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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改革,银行,安全管理,防范措施
中图分类号:{D922.2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两者唇齿相依,互动发展,在社会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征程中,金融安全显得极为重要,金融稳定事关着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在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全面稳步发展社会经济,努力做好金融安全问题无疑是值得我们当前认真思考的首选课题之一。
一、当前银行安全工作中面临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高风险行业,社会现金收缴、发放的总闸门和蓄水池更容易倍受犯罪分子的“高度亲睐”。2001年4月始,全国开展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全面打击经济、金融犯罪斗争,目前仍然时有耳闻银行资金被盗、运钞车被劫、金融网点被袭、金融工作人员被杀等金融犯罪案件。尽管金融犯罪的立案数持续下降,高发态势基本得到遏制,但是涉案金额呈上升趋势,金融安全总体形势依然严峻。针对新型金融业务不断衍生出的新型犯罪案件,不法分子的作案特点、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1)、作案目标直接指向内部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内控制度不健全的基层营业网点。(2)、作案地点由偏僻、人口稀少地区和城乡结合部金融网点逐步走向人口稠密、防范条件相对较好、现金流量较大城市营业网点转移。(3)、作案方式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现代化。(4)、作案手段极其残忍。(5)、作案时间短、速度快、现场破坏性严重。甚至有些国内不法分子以组织的形式与国外犯罪集团联盟跨地区、跨国境抢劫、盗窃银行资金的现象近年来活动十分猖獗。致使银行干部职工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银行资金风险增大,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新形势下银行安全工作任务更重、道路更远、挑战味更浓。
二、银行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对银行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全面。个别金融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银行安全工作抱有侥幸心理,认为银行安全工作就是保卫部门的工作,只要保卫部门在平时及节假日多重视一些,安全问题就会迎纫而解。因而对安全工作只做安排、要求,或者有时只需在职工大会上强调或在文件中指示即可。平时很少亲自深入到一线搞调查,久而久之,造成对营业一线的实情不了解,职工人员的思想动态不掌握,营业网点存在的安全隐患不排除。甚至有时对安全检查也搞形式,走过场,给银行资金安全隐患埋下了人为的伏笔。
2、安全防范硬件设施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要求。当前不法分子作案手段更加狡猾、隐蔽,且向团伙化、智能化、职业化方向发展。而许多金融部门的防范措施目前还处于原始初级阶段,一部分设施要么严重老化、过时;要么迟迟不到位,造成银行安全防范措施不足,职工的人身安全无保障,银行库存资金被盗的“机会系数”增大。
3、安全规章制度不落实、流于形式。为了使金融工作走向正规化,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各金融部门相继制定了大量的规章制度,墙上挂的历历在目,装订成册的比比皆是。但是从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功效并不明显。制度定得不少,可是从近年来银行部门陆续发生的部分大案、要案窥视,大多数规章制度未落实、流于形式,没有达到“制度制约人、制度约束人、制度保障各项工作规范发展”的作用。
三、 目前银行安全防范工作的有效对策。
1、加强领导、强化安全防范责任意识。一是树立“责任重于泰山”的管理观念,强化安全防患意识,排除一切饶幸心理,集中精力,扎扎实试实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从“讲政治、保稳定、求发展”的高度,对国家资金安全和职工生命负责的态度,切实把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与其他业务一样,平等对待。二是按照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要求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签订责任书,做到责任到岗、责任到人。三是领导干部要多次深入基层营业网点,多查看、多了解、多研究、多分析,堵漏洞,除隐患,确保一方金融平安。
2、加强职工政治思想教育和金融业务学习,提高工作能力,树立安全防范意识。一是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银行职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照不同岗位和业务特点,开展安全生产教育,树立“安全无小事”意识,形成“银行是我家、安全靠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氛围。二是加强法制纪律教育,增强员工守法、知法意识。三是按照金融业务拓展的需求,加强员工新业务、新技能培训。培训内容要以犯罪分子容易作案的“三票一卡”、反洗钱、反假币、银行结算为主题,通过培训学习,日常观察将那些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综合实力强、有安全防范意识、胜任新业务、具有反侦破能力的员工充实到基层营业网点及部分要害岗位上,以提高防范技能。
3、加大对安全防范设施投入,提高银行员工的技术防范能力。
一是舍得拿出一块资金搞设备投资,重点要抓好数码远程电视监控系统的配套建设和银行营业网点的防盗、防爆、通讯、消防等设备,加快技术设备现代化建设步伐,提高堵截、防范力。二是开展一线及运钞途中防抢劫预案演练,提高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实际防范能力。三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系和沟通,多了解不法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伪造、变造银行票据;利用计算机网络和信用卡诈、盗取银行资金及一些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采用爆炸、绑架、投毒、敲诈勒索、暴力抢劫等手段侵害银行案件的新特点、新技术,共同研究对策,提高防范措施,全力打击金融犯罪。
4、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内控机制。一是建立、健全、落实基层营业网点业务操作制度;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制度;章、印、押分管制度;保卫守押、枪支弹药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二是上级业务管理部门或内部审计人员加大对基层营业网点的检查,每次对检查出的问题要得到妥善解决、合理处置,尤其对违法违纪行为要坚决打击,决不姑息迁就。三是对在基层营业网点某一岗位上工作超过规定时间的员工坚决实行岗位轮换,以避免某一个人长期从事某一工作所带来的人为风险。
结束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改革形势下面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且交易范围越来越广,经营规模也逐渐扩大,操作风险等问题日益显著,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基础和依靠,内部控制必须随时得到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必须随时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浩. 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J].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 2008(02)10-11
方案强调,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要坚持绿色引领、统筹兼顾,政府支持、市场导向,存量优化、增量倾斜,系统设计、稳妥推进的基本原则。以现有补贴政策的改革完善为切入点,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突出绿色生态导向,将政策目标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在保持存量补贴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优化支出结构,加强统筹协调,提高补贴资金使用的指向性;增量资金重点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倾斜,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方案指出,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要结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调动农民和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提高补贴资金使用效率。统筹补贴、环境保护等政策措施,协同推进、循序渐进、相互促进、形成合力。鼓励地方探索创新,注重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政策,稳妥推进改革。
