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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个人价值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166-03
自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问题进入学科研究的视域起,学界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历时性看,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经历了“从经验总结向理论建构、从强调政治需要到人的发展需要、从工具化到人本化”的转向。这种转向“克服了传统认识中仅仅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仅仅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局限于物化领域。对人的价值和意义不被重视”的弊端。从共时性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已是毋庸置疑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学界研究逐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原来的“重视社会价值”走向了“重视个体价值”。很多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首先体现为对个人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是其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和中介。”“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价值在于‘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回归。”这种用一种片面性反对另一种片面性的做法,实际上是“左”倾顽症在新条件下的重蹈覆辙。这种转向映射了人们的价值选择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个人和社会、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不同理解。对二者关系的不同选择决定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成就。汉普登一特纳指出:“美国、英国、瑞典、法国、日本、荷兰和德国的文化,其实都有偏颇,譬如美国社会强调个人主义、日本社会重视集体主义,而未来成功的经济体系必然达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最佳均衡的社会。成功创造价值系统的关键在于价值观冲突的管理。”由此,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务必是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有机结合,而且这种结合有深厚的理论依据。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亟需厘清。
一、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解读
英国著名哲学家鲍桑葵指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思想政治教育从重视社会价值到强调个人价值的两个极端转向,其实质在于对个人和社会的误读。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下,“社会被看作超越个人之上独立存在的实体,人仅被当做从属于它的活动工具,这就是自古流传下来关于社会的基本观念”。现在的有些学者虽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实体性的存在,而却运用实体性的思维方式认识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了现实的个人这个中介”。他们把能看得见的“现实的人”看作是社会的中介,贯穿着一种“个人和社会孰先孰后、谁为谁服务”的实体性思维逻辑。鲍桑葵提出:“以个人为一方和以社会或政治统一体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是与人在社会中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无关的。因为社会和个人这两个概念是彻底地互相关联的;所以,我们无论按什么标准看待其中的一方,也必须按同一标准去看待另一方;因此,要把一个因素同另一个因素区别开来,认为一个高一个低,或者说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的,就变成在说法上有矛盾了。”个人和社会关系“这个问题根本不涉及两种相互对立的含义,而是只有一种含义,就其整体而言是社会,就其差别而言是个人。使整体成为部分的手段或使部分成为整体的手段,就好比使一出戏成为剧中人的手段或使剧中人成为这出戏的手段一样。”当然,马克思经典作家同样认为个人和社会是统一的。马克思以“实践”为逻辑起点表明了人与社会的关系。首先,从定义看,马克思一方面用社会来解释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另一方面用人来说明社会――“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这充分表明了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其次,从产生看,马克思指出:“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再次,从本质看,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由此可见,我们既要避免把社会当作实体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倾向,也要“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的倾向。
二、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
