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企业股权激励方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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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初创企业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股权激励是指授予公司高管一定的股权以激励他们更好地从公司股东角度决策，使其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股权激励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从90年代开始才在亚洲国家得以发展。2006年5月，双鹭药业、中捷股份和万科股份成为首批通过证监会评审的3家上市公司，拉开了中国上市公司试行股权激励制度的序幕。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选取2000至2013年广东省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为广东省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2.文献回顾
最早提出股权激励与经营业绩理论的是Berle和Means，他们认为，股权的过度分散使股东无法确保管理人员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当管理人员基本不持有或只持有少量股份时，可能会利用手中权利来追求非货币性利益，损害股东利益[1]。此后，Jensen和Meckling提出了“利益汇聚假说”，认为管理层持股汇聚了管理者和股东利益，管理层持股比例应与公司财务绩效正相关，并指出股份较少的管理者不能最大化股东财富，因为他们会追求职务特权消费带来的好处[2]。Liebman考察了1980-1990年478家美国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和公司业绩的关系，发现公司价值与高管薪酬呈比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强关联是由管理者所持股票价值变化引起的[3]。Aboody、Johnson和Kasznik以1990-1996年间1773家公司的有关数据和指标为样本研究发现，适当地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会改善公司绩效[4]。
以上学者肯定了股权激励与财务绩效的正相关性，然而也有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Fama和Jensen提出的“管理者防御假说”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太高，可能控制董事会侵占其他投资者的财富，减少公司价值[5]。Demsetz研究发现，当管理层掌握公司控制权将更多地进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营活动，公司价值随着股权激励比例的增加而下降[6]。Robert C.Hanson和Moon H.Song在研究股权激励比例与股东权益关系时发现，股权激励比例与公司的绩效之间负相关[7]。
Morck，Shleifer和Vishiny认为，管理者持股和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并非始终一致，不同持股比例，二者的相关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就是“区间效应理论”[8]。Akimova和Sehwodiauer以1998-2000年乌克兰202家大中型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比例较低时公司绩效与股权激励正相关，比例升高到一定水平二者呈负相关[9]。Victoria和KrivogorSky选取87家欧洲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为样本进行研究，表明二者不存在显著相关性[10]。
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张维迎通过研究认为现代企业两权分离导致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存在利益冲突。对管理人员进行股权激励可提高公司业绩[11]。杜兴强、王丽华选择会计绩效指标、市场指标和股东财富指标构建模型，发现管理当局薪酬与公司以及股东财富前后成两期的变化均成正相关而与本期市场指标的变化成负相关，与上期市场指标变化正相关[12]。苏冬蔚、林大庞从盈余管理角度对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发现：通过激励预案的公司，其CEO股权和期权报酬与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比较微弱，由此得出股权激励政策与公司绩效负相关[13]。任国良基于1998-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14]。林朝颖、黄志刚、杨广青、谢帮生基于生命周期视角，选取创业板上市公司2013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从初创期到成长期、成熟期再到衰退期，股权激励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业绩成长的影响，是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15]。何凡选取2005-2007年41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每股收益表示的公司绩效与股权激励比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股权激励水平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6]。
总之，对于股权激励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不同观点。本文利用广东省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实施股权激励是否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
3.实证研究
3.1研究假设：1）广东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财务绩效正相关；2）广东省上市公司的规模、股权集中度和资产负债率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
3.2实证模型：本文将建立两个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综合绩效评价模型和股权激励对公司财务绩效影响的线性回归模型。
3.2.1综合财务绩效评价模型：F=α1f1+α2f2+……+αmfm
F：公司综合财务绩效总指标；αm：旋转后第m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率；fm：第m个因子的得分。
3.2.2线性回归模型：以股权激励比例为解释变量，综合绩效财务总指标F为被解释变量，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和财务杠杆为控制变量，建立线形回归模型如下：
F=β0+β1MHR+β2SIZE+β3DAR+β4LSR+ε（F：公司综合财务绩效评价值；β0：常数项；βn：系数；MHR：股权激励比例；SIZE：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DAR：财务杠杠（资产负债率）；LSR：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ε：随机扰动项。）
3.3样本选取
3.3.1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0-2013年广东省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总共得到83个样本，以它们所公布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和新浪财经网）
3.3.2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选取样本公司中的11个财务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综合财务绩效评价因子F。具体包括：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基本每股收益；总资产增长率；每股净资产。
解释变量：上市公司公告中股权激励草案（修订稿）中的股权激励比例；
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3.4实证分析
3.4.1主成分分析。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首先对选取的11个财务指标用SPSS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显示，计算值为972.302，自由度为55，Sig值都为0.000，说明所选取的11个财务指标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且提取出的4个主成分的解释总方差达到81.451%。
结果显示R方为0.272，说明方程的拟合度不好；表4中F为7.3，Sig值为0.000，说明方程通过了有效性检验。但表5中显示，解释变量的t值为-1.331，Sig值0.187>0.0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广东省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综合指标与股权激励间无显著关系。同理，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也没有显著线性关系，资产负债率与财务绩效负相关。
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两个结论：1）拒绝假设一，即广东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2）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对公司财务绩效无影响，财务杠杆与公司财务绩效负相关。
第2篇：初创企业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关键词】民营企业 经营者 激励机制
企业经营者是一个特殊的人群,特殊在于其工作的非常规、不确定而又异常重要。对任何企业而言,公司经营者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司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者的能力及其发挥程度。正如HAY集团某位薪酬专家所言:“花费太多口舌去论证经营者对于一家企业的价值,实在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他们的价值不言自明。”正是由于经营者对企业的重要性,如何恰当的激励经营者就成了企业老板心中一道过不去的坎。
佛鲁姆的期望认为:激励力量=期望×效价。激励力量是指对一个人激励作用的程度;期望指人们对能够实际取得某一工作目标或工作结果的可能性的主观估计;效价指达到某一目标或结果对于个人需要的价值。为达到吸引、保留优秀人才的目的,民营企业应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来最大程度发挥激励力量的程度。
在现代经营管理中,经营者的激励手段日趋成熟:一是现金激励,比如工资和资金的激励;二是远期利益的激励,比如福利和期权的激励;三是工作本身的激励,即给高管人员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去创造价值的平台。虽然手段日趋成熟,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企业都能轻松地设计出适合自己的高管激励制度。因为任何激励制度,必须与企业本身的战略、文化和环境相结合,才能行之有效。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最新关于民企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有关文献以及相关案例,就民营企业如何建立有效的经营者激励机制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年薪和福利激励
年薪制,就是以年度为单位,根据经营者的生产经营成果和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等确定其工资收入的分配制度。年薪制根据发放模式又可以选择四种模式:基本薪金+风险收入。这种模式适用于经营风险较大的大中型企业;基本薪金+业绩提成。这种模式适用于风险不大,但效益增长较困难的民营企业;基本薪金+股权或股票期权。这种模式适用于民营上市公司;目标年薪。双方签订目标责任书,完成既定目标,经营者就可以按照签订的条款领取约定的报酬。
福利激励。福利和津贴是现代企业物质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经营者的福利和津贴一般包括一般职工所享有的福利和津贴及经营者所特有的福利和津贴两大类。而特殊的福利津贴和福利可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退休金计划;特殊保险和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和人寿保险;提供更多的服务:如进修和培训服务,提供汽车、住房、旅游,免费体检服务,提供贷款服务、帮助解决配偶就业、调动、子女等问题。因为不少
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属于空降部队,对企业所在地的环境并不熟悉,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是在所难免的。
二、股票、股票期权激励
企业在初创期,由于企业价值较低,运用股权激励不仅能将经营者与企业命运紧紧相联,同时也是一种成本较低的薪酬激励方法,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应有决心拿出部分股份留住企业经营者核心人员,使经营者重视企业的利益和资产的保值增值,通过将个体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统一起来,从而在公司内构建“利益共同体”,增强经营者的责任心,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增强企业凝聚力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多数公司都实行了这种制度,许多小企业就是靠这种成本低廉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成长起来。如今在全球范围内股权激励已十分普遍,据调查,全球排名前500名的大企业中,至少有89%的企业对经营者和核心员工实行了股票期权制度,我国联想集团也是通过改制后的股权激励制度造就了上百个百万富翁,达到了很好的激励效果。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引用股权的形式自然各不相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如下形式。
期股权。即企业向经营者提供的一种在一定期限内按照某一既定价格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这种政策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股票容易兑现)或行业和企业都处于成长期(未来期望值高)的情况,其实施要点是工作绩效的评价,以及与工作绩效相对应的股权的大小。要保证其具有吸引力,同时必须切实保护企业利益。