方案强调,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要从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入手,加快改革完善相关政策。全面推开农资综合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等农业“三项补贴”改革,鼓励各地创新补贴方式方法,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自觉提升耕地地力。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建立健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稳步推进国内渔业油价补贴政策改革。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管理会计;创新发展
一、供给侧改革提出的背景与内涵
2016年1月27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而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指从供给和生产端入手,不断的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在确保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得我国的经济实现良性的发展和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僵尸企业清理掉,要将产能落后的企业清理掉,将我国企业发展的方向和落脚点放在创新上,进而使得供给产品的质量得到有效的提高,也使得供给结构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得到有效的提高,在使得大众的需求得到有效满足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的经济实现健康持续的发展和进步。
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创新与发展管理会计理论的必要性
在掌握了供给侧改革提出的背景和内涵之后,笔者就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创新与发展管理会计理论的必要性进行了如下分析和研究。第一,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企业创造财务和价值的增值体系发生了变化,更加强调惬意的供给端,所以企业管理会计的建设思路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催生了很多与传统商业模式有很大区别的新的商业模式,所以,企业要想在此时代下发展生存就需要跟上时代的潮流,改变既有的商业模式,而管理会计作为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需要做出相应的变化和改革。第三,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形成了全新的价值理念,更加强调人文、环境保护、生态发展的重要地位,所以,在此背景下,企业的管理会计既有的模式需要发展和创新。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创新与发展管理会计理论的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创新与发展管理会计理论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作为相关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在掌握供给侧改革内涵和精髓的基础上,落实好管理会计的改革与发展创新工作。以下是针对如何做好这项工作提出的几点建议和意见:
(一)加强对生态型管理会计的发展力度
总的来说,生态型管理会计是适应时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我国的环境现状不尽人意。在人口逐渐增加,需求逐渐膨胀的背景下,自然资源日渐枯竭,环境污染愈发严重,此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所以在此背景下诞生了生态型管理会计,这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相比传统的管理会计模式,生态型管理会计旨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统一,在企业的成本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型管理会计模式在强调企业获得更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活动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浪费。最终在找到环境与企业发展平衡点的基础上使得生态型企业和生态型管理会计都得到发展和进步。所以说,就当今我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国际背景来看,加强对生态型管理会计的发展力度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二)从企业的整个价值链上着手来提升管理会计的价值
现阶段企业所处的时代是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结构逐渐优化、动力逐渐转换的时刻。此时要想有效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就需要企业掌握最新的技术,以实现更好的发展和进步。所以说,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企业要顺应时代的潮流,从整个价值链上着手来提升企业管理会计的价值,使得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实现价值最大化。在实际发展与创新的管理会计的过程中,就像城市智能生态家居一样,能够以市场和顾客的需求为导向,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以提升价值链的整体价值和核心竞争力为创新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顾客的满意度和市场占有率作为企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在不断提高其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使得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进步。
(三)加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力度
当今时代,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就需要加强创新与发展的力度。而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企业需要重视的问题就是效率和质量。所以,管理会计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以其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这就需要企业能够从以下几个基本点着手,一是在产品端,要以开发环保、节能、健康的产品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在渠道模式端,要加强对客户体验和服务生态的重视程度,并能够将其落到实处;三是在供应链端,要将客户关系和产业链生态作为重点关心和关注的内容。也就是说,企业只有将财务、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才能促进我国的管理会计实现价值最大化,并形成具有竞争力的高质量企业。
四、结语
总的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时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有助于企业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提高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从目前我国企业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市场经济环境来看,在未来的日子里,在供给侧改革的思路下,管理会计将得到不断的深化和改革发展。而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本文对于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管理会计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相关建议仅是探索性分析,愿意抛砖引玉,笔者也将在今后的实践和理论知识学习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探索,希望能够为我国企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一己之力。
作者:李思锦 戚丽影 李婷婷 单位:大连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吴晓静.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管理会计的作用及发展[J].江苏商论,2016(29):151-152.