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个人和社会是统一的。从发展学的角度讲,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是辩证统一(对立统一)的。对立和统一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在认识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时,不仅仅是承认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更重要的是把这两种关系内在地统一起来。正如列宁在《黑格尔一书摘要》中所说:“辩证的东西=‘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亦是说,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所以,在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采用辩证思维的方法。“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是有无数的差异个体组成的,社会发展从本质的意义上讲就是差异个体的全面发展。”鲍桑葵指出:“社会和国家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最终目的一样,是实现最美好的生活。”但是二者之间的发展并不都是线性作用,由于个人活动的局限性和认识的有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个人思想观念的狭窄性,同时,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物。生而具有欲望的冲动性、利益的为我性、行动的任意性以及生命的自保性等生物特性。相反,社会往往凝结了无数人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形成具有相对普遍性的思想观念。就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发展“如果思路没有确定的总方向,没有经过选择的有效控制力量,那么,每一个主要的词都可以使之完全转向。可能由我们自由支配的众多概念犹如一个完全由转车台组成的复杂的铁路系统,火车可以通过任何一个转车台改变行驶方向”。质言之,“被我们看作生活基本准则的人性发展是没有人能独自全部完成的。”所以,在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个人的真实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他的正常自我之外,而且是某种他只能偶尔明确地掌握但绝不能完全掌握的东西。”(注:笔者遵照作者的主旨把问句变成了肯定句)正如恩格斯指出:“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该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同样,合力也对每个意志有所牵引。“他的意志并不是一个整体,但是蕴含着并取决于一个整体,因而这个整体才是他的意志的真实性质。”如图所示:
假定OA和OB代表不同个人的意志,OM代表这些个
人意志共同形成的合力(表示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程度),夹角∠AOB代表发展的成本和代价。同样,假定OC和OD代表另一群不同个人的意志。ON代表这些个人意志共同形成的合力(也表示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程度),夹角∠COD代表发展的成本和代价。OM和ON代表两个不同群体的意志,OP代表它们之间的合力或它们的发展程度。可见,在此过程中,各个意志之间越相近,合力就越大,个人和社会发展状况就越好,发展所需要的代价和成本却越低。否则,反之。
此外。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社会发展是“‘单义决定论’与‘或然决定论’的结合与统一”的结果。“单义决定论以单个个体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个体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研究,就可以了解由这个个体组成的集合体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性。或然决定论是以个体的集合体作为考察对象。”而思想政治教育人本价值论者仅采用了“单义决定论”的逻辑而忽视了“或然决定论”的意义,因此具有很强的片面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
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统一,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理论依据。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来看,二者也必须是统一的。
摘 要:学生生活的道德扩展是在学生现实生活经验基础上对生活意义更合理、更深刻的理解,并表现在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行动有价值的选择之中。学生生活的道德扩展主要有三个举措:其一,通过对学生未来生活的乐观预期赋予道德内涵,或从生活现象中揭示道德意义,以实现学生在理想价值中追求德性;其二,通过对过去生活的反思展示生活中的道德意义,或者在对未来生活的筹划中揭示和理解道德意义,以实现在学生主体自觉中达到德性;其三,通过个人与社会的道德性互动,或者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的互动中形成新的道德需要,以实现学生在多维交互中成就德性。
关键词:学生生活 道德扩展道德意义
于世华,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江苏省南京市第十三中学,中学高级教师。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强调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需求,鼓励学生进行自主价值判断,帮助学生认同正确的价值标准,以体现德育课程的实施特点。德育不是外在于学生生活世界之外的抽象道德条文的灌输,而是在学生追求美善生活过程中对道德内涵的理解和道德意义的选择。因此,学生生活的道德扩展是在学生现实生活经验基础上对生活意义更合理、更深刻的理解,并存在于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行动有价值的选择之中。
