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股权激励方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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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电子商务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关键词】高管 薪酬激励 股权激励 盈余管理 对策
一、高管激励引起盈余管理
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企业所有者追求的股东财富最大化与企业管理者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间存在偏离。由于企业高管对其经营成果并没有剩余索取权，往往其付出与所得并不成正比，因此高管往往并不关注如何尽力提高企业业绩，而是专注于自身薪酬与名声地位。为减少此种成本，企业往往通过设计与高管努力程度挂钩的报酬制度对高管实施激励。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股东很难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因此，衡量高管努力程度仅能从企业绩效入手，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通常为会计指标，而会计盈利指标容易被管理层利用其职权与信息优势进行操纵，且高管可以通过对会计方法、会计估计、会计政策等的灵活选择，即进行盈余管理，使企业盈余指标更符合绩效评价制度期望，从而提升自身报酬。
二、基于薪酬激励的盈余管理
薪酬激励制度将高管薪酬与企业盈利指标相联系，企业盈利指标越高，高管得到的薪酬也越高。国外相关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契约存在上下限约束时，当预期无法达到契约约定下限时，高管更倾向于选择递延收益的会计方法，即洗大澡行为；当预期超过契约约定上限时，高管也会倾向于将本期收益递延到后期，使后期盈利水平更容易达到契约要求；当预期在契约约定上下限之间时，高管则倾向于采用增加收益的会计方法。众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操纵性应计利润与高管薪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薪酬激励构成公司盈余管理的一大动因。
三、基于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
与薪酬激励相对的另一种高管激励手段股权激励也被许多学者证实会引起盈余管理。根据利益趋同效应假说，高管持股使高管得到部分剩余索取权，使高管利益追求与股东利益趋同，减少高管对企业资源的侵占行为，高管努力程度增加，从而减少企业成本。但是，股权激励在促使企业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会引起高管的短期行为与财务舞弊。国外研究表明，企业在利好消息公布前，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在利好消息公布后股价提升，管理层从中获利；抑或在不利消息公布后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避免股价下跌给管理层带来损失。实证研究表明，盈余管理与企业管理层股权、期权激励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期望通过盈余管理提高股价以获取持股薪酬，或将发行股价控制在低水平而为自己谋取私利。肖淑芳等的研究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存在向下的盈余管理行为。
四、对策研究
（一）优化高管绩效评价体系
我国高管绩效评价体系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会计盈利指标，容易刺激高管进行盈余管理以使报酬最大化。因此，现行绩效评价体系应得到改革，由以会计盈利指标为基础逐步向以市场指标为基础转变，由单一指标向多重指标评价体系转变。一方面，市场指标的引入有助于高管减少短期盈余行为而更多关注企业长期利益，使高管利益与股东利益结合起来，从而减少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多指标评价体系可以全面评价高管贡献，降低高管激励引起盈余管理的动机，同时，多指标评价体系可使短期评价指标与长期评价指标并重，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同时得到评价，高管盈余管理行为得以有效遏制。
（二）独立激励设计与考核机构
现代公司管理层的激励设计与授予决策通常由管理层拟定，董事会批准执行。高管往往能利用自身职权与对企业信息的掌控，设计对其有利的激励方案。同时，由公司内控部门评价高管努力程度以进行激励授予时，缺乏独立性。因此，针对高管薪酬激励设计与考核板块，应独立设立不受高管直接控制而直接对股东负责的部门，对高管激励制度进行独立设计、评价与考核，最大程度地保证独立性、公正性与权威性，杜绝由于激励制度引起的盈余管理行为。
（三）加大股权激励比例
尽管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一样会引起高管盈余管理行为，但这种关系并不如薪酬激励显著，同时，相对薪酬激励而言，附有条件的股权制度能够更好地促进高管利益与股东利益相统一，这种附加条件可以是股份锁定期制度等。我国高管股权激励还处于成长阶段，加大股权激励赋予高管更多剩余索取权，在对高管形成长期激励的同时，减少了高管平滑会计利润、递延企业收益等盈余管理行为。
（四）增大高管违规舞弊成本
高管进行盈余管理通常通过粉饰财务报表进行。由于我国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缺失，相关制度安排对投资者保护并不到位，尽管有《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对证券市场形成基本保护，但针对高管责任的相关法规并不完善。这导致相对于高管盈余管理收益与其风险，高管违规进行盈余管理成本较小，收益与成本严重失衡，变相刺激了盈余管理行为，上市公司利润被肆意操纵。针对于此，一方面，证券管理部门应加强监管与法制建设，增大管理层对违规操纵会计报表的责任，使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并重，提高高管盈余管理的法律成本；另一方面，会计事务所作为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应更多关注高管盈余管理行为，增大高管盈余管理的操作成本，从而使股东权益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雷光勇，陈若华.管理层激励与会计行为异化[J].财经论丛，2005(04).
[2]戴云.基于高管薪酬契约视角的盈余管理问题探析[J].商业会计，2011(12).
第2篇：电子商务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库巴网是我很不小心的一次创业，现在回过头看，我们2006年选择在网上卖大家电是个错误—确实有消费价值、利润率比较高、电商（化）也很快，但是这个生意太大了，根本不是我们能做得了的，能力和资源上都做不到。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做的速度非常快，几年时间做到了几个亿，到2012年3月我离开的时候，库巴网的规模已经将近20亿元。 2007年，库巴网销售额为1000万元，2008年为1亿元，2009年为3亿元。2008年年底前，京东已经进行过两轮共3100万美元的融资，把库巴网远远甩在后面。王治全曾对《创业家》这样描述过那个阶段：“订单仍然在增长，只能观赏，没有资金采购。” 和国美的合作很失败
我们生意很大，但糟糕的是，从头到尾基本上只有2008年有净利润，而且利润根本拿不出来，因为生意滚得速度太快了。
2009年1月，库巴网销售额1800万元。我们那时候做电商完全不用考虑市场问题，只要把公司经营好就可以了，但是当你处于这种状态时，你会觉得很痛苦，因为资源跟不上。如果资源大于产出，你相对比较幸福，如果资源跟不上的话，团队压力是巨大的，而且第一次创业，你又没有所谓的光环效应，全靠自己几个兄弟，但是只靠几个兄弟肯定不够。
我们又比较倒霉，因为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全年，VC都关上了大门。2010年上半年，我们决定不再陪VC玩了，选择跟产业资本玩。电子商务必须三个要素来支撑：供应链、资金和流量，而此前百度出手都很失败，腾讯直到2010年下半年才出手，所以我们选择了国美。
跟国美合作的结果大家也知道，去年我们离开。离开是各种综合因素决定的，也是自愿的，对我个人和团队来讲，这是一种幸福。许多创业者都会遇上这样的困境—自己的企业规模起来了，但是问题却很大，过的不是你要的生活，一地鸡毛！我知道刘强东现在的日子绝对不是自己想过的，被架到上面去后，你就下不来了，责任驱使着你痛苦地往前走。
完成并购后，我跟团队的人说：不要想钱的事儿，大家把事情往好的方向去做，完全不要顾及个人私利，也不要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太重，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有好的一面，但可能也是这让我们与整个国美体系格格不入。国美和苏宁这些大企业，是伴随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起来的，创始人的胆识比较高，要求整个体系执行力要超强。大多数员工在这样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中，经过长时间的适应、培养和磨砺，与我们原先思考问题的角度、做事的风格等存在一些差异。我离开国美时，说过是基因不同，也是想说明有些东西很难改变。 没有扛不住的事
像我们团队创业这么苦的，很难找到第二个。我们2006年开始创业，砸了四千万元，不断地砸，连高利贷都借过，按天扣的。我们团队一度半年都没有领过工资，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投入进去，压力巨大。我们发现自己好像确实扛不住了，但是事实又告诉我们，没有扛不住的事。我们跟国美谈完合作，很不幸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当我们意识到快弹尽粮绝的时候，发现自己并没有死掉。
当年我们很多兄弟离职后出来创业，基本上没有成的。他们提出来的口号都是，别人干不行，我们要干的话肯定能挣钱，但现在有几个生意是能一直挣钱的呀？一不赚钱，整个团队就散了。
我们团队还好。亏损的时候，每个月，各地分公司一定会回北京开会。我告诉大家：只要多坚持一天，就一定有希望。另外，我们做的事对社会有价值，让消费者受益，同时推进整个产业链进步，让效益更高，顺应了大趋势应该没错。
到了2011年，当时做电商的兄弟们，只要2010年上半年没有倒下，全部拿到钱了，哪怕一两年的公司，大家基本上算缓过劲儿来了。当然，因为大悲大喜之后又膨胀，他们现在又遇到新一轮的痛苦。 兄弟 被我“毁掉”的兄弟
昨天晚上，我看完电影《中国合伙人》时还和朋友聊，我一个很好的兄弟被我“毁掉”了。
他大学一毕业就和我一起干，能力超强，库巴网就是他一手挑起来的。但一个能力超强和雄心特别大的人，往往特色鲜明，或者说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这样的人你如果用不好，就把他毁了，公司也一样被毁了。这种特质的人做事经常追求极致，也往往会把员工逼到墙角，按说最适合做电子商务零售业渠道了，因为电商成功的第一条就是必须符合低成本法则。如果没有这个竞争优势，你不可能把电商做好，但员工都是人，你过于咄咄逼人，也会有非常负面甚至毁灭性的一面。这一块我放权放得太多了，权限没有界定好，造成公司里面角色定位一连串的不清晰。
某种程度上说，执行力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做事情，没有最优方案。方案只要对了，哪怕效率低一点，一样有个好结果。你的最优方案再优，执行不到位，大家意见不统一，一样会出问题，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核心，让团队之间无条件信任。如果不行，我觉得很难走下去。
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作用放大，觉得自己付出了更多。《中国合伙人》中，假如没有邓超和佟大为扮演的角色，“新东方”照样能成，但是没有“俞敏洪”，肯定不成，因为邓超和佟大为演的角色就是个技术人才，这些人关系到企业够不够优秀，而不是企业的生死。电影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中国合伙人》中，邓超饰孟晓骏，祖父辈皆为高级知识分子，为圆留学梦只身闯纽约，人物原型为徐小平；佟大为饰王晓，是酷爱作诗的愤青和泡妞高手，人物原型为王强；黄晓明饰演成东青，人物原型为俞敏洪。三人共同创办了一家英语培训学校。
而我一直在容忍那个兄弟。后来，我跟朋友聊起这事的时候，朋友说，你要记住，有些人注定是无法合作的。我发现，我们俩真的不是能合作的人。比如，我给他授权一件事，他会认为那个事就是他的事，当我去评判这个事好坏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损害了他的权威、动了他的利益。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公司肯定会出事，不是我走就是他走。