适度放开上游,稳住下游,这是近期政府有形之手对价格调控的思路。
放宽价格的视域,自90年代至今20年,整个商品市场享受了低廉的资源和要素价格补贴。每出口一件商品到海外,都包含了这样的代价:对能源和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及对环境的破坏。这些成本并未计算在通胀篮子里。
一方面是通胀预期,另一方面是长期积累的被低估的能源和资源价格,如何做好平衡,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对政府决策部门的巨大考验。
过去几年,中国有几次能源和资源价格改革良机,可惜未能抓住,一个原因可能是对GDP的迷思。
最可惜的应是2005、2006年,这两年CPI分别是1.8%和1.5%,这是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最好时机。当时包括物价部门一再提出方案要求改,但最后“要速度”意见占上风。其逻辑是,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后企业成本提高,影响利润,也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这种意见下,致使改革良机错失。目前的通胀压力之下,价格体系的深化改革预计是否再次被推迟?
中国广义价格体系主要由四大支柱构成,分别是商品价格、资产价格、要素价格和公共服务价格。每一组价格维系背后都代表着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在通胀预期下,资产价格最棘手的是地产价格泡沫;要素价格疑难更多:一是资源价格,通过提价还是资源税实现市场化,涉及国企垄断利益;二是土地价格,征地收入关乎几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财富再分配;三是资金价格,如何打破存贷款利差这一铁饭碗,及汇率和利率市场化都牵涉整个中国金融体系利益;四是劳动力价格调整。
公共服务价格涉及教育、卫生、公租房和文化体育等。是通过补贴收入还是补贴价格方式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需要改革共识。一般认为补贴收入更好。价格补贴总是扰乱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价格改革总是表现为两个视角,一是定价机制;二是价格水平。前者是制度,目前只剩下汇率和利率还未完成市场化定价机制。当前一般价格问题,主要体现为对价格水平的容忍度上,最典型当属对基础要素价格的容忍度。
资源和能源价格之所有长期被低估,是因为其对一般商品价格影响较大,通过对PPI(工业品出厂价)和CPI(一般消费品价格)的传导,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很容易成为通胀推手。
过去20年,中国刚好处于一波超长期经济周期上升通道,总体特征是波浪式前进。波浪式特征让资源价格改革总是很难找到最佳时间窗口。
时至今日,如果仔细推敲推动这一轮物价上涨的力量,实际上是供给侧(资金流动性过剩)和需求侧(长期被压制的资源能源价格的总爆发和反弹)共同推动的结果。
成本推动和输入性因素总是归结为资源和能源价格上涨,问题是,随着经济规模越大,被低估的能源资源价格,还能承受和延续多久?不仅如此,这种低估还将成为目前经济结构不能优化、经济发展方式不容易转变的重要诱因。
2020年中国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届时,如果作为基础要素价格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仍受管制、土地价格和公共服务价格仍未合理理顺,则不仅意味着价格对资源配置仍然缺乏效率,市场经济完善一说也无从说起。
政府已通过节能减排和碳排放承诺,对微观经济进行了节约机制安排,但仍不能替代低价要素补贴全球的现状,也不能从资源的优化配置角度发挥价格信号的作用。
备受关注的“营改增”全面试点已于2016年5月1日正式启动。中国增值税从1979年起试行,已走过37年的历程。增值税在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增值税改革的关键步骤,都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何对占税收半壁江山的增值税“动刀”
增值税制的每一次改革,都与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密切关系。1994年增值税制改革,就是为了建立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相适应的税制。
增值税取代产品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税收对市场的扭曲。担心税收收入下滑,同时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当时的增值税选择了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的生产型增值税。这样的增值税不能全面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于是2009年开始了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但是,增值税改革仍然没有到位,固定资产抵扣范围还是有限的。这次改革将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列入抵扣范围,标志着消费型增值税制改革进入收官阶段;扩大了增值税征税范围,增值税全面取代营业税,更是进一步巩固了增值税在税收制度中的地位。
全面深化改革旨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突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定位的背景之中,税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税收要在改进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扮演重要角色,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收入的比重。增值税制改革在深化税制改革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将有力地促进经济效率的改善。增值税所提供的税收收入几乎占税收的半壁江山,对这样的税种进行改革,本身就说明它在税制改革中的分量,也是税制改革快速进行的明证。
增值税制改革难度本来就不小。改革必然涉及利益格局调整,而且改革方案的选择,也需要专业的支撑。增值税制改革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决定了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全面试点能够推开,本身就很不容易。一些在方案设计中可能没有注意的问题也可能在试点中暴露,从而为改革方案的完善争取时间,为改革的正式实施提供更充分的支持。
增值税制改革的难度非常大。全行业覆盖的增值税制就不容易设计。金融业增值税制有大量的难题需要克服。增值税制改革遇上积极财政政策,又逢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方案的设计,就不能不考虑更加复杂的外部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聚焦在“减税”上。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是实实在在的减税,是不会有任何争议的减税。其他的减税就要表现在进项税额扣除的范围确定上,表现在税率的确定上,为了试点的平稳进行,改革选择了行业税负不增加的约束条件。这就给“营改增”全面试点出了一道大难题。