干股。即企业送给经营者的一种特殊股权,可以享受分红但不拥有产权,它实际上是一种用股权将资金、技术、管理等进行有机结合的经营机制。
岗位股权。即一种只与岗位对应的股权。通常的做法是建立职工持股会,但这里作为吸引经营者、留住经营者的一种条件,更注重其吸引力和激励力,宜与期股权配合使用。
贡献股。即根据经营者对企业的贡献给予的一种股份,适用于进行产权改革的企业。
知识股。即根据经营者的知识背景或特殊技能而给予的一种股份。其具体做法是企业在总股份中分出一块专门用于吸引具有特殊技能的经营者或者核心人员,该形式的要点是对人才价值的合理评价,以确保企业和人才双
方的利益。
三、精神激励
在民营企业普遍存在家族式的管理风格,往往是董事长的“一言堂”。私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高管经常为“一言不合”、“利益冲突”、“外部人”等等因素而离去,所以精神激励是留住可信管理层的重要因素。精神激励是指通过满足人的精神利益或需要(如认可、尊重、成就感、社会地位、自我实现、权力、使命与理想、授予荣誉、鼓励内部创业、分配更有挑战性的工作等方法等)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有效的精神激励能引导人们目光远大,心胸开阔,志趣高尚,把长远利益置于眼前利益之上,从而实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精神激励可以细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事业激励:指经营者所从事的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给经营者带来的激励,包括工作目标激励、工作过程激励和工作完成激励三部分。成就激励: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选择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多的是在寻找因工作带来的成就感。而成就激励又可分为组织激励、榜样激励、荣誉激励、考评激励等四个方面。道德和情感激励:道德激励则指通过舆论和教育的方式,影响经营者的心理和意识,形成是非标准,进而凝聚成经营者的信念,成为激励和约束经营者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情感激励旨在于加强与经营者的情感沟通,尊重和支持经营者,使经营者能始终保持稳定的情绪和良好的心态,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工作中。
四、企业文化激励
特伦斯・迪尔在其《公司文化》一书中指出:“我们希望能向读者们灌输企业生活中的一条新定律:文化中存在力量”。在一种“人人受重视、个个被尊敬”的企业文化氛围之中,员工们为企业所作的贡献就能及时得到肯定,员工们就会以极高的热情自觉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企业文化对高管业绩存在巨大影响,因此,企业在制定高管激励政策时,必须认真分析和评价企业文化因素。对高管业绩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企业历史传统,尤其是企业对高管采取的激励措施的政策史。激励制度应该尽量具有连续性,改革时宜分几步走,尽量避免突然袭击式的大变,必须让企业中的所有人都有个思想转变过程,让新的激励制度和激励观念逐渐形成新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新高管激励制度真正得到实施并发挥其正常作用。其二是企业文化的理念。有的企业文化就支持高激励制度,有的则恰恰相反。无论激励程度是高是低,都没有绝对值的对错之分,关键是这种制度能不能促使高管为企业最大限度地带来价值。
五、业绩考评
企业业绩评价体系是指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运用特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对企业经营者业绩做出判断,并激励结合的考核制度。
在民营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一种委托-关系。股东作为资本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作为所有者的人,他们之间用契约予以约束。
目前社会上针对企业经营者的业绩考核体系比较完善,但在制定业绩评价系统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指标的设计应使经营者的行为与企业长期利益一致,与资本保值增值目标一致;二是评价指标要精炼简明,数目应适中,可操作性强。要抓住企业的关键因素,使评价指标与企业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三是指标设定要兼顾科学性与全面性。指的是指标体系的构成要素、指标内容、计算方法都应符合评价对象本身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过程。任何单一指标独有其局限性,需要使用多种指标,既要有财务指标也要有非财务指标,这样才能全面评价企业赢利能力、成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情况。四是制定指标要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定量是通过精心设计的财务评价系统来全面反映企业整体业绩状况,有利于不同企业间经营业绩比较。而定性可以弥补单纯定量指标评价的不足,能从更深层面上反映企业经营和管理行为。
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民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得职业经理人参与民营企业管理并作为企业灵魂的核心地位更是不可动摇。研究民营企业经营者的激励问题,其成果可为企业经营者市场及各类企业制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方案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依据,可以更好调动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积极性,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支晓强:企业激励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楼百均:民营企业经营者激励[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第3篇：初创企业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薪酬管理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最大的作用在于有助于吸引和保留优秀的员工，激励他们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实现组织的目标。研究者们发现，薪酬与工作满意度、组织忠诚度、激发工作动机方面、增强企业凝聚力方面有着极大的正相关。如何发挥薪酬在企业激励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设计合理的适合公司发展的薪酬体系越来越得到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重视！
华为公司从一个注册资金仅有2万元的小公司发展到现在销售额220亿元、利润30亿元的电子百强企业，10年的快速成长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肯定，就连世界级企业思科也不得不将其视为竞争对手。思科公司ceo钱伯斯曾说道，“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华为。”华为的成功也引来了企业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点，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华为作为案例研究和探索。本文试图将华为薪酬战略实施作为分析案例，结合企业发展阶段、企业战略、企业薪酬战略体系设计和模式选择的关系，剖析华为公司的薪酬战略在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重要作用以及产生强有力的激励效果，以此对我国企业进行战略薪酬体系设计时起到借鉴作用。
一、华为公司的薪酬战略及特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988年由几名技术成员集资2万元创立于中国深圳，目前是全球领先的下一代电信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创新的满足其需求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长期的价值和潜在的增长。华为在全球建立了100多个分支机构，营销及服务网络遍及全球，能够为客户提供快速、优质的服务。目前，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以及31个全球前50强的运营商，服务全球超过10亿用户。
（一）华为薪酬战略的发展阶段
根据华为为适应企业发展战略而进行的招聘思路的转变，（参见《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笔者认为华为的薪酬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
1. 1988年到1996年：企业处于初创期，实力单薄，非经济性薪酬发挥主导作用
该阶段为华为初步涉入通信领域，企业处于创业阶段。实行的是内部成长战略，各种外部资源比较贫乏。企业在外部环境处于“不支持”状态。企业的发展受到各种资源如人力、财力、物力的限制。企业对通信人才的急需与无法支付具有竞争性的薪酬成为矛盾。华为人将其称为“乱世英雄的年代。”此时企业的薪酬水平和福利水平都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但创业的冲动和对成功的憧憬却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此时企业薪酬的激励效用主要是靠支付员工非经济性薪酬贡献（如晋升、能力提高、工作氛围、激情等），只要干出绩效，毕业两年的学生可以管理一个五六十人的部门，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19岁，提升最快的高级工程师是在工作后的第7天。与此同时企业对雇员采用的是股权激励的方式，以减少奖金激励给企业带来的现金流压力。大约在1990年前后，华为就已经在企业内部建立全体职工内部持股制度。在2002年以前员工年终奖金的发放不是现金而是股权。
2. 1997年到2002年：企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实力相对雄厚，实施领先薪酬战略
1997年以后，华为开始进行多元化经营，华为的战略也开始关注外部成长。除原有的电话交换机外，还介入了数据业务、无限通讯、gsm等通讯领域的主导产品。 随着进入快速扩张期，对优秀人才需求巨大。此时公司实力较以前相比雄厚，按照任正非的说法，当时华为平均每年招聘大约3000人。
此时华为主要是采用“压利+补助+加班费+奖金，而每个薪酬要素又有自己的特色。
华为的基本工资实为薪酬内容强原则”，提供“有竞争性的薪酬”。华为的薪酬结构大体为：员工薪酬=基本工资+股票+福利。体系中的基本薪酬，通常是包括基础薪酬、岗位薪酬、学历薪酬、职务薪酬、技能薪酬等。如 “应届生：2000年华为本科起薪4000，硕士5000；社会招聘进入公司3个左右有一次加薪，200到3000不等”。这个水平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出15-20%左右。高工资作为第一推动力发挥巨大作用。
华为的全员持股随着企业的发展在方式上逐渐发生了转变。华为从最初的人人配股的固定股票分红逐渐转变为今天的“虚拟受限股”，从“普惠”走向“重点激励”。全员持股无疑是长期激励的有效方式，它激励华为人以狼的精神不懈奋斗。华为入职满一年后，拥有内部职工股。股票以1元向公司购买，不得转让，离职时必须卖给公司。
华为的体贴福利待遇是让许多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一环。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将其视为动态分配机制的体现。华为的福利不以身份和资力，而是以贡献大小作为利益分配。这种体系有效克服了一切惰性。同时华为除了设计一些普通福利发放形式如培训、分红、职工小区外，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员工福利采用货币化，即打到职工的工卡里，这笔钱可以用于购买车票、在公司食堂就餐、在公司小卖部购物等，同时还拥有基本工资15%的退休基金。
华为将奖金发放视为一种艺术。在华为的薪酬体系里，奖金的数量占到所有报酬的25%。与此同时各种补助、加班费都体现了“人本管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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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5年底至今：企业处于成熟发展期，企业需要配备国际化人才，薪酬战略更加丰富化
华为2005年海外销售首次超过国内，国际化发展路线逐渐明朗，3品签单成功，海外业务发展迅猛，企业需要配备国际化人才。招聘的目标主要锁定在财务总监、国际税务经理、高级项目财务经理等。此时企业需要对内部薪酬的公平性和外部竞争力进行分析，体现效率和价值原则。根据《华为基本法》第四章基本人力资源政策，华为在工资分配上实行基于能力的职能工资制：奖金的分配与部门和个人的绩效改进挂钩；安全退休金等福利的分配，依据工作态度的考评结果；医疗保险按贡献大小，对高级管理和资深专业人员与一般员工实行差别化待遇。公司薪酬战略与经营战略相匹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二）华为薪酬战略的模式分析
1.华为的薪酬战略是基于发展阶段的薪酬模式选择
企业在初创、成长、成熟、衰退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企业需要采用不同的薪酬模式与之相匹配，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方案。华为在创立初期，各种资源处于“不支持”状态，企业对雇员多采用股权激励的方式，薪酬发放以非经济性薪酬和非货币化薪酬为主，以减少奖金激励给企业带来的现金流压力。而在企业快速发展和成长的时期，华为采用“压强原则”，提供有竞争性的薪酬，吸引“垄断”人才。该薪酬模式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对员工的激励也约束效果不尽相同。
2. 华为的薪酬战略是基于经营战略的薪酬模式选择
企业在进行薪酬设计时必须考虑外部竞争性、内部公平性和员工公平感。而企业在薪酬水平的定位（外部竞争性）上一般选择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类型相匹配。在华为的创业初期，由于受到资源的硬性约束，企业只能通过整合和利用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来强化组织优势即实行内部成长战略。虽然在货币薪酬上华为此时落后于市场平均水平，但是华为通过与员工共担风险，体验着创业和开发新市场的激情，分享着企业未来的成功。这些非货币性的激励构成了华为早期薪酬战略的重要内容。在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之后，华为一直采用“有竞争性的薪酬”来吸引企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采用市场领先型薪酬策略。如华为在97年后，市场处于成长期或快速扩张期，有很多的市场机会和成长空间，对高素质的人才需求迫切；企业各种资源和能力已经具备，薪酬支付能力较强。薪酬体系中的各个部分基本上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高薪酬作为第一推动力牵引公司成长。
3.华为的薪酬战略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华为坚决推行定岗、定员、定责、定酬的待遇系统，以绩效作为竞争工具。1996年，华为从英国引进任职评价体系，又请美国hay公司作薪酬顾问，从此建立了华为任职资格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薪酬设计，从而解决了内部公平性问题。华为的战略观点是在薪酬体系构建上要实现内部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的辨证统一。
