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本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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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用工荒 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持续9年实现了9%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被称为“中国奇迹”。对于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和适龄劳动力的大量低成本供给密切相关的，并把这种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人口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何为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过去三十年里，在改革开放的领导下，中国GDP持续高速度增长。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量的工厂涌现，中国开始快速进入和发展加工制造业，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一段时间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

同时城镇化加剧，城市建设也在快速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硬件设施要不断改善，中国的公路桥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大大的扩大了内需，人们对住房要求要逐步提升导致了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快速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大量的人口也使中国的内需加大，人民的大量生活基本生活品需求也随着生活的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同样强有力的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

中国人口红利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中国目前现状是老龄化加剧，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严重缺乏高技术人才。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珠三角、长三角的“民工荒”是一个用工供需的表层现象，更深层次的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正在迎来转折点。到2010年，刘易斯拐点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眼前。两会期间“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民工荒 、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

如何应对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面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了保证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增长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一、加大教育投入：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这个是为了整体提高全民素质而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我国基本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少年文盲目标。我国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

二、防止人才的流失：每年都有大量的高级人才流向外国，他们不仅带走了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技术外流，这是我国的一大重要损失。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应该为人才营造发展空间，提供广阔的市场，在管理上给予优秀人才自由发挥的机会，安排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增加人才的薪金和福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对待人才公平，公正。改革中国教育制度，使其适应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列举一下外国防止人才流失的政策：美国为了吸引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把三分之一科学与工程的博士学位都给了外国留学生，并提供丰厚的奖学金，最终择其优才挽留成为“新美国人。

三、转变经济结构：中国2011年三大产业的比重是第一产业占10.12%，第二产业占46.78%，第三产业占43.10%。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却大不相同。比如美国三大产业比重为第一产业：1.8%左右 第二产业：22%左右 第三产业：76%左右 。在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继续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最庞大的产业部门。我国第二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其科技含量，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和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装备投资比重也将显著提高。建设集约型可持续发展型产业。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就要改善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乡镇企业等的金融服务，大力推广小额信贷，鼓励创业和自谋职业。改善金融结构建立合理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

第2篇：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

一、引言

“人力资本”的思想在经济学研究中早已出现，其渊源可追溯至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的载体――劳动力，其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劳动力的数量即指劳动年龄人口，其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所谓“人口红利”即是指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比重持续上涨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供给和源泉，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资本边际报酬可能不会递减[4]。劳动力的质量涵盖了技巧、熟练程度、判断力等一系列体现劳动能力水平的内容，与现代所讲的“人力资本”核心概念类似。“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也伴随着人力资本理念的萌芽而发展。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提升劳动力的质量对于提高劳动能力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教育培训是提高劳动力技能和熟练程度的重要源泉[1]；穆勒指出，知识和技能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萨伊认为，教育培训支出的资本利息应当包含于劳动力的报酬当中。

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仪式上发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并于1961年发表同名著作，标志着系统性的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诞生。舒尔茨的一系列观点在当时看来有违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涌现的实证研究和新兴经济理论皆印证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享受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但在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下，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3]。如何开拓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如何在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同时加快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或许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二、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概述

舒尔茨指出，动态经济增长中的许多谜团和悖论都可以引入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2]。例如存在于相同种族、年龄、性别的工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不同个体之间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的不同。这从侧面反映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动力。舒尔茨同时指出，外来资本，尤其是有形资本“缓慢而逐渐”的进入，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讲是有益的，但若只专注于有形资本的投资而忽视了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那么劳动力人口质量问题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掣肘[2]。我国目前正在远离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高人口基数所带来的高储蓄率和高劳动力供给也将消失，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人力资本的提升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增长的源泉。

舒尔茨提出，提升人力资本的方法即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健康医疗服务投资[2]。健康因素对于人力资本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增加劳动力人口。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劳动力年龄也在增长，进而劳动力人口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劳动力质量方面，健康因素不仅仅影响到劳动能力，还影响到劳动熟练度、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必要的判断、反应能力。因此，对健康医疗服务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

第二，在职培训[2]。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在职培训为人力资源带来相对专业化程度更高的技能提升，是需求方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表现。

第三，传统学校教育[2]。包括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即学校教育，并且教育对于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十分显著。计量分析表明，在我国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劳动生产率将上升17%[5]。

第四，职业教育[2]。作为对学校教育的补充，职业教育更加面向劳动力市场，有效解决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该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成本收益率相对高于学校教育，回报年限也相对较短。

第五，个人或家庭为工作机会而进行的迁移[2]。这种迁移较多地发生于年轻劳动力。大多数时候，迁移对于提升劳动回报、改善工作环境有着正相关的影响。对于年龄较大的劳动者来讲，迁移可能不会对当期的劳动回报带来明显改观，但对于下一代来讲，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方面的改善，均是提升人力资本的必要条件。

三、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人口总量增长放缓和劳动力人口结构转变，我国已不可避免地迎来了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3]。因此，提高劳动力人口质量，加快人力资源资本化是促成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到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必要途径。

第一，进一步重视基础义务教育和扩大义务教育范围。目前我国教育发展，尤其是基础义务教育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失衡，经济发达地区义务教育无论从普及程度还是教育水平来讲都存在明显的优势。然而，我国大量的学龄人口分布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学龄人口将来又恰恰会成为劳动力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着力提高这一部分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对于西部地区、落后农村的教育经费划拨，重视和改善弱势群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的情况①。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进行区域化转移，通过在中西部地区深化教育改革，实现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为我国制造业提供持续发展动力，从而延续人口红利[4]。

第二，发展高等学历教育的同时，注重职业教育的发展。近十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然而学科设置等各方面不面向现实需要，造成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企业职位空缺无法招到合适员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弥补这一不足和改善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互为补充，二者共同发展，有利于人力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和均衡。

第三，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两项改革的目的是维护人力资本存量的健康发展，加速社会人力资本的形成，彻底摆脱旧有的数量扩张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在这一领域具有绝对的主导和引领作用，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来源。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不仅仅从社会层面看待医疗和社保改革，更应当从本质上认识到这两项工作对于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3篇：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

摘要:

本文中,我们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经典的Solow-Swan模型,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比较定理证明当人口趋于稳定的人口结构时刻划模型的微分方程的解是渐近稳定的.通过数值仿真,我们看到经济增长在少年抚养下降时加速,在老年抚养上升时减缓.在人口转变时期存在“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人数占人口的比重下降会使经济增长减缓甚至下降.

关键词:

Solow-Swan模型;微分不等式;渐近稳定性;人口年龄结构;数值仿真

1引言

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起了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14].Bloom等人[57]作的经验分析表明当少年抚养比下降而老年抚养比上升之前存在“人口红利”.Wei与Hao[8]建立一个计量模型探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lanchard[9]构造一个最优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政府赤字的动态影响.Hippolyted’Albis[10]给出一个连续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在文献[9]和[10]中,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是稳定的,即不随时间而变动.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实际的变动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在经济增长的文献中,人口增长率通常简单地假设为一个常数或随时间单调下降的函数[1112].本文中,我们将随时间变动的人口与劳动力人数引入经典的Solow-Swan模型,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人口与劳动力人数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比较定理证明当人口与劳动力人数趋于稳定时,刻划模型的微分方程的解是渐近稳定的.通过数值仿真,我们看到经济增长在少年抚养下降时加速,在老年抚养上升时减缓.在人口转变时期存在“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人数占人口的比重下降会使经济增长减缓甚至下降.