行业税负不提高不等于具体企业税负不提高。但是,毕竟所有行业税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企业税负所组合而成的。全面试点方案显示出过渡性的规定,无一不注意行业税负的前后衔接,是在尽可能保持平稳的状态下,顺利推动“营改增”工作。无论从税率的选择,还是从征收率的设定,这种设计思路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行业税负不提高既是“营改增”全面试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中减税政策的重要内容,又是改革争取社会全面支持的前提条件。但是,为此所设计的改革方案难免复杂,也意味着未来增值税制改革有着较大的空间。
“营改增”全面试点的顺利进行离不开良好的税收征管工作。完善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要求国地税部门加强合作但不合并。这种做法较好地解决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但是,有一种客观现实是: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税人由原来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并由国家税务局征收,这大大增加了国家税务局的征管压力。可以说,“营改增”全面试点,如果没有地方税务部门的支持,那么试点的任务是不太可能完成的。
因此,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地税合作,试点的任务才有望完成。毕竟,“营改增”之后,国税部门仅仅是管户就增加了1000多万户,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地税合作,试点任务才能较顺利地完成。试点中,应进一步探索合作的模式与机制,充分调动国税和地税两个部门的积极性。税收征管的改善同时是纳税服务的改进过程,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国地税合作,必须将国税部门熟悉增值税的优势与地税部门对行业更了解的优势综合起来,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营改增”之后,国地税征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需要提上议事日程。试点伊始,国税部门加班加点,精神可嘉。与此同时,地方税务局在行业税收征管上的优势不能充分利用,实际上是征管资源的一种浪费。人随业务走,才是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如果能够推动国地税的有效合作,乃至融合,那么这将大大促进纳税服务效率的提升。“营改增”过程中的纳税服务是专业的公共服务,如果进行得好,这也可以为更进一步的对自然人的税制改革,乃至政府其他部门的改革提供样板。
“营改增”试点后,必须解决好地方政府收入的来源问题
多税率、多征收率才能保证行业税负不提高试点目标的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增值税中性作用的发挥,扭曲了市场行为。在理解这么做的现实合理性的同时,试点之后中国必须加快增值税立法进程,增值税立法应该将简并税率并从总体上降低税负作为重要任务来完成。理想的增值税税率应该只有一档基本税率。考虑到现实的需要,增值税税率仍然可以选择一档基本税率加一档低税率的做法,并选择合理的免税范围。基于亚太地区增值税税率偏低的实际,基本税率最终定为10%左右、低税率定为5%左右较为合理。征收率也应只设一档,定为3%左右。
增值税税负因素仍是增值税立法中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实际税负,而不是名义税负;需要注意的是谁最终承担了税负,而不是名义上是谁在纳税。对于投资者来说,有意义的是资本回报率指标,而不是缴纳了多少税收。行业税负的概念可能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行业税负界限越来越模糊而失去存在的意义。只要是社会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税负转嫁的可能。税制改革需要密切关注税负转嫁的条件,将增值税立法与市场繁荣更好地结合起来。增值税立法当在释放市场活力、增进市场繁荣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营改增”全面试点,必须解决好地方政府收入的来源问题。有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就必须有完善的地方税体系。营业税本来是地方第一大税种,“营改增”之后,营业税消失了。地方政府收入所出现的缺口必须得到弥补,否则这可能影响地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营改增”试点初期,可以将新增增值税收入作为地方税,但是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试点时间的拉长,再这么做的后遗症越来越多,地方和中央争夺税源的问题可能越发突出,对中央税收收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事实上,一部分营业税收入本来是中央的,将新增增值税收入作为地方收入,也是不合适的。在整个分级财政体制未动之前,通过提高地方的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是必须的。有人担心因此而导致市场分割并进而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短期内的问题需要短期解决方案,否则过渡期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全局问题的无解。增值税收入中央和地方五五分享规定的出台,是务实的。不同地区受此规定的影响不同,对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改革必须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国是一个大国,更应该如此。需要说明的是,当下的增值税收入分享还只是过渡期的做法。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划分,更为稳定的财政体制,这还需要结合整个税制改革和其他财政制度改革的进程综合设计。
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 培育发展新动能
培育发展新动能,必须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重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是多措并举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简政放权方面,公布各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实施网上并联审批,加大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力度,继续推进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国企改革方面,出台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实施意见,继续推进10户试点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向社会再集中推出40个PPP示范项目。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争取国家投贷联动试点,积极推进县域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引导推动“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农村体制改革方面,继续推进县镇综合改革试点,完成镇村综合改革任务,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抵押贷款试点。统筹城乡改革方面,抓好高陵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支持眉县等11个县开展省级新型城镇化改革试点,开展大柳塔等小城市培育试点。商事制度改革方面,探索“证照分离”改革,研究“双告知”制度落实措施,出台简易注销程序有关改革政策,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改革。价格体制改革方面,制定出台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抓好电力、医疗服务、公办高校等价格改革,全面落实居民生活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