合作者分手后发生的事情，往往令人意想不到，甚至非常失望、非常受伤。我也在反思，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自己的责任也很大，因为我从一个打工者转变为老板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怎么去做老板，没有意识到老板的责任。当我已经是公司最大的股东时，还总是希望依靠别人，希望别人能够帮我分担责任，尽我的义务，然而这个义务不该别人尽，责任也不该别人扛。你既然对别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会造成别人的心态发生巨大变化。 感悟 没有合伙创业这一说
我觉得就没有合伙创业这一说，创业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创业。如果在某个公司，你是一个所谓的合伙人，你就做好听话的准备，一定要服从别人。
如果你真的把别人当成合伙人，那你就傻了。我很赞同史玉柱的做法，我觉得他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他看透了核心团队的组建问题。《中国合伙人》里最糟糕的情节就是“俞敏洪”最初太把别人当哥们儿了，但是没有人是你真正的哥们儿，在每个事情上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哥们儿。所谓的价值观一致也只是相对的事，你不要把价值观一致放大到利益上去考验他，否则随着差异体现出来，关系必须完蛋。就像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一样，每个合伙人一定要厘清自己的定位，没有人跟你一条心。 合伙人不是你身体的延伸部分，永远不要想完全控制别人，或者让别人跟你一条心，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谓的合伙人是有限的。首先，要看清楚，合伙人不是你身体的延伸部分，永远不要想完全控制别人，或者让别人跟你一条心，那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尽可能把兄弟感情放到工作中去，把残酷的一面放到制度中去。这个制度一定要写死，不能用感情代替制度，或者用感情代替现实的利益划分。就像分鸡蛋的故事一样，A不吃鸡蛋，每天把鸡蛋给B，结果来了C，A把鸡蛋给C，B就不干了，觉得你为什么给C？利益也是一样的，你可以适度给一点，但是千万不要形成惯性。公司一定要想清楚谁是不可或缺的，谁是最重要的，谁是付出最多的。为了公司长久发展，该谁利益分得多，就谁分得多。
永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合伙人，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不然的话就没法玩。 不要画股权的饼 柳传志也反对企业在创业早期实施股权激励，他说，给股权实际是因为舍不得给人高工资，被激励人并不认可其价值。而股份如果卖给风险投资公司，得到的钱会高得多。
有一个兄弟，现在做艺术品做得不错，前两天跟我见面聊到合伙人的问题，问我如何用期权和股权激励。我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不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希望别人跟你一条心？但是你用股权和期权真的能降低成本吗？
创业者与其给别人画一个看不见的饼，不如尽其所能关心别人一点。钱不一定是唯一解决之道，每个人的需要是不同的，有的人需要你的尊重，有的人希望跟你的关系走得更近，有人希望更八卦一点，比如开会宣布的事情提前5分钟告诉他，他就会很受用。每个人的差别是很大的，与其画饼，不如好好琢磨一下骨干员工到底需要什么。就像《中国合伙人》里，成东青送给孟晓骏一套别墅的时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方要的是尊重，于是成东青帮孟晓骏冠名了一个实验室。
第3篇：电子商务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更让人惊叹的是，在不到4个月时间里，公司一笔3亿元、年化收益率18%的信托投资就获取了原则上一年才会有的收益；而一笔无从查阅、来去匆匆的千万元坏账转回，让瑞茂通2014年一季度实际上已经萎缩的净利润看上去仍旧强劲增长。
瑞茂通高超的净利润调节术，是否能够让其继续安然度过2014年的业绩考核呢？
年终大额补贴助力业绩达标
2012年8月，瑞茂通向ST九发注入核心资产，实现曲线上市。彼时瑞茂通承诺，所注入资产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将分别实现3.77亿元、4.44亿元和4.89亿元的净利润，否则将按利润差额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2012年12月，瑞茂通股权激励方案草案修订稿，考核指标改为2012-2014年净利润分别达到3.8亿元、4.5亿元和5亿元，且是以扣非后的数据为准，但与业务经营相关并在营业外收入中列示的政府补助不予扣除。
然而，《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发现，正是借助于政府补助，瑞茂通才得以完成2012年和2013年的业绩考核目标。2012-2013年，瑞茂通扣非后的净利润分别为3.25亿元、3.87亿元，分别较考核目标数额低5500万元、6300万元；但同期瑞茂通获得的政府补助分别为7172万元和8152万元，成为助力瑞茂通业绩达标的关键因素。
从2013年年报的“政府补助明细”可以看出，2012年，瑞茂通的政府补助主要来自于浙江宁波、江苏泰州和青海西宁等地，2013年的政府补助主要来自于山东烟台、青海西宁和那曲等地，瑞茂通在这些地方设有子公司或孙公司。
蹊跷的是，瑞茂通2013年10月刚成立的一家孙公司烟台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烟台瑞茂通”），2013年当年就取得了烟台地方财政资金奖励4200万元，占2013年瑞茂通政府补助总额的51%。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2月18日，瑞茂通公告称，12月16日，烟台瑞茂通以15065万元竞得烟台市国土资源局挂牌出售的一宗9万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对此，瑞茂通董秘张菊芳表示，公司注册地在烟台，补助款属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这种年终突然获得大额政府补助的现象在2012年也同样出现过。2012年12月31日，瑞茂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西宁德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近日分别获得政府补助1095.44万元和2152.405万元，合计达到3248万元，占2012年全年补助总额的45%，全额计入2012年营业外收入。
假如瑞茂通没有在2012年末和2013年末的关键时点收到上述政府补助，其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任务就无法完成，这不得不让投资者对其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产生怀疑。
收益超高的信托投资
2013年12月5日，瑞茂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下称“那曲瑞昌”）拟以自有资金3亿元购买国民信托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36个月，预计年化收益率18%。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2013年年报当天的2014年3月25日，瑞茂通在理财产品转让公告中披露，2013年12月26日，那曲瑞昌在未作披露的情况下已将1亿份理财产品以1180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浙商汇悦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浙商汇悦”）。而就在3月25日，经董事会决议通过，那曲瑞昌将剩余2亿份理财产品以23600万元的价格再次转让给浙商汇悦。
这意味着，原本计划经过1年投资才能得到的收益，瑞茂通不到4个月就实现了，真实年化收益率超过54%。按正常逻辑，浙商汇悦敢于接盘，意味着该理财产品极具投资价值，年化收益率应远超54%。既然如此，瑞茂通为何又急于出售理财产品呢？张菊芳表示，转让时一方面公司需要现金，一方面浙江汇悦有低成本资金，价格也符合对方接受的标准，交易符合相关规定。
工商资料显示，浙商汇悦成立于2013年5月10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人代表陈越孟，股东分别为湖南中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浙江浙商创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易和纺织品有限公司，进一步查询发现，这些公司全部为私人公司，股东都是自然人。
百度百科显示，陈越孟为浙江浙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1969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有数例投资企业成功上市的经历。
且不论浙商汇悦最后的投资回报是否能如其所愿，瑞茂通在第一次转让理财产品时没有任何公告，已经违反其自身制定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之（一），即购买或出售资产属于应披露交易范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理财产品转让产生的1800万元收益已经计入2013年的“投资净收益”，相当于2013年净利润的3.8%；第二次理财产品转让产生的3600万元收益随后计入了2014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净收益”，相当于2014年一季度净利润的32.4%。
主业不振 布局金融业
2014年一季报显示，当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4.4%至16.4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1.6%至1.11亿元。从表面上看，瑞茂通一季度营收和盈利均表现强劲，但当季度转让理财产品获得的一次性投资收益3600万元，比较扣非后净利润更为恰当。根据一季报，2014年一季度扣非后净利润为7953万元，略低于2013年一季度的7995万元。
此外，2014年一季度，瑞茂通的营业总成本中还有一项金额为负的“资产减值损失”。一季报并未对该项转回的资产减值损失进行说明，但根据之前年报披露的信息，瑞茂通的资产减值损失均来自坏账损失（如应收账款），其中2012年坏账损失为67万元，2013年为1161万元，两年合计1228万元。而2014年一季度瑞茂通转回的资产减值损失达到1186万元，意味着其几乎把前两年已经认为无法收回的坏账都收回了。
但这部分失而复得的收入并非是在2014年一季度期间创造，如果再扣除这部分收入，2014年一季度瑞茂通实际产生的净利润仅为6767万元，较2013年一季度的7995万元下降15%。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一季度，瑞茂通的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加，净利润缩水表明公司实际的销售净利率严重下滑。计算可知，2014年一季度，其实际销售净利率为4.12%，而2013年一季度为7.04%，同比下滑近3个百分点。2014年一季度，公司毛利率为15.15%，基本和2013年一季度持平，净利率的下滑应归因于增速较高的销售、管理和财务费用。
另外，令人疑惑的是，2013年末，瑞茂通的应收账款较2012年末翻番达到9.11亿元，而计提的坏账准备几乎没有增加，数额也没有超过60万元（坏账准备比率0.06%）；其他应收款增加1.86倍达到1.78亿元，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1.28倍，数额不超过50万元（坏账准备比率0.24%），两项坏账准备总额未超过100万元。
但在解释2013年坏账损失为何较2012年增长16倍达到1161万元时，瑞茂通却称是由于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增加，但年报中却没有关于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以外任何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说明，多出来的1060多万元坏账准备无从查阅。而且，2014年一季度1186万元坏账失而复得，千余万元的坏账损失可谓来去匆匆，但对敏感的利润指标已经产生影响。
张菊芳表示，公司报表经过专业会计师审计，相信不存在问题。主营煤炭供应链管理的瑞茂通一直因为其毛利率远超其他煤炭贸易企业而备受质疑。瑞茂通解释称，掺配、加工等处理业务使其一般贸易运输业务有所增值，而且在会计处理上运杂费被列入销售费用，不像其他企业放在营业成本，导致毛利率较高。然而，这些解释仍不足以令人信服：如果真那么赚钱，为什么其他煤炭贸易商不开展同样的业务？