2模型的建立

假定生产函数为F(K(t),L(t)),满足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的条件,其中K(t),L(t)为t时刻的总资本和劳动力人数.设储蓄率和资本折旧率分别为s和δ。

3比较定理与收敛性

由假设1和假设2,人口增长率n(t)和劳动力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在[0,∞)上有界.记则由引理1和微分不等式[13]。

4数值仿真

人口转变时期总出生人口变化的显著特征为由低出生人口转变到高人口出生,然后下降的过程.当高人口出生时期人口进入生育期后会出现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因而,通常总出生人口数在呈现出两次生育高峰后才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为此,我们用分段函数B(t)对人口出生过程进行数值仿真(表达式见附录).其图形见图1.为了反映人口存活率随时间增长的过程,我们首先给出基准的人口存活率L(a)=l(60,a),即t=60时的人口存活率.其中,a为年龄.L(a)的函数表达式也由分段光滑函数给出(表达式见附录),其图形见图2.t时刻的人口存活率设为l(t,a)=L(a(1h(t)).对于给定t时刻的总出生人口函数B(t)与人口存活率函数l(t,a)得出t时刻年龄为a的人口数为p(t,a)=B(ta)l(t,a).人口年龄结构图见图4.对于上述指定不同时刻的存活率,人的最大寿命小于Ω=130.因此,t时刻的人口总数与劳动力人数。生产函数给定为Cobb-Douglas生产函数AKαL1α.经济的初始资本、储蓄率、技术水平、资本份额和资本折旧分别设定为K0=1,s=0.3,A=1.2,α=0.25,δ=0.05,则由(2.1)和(2.2)式分别得到资本与人均资本的随时间的增长过程(见图13与图14).

5结论

由定理2,当人口年龄结构趋于稳定,进而人口增长率与劳动人数占人口比重趋于稳定时,经济增长最终也趋于稳定.而由数值仿真我们看到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人数占人口比重的变化使得经济增长出现波动.比较图1、图4与图5,我们看到,随着总出生人口数经历一次高峰及后续的次高峰后,人口总数的增长达到一个高峰出现下降.图6显示的人口增长率则由加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最后出现下降.但总人口的下降则较为缓慢.这是人口存活率上升的结果(见图3).

随着高人口出生时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数呈现快速上升的情况,但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显著地先于人口总数的下降,下降的幅度也大于总人口的下降,这是由于生存率上升导致的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结果.相应地,高人口出生时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少年抚养比下降,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快速上升,经济出现了一个“人口红利”时期.随着高出生人口进入老年,这一比重开始下降,最后渐近地趋于稳定(见图8).

对应于人口出生高峰与跟随其后的次高峰,少年人口数也出现高峰和次高峰,其后少年人口数下降并趋于一个稳定的水平(见图9).少年抚养比呈现出类似的形态(见图11).老年人口的迅速上升则是高出生时期的人口进入老年时开始的，随着人口存活率的上升,老年人口总数快速上升,最后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见图10).老年抚养比在经历了一短暂的下降后也呈现出类似的形态(见图12).

第4篇：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

如果有读者朋友不甚了解什么是“刘易斯拐点”，或者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学术定义还停留在“知其然”阶段，我觉得这很正常，毕竟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也不必妄自菲薄，只需要看看身边几个鲜活的例子，就可大抵洞悉“人口红利消失”的精髓：

建筑工地上铺灰、砌砖工人的工资，早超过坐办公室的大学毕业白领。

月嫂月收入在京沪地区早已突破万元，寒窗23载的医学博士生仅能望其项背。

一些高档餐厅的服务水平急转直下，因为找不到、也留不住好的服务员。情急之下，有时候你会看到身家千万的老板在亲自端盘子、擦桌子。

为了帮助当地龙头企业招到足额数量的蓝领工人，地方政府摊派给乡镇干部“拉壮丁”指标。实在凑不够，镇长村长们只有赤膊上阵，亲自下场凑数。

一家大型企业在人才招聘网上招聘广告，1个经理职位收到应征简历300份，而300个基层业务代表职位却只收到3份简历。

企业基层管理干部们集体喟叹：当年我们在基层劳动时，任由主管百般挑剔、千般考验，生怕被企业炒了鱿鱼。现在则是被基层员工千般挑剔、万般考验，生怕被员工炒了鱿鱼……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象概括，人口红利消失就是劳动力短缺（还有员工流失率高的“并发症”），而劳动力短缺的必然结果，就是企业的用工成本不断高涨（物以稀为贵嘛），而用工成本上涨，自然导致人事费用率超高，企业利润每况愈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中国行业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各企业为了消化产能，不惜血本大打价格战，早已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企业利润已是一间漏屋，偏偏又遇到“人事费用高涨”这个“连夜雨”，读者朋友应该可以想象到当今很多企业的日子，差不多就是李清照笔下的“凄凄惨惨戚戚”了。

怎么办呢？

于是，很多企业在“感情留人、待遇留人、愿景留人”上不遗余力，工资标准每年都在上调，务工人员的生活水准也在不断提高，员工的文化娱乐需求也得到进一步满足，企业也在用自己的发展反哺员工的发展，但遗憾的是过分依赖使用大量劳动力的本质问题没有解决，水涨船高，你在留人，别的企业也在留人，于是用工荒、招工难、员工大幅流失等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笔者在此有责任说句逆耳忠言，对于那些广泛依赖人海战术的企业，面对人口红利消失这个问题，短期而言恐怕无解。学者们纸上谈兵，肯定可以给出无穷多的答案，但细究起来，要么好高骛远，远水不解近渴，要么理论脱离实际，不接地气。这个时候不妨让那些不思改变或者想改变但实力不济的企业就此关门大吉，或许是优选抉择。毕竟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长期的经济和人口现象，我们不要高估微观企业改造世界的能动性，这是任何一个微观个体所改变不了的宏观事实。

既然人海战术行不通，很多企业尝试在“用同样多的人，创造更多的劳动生产总值”上努力实践，企图提高员工的劳动生产效率。典型的办法是使用劳动力管理工具、提升员工的操作技能、提升自动化生产技术，把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安排在正确的地方。这方面，一些大型企业有ERP、EPM、劳动力流程自动化、考勤工时实时监控等武装到牙齿的诸多工具，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工成本高涨的问题。

但不管怎样，上述办法都还是治标，都是基于用好现有存量人力资源，而非调整对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以笔者拙见，要真正解决人口红利消失问题，必须着眼在“用更少的人，创造同样甚至更多的劳动生产总值”，这就需要我们创新人力资源的开发方式。

不妨以快消品企业的深度分销为例详细说明：

众所周知，深度分销就是企业绕开经销商或者架空经销商，从后台走向前台，成为分销的主体，将营销组织重心不断下沉的行为和过程。现在很多食品饮料企业，基本都把营销组织下沉到乡镇了，日化行业据说更深，直插村组了。我们稍加算算就知道，假如平均两个乡镇投入一个分销员，以全国4万个乡镇计，乡镇分销员就要2万人，再加上企业在一、二线城市布下的终端线路业务（号称“蚂蚁雄兵”），很多企业仅基层业务员就大抵在三五万人之间。

