和季节末大甩卖、购物券交易、行贿、诬陷、营业性诽谤、吐露商业秘密等。

虽然《竞争法》对种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作出了细致的规定，但是它又规定，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利，并不属于企业和个人，而是属于法院。受害人可以依据事实向法院，但只有法院有权判定某种竞争行为是否正当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关于国家调节、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

即使各种社会经济力量完全按照合法的方式存在和竞争，有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等，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常见的。此时就必须有国家出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调节，把市场经济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德国1967年制定的《稳定法》就是给国家提供调节社会市场经济的手段的法律。该法的全称是《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它规定，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联邦政府有权以间接的干预措施调节经济发展（所谓"经济干预"）；调节的目标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稳定的物价、高的就业率和对外贸易平衡，保持各州、城镇、乡之间的经济均衡发展：调节的主要手段是预算、税收、社会福利措施等。它还规定，监督、调节社会市场经济，是联邦政府的义务，联邦政府必须对协调各地的经济发展负责，对各地区的投资用税收进行引导，并在每年初就过去年度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向国会报告。《稳定法》的施行，其意义一是它给国家提供了经常的明确的调节控制经济发展的权利义务、以及实施调节的手段；二是它扩大了联邦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力，缩小了经济的地方自决权，对联邦制条件下的经济地方自治原则进行了修正。

德国在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方面，除利用《稳定法》进行大胆的调节之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为抑制、消灭通货膨胀，规定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独立，使其脱离联邦中央政府机构系列，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组成不属于联邦总理的职权。这样，政府就无法决定货币发行量，这就消除了政府为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滥发钞票导致的通货膨胀。

设立经济发展理事会，成员有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各州政府一名代表、乡级政府的代表等。理事会的任务是：对德国境内全局性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协商，寻找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方法并尽可能地采取一致行动。因德国是联邦制国家，经济事务的决策权属于各州政府。成立经济发展理事会后，联邦政府便可以对各州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并贯彻联邦的经济政策。

设立财政计划理事会，其成员与经济发展理事会组成方式一样，其任务是协调国家、州和乡的财政计划，使公共收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设立社会力量监督国民经济运行的常设机构，于1963成立的一个由德国境内没有党派色彩的五个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理事会，人称"五贤士会"。该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鉴定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每年秋季撰写一部关于宏观经济发展的优劣的鉴定报告。这份报告要向社会公布，而且对政府实施政策有直接的作用。在每年1月份召开的联邦议会上，联邦政府要将他们对该鉴定的意见向议会提出专门的说明。

（三）关于市场准入的法律

对于允许公开竞争的行业，国家均规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不达到标准者不得开业进入市场。市场准入制度是企业开业登记制度之外的另一种考核制度，任何营业者当然都必须经过国家登记方可开业，但德国法律要求，营业者在申请登记之前，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市场准入条件。这些条件是，对各种公司，依据商法的规定实行规范制和批准制；对个体商人，则要求其具备职业知识。对具有高级技术知识的个人营业者，如医师、律师、会计师、经济师和税务顾问等，国家还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特殊的培训并达到一定的年龄。德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是非常严格而细致的。例如，即使是修鞋师傅、家庭用水管道修理师傅这样的个体开业者，法律也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实科中学毕业（六年制中学）毕业、学徒三年、帮工五年、最后通过政府专门考试的履历。

四关于劳动者的法律

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来源，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理所当然地是立法的中心任务之一。由于德国是私有制国家，贯彻的是"劳动自由"的原则，故劳动关系的建立完全采用市场化方式即采用劳动契约形式，由雇主与雇员自己决定是否发生雇佣关系，并决定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休假、劳动保护等有关劳动的具体事宜。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总是处于较不利的地位，他们的权益常常难以得到保护，劳资冲突的产生是必然的。为缓和这种冲突，稳定社会关系，德国法律在保护劳动者上采取了较大的举措，其主要有：

⒈制定独立于民法的劳动法。在《德国民法典》关于雇佣关系的规定显然已经不足以保护劳动者的条件下，把劳动关系从雇佣的法律规范中分离出来，另外从19世纪末开始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规，这些法规最初是针对个别行业制定的，尤其是针对矿工等劳动保护最为迫切的行业制定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为劳动法群体。1969年德国制定了专门的《劳动法统一法》，把所有的劳动法规统一为一个大法。该法以《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为基础，但又广泛地引入行政法措施，确立了统一的劳动保护条件。该法的另一个显著的成就是，把对劳动关系的司法管辖权从一般管辖权中分离出来，为成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提供了法律依据。

⒉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对劳动关系进行特别司法管辖。德国于1979年制定《劳动法院法》，规定设立县、州、联邦三级劳动法院系统，审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劳动关系争议。该法规定，区别于一般的民事争议的是，劳动争议的审理贯彻程序捷便和费用节俭的原则。

⒊建立"共决权"制度。所谓"共决权"制度，指的是德国法律规定的，在所有的企业中建立的由就业者享有参与和雇主共同决定企业事务的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有：⑴"企业委员会"制度。按照1952年颁布、1989年修订的《企业法》，在一切企业中设立企业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由就业者或者就业者代表组成，它享有代表就业者讲话以及决定部分企业内部关于就业者事务的权利。其权利主要包括：在集体事务方面如就业者的休假计划、工作时间、职员宿舍的安排以及工作秩序、工人岗位劳动监督、企业新技术引进等问题上企业委员会拥有决定权；在企业对就业者的个人处置事务如就业者的培训、岗位调换、解雇等问题上，企业委员会拥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在企业变更损害到20名以上的就业者的利益时，企业委员会有为他们取得利益补偿和申请社会救济的建议权等。企业委员会不同于工会，因前者是法定组织，有法定权利；而后者是自愿成立的社团，其权利来源于组织章程；而且前者只可在企业内部活动，而后者可以是行业的、地区的甚至是全国的组织。⑵就业者参加企业监事会制度。根据德国前述《企业法》、1951年的《产业企业共决权法》、1976年的《共决权法》等法律，就业者有权在一切股份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监事会席位。法律对就业者席位的多少有明确规定，如在拥有500名以上就业者的矿山、钢铁企业中拥有1/3至半数的席位，在企业集团如康采恩的监事会中拥有至少20％的席位。在监事会中，就业者监事行使与其他监事同样的权利。

⒋提倡"社会伙伴关系"。所谓"社会伙伴关系"指的是德国社会的一种说法，它认为德国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代表者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冲突，而是一种在客观上既有矛盾但又谁也离不开谁的、要共同为经济稳定和繁荣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伙伴关系。德国法律对这种说法至少是采取了鼓励的态度，法学家们在其著述中也大量采用并阐述这一说法。按照"社会伙伴关系"，只有雇主与雇员之间、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在出现劳资冲突时即互相斗争又互相协调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看法可以说在德国形成了共识。1993-1994年德国南部的钢铁工人长达10个月的罢工就是在工会与雇主联合会顽强而又灵活的斗争中得到解决的。

⒌工会的统一化和独立化。德国法律规定，某一行业只能组织统一的工会，其目的是避免该行业工人力量分散，保持工会的强大。所谓工会的独立化，指的是德国法律规定，工会不能从属于任何党派或者教派，而只能保持其独立。该规定的目的，是要防止把工会作为党派的竞选的工具或者教派斗争的工具，使工会保持其只为工人利益活动的特性。

⒍建立完善的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制度。德国对劳动保护的法律制度见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一系列法律之中。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种是针对劳动中的危险对就业者的保护，如劳动秩序、就业者健康、劳动技术条件、危险品作业的保护等规定；另一种是劳动时间保护、劳动报酬保护、解约保护等。另外，对特殊劳动者如妇女、青年、重残疾人、以及家庭劳动者等，由法律针对其特性作出规定。虽然德国法把劳动关系的缔结仍然当作民法上的一种合同，承认其成立依据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但是它把劳动保护条款规定为强制性条款，雇主只能接受，而不能改变和抛弃。同时，德国对一切就业者建立以企业资金和国家资金为基础的强制性保险制度，它规定所有的雇员都必须参加医疗、养老、事故、失业等项保险，保险费由雇主与雇员各半分担。如就业者失业，除其可以领取失业保险赔偿外，还可免费接受由国家财政支持的职业培训和转岗培训。

总之，一方面由于就业者技能的提高和劳动市场的一百多年的"磨合"，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对就业者的完备的保护，德国的就业者的法律地位和劳动条件已显著提高，据1991年的统计资料，其劳动力价格已经成为世界之冠，个人的消费达到全国社会净产值的56.1％，远远大于同期国家的各项支出〔11〕。

五关于社会福利制的法律

如上所述，所谓福利制，就是使德国公民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的制度，这是德国基本法规定的四大原则之一，也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的，为实行福利制国家的目标，德国长期把农业、交通、邮电等行业置于市场之外，使之未进入竞争机制。同时，德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国家的财政为基础在该国建立起了全面的福利制制度。这些制度除上文谈到的就业者的福利措施外，还主要有如下方面：

⒈住房。德国依据国家财政支持建立起了西方国家唯一的"福利制住房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住房十分紧张，大量的无房居住者使得住房市场对居住者非常不利。因此德国政府开始实行住房市场的国家控制，使其基本上不再依市场调节。控制的手段之一，是国家强制投资住房市场，并获得对住房的部分支配权，然后把住房低价出租给社会低收入者阶层不定期居住，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制住房"。控制的手段之二，是依《住宅义务法》（1948年）强制规定对房主解约的限制，后来该规定导致对《德国民法典》的修改，而建立起了"承租人保护"的法律制度。依靠这些制度，德国的住房市场曾有过长期的对居住者宽松的局面。但是自从德国统一后，住房市场目前仍然比较紧张。

⒉养老。德国对全社会实行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通常男子年满65岁，妇女年满60岁即可领取到养老金、退休金。

⒊教育。德国对全体居民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制和一切教育免费制度。对受教育有困难的居民，国家给予特殊的帮助，比如对残疾人国家建立特别的学校予以教育。对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国家给予未来可以减免的贷款。对失业者，国家举办专门的学校使他们免费学习新的技能。

⒋贫困者的社会救济。德国对低收入者实行国家补助。补助的方式有发生活补助费、提供福利制住房等。

六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参考价值

关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效果的分析，例如原西德如何依靠这种制度而取得举世注目的建设成就的情况，在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介绍。此处当不再赘言。所应补充的是，在德国统一后原东德地区的经济重建过程中，德国式市场经济又一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巨大，统一后为发展东部经济而耗费了大量资金，从而导致德国经济从1990年到1993年没有正增长率，但是德国马克的币值与汇率基本保持未变，通货膨胀率没有超过3％，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下降，未出现大的社会动荡。1994年德国东部的经济改建已经基本完成，德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出现2％的增长率，1995年经济可望持续增长。正因为此，执政已经三届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在多数人预期竞选失败的情况下，在1994年的超级大选中又一次取得了竞选胜利。这一切与前苏联地区及东欧地区某些引进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的政治动荡、经济难以发展、人民怨声载道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从法律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并非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它的批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国的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需要广泛地吸收和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制经验，尤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制的成功经验。实事求是地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对我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借鉴作用，最突出的方面应该是以下几点：

⒈依靠民法来建立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行为规范基础。民商法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正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其实也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法律制度所表明的那样，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立法是民法以及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商法，因为他们提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立法者对此并无清楚的认识。目前我国民法立法非常薄弱，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规范的需要。现行民法最基本的法律"民法通则"过于简单，只有156条，在其实质内容方面，不但物权财产权（最突出的是不动产财产权）、债权这些民法中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的法律规范，在我国可以说是缺乏有实质意义的规定，而且已经被改革实践和其他法律所否定的内容，如关于不许土地出租的规定等，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民法的有效条文，所有这些给我国目前的改革确实带来不少困难。但同时这也给改革带来良好的契机。因为大家都能看到的是，旧的古老传统很难适应当代的情势，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行为规则又被改革和人民群众所抛弃，所以我国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民间的基本的行为规范。而民法依其本源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间社会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如果现在我国能够制定出一部详备而得当的民法，不但会弥补我国目前的民间社会行为规范缺乏的漏洞，而且会极大地促进改革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和施行百年时理应得到的经验。