二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管理创新,选择30家科研院所推广复制西安光机所、西北有色研究院科技创新模式,加快西安交大科技创新港建设,打造一批院所引领型的创新产业集群和孵化基地。深入推进西安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以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为主攻方向,开展管理、模式、体制、机制等全面创新改革先行先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西安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采取“核心区+托管区”发展模式,构建关中区域创新示范带。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再组建5个左右产业技术联盟。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园区、高校、科研院所等建设孵化创新平台,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模式,办好“双创周”,促进“创途在西安”、西安北航科技园众创空间、西安众创示范街区等发展,把西安高新区建设成为全国“双创”示范基地。
三是着力开创“一带一路”建设新局面。抓好西安港、航空城和新筑铁路物流集散中心建设,完善口岸基础设施,落实国际航线补贴政策。加快整合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争取自贸试验区早日获批。推动陕韩产业合作园区、中俄丝绸之路创新园、中吉空港经济产业园、中意航空谷、中以创新示范园等建设,波音“绿飞机”完工中心落地。以打造“五个中心”为引领,加快建设“一带一路”项目库、人才库、数据库建设。按照“内引外联、东进西拓、南下北上”的思路,全面拓展开放广度和深度。联合东部产业园区开展共建、托管等连锁经营,积极申请设立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分类推进能源化工、有色冶金等10个领域国际产能合作,拓展“海外陕西”发展空间。实施名牌地产品出口孵化振兴工程,新增进出口企业1500家。
四是着力做好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防风险等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化解过剩产能。抓紧制定并实施产业重组、“僵尸企业”处置方案,出台化解过剩产能实施意见,通过严格环保、能耗、技术标准,加大过剩产能化解力度。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重点包括降低制度易成本、人工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企业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积极化解房地产等库存。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鼓励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地举家落户,扩大有效需求,以西安、榆林、铜川为重点,消化房地产库存。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注意积极消化煤炭、有色金属、粮食等库存。同时,重视防范局部政府债务风险,对互联网金融加强风险预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全力打造经济升级版
坚持存量调结构腾空间、增量优结构扩空间,加快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重塑陕西产业新体系。
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口粮安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4600万亩、总产量1200万吨左右。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组织实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经营体系发展。在猕猴桃、苹果、茶叶等优势领域,依托龙头企业和示范园区,实施“互联网+农业”行动计划。发挥杨凌示范区先进适用技术倡导者、先进经营模式引领者、农业走出去开拓者的作用,促进特色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二是促进工业稳产升级。开展消费品供给、降企业成本、制造业升级三个专项行动。科学合理确定石油、煤炭产量,不断开拓销售市场。扩大天然气产能和下游产业。加快建设神华榆林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华电榆横煤制芳烃等一批深度转化项目,加速推动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稳住基本盘,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装备制造、有色冶金、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推进一批千亿元产业集群建设。稳住基本盘,实施150个技改项目,对技改项目按税收贡献增量以奖代补。抓住棚户区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等重大机遇,支持钢材、水泥等建材企业加大对接力度。继续推进省内直供电、直供气应用,做好300个新增产能重大项目跟踪服务。
三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继续扩大三星项目效应,加快推进我省集成电路、高纯度电子级硅材料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加快中兴、酷派智能手机、8.6代液晶面板等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强生全球供应链项目建设,构建全国高水平针剂和疫苗生产基地。以新舟700、通用飞机、无人机、北斗卫星导航应用平台项目为牵引,推进国家民机试飞基地、汉中航空智慧城等建设。加快3D打印及智能制造研发和产业化,在数字化设计、快速成型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发展钛及钛合金、镁锂合金等新材料,加快构建核心产业链条。