深度分销一度是中国营销舞台上最亮丽的风景线，也一度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但时至今日，深度分销在人口红利消失的大环境下，委实已经步履蹒跚、举步维艰了。

道理很简单，这些年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上涨速度剔除物价因素之后，平均每年涨幅高达20%以上，三五万张嘴巴逐年要增加三五亿人事费用，再厚的家底恐怕也会被掏光。企业实在招不起、养不活这么庞大的分销队伍了。

读者诸君应该知道，在“90后”陆续登上历史舞台的今天，这些年轻人对深度分销这种枯燥乏味、简单重复的“苦力活”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即便企业养得起这批队伍，人力资源经理又从哪里才能招得到动辄以万计的基层劳动力？

既然养不起、也找不到这么多分销大军，那深度分销岂不山重水复、无路可走？

是的，在人口红利消失的今天，以企业为分销主体的深度分销，确实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但是，不知读者诸君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转个身，来个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的创新，把深度分销的主体由厂家转变为经销商，深度分销是否柳暗花明又一村？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首先，根据厂商之间的分工原则，深度分销本就不应该由厂家成为主体。厂家负责制造、研发和品牌推广即可，与深度分销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问题是这些年厂家的手伸得太长，看经销商总是不顺眼，认为经销商的分销能力无法覆盖全部终端，是个不中用的包袱，于是挽起袖子，绕开经销商自个儿开始组建队伍，全面精耕并掌控终端，把经销商弄得非死即残，大多沦为“物流经销商”（物流平台）。当然，随着经销商功能的日益蜕化，厂家在深度分销的贼船上越发“套牢”，更加脱身不得，这也是如今厂家深陷深度分销的“囚徒困境”的真因所在。

其次，厂家成为深度分销的主体，导致人力资源大量重置和闲置，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力方式，违背经济学常识，尤其是在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今天，注定早晚会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碾个粉碎。大家都知道，经销商原本都有自己的分销队伍，集合处理所的各个厂家的商流和物流。自从深度分销大行其道后，各大厂家都派驻自己的销售队伍，汇集到经销商那里的各大厂家的“御林军”一下子增加好几倍。以拜访终端为例，原先只需要派遣经销商的一个业务员，就可以拿回经销商所的全部品牌的订单，现在呢？变成了好几拨厂家的人员，却只拿回各自品牌的订单。有意思的是，人力资源重置好几倍，业绩是否会等比例增加好几倍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原理告诉我们，经销商的整体业绩除了分销人数这个要素外，还取决于资金、库房、分销网点、各品牌的回转动力等诸多要素，单一要素的改变，往往并不能等比例改变最终结果。此外，除了人力资源重置外，由于厂家派驻了各自的“御林军”，导致经销商的自有人力资源被闲置，聪明的经销商干脆解散自有队伍，只管打款和物流配送，反而把市场开发责任推个一干二净，乐个清闲，这恐怕也是厂家始料未及的事。

最后，厂家反客为主，垫高了深度分销的成本，自作自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经销商实施深度分销的成本远远低于厂家。经销商的队伍虽然文化水平整体偏低，但工资成本也低（有些经销商从来不给员工购买社保，厂家敢吗？）；虽然是“土八路”，但“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当年选拔湘军的条件），人均生产力高。更重要的是经销商的队伍有“根”，打从小就没见过大世面，也没指望有多大出息，流动性小。流动性小，队伍就稳定，队伍稳定，客情也就熟透。反观厂家的“御林军”，文化高，文化高就眼高，眼高就手低，手低自然产出不高。更要命的是厂家的人员像浮萍，人员极其不稳定。人员不稳定的直接损失是客户流失和业绩流失，间接损失其实更大，比如员工离职补偿费用、离职管理费用、离职前效率损失（离职前心猿意马，业绩会直线下滑）和空职成本。经验值表明，在员工数量和工作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厂家的分销人力成本至少是经销商的一倍以上。

总之，中国的经济环境变化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营销江湖更加险恶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厂家应该及时正本清源，归还经销商作为深度分销的主体地位。经销商一旦作为深度分销的主体，厂家就可以顺势将原有的分销大军至少裁撤2/3。这样一来，我们把深度分销作为一个整体看，就可以用原先大约1/3的人员，一半的分销成本，创造等同的劳动生产总值。这一推算倘若变成现实，深度分销领域的人员短缺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深度分销必将“病树前头万木春”。

第5篇：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产品相对缺少的时候，人对产品的要求就会低，就是所谓的“饥不择食”。而一旦产品越来越多，人的需求就会自然被推高，就是所谓的“挑花了眼”，所以大家会发现：虽然我们周围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但是你钟意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所以一方面社会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生产商品，另外一方面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产品同质化严重、大同小异，人们该有的都有了，没有的都还没有记住：最好的商业模式，一定诞生在最坏的时代！

《论真理》里中有一句哲学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存在时万物存在，人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这说明未来万物唯一的标准就是“人”，一切都因讨好了“人”而存在。你讨好“人”的程度，决定了你存在的价值。商家必须通过设计、科技、创新等各种手段，来创造体验升级，从而构建消费增量的红利。

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商业本质是正在从“买卖关系”过度到“服务关系”。未来的商品必须体现对人的尊重与关注。

这就是“消费升级”的本质：商业已从一个交易的时代，进入到一个关系的时代，商家可以在实体店上大动手脚，从而营造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消费场景。因为消费者需要从对产品的满意感转型为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商家的文化、创新、体验及情怀，都将英雄有用武之地！

这就是下一个“暴利时代”的根本逻辑！

那么，纠结该如何进行消费升级？

所谓消费升级，本质上是优化大脑神经链路的过程。也就是人口红利。

我们的大脑可以看作一个巨大无比的网络，它由约860亿个神经元构成。正如下图，每个神经元又会生出多个树突（dendrites），神经元之间通过树突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搭建的电路一样。

860亿个神经元在我们大脑中产生的链接多达15万亿个之多。如此庞大的天文数字，不亚于一整个宇宙。想象一下，如果让你在860，000，000，000件物品中间连接15，000，000，000，000条线，你会连错多少条线？

假设有万分之一的出错率，就有10亿条错误链路！错误的教育、落后的习俗、误解、恐惧、懒惰、偏见、愤怒等等，都在创造错误链路。

所以，理论上来说，面对任何一个用户，你都有10亿个创新机会！

这就是人脑红利！用户的大脑中有多少等待优化的链路，企业就有多少红利。比如，用户觉得花露水很普通，但是六神花露水通过一段花露水发展史的动画，还原了它曾是民国名媛香水的事实，彻底改变了用户的联想；用户觉得健身软件是无法坚持使用的东西，但是Keep就成功的通过晒图社群和朋友圈炫耀机制改造了用户对健身软件的联想。

过去，规模比壁垒重要；

未来，壁垒比规模重要。

过去，追求市场占有率；

未来，追求用户占有率。

过去，我们把用户抽象化，每个用户都是数字；

未来，我们把用户具象化，每个用户都是故事。

科技思维

这个世界上，能彻底创造新事物的，除了生孩子，就是deep tech（深科技）。正如《从0到1》所说，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化，基础科技的革命已经在各个领域萌芽。

从虚拟现实，到纳米医疗，从高速列车，到人工智能。深科技的变革不是1到n的变革，而是0到1的变革。在人脑红利时代，科技革命产生的成果，毫无疑问是优化大脑链路最高效也是最彻底的方法。