第4篇：初创企业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一、金融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优化资本
配置与促进技术进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杨瑞龙教授在主题报告中指出：GDP增速逐季回落的过程中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同时就业水平没有出现恶化和外贸增速与贸易顺差增速大幅度回落过程中，制造业和贸易品出现萧条，但服务业与非贸易品却依然保持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等事实无不说明，中国已经步入“传统增长要素衰减所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中国需求管理政策效果递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与路径，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关键是市场化改革，而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重点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宏观经济的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可进一步盘活资本和技术两个供给要素，为中国经济寻得新的发展动力。那么，如何通过金融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来优化资本要素？这涉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组织与管理制度体系。同时，如何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驱动下的资本有效配置，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都是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需要思考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资本有效配置：降成本、稳市场、去风险
杨瑞龙教授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等途径减少无效供给；第二，通过补短板、调整市场结构等途径增加有效供给；第三，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相应的，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采取的途径有：通过降低资本成本进而减少无效供给；通过稳定、调整资本市场结构进而增加有效供给；通过提升外部市场信息质量与降低资本风险进而完善市场环境与制度。
（一）降低资本成本，减少无效供给
米运生教授认为，对民间金融的抑制提升了金融市场的总体成本。也就是说，忽视民间金融的内生性和一般，不但不利于初创中小企业的成长，增加其融资难度与道德风险，进而也提升企业的融资成本。对此，米运生教授通过构建声誉效应的信贷博弈模型，从初级储蓄者选择不同融资模式的条件及边界转换的动态角度，研究民间金融内生性。其研究发现：在微观层面，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新创企业度过初期阶段的困难而成功步入成长与成熟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宏观层面，民间金融通过关联市场对契约实施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对于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政府应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发展的总体战略框架之中，引导和利用好民间借贷等民间金融的传统形式，降低初创企业及其金融市场的总体融资成本，以促进初创企业乃至现代经济的健康发展。过高的资本成本，除了源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之外，还体现在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调整成本方面。刘仁和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环境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因为资本市场中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较大的调整成本。在研究中，刘仁和教授应用含有调整成本的Q投资理论，依据要素投入的边际价值等于边际成本构造矩条件，运用GMM方法同时估计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调整成本参数，测算了两种要素投入调整成本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投入要素的总调整成本占实际总产出的比例平均为18．42％；新增一单位实物资本的边际调整成本占边际投入成本的平均比例为45．31％；新增一单位人力资本的边际调整成本占年度人均工资的比例平均为59．20％。由此可见，当前的投资环境下，逐年高涨的投资率在带来更高产出的同时，也产生更高的调整成本。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增长模式，须着力降低要素投入过程中的投入摩擦，对资本市场进行降成本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社会的实际总产出。该研究表明，尽可能降低调整成本，对于促进资本跨行业、跨地区的有序流动，对于优化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改革资产价格形成机制，促进金融市场有效运行
资本的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有赖于市场化的资金价格形成机制。满一兴认为，在世界各国均采用实物货币制度条件下，国际企业间资本流动总和就是国际资本流动总和，二者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不对二者进行明确区分无关紧要；但在当今世界各国均采用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的条件下，国际企业间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流动之间出现了显著背离，对二者进行明确区分已变得十分重要。对此，满一兴构建了一个全面统一地分析资本流动的框架：“收”“实”入“内”、“付”“虚”出“外”，资本流入；“收”“虚”入“内”、“付”“实”出“外”，资本流出。这一框架不仅适合分析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一国之内的企业间资本流动，同时也适合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在不同国家间转移的国际资本流动。利用此框架指导国际资本流动，将有助于规范国际企业间的资本流出与资本流入，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增加市场有效供给。分析金融投资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有助于找到相应的市场定价机制及其完善对策，提升市场有效性。对此，陈标金认为，农产品期货市场套利并不充分，交易者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其在研究中假设农产品期货市场有限套利、交易者异质信念并遵循“经验法则”预期，构建了农产品期货投机均衡定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集中竞价规则下产生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是由交易者的预期决定的；前期期货价格水平、现货价格和前期期货价格的变动趋势、不同类型交易者的比例结构及其预期模式共同影响农产品期货价格的形成与波动；基本分析法交易者占主导地位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具有更高的套期保值与价格发现效率。因而，通过实时披露现货价格信息，培育和引导交易者运用基本分析法预测期货价格走势，可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期货的市场效率，增加市场有效供给。除农产品期货之外，原油期货也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松教授对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运用结构断点测算法研究了原油期货价格变化的动态轨迹，进而针对投资者聚合问题研究了五类异质投资者情绪在每个结构转变阶段分别对原油期货市场收益和收益波动的冲击效应。柳松教授的研究结论表明：原油期货市场存在稳定的杠杆效应，在高位震荡期表现尤为突出；管理基金的投机活动已使其成为原油期货价格变动的引导者，生产批发商是市场上最坚定的套期保值者，互换交易商并非借套保之名行投机之实；投资者情绪波动是构成原油期货市场风险的显著性因素，管理基金代表的投机力量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因而，可通过识别管理基金、生产批发商和互换交易商的交易行为，挖掘新版COT报告的持仓信息所反映的市场情绪来预测油价走势，以提高市场的有效性。
（三）化解价格风险，增加市场有效供给
针对过高的市场风险，蔡键指出，可通过保险市场的构建，将市场风险转嫁给第三方。蔡键以目标价格保险为例，对保险产品的作用机理、保费方案与实施策略进行深入研究，并利用全国农产品商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农产品价格数据和实地调研的样本数据为内蒙古肉羊市场设计出合理的保险方案。尽管蔡键并不是直接研究针对资本市场风险的保险产品，但是其研究结论也给予我们启示：以价格波动为表征的市场风险不利于市场稳定，有效市场制度供给不足将引发较大的市场风险，对此可通过建立和健全保险市场的方式来进行风险转移，其中，根据供需双方进行保费设计则是保险市场能否有效建立的核心。从作用机理角度来看，保险是将风险从投保者转移至保险供给者，并非将风险完全消除。因而，陶玲认为，提高信息质量、确保市场信息的有效流动，才是降低市场风险的直接途径。对此，陶玲以农业类上市公司为例，从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者角度出发，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提出，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降低市场风险。因而，相关部门可从公司治理角度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健全激励机制，减少委托成本；合理设计董事会规模；逐步健全独立董事的监督、激励、考核、评价等机制；防范由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产生的“内部人控制”；加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健全监事会的培训、激励、晋升机制等治理机制；优化公司外部的治理环境等。通过上述途径，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从而降低资本市场风险。
三、以金融改革，优化资本配置与促进技术创新
（一）风险投资促进与企业技术创新
风险投资是否能够有效地诱导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科学与现实问题。孟繁邨利用中小企业板广东省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背景类型、持股比例对初创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她的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的支持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同，民营背景是最有效的投资者。因而，我国要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上的积极作用，必须加强对风险投资机构的引导，通过税收优惠、配套支持等措施鼓励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创新型企业。可见，改善风险投资条件，优化资本市场的融资环境，将有助于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二）优化资本内部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常见的高管薪酬分配方式有两种：一是货币薪酬；二是高管持股。那么，究竟是哪种方式更有助于刺激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其背后的影响机理又如何体现？对此，毛雅娟与赖彩梅构建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作用的概念模型，并以2009—2015年创业板上市353家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作用，即企业高管年度报酬总额越高，对企业创新的研发投入会越多，研发效率也更高；第二，高管薪酬与专利数量没有呈现出显著相关性，但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呈现“U”型关系，即当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时，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当高管持股比例较高时，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因而，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和管理者薪酬激励机制，谨慎实施股权激励，合理进行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刺激企业技术创新。
（三）金融中介与企业技术创新
第5篇：初创企业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关键词] 中小企业；企业生命周期；治理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1. 044
[中图分类号] f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11- 0071- 03
有数据表明，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远远低于美国的5.2年和欧洲、日本的12.5年。我国中小企业短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缺乏与企业发展进程相适应的治理机制是中小企业短寿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企业同生物体一样有着生命周期，有其诞生、成长、成熟、衰退直至死亡的过程，在这一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企业治理也存在不同的问题，客观上要求采取不同的对策。
1 不同生命周期中小企业治理存在的问题
1.1 创业期