⒉依靠法治方法实现法治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目前从上到下已经没有疑义。但是对怎样才能实现法治经济这一问题，理论界无人提及，实践上可以说并不明确。因为，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改革方法可以说是与法治目标相违背的。其主要的表现是，新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常常不依靠法律的手段和方法，没有遵循"先立法、后行动"这一法治国家普遍的原则，而是绕过现行法律、甚至违背现行法律的规定，依靠非法律的种种手段推进改革的进行。比如，改革中大量存在的"先试验、后立法"方法就是如此。这样，几乎每一次改革措施出台都会带来法律威信下降的副作用，它违背了法治国家的目的。这一点无疑也是我国目前法制威信不高的原因之一。对此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德国等法治国家的作法。在德国，对政府的行为实行的是"法律之外一切行为均为非法"的原则，政府施政如有新的举措，首先考虑的是把自己的纲领制定为法律，然后才付之于行动，如不然，政府的行为就是非法行为。这一原则虽有僵硬之嫌，但它却维护了法律的尊严，遵循了法治的原则，收到了长远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我国对改革也应贯彻"先立法、后行动"的改革策略，也就是依靠法治手段达到法治目的的策略，把一切改革活动纳入法治轨道。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国并不难，因为目前所推行的改革制度，常常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为我国台港地区或者其他国家证明是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甚至有些改革措施就是直接从这些地区和国家引进的。那么在吸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验时同时引进他们的有关的法律制度、同时把这些法律制度通过立法转化为我国的法律制度，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1〕A.Hofmann.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Societaets.Verlag1992,Seite185.

〔2〕参见张贤钰：《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法制的评价》，《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等。

〔3〕HelmutKoehler:EinfuehrungzumB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SeiteIX

〔4〕HelmutKoehler;EinfuehrungzumB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1993,SeiteXIX

〔5〕KonradZweigert&HeinKoetz,EinfuehrungindieRechtsvergleichung,Tuebingen1971,Seife268.

〔6〕Schoenfelder:DeutscheGesetze,VerlagC.H.Beck,1994,11.

〔7〕WolfgangHefermehl:EinfuehrungzumH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Seite7.

〔8〕Creifelds;Rechtswoeterbuch.VerlagC.H.Beck.Neuauflage1994,Seite645

〔9〕Sternusw.:EinfuehrungindasdeutscheRecht.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1990,Seite123-124

第3篇：经济法律制度范文

1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及其对策的理论分析

环境问题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外部不经济性”，即市场主体行为对环境资源的不利影响由该行为主体以外的第三方-他人或后代人承担。在海洋鱼类、公共牧场以及空气、水等共有资源、公共物品方面，“外部不经济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市场主体均可以任意、无偿、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共有资源或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则从短期来看，每个市场主体都可以不断地从其过度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中获得全部正效益，而由此产生的负效益则分摊给其他的开发、利用者以及后来者。这样，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其结果，从长远来看，多个市场主体的共同行为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枯竭、污染、毁灭，对全体开发、利用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共有物的悲剧”。

显然，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外部不经济性”，使得市场主体在决定不同层次的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时，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对经济活动中所需的环境要素（如空气、水、环境的纳污能力等）的投入和产出，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后果（如对财产、人体健康、生产生活活动、环境舒适性以及环境美学价值的损害等），却没有或没有完全折合成与该市场主体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因而不能很好地影响其决策。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市场主体即使意识到了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只要其行为不受社会的严厉惩罚，也往往置之不理，而是将该环境成本转嫁给他人和未来。正因为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代价不是由开发利用者承担，污染环境的代价不是由污染者承担，他们就不愿花费大量钱财来保护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由此，保护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盲区”，而“外部不经济性”则成为产生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

面对市场在环境资源领域的“失灵”，政府必须加以干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资源，鼓励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即通过促使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环境目标。这就是“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道理，也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为了促使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由此而设计的环境政策与法律体系主要有三种类型：“直接控制型”、“间接调控型”和“自我调控型”。所谓“直接控制”，即制定和实施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其主体是“命令和控制”措施，同时这也为经济计划、经济手段、宣传手段等提供法律框架和基本保障。就应用范围来看，该模式主要应用于污染控制，在自然资源管理中也有一定的应用。其突出特点在于其严格性、强制性，即污染环境者或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否则会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直接控制”是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资源管理模式，美国则是该模式的典型，其“命令和控制”手段可以概括为四个环节：确定法规标准颁发许可证监督实施对违法者进行制裁。

所谓“间接调控”，即采用经济手段，其实质在于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原则”，通过市场机制，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促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更加有利于环境资源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方式，同时也可以筹集一笔资金，由政府根据需要加以支配，以支持清洁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以及区域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污染源治理、污染防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某些特殊类型的环境受害者的救济等，改变过去无偿或低价使用环境资源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作法，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

从理论上看，可持续发展的“间接调控”经济手段主要有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收制度、财政信贷刺激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标志制度、押金制度、执行鼓励金制度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其中每一种手段、制度的设计功能通常为筹资、经济刺激或二者同时兼有。

最后一种模式为“自我调控”，即通过宣传、教育、合作与交流等，鼓励公众、非政府组织、工业企业改变其环境行为。一般说来，某一国的直接管制越严厉，经济技术水平越高，人们的环境意识越强，该模式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2完善我国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背景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防治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中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开发，谁养护，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形成了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等八项制度为基本内容的环境管理体系。上述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管理体系，侧重于污染物产生后的达标排放，总体上属于“末端”治理措施。至于“预防为主”原则，虽然早在70年代就已提出，但由于行政管制的力度不够，又缺乏有效的经济刺激制度，因而并未得到充分落实。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强化“直接控制”的同时，完善经济手段以保护环境资源的呼声很高。中国政府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指出［1］：“各级政府应当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2］：“为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已有的立法进行调整，引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的法律调整手段”，“通过调整各种经济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见，利用经济手段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已被摆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3完善我国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的途径

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收费是世界多数国家通行作法，我国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也已确立了资源补偿费制度。例如，《矿产资源法》（1986）明确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现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水法》（1988）规定：“对城市中直接从地下取水的单位，征收水资源费；其他直接从地下或江河、湖泊取水的，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水资源费”。这些措施对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功能逐步加强，但缺陷也日趋明显。一方面，收取资源补偿费的范围（包括自然资源的范围和开发利用者的范围）狭小，许多国有自然资源仍处于任意、无偿使用状态；收取的费用远远低于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往往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反映出其稀缺性。这就使得许多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促使生态环境的破坏、退化并加剧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现实中苦乐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管理上的缺陷，能收到资源补偿费的大多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如矿山、冶金企业等，而浪费严重的乡镇、村办和私营企业等小型企业，由于量多面广，往往鞭长莫及，难以收取资源补偿费。这不仅违背了保护自然资源的初衷，而且造成了市场条件下的不平等竞争。

针对上述情形，一方面，应当扩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使其能够反映出资源稀缺性和实际价值；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自然资源补偿费征收工作的管理，特别是严格审批手续，强化征收环节，保证把应收的资金收上来。同时，应当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保护的行业或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成绩突出的企业实行减免收费、税收优惠或奖励，做到既不损害本来就相对薄弱的原材料产业，又能从总体上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减轻环境资源的压力。

在利用环境纳污（自净）能力资源方面，我国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制定了征收排污费制度，这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具体表现。在现行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中，除了《水污染防治法》对水污染物实行排污收费、超标排污征收超标准排污费外，总的说来实行的是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即只是对超过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者征收排污费。虽然该制度对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促进排污者加强经营管理、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等发挥了一定作用，并筹集了一部分污染防治资金，但总体上看经济刺激功能极其微弱。首先，收费标准偏低，企业所交的超标准排污费只相当于污染治理费用的10％～15％［3］，更远远低于污染物的正常处理费用，客观上鼓励企业宁愿交纳排污费也不积极治理污染，形成“谁污染、谁受益”的格局；其次，实行单因子收费，即同一排污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污染物时，按收费最高的一种污染物计算收费数额，不利于促使排污者削减污染物，也不利于其公平竞争；再者，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资源分配、无偿使用为主要特征的产品经济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排污者只要不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就可以无偿使用环境纳污（自净）能力资源，许多排污浓度小但排污量很大、污染严重的企业也可不交排污费，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成为社会关系的纽带，提高环境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保持社会公平要求摈弃“环境资源无价值”的传统观念而遵循有价、有偿使用的原则，要求提高收费标准和实行多因子累计收费。否则，经营者仍会逃避防止、减少和治理污染的责任，这既造成环境资源的浪费和污染，又使污染治理投入多、排污少的经营者与污染治理投入少、排污多的经营者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

随着经济的大规模迅速发展，环境污染的压力越来越大，仅污染源排出的未超标部分的污染物就侵占了大部分的区域环境容量甚至已经超过了该区域的环境容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只对超标排污者征收排污费显然已无法保证和改善环境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以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取代目前的“浓度控制”是必然的趋势，但考虑到实际需要和条件的限制，污染物的“浓度控制”与有条件的“总量控制”（所谓有条件的“总量控制”，是指针对某些特殊区域、某些特定种类的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将在较长时间内共存，最后逐步过渡到“总量控制”。

“总量控制”下应当实行排污即收费、超标排污属于违法并加重收费的制度。而在实行“浓度控制”的条件下，变现有的超标排污收费制度为达标排污即收费、超标排污加倍收费并予以处罚的制度也同样是必要的、可行的。首先，其必要性在于消除不同法规间的不协调。根据《标准化法》的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对违反者要处以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而现行《环境法》只要求超标排污者交纳排污费，即并不认为超标排污系违法行为。这就直接违反了《标准化法》的规定，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此外，现行《环境法》规定，对投入生产或使用时未达到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包括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可以依法处罚。这就出现了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使用时超标排污视为违法并予以处罚，而投产后超标排污仅征收超标准排污费、不算违法也不受处罚的自相矛盾的境况。其次，其可行性，可以从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得出结论。现行《标准化法》、《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等法律分别规定对违反“强制性标准”、“药品标准”、“保障人体健康和人体安全标准”、“卫生标准”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处罚，即都实行超标违法原则。如果在《环境法》中实行超标违法并予以处罚的制度，同样也不会超过一般企业的承受能力，不会出现处罚面过大、执法困难的局面。这是因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浓度）标准是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的，其中针对重点污染源或产品设备的专项标准是根据国家一般的污染治理水平即最佳实用技术（bpt）而定的。

当然，在污染物“浓度控制”与有条件的“总量控制”并存的情形下，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区域环境的具体特点，实行排污收费、超标排污违法并加倍收费制度应当遵循灵活处理、区别对待、逐步到位的原则。一般地，凡实行“总量控制”的区域和污染物，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的污染源应当立即实行该制度，而对现有的污染源则要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企业自身的经济技术条件等规定一定的宽限期。凡实行“浓度控制”的区域和污染物，应侧重于实行超标排污加重收费，并可责令其限期治理，其中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的污染源应立即实行超标排污加重收费，而现有污染源则应逐步地、定期地提高收费标准。此外还应合理调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各污染源的排污量指标，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