故事思维

故事是性价比极高的经营利器。人类的大脑天生的容易记住故事。故事之所以威力巨大，是因为故事总是能使人联想起画面，也就是具有所谓的画面感。

看这段流传很广的广告文案：“你写PPT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时，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

对比下面另外一个版本：“你写PPT时，别人在旅行；你看报表时，别人在旅行；你挤地铁时，别人在旅行。”

表达同样的意思，第一段话让人动容，第二段话让人瞌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脑中，处理画面的皮质区域非常庞大，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处理大量的场景视觉信息。

如下图紫色区域的occipital lobe（枕叶），就是我们大脑中处理视觉的部分，与处理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区域相比，视觉区域的神经元数量最为庞大。

人类先祖在长达200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视觉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原始人每天需要甄别数以千计的新出现的水果、树叶、昆虫和野兽，进化出了如此庞大的视觉系统。所以具有画面感的企业故事最能迅速被用户记住。

设计思维

设计，是跟潜意识对话的艺术。人类的感觉系统，每秒钟都在向大脑传递着11，000，000比特的信息。但是，人类显意识每秒只能处理16到50比特。剩下99%都交给了潜意识！

过去，用户规模大于用户质量，获取用户比留住用户更重要。所以，我们面对用户传达的信息全部集中在显意识。

未来，用户是否对你有感觉比用户是否知道你更重要。所以，我们的主战场会转入潜意识。在人脑红利时代，真正的红利来自于我们每秒忽略的那99%的信息。

这个时候，设计就变得很重要了。设计师的主要工作就是跟潜意识打交道，用户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正是设计师的主战场。

在人脑红利时代，企业应该重新设计你跟用户接触的所有触点，包括你的logo，你的公众号排版，你的促销页，这些都是跟消费者的潜意识对话的过程，它是优化消费者“感觉”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在无形中重塑你唤醒消费者的链路。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获取人脑红利的三个方式。

科技突破难度最大，创业者需要长期的积累，面对全球的竞争和资本极大的投入，高风险高回报。

设计思维最好理解，有很多公司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虽然高性价比的设计师通常非常难找，但是市场上像我们“厅客”这样帮助企业对接独立设计师的网络平台也越来越多。

故事思维红利最大，过去的两年里，大量的企业开辟了自己的公众号却不知如何运营，其实企业和客户的故事，正是企业公号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在人脑红利时代性价比最高的营销方式。

企业可以在创办的初期就应用故事思维，故事不只可用于传播，还能指导产品开发和客户关系管理。

比如，最近创办的创意包子品牌“和万兴”和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真聘”都在创办之初，就在网站上聘请长期合作的撰稿人，从创业之初就记录公司，产品和客户之间的各种故事素材。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我们的用户有千万种生活场景，他们有痛苦，有纠结，有喜好。我们必须走出办公室，走到他们生活里面去，跟他们交谈，体验他们的痛苦，感受他们的无奈。这样我们的产品才能打动他们！

故事思维，就是一种场景化，具象化思考的能力，是人脑红利时代企业家最需要的一种能力。有的创业者认为讲故事就是虚假包装，这恰恰证明他的产品跟用户可能毫无化学反应。

如果你真的为用户创造了巨大的价值，那么客户与产品之间就会产生故事。市值超300亿美金的Airbnb就是完全建立在故事思维的基础上的公司。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他们创业的故事，房东的故事，房客的故事一直贯穿始终，构建了极高的品牌辨识度。

在人脑红利时代，会有越来越多企业采用故事思维。

西方世界长期没有人口增长，却连续经济增长了过百年。他们已经用实践证明：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创新”，而不是“人口增长”。

沉迷于获取人口红利，其实让我们误入歧途。

人口红利时代的终结，恰恰是中国经济找回创造力的催化剂。

一个时代的结束，必然会带来寒冬，但这意味着下一个春天即将到来。

第6篇：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

在市场调整中，许多基金重仓股表现出良好的抗跌性。在反弹中，也都纷纷创出历史新高，显示出投资者对这种股票的看好。同时，市场在蓝筹股与题材股轮番刺激下也开始走高。投资者开始担心，指数的上涨会不会又迎来新一轮的调控?

对这个问题，长信银利精选基金经理胡志宝思考的是：政府调控的目标是什么?是调控具体的点位还是调控市场投资的氛围?亦或调控参与者的狂热?他认为，政府可能并不是要对指数做具体的点位目标设置，调控的主要是市场投机的氛围，担心积累起一些泡沫。

胡志宝说，最近两三年调控的结构或调控的次数、频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想这是必然现象。政府调控技巧在不断成熟，通过不断的微调来调缓经济过快的增长，而不是像以前一些宏观政策是通过剧烈的调整或者说比较大幅度的调整来实施。所以我对这种调控和经济的成长持乐观态度。相应在操作上，我们更多地注重中长期趋势，关注一些本质问题，而不是对短期的局部波动作出反应。中国长期来看还是经济持续增长，要看流动性过剩局面会否改变，这才是决定我们投资的根本问题。

至于在4300点当口，哪些板块仍有投资价值?胡志宝说：“我们基金主要投资方向有三个，第一个是人口红利，第二个是全球化，第三个是资产整合。人口红利主要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高端消费品可能还会有一个高速的增长，比如说高档白酒等的品牌行业，以及消费渠道如商场、百货行业。其次，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正在盛起，并走向全球，已经成为全球的制造业。第三是现在的市场估值已不便宜了，对于资产注入或整体上市等外延式的增长，值得关注其中的机会。”

捕捉整体上市不如价值投资

“投行的经历告诉我，资产注入、整体上市并没有那么简单，可能会经历很长也很艰难的过程。”宝盈鸿利基金经理刘丰元表示，在坚信中国A股长牛的理念下，要坚定选择持有蓝筹股。他认为垃圾股、题材股从业绩上来看，根本就没有安全边际，一个成熟的理性投资者应该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寻找那些价值股与成长股。这些股票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涨更有基本面的支撑，投资者能赚取安全边际较高的投资收益。

刘丰元表示，虽然资产注入和整体上市是今年以来最热闹的投资主题，但是在投资中，仍然应该坚持价值投资。首先要根据上市公司原有资产收益来进行定价，然后再考虑资产注入和整体上市可能带来的增值，不能仅仅依靠朦胧的资产注入或整体上市预期而进行纯粹投机性的投资。

在谈到资产配置时，刘丰元表示，金融、地产、机械、钢铁、消费、有色、建材等行业将成为宝盈鸿利基金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近期，宝盈在投资策略上也作了相应调整，更倾向持有确切业绩支撑的蓝筹股，空位也会作适当控制。

防范风险放在首位

第7篇：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

然而，“三大动力”的衰减乃至丧失也正同时发生于中国，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三十年未见之大变局，搞不好中国经济不仅可能出现二次触底，还可能陷于长期低速增长，从而辉煌不再。

一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泡沫破灭、市场萧条从而导致中国出口狂跌，而今后一段时间即便恢复性反弹也很难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如此出口的发动机将风光不再。这一点显而易见。