第4篇：电子商务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上市公司：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李新宇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鹰、
周玉英（合计持股48.71%）
从无线增值到移动教育的重心转移
拓维信息公司属于计算机应用服务类行业，主要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包括：电信、烟草行业系统集成服务，无线增值服务，教育培训服务。201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1%；由于为战略发展加大了投入，同时摊分股权激励成本，全年实现利润总额8926.4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1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6620.96万元，较上年下降40.21%。
2011年，公司在电信增值业务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受到产业上下游的挤压，无线增值业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增值业务收入严重下滑。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系统集成及软件业务收入1.02亿元，比上年减少21.49%，毛利率比上年减少3个百分点；无线增值服务收入2.70亿元，比上年增加18.59%，毛利率比上年减少7.13个百分点。从主要子公司情况来看，主要经营增值电信、咨询服务、网络游戏开发等业务的湖南互动传媒有限公司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13701.6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701.69万元，主营业务利润7535.06万元，净利润同比下降24.78%主要系传统增值业务下滑所致；主要经营卡通网站的筹建和互联网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的湖南米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1101.05万元。
2011年，公司通过布局移动教育领域，积极发展移动互联网产品，移动教育产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983.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69.44%。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公司开展产品跨界创新，将动漫与旅游跨界融合，打造精品；以影视剧《我的青春在延安》为依托，开发系列产品，打造红色主题精品的能力逐步提升。同时，公司充分发挥渠道优势，在各省深化运营商合作关系，签订15个省的支撑合同，形成全面的支撑格局，全年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营业收入8274.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07%。
拓维信息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国内移动互联网行业具有影响力、名列前茅的公司。公司通过教育三大核心业务的互联互通，打造“教育与移动互联网交叉领域的第一品牌”；在文化创意方面，以手机动漫为重心，打造全媒介、全运营的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全新、全龄、全赢”的发展愿景；在软件方面，沉淀技术经验、加大研发投入，打造可复制的信息化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 “产品 + 平台 + 运营”的优质服务；在移动电子商务方面，公司将借助渠道优势，进一步拓展电子票务市场，力争打造电子票务界的“携程网”。
2012年，公司将保证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业务收入，扩大文化创意产业、移动教育产业的业务规模，继续探索移动电子商务新模式，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加强公司治理，提高内部管理水平，注重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的塑造，继续完善公司管理体系建设，加快公司向移动互联网服务企业的转型。公司多年来在整合动漫产业上下游合作方及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上取得一定成绩，动漫大赛更为整合业界资源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公司作为中国移动手机动漫基地运营支撑方，目前已建立优秀的运营支撑团队，并构建了面向全国的分省运营支撑体系。作为国内动漫龙头企业，公司参与了国家手机动漫用户服务标准的制定工作，引导动漫产业更好地发展。
链接
众文化类上市公司争抢动漫一杯羹
杭州宋城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宋城股份，股票代码：300144）主营业务为主题公园和旅游文化演艺的投资、开发和经营，主要业务板块包括了文化类主题公园宋城景区（核心产品为旅游文化演艺节目《宋城千古情》）和游乐类主题公园杭州乐园。宋城股份多年来提供杭州动漫馆作为中国国际动漫节的举办地，并从中收取展位租赁费和活动门票费。2011年，杭州动漫馆门票收入为592.38万元，比2010年的787万元减少了24.71%。由于从今年起，杭州动漫馆不再作为中国国际动漫节的举办场馆，宋城股份正在将其改造建设为大型动漫乐园——“烂苹果乐园”，倾力推出覆盖青年和儿童市场，以科技文化为核心、浪漫温馨为主题包装的全新的动漫乐园，并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度投入运行。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高乐股份，股票代码：002348）致力电子电动塑胶玩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电动火车、线控仿真飞机、机器人、电动车、女仔玩具及磁性学习写字板等诸系列，为市场提供科技含量高、品质优良的玩具产品。2012年，公司将在进一步加深与已签约的全球加菲猫卡通形象合作的同时，洽谈合作新的卡通形象以便扩大授权玩具的市场份额。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时代出版，股票代码：600551）是国有大型出版传媒企业，控股子公司包括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安徽美术出版社等，并投资于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有129 种图书366 次登上各类排行榜，《淘气包马小跳（漫画版）》《动画中国》《中国红》《经典天天读》等一批畅销书脱颖而出；《三国演义（漫画版）》《戴震全书》《梅兰芳藏名家书法集》等200 多种精品出版物荣获省部级以上优秀图书奖。不断涌现的优质获奖图书，受到广大读者认可的畅销新书，凸显公司在出版主业有作为、有品牌、有影响。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皖新传媒，股票代码：601801）的主要业务包括教材销售、一般图书销售、音像制品销售、文体用品及其他、广告业务等。根据“十二五”发展战略，公司积极推进新技术与传统业务融合和“文化走出去”。目前，已与国内外相关行业的一流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将通过股权、技术、业务等多种合作方式，进入数字教育、现代物流、动画及衍生品制作领域。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舟文化，股票代码：300148）主要业务为青少年类和社科类图书策划与发行。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天舟华文俪制传媒有限公司2011年营业收入为3253万元，比上年减少922万元，净利润为206万元，比上年减少874万元。主要原因在于该公司改变经营策略，主销动漫等少儿类图书，减少教辅类图书的销售，导致营业收入同期减少922万元，并影响到净利润大幅减少。2011年3月10日，公司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江苏凤凰天舟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490万元，占49%），主营业务为网游、动漫、影视类图书和新媒体产品的开发，充分借助互联网、影视媒体全面开发原创图书的商业价值。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南传媒，股票代码：601098）主要业务包括出版、发行、物资、印刷、报媒等。公司旗下拥有全资子公司湖南天闻动漫传媒有限公司，并与日本角川集团合资建立了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现代动漫关键性技术开发与“大动漫”支撑体系建设》项目获得政府扶持资金195万元。公司提出要打造以动漫和游戏为基本功能的青少年娱乐服务平台。推动天闻角川打造更多更好的动漫产品；物色国内优秀的社区游戏和SNS 网络公司进行战略合作，进一步重组和丰富公司以青少年人群为主要对象的动漫游戏产业链。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地传媒，股票代码：000719）的主要业务包括出版业务、物资销售业务、印刷业务等，控股子公司包括海燕出版社等。2011年，公司以高档儿童画册、动漫和优秀少儿电子出版物为重点，以引进国外优秀青少年读物和开发智能型出版物为新的开发领域，加快推进实施精品战略，“小兔汤姆”系列、“棒棒仔系列”、“生态图画书系列”等绘本产品线，“漫画国学系列”、“漫画古典文学系列”、引进版“杰米历险记系列”等漫画系列产品线，巩固和壮大了在少儿出版领域的领先地位。
第5篇：电子商务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一）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以转变发展理念为牵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确保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为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一流的营商环境。
1、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全力营造“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务环境，力争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服务效果最佳省份。清理规范审批事项，按照“合法、效能、责任、监督”原则，加大对审批事项的梳理、规范和清理力度；建立健全审批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推行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制度，切实解决互为前置、权责脱节和多头审批等问题；按照“整合资源、共享信息、统一平台”的原则，以电子政务应用为先导，以工商网上办事系统为突破口，探索实行“一证多用”、“一证通用”电子认证服务系统；加快推进电子审批平台建设，制定网上审批规范和流程，实现网上公开申报、受理、查询、办复，全面推行证照电子化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
2、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按照“非禁即准”、“非限即许”的原则，通过第三方机构评估制定“负面清单”，并以条例、法律的形式，大幅放宽民营资本进入限制。制定支持民间投资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的具体实施意见，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投资风险”的投资运行机制，推行特许经营管理模式，探索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选择投资主体，支持民营资本公平竞争进入相关行业和领域。设立民间资本投资项目库，形成向社会公开推介项目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公平竞争机制，使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3、建立规范透明法治环境。树立良法善治理念，加快建立符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能够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营商法律体系，打造公平公正、规范透明的法制环境。加快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深化权力内控机制建设，加大权力运行监督力度，推行涉企收费公示制度。建立民营企业法律帮扶机制，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行为，整顿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密切跟踪调控和监管的新思路新方法，积极推进第三方监管机构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建设，探索大市场大监管模式。