环境税对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有着显著的刺激（鼓励或抑制）效果。受传统产品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还比较薄弱。目前对煤、石油、天然气、盐等征收的资源税收及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主要目的是调整企业间的级差收入、促进公平竞争，对促进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改善的意义不明显；在奖励综合利用以及节约能源方面，环境立法采用了一些税收调节手段，如规定综合利用产品在投产5年内免交所得税和调节税，综合利用的技术引进项目和进口设备、配件可以视为技术改造项目而享受减免税优惠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税在保护环境资源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不断增强。但是，我们应当汲取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针对我国的主要环境问题，通过立法促进环境税的分期分批实施。除现有的一些环境税收规定外，目前首先应当对含硫燃料征收硫税，对严重危害环境的产品如含cfc[，s]的产品征收“污染产品税”。这不仅有利于环境资源的合理、持续利用和改善，有利于履行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国际条约和公约，也可以作为环境基金的一个来源。此外，为了鼓励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对采用清洁工艺技术以及安装“末端”处理设施的企业、环境保护工程项目、生态恢复工程项目等应当提供减免税、加速折旧等优惠；对严重浪费自然资源的行为应当征税，如征收土地闲置税等。

在财政刺激方面，除了取消或减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不相符的各种政策性补贴外，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环保机关对企业等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能力，应当建立和完善分级管理的环境保护基金。该基金应由中央和地方的环保投资、环境费、环境税、环境贷款、外国和国际组织的环保赠款等组成，由环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安排使用。中央基金主要用于清洁工艺技术、设备以及“末端”治理技术、设备等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或以赠款、贴息贷款等形式向有关企业、单位提供经济支持和刺激，也可用于帮助地方修建或改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地方基金除用于修建、改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进行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外，还可用于帮助清洁工艺技术、设备以及“末端”治理技术、设备等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帮助治理重点污染源，用于救济某些由环境污染或破坏遭到损害的受害人等。

相对于“命令和控制”措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灵活的污染控制手段。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及市场条件选择自行削减排污量或到市场上购买排污指标，从而为企业实施费用最小的排污“达标”方案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不仅可以实现政府既定的环境目标，而且也可以节省污染控制的总费用。我国在16个城市开展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试点的同时，也在6个城市进行了“大气排污交易政策”的试点。结果表明，该政策为空气质量非达标区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加快了实现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的步伐，同时促进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和工业的合理布局，并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费用趋于最小［4］。因此，在“总量控制”下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也应得到立法的充分确认，特别是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控制方面，对适用范围、交易规则、监督管理、违法责任等内容均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为了推动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以及企业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的落实，许多地区的环保部门在实践中探索实行保证金（也有的称为抵押金或执行债券）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各地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文件或地方相应规定执行保护金制度，其实施依据、收取保证金的时间、标准以及财务管理制度、监督机制等大都各不相同或极不完备。尽管这项制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提高了“三同时”制度的执行率，加强了建设项目后期的环境管理，增强了企事业单位领导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了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使环境保护部门在“三同时”和企业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方面变被动为主动等。因此，环境立法应当肯定和完善针对“三同时”制度、企业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以及啤酒瓶、饮料瓶等而采取的保证金制度。

环境标志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环境管理的一项有力措施，已为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实。从1993年3月起，我国也开始了环境标志认证工作，环境标志制度作为一项引导性政策，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自愿申请原则，随着推行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政策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我国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制度要与国际通用标准相衔接，其由非强制性的引导性政策上升为稳定、普遍的强制性法律制度。因此，建立完善的环境标志制度应是我国环境经济立法的发展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国家环保局。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国环境年鉴（1993），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4。

［2］国家计委等。中国21世纪议程。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4。

第4篇：经济法律制度范文

一、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现状与问题

从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市场经济的因子开始孕育,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也随之开始,经过数十年的建设,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规范构成:

(1)市场主体方面的法律。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

(2)市场主体经营行为方面的法律。如合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担保法等。

(3)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广告法等。

(4)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如财政预算法、税收法、计划和产业政策法、国有资产法、价格法等。

(5)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

(6)对外开放方面的法律。如反倾销条例、货物进出口条例等。

(7)制裁经济犯罪方面的法律。

以上法律的建立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稳定、规范、提高提供了必要的法制条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现有法律存在着诸多缺陷,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1)法律出台的及时性不够,同时存在法律空白。该出台的法律还不能及时出台,出现许多法律上的空白,造成无法可依。

(2)应该修改完善或废止的法律还不能及时得到修改完善或废止,造成时过境迁、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严重脱节的法律仍在适用。

(3)法律之间的不配套,甚至冲突、不协调现象时有发生。

(4)已经出台的许多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另外,漠视、违反法律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是极端不相符的,需要尽快予以解决。

二、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制完善建议

1.完善主体立法

目前我国虽然出台了《公司法》、《独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法律对市场主体进行规范,但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其产业结构、国际外贸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经济不再是体外循环的特例,而是世界市场经济的一环,原有的法律、法规有些显然是不能完全适用,甚至有些还会起到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要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公平竞争,优化市场配置资源,实行企业优胜劣汰,必须对于这些陈旧、过时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根据变化的情况、实践发展的新阶段进行修订完善,并制定一部依国际惯例即统一“国民待遇”的《企业破产法》,这样才能使法律制度起到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的作用。

2.完善管理立法

主体立法只是一个阶段,而管理立法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制性主要是体现在主体运转过程中,即市场管理的合法性中。对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而言,这是一个比主体立法更艰难更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坚持以创造一个公平、公开和有序的竞争环境为出发点,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对我国现有经济贸易法制进行完善。

3.完善辅助立法

市场运作的调节手段主要有三个:一是价值规律的调节;二是道德约束的调节;三是法律手段的调节。为了防止宏观调控中人为因素的过度化或不到位,制定相应的辅配套立法也是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我国在这些方面的立法计划、统计类有《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统计法》等。财政、税收、金融类有《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价值管理、行业管理、对外贸易以及审计等方面也有一系列立法,比如《价格法》、《农业法》等。这些法律、规定的制定对于宏观经济调控起到了必不可少的辅助作用,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深入,应根据我国实际,参照国际经验和惯例,应制定《国家计划法》、《国家投资法》、《税法》、《特殊投资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4.完善价值立法

所谓价值,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切活动对于活动主体即人的有用程度。市场经济是为人、为全体公民的幸福服务,发展市场经济永远不能以损害主体人为代价,而这一点则需要以法规来予以保障。为此,主要立法的内容有《:失业法》、《待业法》、《工伤法》、《医疗法》、《养老法》、《保险法》等等。

三、我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和经验

第5篇：经济法律制度范文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虽然在法律传统上差异很大，但都存在着能够适应经济发展水平要求的完善的制度。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曾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社会经济活动全部由政府组织，客观上无制度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基于投资的扩大、商品交换的繁荣、贸易范围的拓展以及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市场交易的信息化等需求，我国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中建立了制度，但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法律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部分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部分制度尚付阙如等，尤其是我国基于大陆法系的传统借鉴和吸收了英美法上的制度，结果导致在我国的法律中两大法系制度产生了猛烈的碰撞，从而对市场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本文正是为了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制度，消除两大法系制度在我国的冲突与矛盾，通过总结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在分析我国现行制度的基础上，提出重构我国制度的建议和意见，以期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

一、 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制度的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与法律的趋同化

1、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对经济全球化做出过如下解释：“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将世界各国和人民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阻碍各国之间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人为障碍将被打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和通讯成本）将大大减少”[1]。由此可知，经济全球化就是指人类经济活动跨域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相互融合的过程，具体来讲，是指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逐步以至最终完成消除国家之间各种壁垒，使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互相依存并不断加深，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2]。人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更加普遍、趋势更加明显，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大市场的形成和维护，即市场全球化；二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即生产要素全球化；三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即劳动力全球化；四是市场风险波及全球，即风险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生产社会化和商品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体现。经济全球化表明，世界发展的主题由过去的以政治对抗、军事对峙为内容的“政治军事中心主义”转向了以经济发展、经济竞争和经济安全为内容的“经济中心主义”，主权国家通过和平竞争的方法和正当的经济往来获取利益，成为影响这个时期国际关系的主要潮流。经济全球化对于各国来说，意味着本国经济发展超越国界，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不断扩大和深化，进而达到相互融合的过程，其实质是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延伸，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从本质上看，经济全球化是一场市场化的制度整合，是市场经济规则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过程。

2、经济全球化促进法律的趋同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市场交易规则的统一与趋同。但是，交易规则的统一与趋同，从历史上看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一是通过军事战争迫使战败国接受自己的规则要求，二是通过法律的变革使相互之间的规则趋于统一。历史事实表明，战争的途径不仅给交战各国的人民带来痛苦与灾难，而且也无法真正实现交易规则的统一，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相反，通过法律变革的途径来实现交易规则的统一无疑是一条正确而有效的途径。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基于市场统一化的需求，相继出现了众多的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规则、若干国家之间的多边规则以及为许多国家共同制定和遵守的世界性规则，如《国际货物买卖统一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民商事案件国外调查取证公约》等，尤其是在1995年根据“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截止2008年7月，WTO成员已达153个，成为迄今为止统一国际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协议等在客观上使法律的发展呈现出趋同化的趋势。

3、法律趋同化的表现形式。法律趋同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反映，它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趋同化和一体化。法律趋同化不仅标志着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趋势、目标、方向和过程，同时也标志着世界各国法律发展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和程度。当前世界各国的法律趋于统一的表现形式有：第一，联合国以及众多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了大量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这些公约或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同法的性质[3]，尤其是WTO规则成为世界法律趋同化的主要推进器；第二，区域经济组织为了本地区国家间的合作而制定了统一的法律，如以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为代表的区域经济组织制订的法律，极大地加速了法律趋同化的进程；第三，英美法与大陆法逐渐融合，两大法系之间无论在法律形式，还是法律的内容上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地方越来越多。第四，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法律相互统一。例如，美国法学会和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起草的《统一商法典》，目前逐渐由各州普遍采用；西德与东德统一后，统一适用原西德的法律；中国内部的四个区域，即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将会随着频繁的经济往来，相互之间的法律迟早也会统一的。这种在主权国家内不同区域的法律相互统一，必然会加快法律趋同化的进程。

（二）法律制度的趋同与融合

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各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现代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跨国经济关系和交往日益频繁，关系突破地域的限制，渗透到世界经济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发挥其独有的作用。但是，基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等重大差异，导致各国制度千差万别，特别是两大法系制度的差异，为国际民商事活动带来诸多不便。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要求消除各国相互之间在制度上的差异，建立统一的国际法律规范，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一个安全快捷的法律环境。为推进各国法趋向统一化，有关国际组织致力于以下工作：第一，促进达成国际法公约。在这方面，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做出了重要贡献，起草了以下公约：一是1961年的《国际性私法关系中的统一法公约》（简称《统一法公约》），二是1961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统一法公约》（简称《合同统一法公约》），三是1967年的《国际货物运输人合同公约》（简称《运输人公约》），四是1988年的《国际保付公约》，五是1983年的《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六是2004年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其中，前两个公约因遭到英美法系国家的反对未能生效，后四个公约已经生效。此外，国际法协会也曾于1950年和1952年提出过两项有关的公约草案，即哥本哈根草案和卢塞恩草案。第二，促进国际合同条款的标准化。这是国际商会在其1960年《商务合同起草指南》出版物上及1990年推出的《国家合同示范格式》中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基础，目的在于协助双方当事人充分利用多数国家所承认的契约自由原则，指出本人和人在考虑和制定调整他们之间的内部关系的合同时应该引起注意的若干问题[4]。

除有关国际组织做出的努力外，区域组织也开始致力于法在本地区的统一。鉴于欧共体成员国有关商业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竞争的条件和在欧共体内部开展这种活动，妨碍了在不同成员国的本人和人之间订立和履行商事合同，且不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于是，欧盟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活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是欧共体理事会在1986年通过了《关于协调成员国间有关商法律的指令》（EC Directive 86/653），该《指令》已于1990年开始实施；二是欧洲合同法委员会在2002年完成的《欧洲合同法原则》，该《原则》在第三章专章规定了“人的权限”；三是2007年完成的《欧洲民法典草案》，该草案在第二编第6章专章规定了“”。《欧洲民法典草案》虽然没有生效，但无疑将会对欧盟地区的制度产生影响。