二是人口红利也正步入尾声，中国业已进入初步老龄化的时期，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成为过去。事实上，相比于越南等地，中国的劳动力已经越来越谈不上“价廉物美”。目前，90年后新劳工已开始登台亮相，但其工作态度远不及60、70年代，甚至比不上80后，而各种要求和毛病无疑比前辈们多得多。人口红利还未完全消失但正在快速消失，如近年来小学和中学招生招不到人就是一个信号，人口负债时代将逐渐来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制造已经面临挑战，红火的消费也将逐渐面临挑战。

第三当然就是房地产，过去这些年房地产行业犹如鸦片，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成为经济的强力驱动，几令中国人疯狂，也几令中国经济也疯狂。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近期，因为楼市问题日益政治化，成为动摇民众对于政府公信力信心的最大挑战，政府不得不断然调控。楼市的严厉调控再加货币与金融的收缩宛如铁腕一击，终于遏止了2010年可能继续上演的楼市疯狂，一线城市楼市交易量雪崩式地下降，楼价未来亦势必出现回调，中国政府正被迫走上“戒毒”的道路。

当前，楼市调控中各方面的博弈并未停止。开发商左顾右盼，期望出现奇迹；投机资本则伺机进入商业地产和二三线城市继续兴风作浪；买楼者则不相信楼市将真正进入平稳格局而只是抱短暂的观望态度；地方政府的楼市调控政策犹抱琵琶半遮面；银行开始测算楼价下降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则显然密切观察市场表现及各方面的反应……

许多人预期，中国的楼市还将反弹，正如太阳必将升起。然而，中国房地产问题已经政治化，成为中国社会与政治不和谐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政府已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甚至容不得商量和犹豫。中国政府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依赖房地产来支撑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像戒毒一样“quit（戒）”掉对房地产的依赖。因此，本轮楼市的铁腕调控只能算是万里走了第一步，接下来，政府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重演以往“调控一放松”的怪圈。

第8篇：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

关键词：发展阶段；特征；经济困境；成因

中图分类号：F124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逐季下滑，宏观经济形势趋于严峻。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阶段，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短期中金融危机深化、内需不足等长短期因素叠加的结果。这种情况或许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从而给我国宏观经济形成较大压力。

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

一个经济体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往往会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其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很多都呈现出长期性，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许预示出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已经到了需要进行调整的重要窗口期。

（一）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源于技术进步、生产要素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更加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红利。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正面临耗尽局面，中国经济面临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压力。此外，由于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日益耗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造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

1. 经济增长日益依赖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滑

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国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两个源泉，1981-2010年期间这两者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份额年均为57.7%和35.2%；劳动增长贡献的份额仅为10%。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之后国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多地倚重资本积累。2003-2010年期间，资本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份额达到88.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份额降为19.8%；而此前1981-2002年期间贡献份额分别为46.8%、40.7%。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2006年达到极值后出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依赖资本增长，这不仅降低了国民收入增长的效率，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形成了挑战。

2. 中国社会加速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增长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维持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由于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此时企业具有投资动力，这正是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不过，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潜力正在耗尽。据联合国测算，我国总抚养比将由2010年的38.2%下降到2014年的37.4%，之后则将由过去的不断下降逆转为不断上升，并在2020年升至40.3%。总抚养比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少儿抚养比则将基本保持稳定）。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三年中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6岁。尽管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主要是加入到农民工的行列中，但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资本报酬率会逐步下降，这会抑制投资，致使原有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逐渐耗竭，拉低经济增长速度。此外，伴随着此过程而来的工资上涨会产生较强的通胀压力。

3. 制度红利耗尽，市场化改革亟待深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所提供的制度创新是推动中国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近年来来自改革的制度红利出现了明显衰减。据测算，中国市场化指数在1981-1999年的平均增速是13.7%，进入21世纪以后年增幅则普遍降至5%以下，且基本保持递减状态，未来预计也难以改观。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制度创新具有迫切的压力。一方面，由于人口红利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国内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一些亚洲新兴国家（例如，越南、泰国）日益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对中国形成压力；而以美国为代表的科技和经济强国长期控制着高端技术和关键行业的发展，其领导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通过提升制度质量来获取国际分工的有利地位，争取在获取制度红利的同时，保持人口的规模优势（即便人口红利有所减少）。否则，中国在丧失了劳动成本优势的同时，也将丧失在高科技和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提升制度质量的具体途径包括保护公民财产和权利，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遏制官员腐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进法治进程，保护契约关系等等，未来都有较大提升空间。要实现这些目标，关键是继续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舍此别无它途。

4. 全球化红利耗尽，旧的全球分工模式不可持续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的转变，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和区域内生产供应网络逐步形成。国际分工的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美国、西欧、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2001年加入WTO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使得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

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和成本优势逐渐耗尽，中国被动接受国外产业转移的模式将变得不可持续。欧美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制造业巨头开始逐步将生产基地从中国东部地区转移到内地或者越南、泰国等成本更低的地区。制造业的转移固然为部分地区实现所谓“腾巢换凤”创造了条件，但在中国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时候，制造业转移可能会造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从经济增长的潮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应积极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变被动接受产业转移为主动利用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促进中国产业结构提升和动态比较优势升级，努力实现长期稳定增长。

（二）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短期难见逆转

2000年之后，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导致中国在国际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据本文测算，2000年之后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中国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比实际GDP的增长率低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增产不增收”。根据增长核算得到的结果，1981-2002年间中国平均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约为10%，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影响为-0.45%；2002-2010年实际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约为9.8%，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影响约为-1.1%，损失触目惊心。

国内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近年来出现了明显恶化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则都有显著上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占人均GDP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90.1%和81.6%下降至2010年的63.7%和44.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占人均GDP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35%和30.4%下降至2010年的19.7%和14.6%。正如本课题组在《2012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中所阐述，这一现象是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产物，植根于我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产业结构的资本密集化和国有企业的强势市场地位等深层次因素，未来中短期内难以获得实质性改变。这就意味着未来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不但难以改观，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这对于我国的消费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更不利于长期增长潜力的培养。

（三）城市化统计数据虚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足

2002-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提高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但上述结果是基于农民工进城居住6个月以上即为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得到的，而这些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的常住农民工没有获得城市户籍或市民身份。现有的农民工基本上是自身迁移，家庭还在农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举家迁移的比重较小，难以充分发挥城市化的作用。

由于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相对城镇居民较低，不能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因此他们作为稳定劳动力供给和新增消费需求贡献者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进城农民工的子女无法像城镇儿童一样得到良好的正规义务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在改善家庭收入的同时提高全民素质。进城农民工子女未来大部分仍将是农村户籍和农民工身份，继续从事“农民工身份的再生产”，因此目前的城镇化进程是局部的，具有不彻底性，未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公共教育体系的完善，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进程的速度与质量不匹配

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进程的速度与质量不匹配是在30年高速增长之后，现阶段宏观经济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1. 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内部供需结构不匹配

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增长乏力现象，表面上看是总需求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加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轨迹，我国工业比重一直较高，很多时候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解决该问题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通过投资直接刺激那部分因为需求不足而导致的闲置生产力，通过拉动第二产业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然而，投资的本质是为了扩大再生产。通过投资途径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结构性需求不足，刺激了经济，但是长期内却再一次扩大了第二产业的产能，为随后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这种矛盾在经历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之后更为显著。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不仅扭曲了经济结构，而且阻碍了产业间结构的调整。由图4可以看出，在2008年之前，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正逐步赶超第二产业。然而，随着刺激方案的逐步实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比重关系又开始恶化。