企业创业之初多为夫妻店、父子店、兄弟店、朋友店，股权结构基本都是家族一股独大，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其管理方式大多是家族式，构成了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治理模式。此种治理模式虽然能很好地解决股东之间的激励和搭便车问题，有很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公司治理具有典型的“家族”特征，加大了决策失误的风险。由于企业刚刚成立，企业的创始人是一切的核心，其素质或风格关系到企业的成败。这一时期，企业制度化程度非常低，治理团队仅限于家族内部的成员，其内部管理也是基于亲缘关系的“人治”。
其次，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单一封闭，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初创时期的企业产权具有高度的封闭性，集中在家族成员手中，且家族内部产权也不清晰，这种封闭的和不清晰的产权结构是家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根源，并为未来企业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都集中于家族成员手中，即家族企业内的高级管理职位全都由家族成员担任；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都没有建立，或者流于形式，企业决策由企业的创始人做出，企业决策缺乏民主，使企业的决策容易出现失误。
1.2 成长期
企业在成长期，已经基本解决了企业生存问题，形成自己的主导产品，实力增强，规模迅速增大。由于企业规模和边界不断扩大，企业可能从外部融入资本，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开始分离，组织结构也不断健全，创始人逐渐将经营权授权给从家族外引入的职业经理人。局限在原有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者中寻找企业所需要的合格职能管理者，不可能满足企业所有的人才需要，必须吸引、培养和选择非血缘、亲缘的管理人员。
所以对于处在成长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可能面临如下治理问题。首先，人治阶段向法制阶段过渡，比较规范化，但是执行力不够；企业所有权开始分散，家族仍掌握大部分股权，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但非家族的股东的产权对家族产权起一定的牵制作用。
其次，原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管理人员可能不适应管理岗位，但企业基于信任或不可行等原因而无法更换。这就可能造成早期的创业者与自己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从而阻碍企业的稳定发展，甚至导致亲朋反目成仇，企业可能分崩离析。
最后，引进外部管理者存在风险。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由于外部管理者的引入，特别是处在企业高层管理岗位上，会控制企业的核心专有性资产。企业的创立者或家族成员会担心引进的外部管理者由于接近了企业的核心资源，失去有效控制，进而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变化会打破家族原有的平衡，有的成员由于受传统“家”观念的影响不能接受非家族成员持有股份，而不顾及家族的共同理念，做出损害企业的行为。
1.3 成熟期
在成熟期，企业规模扩张较大，但业务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停滞现象，企业品牌和形象良好，企业收益达到最大，处于鼎盛时期。此时，企业一般已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规范化，执行力得到了提高；家族拥有的股权已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具体运营，企业的经营权主要掌握在外来职业经理人手中；股权相对分散，但家族的股份仍具相对优势，能对企业的治理系统保持重要的影响；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比较规范，其成员构成也趋向合理化。这一阶段企业在强盛的背后通常会出现组织结构冗余，官僚气息日益严重，缺乏灵活性，
企业很难跳出其成功的思维而再次进行富有创造性的革新。
首先，治理思维僵化。虽然成熟期的企业已建立了比较规范的企业制度，治理模式也逐渐转向现代企业治理模式，但在治理上还是受到传统治理思维惯性的干扰，显得过于僵化。董事会结构仍为半封闭性，外来的董事人数偏少；高层管理团队的开放性不足，核心的岗位仍然由家族成员把持，关键职位人员选拔过于注重资历；创业者的权威使企业内不同意见很难产生；监事会流于形式，监督机制严重缺乏，企业害怕商业及财务方面的秘密泄露，而不乐于让外人监督。
其次，股权过于集中，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在成熟期，创业者家族作为大股东仍控制较大比重的企业的所有权，保持着对家族企业治理系统的重要影响，家族外的小股东由于其人数众多且人员分散所持的股份也较少，很难介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来，导致家族企业的决策和经营活动几乎全围绕着控股家族的利益而展开，很少会去考虑到小股东的利益。
最后，对职业经理人激励不够。职业经理人在成熟期的企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是提高企业绩效的关键。由于中小企业企业发展的历史时间还不长，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存在不足，影响职业经理人积极性的发挥。
1.4 衰退期
中小企业在衰退期增长缓慢，甚至停止增长，市场占有率减少，盈利能力急剧下降。由于规模过大而出现了“大企业病”，企业治理机制僵化而缺少灵活性，组织活力减弱，官僚主义日益显现，治理机制出现更多问题。如果不及时变革，可能会走向死亡。在衰退期，管理层级多，信息传递缓慢；决策过程复杂，行动缓慢；管理人员增多，机构臃肿；家族成员与企业的关系出现矛盾，家庭成员可能会损害企业利益；部门本位主义日益严重，部门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员工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思想僵化。当然，企业也可以加强治理机制的完善、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推动企业进入新的生命周期循环，实现蜕变。 2 不同周期中企业治理的改进
2.1 创业期公司治理的改进
鉴于创业期中小企业治理存在的核心问题是产权不清，家族内部成员分工不明确，企业内部没有规范的规章制度等问题，创业期的中小企业治理应主要完善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完善企业章程协调投资者或家族成员内部之间的关系。企业章程是企业设立时的基础和赖以存续的灵魂。在制定章程时要注重可操作性，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争议。完备的企业章程要清楚地界定在依出资比例表决出现僵局的情形下，可以设定按股东人数进行表决的方式。第二，完善利润分配方式。要明确如何按资来分配，还应该明确按照技术、资源等要素分配的方式。第三，完善股东退出机制和股权转让机制。为了保持企业的稳定发展，可以在企业章程中约定，企业成立后一年内，股东之间不能转让股权，股东也不得向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股权。第四，增加违反企业章程的责任等内容。对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可以约定不得行使表决权、缴纳违约金等。对阻止股东正常行使查阅权的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可以进行一定的经济惩罚。
其次，成立家族会议协调家族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创业期家族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是否恰当，成为家族企业能否获得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在家族内成立专门的家族会议，以此来协调家族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家族会议主要用来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调节家族冲突，处理家族内重大事务，增强家族内的凝聚力；任命和监督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处理好家族消费与企业积累的关系。
再次，引进外部资本，完善治理团队。家族企业要获得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外部的人力资源，而获取外部人力资源的第一步就是要完善企业的资本结构。以限制条件的方式允许外部资本的进入，规定第三方资本只具有享有分红的权利，不参与公司日常治理。这样既保证了公司控制在家族的手中，又让企业具有扩展业务的资金。同时，企业还需要尽力与政府和银行建立好关系，以便取得其资金支持。
最后，激励家族外部的人员积极性。在创业期，由于制度不健全，产权、经营权非常封闭，外部管理者通常无法获得股权、期权和职位升迁等好处。因此需要给予外来人员较高的货币收入，以补偿其潜在的损失。
2.2 成长期企业治理的改进
成长期中小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家族内部管理者与引进的外部管理者
的关系，既要引进外部合格管理者，又要保护好投资者和企业的利益。
首先，成立家族委员会来协调家族和企业的关系。成长期的中小企业，随着企业产权逐渐开放，职业经理人开始在企业内占据高级管理岗位，家族不能随意去干预企业的运营。因此，有必要成立家族委员会来协调家族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家族委员会主要功能包括：选举有代表性的家族成员来组成家族委员会；每年定期召开家族委员会；推选出参加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家族成员；平息家族内部冲突，建立良好的家庭氛围。
其次，加强企业制度建设，完善约束监控机制。成长期中，企业制度建设虽有一定发展，但还不规范，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制度的建设、完善约束机制。第一，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职业经理之间的有效制衡机制，充分发挥股东会、监事会对董事会及董事会和监事会对职业经理的约束作用。其次，建立起规范的企业财务制度，通过及时准确的财务信息掌握企业运行状态，实现对外部管理人员的监督。第三，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外部管理人员的约束，注重对企业的商业秘密、技术专利进行保护，严防职业经理人离开后的泄密可能性。
最后，建立元老退出机制。在成长期的中小企业中，一些创业元老随着企业进一步发展，其能力逐渐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却凭借着其资历干预企业的运行，影响了外来管理人员才能的发挥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建立起完善的退出机制，对创业元老进行合适的安排。
2.3 成熟期企业治理的改进
对于已经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成熟期的中小企业而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加强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督与激励已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优化产权结构减少决策的风险。通过适当出售家族成员所持有的股份、鼓励内部员工持股、对经营管理人员进行股权激励等方法优化股权结构，形成相互的监督股权结构，逐渐淡化家族企业的色彩，提高决策的质量，降低风险。
其次，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处于成熟期的中小企业，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的运作模式和制衡机制已经形成，但需要进一步完善。需要把董事会建设成为企业重大问题的集体自由讨论和决策的场所；帮助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人与职业经理人建立信任关系，并保证实现所有权人和职业经理人相互之间的承诺。注重发挥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对董事会形成制约。在监事会中要纳入一定数量的专业性监事和职工代表，保持监事会运作的独立性，使其真正具有监督的权力。
最后，健全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机制。第一，实施股权和期权激励机制。在进行股权与期权方案激励时，要控制好临界点，确保家族拥有的股份能控制企业，保持对企业治理的影响。第二，实行年薪制或利润分成制。成熟期的企业应注重对年薪制的应用，以年度为考核周期，很好地将经营者的工资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年薪制把经营者的个人收益跟企业利益绑在一起，可以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在可行的前提下，企业还可采取与职业经理人实行利润分成的激励方式。第三，实施退休金计划等保障措施，消除职业经理人的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2.4 衰退期企业治理的改进
在衰退期，企业的主要目标是摆脱衰退和死亡，尽快实现蜕变。基于此，必须要对企业进行治理机制重建，建立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和业务特点的治理机制。
首先，实施产权重构，推进家族成员股份明晰化。将企业的资产按照家族成员和外来管理者对企业的贡献进行股份化改造，使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得到补偿，家族企业股份化后创业家族成员和外来职业经理人一样成为企业的股东或董事，不再享有特权，摆脱家族色彩，使企业真正进入制度化管理阶段。
其次，实施流程再造，实行扁平化管理。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减少决策失误，降低管理层级，提高管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需要在信息、组织机构、业务流程等方面对企业进行扁平化改造。
最后，实施企业文化再造，构建导向型企业文化。在衰退期，员工流失率上升，如何留住核心人才成为企业发展的中心，这就需要重新构建与之适应的企业文化，推动企业在革新中顺利实现蜕变。这就需要对原有的企业文化格局予以彻底打破，重新构建企业文化层次或结构，逐步实现服务型企业文化向导向型企业文化的转变，使其成为高层次的企业文化。
主要参考文献
[1]徐良，
张志华.中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治理问题分析[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1（3）.
[2]孙丽珊.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小企业治理模式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2（11）.
[3]刘珍，李学东.中小家族企业内部控制研究[j].会计之友，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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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初创企业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关键词：风险投资；科技银行；资本市场；电子元件