（二）着力培育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按照培育一批、引进一批、扶持一批、壮大一批的思路，完善政策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加。
1、培育一批市场主体。强化创业载体和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实施民营市场主体倍增计划。一是实施民营企业倍增计划。设立自主创业奖励资金，定期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对创业典型进行奖励，营造浓厚的创业氛围。实施“扶持创业行动计划”，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放大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创业投资机构，扶持一批省级重点创业投资项目，培育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的初创期企业。二是加强创业载体建设。加大省市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支持力度，综合采用拨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每年评估认定20处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创业示范园区，优先保障创业基地用地供应，对创业基地创办3年内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租金补贴。三是构建完善的创业服务体系。加强创业服务平台建设，为创业者提供项目信息、政策咨询、流程指导、风险评估、技术支持、融资援助、跟踪扶持等“一条龙”服务。依托院校、企业、园区等，给予培训补贴，完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开展创业教育和订单式培训。
2、引进一批市场主体。构筑高效招商合作平台，打造投资乐土，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汇聚山东创业发展。一是打造公共招商平台。整合招商信息资源，建立重点行业骨干企业信息资源库，构建统一、开放、规范、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完善招商引资激励机制，积极引进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园区招商、科技招商、网络招商、展会招商、旅游招商等，着力引进一批有利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绩优型、科技型、旗舰型企业。二是实施“鲁商回归”工程。建立针对全球鲁商商会的信息库和重大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使全球鲁商及时了解掌握山东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优惠政策，吸引鲁商回归创业；每年召开一次全球鲁商商会联谊会，在鲁商密集的地区开展驻点招商，加强宣传推介，鼓励鲁商回乡投资创业。三是实施省外商会“引凤”工程。建立与驻鲁商会常态化联系交流机制，成立由省领导挂帅、有关部门参加的联络服务小组，发挥其宣传山东、招商引资的作用；制定驻鲁商会招商引资奖励办法，每年召开总结表彰大会，重奖在“引凤”工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商会。
3、扶持一批市场主体。针对中小民营企业受市场波动影响大、承担风险能力弱的特点，建立健全帮扶机制，帮助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健康发展。一是实施危困企业救助工程。通过电子政务平台建立企业呼叫系统，对因资金、技术、人才等制约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纳入重点帮扶困难企业名单，制定一企一策扶持办法，开展一对一服务，帮助企业走出困境。二是支持危困企业转产转型转移。在符合城乡规划的前提下，对“退二优二”就地转型发展企业，其土地用途不改变的，各地可按该企业当年经法定评估机构评估的生产设备净值价，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对腾出的排污指标，可实行有偿收储。对“退二进三”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退出企业，经认定符合城乡规划、环保、产业发展等要求的，对原土地在依法补偿的基础上，可再给予一定的奖励。对因成本因素需要转移的企业，搭建合作平台，鼓励在省内转移，最大限度减少市场主体退出数量。
4、壮大一批市场主体。着力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做强一批中小企业，加快推动“个转企”，形成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中小企业紧密配套的市场主体结构。一是着力培育龙头企业。设立大型骨干民营企业名录，将年营业收入超50亿元的民营企业列为省重点培育对象，鼓励发展总部经济，制定大型民营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资产重组的扶持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省级重点项目的建设，加强与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的合作，提升产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二是提高中型企业的协作纽带效应。支持现有中型企业扩大产业规模，鼓励生产相同产品的小企业通过经营权和资产转让、联合并购等方式实现兼并重组，使其尽快成长为中型企业，在接受核心骨干企业辐射带动的同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辐射带动能力的新节点，充分发挥承上启下、聚散调节的重要作用。三是实施小微企业成长行动计划。搭建融资平台和担保平台，帮助小微企业扩张资本、扩张规模；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政府采购力度，对高新技术产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开展小微企业集合债券发行试点工作，增强小微企业融资能力。制定技术、信息、资金、市场网络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支持大中型企业加强与关联小微企业的协同联动。四是实施“个转企”工程。建立“个转企”重点培育库，全面掌握个体工商大户的经营状况，在税收优惠、收费减免、融资服务等方面制定个性化的扶持措施，支持个体工商户升级为企业。设立提供“个转企”咨询、指导及业务办理的绿色通道，落实配套政策，优化服务环境，开展政策宣讲、法规讲解、登记答疑等舆论宣传，引导个体工商户升级为企业。
（三）着力提升民营企业整体素质。着力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完善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机制，放大名牌的带动效应，夯实内生发展动力，全面提升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导民营企业以股份制改造为重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创新民营企业经营模式，提升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水平，促进民营企业向科学化、现代化管理方向发展。一是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开展民营企业股份制改造规范试点，加强政策倾斜，在费用减免、手续简化、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支持，引导民营企业推进多种形式的股份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推动民营企业由传统家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搭建平台，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引入资本雄厚、技术实力强、品牌价值高的战略投资伙伴，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提升发展素质。二是创新企业经营模式。顺应现代企业扁平化、无边界化、弹性化、网络化、虚拟化发展趋势，引导民营企业再造管理流程，探索建立事业部群、矩阵组织、模块小组等组织体系，创新经营模式，提高运行效率。引导行业民营骨干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库，围绕产品研发建立合作机制，基于互联网进行联合设计，提高企业集成创新能力。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加强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产品研发、装备设计、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应用，大力发展柔性制造、敏捷制造、精密制造及虚拟制造，促进传统制造模式转型升级。
2、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完善支持政策，开展商业模式创新试点工作，引导民营企业优化服务模式、强化集成创新，加强在线维护、合同能源管理、连锁销售、现代物流、专业化的总集成总承包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应用，深入挖掘产业价值，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商业模式创新带动民营经济发展。发挥电子商务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作用，加强专项资金支持，打造一批网络零售平台、大宗商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行业电子商务平台和综合性电子商务平台，鼓励民营企业利用第三方平台开拓国内外市场。支持“好品山东”做大做强，大力推进“鲁货网上行”活动，鼓励民营企业应用互联网强势平台“上网触电”，引领消费理念，培育消费热点，拓展消费需求，实现线上线下资源整合和企业价值最大化。
3、提高名企名牌比重。大力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带动工程，以名牌企业、名牌产品为依托，全面提高商标注册、培育、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丰富商标内涵，增强品牌竞争力，提升民营企业国内外知名度。一是提高品牌数量。实施商标品牌培育工程，加强商标战略工作专项资金的扶持，加大对品牌创建活动的奖励力度，打造一批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民营企业，在全球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提升知名民营企业的要素资源保障能力，支持开展品牌创新、质量创新和标准创新；支持知名民营企业申请中国工业大奖、中国质量奖，优先推荐其产品出口，优先纳入政府采购名单。在具有传统地方特色并形成一定规模和优势的区域，依托产业集群或龙头企业打造区域品牌，开展区域品牌创建试点，加强集体商标、联盟标准、区域名牌基地建设，培育一批特色民营经济区域品牌。确定一批商标战略示范县（市、区）、园区、企业和运用效益较好的地理标志商标，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支持民营企业主导或参与行业、国家和国际标准制订修订，落实好《山东省联盟标准管理办法》，打造一批高水平的山东民营企业标准。二是强化品牌经营。加强品牌推广平台和品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发展专业品牌运营机构，提供信息咨询、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实施品牌质量提升工程，支持民营企业利用开展品牌资本经营，加强品牌创新和品牌管理，通过兼并、收购、转让、特许经营、有偿使用等方式经营品牌，实现品牌价值提升。实施国际化推进工程，选育一批竞争力较强的民营经济品牌，设立“山东制造精品”指导目录，依托各类媒体和国内外知名展会，重点加以推广。三是加大保护力度。坚持创牌与保牌并重，实施商标保护工程，建立健全政府、司法、企业三方联动的品牌保护机制。加强品牌保护的法制建设，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加大对知名民营品牌的保护力度，严厉打击各种假冒行为和侵犯商标、专利、版权、商业秘密及仿冒知名商品包装、装潢等违法行为，创造有利于品牌快速发展的良好环境。指导民营企业加强商标权自我保护意识，帮助企业解决商标纠纷问题，努力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着力发挥民营经济在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按照高端高质高效发展方向，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合作组织，提升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塑造民营经济转型发展新优势，发挥民营经济在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