一、在理想价值中追求德性
人的存在是一种超越性存在。人不是在简单地适应环境,而是对现实生活赋予意义,有一种“活得更好”的价值诉求。学生生活的道德扩展是对学生未来发展需求的满足,对学生未来生活的乐观预期赋予其价值意义和道德内涵,由此拓展学生的道德学习。
对未来生活的乐观预期赋予道德内涵。例如,在综合探究“做好就业与自主创业的准备”的教学中,课程标准中有一个教学建议,即“现场模拟:我如何推销自己,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学生对未来生活的价值诉求,它体现了学生对未来生活的乐观预期。学生的理想工作各不相同,但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因此,理想工作是离不开社会要求的,社会对个体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可缺失的。无论是应聘工作还是自主创业,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还要有遵纪守法、团结合作、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献社会等道德品质。比如,教材中所列举的创业者应该具备的四种基本能力:创新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决策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事实上,能力是人的优良品德的体现,这四种基本能力蕴含着智慧、勇气、公正、仁爱、宽容等美德。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学生对生活价值目标的美好诉求,学生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会激发学生持续追求目标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预防与之相反的僵化死板、骄傲自满、患得患失、自私偏激等行为。这样,价值目标的追求过程就蕴含了优良品德的学习过程,同时也是学生实现自我升华与进步的过程。
从生活现象中揭示道德意义。例如,“讨论‘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现象,认同‘行行出状元’的价值取向”,这也是课程标准中给出的教学建议。为此,教材设立了一个探究活动,并配了一幅漫画。“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没活干,可修脚技师却后继无人;热门高级技师有时万元月薪都聘不到;有些大学生非管理岗位不去,脏、累、重活不干。”问题1:对上述现象,你怎么看?问题2:生活中“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现象,原因在哪里?问题3:谈谈你对“行行出状元”的看法。在教学中,有教师会用一些不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行行出状元”。比如,有个擦皮鞋的师傅,后来开了好几家连锁店,自己做了老板;某大亨以前是拉黄包车的等等。这些例子不是在证明“行行出状元”,而是在证明一个成功人士是不会干“丢面子”的工作的。“行行出状元”不是个人的奋斗史,而是一个道德命题。“行行出状元”不仅仅指手艺是“状元”,更指向人的优良品德。一个人从事一种“丢面子”的工作,他需要直面两个问题:“怎样建构积极的、合目的性的价值意识,以及这种自我价值意识如何与外部世界的价值取向达成综合统一。”也就是说,他首先要把别人认为“丢面子”的工作认为不是丢面子的事。其次,他还要通过行动说服别人,这不是丢面子的事。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需要高尚的道德品质的认识和践行。
鲁洁教授认为,“生活世界并不是一个自在自足的纯粹经验领域,它必然趋向于一种自觉的意义探寻,这种意义的探寻和主体在生活中与不断生成的生存需求、自我超越相互关联。”②如果一个人不热爱这份工作,他是做不了“状元”的。因此,“行行出状元”意味着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业绩的人肯定热爱这份工作,为此,他要突破已有的消极被动的认知方式,挖掘人本性潜隐的积极主动的认知建构意识,自主地感知这份工作内在的积极价值意识。比如,这份工作虽然脏点、累点,但收入不错,能维持家庭生活和孩子上学。面对别人的不友善,他还能热爱这份工作吗?他需要对这份工作的价值意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而不是局限在自我或家庭的利益,这需要更高尚的道德给予生活的意义。比如,责任感。因为我的工作,单位环境变得很清洁;人们在洁净的大街上行走,我很惬意,因为街道是我打扫的。在价值意识基础上会产生有意向性的行动、快乐的情绪、高兴的表情、充满愉悦的动作,不仅会进一步增强这种价值意识,而且也能传递这份工作的愉悦。德育就是要培养学生能正确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体验到自我发展优良品德生长的主动性,能够建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使人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中追求幸福。所以,学生对“行行出状元”的认同不是表面上的认同,即认为各行各业都可以做出出人头地的业绩,而是要让学生体验到平凡岗位上的业绩是有高尚道德支撑的。
二、在主体自觉中达到德性
人的德性不是通过学习道德法则形成的,而是在道德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个人总是在自主能动地构建自己的生活。作为自觉能动的主体,无论是过去所经历的生活事件,还是面对现实情境自觉能动地决定未来生活,都有道德意义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过去生活的反思,展示生活中的道德和道德意义,也可以在对未来生活的筹划中揭示和理解道德意义。