（一）国际法的统一化

1、《统一法公约》与《合同统一法公约》

这两个公约都是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起草。该协会很早就致力于统一法的工作，由许多著名比较法学家参加。《统一法公约》初稿的最后文本由梅杰斯（Eduard Maurits Meijers）提出，并于1952年得到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委员会的批准。《合同统一法公约》草案的最后文本由古扎威勒（Max Gutzwiller）和哈麦尔（Joseph Hamel）提出，1960年得到批准，这两项公约草案经协调后于1961年4月公布。这两个公约是建立在大陆法将区分为直接与间接的基础上，前者规范的是直接，后者规范的是间接。

（1）《统一法公约》。该公约的特色表现在：第一，与英美法一样，不区分商事与民事；第二，公约只对两大法系没有争议的直接进行了规定，而没有涉及英美法上的不公开本人身份的或大陆法上的间接（即行纪）。公约最初的设想是，像英国法那样，除显名外，还规定隐名与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但这个方案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该方案的采用将在不适用普通法的国家带来一些列难以解决的问题[5]。后来，公约保留了隐名，并与显名同等对待，但剔除了不公开本人身份的。第三，没有明确规定表见或英美法上的不容否认的（agency by estoppel）。尽管该公约第10条规定：“人由于他所处的地位而具有权的情况下，该人拥有以本人名义去做那些由于他所处的地位通常可以去做的法律行为”，但该条规定的情形属于英美法上的默示通常权限（usual authority），是实有授权，不是外表授权。第四，原则上不允许复，即除非本人同意，人无权委托他人代为。总之，该公约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对直接中的原则问题作了简洁明快的规定。

（2）《合同统一法公约》。该公约所调整的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间接制度，其特色在于：第一，公约中的人类似于德国商法中的行纪人。该公约第5条规定：“佣金人是以佣金为职业，以自己名义，为他人（本人）利益而买卖商品和有价证券的人”。依此规定，人必须是以佣金为职业和从事货物买卖活动。这与英国的行纪人（factor）有很大的差异，因为factor不必以为职业，也可以从事货物买卖以外的活动，同时也不限于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活动。第二，公约放弃了德国商法上行纪合同中的两个合同结构的模式，承认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直接合同关系，即本人或第三人都可以创设出这种一个合同的局面。公约第19条规定：“假如在买卖合同中或签订合同时的种种情况中可以看出，买方或卖方的身份是佣金人……本人即可以向作为第三人买方或卖方行使请求权，但该请求权须从属于第三人可以向佣金人提出的一切抗辩”。同时，第20条也规定“在未履行买卖合同项下的义务的情况下，第三人有权向本人主张该买卖合同项下的利益，但本人可以向佣金人提出抗辩的情况除外”。第三，公约没有像大陆法中行纪制度那样允许行纪人在一定条件下行使介入权，而是采用英美法的做法，不允许人在不向本人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自己与本人进行交易。第四，公约规定了信用担保，即佣金人只有在“作为第三人的担保人”，或者依其营业地的习惯性作法通常应该给予担保的情况下，才对第三人的付款或合同履行承担个人责任。总之，公约整体上采用大陆法上的行纪制度，但又有限度地吸纳了英美法上的做法。

上述两个公约，之所以未能生效，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公约本身存在缺陷，同时也没有得到商业界或各国政府的支持；其次，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未能协调大陆法系国家与普通法系国家关于商法上概念的根本分歧，如佣金人、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不容否认等；再次，20世纪60年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统一国际贸易法的重要性；第四，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没有及早地推动这两个公约的实施。尽管如此，它们对后来的《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产生了重大影响。

2、《国际货物销售公约》

由于《统一法公约》与《合同统一法公约》并没有消除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问题上固有的分歧，其内容和形式主要带有明显的大陆法痕迹。为解决这一难题，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自1970开始，准备起草一项解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实际问题的新统一法规。到1972年将前述两个公约合并，制定了新的草案文本。此次草案文本，排除了特定类型的，仅限于调整国际货物销售中的，其目的既规范的外部关系，也规范的内部关系，同时摒弃了大陆法中直接与间接的区分。1981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会成立了一个由大陆法系、普通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的三名专家组成的小组，对草案文本进行审查和修改。小组建议删除争议较大的有关人与本人关系的内容，仅就的外部关系拟定一个统一法规，至于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留待将来的国际公约规定。协会理事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重新拟定了文本。1983年2月由49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召开的外交会议上最终通过了这一文本，称为《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也称《日内瓦公约》）。依照公约规定，经10个国家核准一年后生效，目前只有法国、意大利、墨西哥、南非和荷兰批准了该公约，故尚未生效。

《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共5章35条，分别是“适用范围与总则”、“权的设定与范围”、“人实施的行为的法律效力”、“权的终止”、“最后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1）公约的适用范围。第一，的含义。公约规范的是“当某人（人）有权或意欲有权代表另一人（本人）与第三人订立货物销售合同时”的（第1条第1款）。这一定义避免了大陆法中直接与间接的的划分，更多地采纳了英美法上的概念。第二，的范围。公约第1条第2款规定：“本公约不仅调整人订立货物销售合同的行为，也调整人旨在订约或有关履行该合同的任何行为”。可见，的范围没有像大陆法那样只局限于法律行为。第三，公约所规范的只涉及以本人或人为一方与第三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第1条第3款），本人与人的内部关系不属调整范围。第四，公约不区分商事与民事，但将以下特殊性质的排除在国际货物销售之外：（a）证券交易所、商品交易所或其它交易所之交易商的；（b）拍卖商的；（c）家庭法、夫妻财产法或继承法中的法定；（d）根据法律上的或司法上的授权发生的、无行为能力人的；（e）按照司法或准司法机关的裁决或在上述某一机关直接控制下发生的。

（2）权的设定与终止。第一，关于权的设定，按照第9、10条的规定，可以明示（口头或书面），也可以默示，并且无须书面形式或书面证明，也不受其他任何形式要求的限制。第二，关于权的终止，有根据当事人的行为终止和根据法律的规定终止两种情形。前者包括本人与人之间的协议、交易的完成、本人撤回权或者人放弃权。第三，权终止的效力。除非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权的终止或造成终止的事实，权的终止不影响第三人。权虽已终止，但为了保护本人或继承人的利益，人仍有权实施必要的行为。

（3）行为的法律效力。第一，在本人和第三人之间产生约束力。根据第12条的规定，人在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所为的行为，如果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人是以人的身份进行的，则人的行为直接拘束本人和第三人。该情形同时也包括了英美法上的隐名。第二，在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拘束力。人代表被人在其授权范围内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人是以被人身份实施行为，或者人承诺该行为只约束自己的（如行纪合同），那么行为只约束人和第三人，不能拘束被人。但是，（1）当人由于第三人未履行合同债务，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未履行或无法履行其对被人所负的合同债务时，被人可以行使人代表被人而从第三人那里享有的权利，但第三人有权对被人行使第三人对人的抗辩权，此即被人的介入权；（2）当未履行或无法履行其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时，第三人可向被人行使第三人对人享有的权利，但被人有权向第三人主张人对第三人享有的抗辩权，也有权向第三人主张被人对人享有的抗辩权。此即第三人的选择权。

（4）无权行为。第一，表见。根据公约第14条的规定，当人未经授权或超越权限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时，该行为对被人和第三人没有约束力。但是，如果被人的行为导致第三人合理并善意地相信人有权代表被人时，被人不得以人缺乏权限而对抗第三人。第二，无权的追认。按照公约第15条，人的无权或越权行为可由被人予以追认。一经追认，该行为的效力与事先获得授权行为的效力相同。第三，人的权限默示保证义务。当人未经授权或超越权限与第三人实施行为时，如果人的行为未获被人的追认，人应当对第三人负损害赔偿之责任，赔偿数额相当于第三人在行为人具有权限时所应当享有的债权额。但是，如果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人缺乏权限或者超越了权限的，人不负赔偿责任。

《国际货物销售公约》正是顺应了消除国际货物销售法律冲突的统一化运动并伴随着《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结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它调和了大陆法和普通法上对本人或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不同规定和分歧，在其范围所及的领域里为国际货物的销售提供了一套比较简便、明确且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规则，这对于协调和促进各国法的统一，对于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6]。该公约是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关于国际统一实体法方面最为成功、最为完备的国际公约。

3、《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关于的规定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早在1971年就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列入工作计划，以便通过非立法的方式统一或协调各国的合同法律制度，但直到1980年才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来准备《通则》的起草[7]。经过众多国家的合同法和国际贸易法专家、学者和律师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94年5月完成并获得通过。《通则》旨在为国际商事合同确立一般规则，它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律文件，可作为国内或国际立法的范本。《通则》虽然不是一个国际性公约，不具有强制性，完全由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但是，由于它尽可能地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律体系的一些通用的法律原则，同时还总结和吸收了国际商事活动中广为适用的惯例和规则，因而对于指导和规范国际商事活动具有很大的影响力[8]。1994年版的《通则》并没有规定制度，但在10年后即2004年4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对《通则》进行了修订，增加规定了人的权限。

2004年版的《通则》共10章，分别是“总则”、“合同的订立与人的权限”、“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解除”、“合同的内容与第三方权利”、“履行”、“不履行”、“抵销”、“权利的转让、债务的转移、合同的转让”、“时效期间”。其中第2章第2节规定了“人的权限”，共10个条文，具体内容如下：

（1）适用范围。根据《通则》第2.2.1条规定，第一，《通则》中关于的规定只适用于本人与第三人或者人与第三人的外部关系，而不涉及本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第二，《通则》避免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直接与间接的区分，“不论人是以自己名义还是以本人的名义行事”都适用《通则》；第三，《通则》只适用于本人和人基于自愿委托产生的权限，不适用于法定权限或国家机关任命的人的权限；第四，《通则》只适用于有权代表本人缔约的人的权限，仅为双方当事人介绍缔约机会的居间人和仅代表本人进行磋商但无权缔约的中介人（如商事人）不适用《通则》规定；第五，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机构、职员的权限适用特别规定（如公司章程等），《通则》仅在未与特别规定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可以得到适用。

（2）权的授予及其范围。第一，关于权的授予，《通则》没有对授予的形式作任何限制，权的授予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示。明示的授权方式包括书面形式（如委托书、电传、信件等）和口头陈述。默示的授权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或本人的具体行为来确定（第2.2.2条第1款）。第二，关于权的范围，《通则》第2.2.2条第2款规定，“人有权根据情况为一切必要行为，以达到此授权的目的。”可见，《通则》尽力扩大权的范围，允许人为达到授权目的而采取一切必要行为。当然，如果本人在授权时作出某种限制，人应当遵守。此外，人的行为不得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违背。

（3）的类型与效力。根据《通则》第2.2.3条、第2.2.4条的规定，分为公开（agency disclosed）和不公开（agency undisclosed）。第一，关于公开。“人在权限范围内行事，且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人是以一名人的身份行事的，则人的行为应直接影响本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在人与第三人之间不产生任何法律关系。但是，人经本人同意成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的，人的行为应仅影响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第2.2.3条）。在公开的情况下，行为只约束本人和第三人，除非经本人的同意，人不受其约束。第二，关于不公开。“人在权限范围内行事，且第三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该人是以一名人的身份行事的，人的行为仅影响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但是若该人以企业所有人的名义代表企业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企业真正的所有人一经披露，第三人有权对企业真正的所有人行使其对人享有的权利”（第2.2.4条）。按照不公开，原则上只在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效力，不仅本人不得介入合同成为当事人，而且第三人也不能选择本人作为合同当事人，除非人以企业所有人的名义代表企业与第三人签订合同，而企业真正的所有人一经披露，第三人有权对企业真正的所有人行使其对人享有的权利。依此规定，《通则》没有像《国际货物销售公约》那样规定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