科技创新包括3个部分：①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原始性知识创新；②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并再创新；③使各类相关技术有机结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以及产业的集成创新。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与高校和独立的科研机构不同，企业的创新活动更加接近生产领域，更加有利于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而创新型小企业是其中极为活跃的力量。目前，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小企业的发展，将它们视为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美国有70%以上的专利是由小企业发明的，小企业的平均创新能力是大型企业的2倍以上。在我国，小企业提供了全国60%以上的发明专利、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和源泉。资本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融资问题是科技产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其他例如人才引进、市场化和产业化等问题的本质都可以归结为融资问题。企业在科技创新各环节须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及时、持续和稳定的资本来源成了决定企业成败的核心关键，尤其是科技型企业，其高成长性决定了它对资本的大量需求。而资本的供给涉及到整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体系，成熟发达的金融体系为科技型企业由小到大发展的过程提供了高效的资本支持。总体而言，在企业科技创新的各个阶段，科技创新与资本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的交互过程。从实践规律看，在种子期的种子资本主要用于研发人员的工资支出，以及创新产品商品化所需要的资金。随着创新有了成型的产品和明确的市场后，创新就进入了创业期。此时，需要导入资本用于企业的发展。企业平稳过渡到成长期后，需要成长资本来开拓市场，逐渐地形成自身的市场定位。当企业进入扩张期时，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市场地位，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企业就需要发展资本助力企业扩张。最终，企业进入到成熟期，整体运营稳定，利润较好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能够收回前期的投资，就要进行资本回收。如果企业进入衰退期，则需要及时地退出资本来规避风险。由此可见，资本对科技创新至关重要，没有资本的支撑，科技创新就不能成功转化为生产力；没有资本的支撑，科技创新就无法推动科技型企业的转型升级；没有资本的支撑，科技创新就不能带动经济的腾飞。
1硅谷科技创新的现状
硅谷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高科技园区，其主导产业包括计算机和通讯硬件、电子元件、软件、创意和创新服务业等。在硅谷这个面积约为19000km2的小区域里，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达到50多名，比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多。硅谷有包括苹果、谷歌和facebook等众多明星科技企业，是全球创新、科技和新行业创业的聚集地。在这片区域仅仅居住着700万人，但是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却超过150家。硅谷的人口不到美国全国的1%，2015年GDP达9074亿美元，占2015年美国GDP的5.05%.硅谷注册专利数每年不断增加，2014年达到19414件（2012年为15065件，2013年则达到16975件）。2014年专利占最大比例（40.5%）的是数据处理、信息存储和计算机，通讯领域也有较大占比（25.6%）。对比2009年数据，硅谷地区在计算机、数据处理和信息存储领域获得的专利数实现翻倍，在2014年达到7857件，硅谷注册专利数占美国总数比重达到15%.硅谷的成功必然与其科技创新的成果密不可分，硅谷从原来美国一个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蜕变成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科技创新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硅谷优良的金融资本体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科技创新企业从种子期到发展期再到成熟期的整个过程，硅谷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环境支持。在种子期有众多的风险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在扩张期有硅谷银行提供不同期限的贷款保驾护航，在成熟期有以达斯达克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上市和风险资本退出提供平台。硅谷作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科技创新园区，其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科技银行体系，以及高度成熟的风险投资网络，为科技创新铺平了道路。优良的资本环境有效地将投资和科技生产力转化行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2成熟的风险投资网络
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发展迅速的、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投资。风险投资与科技创新是相互支撑的，没有风险投资的支撑，科技创新不能成功地转化为生产力，没有优良的科技项目的支撑，风险投资行业也不能实现稳健、快速的发展。同时，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金融支持手段，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从而能够激励社会资本也以同样的模式来运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硅谷科技创新公司电动汽车特斯拉在创建初期，其联合创始人计划从ACPropulsion公司获得Tzero车型的技术授权，然后用莲花Elise跑车的底盘作为车身一部分，不经过经销商直接面向消费者直销。基于这些初步计划，特斯拉开始寻找风险投资。在得到指南针技术伙伴公司和SDL风司的支持后，仍有7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填补，特斯拉才能造出第一辆原型车。而这时，马斯克以650万美元的资本注入成为特斯拉最大的持股人和董事长，马斯克的天使投资给特斯拉带来的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科技与风险投资的深度交互和融合，为培育和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灌注了不竭的动力，从而为激活消费、创造需求、引导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风险投资有助于科技型企业的增长，风险投资是硅谷成功的经济引擎。风险投资机构和天使投资机构深植于硅谷，他们在硅谷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更加深入和富有。几乎所有1960年以后在硅谷成立的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都有风险投资的支持，只有少数例外。根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统计，2015年，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几乎都在硅谷，硅谷占了风险投资资金很大比例。如表1所示，硅谷占2015年度全美风险投资总额的46.4%，甚至多于排名其后的3个地区的总数。硅谷吸引的风险投资金额每年都在增长，2015年投向硅谷的风险投资金额达到133.4亿美元。在2015年，硅谷风险投资金额分别占到加州和美国的73%和42%.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合作是硅谷的标志，这也是硅谷成功的原因之一。风险投资家和风险投资机构都经历过硅谷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历程。因此，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高度相连的互联网络。由于风险投资公司经常与其他公司一起投资于相同的初创公司，所以，其依赖于彼此的成功。硅谷的风险投资行业不是在投资一家公司，而是在投资整个硅谷。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都有很强的技术能力，这种能力或直接来自其合作伙伴，或间接来自其顾问队伍。针对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项目，或不同阶段的科技创新项目，风险投资及其管理团队追求通过加强针对性来提高风险投资管理的有效性。随着科技创新项目的发展而不断完善风险投资管理，而科技型企业能够按照风险投资管理的要求，逐步规范科技创新活动，并随着风险投资管理的深入，最终能有效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成果水平。风险投资家培育初创公司，打造其管理结构，并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提供指导，它们依靠高科技专家和知识型员工组成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为硅谷的科技型企业在初期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并为硅谷科技创新生态圈注入了活力。
3独特的科技银行体系
科技银行是将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围绕创新型企业、高技术企业和创投企业、创投项目等较为独特的发展周期和需求特点服务的专业性银行金融机构的统称。硅谷银行是美国最成功的科技银行，占据了美国创业风险贷款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对美国科技银行的研究其实主要就是对硅谷银行的研究。因此，本部分主要通过研究硅谷银行来探讨美国科技银行对硅谷科技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硅谷银行目前是一家专为科技型创业企业、创业投资机构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的控股集团。在全球拥有33个办事处、3家国际分公司，为全球3万多家科技型企业以及550多家创业投资和私募基金公司提供了服务，提供了26亿美元的贷款，并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在科技银行中最成功的当属美国硅谷银行，其主要特点包括：①专业精确的定位；②分阶段为企业提供个性化金融产品；③债权与股权的结合；④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结合。硅谷银行的核心定位就是具有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型创业企业。因为硅谷银行目前是多达2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的股东或合伙人，这层特殊的战略合作关系使硅谷银行能够获取一手资料并对申请贷款的企业的情况十分了解，这大大降低由于科技型企业创业初期模糊的盈利模式导致的高风险。硅谷银行采用的是较高利率与期权收益结合的模式。科技型企业的风险较高，根据“风险收益配比”原则，科技银行所索取的贷款利率也较高。而硅谷银行针对科技型企业的创业贷款收取比基准利率还要高的利率。硅谷银行既以高于市场一般借贷的利息将资金借出，又同时与创业企业签订协议，获得创业企业的部分股权或直接认购股权。此外，硅谷银行也会将资金投到风险投资公司，并由风险投资公司另行投资，取得回报再将资金回流，这样硅谷银行不会与科技型创业企业有直接的交集，这种间接投资的模式与常规的直接投资结合，能有效控制风险。硅谷银行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了良好的资本保证。在第一阶段，即加速器时期，企业处在初创期，还处在产品研发阶段，企业亟需资金来完成前期建设。在这一阶段，硅谷银行主要为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牵线搭桥，使其能顺利地得到风险投资；第二阶段是成长期阶段，此时企业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这时硅谷银行主要为创业企业提供各种个性化的贷款方案，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第三阶段是成熟期阶段，此时企业已经成熟，硅谷银行主要为企业提供资产管理和证券服务，为企业的上市或并购和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咨询服务。科技型企业不但能够从硅谷银行获得资本支持，并且可以通过硅谷银行获得关于企业发展各方面的咨询服务，可以说硅谷银行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了完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从而为硅谷科技创新企业的壮大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4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使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的价值评估成为可能，因为资本市场能够帮助建立有效的股权激励机制，以此来激励科技和管理人员，并吸引优秀人才，而科技创新的源动力就是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所以，高效的资本市场能够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同时，资本市场能够推动科技创新的产业化。此外，资本市场也是风险资本自由进入和退出科技型企业的重要载体。在美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有以纽交所为代表的主板市场、以纳斯达克为核心的二板市场、包括场外电子柜台交易市场（OTCBB）和场内交易市场的三板市场，以及四板市场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硅谷科技创新的成功离不开美国高度成熟发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主的主板市场，为硅谷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壮大铺下了坚实的金融基础。专门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纳斯达克市场，市场内部进一步区分为4个层次：①纳斯达克全国性市场，在全国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需要符合较严格的上市要求，其目的是要在纳斯达克市场中建立一个最高上市标准的市场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竞争。②纳斯达克小型资本市场属于第二层次，上市标准较低，没有业绩要求。