对过去生活的反思,展示生活中的道德意义。例如,课程标准中的教学建议:讨论“量人为出、理性选择、转变观念”。如何揭示这些消费原则中的道德意义?其实,每一个学生都有消费经历,抛开消费原则的条条框框,让学生对过往消费经历回忆,从对消费经历的直接感受和体验中认识本真自我。比如,你最满意的一次消费。学生可能说得很多:帮妈妈在网上购买了一款手机,价格比实体店便宜几百块钱呢;在我的建议下,双休日全家花了60元门票的钱游玩了栖霞山,栖霞秋色令人心醉;我买了一本席慕容诗集《时间草原》,席慕容的诗弥漫着自然清新的味道;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面积虽然小了点,但租金不贵,关键环境比较安静,有利于学习。无需教师过多的解释,作为一个理智消费者遵循的消费原则都能在这些消费行为中找到。不仅如此,学生之所以认为是满意的消费,他们的行为中也蕴含着道德意义。他们拥有爱心,对亲情的重视;他们拥有智慧,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拥有精神,能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具有领略优美、热爱学习等优良品德。相反,也可以让学生谈谈最不愉快的一次消费。比如,因贪图便宜,上当受骗,买了伪劣产品;因一时冲动买了自己不需要的东西,等等。这也反映了他们对欺骗、贪婪、自私、冲动等恶德的厌恶和憎恨。教育可以让学生通过对自己生活经历积极的理性反思和感性体味,对自己与他人进行再认识,从而使学生成为一个能不断优化道德内涵的主体性存在。
对未来生活的决策中揭示和理解道德意义。例如,课程标准中的教学建议:可尝试制订一项家庭投资或贷款投资经营的方案。投资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道德行为。投资意味着将满足自己家庭生活之外的多余资源用于社会再生产,投资能够使社会财富增值、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将多余的资金闲置就是资源的闲置或浪费,所以将多余的钱不用于投资是不道德的。教材介绍了四种投资方式:存款储蓄、股票、债券和商业保险,每种投资方式都有其内在的道德法则。一个人所决定的投资方案既体现了他对资金收益的预期,也体现了他对道义的担当。存款储蓄的收益小、风险也小。银行拿着我的存款贷款给了企业,企业拿着我的钱挣了很多钱,企业将挣到的钱分一部分给银行,银行再分给我一部分。我所获得的利息只是企业利润中的很少一部分。因此,选择存款储蓄既是对银行、企业所承受风险的公正认可,也有对自己因承受风险小而甘于收益少的诚实与仁义。选择高收益高风险的股票。他既有将自己的钱投给哪一家企业所需要的判断力和洞察力的智慧美德,更有自己成了企业的股东因享受了股息与红利就应该对企业的经营成败承担责任的坚毅与英勇的勇气美德。选择购买国债既有支持国家耗资巨大的建设项目的“义”,也有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信”。选择商业保险既有风险没有发生时自己没有收益的感恩与自己的钱资助了发生风险家庭的仁爱,也有风险发生时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担当与对亲人的挚爱情怀。所以,投资理财不单是“钱生钱”的经济利益,更是自我道德意识的觉醒。当他对未来生活做出决策时,道德意识就上升为道德需要,作为自觉主体的自我决定必须理解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此时,人作为道德主体才得以生成和彰显。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的品德的优秀。至此,教育才能帮助学生确定自己合宜的需要,选择并努力获得富有道德意义的生活方式。
三、在多维交互中成就德性
道德是生成性的存在,是人们在筹划更为美好的生活中不断生成的新的道德需要。新的道德需要既发生在人与他人、社会的共时性的道德性互动中,也发生在人的生活在历时性的、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的交互作用之中。
个人与社会的道德性互动。例如,课程标准中的教学建议:结合切身感受,讨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进程对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影响。教师可以通过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让学生体验国家经济结构变化的意义。比如,传统纺织业的布料有许多瑕疵,做一件衣服要找裁缝师傅,现在一件成衣的价格甚至低于裁缝的加工费,在中国再也看不到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过去打一个长途电话要在邮局排两个多小时的队,现在的网购已成为年轻人主要的消费方式了。在这里,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感受生活的变化,更要让学生体验到社会的善品质,以及社会善与个人善的互动关系。个体的美善生活依赖于社会善品质。金生竑教授认为,“社会的善品质是一个社会在追求好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好社会是实践美善生活的背景性的公共时空,它也是公共幸福的一种体现。”而社会的善品质又是个人美善生活实践的结果。如社会正义的确立依赖于个人的正义感;社会平等地保护个人权利需要个人对他人的权利平等的尊重;社会的风尚需要每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维护,等等。既然,社会的善品质是每一个人共同营造的,那么社会善就与个体善存在着互动关系。其内在机制应该是个体作为道德人对社会提高个体幸福感的恩惠的信息的读取,凭借自我的道德自觉会产生亲社会行为,限制对社会的破坏性行为,而亲社会行为又会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或赞赏,进而对个体幸福感又会产生积极影响。所以,教学应该帮助学生体验社会的善品质,培养学生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合作能力,引导学生关心公共幸福,并通过个体的善行形成改善社会的道德环境。
关键词:自杀 社会学 迪尔凯姆