（4）无权。第一，无权行为的追认。根据第2.2.9条规定，人没有权或超越权的行为可由本人追认，经追认的行为如同人自始就依权行事产生同样的效力。赋予本人追认权是为了保护本人的利益，第三人的利益也需兼顾，因此，如果在人行事时，第三方既不知也不应知人无权，则第三方可在本人追认前，随时通知本人表示拒绝受追认的约束。第二，表见。人没有权或超越权行事时，其行为不影响委托人和第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但是，当本人造成第三方合理地认为人有权代表本人行事，且人是在该权限范围内行事时，则本人不得以人无权为由对抗第三方（第2.2.5条）。这一规定与《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的规定一致。第三，无权人的责任。没有权或超越权行事的人，如未经本人追认，则应对第三人承担将其恢复至如同人有权或未超越权行事时第三方应处的同等状况的责任。但是，如果第三方已知或应知人没有权或超越权，则人不承担责任（第2.2.6条）。

（5）权滥用之禁止。根据第2.2.7条的规定，如果人缔结的合同存在人与本人的利益冲突，而且第三方已知或应知这一情况，则本人可主张合同无效，除非本人已经同意，或已知或应知人涉及利益冲突；或者人已经披露与本人的利益冲突，但本人在合理时间内并未提出反对。利益冲突的典型是自己与双方，这一规定是《国际货物销售公约》所没有的。

（6）次。按照第2.2.8条的规定，人有指定次人履行那些非合理预期人本身履行的行为的默示权力，依此规定，本人在授权时明确允许人可以选任次人的，应属当然。如果次人在其权限范围内行事，则直接约束本人与第三人。

（7）权的终止。第一，权终止对第三人的效力。《通则》第2.2.10条第1款规定，“除非第三人知道或应该知道权限已经终止，权限的终止对第三人不发生效力。”据此，权限的终止要想对第三人产生效力，必须是第三人知道或应该知道权限已经终止。否则，人的行为继续对本人及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产生影响。第二，权终止对人的效力。《通则》第2.2.10条第2款规定，“尽管权终止，但人仍有权为防止损害本人利益采取必要的行为。”即权限终止后，为了使本人的利益免受损害，人仍有权实施一定的行为，此系诚信原则的必然要求。

（二）欧盟法的一体化

1、《关于协调成员国间有关商法律的指令》

为协调各成员国法律制度的差异、推进共同市场的自由竞争，欧共体于1986年12月18日86/653/EEC号指令，又称为《关于协调成员国间有关商法律的指令》（以下简称《指令》），为成员国法律确定了一系列最低的标准，是欧盟（欧共体）层面关于商事最主要的法律渊源。《指令》主要采纳了大陆法系民商分立的制度，将商事与民事严格分开，对商事中本人（被人）和商（商事人）之间关系作了集中规定，并且强调了对商的保护。

（1）对于“商事”的界定。根据《指令》第1条第2款，商是一种“自雇型”中介，它的职责是代表本人的利益持续地与第三方进行交易的磋商、谈判和订立合同等活动。它本身是独立的商事主体，不包括本人内部的工作人员、本人的合伙人以及破产管理人和清算人 、商品经纪人、王室人。商履行其职责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佣金，那些商业组织无偿进行的活动不被包括在内。可见，该指令指向的商仅是独立的商事主体，其行为只限于在商业基础上的活动。

（2）商和本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商事法律关系应该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商与本人的关系；商与第三人的关系；本人与第三人的关系。《指令》的规定主要是围绕以上的第一个方面展开。根据《指令》第3条，商的义务主要是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始终维护本人的利益，忠实而勤勉的工作。本人必须做到忠实而诚信，必须提供与货物有关的一切必要文件资料、支付佣金等。本人除了要为商提供交易所必备的各种信息外，还要在他预计到交易量明显低于商的合理预期时，尽快告知商。

（3）合同的终止。合同可因当事人的行为以及法律的规定而终止，合同期限的届满、双方的合意、一方的破产或死亡均可以导致合同终止。《指令》关于合同终止问题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一方当事人单方面终止合同（尤其是本人终止合同）的条件以及合同终止后对于商的保护。按照《指令》第17条的规定，合同终止后，在一定情形下，商有权获得佣金、补偿或损失赔偿：第一，针对合同期间的交易以及合同结束后可归因于商的交易，本人仍应向商支付佣金；第二，如果商在合同存续期间为本人争取到新的客户或使业务量显著提高，本人在合同结束后仍持续地从中获得利益，那么商有权获得补偿。因为合同的结束使得商无权获得佣金，而本人却从中受益，基于公平合理的考虑，商应该获得补偿，这其实是商获得佣金权利的一种延伸[9]；第三，如果商因合同的终止而遭受损失，商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商对于佣金或补偿的请求不影响他获得赔偿的权利。

（4）《指令》的效力。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89条，“指令在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上对所发至的特定成员国具有约束力，但成员国有权自主选择实现目标所采用的方式”。《欧盟商事指令》是向全体成员国发出的，各成员国有义务在到目前为止规定的期限内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其转化为国内法。到目前为止，各成员国都已按照《指令》的要求修改了国内法，体现了一定的趋同性。

2、《欧洲合同法原则》中关于的规定

《欧洲合同法原则》截止到2002年，修订完成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共计17章，其中第3章为“人的权限”，下分三节，分别是一般规定、直接、间接。从标题即可看出，这部分规定主要是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

（1）适用范围。本章规定只适用于委托，法定或指定不受本章的约束。由于前述《关于协调成员国间有关商法律的指令》主要解决了的内部关系，即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本章的规定主要就外部关系即委托人或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规定，同时将区分为直接与间接。

（2）直接。人在授权范围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的行为，其后果由被人直接承受，此即直接（第3:202条[10]）。第一，关于权的产生。权可以由委托人实际授权（明示或默示），也可以是表面的授权，即如果委托人的言语或行为导致第三人合理地且善意地相信人已被授权从事所进行的行为，则视为委托人已经授权。第二，关于权的行使。人在行使权时，不得实施与委托人利益相冲突的行为——自己和双方。人具有默示的授权来任命复人，以完成不具有人身专属性的并且不能合理地期待人亲自完成的任务。第三，关于第三人对确认授权的请求权。根据第3:208条的规定，在委托人的言语或行为使第三人有理由相信由人从事的行为是经过授权的场合，但第三人仍怀疑该授权，它可以向委托人发出一份书面的确认书要求其确认。如果委托人没有表示反对或不曾迟延地回答，则人的行为被视为已经授权。此外，本章还规定了无权的追认及其法律后果、权的存续等。

（3）间接。中间人（即人）基于委托人的指令和为了委托人的利益，但并非以委托人的名义，或者基于委托人的指令，但第三人对此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该合同在中间人与该第三人之间产生拘束力，此即间接。但是，本章关于间接的规定，虽然在形式上承继了大陆法上的行纪传统，但又巧妙地吸收了英美法上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中的合理内核，即如果中间人沦为破产，或者对委托人构成根本违约、预期违约时，委托人可以行使中间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对第三人取得的权利，但应承受第三人可得对中间人提出的抗辩。基于同样的理由，第三人也可对委托人行使该第三人对该中间人拥有的权利，但应承受中间人可得对第三人提出的抗辩以及委托人可得对中间人提出的抗辩。

可以说，《欧洲合同法原则》第三章关于的规定，是大陆法系法与英美法系法的有机融合。如，第3章虽然名为“人”的权限，但在关于间接的规定中使用了“中间人”的概念，其目的在于有意模糊大陆法与英美法在概念上的分歧，从而扩大了大陆法上的适用范围。还比如，在间接中有限度地吸收了英美法中本人身份不公开的中的做法，使得大陆法上间接的僵硬性得到了缓和。

3、《欧洲民法典（草案）》中关于的规定

1989年欧盟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第一次提出了构建“欧盟民法典”的设想，1999年欧盟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进一步倡导对各成员国民事立法进行研究和协调，以消除多样性法律给欧盟货物流通带来的阻碍。2003年2月，欧盟委员会通过“行动方案”（Action Plan），第一次提出了构建一套《共同参照框架》（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的计划，2004年10月欧盟委员会通过“随后通讯”（Follow-up Communication）的形式再次确认了“行动方案”中所提出的设想与计划，并明确表示将于2009年完成《共同参照框架》的准备工作。欧盟“单一市场”构建的需求客观上加快了“欧盟民法典”的制定步伐，尤其是《欧盟合同法原则》的颁布，为欧洲民法典的最后形成奠定了法律基础。2007年12月28日，《欧盟私法的原则、定义和示范规则：共同参照框架草案的暂时性版本》（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DCFR) Interim Outline Edition）提交至欧盟。但提交的版本并非全部草案内容，仅为“暂时性版本”（Interim Outline Edition），学者直接将其称为“民法典草案”（Drafted Civil Code）。全部草案共分为十篇，其中包括合同法、侵权法、不当得利与物权法等内容。最后三编“物权法”（Property Law）和第四编“有名合同”（Specific Contracts）的其余部分于2008年底提交至欧盟，2007年底提交的仅为前七编内容[11]。

《欧洲民法典》（草案）中有关问题的规定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第二编“合同及其他法律行为”中的第六章“”，二是在第四编“有名合同及其权利与义务”中的D分编“委托”和E分编“商业、特许经营及经销”。前者是的一般规定，主要涉及的外部关系，后者则是关于内部关系的规定。

（1）关于的一般规定

第一，权的范围。根据第6:104条[12]的规定，权限的范围一般由授权意思决定。授权意思表示不明时，为了实现授权目的，人有权从事所有必要的附带行为。人在特定情形下有权选任复人，该情形是“不能合理地期待人亲自完成行为的”。

第二，权的消灭与限制。根据第6:112条的规定，如果授权消灭的，为保护本人或继承人的利益，人仍得在合理的时间内为必要的行为；如果权消灭与限制的，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在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有关权消灭或受到限制的事实之前，权对第三人继续有效。即使在第三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有关权消灭或受到限制的事实，但本人对第三人负有不使权消灭或受到限制的义务的，该权对第三人仍然有效。

第三，自己与双方。行为如果存在利益冲突（即自己或双方）时，在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人所为的行为存在利益冲突时，本人可以主张该行为无效。但下列情形例外：一是人的行为事先得到了本人的同意，或者双方事先在委托合同中约定可以实施的；二是人已经向本人披露了利益冲突但本人未在合理时间内表示反对；三是本人通过其他途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存在利益冲突但未在合理时间内表示反对。

第四，复。根据D分编“委托”第3:302条的规定，人可以不经本人的同意，将委托合同中的义务转委托他人，除非委托合同规定人应亲自履行。但是，按照第3编第2:106条的规定，债务人委托他人履行债务的，仍应对履行负责。依此类推，人应以自己的责任对复人的行为向本人负责。

第五，的效力。根据第6:105条、第6:106条的规定，人在权限内、以本人名义或以向第三人表明影响本人法律地位的意思的方式实施的行为，影响本人对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其效果如同是本人亲自作出的一样。人尽管有权限，但却以自己的名义或以未向第三人表明其影响本人法律地位的意思的其他方式作出行为的，则该行为不影响本人对第三人的法律地位，而是影响人对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可见，依据上述规定，欧洲民法典不承认本人身份不公开的，这与《欧洲合同法原则》的规定相反。

第六，无权与表见。无权限但以本人名义或者向第三人表明影响本人法律地位的意思的其他方式行为的，该行为不影响本人的法律地位（第6:107条第1款）。但本人可以追认该行为，一经追认，即被视为有权且不影响其他人的权利。第三人知道该行为是无权的，得以通知形式为本人确定合理的追认期间，未在该期间内追认的，不得再为追认（第6:111条）。如果不能得到本人的追认，无权人应赔偿第三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害，以使第三人处于如同行为人有权时的状况。但是，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限的除外（第6:107条第2款、第3款）。