和成熟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相比，我国2011年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为46.6%，较之表2中通常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第二产业占比相对较高；而第三产业占比为43.4%，已经与成熟经济体趋同。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经济还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即第二产业比重趋于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趋于上升。这种调整趋势却因为2008年大规模刺激政策而有所倒退。这表明我国经济供给结构近年来有所扭曲。

2. 工业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工业化后期结构和中期的技术特征并存

经过改革前的重工业化以及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补课，我国的工业结构基本上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程度对比来看，中国在2007年的工业化率已经显著高于除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国家自1970年以来的峰值。另外，从工业化时间来看，20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其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15～20年 （钱纳里等，1995）。②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1978年起至今已超过30年，即便是重化工业化从1991年起至今也走过了20年，因此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可能已经走到后期，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受限。

然而，在向高度工业化阶段转变过程中，我国的装备工业和高技术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和发展。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9.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8.9%，比2005年提升0.2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总量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一般（劳动密集型为主）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的比重较低，这种工业结构特征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只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偏差（工业比重很高）的特点使得单凭产业结构状况做判断可能会高估了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

二、目前宏观经济困境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前面我们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特征往往具有中长期的性质。除这些中长期性质的因素之外，就目前中国经济的短期情况来看，宏观经济的短期形势不乐观，其主要表现及成因包括以下方面。

（一）国内短期增长形势恶化，但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由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和上一轮刺激计划所导致的消费、投资的跨期替代效应以及房地产与汽车限购政策抑制了总需求，导致当前总体经济不振。如无进一步刺激，市场将延续弱势表现，继续探底过程。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总产出增速持续回落，先行指标不容乐观

2012年1、2季度GDP增长回落幅度有所加大，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比7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在当前的库存压力下，去库存化可能导致工业增速继续下降，稳增长的任务将变得更重要。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2012年7月份先行指数回落到98.8；一致指数回落到96.8；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PMI指数2012年8月份为49.28，跌破荣枯线，比上个月下降-0.9%，显示未来经济可能出现进一步下滑。

2. 固定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首当其冲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收紧，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出现连续回落。2012年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20.2%，增速较2011年同期下降了4.8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较快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动力增长不足。在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作用下，房地产投资增长低迷，很大程度上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回暖，2012年1-8月全国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11.1%。

3. 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增长难有热点

2012年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从环比看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28%。而2012年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1%，较2011年同期下降2.8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2012年我国农村与城市人均收入水平都在上升，并且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导致收入增长而消费下降的原因在于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滑。从2011年2季度开始，消费者满意指数跌至低点，到2012年7月该指数仅为93.3，而消费信心指数仅为98.2，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并且依旧处于下滑趋势。

4. 净出口长期压力依然显著

在世界经济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和进口增速都出现回落。自2012年1月我国出口与进口分别出现了-0.5%和-15.3%的负增长以来，整个进出口行业形势不大乐观。2012年8月我国进出口同比增幅仅为0.2%。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8月份我国出口1779.8亿美元，同比增长2.7%；进口1513.1亿美元，同比下降2.6%；贸易顺差266.7亿美元。在国际环境尚未明朗的条件下，我国进出口在中长期中存在较大压力。

5. 物价增速持续回落，但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伴随着货币投放速度与银行信贷投放增速减缓，我国的物价增速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2012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102.0，较7月有小幅回升；而工业品价格指数（PPI）下降到96.5，同比下降3.5%，环比下降0.5%，创下了34个月的新低。然而，在原油价格不稳和全球极端天气的影响下，物价水平短期内仍有不确定因素，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未来稳增长政策出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通货膨胀反弹。

（二）经济增速回落的长期性在于潜在增长率下滑与短期经济回调重合

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滑与短期经济回调重合是造成目前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具有长期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潜在增长放缓期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均呈现耗尽趋势的背景下，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此外，全球经济业已进入潜在增长放缓期，压缩了中国技术学习和引进的空间，更加强化了总需求不足效应。

2. 发达国家潜在增长放缓，外需不足将呈现长期化趋势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时，部分学者的第一感觉是这次危机来自于金融衍生品本身，是金融机构过度使用资产证券化工具和信用风险转移工具、监管机构措施不严的结果。因此，解决危机需要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发展，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但是，实际上，此次危机是IT革命后，创新进展缓慢，从而利润率下降的后果。由于近年来难以发现创新快速增长的迹象，此次危机将维持一段时间，是一个中期现象。利用欧洲专利办公室（EPO）、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USPTO）和日本专利办公室（JPO）共同保护的三元专利③来衡量近些年的创新趋势，可以发现创新活动趋缓（图6）。从柱状图表示的增长率可以看出，从1995年之后专利的增长率呈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经合组织（OECD）国家三元专利的数量较为平稳，没有突出表现。

因此，西方国家要彻底走出这次危机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必须通过新的技术变革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利润率，促进长期增长。然而，目前并没有出现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这意味着此次危机后的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进程。

根据IMF估算，2012年上半年世界GDP同比增长了4.3%，世界经济仍处于艰难而痛苦的复苏过程中。2012年欧债将进入还债高峰期，主要债务国自2012年5月以来再次陷入崩溃边缘。目前为止，欧元区国家仍未能就债务危机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这将可能使欧债危机全面升级，对市场信心和全球经济产生更为不利的冲击。美国经济在2012年初呈复苏态势，但失业率居高不下始终困扰美国经济。作为金融危机深化表现的欧债危机未能平息，已成为所有国家所面临的最严峻的系统性风险。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欧债危机的恶化拖累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导致中国出口市场萎缩；另一方面，由于担心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欧洲大量银行资金回流本土，对中国经济也会造成不利影响。

3. 西方的紧缩措施和贸易保护，对全球经济形成了进一步的下行压力

根据OECD构建的综合领先指数（CLI），主要经济体增长步伐仍有可能进一步放缓。表6显示，多数国家CLI指数在2011年下半年（一些国家是2011年末）降至100以下，由于该指数具有领先的特性，显示未来世界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

从整体上看，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开始逐渐复苏。但在考察期内，亚洲进出口的同比增长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出口方面，由于北美、欧洲市场疲软，因此亚洲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滑。为了修复此前由于超前消费所导致的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欧美家庭和公共部门不同程度地紧缩了支出，对于中国出口部门恢复造成不利影响。此外，美国和欧盟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其不断挥舞“贸易大棒”，将中国作为贸易战假想敌。2012年上半年以来，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极其频繁，造成中美、中欧之间在太阳能光伏、稀土等许多领域均有纠纷，甚至有时一天之中就有不止一项制裁措施出台，并采取行政和立法双重措施强化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能力。

（三）运用传统宏观调控思路来调节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在日益削弱

传统的应对短期经济下滑的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目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其实施的效果正在日益削弱，这是造成短期中宏观经济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 传统刺激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步减弱

总需求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否是向上倾斜的。就政策效果而言，在总供给曲线上，产出对价格的弹性越大（总供给曲线越平坦），需求扩张政策的效果越显著。图6中计算了国内吸收产品和出口产品供给的自价格弹性，根据本文测算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总供给价格弹性日益减小削弱了需求政策的效果，扩张性的政策带来的更多的是价格上涨而非产出增加。