1、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导计划》，加大对民营企业技改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核心技术产业化、先进装备更新、信息技术应用、工业设计改造等手段，推动产品向终端、优质、精细、高档方向发展，提高传统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支持民营企业加强研发设计、生产流通、企业管理等环节的信息化改造，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支持民营企业通过建链、强链、补链、断链等形式，拉长产业价值链条，强化原材料深加工、关键技术研发、设计营销、终端服务等对行业发展控制力强或利润空间大的关键环节，促进民营经济向高端高质高效方向发展。对向境外转移过剩产能的民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出口设备和产品退税政策。妥善解决民营企业在化解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过程中的人员安置、债务处理、企业转产等问题，支持相关民营企业向提供配套、提供服务转变，实现产能化解淘汰与转型发展的有机结合。
2、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各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引导资金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采取委托贷款、优先股、可转债等方式，优先支持一批持续进行研发和成果转化、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科技金融，建立完善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开展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抵押、小微科技型企业贷款担保等，优化投融资环境，推动民营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汇集。加大对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的支持力度，鼓励各地出台适宜基地发展的政策，放大资金的集成效应和政策的叠加效应，促进技术、人才、项目、资金加快向基地集聚。选育50家技术含量高、特色鲜明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加大扶持力度，依托其培育壮大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力争到2017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民营企业比重达到80%以上。
3、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深入落实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工业化夯实产业基础，以城镇化拓宽发展空间，以市场化注入发展活力，以信息化增强技术支撑，集聚各类资源向服务业倾斜，努力构筑高增值、多层次、广就业、惠民生、强带动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走品牌化、标准化、连锁化、网络化的发展之路，大力发展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养生、社区服务、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等生活业；制定生产业发展规划，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现代物流、研发设计、产品营销、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战略咨询等生产业；深入实施文化数字化工程和创意山东计划，扶持发展一批能够成为研发投入主体、技术创新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主体的文化创意民营骨干企业；完善支持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大力发展服务业新业态。
4、培育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措施，壮大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推动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按照构建完善的“产地运输加工转化配送市场与销售”的全产业链思路，培育一批旗舰型农业龙头企业；以合同契约或产权联结等多种形式，加快构筑“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的组织体系和经营机制，提升全省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经营水平。结合乡村旅游工程，加大支持力度，充分挖掘农业多种功能，形成一批集观光、体验、科普、休闲、旅游等内容于一体的民营企业。
5、提升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顺应产业融合发展、制造业服务化趋势，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发展多种服务形式，积极提品整体解决方案、个性化研发设计、在线支持服务、产品全生命周期运行维护、精准化供应服务、电子商务、多元化融资服务等，促进制造业从以产品制造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模式向基于产品提供综合服务模式的方向转变，尽快形成高端生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的先导性带动作用，推进电子商务研发、服务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培育网商，加快推进“电子商务+传统行业”融合发展模式，促进电子商务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五）着力构建民营经济服务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整合社会资源，增强服务意识，着力构建和完善民营经济服务体系，打造高效服务平台。
1、构建生产要素保障体系。加强政策引导，强化资金、土地、人才等生产要素保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强化资金保障，着力破解“融资难”。鼓励金融业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民营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扩大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信贷规模。支持民营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扩大债券融资规模，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私募股权基金，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支持民间资本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融资担保机构，探索设立“互助合作基金”，完善再担保制度，提升融资担保水平。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开发有针对性的新型金融产品，发展无形资产抵押、供应链金融、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贷款信用保险等业务，缓解民营企业资金周转压力。二是强化土地保障，着力破解“用地难”。充分发挥各类园区作用，鼓励和引导民营工业项目向工业园区集中，引导和促进项目落地。按照产业结构调整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要求，鼓励民营企业通过盘活存量土地、改造利用闲置场地等方式，建设、使用多层标准厂房，提高土地空间利用率，实现“少用地、集约用地，努力保障民营企业的用地需求。三是强化人才保障，着力破解“用工难”。引导民营企业建立柔性化引才机制，发挥人才中介、猎头公司等中介机构的作用，畅通引才渠道。鼓励民营企业采用股权激励、期权激励、技术入股、成果奖励等多种形式，吸引高层次管理人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健全人才合理流动机制，规范民营企业薪酬增长机制，增强民营企业人才的职业归属感。推进校企合作，加强劳动力资源的储备和培训，立足需求开展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
2、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完善民营企业公共信息平台，为民企发展提供快速、准确、及时的信息和政策导向。大力推动省级民营企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健全网上企业库、项目库、产品库和技术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汇总企业相关信息及动态变化情况，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指导和帮助各市建设分网站，实现国家、省、市三级联网和信息共享，加快建设区域内统一认证的信息平台。鼓励企业在平台网络上免费信息，积极为企业提供最新最全的全国各地政府采购信息及其他相关采购信息，设置“民营经济信息服务热线”，为企业“打包订制”各类商业信息、投融资信息、会展信息、人才信息、行业动态等，畅通民企与政府、金融机构双向、多向信息交流。
3、构建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坚持创新驱动，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破除单位、部门壁垒，整合创新资源，加强科技专项资金等资金的扶持力度，制定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案，加快构建由科学数据和仪器设施共用、研发机构和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协作、创业孵化基地与推广服务中心联手、科研院所和企业技术人才共享的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服务支撑。引导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的科技信息、成果转移、知识产权、大型仪器设备以及专业技术服务资源市场化运作，实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科技文献信息、检验检测等资源的共享共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通过委托开发、联合开发、技术入股、对重大技术难题组织联合攻关等多种方式，培育建设一批由民营企业牵头、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的新型创新联盟。
（六）着力激发民营经济创新创业活力。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优化发展环境，破除发展障碍，激发全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努力将民营经济打造成为山东经济增长的主体力量和强大支撑。