欧洲民法典草案在其第6:103条规定了表见，即“某人使第三人合理且善意地相信其已授权人从事特定行为的，则被视为已对表见人作如是授权的本人”。

第七，越权。根据D分编“委托”第3:201条、第3:202条的规定，人为了本人的利益，在特定情形下，超越权限实施的行为，也能产生的法律效力，也即该行为视为有授权的行为。这些特定的情形是：一是人实施该行为有合理的理由；二是在特殊情况下，人没有合理机会了解本人的意思；三是人不知道并且不能合理地被期待知道该行为在特殊情形下违背本人的意思。当然，除上述情形外，人的越权行为应属于无权，除非本人追认，否则不对本人产生约束力。

（2）关于商业

第一，适用范围。根据第3:101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商业人）同意以独立中介人的身份，在一个持续的基础上为另一方当事人（委托人）谈判或订立合同，委托人同意为商业人的活动支付报酬的合同，适用本章的规定。依此规定，本章只对商业的内部关系予以调整，不涉及外部关系。

第二，商业人的义务。商业人应当尽合理努力，并遵循委托人的指示，为委托人谈判缔约，同时在履行期间向委托人提供与合同有关的信息。商业人应当就为委托人谈判或订立的合同保存适当的账目，并允许独立会计师在一定情形下查阅账目。

第三，委托人的义务。 = 1 \* GB3 ①支付佣金的义务。委托人支付佣金的一般条件是，所订立的合同是人努力的结果，并且该合同已由委托人履行或应当履行的，也或者第三人已经履行或正当地中止其履行的。如果与客户订立的合同是人在期间内努力的结果，而且该合同是在合同终止后合理期限内订立的，委托人仍应当向人支付佣金。 = 2 \* GB3 ②提供信息与警示的义务。委托人应当及时向人提供订立或履行合同的相关信息与通知，如果预见或应当预见自己有能力订立或履行的合同的规模将显著低于商业人能够正常期待的合同规模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向人发出警示。委托人还应当提供人有权获得佣金的陈述，以及反映人佣金情况的委托人账簿的摘录。 = 3 \* GB3 ③保存账目的义务。委托人应当就商业人谈判或订立的合同保存适当的账目，并允许独立会计师查阅。 = 4 \* GB3 ④商誉补偿义务。根据第3:312条和第2:305条的规定，合同终止后，委托人因人的原因增大了营业规模并且继续从该营业中获得了实质性收益时，应当向人进行商誉补偿，补偿数额为最近12个月应得的佣金平均数乘以委托人可能继续从上述合同中获益的年份。 = 5 \* GB3 ⑤支付保付佣金的义务。如果商业人以书面形式保证，其他谈判或订立的合同的客户会支付作为该合同标的的货物或服务之价款，当保证义务履行后，委托人应向人支付保付佣金（第3:313条）。

注释:

[1] Joseph E 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ents，Norton＆Company，2002，pp.9－10. 转引自沈四宝、盛建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2] 陶广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3] 江平：“经济市场化与法律全球化、现代化、本土化”，载cdams.kobe-u.ac.jp/archive，登陆时间：2008-02-13。

[4] 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5] 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比较法研究”，载【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459页。

[6] 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7] 张玉卿主编：《国际私法统一协会UNIDROIT——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8] 张月娇：“中文译本序言”，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9] 于丹：“欧洲商事法律制度评介”，载《商场现代化》2005年第1期。

[10] 条文引自韩世远译：“欧洲合同法原则”，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866页。

[11] 傅俊伟：“欧盟民法典草案之述评”，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3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500页。

[12] 条文引自唐超、邹双卫等译：“欧洲私法：原则、定义和示范规则”，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3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713页。

[13] [美]M.A.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序论”，载于《法学译丛》1987年第2期。

[14] 转引自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比较法研究》，载【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459页。

[15] 李永军：《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94页。

[16] 意大利民法典第1723条规定：“委任人得撤回委任，但是如果约定是不可撤回的，则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正当理由撤回的除外。当委任涉及受任人或第三人利益时，委任人将委任撤回并不使委任契约消灭，除非有不同的规定或有可撤回的正当理由；因委任人的死亡或突然发生的无能力不导致撤回”。

[17] ：《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18]《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2.4条第2款规定：“人当代表一个商业与第三方达成合同时，声称是该商业的所有人，则第三方在发现该商业的真实所有者后，可以向后者行使其对人的权利”。

第6篇：经济法律制度范文

关键词：知情同意 法律经济学 权利配置 替代决定

中图分类号：DF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053-03

上世纪60年代，作为生命医学伦理四原则之一的尊重患者自主原则，逐步取代医疗领域的父权主义思想，成为医学伦理的核心内容。该原则是指医生在为病人提供医疗活动前，先向病人说明医疗活动的目的以及可能后果，然后征求患者意见，听由并尊重病人的决定，除非病人的决定超越了法律所容许的范围或有悖公序良俗，否则不得加以干涉。这一原则在医学伦理学上确立之后，逐渐扩展到法学领域，其核心内容就是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制度。心智健全的患者或其他知情同意主体在此基础上，在非强制状态和充分理解的情况下有自主作出选择的权利。最早因未履行知情同意而发生医疗纠纷的案例是1957年美国加州上诉法院的Salgo诉Leland Stanford 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一案。该案判决不但为美国其他各州所接受并“输出”到国外，使得“Informed Consent”成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一、知情同意制度的本土化特色

知情同意制度是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必须贯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具有其产生的特定的文化土壤。美国文化作为西方近代思想的交汇点，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其文化核心，并以其特有的创造性法院判例创造并发展了知情同意制度。“个人主义赋予个体比赋予团体更高的或社会更高的道德价值，因而它提倡个人随心所欲地做他们认为最有益于他们自身利益的事。”在各国的知情同意制度的实践中，又会打上沉重的历史与文化烙印。与美国不同，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取得长时期的统治地位，并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领域。儒家文化以宗法家族为背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利益为目标，强调个体服从于群体。家庭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所折射的权利观更为强调家庭甚至是家族权利。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延伸，集体主义成为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当生成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知情同意制度传入我国之后，因较大的文化差异和路径选择，面临种种尴尬境地。

我国的知情同意制度不是“源发性”的，而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即首先在法律制度中引入，而后贯彻到医疗实践当中去。中国现阶段规范知情同意制度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执业医师法》第26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临床输血技术规范》第6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14条、《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14条、《品、处方管理规定》第14条、《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9条等。就权利主体来看，法律文件之间并不协调，有的规定为仅是患者，有的规定为患者及其家属，或者患者及其关系人，有的规定为患者或其家属。就法律规定来看，这些法律文件强调了通常情况下中国知情同意权的主体的二元化：即患者及其家属，这区别于西方国家权利主体的一元化现象。因此，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家庭主义及现代社会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决定了知情同意制度必然打上中国特有文化的烙印。这与知情同意制度的本意即强调患者本身的自具有一定的矛盾。就我国医疗实践来看，不论是医生的说明义务还是医疗行为的决定上都赋予家属广泛的权限。知情同意决定权问题是知情同意理论的核心问题，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其本质是为了在患方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本文以权利主体为分析视角，以法律经济学为分析路径，探讨知情同意制度的权利配置与替代决定之制度设计。

二、法律经济学对于研究知情同意制度的意义

随着20世纪70年代法律经济学理论的诞生，该流派因其理论体系之不断完善，方法之独特、视角之新颖和实际的运用价值，在西方当代法理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出现与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这三大主流法学派相抗衡的趋势。正如美国当代法理学家庞德所指出：“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效益”。它认为法的宗旨是通过价值得以最大化的方式来分配和使用资源。一切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程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它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来分析和评价法律的功能和实效，并力图以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来改革法律制度。由此确立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科斯定理”对这一分析方法作了具有奠基性的理论概括。它是由两条具体的定律构成。第一定律的表述方法是：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则不论法定权利的最初配置状态如何，不会影响经济效益。这一定律说明，只要法定权利界定明确，权利可以自由交换。主体积极合作，则无论权利归属于谁，权利的配置都会发生有效益的结果。然而，实际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这时应该适用第二条定律：如果存在实在交易成本，有效益的结果就不可能在每个法律规则下发生。此时，理想的法律规则是选择那些使交易成本降至最低而使效益导致最大化的规则。法律经济学理论的一大特色和魅力就是其方法论上别具一格。它运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尤其是对法律进行实证性经济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加趋于准确。科斯的上述理论不仅适用于产权的配置，也适用法律价值的选择，法律权利的配置。对于解决知情同意制度下的权利冲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就法律制度而言，重要的不仅是承认权利，更在于如何恰当地配置权利。“知情同意”作为患者的一项权利，是由患者的自和生命健康权共同派生而来的，两者都是公民人格权的体现。患者通过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来表达其价值观和维护个人尊严，并使其生命健康权得到保障，两者是紧密联系、同等重要的。当患者具有充分的决定能力，很好地理解了医疗相关信息、医疗决定的后果，并基于自己的生命健康自愿作出医疗决策时，其实现了自和生命健康权的统一。但自和生命健康权有时也会出现权利冲突，即只要保护一种权利时，实质上必然侵犯另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冲突可能发生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比如患者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患者的权利与家属权利的冲突，也可能发生于同一主体即患者身上。由于文化、宗教、道德、伦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不同主体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从而作出不同的决定而不利于自身生命健康权的实现。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解决上述权利冲突将会取得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

三、医患双方权利配置的法律经济学考量

1.肖志军案件的思考。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医患关系中，患方最后决定权对医方权力是一个最好也最有效的制约。此处的患方是指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所形成的共同体，医方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2007年11月发生的肖志军案件触动了很多人的敏感神经，许多媒体和学者反思、质疑了手术知情同意制度以及医院坚守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很多人都道貌岸然地指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方应当强行救治。甚至有一些专家建议修改法律。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本案中，患者李丽云当时清醒、有行为能力，但她授权肖行使知情同意权；肖作为李的同居者或者胎儿的父亲至少可以“关系人”的身份并且有能力签字，但肖令人不解地签字拒绝了手术。此处我们需要认真考量是否属于该法条中的“特殊情况”。尽管肖的举动很反常，但按照法律解释的同类规则，当一法条列举若干情况之后跟随以及“其他”的字样时，这一“其他”只能包括未列举的同类情形而不能包括不同类情形；签拒与无法获得签字显然不同类。前者若手术将直接违背患方明确表达的意志；后者仅仅是真实表达缺位，手术不直接对抗，相反，符合推定的患方意思表示。因此，肖的签拒（注意不是拒签）行为不属于“特殊情况”。医方的措施并无不当。

2.法律经济学对于医患双方权利配置的意义。虽然上述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悲剧，有人建议修改甚至废弃这一制度。但是根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理性的分析，应该充分理解知情同意的制度意义。制度的存在目的是处理常规问题，而非像本案之类的特例。制度化治理是现代法治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而制度化的核心是处理社会常规问题。由于具体问题千差万别，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也不应当事先一一规定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因为无论从经验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规则一旦复杂繁多，即使看起来严格全面，也会留下更多漏洞，容易被人上下其手，追求不正当利益。因此，尽管世界各国都强调严格依法，但实践中总是试图而且必须平衡法律的细密和粗略。法治追求以简单规则来应对复杂世界。否则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会大大提高，不符合效益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上述法律条文仍然没有废弃也没有修改。该案应受到追究的是作为家属或者关系人肖志军的责任，而非制度本身或者是严格遵守该制度的医方。

坚守知情同意制度，对于当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利大于弊。尽管每个社会都会通过各种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职业伦理甚至社会的意识形态激励医生以患者利益为重，但医患双方在实践中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利益冲突。上述非正式的制度措施都不足以保证医方任何时候都以患者利益为重。唯一的出路在于强化患方的知情和最后决定权，防止并制约医方牺牲患者利益，从而从根本上改善医患关系。

四、患者知情同意替代决定的法律经济学考量

基于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患者“知情同意”决定权的享有者应是患者本人，因为一般情况下，患者本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代表者与归属者，但有时基于实现患者个人权益最大化或维护社会更大多数人利益的考虑，由患者以外的人替代患者行使决定权恰恰是更符合效益要求的。但应该对替代决定作出严格的限制，避免其滥用和过度膨胀。笔者认为，在以下五种情况下“知情同意”决定权的主体发生转移符合法律经济学的效益价值理念：