对于出口而言，出口产品的价格弹性在1990年后由正转负，2003年之后绝对值基本保持在0.3左右，这表明出口产品是缺乏弹性的（以弹性绝对值等于1作为判别标准）。因此，通过降低价格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量，但对出口收入帮助不大，进一步降低出口价格反而会造成出口收入绝对下降。

2. 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原有保就业政策可能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

我们计算了劳动需求对内需品（最终消费加最终投资）产出的弹性和劳动需求对出口的弹性，这两个指标分别反映了内需和出口部门增长对就业的吸收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内需和出口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并且内需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超过出口部门，例如2010年劳动需求对内需增长的弹性为3.68，而对出口部门增长的弹性仅为2.65，考虑到内需部门规模大于出口部门，出口部门增长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超过内需部门，见图7。然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2008年以来，无论内需部门还是出口部门的就业弹性均出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这两个部门对劳动的吸收能力呈现下降现象，以往通过经济增长来保就业的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

3. 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将进一步恶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消费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近年来，我国扩张性宏观政策主要是以刺激投资为主，投资增长对拉动内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容易造成投资品的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上升。与消费品相比，投资品具有资本密集性特征。根据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的论点：某一商品相对价格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因此，以刺激投资为主的需求扩张政策可能进一步强化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格局，恶化收入分配结构。

根据我们的计算，内需品和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均会推动劳动和资本价格上涨。然而内需品价格上涨对资本价格的拉动作用高于对劳动价格的拉动作用。在1981-2010年间，资本价格对内需品价格的弹性均值为1.05，而劳动价格对内需品价格的弹性为0.88，见图8。也就是说，当内需品价格上涨或者通货膨胀上升时，资本品价格上涨快于劳动价格上涨，此时收入分配愈发向资本倾斜，与多年来提高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比重的努力背道而驰。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所呈现出的各种不利因素与目前宏观经济中的诸多问题相互交错，各种长、短期因素叠加在一起，它们的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使得当前我国经济陷于一种相当困难的局面。这种局面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在今天乃至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都将面临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等多重目标。

注释：

①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

② 这些国家工业化完成之际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3左右。

③ 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母国优势等专利测量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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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重恩，钱震杰.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 经济研究，2009，（3）.

[5]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2010，（4）.

第9篇：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职业培训；效应评价

中图分类号 G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19-0058-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人口红利，尤其是来自乡村地区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推动了中国经济在出口驱动下的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11月，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2.69亿人，比上年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增长1.7%。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25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近年来，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民工荒”问题，劳动力工资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矛盾，将导致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面临消失。厉以宁提出了新人口红利的观点，认为一国在发展过程中将经历廉价劳动力红利、技工红利、高级技工红利和专业人才红利的新旧人口红利替代过程，技工时代的新人口红利将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增长源泉[1]。显然，提升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乡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产生新人口红利，迎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通过职业培训，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而提升自己的就业机会、职业选择、工资收入，融入城市[2]。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人力资本回报等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和经验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的贡献，按不同行业、职业和收入水平估算收益率。罗锋等对珠三角地区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培训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作用显著[3]，由于采用的是OLS估计，未解决效益评估中的选择偏差。孟宪生等利用配对估计考察就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发现培训的回报大约在22%左右[4]，但该研究未考虑年龄因素的差异和影响。数据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7%，各年龄段农民工接受培训比重均有提高①。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培训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和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本文基于微观数据，考虑平均处理效应，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样本分布，调查选择南昌市、东莞市、郑州市和重庆市4个城市，选择农民工就业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每个城市、每个行业各随机选择50名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800份。剔除其中有缺失值和违背逻辑等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735份。采用结构式问卷设计，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参加培训情况、就业状况、职业规划等主要内容。

（二）分析方法

职业培训通过提高劳动技能和个人素质而带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具体可表现在提高工资收入、获得职位发展、提高福利待遇、提升创业就业能力等。由于不可能得到同一个个体在相同时间内参与和不参与职业培训的两种结果，采用匹配估计方法解决选择偏差效应。

本文假设农民工在其受教育程度一定的情况下，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是通过培训获得的，探讨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分为18～24岁和25～34岁两个年龄段，即90后与80后）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即培训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根据 Rubin （1974）所提出“反事实框架”（counterfactual framework）的鲁宾因果模型（Rubin causal model），以虚拟变量Di={0，1}表示个体i是否参与职业培训，存在两种产出状态，即参加培训（Traini=1）与不参加培训（Traini=0）。

参与培训的决策不是一个随机的决定，是农民工“自选择”的结果，在培训决策非随机的情形下，引入识别性假设条件来解决或减缓自选择偏差。一种可行的识别策略是引入条件独立假设，参与职业培训与否由个体特征变量X决定。变量在决定是否参加培训时也决定了其产出效应，二者正相关。为了考察培训的处理效应，根据Rosenbaum和Rubin的定义，在一个“反事实框架”下，将不能观测到的结果定义为反事实结果。对于农民工个体i，参加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可表示为：

τi=P・[E（Y1│Train=1）-E（Y0│Train=1）]+（1-P）・[E（Y1│Train=0）-E（Y0│Train=0）] （1）

其中，P是样本中农民工参与培训（Train=1）的概率。由于反事实的结果E（Y0│Train=1）和E（Y1│Train=0）是无法观测到的，通常是估计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reated），定义如下：

τATT=E（τ|Train=1）=E（Y1 |Train=1）-E（Y0 |Train=1）（2）

为了获得反事实的处理结果，可以采用匹配法来分析，即：找到属于控制组（control group）的某个体j，使得个体j与个体i的可测变量取值尽可能相似（匹配），基于条件独立假设，创造随机试验条件进行参与培训和未参与培训的效应比较。则参与职业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的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估计如下式所示：

τATT=E（p（x）|Train=1） {E（Y1│Train=1，P（X））-E（Y0 |Train=0，P（X））} （3）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实施步骤为：（1）考虑到职业培训的参与决策是个二元变量，采用Probit模型估算倾向得分，得到样本个体的倾向得分值；（2）根据倾向得分估算结果，选择匹配算法。本文采用非精确匹配常用的三种方法（Becker and Ichino，2002）：最邻近匹配（nearest-neighbor-matching）、域阀和半径匹配（caliper and radius matching）和核匹配（kernel matching）。

倾向得分匹配的三种方法各有特点：如果配对的未参与者的数量远远多于参与者，那么最邻近法的匹配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好的保证，最为适合；如果配对的参与者的数量远远多于未参与者的数量，就要把信息的数量放第一位，而匹配的质量放在第二位，核匹配法是最佳选择；如果两组的数量相当，或者差距不大，可以综合运用这三种方法来考察所估计效应的稳健性。

三、估计结果分析

（一）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效应

选择农民工的年工资性收入作为产出变量，剔除未通过15%显著性水平检验的自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见表1，其中半径匹配的容忍值为0.1，核匹配选择Epanechnikov核函数。

表1 职业培训对工资性收入的效应评估（单位：元/年）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6223.2*** 1953.6 7632.4*** 2313.7

域阀和半径匹配 6279.1*** 1873.5 7541.2*** 2153.1

核匹配 5950.1*** 1546.3 7212.6*** 1977.5

注：***表示通过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结果表明，职业培训显著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性年收入，均通过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18～24岁“90后”农民工的平均处理效应在5950～6279元之间，平均为6151元/年。核匹配估计的处理效应值最小，域阀和半径匹配的处理效应最大，相对于反事实构建的未参与培训的处理组，年平均收入提高22%；25～34岁“80后”农民工的平均处理效应为7212～7632元之间，平均为7641元/年，比“90后”农民工高出1490元/年，年平均收入提高了25.6%，略高于前者。