纳斯达克市场因其上市条件相对宽松，发展迅速，吸引了大批创业者，为科技型企业在发展期和成熟期的融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扶持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风险投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纳斯达克市场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硅谷科技型企业的发展。③场外电子柜台交易市场（OTCBB）是全美证券商协会管理的一个电子报价系统。OTCBB为处于研发期和种子期，达不到主板市场和纳斯达克上市条件，但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提供股权交易。基础层次的OTCBB是支撑硅谷科技创新的重要根基，也是大量创投项目从成熟的企业退出创投资金的主要渠道。美国OTCBB可以说是纳斯达克的预备板，大量风险科技项目首先在此市场经受考验。美国庞大的OTCBB的证券数量约占全美证券交易量的3/4，是世界上最大的场外股票证券交易市场。这就为硅谷的科技型企业在初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提高了科技型企业股票的流动性，还改善了科技型企业的融资环境。④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指的是地方柜台交易市场，地方柜台交易市场在各个地区独立运行，并且通过当地的经纪人进行柜台交易。这个市场一般是为州内的中小型公司发行小额股票。四板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创业风险投资的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充裕和优质的资金。美国资本市场体系庞大、功能完备、层次多样，既有统一、集中的全国性市场，又有区域性的、小型地方交易市场，使得不同规模、不同需求的企业都可以有效地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获得发展的机会，这无疑有力地推动了硅谷科技创新的发展。对于硅谷的科技型企业而言，美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主要为企业成熟期的上市以及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了平台，使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后期能够平稳地着陆并构成一个资本的良性循环。
5启示
硅谷的成功与其科技创新的进程是紧密相连的，而硅谷高度成熟的风险投资网络主要为科技型企业在种子期的发展提供支持，使其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完成产品的研发，主要特点是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合作，共同打造了硅谷科技创新的生态圈。科技银行体系主要为科技型企业在扩张期的发展，提供不同期限的贷款，使企业在拓展业务，扩大市场的阶段有足够的资金保障。不仅如此，无论是风险投资公司，还是科技银行，它们的职责和功能都已经覆盖了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从种子期到扩张期，再到成熟期，都给予企业全方位的咨询服务，包括管理、研发、财务等一系列企业发展有关的核心问题。由此可见，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硅谷银行在为企业提供资本支持的同时，担当了重要咨询公司的功能。科技型企业因此能够逐渐规范其发展模式，从而有效地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成果水平。而美国整体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主要是为科技型企业在成熟期资本的退出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平台，与为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硅谷科技创新的资本路径从风险投资和硅谷银行到多层次资本市场，与科技型企业共同构成了一个科技创新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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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初创企业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出台政策举措，精准服务双创工作。根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创新创业支持政策，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推进“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省级相关部门制定实施了《陕西“众创空间”孵化基地建设实施方案》、《陕西省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实施方案》等，围绕创新创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从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众创空间、完善公共服务、激发人才活力、拓展融资渠道等方面针对性出台系列政策举措，系统性推动全省创新创业工作。
组建创新联盟，激发各方创新活力。为进一步提升创新创业环境，陕西整合各类孵化平台、金融机构、中介机构以及高校、院所、企业等160多家单位，组建成立了陕西创新创业联盟，推进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合作共赢，激发各方创新创业积极性，特别是中小企业活力。去年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35.81万户，同比增长21.21%；全省中小微企业从业人数870万人，占全省新增就业人数的80%。全省中小企业设立技术创新和研发机构2648个，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60%以上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70%以上对传统落后的生产技术进行了改造。
多元化投融资，支撑创新创业发展。充分发挥财政性资金杠杆作用，中、省财政资金、社会资本紧密结合，为创新创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设立航空、3D打印、生物医药、循环经济等10支国家新兴产业创投基金，已投资61家企业，其中5家在新三板挂牌，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早中期、初创期企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省中小企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创投引导等3支政府基金，已参股14支基金、3家担保公司、超过170个项目。出台了全国首个完整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解决轻资产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超过12亿元，合同登记数258件，居全国第一。支持建立了12家科技支行、分行，专注于为科技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累计发放科技贷款余额超过30亿元。搭建创新创业项目路演平台，加快推动科技企业上市融资，全省已有21家科技创新型企业实现在A股上市融资，80多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已在新三板挂牌。
开展丰富多样活动，营造良好发展氛围。陕西一方面通过各级政府宣传平台及时最新双创工作政策，另一方面依托基地、园区以及各类服务平台开展各类双创活动，努力营造新氛围。目前，已成功举办了“2015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西安分会场活动，第三、四、五届全国创新创业大赛陕西分赛区比赛，第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环保节能领域总决赛，全球创业周中国西安分站等全国性活动，开展了创新创业高校行、创客马拉松等专题系列活动，组织了省内最大规模的青少年创新营互动交流，以及众创空间机器人体验周末活动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在更广范围内激发和调动大众创新创业积极性，让创新创业理念深入民心。
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建设科技服务公共平台，拓展服务广度深度。陕西拥有各类科研机构1174家，高等教育机构118所，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4个、重点实验室122个、企业技术中心246家，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建立了省级公共服务平台，涵盖研究开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等9大类科技服务，以及50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38个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目前，全省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入网仪器设备总量达8000台（套），科技文献总量达到1.3亿条，科学数据共享平台集成多领域数据7000余万条，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优化传统孵化平台服务，大幅提升孵化效能。全省依托各类产业开发园区、基地，构建了“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3级孵化载体，打造全要素孵化平台，承载了全省最为可观的创新创业主体。目前，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平台达到79家，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数字医疗、新材料、现代服务、军民两用技术、农业等多个领域，有力推动了创新创业。其中，省级以上孵化平台39家，孵化面积188万平方米，入孵企业3800多家，累计毕业企业2400多家，拥有98个各类科技公共服务机构或平台，在孵企业从业人员达到6.24万人。
创新发展新型孵化平台，激发多元支撑能力。陕西积极探索新合作、新路径、新方式，实现多种要素紧密结合，建设一批特色孵化平台，有力推动了高校众创、院所自创、企业内创。一是以高校为主体建立，如交大七楼创客汇、西安邮电大学科德咖啡等，针对老师和学生提供全面创新创业引导，已发展成为陕西创新创业最为活跃的一环。二是以科研院所为主体建立，如西安光机所中科创星众创空间、504所空间技术创客空间等，针对科研人员充分释放创新潜能，加速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三是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建立，如大唐电信众创空间、概念创咖、微软创新中心等，更好实现创业企业和龙头企业有效联合，形成集聚创新效应，做大产业规模。同时，陕西积极与外省市创业孵化服务机构加强合作，曲江新区与北大科技园、西安碑林区与腾讯公司联合创办众创空间，西安港务区新丝路电商产业园与联想公司等知名企业合作，共同打造创业者开放服务孵化平台。
大力推广“一院一所”模式，激活院所双创动能。西安光机所围绕自身学科特色及布局，专注在光电技术产业领域构建专业化的众创空间，孵化出了一批市场前景广阔、技术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已成功转移转化科技成果52项，引进40多个海内外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孵化出炬光科技等高科技企业89家，新增就业4000余人。西北有色院鼓励科技人员入股、参股，自带科技成果陆续改制组建了29个特色鲜明并具有细分行业优势的中小型产业化公司，年产值近百亿元。今年，陕西将遴选30家单位作为重点，积极推广西安光机所“开放办所、专业孵化、择机退出、创业生态”创新模式，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科研+中试+产业化、母体控股、股权激励、资本运作”创新模式，培育新产品、新企业，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建设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推动双创集聚发展。作为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西咸新区着力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大企业协同创新和国际协同创新三大体系，积极探索创新创业新思路、新模式、新做法。建设了中国西部创新港、中俄丝路创新园、新丝路数字文化双创基地、大数据创业孵化器、数字化制造云平台等专业园区及服务平台，启动了“西咸双创季”暨“创响中国・西咸站”活动，与微软、阿里巴巴、惠普、金山云、飞马旅等国内知名机构和企业开展合作，举办了“云上栖居・优美小镇”创新城市发展方式沙龙、西部创新发展论坛、青年创造未来报告会等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创业公司、投资公司、金融机构、创业导师、服务机构入驻园区，一批优质项目脱颖而出。
第8篇：初创企业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关键词?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效；政策走向；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6-0073-05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1] 湖北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很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在当前区域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通过突破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构筑区域竞争新优势，已经成为各省市的共识。当前湖北正加快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兼具“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综合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国家战略优势，面对诸多重大发展机遇的叠加，湖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有可为。然而，随着湘鄂赣三省从2012年开始正式构筑“中三角”、共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在给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多重挑战。因此，本文将在分析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效的基础上，结合湘鄂赣三省的产业政策比较，探讨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对策。