1.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患有特定种类的传染病病人、病源携带者与及其密切接触者，都应当依法接受隔离治疗、留验等。另外，对精神病人、吸毒人员进行强制治疗时，此类病人也不得以自己享有知情同意决定权加以拒绝。因为此时需要权衡的是患者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而不仅仅是患者个人权益能否达到最大化，价值取向应以社会利益为重，但强制治疗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2.患者不具备同意能力时的替代决定。不具备同意能力的患者一方面是指没有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以及处于发病状态的成年精神病人，他们的“知情同意”决定权一般由其监护人行使。关于替代决定人的顺位可以参考《民法通则》中有关监护人的设立的规定。另一方面是指无意识的患者，国外法律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利用先前预嘱或委托医疗人的方式，希望尽量通过患者在有意识时的指定来解决其无意识时的难题。如果当患者无任何指定时，则由法院代其指定一名医疗人，由医疗人来代患者进行知情后的决定。此时，由相应人员来替代决定有利于实现患者利益最大化的效益原则。

3.患者具有同意能力时家属的替代决定。在现代医学模式中家庭本身并不受到尊重，家庭的完整性和利益总是次于患者的利益。在这种模式当中，医疗被假定为应该满足患者的利益，家庭成员的利益被认为与医疗决定毫不相干，至少不应优先于患者的利益。如前所述，就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医疗实践来看，大多数情况下医疗决定在患者本人具有同意能力时应由患者本人和家属的共同作出，甚至很多情况下由家属单方面作出。因为东方文化倾向于以整个家庭为病人作出医疗决定，并不认为这种方式是剥夺患者的医疗决定权，相反，家属的介入被视为是代替患者承受了作出决定的负担，而这种负担对于患者往往是难以承受之重。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也符合患者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为，患者并非所有情况下都如病患自主理论所预设的前提一样是一个自由且理性的选择者，通常情况下，患者家属最为了解患者的情况及利益诉求，会选择最有利于患者利益的决定。从博弈论的角度，由患者及其亲属组成的群体因其具有一定医学知识，为同医师平等协商参与医疗决策提供了可能。另外，在我国目前的财产制度与医疗保障体制之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旦面临严峻的病患风险，家属往往是其医疗成本以及医疗后果的直接承担者。当医疗决定牵涉到家庭成员的重大利益时，患者自应该受到家属决定权的制约。当然，家属的替代决定权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此不赘述。

4.医方医疗干涉权的行使。在特定情况下，医生需要限制患者的自利和家属的决定权，以达到完成医生应对病人尽义务和对病人根本利益负责的目的，这种权利即为医疗干涉权。有的学者称之为医生特殊干涉权。

笔者认为，医疗干涉权作为一种权利让渡的结果，具体存在于下列情形：第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精神耗弱的情况下，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又无家属及关系人在场；或有家属或关系人在场，但其不具备意思能力。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无法理解医疗行为，无监护人在场，或虽监护人在场但其不具备意思能力。第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监护人在场，或虽监护人在场但其不具备意思能力。第四，患者自主决定权的滥用。作为权利的一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也可能存在滥用的情况，如拒绝治疗。一般认为，患者具有拒绝医疗的权利。前提是医师应向患者说明在是否接受治疗时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但这种拒绝权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医方要考虑患者自身的利益，同时要考虑到拒绝治疗对社会和家庭产生的影响。第五，家属决定权有害于患者的生命健康。在特殊情况下，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可能完全由家属决定。但如果家属认知能力、判断能力低下或出现心理障碍，就会对患者生命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如果家属有恶意倾向，其危险性就更大。

5.医方采取保护性医疗。保护性医疗制度是根据前苏联巴甫洛夫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已在医疗界实行多年，它指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为了避免对患者产生不良条件反射的因子，而向患者隐瞒部分病情，其基本精神是使患者的身体和精神完全处于轻松愉快的自然休养环境中，从而提高医疗和康复效果的一项措施。如对患者进行必要的病情保密、为患者保守个人隐私及保证病情不外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都规定：向患者告知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时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1970年美国在夏威夷州Nishi V.Hartwell案确立了医疗特权的标准。即只有从医学角度看，告知患者治疗的危险会带来对伤害患者的威胁而使告知不可行时，适用医疗特权才是适宜的。并指出，即使可以适用医疗特权，医生也必须向患者提供与治疗有关的对治疗无害的信息，并对其家属作出说明。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医疗干涉权制度研究》（项目编号：J10WB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姚嘉.“知情同意”决定权的经济伦理分析.中国医学伦理学，2004（8）

2.汪丽青.医疗干涉权的行使条件、法律困境及其完善.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11）

3.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246.

4.聂文军.论知情同意的道德性质及其限度[J].自然辩证法.2006（6）：38.

5.[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5.

6.董延林，贺治忠.法律经济学与我国卫生法体系的构筑[J].中国卫生经济.1998（2）：17.

7.时显群.波斯纳法律经济学的影响及其变革意义[J].政治与法律.2008（3）：158.

8.苏力.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J].中国法学.2008（2）：7.

9.薛满全，赵继顺.临床医疗中知情同意的实践与思考.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9）

10.Joseph H.Howell & William F.sale，Life Choices：A Hastings Center Introduction To Bioethics，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WSAHINFTON，D.C，2000.145

11.张涛.病人的知情同意与医生的特殊干涉[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1（2）：8-10.

第7篇：经济法律制度范文

一、经济学视角看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的基本立法精神

关于我国合同无效制度的完整规定见于我国《合同法》总则部分的“合同的效力”一章之中。作为调整契约法律关系的基本法，较之以前颁布的《民法通则》中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因无效合同是无效民事行为的主要形式，故关于合同无效问题的判断主要依据的是民法通则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法律规定），虽然在认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些情况下构成无效方面保持了完全一致性，但也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首先，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而合同法则规定：只有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时，才构成合同无效，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则并不当然构成无效，只是赋予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其次，在《民法通则》中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一律视为无效民事行为，而合同法中则删除了这些规定，将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界定为效力未定的合同，既可随着法定人的追认变成有效，也可因法定人不予追认而无效，但在未作表示和期限未到之前效力是不确定的。再次，《民法通则》将违反法律或违反国家指令的民事行为均笼统地规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而合同法则仅仅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可能构成无效，其他的具有瑕疵的合同则不是属于当然无效。[2]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合同法中无效合同的范围已做了大大的限缩。与过去动辄宣布合同无效、对合同极端强制干预的立法态度较之，我国新的合同立法体现了“尽可能使合同趋于有效、充分体现合同主体意思自由”的立法精神和理念。

那么，我国合同立法何以会出现这些新的变化？对其单纯进行价值判断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价值判断是一种主观理性的运用，既是主观，自是人言人殊。法律如果是实践理性的产物，在各人不同之经验下似乎很难产生所谓的共同主观，那么所谓公平正义有时不免归于虚无或成为权力运作的产物。”[3]在这方面，法律经济学则有助于我们摆脱主观的判断，为我们认识问题提供较为有效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市场的交易关系，认真权衡其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将十分有利于我们发现我国现行合同立法所蕴涵、传递的法律精神。以下，笔者拟借助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对上述法律规定做简单考察。

（一）、合同的经济价值与合同效力状态的关系

合同的基本经济价值在于确保双方当事人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得以实现。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公民、自然人及其他组织签订合同的目的，乃是以合同确定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并通过合同的拘束力促使合同主体履行各自的经济义务，从而实现双方预期利益的最大化。一旦任何一方违反了合同的义务，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通过矫正将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合同的利益确定性特征与其可得强制执行的性质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

然而，并非当事人间所有的约定都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契约自由原则绝非意味着所有契约在法律上都具有约束力且须予以强制执行。”[4]合同所涵涉利益关系的实现应当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之上，当事人无法借助尚未成立或无效的合同实现自己预期的利益。尽管合同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依据缔约过失责任得以弥补遭受的损失、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可通过赔偿责任或者返还不当得利等途径获得相应的补偿，但当事人积极追求的合同利益无法得到实现则成为事实。以买卖合同为例，只有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确保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确定和可得强制执行。如果双方依约行事，买方购买某种物品的利益需求和卖方通过卖出货物换取货币的目的就能得到完全实现。而合同无效时，双方的约定对彼此的权利义务无法确定，也自然无强制的效力。一旦发生争议，双方试图通过合同实现的购买某物消费或再交易的目的和买方获取资金购买物品、投资等追求必然随之落空，与买卖双方交易行为有联系的相关利益关系链条势必中断。这无论对于当事人自身还是对于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都是十分不利的。

由是观之，合同的效力状况对当事人乃至社会的利益有较深刻的影响，进而直接左右着合同基本经济价值的能否实现。

（二）合同效力状态的认定与合同无效制度之立法基本精神的关联性：兼论两种不同利益的平衡

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之下，合同的效力状态相差比较悬殊。而不同的合同无效制度又受制于不同的立法精神。因而，在不同的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对同一合同的效力状态往往会做出不同的判断。那么，究竟如何确定一个国家的立法精神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是大有裨益的。

国家之所以确立某一类合同属于无效，主要出于社会公益和维护基本经济秩序的需要。这是该制度的根本出发点。然而，究竟应将制度的边界划在何处，是立法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而要解决该问题，离不开两种不同利益的权衡，即：公共利益与个体自由。

“就当事人能够从事交易行为的事件而言，我们从经济学理性自利，以及自愿即为自利的假设可以推知，自愿性的交易可以获得效益（如契约）”。[5]因此，对于理性的人来说，订立合同的过程应当是充分展现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过程。双方当事人意图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并自愿接受合同的约束：一方面，信守承诺，自觉自愿地履行合同所确立的各项义务；另一方面，在因自己的过失造成履行义务的瑕疵时，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此，通过双方的严格自我约束，便可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自此言之，合同完全属于当事人双方的私事，其效力的有无也主要由双方当事人决定，国家强制规定合同的是否无效是对意思自治的妨碍和干预。

然而，由于人所具有的有限理性，任何一方都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对方、第三人或国家的利益。如当事人可能采用欺诈、胁迫的方式损害对方利益；也可能通过合同实现非法的目的。在此情况下，如果任由当事人自己来处置合同关系，很可能造成合同中居于弱势地位一方、国家乃至社会公众利益的严重损害，极大地破坏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使每个人在市场中应有的交易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人们将怀着极大的热忱寻求私力救济途径。这样一来，市场主体为交易而支出的成本（为如防止自己受骗而支出的信息调查费用、为确保合同标的安全转让所支出的费用等等）将大大增加，市场交易的效率则将随之大大降低，最终将导致社会整体财富的减少。因而，国家有必要通过强制性立法的方式对危及社会公益和基本经济秩序的合同作否定性评价，即依法确认其为无效。从而，借助公权力维护市场的效率。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各国的合同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制度。“为达到犯罪目的的契约或者不道德的契约、赌博契约、限制交易的契约、对一个人的劳动做永远限制的契约，甚至进行某些特殊表演的契约”[6]等契约往往都被各国法律确认为无效，而得不到国家的保护或保障实施。合同无效制度的确立，为国家干预合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也带来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应当把国家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力约束在什么范围？