职业培训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具有较高的投入回报率。80后农民工较之90后农民工由于工龄更长、工作经验相对丰富、择业面更广等原因，由培训促进收入提高的作用更明显。

（二）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能力的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愿意长期留在城市，就业态度区别于上一代农民工，不仅仅是为了谋一份工资，而是有更多的目标和预期，希望能尽快找到更稳定、工作条件更好的工作，这就对他们的择业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一个人具有更高择业能力时，就容易获得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通常会考虑重新选择一个工资收入更高、发展预期更好的岗位。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以6个月内“是否主动更换过工作或单位”“对新工作是否满意”为指标，构建了一个衡量择业能力的虚拟变量，将更换了工作且对新工作满意的赋值为“1”，将已更换工作但对新工作不满意的赋值为“0”。在样本中剔除未更换工作的群体。从表2所示的结果看，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能力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

表2 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择业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0.011 0.013 0.007 0.010

域阀和半径匹配 0.008 0.011 0.006 0.007

核匹配 0.006 0.012 0.007 0.009

（三）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效应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规划方面对创业的愿望强烈。有超过40%的人认为自己现在的工作只是暂时性的，希望将来能自己创业，以便可以更好地留在城市。本文将职业培训对创业的效应作为单独的产出变量，观测其是否有促进作用，估计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职业培训对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的创业行为不产生效应，不能提升其创业能力，只能解决眼前的就业问题。

表3 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创业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0.005 0.010 0.004 0.007

域阀和半径匹配 0.003 0.003 0.002 0.007

核匹配 -0.013 0.007 0.002 0.005

（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期望值更高，除了工资收入外，还更加看重工作稳定与否，将来是否有职位晋升空间和发展前途。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愿望都比较强烈。本文将高级职位（管理者、高级技工、技工等）赋值为“1”，将普通职业（普工、行政职员、一般工作）赋值为“0”，构建了一个衡量职位发展的虚拟变量。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职业培训对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效应评估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0.062 0.053 0.252*** 0.075

域阀和半径匹配 0.019 0.037 0.205** 0.072

核匹配 0.007 0.041 0.193** 0.071

注：**、***分别表示通过5%和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三种算法均表明，职业培训对90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而对80后农民工有一定的作用。这说明职业培训并不能对所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起作用，特别是90后农民工所接受的培训多数是对应所在岗位的操作性培训，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资历，一般性的技术培训不能帮助他们在短期内获得职业发展。从估计结果看，培训对职业发展所起的作用较小，约为20%左右的效应，这可能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参与率总体偏低的原因。

（五）不同培训类型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效果

常见的职业培训依据组织者不同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培训、企业自办型培训、政府企业合作型培训、公益组织型培训等，还有一类是个人自主选择型培训。

针对参与培训的样本，根据其参与培训的类型不同，进一步探讨职业培训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提高的影响。以月平均收入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以政府主导型培训作为参照，引入其他各类型培训为虚拟变量。在Mincer方程的基础上考虑个体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地点和所在行业等控制变量。OLS估计结果见表5。

结果表明，企业自办型培训对收入提高最明显，政府企业合作型的次之，且两者差异不大，分别通过1%和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公益组织型和自主选择型培训对收入提高的作用也高于政府主导型，均通过10%以上的显著性检验。

表5 不同培训类型的Mincer方程回归估计结果

自变量 系数 标准差

企业自办型培训 0.926*** 0.271

自主选择型培训 0.756* 0.248

公益组织型培训 0.497* 0.313

政府、企业合作型培训 0.847** 0.352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和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主要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倾向已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参与职业培训的实际收益能否达到其预期收益，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

第一，职业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对80后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作用更大，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加强引导和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目前的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能力、创业行为、职业发展等正向效应不明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些却正是新生代农民工较为关注的方面。由于职业培训效果与新生代农民工多元化发展诉求存在明显差距，这会降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吸引力。

第三，当前的职业培训大多集中于初级的技术培训，从培训的目的、内容、形式等方面并没有关注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需求[5]，对知识技能培训方面仍存在系统性、全面性不够的问题，不能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和创业需求。一些体制性因素，如政府职能缺位、无序的劳动力市场、社会培训体系滞后等，也会阻碍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的市场化。

第四，企业组织开展的培训虽然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有一定作用，但企业通常只提供专门性技术培训，很少对农民工进行通用性知识培训，这不利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全面提高。而政府相关部门更加注重管理职能，或存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导致所提供的培训内容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工实际需求。

（二）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本来源。但职业技能素质整体偏低，这无疑会制约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从现实来看，存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参与率低、培训实际效果和利益诉求不一致、培训导向与需求导向脱节、组织形式结构不合理以及经费来源结构失衡等问题。

第一，国家应该明确将农民工职业培训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做好宏观指导和综合协调，制订政策措施，提供面向农民工职业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农民工培训是一项社会性、系统性的工作，随着市场机制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影响力度不断增大，政府角色如何适应职业教育区域化与职业化的特点已经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各级政府部门仍然是农民工培训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有效开展除了取决于培训自身体系的优化之外，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要加强政府在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协调好学校等培训机构和市场、企业等方面的关系。

第二，应结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特色，探索区域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具体路径。当前已基本形成政府、用人单位、职业培训机构、中介机构、行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农民工培训供给机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他们的工资收入、思想观念、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中，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有了新的需求。在产业结构提升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一是要根据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特点，探索区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路径，职业培训要紧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产学互动，切实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二是要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开展培训，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由生存性择业向发展性择业转变的新需求，尤其要鼓励企业自办型培训和政府企业合作型职业培训。

第三，应健全完善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多元投入机制，强化经费财政保障，保障农民工职业培训的质量和效果。一是坚持以政府经费投入为重点，强化政府在农民工职业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在财政支出中应安排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和鼓励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二是落实企业或用人单位的培训资金投入，消除企业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流动性大带来的投资回报外溢的顾虑，对积极投入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企业，应给予减免企业税收等优惠政策；三是鼓励社会力量资助或参与农民工职业培训。农民工职业培训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特征，要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积极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支持，让全社会共同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生活与发展；四是要引导农民工个人积极进行自我投资，加大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社会宣传，让更多的农民工了解职业培训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第四，完善就业准入制度，严格职业资格证书，有效刺激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完善就业准入制度要求农民工在上岗前必须取得相应的劳动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这种门槛限制有利于转变农民工的就业观念，激发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同时也有利于规范企业招工用工制度，减少企业为了短期利益而出现随意用工的现象，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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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宪生，关凤利，唐哲一.农民工参与就业培训的决定因素及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52-55.

[5]姜鑫磊.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研究[J].人力资源管理，2014（2）：88-89.

Effect Evaluation of Human Capital Avail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Micro-data from Vocational Training

Liu Jun， Tan Genmei， Xu Xiangyun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micro-data of vocational training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e study analyzed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effects on human-capital improve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method of PSM， and discussed if vocational training fit the demand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r no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vocational training can increase the income of wages， but it doesn’t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ability， and the content， form and way of vocational-training should be per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