1、建立投资创业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创业服务机构，积极为创业者提供项目开发、创业培训、开业指导、政策咨询、融资贷款、政策扶持、跟踪指导等服务。构建省市县三级创业培训咨询服务机构网络，加强对创业者的培训工作，扩大创业培训的覆盖面。加强对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训，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同时利用平台整合投资信息资源，为我省有效承接产业转移、扩大招商引资提供服务。
第6篇：电子商务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智慧浙江；对策建议
一、引言
当前浙江社会经济发展需以信息、知识资源为支撑，通过透明、充分的信息获取，广泛、安全的信息传递，高效、科学的信息处理，均衡有效地提高浙江省运行和管理效率，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使整个浙江省如同智慧的人，让市民能均等享受到智慧浙江的服务和应用。智慧浙江是基于数字浙江[1]基础之上，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以互联网、物联网、电信网、广电网、无线宽带网等网络组合为基础，利用和融合更为先进的技术，促进物人之间的互动能力，提高智能化程度。从促进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智慧浙江建设无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都有巨大的需求拉动作用。通过智慧浙江的建设将建立智慧电力、智慧海洋、智慧基础设施、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慧公共安全等智慧应用体系，这将促进“十二五”浙江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物联网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海洋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的崛起，并能进一步巩固浙江省在电子商务、文化创意、传统制造业等领域的优势地位。战略性新兴产业[2]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浙江省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住推动智慧浙江建设的契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智慧浙江建设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1、建设智慧浙江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建设智慧浙江将进一步引领带动物联网、云计算等产业发展，突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瓶颈，推动以文化创意、物联网等为重点的城市经济迅猛发展，以智慧交通、电力等为重点的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大幅提升，城市能级迈上历史性高度，为城市化提供更大马力的发展引擎。
2、智慧浙江建设也有利于催生大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智慧浙江建设将带动大规模产业链的形成，包括物联网设备与终端制造业、基础支撑产业、物联网软件开发与应用集成服务业等。通过智慧浙江建设相关产业的建设与发展，可在增加RFID和传感器等数据采集设备制造产业、海量数据处理和信息管理服务提供商，催生庞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
3、智慧浙江建设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目前，我省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物联网、先进装备和新材料等与智慧浙江建设直接相关，加上文化创意、应用软件等现代服务业，建设智慧浙江可以直接为五大行业创造市场需求，这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所必需的条件之一。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智慧浙江建设的作用
1、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智慧浙江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浙江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着人口数量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生态环境脆弱的巨大压力。因此，要通过智慧浙江实现改善民生的任务，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新兴产业，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经济增长空间，从而使全体人民能够通过经济社会持续协调的发展，不断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智慧浙江建设作用发挥的平台。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战略重点，是浙江省经济与产业走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轨道的重要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推动智慧浙江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第一，通过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以使我省在新能源、环境保护、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等新兴技术及新兴制造业领域巩固和增强竞争优势，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以保持在全球先进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带动智慧浙江建设中传统产业的技术发展与转型升级。第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推动我省科技创新的发展，为智慧浙江建设集聚雄厚的技术基础。
3、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智慧浙江建设取得国际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的需要。当前，全球经济呈现出愈来愈激烈的竞争态势，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为了夺取这场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纷纷抓住当前科技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革命性突破的时机，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加快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因此，智慧浙江建设必须审时度势，统筹安排，科学预测和确定全球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选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先发展规划，力争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四、对策建议
1、积极推行智慧城市与农村建设试点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做出战略部署。组织制定智慧浙江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智慧浙江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落实各项相关政策。开展智慧杭州、智慧宁波、智慧农村建设试点，推进一批先行试点建立智慧区域，探索智慧化建筑、交通、农副产品等社会领域智慧化建设。在智慧浙江建设中，强化智慧杭州、智慧宁波等在全省智慧建设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引导其它区域的智慧化建设。出台对农村智慧产品购买使用的鼓励政策，推动智慧技术的下乡活动，促进广大农村新型消费方式的形成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强与智慧浙江相关的面向农村居民的信息知识培训，提高广大农民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意识。同时，注重智慧浙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理衔接与协调，通过制定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布局规划等相关制度，力争形成各市战略性产业的互补性发展，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空间上合理布局。
2、整合智慧浙江产业链，构筑创新模式
通过智慧浙江建设，推动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整合模式，引导和激励中小企业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引导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开展协作分工、交流合作，延伸产业链，促进智慧浙江配套支撑产业和协作体系发展；助推企业高端切入、抢占产业发展先机，逐步成为竞争力高、带动性强的区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支持具备条件的大企业通过跨国合作和跨国经营，提升企业在国际分工合作中的地位和水平。另一方面建立现代化的科技中介网络服务平台，为科技中介创造市场需求，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等通过科技中介引进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过程中急需的核心关键技术，助力智慧浙江建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的培育与完善。积极主动抢占产业链高端环节，超前培育和扶植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提升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3、加速形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把技术创新前端的基础研究、前沿研究，中端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交易，后端的投融资服务、项目产业化、创业孵化、人才培训等融合成一个有机的创新创业网络。充分利用我省现有平台的优势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引导联盟核心企业通过战略协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大力推动现有的产学研合作联盟升级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鼓励我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积极组建高层次和高级别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为行业和区域联盟的主导者和核心成员。强化省科技厅等部门在指导和引导我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培育与建设中的作用，使我省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为全国典范。在进一步鼓励大企业成为我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中心和催化剂的同时，引导中小企业继参与以大企业为中心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充分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制定各产业的技术路线图，整合各种重新资源，形成创新合力。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路径，通过专利池运作和标准平台打造自主创新高地。
4、建立和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