根据国家权力对合同效力问题干预程度的不同，笔者将各国的立法精神归纳为两种类型：权力扩张型思路和权力限缩型思路。所谓权力扩张型思路意指国家在立法时坚持：应将一切有碍于交易公平或有损于第三人利益、社会公益的合同均作否定性评价。在这种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国家成了代替当事人进行判断的主体，当事人行为的微小瑕疵足以使其审慎做出的选择完全付之东流。合同常常动辄被宣布无效，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也自然无法充分实现。这种精神反映了强烈的国家主义观念。所谓权力限缩型思路则指的是为保证社会秩序和个体自由的平衡，尽可能把国家确定合同无效的范围限定在最低的限度内，只有在严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及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才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确认为合同无效。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政府对合同的干预必须严格遵循自由制度之“一般性规则”（哈耶克语，即指自生自发秩序中长期以来形成并不断进化的法律规则、原则）的要求，合同无效通常被保持在最小的范围内，至于纯属当事人间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完全由合同主体自己去决定。当事人由此成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安排者。这种精神反映出立法者浓郁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观念。由于立法所坚持的基本精神的不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认定的宽严程度有极大的差异：在权力扩张型思路的指引下，合同无效的情形发生得较为频繁，当事人的意志自由被较多地限制；而在权力限缩型思路的指引下，合同无效被严格地限制，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则获得较多的尊重。

（三）关于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基本精神的简要评析及原因分析

结合上述分析，我国合同无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经历了一个由权力扩张型思路向权力限缩型思路演变的过程。现行的合同立法坚持了“尽量使合同得以生效”的基本精神，把合同的无效情形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

应当说，这一立法精神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交易活动日益丰富和多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自由尤其是交易（合同）自由的渴求。这种要求体现在法律中即表现为国家对合同之行政干预的减轻和合同当事人自由权利的张扬。我国现行合同法因应了社会的这一要求，在合同无效制度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的倾向：凡是无碍社会基本秩序、仅仅关涉双方利益的合同是否属于无效的问题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利完全由当事人自由裁度。

二、合同无效制度的实现：关于司法中现存误区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合同无效制度的基本精神能否在现实中得到贯彻，不仅取决于实体法如何规定，而且还受制于我国司法者能否持之以恒地将法律的精神贯穿于司法实践中。然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司法过程中部分法官对合同无效制度之立法精神的理解并非完全符合法律的本意，甚至可以说是相距甚远。具言之，主要有两个明显的误区：其一、有些司法者仍然沿袭了过去的习惯做法：出于不同的考虑（多数为审理案件的方便），动辄使合同归于无效，造成了当事人本应通过合同实现的预期利益得不到实现。其二、过于宽泛地解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含义，把本不应认定为无效的合同而借口“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定为无效，从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约束。

应当说，司法实践中的这些做法，是严重背离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的，与我国合同法保护当事人契约自由的原则和合同法权利本位的立法理念不相符合。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也是十分低效率的。首先，对当事人个体而言，双方之所以订立契约，旨在借助契约这一法律工具实现其各自追逐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各取所需”乃是当事人定约的基本动因。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尊重当事人意愿，允许其自主协商、自由取舍其利益乃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因而，在司法过程中，依法保证当事人自由协商的空间应是司法效率的必然要求。上述动辄宣布合同无效的司法习惯、对“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端地作扩大解释、强制性地使双方的预期利益落空的做法显然与现代合同立法的效率要求背道而驰。其次，自社会角度分析，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经济利益锁链中的一个环节。上述做法在破坏交易双方利益关系的同时，必然也对社会利益构成较大的损伤。与此同时，法官对法律精神的误解和歪曲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律追求的目标难以实现，而立法本身也是有成本的，由此必然导致立法成本的浪费。通过以上分析，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合同无效泛化”的做法显然既违背了法律的自由原则，又与法律的效率原则相抵牾，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司法选择。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应予及时地纠正和改进。

[注释]

[1] 哈耶克在其著述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契约的可实施性乃是法律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工具，从而缔结一项契约会导致何种后果的问题，也应当由法律来决定。”参见其《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第292页。

[2] 参见《民法通则》第58条、《合同法》第52条；

[3] 王文宇：《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4] 前引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第36页。

第8篇：经济法律制度范文

关键词:低碳金融;法律;制度;发展理念

一、低碳经济对金融法律制度的作用

法律是一种社会行为的约束，低碳经济属于新兴经济体制，其也必须受到相应的法律约束，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使低碳金融应运而生，和传统的金融有着较大差异，金融法律制度设立的目的是想维持社会发展的秩序，过去的金融法律秩序对环境秩序的保护过于侧重。不过按现在来看，现代环境问题会受到各个领域中企业发展的影响，假如有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情况，就会严重影响到周围地区的环境［1］。所以，要更好的控制企业运营的环境风险，银行需要评估相关合作企业的环境风险，借此来促进企业去完善其信贷管理制度。在现代化发展的观念下，金融行业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且将其当作金融法律设立的重要依据，金融关系的连续性以及稳定性需要得到一定的保障，市场经济的主体行为也需要一定的规范。

二、在低碳经济发展观念下，探究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不断的深入改革，为的是促进产业结构全面的转型优化，促进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在建设过程中仍然有一些缺陷，这严重破坏了低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必须根据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不断的创新金融法律制度，依靠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对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一)建立健全低碳经济的金融法

根据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形，我国颁布了《低碳经济促进法》，其明确的肯定了低碳经济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积极作用，准确的划分和定义了相关的低碳经济细化发展内容。还将低碳经济的发展纳入我国的发展基本国策，将其作为我国现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内容，它的管理制度包括了企业在经营时相关的环境问题的审核以及在运行时具体的排放标准等［2］。就目前的社会条件而言，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科学的发展目标、具体的保障体系建设、合理的实施流程等，金融机构可以借助于法律规定的手段来调整和优化企业，我国的信用机制不断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现在的部分金融机构和银行对企业环境友好型项目有着相应的信贷优惠，旨在促进低碳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就基本法的建设而言，要明确的划分好每个部门以及每个人的法律责任，严格规范其行为，一旦触犯法律，将会有严格的责任追究以及法律的制裁。

(二)不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部门法

低碳经济的发展也要对低碳信贷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因为我国绿色信贷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又正在转型的关键阶段，需要立法的支持，这时就可以通过金融机构的环保职责开始，还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学习，制定出低碳信贷评估标准;还需要对低碳证券法律制度进行完善，依靠证券融资事前环保审查制度的完善来强化上市公司证券融资环境风险的审核，还要凭借相关监督评价制度的建立来监督和管理融资资金的使用是否真实，促进证券融资资金使用效益评价机制的完善，然后最后根据企业所得的环境绩效来进行自然效益以及经济效益间的统筹;还需要完善低碳保险法律制度［3］，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在立法上可以依靠政府的强制作用以及引导的方式，签订具体的环境保护协议，不断的引导企业去购买环境责任保险，提供一些优惠，增强企业对低碳经济的积极性。

三、结语

第9篇：经济法律制度范文

绿色会计的产生表明人民对于环境和资源的恶化有了相当的认知，对于现有会计制度的缺陷有了足够的了解。毕竟，经济活动本身就不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而是与社会、环境、文化等诸多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日益恶化的环境警示人类，再也不能无视环境污染问题，再也不能只顾经济发展不管环境保护。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绿色会计引发了广泛关注，用会计制度对环境资源进行计量和控制的方法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简单地说，绿色会计的主要内容就是核算企业活动的生态成本。具体说来，则涉及三大方面：一是自然资源的消耗；二是生态环境的污染；三是企业活动引发的社会环境代价。绿色会计通过呈现企业活动的环境影响信息，一方面能为企业的计划和决策提供参考，最大限度提升活动的收益；另一方面，这些信息也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对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二、我国绿色会计的发展现状

绿色会计之所以在我国产生引发了广泛关注，就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为民众所重视，呼吁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此外，我国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加深了环境保护对企业长远发展重要性的认知，开始摈弃一味追逐经济收益的旧观念，逐渐加大环保投入。在宏观和微观两大方面需求的促进下，绿色会计在我国兴起并得到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历史传统、体制壁垒和人才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当下我国绿色会计发展面临不少问题。

(一)既有认识不足

尽管科学发展的提出和实施已有多年，但是一些企业和管理者对于经济效益的认知仍然很片面，仅仅考虑自身短期的经济收益，而无视自身活动可能对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的破坏。更有甚者不惜以严重耗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方式获取利益。认识直接指导行动。因为对绿色会计的认知不足或缺位，部分企业对于绿色会计的重视和需求程度明显不足，进而造成其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收益。

(二)法律制度不健全

绿色会计的发展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意味着绿色会计只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在大众看来即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在企业看来实行绿色会计也许有利于长远发展、提升企业形象，但即便不实行也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负面效应。绿色会计没有明确有效的法律地位，就无法督促企业实行，对于违背绿色会计的行为也无法监管。2013年黄浦江漂流而至的万头死猪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正因为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如何处理死猪，浙江嘉兴的散户养殖者便将死猪随意扔至江中，如果不是数量巨大，如果不是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经济中心上海的生态，这种破坏环境的做法也许很难被发现。

(三)专业人才缺乏

绿色会计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从业者掌握会计学的知识和技能之外，还要具备环境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只有具备了绿色会计所涉及的全面知识，从业者才能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才能将绿色会计落到实处、发挥实效。然而，我国目前的主体情形却是，绿色会计的专业教育和培训严重不足，绿色会计的推广主要集中在口头宣传上。非专业者在进行绿色会计工作中难以驾驭，造成绿色会计难以发挥作用。人才的缺乏是绿色会计推广难的一大症结所在。

(四)税收政策的缺陷

我国仍然没有环保税，这一税收政策的空白区域导致环境污染控制中缺少了税收的调节和激励。没有环保税，企业的活动的生态影响可能就无法补偿。可以说，环保税的缺失是导致一些企业环保意识一直难以跟进的客观原因之一，直接造成其绿色会计意识的不足，加剧了绿色会计的推广难问题。

三、绿色会计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

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绿色会计建设和发展中的上述问题，就必须从制度环境建设的角度入手，为绿色会计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环境，充分激发绿色会计在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中的作用。推动绿色会计的发展，笔者认为，关键就要从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入手。

(一)法律制度

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法律地位，是绿色会计发展的主要问题。只有将绿色会计纳入会计法之中，明确绿色会计的法律地位，才能树立绿色会计在企业和民众中的权威性，才能增强大众的绿色会计意识。只有建设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才能规范企业的环境核算行为，有效监督企业的环保计划，防止一些企业敷衍应付或者鱼目混珠的情况。因为我国尚没有针对绿色会计的专门性法律法规，所以我们在致力于推动企业绿色会计法律法规走向完善的同时，还应利用现有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绿色会计进行规范，而不是袖手旁观，坐等专门性法规出台。

(二)管理制度

法律制度是外部环境，绿色会计的自身制度和体系则是内部环境。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绿色会计发展的各种规范和标准，将绿色因素融入现有的会计制度之中，已成为绿色会计发展的最大内因。毕竟，再好的外部条件都只是外在环境，只有从绿色会计自身着手，明确绿色会计的管理与核算制度，才能强化政府部门对企业绿色会计信息公布的监管，规范企业绿色会计的报告行为，增强报告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完善绿色会计自身的制度和体系建设，必须协调处理社会效益和企业利益的矛盾，既避免弱化社会效益的无用功倾向，又避免给企业造成过重的负担，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

(三)人才制度

绿色会计是一项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工作，其从业者必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在人才制度环境的营造上，包括培养和引进两种主要途径。首先是培养。培养包含两方面，一是学校教育的培养，即在大专学校开设绿色会计的专业课程，以培养社会需要的绿色会计人才；二是培训，即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对在职会计人员进行绿色会计相关知识和能力的培训，逐步提升既有人才队伍的素质。培养不可能一劳永逸，而需要长期坚持，逐步改变。其次是引进，即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岗位，需要从业者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而现有条件难以满足的时候，可以适当引进专业性人才以应对现实的问题。

(四)税务制度

税务制度和绿色会计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协调二者的关系对推动绿色会计发展意义重大。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环保税，在打造绿色会计发展的税收制度环境上，就需要以我国现有情况为基础，借鉴国外政策制度，从而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税收政策。尽管我国没有环保税，但是政府的政策规章中对于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早就有明确的规定，在制定我国的环境税收政策时，就应该以我国既有法律条文中的原则为指导，根据我国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处理。当前可以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开征一些和绿色环保相关的新税种，强化税务制度的环保作用。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