在全球每年100万自杀身亡的人群中,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学术界曾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中国每年超过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率为23/10万人,属于高自杀率的国家。自杀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尤其近年来一系列的自杀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自杀作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社会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 中国社会的自杀问题概况
1. 中国社会自杀问题由于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文化结构与人格结构,致使中国人自杀现象有别于西方。简单说来,中国的自杀呈现出以下特点:
①农村地区的自杀率高于城市;②青年人的自杀率高于中老年人;③女性自率高于男性;④未婚者的自杀率高于已婚者;⑤自杀诱因,主要包括躯体和精神疾病、家庭矛盾和人际纠纷;⑥自杀方式,以服毒、自缢为主。
2. 中国社会的自杀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社会问题,显然与社会失范有密切的关联。根据加拿大医生费立鹏《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在费立鹏的调查中,中国所发生的自杀与其他国家有较大不同—在这里,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5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中国15-34岁的青壮年人群中,自杀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而在北美国家,自杀只是这个年龄段死亡原因中的第三位或第四位。这一明显社会失范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其中高自杀率和特殊的自杀模式也成为中国自杀问题集中的焦点。
二、社会学对自杀问题的理论认定:
在社会学界,对自杀问题研究最为透彻的经典著作当推迪尔凯姆的《论自杀》,他把自杀问题定义为社会的病态并对自杀原因作出理论假设:1.心理原因,2.自然原因,3.社会因素。根据自杀原因,迪尔凯姆将自杀分为四种类型: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性自杀、宿命型自杀。迪尔凯姆认为自杀不能以自杀个体心理而论,而要从社会因素去分析,认为自杀反映了社会的混乱。社会因素而非个人因素在自杀中起决定作用。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自杀率,自杀率可以看为社会层面的基本表现形式。社会性质保持稳定,自杀率也基本保持稳定;基本性质出现变化,自杀率也相应波动。社会的基本性质包括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社会整合、社会规范共同影响着社会的自杀倾向,它的平衡状态起着遏制社会自杀倾向的作用。只有二者处于适度的状态,自杀率才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过度或不足都会影响自杀率上升。迪尔凯姆认为,当每个社会有机体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在原有的结构秩序被打乱而新的规章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失去了自己和社会发展原有的方向感,无法对自己的社会生活做出基本定位,要么放纵、要么克制,人们的各种欲望不断上升,这都增加了自杀的机会 。
结合迪尔凯姆的自杀类型我们不难看出,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令人瞩目的如富士康十三连跳,就比较明显的可以用利己型自杀来解释,富士康的管理比较严格劳动时间强度较大,造成员工个人和社会的疏远,员工感觉不到个人价值的存在只是如同机器的延伸,员工之间缺乏有效交流和整体整合,当个体在群里里面遇到问题而无法解决时,自杀概率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在看到这些自杀的背后,固然感慨生命的脆弱,而背后社会关怀的缺失,个体在社会面前的渺小和无力,制度性保障的缺位都是早上成悲剧的原因。
个体的成长离不开生活的社会环境。。一个不够健全的社会是一个制造相互敌意和猜疑的社会,他把人变成供他人利用和剥夺的工具,他剥夺了人的自我意识,使人除了屈从于他人或变成一个机器人之外别无选择。实际上,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时代青年。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旦进入人的思维空间,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个体心灵的污染本源。
三、如何减少自杀的发生是整个社会的当务之急
基于自杀的成因分析,我们要减少自杀事件的发生,毫无疑问解决社会存在的病态因素是首要任务。既要科学分析典型性个体自杀的社会原因,又要从宏观入手,健全相应的社会制度来确保公平公正和人性,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人类价值的切实尊重。
1. 探索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机制,通过法律、道德等多方因素改善生存环境,让生活更加理智、和谐,让市场竞争更加公平,让社会保障机制更加完善社会的整体融合度更高,让奸诈者越来越少。,防止社会断裂和社会腐烂。
2. 尽快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强有力的减少心理问题、防止“心理震荡”的社会支持体系。促进心理卫生工作队伍尽快走向专业化。对于个体来说,应该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和预防机制,帮助个体寻找生命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目标。加强自杀预防知识教育,引导意图自杀者珍爱生命,提高面对危机的应对能力,增强勇气和自信,学会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面对困境。