积极促进浙江省风险投资市场发展，在明确企业投资主体的基础上，建立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共担的风险投资机制，形成融合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等的多元化智慧浙江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支持信用担保机构对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品种创新，对符合条件的智慧产业发展项目、智慧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提供信贷支持。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直接融资，支持尚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场外交易市场挂牌融资。支持未上市的与智慧产业相关的企业开展股权转让试点，拓宽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与智慧产业相关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
5、推动关系民生的智慧产业园区的发展
依托具有优势的产业集聚区，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创业环境好、特色突出、集聚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延伸产业链条，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部资源进入园区，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配套、上下游产业合理布局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辐射带动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注重围绕智慧产业自身发展的重大需求，选定关键的技术和领域，通过政府投资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技术协同攻关。鼓励各地方政府根据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特点和需求，针对提升智慧产业竞争力的需要，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推动关系民生的智慧产业[3]发展。将智慧产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模式加以推广，将智慧产业纳入政府采购，在政府部门和公用事业的信息化应用中采购相关智慧产品，以政府采购引导智慧产业的发展。
第7篇：电子商务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摘要】投资人与企业家的关系是现代企业治理的关键，二者关于企业运营决策控制权的分配合作方式对资本和企业的收益都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发现合作是投资人和企业家行为的纳什均衡解，在重复动态博弈中声誉机制作为市场信号对投资人和企业家具有良好的激励约束。因此引入网络征信概念构建能够使声誉机制显性化的平台，在协调投资人与企业家关系、提升资本运营效率层面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投资人；企业家；公司治理；声誉机制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协同发展机制研究”（12xyj002） 以及西安市软科学项目“金融资本支持科技产业发展研究”（SF1303）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京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投融资管理；张荣刚，西北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公司投融资管理。
一、引言
企业作为现代经济的微观细胞，是资本、劳动以及管理等资源的有限集成体。尤其是现代企业在开放市场环境中，其资源皆是从外部输入，通过企业这种特殊组织的“加工”提纯成具有价值创造的新产品。而在企业这种与外部资源交换的机制中，资本由于其相对稀缺性，在企业运营中的影响权重较大，对企业具体的运营管理所产生的介入性冲击也较强。在一般意义上，资本的持有者投资人与企业原有管理者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有限背离也会对企业最终的价值创造和效益输出带来冲击。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资本雇佣劳动。财产权是最重要的权利，企业融入的资本是投资人提供的，所以在企业中，理应由投资者单向地支配企业家。无论对于投资人还是管理者而言，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对利益和非利益的追求都是最大化，故对于资本所有权和企业管理权两权分离的投资人和管理者来说，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由于道德风险、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二者的核心问题体现在授权与控制，即委托-的权属配置。但是从美国公司治理的危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权分离的层次越多，委托链条越长，现代企业在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利益背离中的运营效率也越来越低。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指出，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管理者是在“使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也就不可能盼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企业家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在融入资本时，确实如斯密所言是在使用他人资本，但是其不同于单纯的职业经理人，与投资人不是简单的委托关系，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企业的所有者，故企业在融入资本后，企业家如何协调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实现投资人投资收益最大化与企业管理者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有效统合，成为企业在引入投资后的关键问题。
二、现实情况和本文主要思路
（一） 投资人与企业家关系的现实情况
中小企业和传统的家族式企业由于所需资本的有限性，其融资方式多以信贷为主，而较少涉及创投等权益性投资，投资人和企业家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社会人情关联以及角色的重合性，故投资人和企业家之间的矛盾在该类型的企业体现不多。而当企业规模扩张到到一定程度时，科斯边界的存在迫使其必须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此时权益性投资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对冲使其成为多数有资质企业的首选融资方式。然而在引入资本的同时，投资人的利益诉求也必然要通过投资标的企业去实现，因此投资人的介入必然会对企业长期形成的类均衡化的管理架构形成外部冲击，与企业原有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同盟关系也会由于不确定性以及道德风险、机会主义等因素的存在而难以完全契合，进而影响企业的运营绩效，甚至出现投资人出于自身理性的介入而导致双方共损的非理性结果。投资人与企业家之间关系的协调程度，对企业发展有深远影响。远的来说有国美投资人与管理者关系破裂导致经营业绩大幅下滑且几年难以翻身，近的则有雷士照明投资人对其创始人和管理者“逼宫”导致股价暴跌①，企业运营动荡。那么从理论上看是否投资人与企业家之间就是授权与控制的纯零和博弈，传统的委托-模式在这种关系协调上的捉襟见肘是否有解决之道，约束-激励机制能否加以重构来有效调和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既是现实企业治理的需要，同时也是新资本-劳动关系中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
（二） 本文的主要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从企业的权力核心出发将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的企业”，一类是“成熟的企业”。在“企业家的企业”中，权力是属于资本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资本家其实就是企业家。而“成熟的企业”的权力核心是技术结构层，即由各种技术人员、专家、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领导核心②。对于成熟企业而言，其通过融资而引入的投资人在对企业控制权上是有单向正驱动的，即投资人基于自身决策的完全实现有冲动也有激励去实现对企业的完全控制。而基于资源分工和专业化考虑，企业原有管理人无疑在企业管理和运营决策层面是有知识优势的。本文基于投资人和企业家之间在企业控制权上非完全妥协的假设③，通过构建投资人和企业家之间的博弈模型得出合作是其实现双方共有价值的纳什均衡解，并引入声誉机制，摒弃投资人和企业家之间传统的“控制与被控制”理念，分析在企业共同体架构下，二者授权与分权关系所引致的声誉机制作为信号在增大投资人和企业家二次投融资成本、风险分担和规模效应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模型分析，本文发现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的约束下，投资人和企业管理者-企业家之间在有限分权与授权的过程中，良好的合作是二者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最优方案，是二者关系的帕累托最优；引入声誉机制模型，分析发现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努力合作程度在重复博弈中虽有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但是其在N-1期的努力合作都是正的，且声誉机制的激励作用越强，其努力合作的程度也就越高。
（三）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
与本文相关的理论主要有两支。第一支文献涉及投资人和企业家作为管理者之间的关系。Gor?man and Sahlman（1989） 认为投资人是企业所需资金的重要提供者，其进行的非资本活动是创业企业成功的重要原因。投资人的非资本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企业管理的干预（intervention），二是对企业管理的支持或服务（support or advice）（Kaplan and Stromberg，2004）。Hellmann and Puri（2000，2002） 的研究表明，投资人提供的管理支持或服务会对项目的增值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这种管理支持或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将受到合约设计的影响。Kaplan and Stromberg （2004） 的实证研究表明，投资人对企业管理的干预与其掌握的控制权正相关，而其对企业管理的支持或服务则与风险投资家所拥有的权益份额正相关。同时认为双方的行为（在本文中定义为双方的努力合作水平） 同时影响企业的价值创造，指出投资人和企业家管理者实际是一个团队（teams/partnership） 关系。第二支文献主要涉及声誉机制问题。Fama （1980） 是最早研究声誉机制激励问题的经济学家，其核心理论是在竞争的经理人市场上，时间可以解决那些不受经理人控制的随机变量所带来的波动，使得经营的状况完全反映经理人的市场价值。Holmstrom（1982） 将Fama的理论模型化，指出尽管声誉机制能够揭示经理人的能力，但经理人的努力程度一般会随时间的演变而呈现递减趋势。Gomes （2000）据贝克尔（George Baker，2000） 建立的声誉机制的激励强度与经理期望目标和业绩指标之偏差的关系式，说明了经理人期望目标和业绩指标之偏差程度。Milbourn（2003） 研究了声誉机制在股票市场上的运用，指出一个善待中小股东的声誉机制能够创造更大价值。余鑫、陈园（2005） 认为追求良好的声誉是企业家成就发展的需要，同时投资人追求良好声誉是为了获得长期利益，是二者长期动态重复博弈的结果。
三、投资人与管理者关系的博弈分析