一、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成效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词，是国务院副总理在2009年出席财政支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正式提出的。因此，早期的政策文件和研究中多数使用“新兴产业”表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梳理湖北近10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决策、突出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决策
（1）确定高新技术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湖北在“十五”规划中提出，大力发展光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及机电一体化四个重点新兴产业，随后制定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快软件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经过5到10年努力，使湖北成为全国软件产业的重要研究、开发、生产和出口基地。在“十一五”规划中，湖北提出力争2010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0%。2006年，相继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湖北的决定》和《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5年和2008年，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电动汽车研发及产业化的意见》和《湖北省生物产业发展规划（2008-2015年）》，支持湖北有比较优势和潜力的电动汽车、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十二五”规划则明确提出，湖北要推动新兴产业产值力争突破万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5%。
（2）建立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湖北省委省政府深刻认识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构建区域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的迫切需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2006年出台的《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湖北的决定》和2008年出台的《关于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加速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意见（试行）》，都提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股权多元化，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推进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措施。2010年9月的《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若干意见》则进一步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体制机制完善思路。
（3）大力推动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现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发展，必须有大平台。2009年省政府出台《关于支持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五大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力争到2013年，光电子信息、生物、新能源、环保和消费电子五大产业总规模达到5,000亿元。同年年底，国务院批准东湖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全力支持开展股权激励和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改革、促进创新创业、企业做大的财政税收政策、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等试点，努力把东湖高新区打造成为全国高新区的派头兵。
2. 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词是近年才提出，而且和高新技术产业多重交叉，因此在统计资料上多是高新技术产业的统计，但通过分析湖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对于考查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有益的参考。
（1）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增长。“十五”以来，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同期工业增速，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截至2011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7,528亿元，实现增加值2,326亿元，分别是2005年的4.65倍和4.36倍；实现高新技术产品出货值622亿元，是2005年的7.29倍；[2]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8.2%提高到11.9%。[3] 全省经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接近900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在10亿元以上企业超过80家，武汉邮电科学院、冠捷显示、凯迪控股、中冶南方等科技型企业进入百亿元企业的行列。
（2）产业集聚化发展迈上新台阶。近十年来，湖北把产业集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途径，加快建设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在继续推进武汉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建设的同时，“十一五”期间又先后争取到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武汉国家信息产业基地、武汉国家综合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三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随着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获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平台日益完善。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初步形成以武汉为龙头，以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高新区为载体，沿长江、汉江两条产业带布局的集聚发展态势。“中国光谷”和“光谷生物城”也已成为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旗帜和标志性品牌，一批产业和技术逐步向周边地区辐射。
（3）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目前湖北的创新体系初步成型，已拥有国家重大科学工程1个，国家实验室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5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个，国家工程实验室3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31家，湖北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249家。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不断彰显，自主创新成果大量涌现。例如，湖北省企业主持制定了4项国际电联标准，多家单位为“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自主研发做出贡献，世界首创体外培育牛黄在湖北问世并实现产业化，高档数控系统和大功率激光器打破国外垄断等。
（4）信息化水平稳步提高。湖北积极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突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和公开服务信息化、信息产业发展三个重点，大力实施“电话村村通”、“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等工程，着力加强电子政务平台和系统建设，积极推进电子商务与综合信息服务示范项目，精心谋划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振兴方案，信息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带动作用显著增强。截至2010年，湖北跻身国内省市电子商务行为活跃度前10名，武汉市被确定为国家首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全省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1,700亿元，继续保持中部第一的良好势头。
3. 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1）产业引导机制落后，市场化的引导力量缺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引导作用十分重要，但现实是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的问题比较严重。比如某些新兴产业技术路线的选择，应该主要由市场来判断和选择，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新兴产业的发展，技术路线的选择、商业模式的创新至关重要。例如，在新一代光存储技术中，随着以索尼主导的蓝光联盟的胜出，导致以东芝主导的高清联盟的损失上千亿美元。技术路线的选择，对国家、地区产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再比如，在NVD产业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政府偏听了某些企业的宣传，依据不对称的信息进行重大决策，而未从全球竞争的角度去分析技术路线的选择，导致政府投入了大笔的财政扶持资金却未尽人意。
（2）人才激励机制落后，难以实现人才的价值。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是要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军人才，但当前湖北的人才机制很难吸引全球的顶尖人才。政府为此出台了不少政策，如武汉的“3551”人才特区建设规划，依靠政府的财政资金来建设人才特区在起步阶段很必要，但不是长久之计，只有示范区能够形成有效的市场化的人才激励机制，当这些人才在示范区能够实现价值、成就财富梦想时，才能进一步激发人才的激情，才能从根本上产生对全球人才的强大吸引力。在高等教育、研发机构的机制问题上，一流的大学和研发机构、一流的园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有机互动的关系，倘若湖北不能借助示范区建设和两型社会改革试验的机遇，通过与相关部委的合作率先推进高校改革，武汉高校的人才将往南方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改革先行区流动，研发机构将往长三角地区流动。
（3）科技金融机制不够完善，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金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但目前湖北的科技金融机制存在诸多障碍。首先，科技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仍需进一步改善——金融集聚力与辐射力不足、优质企业群体优势不足、国家金融支持政策供给不足。其次，在全国科技金融的激烈竞争中，湖北的位次可能后移，甚至被边缘化。金融资源是稀缺的和流动的，随着区域经济竞争加剧，各地都更加重视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近年来国内一些区域中心城市纷纷加快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步伐，突出发展科技银行、创业投资等科技金融业务，力争在新一轮竞争中率先确立竞争优势。作为全国重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武汉的金融发展的新增长点不够，新亮点不够，在全国的金融地位甚至可能落后于重庆、苏州、无锡等二线城市，导致在竞争国内外高端资源中处于不利局面。
二、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比较和借鉴
1. 培育发展重点
在培育发展重点产业方面，湖南的重点是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文化创意、生物、新能源、信息、节能环保等七大产业；[4] 江西的重点是光伏、风能核能及节能、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航空制造、半导体及绿色照明、金属新材料、非金属新材料、生物及新医药、现代农业及绿色食品、文化及创意等十大产业。[5] 而湖北的培育发展重点与《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提出的发展重点完全一致，即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
对比分析发现，最大的区别在于湖南和江西都将“文化创意产业”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培育和发展范畴。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发展风生水起。湖北应当充分利用丰富的荆楚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力争使文化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
2. 技术培育政策
在技术培育政策方面，湖南大力实施“核心技术攻关工程”，集中攻克一批产业关键和共性技术瓶颈，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并提出到“十二五”末期要力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30%以上；江西则着力“建设10个国家级研发平台”，要在太阳能发电、LED芯片、风力发电设备、红壤、脐橙等领域，建设10个左右具有江西特色、在国内有竞争优势并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平台，加强对10个优势高新技术产业的原始创新、应用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而湖北也力推“关键技术培育工程”，研究制订新兴产业技术路线图，明确发展路径，推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鄂的实施，集成实施省科技计划项目，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并建立一批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对比分析发现，湘鄂赣三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源都高度重视，并作为当前要突出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这种政策导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技术源培育过程中，由于技术路线的不成熟性，尤其要防范技术路线探索中的技术风险。