3.应该加强社会文化的创新,营造能够使社会成员感受到理想和意义的精神家园。在社会转型加剧的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迫切地显现出来。它不仅具有提供精神支柱和价值导向的意义,而且具有抚慰心理、调适行为的作用。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体系将会表现出鲜明的导向作用和强大的整合功能。
自杀是人类弱点的最集中、最简单的体现。中国社会出现的自杀问题,反映出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因此要降低整个中国社会的自杀事件,必须从改良社会开始做起,在促进经济与社会之间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的全面协调发展,这也是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上官子木《中国人自杀的本土化特点》,《社会学研究》,1995年02期。
2. 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理解自杀”札记之三》,《读书》2005年第9期
关键字:社会心理学 现代化 被动 积极
社会是人的总体存在,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总体的现代化必须由个体――人的现代化来实现。要想实现现代化,就需要人们从心理和行为上都具有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素质。我们研究当代的社会心理问题,就是要促进人的现代化,以此推动社会的现代化。
1.加强被动社会心理的重构
主要是指通过外部力量对人们的心理进行调适,而使社会心理达到一种理想状态。如何在社会变迁这个大背景下深入改革并做到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兼顾“动力”与“秩序”是保障深层次的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课题。
1.1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由于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过高,对失误和曲折的心理准备不足,往往急于求成,一旦出现问题,心理难以承受。如要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消除改革的心理障碍,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改革越深入,对心理障碍的冲击就越大,就能促进社会心理的转型与更新,消除滋生消极情绪的客观因素。在深化改革中,要动员群众积极参与,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增强对改革的信心和信念。社会稳定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共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社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它有助于建立合理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深入推进经济改革的有力保障,并在较深层次上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公众新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
1.2加强制度、政策创新,协调利益关系
社会利益关系变化,是社会人群行为变化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稳定与不稳定相互转化的主要原因。目前贫富差距拉大是引起社会心理失调的现实原因,利益矛盾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首先,通过调整农业政策,解决城乡差距拉大问题;其次,通过西部大开发政策,解决地区差距过大问题;再次,通过税收制度创新,解决个人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等等。
1.3加强主流文化建设,发挥主导价值作用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主导价值观和信念,否则就不会有凝聚力。目前,我国迫切需要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整合型文化体系。这种整合型文化应注重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倡导社会公平、社会互助和社会和谐,从而促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主导价值观的形成,为建立协作型人际关系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支持,进而缓解和消除公众之间因摩擦、矛盾引起的不稳定现象,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社会稳定。
1.4搞好宣传与舆论监督,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首先,对改革将给群众带来实惠,在宣传上要适度,避免使人们产生每一项改革必然会给群众带来巨大的实际利益,都会立竿见影的错觉。通过舆论宣传调整群众的期望值,以减少不满情绪,增加满意度。其次,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要真实报道,使人们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做好经受阵痛、付出必要牺牲的思想准备,提高公众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暂时困难的心理承受能力。再者,要加强舆论监督。在一定意义上说,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介公开发泄不满,能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对于促进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2.促进主动社会心理的重构