投资人和企业家等管理者作为标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一定的契约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予以固化，这种约束机制是对二者在资本关系存续期间所结成的利益同盟的一种行为节制，但是其约束范围和力度是相对有限的，二者作为有限理性人基于风险偏好和价值最大追求的推动会使其行为跨越契约约束的边界。而就风险偏好而言，通过影响投资人和企业家行为进而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投资人和企业家作为企业利益相关者，其风险偏好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入企业的生产要素的性质；二是其参与企业分配的形式。在“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合约框架里，投资人以一定权益资本的形式参与企业经营，以享有企业剩余收入的形式参与企业分配；而企业家则具有股份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因此既有所有权收益也有控制权收益。对投资人而言，其更多地追求资本在短期内获得足够收益，进而寻找另一只“能下更大蛋的鸡”。而对企业家而言，与投资人更注重短期投资回报率的风险偏好不同，其身份的二重性决定了其在运营决策时更趋于长期稳健。由于风险偏好的差异，投资人和企业家作为相对成功的人士对自身决策行为的坚持在有限理性下更为固执，因此在控制权不绝对占比的情况下，二者意见分歧、行为背离就容易导致关系不协调进而影响企业运营④。
就企业而言，投资人和企业家之间的激励就是二者关系协调、共同努力精诚合作，使企业能够不断地创造价值，使二者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化的满足。因此，只有当二者相互合作处于良好状态时，才有可能使资本投入和原有企业之间产生1+1>2的效果，也才能充分发挥合作伙伴的群体作用，提升企业的整体效能。投资人和管理者作为利益相关者，其现实行为经常发生背离，那么双方合作是否可行，其理论依据何在，我们构建模型进行分析。
假定投资人和企业家的风险偏好不同，且二者在合作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效应， 则有Yi = f (m1,m2) 。其中Yi 为企业的预期产出， m1 和m2分别为投资人和企业家努力工作的产出。设m1s 为投资人不合作时的工作， m2s 为企业家不合作时的工作⑤。且双方的合作具有一定的互补效应，互补系数为β （ β1 为投资人对企业家的互补， β2 为企业家对投资人的互补）。如果双方不合作，则有
作，合作） 方式的各自期望收益均大于各自不合作状态下的期望收益，因此（合作，合作） 也是二者关系处理的帕累托最优方案。
四、引入声誉机制的模型分析
通过博弈分析，我们发现对于投资人和企业家而言，协调关系、精诚合作是帕累托最优选，为后文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由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的存在，投资人和企业家在风险偏好不同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固执地坚持己方的利益诉求，并通过介入企业的决策、运营等实务来实现其阶段性的价值最大化⑥。如果双方利益诉求的背离度较大，则双方行为就会偏离帕累托最优。很明显，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投资人和管理者只关心一次性的成本收益。但是，如果博弈重复多次，则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人和管理者会为了长远利益选择不同的均衡策略。这是重复博弈理论的一个强有力的结果，同时这种重复博弈也可以塑造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声誉，并对其未来的预期收益带来影响。
声誉机制的核心是投资人和企业家为了在后续企业运营以及二次投融资中降低成本，获得未来的预期收益，其就有动力去建立良好的声誉机制。当投资人因为单次利益诉求而与企业家等管理者关系僵化，则在后期的企业决策和运营中，企业家会有基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进行报复的动机。而投资人如果因与企业家等管理者关系不协调导致企业运营业绩差，则其未来在市场中进行二次投资的时候，由于声誉机制信号作用的存在，在竞争性的资本市场中其投资进程会受阻，投资效率下降。而对企业家等管理者而言，其与投资人关系协调、合作顺利而具有良好声誉，则使投资人对其行为选择的非对称信息转化为对称信息，同时借助声誉机制,将融资企业管理者和投资人之间的混同均衡转变为分离均衡，既有助于管理者从该投资人手中获取二次投资，同时也有利于其在开放的资本市场中获取融资。
投资人在选择以资本形式进入企业时，属于价值搜寻阶段的他组织行为。而当资本以契约形式进入企业，资本和企业在一定的架构中就有了共生性，此时就进入自组织状态。而自组织的重要特征就是非线性和巨涨落，尤其是在当今信息高度爆炸的时代，声誉机制作为一种价值信号，其在传递过程中通过非线性和巨涨落会使声誉机制的信号功能形成大喇叭效应，即将良性和劣性的声誉信号放大化地传递给利益相关者，而这很明显会极大地影响投资人和企业家的远期收益。
下面我们分析声誉机制对投资人行为的影响，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投资人在所投资企业中的行为分两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产出函数为Yt = αt + ω + ut 。其中αt 为投资人与企业家之间在工作方面的努力与合作程度， ω 为投资人的个人能力，其在阶段内相对固定，不随时序变化。ut为外生变量。假定ω 与ut 呈独立正态分布，期望值为零，方差为σ2ω 与σ2u ， ut 各阶段相互独立。
由于我们假设投资人的行为周期只分两段，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投资人在第一阶段的最优努力水平大于0，在第二阶段最优努力为α2 = 0 。假定资本市场完全竞争，投资人的收益等于预期产出
但出于维护自身声誉进而获得更高远期收益的考虑，投资人会使第一阶段的努力合作水平大于0。而且ε越大，声誉机制的激励程度越强，投资人的努力合作水平也就越高。
同理，如果引入重复博弈，将投资人与企业家的合作关系延展到N期，除最后一期努力合作程度αt 为0外， α1 到αt - 1 的值都大于0。并且仍然假定投资人是有限理性的，其努力合作程度虽然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但是随着这种合作阶段的延展，合作期数越多，其在自组织框架下，这种合作关系的自我修复、弥合的程度也就越强。因此即使合作期数无限长，其在自组织框架中的一阶最优也是可以实现的。同样对于企业家而言，在同一模型下分析结果也是相同的。因此对于投资人和企业家而言，很明显二者之间的博弈不是一次性博弈。在现实中投资人将资本投入企业，则和企业家等管理者在一定阶段内形成部分利益共同体，其博弈行为会贯穿整个契约过程，因此，声誉机制对二者的激励与约束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基础。
五、模型的现实意义与结论
国美以及雷士等现代企业引入投资之后，投资人与企业家等企业原有管理者之间争夺企业控制权进而双方关系难以协调，导致企业运营动荡、业绩下滑的典型案例，充分说明了资本介入企业之后，其投资人与企业原有管理者之间关系协调程度的重要性，而现代企业在资本资源上基本都无法自给自足，融资是每个企业在一定阶段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当下企业的融资难，使资本具有较大的话语权，抛开债务融资不谈，权益性融资尤其是创投性质的权益融资，在引入资本和投资人专业的扶持之外，随之而来的对企业决策、运营的介入和干涉也就不可避免，而这必然与企业家等企业原有管理者在控制权上形成分歧。企业在进行融资引入资本的同时，如何处理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投资人如何处理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成为二者都必须深思的问题。
通过模型的分析我们发现，资本进入企业之后，投资人与企业家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价值联盟，通过契约规则的约束无法完全消弭投资人和企业家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道德风险行为。在投资人与企业家关系博弈的模型中，当任何一方采取不合作行为时，其二者的收益都无法实现最大化，只有当行为决策方案为（合作，合作） 时，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完全理性的行为可能无法得到双赢的结果。博弈分析从理论上解决了投资人和企业家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即只有合作才能最优。同时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机制对纳什均衡决策加以固化，因而我们引入声誉机制分析投资人和企业家基于声誉考虑进行努力合作的可行性。声誉机制的引入，对投资人和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是双向的。对投资人而言，由于是多次重复博弈，其在企业内部与企业家是多次合作关系，如果第一次合作关系破裂，则后续企业家有动机进行报复；而在企业外部，如果投资人与企业家关系不协调导致企业业绩下滑，既不利于资本增值也不利于投资人在市场中对其他优质项目的投资。而对企业家等管理者而言，与投资人合作关系的好坏，除了影响其自身的收益之外，还影响其从同一投资人手中获取二次投资以及从市场中进行融资的成本。明显地，如果由于企业家等管理者导致合作关系不协调的声誉作为负向信号进行传递，其后续获取融资的难度会加大，融资成本也会大幅提高。
在现实中，声誉机制的效应范围较为狭窄，局限于利益相关企业以及利益相关人的有限圈子内，信号传递和辐射的波段较短。因此基于理论和模型分析，本文认为可以建立能够展示投资人和企业家声誉的资质平台，使声誉这种价值信号能够有效传递并在市场中通过影响未来成本和收益来约束和激励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故而依托网络和征信体系，将电子商务的理念引入投资人和企业家关系的声誉机制中，在投融资电子商务平台的征信体系中加入声誉模块。该模块主要包括投资人和企业家的投融资历史数据和收益数据、双方互评平台以及第三方数据认证平台等。
首先，将声誉机制与征信及网络平台相结合，通过将事关未来投资收益、企业未来发展的声誉和信用资本纳入考量，为企业融资和资本投资甄别信息提供了新渠道。声誉机制借助网络平台增大了投资人和企业家之间关系不协调的信誉成本，因而投资人不愿选择声誉不好的企业家所在企业进行投资，这恰为声誉好的企业在同等市场条件下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机会。
其次，对于投资人和企业家等管理者的关系而言，声誉机制的隐性激励也能长期达到显性激励约束的效果。在资本市场越来越开放、竞争性越来越强、企业越来越成长的情况下，基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机会主义的行为难以长期保证投资人和企业家的收益。成熟的投资人和企业家，在长期合作中所形成的良好声誉会形成规模，对双方未来收益的实现都有正向推动，这也为企业在引入投资后如何处理与投资人的关系以实现双方共赢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样板。
再次，将声誉机制的信号作用与网络平台相结合，还必须借助于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和诚信环境。当然这也要求宏观上强化社会信用体系、企业信用体系，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还从整体上提高了金融的运营效率。
注释
①雷士为实现业务扩张和顺利上市，引入赛富亚洲成为第一股东，于两年后投资人夺取企业控制权，将企业创始人和原实际控制人逼离企业。
②“成熟的企业”中外来投资人与企业原有领导核心间的关系是本文研究对象。
③对于企业而言，原有创始人或者管理者在不被并购的条件下不可能完全放弃企业控制权来迎合资本的介入需求；而投资人在将资本注入企业之后，也不可能完全不干扰企业的运营决策，因此该假设具有现实依据和理论可行性。
④对于风险偏好型的投资人，其可能追求短期效益，进而通过资本的介入在企业运营中采取激进行为，从而达到类似于风险投资快进快退的效果，以提高资本运转效率。而对于风险厌恶型的投资人，其更多地追求长期稳定收益。对于管理者而言，基于风险偏好的不同，其行为体现在企业运营上也有激进和稳健、短期和长期的区别。如果二者的契合度比较高，则关系较为协调；反之则相反。
⑤为了便于建模分析，文中将投资人与企业家等管理者的关系协调、合作良好的状态记为“合作”，反之则为“不合作”。
⑥投资人和管理者都要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那么按照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收入分配原则，投资人和管理者按照契约分享企业的合作剩余。但是投资人更注重投资回报套现和短期收益，而管理者则更注重市场运营和长期收益，故管理者相对于投资人而言，更趋于风险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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