四是推动服务业上档升级。积极发展研发设计、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制造业服务化等生产业。出台促进生活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加快培育新供给新动力的实施意见。加大力度支持航空运输、文化创意、品牌服务、众创众筹等十大服务业新业态。全力打造“三网两港”核心骨干物流体系,支持西安国际港务区建设陆路物流大通道,建成国内一流陆路口岸,支持西安航空城试验区发展航空服务业,构建货运航线网络,打造中国“孟菲斯”,支持安康建设综合交通物流枢纽,打造“秦巴明珠”。加快推动物流信息化发展,构建便捷高效的物流配送网络。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快丝绸之路风情城、岐山周文化景区、黄河壶口文化景区等旅游项目建设,积极构建以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风情体验旅游走廊。启动渭北旅游小火车轨道项目建设。支持西咸新区能源金融贸易中心加快建设。大力发展网络经济,实施“互联网+”计划,积极创建国家网络经济示范区。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抓住国家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的重大机遇,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提高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一是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建成黄陵至延安、韦庄至罗敷等高速公路,确保西安地铁3号线通车运营。加快建设宝鸡至汉中等7条高速公路和西成高铁等7条铁路,抓紧西安地铁4、5号线、西安北至机场轻轨及延安、安康新机场建设,开工绥德至延川等高速公路和一批县城过境、干线及贫困县道路改造,启动西安地铁6号线、临潼市域轨道以及西包高铁西铜段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丹凤飞行小镇等一批通用机场。抓紧西安至韩城等城际铁路、西安咸阳机场三期扩建、榆林机场改扩建等重大工程前期工作。
二是完善水利骨干网络。全力推进引汉济渭工程建设,加快受水区输配水干线工程进度;积极实施西咸新区斗门、咸阳亭口等水库及延安黄河引水、渭南抽黄供水等重点水源工程,年内建成延安南沟门水库、西安辋川李家河引水等重点工程;编制完成关中水系规划,启动以打造渭河生态区为核心的新一轮渭河综合整治,实施好渭河全线整治主体工程,大力推进汉江、丹江、延河、千河等重点河流综合治理,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成果。推进引嘉济汉前期工作。
一、准确职能定位,补齐农业供给侧短板
农发行应围绕党和国家“三r”政策,紧紧抓住农业供给侧的基础和高端环节,发挥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的引导作用,解决“低端同质、高端不足”问题,补齐短板,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全力做好粮棉油收储资金供应工作
当前,我国“三农”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粮棉油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任务艰巨。农发行应认真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切实发挥粮棉油收储资金供应管理主渠道作用,有效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二)大力发展政策性中长期信贷业务
农发行应紧紧围绕重点领域和民生工程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一是大力支持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大信贷扶贫支持力度,促进落实国家精准扶贫异地扶贫搬迁要求,促进 “五年计划”脱贫目标的实现。在此过程中,农发行应注重探索培养新的农村投融资主体,构筑新的业务增长极。二是大力支持城乡一体化建设,切实落实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基础设施联通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融合化要求,大力支持新型城镇化、农村路网和生态环境建设,支持涉及棚户区改造和农民集中住房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饮水安全工程等。三是支持农业现代化建设,支持农村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和集约经营。
(三)积极扶持农业科技项目落地
一是通过大力支持高新农业科技专利项目落地,逐步扭转我国专利技术大国、创新产品小国的尴尬局面,引导社会资金回流“三农”。二是突出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重点支持一批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产业关联度高、行业带动力强、落实节能减排政策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基本建设及技术改造,促进企业技术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三是继续加大民族种业信贷扶持力度,助推民族种业发展壮大。
(四)努力做好自营性信贷业务
农发行在改革过程中保留部分自营性业务,既是落实中央“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政策的需要,也是对政策性业务的有效补充。但在具体工作中应注意解决自营性业务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业务趋同化问题。一是围绕县域经济发展,积极探索拓宽、拉长、增厚农业全产业链,选择部分管理能力强、盈利水平高、企业信誉好、产品销路好、就业吸纳力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给予信贷支持。二是支持一批具有区域性特色和产品特色的农产品物流,特别是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加快鲜活农产品的正常市场流通。
二、创新内部管理,增强服务农业供给侧改革内生动力
农发行要想在服务服务供给侧改革中有所作为,就必须从制度建设、办贷流程、风控体系、服务措施等方面进行创新。
(一)制度建设
1. 强化制度建设机制。一是统一制度管理。总行成立制度委员会,由法规部门承担委员会办公室职责,职能部门草拟制度,提交法规部门统一把关,维护制度办法的稳定性。二是理顺内设部门关系。按照相互制衡、统一协调原则,科学划分各部门、各层级职责、分工和权限,各部门从全局出发,围绕共同目标,优化业务流程,实现各项制度无缝衔接。三是建立专家咨询论证机制,使制度更具科学性、系统性,提高制度的权威性。
2. 建立特色制度体系。一是创新制度。农发行应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创新特色制度体系,使之符合国家农业政策落实要求及自身业务特点。二是整合制度。将现有制度按照政策性和自营性业务整合形成两大类“基本制度”,在此框架内制定产品制度、操作流程等从属类制度。在产品制度方面,将内容相近的进行整合,尽量简便操作。三是适度下放制度制定权限。总行应按宜粗不宜细原则制定产品制度,由一级分行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和贯彻意见,二级分行及支行重点抓好制度的贯彻落实。
(二)信贷审批
1. 优化办贷流程。一是推行等级行管理模式。根据各行领导班子状况、员工素质、管理能力、盈利水平、地域经济发展现状评定各行等级。二是完善授权模式。根据各行等级,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完善差别转授权评价体系。合理设计授信品种和方案,对企业具体授信品种不再做出限制性规定,方便基层行灵活操作。三是改进授、用信管理。对流动资金贷款,充分发挥授信对客户融资风险总量的控制作用,实行“严授信、宽用信”;对中长期贷款,由单笔用信审批转变为审批授信总量,贷前条件及用信由企业和经办行落实。四是充分运用客户分类成果。明确运用客户分类管理成果的要求,实行区别办贷,提高高端客户对农发行的忠诚度。