3. 产业发展政策
（1）产业化推进。在产业化推进方面，湖南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专项，推进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江西实施了100项重大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即按照向10个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倾斜的要求，以创新型企业为实施主体，每年选择30项左右技术水平高、带动能力强、产出见效快、发展后劲大的科技成果项目，在资金政策上给予支持，尽快实现产业化，3年达到100项左右。而湖北则力推“产业化推进工程”，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加快把新一代网络、应用电子、信息服务、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节能环保设备等培育成为新的千亿级产业，并抓紧实施一批重大产业化项目。
对比分析发现，湖北在产业化方面的政策较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湖北作为科教大省，在如何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上还有很大的潜力，尤其要在产业化的“化”字上多下苦功夫、硬功夫才行。
（2）产业集聚。在产业集聚方面，湖南实施了“新兴产业集聚工程”，依托优势区域，加快产业区域集聚和基地建设，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链，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培育出一批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和园区，目标是到“十二五”末期培育出1个销售收入过5,000亿、2个2,000亿、3个1,000亿、4个500亿元的园区；江西着力“办好10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特色基地”，围绕10个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在铜、稀土稀有金属、钽铌、中药等领域培育10余个产业集群。湖北则也力推“产业集群集聚工程”，着力抓好武汉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光电子、生物、信息三个专业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提高集约发展水平。加快布局若干各具特色的省级新兴产业特色基地（园区），在新兴产业重点领域新认定一批省级产业集群。
对比分析发现，湖北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平台中，拥有湘鄂赣三省中的典范——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但是在产业基地和园区方面仍存在不小的问题——在各地市之间的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
4. 企业培育政策
在培育优势企业方面，湖南着力推进“优势企业培育工程”，围绕企业高端化、集聚化、特色化目标，通过扶持优势企业、实施重大项目、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等方式，进一步发挥重点企业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目标是到“十二五”末期，形成3家～5家千亿企业、30家百亿企业，力争20家企业进入全国500强；江西强调要“培育100个创新型企业”，即围绕产业发展需求，通过培育一批、引进一批的办法，抓好100个左右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使之成为培育发展优势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点企业和骨干企业，并以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企业技术创新引导工程和中小企业成长工程为抓手，通过3年努力，使100个试点企业成为省级创新型企业，力争10个以上省级创新型企业进入国家级行列。反观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五大重点工程中，并没有专门提到企业培育方面的政策。
对比分析发现，湖北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工作中，未能将“培育创新型优势企业”单列，更未明确相关责任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企业培育政策细则的制订和实施。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载体，因此企业的培育工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5. 融资渠道政策
在拓宽融资渠道方面，湖南着力打造“投融资服务平台”，建立健全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积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撑。一是建立稳定的政府投入增长机制，研究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二是发挥“两型”社会产业基金和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放大作用，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三是发挥直接融资的核心作用，鼓励和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融资；四是发挥金融体系信贷投入主渠道作用，积极引导、推动金融机构加大投放力度，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需求。江西在融资方面的政策不是特别突出，而湖北则推出了“创业投资引导工程”，提出要扩大省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争取国家支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培养壮大本土创业投资管理团队，为培育新兴产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比较分析发现，湖北在加大融资力度上做得较好，和湖南的一系列投融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2011年湖北新增境内上市公司10家、IPO融资总额47.6亿元、上市公司再融资170.3亿元的骄人成绩，说明政策的成效显著，但可以在科技金融方面仍有很大潜力。
6. 人才培养政策
在新兴产业人才培养方面，湖南重点推进“人才资源开发工程”，通过引进产业发展急需的领军人物及团队、培养学科带头人和优秀企业家、完善创新创业人才激励机制等途径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并建立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机制，加大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力度，形成开放式、多层次的人才引进与流动机制；江西则着力组建100个具有江西优势特色、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优势科技创新团队（高校和企业各占一半，竞争淘汰，滚动扶持）。湖北在新兴产业人才建设方面的重点平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计划”，例如，鼓励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置新兴产业专业，实施“高校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基地建设计划”和“高校青年教师深入企业行动计划”，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高端人才作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百人计划”的工作重点等。
比较分析发现，湖北的新兴产业人才和团队培养，与湘赣两省相比政策更加完备，力度也更大。既然相关的人才政策制订的比较完善，那么湖北今后的工作重点就应当是狠抓落实，以良好的软环境留住已有的各类人才，并吸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国内外优秀人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7. 品牌创建、需求培育等其他政策
在新兴产业产品的品牌创建方面，湖南狠抓“名牌产品创建工程”，把品牌建设作为提升企业综合实力、赢得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任务，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强化技术创新、标准化建设和企业文化创建，通过加强品牌创建与保护、扩大品牌市场占有率、突出品牌经营等途径，打造具有湖南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品牌群，目标是到“十二五”末期，培育10个国际名牌产品、30个“中国驰名商标”、100个“湖南省著名商标”。而江西和湖北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品牌创建的政策上，都没有直接的相关政策出台，但基于品牌建设的重要性——能够抢占市场价值链高端，湖北今后必须要在品牌建设政策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在新兴产业产品的需求培育方面，湘赣两省没有出台直接相关的政策和规定。比较起来，湖北在产品需求培育上做得更具体、更完备，典型工作就是大力推动“应用示范工程”，当前重点抓的工作是进一步扩大“光纤到户”、“三网融合”、“无线城市”试点范围，扩大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工程，推动建设半导体照明应用示范城市，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脱硫脱硝除尘设施等示范工程。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近年来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决策、成绩、问题的分析，以及结合湘鄂赣三省的比较研究，能够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湖北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思路是合乎产业发展规律的，与之前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思路一脉相承。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湖北的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飞速发展，总产值从2002年的不足千亿元，跨越到2011年的超过7,500亿元，就是发展思路正确的最佳例证。在当前区域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形势下，湖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非但不能有丝毫懈怠，更要常抓、狠抓软环境建设，大力培育重商文化，继续深入开展“治庸问责”活动，加快促进全能型、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为新兴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环境。
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湖北“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产业支点。当前，湖北肩负着成为中部崛起支点的重大历史使命，也面临着“中三角”的激烈竞争，在利用好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规模效应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可能带来的挑战。与湖南、江西两省相比较，具有显著的科教优势和平台优势（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因此可以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点战略的支点”，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湖北的产业跨越，真正突破“中三角”。
第三，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市场化引导力量缺乏、人才激励机制落后、科技金融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一流的人才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财富是人才价值的直接体现，而资本市场是实现人才价值，创造财富神话、创造高科技奇迹的魔方，是解决人才激励的最根本措施。要加快完善股权激励等政策，使得湖北能够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可以借助武汉市获批“国家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的机遇，大力推进科技金融试点，吸引民间资本设立科技投资基金，引导创投资金更多地关注种子期、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撑。
第四，湖北在抓好现有重点工作的同时，应当在培育发展重点、优势企业和品牌培育等方面出台细则，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通过与湘赣两省的对比分析，湖北可以借鉴外省经验，在文化创意产业上作大文章，力争扶持其成为湖北的支柱产业；支持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势企业和品牌至关重要，湖北应当借鉴湘赣的经验，按照拥有关键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具有较强研究开发能力的标准，培育一批优势企业、优势品牌，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序发展。
[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EB/OL]. 省略，2010-10-10.
[2] 湖北省科技厅. 2011年湖北实现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7500亿元[EB/OL]. hbstd.省略/，2012-01-18.
[3] 刘志伟. 湖北高新技术产品出货值同比增长61.7%[N]. 科技日报，2012-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