2. 推行合并工作法。一是合并评级、授信、用信调查,不再按年度单独进行评级、授信。根据企业需求,将评级、授用信调查一并进行,节约工作时间。二是实行贷款调、审查平行工作法。每笔贷款调、审查同时进行,各有侧重,调查人员在坚持真实性原则基础上,努力探寻和把握贷款的合规性及可行性;审查人员在坚持合规性原则基础上,努力确保贷款的真实性,最终达到统一,提高办贷质量。
3. 改进办贷方式。一是建立客户培育制度。培育期间重点观察了解客户运行情况、搜集客户资料,在此期间不得发起流程,一旦培育成熟发起流程则不得随意终止。如此规定可大大缩短办贷时间。二是缩短办贷链条,减少办贷环节。贷款均由营销行直接向有权审批行申报,中间环节只转报不审核,有权审批行受理后派员进行现场调、审查并上会审议及审批。三是简化续贷程序和资料。续贷客户特别是经营状况与上年持平或向好的客户,采取关键数据表格式审查,不再按新营销贷款进行审批。
(三)风险管控
1. 健全内控机制。一是加强合规管理,防范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从严处理不尽职特别是内外勾结、弄虚作假问题,严格流程管理,确保在流程操作过程别是关键环节不出现瑕疵。二是坚持从严治行。对一般性问题,采取违规积分和经济处罚措施。对因失职渎职造成的严重违规问题和违法违纪案件,实行一案双查、双向问责,发挥案件惩处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三是加强检查监督。加强专业条线检查和内部审计再监督,确保风险管理制度和防控措施落到实处。坚持查防并举、关口前移,加大对易发违规问题和风险案件的重点领域及关键环节的排查力度,强化问题整改,排除风险隐患。
2. 完善审贷分离机制。一是真正建立前、中、后台制衡机制,促进农发行可持续发展。二是建立专职信贷调查、审查、放款中心,使调查、审查、放款三个环节脱离相关部门的制约与影响。三是调整现行贷审会成员组成结构,平衡贷审委成员数量,实行部门回避制和聘任行业专家评审制,防止对贷款项目可行性的过度解读和投票倾向。
(四)普惠金融
1. 调整准入门槛。一是对粮棉油收储客户维持或适度降低准入门槛,不断扩大粮棉油收储贷款规模,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对政策性中长期贷款及科技类贷款客户,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大幅降低准入门槛,促进国家政策、科技专利尽快落实和转化,同时也为商业性金融机构进入奠定基础。三是对自营性业务进一步提高准入门槛,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措施,保持客户稳定。四是探索新型经营投融资主体进入门槛,特别是应探索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走出去投融资主体进入门槛设置标准,扩大农发行信贷支农领域。
2. 支持政府及企业降低债务成本。一是支持政府债发行工作,减少政府经营成本,减轻政府还债压力。二是对收储类客户、政策性中长期贷款及科技类贷款客户停收中间业务费用,努力降低其融资成本。三是对自营性客户根据信贷资金成本计收中间业务费用,使其在农发行融资成本与在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持平或略低。四是将贷款企业保险业务改为柜台业务并自愿办理。
3. 实行优惠利率。一是对政策性中长期和科技类企业贷款,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贷款价格。二是对具有高成长性、实行转型升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基建及技改贷款适度下浮贷款价格。三是对自营性贷款按照人民银行颁布的基准利率确定贷款价格。
4. 延长贷款期限。一是对储备贷款,可以按储备期或轮换期确定贷款期限。二是对政策性中长期贷款按照项目周期,结合当地财政收支状况合理确定并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对现金流能够全部覆盖贷款本息的项目,以投资回收期确定贷款期限;对有一定经济收益,但现金流不能全部覆盖贷款本息的项目,以投资回收期结合当地财政收支状况确定贷款期限;对无经济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以项目寿命周期,结合当地财政收支状况确定贷款期限。三是对流动资金贷款,加大循环贷款占比。
5. 改进金融服务。一是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结算服务理念。减少控制环节,整合、简化资金使用审批流程和管理办法,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结算需求。利用信息查询平台免费为客户提供结算和账户相关信息查询。二是加快电子化结算渠道建设。开发农发行自己的对公网银系统,方便客户办理资金收支及对账工作。尽快推出银行卡、电话银行、移动办公等现代电子支付和办公产品,实现支付工具多元化,满足客户多元结算需求,提高办公效率。
三、完善配套政策,助推农发行服务农业供给侧改革
(一)经营模式
当前,经济进入L型运行状态,农发行应通过扩大以惠民生为主的扶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棚改、生态治理、土地集约经营等方面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二)资金来源
1. 资本金。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农发行改革方案,农发行将获财政部“返税”式注资这种自助式充实资本金的方式,在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乃至国有商业银行中都是独例,延缓了农发行补充资本金、提高融资以及抗风险能力的进程。可否由农发行向汇金公司一次性借款充实资本金,与此同时,财政部和国税局停、缓农发行缴交利税,由其在一定期限内或由财政部、国税局与汇金公司轧账归还,增强农发行融资和抗风险能力。
2. 央行再贷款及发行金融债。一是以低于商业银行再贷款的利率为农发行提供再贷款支持。二是国家每年核定农发行按略高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平均存款成本的价格发行定向金融债规模,以解决资金成本居高不下问题,为落实中央“普惠金融”政策、贷转债、让利和反哺农业创造条件。
3. 企事I单位存款。充分发挥政策性信贷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实现区域内财政性存款占比与政策性中长期贷款占比相匹配、自营性贷款企业存款占比与贷款占比相匹配,使之成为对农发行资金筹集的有效补充。
(三)外部监管
1. 制订符合农发行信贷业务特点的监管法规。银监部门目前对农发行的监管一是依据《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二是依据农发行自身制定的内部管理制度,直接影响了信贷支农功能的发挥。为此,当前亟须制定《农业政策性银行法》或《农业政策性银行监管条例》,从法规层面固定对农发行的监管内容及方式,即使当前不具备制定上述法规的条件,也应抓紧制定符合农发行业务特点的监管办法,以适应国家关于加大农发行金融支农力度的要求。
当下,说国有企业遇到一些“危机”,这已成为全社会共识:产能过剩大部分在国企,产业结构调整重担在国企,供给侧改革也先要向国企“开刀”。
上市国企如何突围?突围之道还是在于要利用好资本市场。但资本也是“唯利是图”的,当市场走弱,资本跑得比谁都快。那么,改革的钱从哪里来? 一些国企依然“效率低”
此前,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为45.47041万亿元,同比下降5.4%,其中,中央企业同比降幅为7.5%,地方国有企业同比下降2.3%;从实现利润来看,2015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30275万亿元,同比下降6.7%,其中,中央企业同比下降5.6%,地方国有企业同比下降9.1%。
从行业来看,2015年交通、化工和机械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煤炭、石油、建材和石化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降幅较大;钢铁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其中,煤炭行业扭亏为盈,钢铁有色行业继续亏损。
在2015年的国企财务数据答卷中,“地区差异”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地方国企重镇上海, 2015年,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7.1%、18.8%;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9.4%、竞争类企业主业利润同比增长5.8%、资产负债率同比降低1.7个百分点。
观察国企上市公司2015年的数据,不少公司业绩不佳都在于“外部原因”。比如,部分国企面临行业环境的深度调整,大势之下难独善其身,煤炭、钢铁、有色、船舶等是典型。
但一个必须注意的现象是,部分国企的亏损依然是来自内部原因。这说明即便上市,这些国企“效率低”、“人浮于事”等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国企改革不要“走了样”
统计显示,当前至少已有上海、山东、江苏、重庆等25个省(区、市)明确出台了地方版的国企改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国企集团过半的资产将可能上市。
近期,因重大事项停牌的国企上市公司日益趋多,其中,行业传统、业绩不佳、市值不高、转型诉求强烈的国企还出现了“让股引援”的浪潮,即国资股东希望通过协议转让等让渡控制权,引入战略投资者,既实现国资的增值退出,也改善企业的经营。
想法虽好,结果却未必如愿。
东部沿海一家中型地方国企A,本身效益良好,在业内口碑一流。但监管部门却认为,正是好企业才“有资格”参与改革,“长子”必须做好“排头兵”,因此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于是,国企改革成了“改革任务”,但为了改革而改革的改革,却让这家国企根本找不到方向。
欲速则不达。上市国企B,则在改革和转型中吃了不懂行情的亏。为响应改革,B公司首先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转让了旗下资产,美其名曰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不良资产剥离。但在“大口号”之下,合理的资产估值让位于迫切的改革需求,造成了国有资产的“贱卖”。
同样是这家B公司,在明确改革目标后,开始筹划向文化娱乐、VR技术应用等领域转型。问题在于,这家企业根本就没有懂这些行业的人才。作为一家相对传统的国企,在新领域频频踩“坑”。数据显示,B公司的跨行业并购重组,耗资水平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再来看看C公司,在主业不振、转型乏力的情况下,C公司的国有股东萌生退意,希望引进新的股东接手上市公司。最初,国有股东要求新股东必须带来实业注入。
但最终,在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诱惑下,国有股东没能经受住金融资本的高溢价收购诱惑。这家国企最后委身私募资本,此后成为资本的。在没有实业支撑的情况下,原先的知名国企成为一个“空壳”,已面临被再次倒卖的命运。
这三个案例并不能代表所有地方国企,但它们也说明,国企改革不能操之过急。 资本介入需要明确预期
当前,国企已经成为高负债的代名词,利用资本市场推动国企改革,降低国企的负债率成了一种颇有正面意义的选择。因此,在本轮国资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盘活和优化配置,重要的还是要依赖资本市场。
有预测认为,未来几年内将有30万亿元之巨的国有资产进入股市。这部分国有资产将在股市等资本市场,优化配置、实现合理估值。
但如今,资本市场已经风云突变,市场从单边上涨“沉沦”至震荡走弱。弱市之上,资本对国企改革的真实态度如何?
从长期来看,投资国企改革将有不错的收益,特别是一些央企改革试点企业、地方改革标杆性国企,其在所处产业具有强势地位,或者有大量优质资产尚待盘活,投资价值较大。
当前,全球经济转型步伐加快,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速推进,中国正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进程全面展开。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战略,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变,推动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跨越,其中一大关键就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不可否认,在“世界工厂”光环下,“中国制造”或多或少显现出某种尴尬。从“为什么中国造不出圆珠笔珠”之问到各行各业普遍“缺核少芯”的现状,从中国货“价廉质次”的国际形象到国人“海淘”“爆买”现象引发的热议,技术受制于人、质量技不如人的背后,更加需要关注的,是中国产业人才队伍整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巨大的差距。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差距不是一人、一业的差距,而是我国全行业、全产业链工人队伍劳动素质与技能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源质量提升与技术进步。从目前我国人才结构看,高技能产业工人的“缺口”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瓶颈所在。目前,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人员中,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23%,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26.2%,高技能技工仅占技工的不到5%。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严重制约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这方面,最直接的衡量指标就是产品质量。不仅如此,产业工人技术素质偏低会导致企业工艺创新和技术革新缺乏成长的土壤,影响先进技术的理解和吸收、先进设备的操作和运用,阻碍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创新驱动型发展战略的最终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出台专门意见,着力加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正是及时且必须之举。
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首要任务是要创新体制机制,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作为国家人才发展战略实施中的重要系统工程着力推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改革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不适应当前形势的各项制度安排,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