主要是通过引导公众自觉加强个性修养,提高公众正确对待社会问题的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公众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实现的。其次是通过强化现代教育,提高公众的个人和群体素质,从而提高公众自我调适意识和能力。
2.1引导公众自觉加强个性修养
提高公众正确对待社会问题的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增强对挫折的承受能力。个性修养较高的人,能够适应变革的环境、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加强个性修养是提高人们自我心理调适的有效途径。在社会全面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出现是难免的,但应该看到,有些社会问题是体制转换、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应该承受的一种阵痛。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新体制的逐步建立,大部分社会问题的负面效应都将得到缓解、抑制。因此,客观、冷静、辩证地分析社会问题有助于公众的自我调适。个人适应环境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去改变环境;二是个人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由于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加上个人能力的局限性,改造环境绝非易事。因此,更多情况是引导公众依靠调整、控制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来适应社会环境。挫折承受能力主要体现在对挫折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能够选择理智的反应方式,掌握调节情绪的方法。
2.2加强现代教育,提高公众的个人和群体素质
现代化由充分受过现代教育的群体倡导与推进,没有或未充分接受现代教育的下层大众在现代化道路上基本上是被动的,二者容易在变迁进程中在利益、观念上发生冲突。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片面强调工业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行列[1]。
中国教育改革应该在注重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建立一个包括公共教育、私立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在内的能够为经济社会现代化输送合格人才、并使成年居民接受再教育以符合社会发展变迁需求的教育体系;教育改革还应注意更新教育观念,使教育不单实现提高人民素质,更实现增强人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秩序建立的功能。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提倡既要强调个人权利,又不应忘记社会义务,藉此建立健全现代人格,实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道德藕合与价值连接,防止新旧更替时期的社会转型出现社会心理失调和大的社会动荡。
参考文献:
[1]《社会心理学》戴维・迈尔斯(美国)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关键词 大学生 思想教育 社会观 就业 社会化
当代大学生处在已经相当发达的互联网和信息化之中,毕业后再逐步融入社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更多的时候是以社会人和在校生的双重身份游走于校园内和社会上。但仍未实际走出校门、缺乏成熟的社会经验,使得不少大学生欲速反不达,在缺乏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与社会互动,许多人无法形成基本的正确社会观,或偏激,或幼稚,或消极,或势利,给毕业后的就业及融入社会制造了很多隐患。为此,有必要相应加大高校的大学生社会观教育工作,引导大学生正确利用有利条件,积极而有序地融入社会,在学习和实践的双重作用下,形成正确的社会观,为今后创业就业和社会生活奠定与知识技能同样重要的社会思想基础。
一、大学生社会观教育亟待应势而变,尽责尽力
社会观形成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状态,对人的社会行为具有重要支配作用。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随着独生子女比例的提升,大学生涯已经成为多数当代青年都要经历的重要人生阶段。相对于以往的大学生精英化,相对于初中毕业后进入职校或高考落榜的那些同学,处在相对更浓厚的信息化氛围中和市场环境中,当代大学生一方面要未出校门先入社会,因为社会实践、尝试创业或实习就业而提前接触社会、互动社会;另一方面虽已成人却脱离社会,因为学业需要、后顾无忧而自闭于象牙塔中,靠一知半解、一时一事积累社会意识和社会经验,相对滞后社会、误判社会。重视加强大学生的社会观教育,让大学生们尽早具备与年龄相适应、与时代相适应、与需求相适应的社会观,正确地认知社会、分析社会、把握社会、利用社会,在持续攻读学业的同时,主动融入社会,成为既有深厚学业功底,又有良好社会素养的新就业、新创业人员,应当成为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高校也应当以此为己任,在传道的同时尽责尽力地为大学生们释惑,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社会观。
每个人的社会观形成都有一个过程,一般都需要在学习、生活、工作等社会活动中逐步积累和优化。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由一二产业为主向二三产业为主的转型阶段,加之各种国际国内思潮通过互联网等手段频繁传播于社会公众之中,主流意识与非主流的东西并道混行,许多伪科学、不积极的社会信息甚至更具诱惑力,更能引起处于人生“最迷茫、最冲动阶段”大学生的“共鸣”或“膜拜”;辨别是非能力还不是很强、又急于求成的大学生往往更容易被社会而不是被老师所引导,不良的社会印象很可能造成大学生社会观的畸形发展。形形的大学生中,有的很“世故”,有的很“无知”,有的很“偏执”,有的很“愤青”,实际上都是不良社会观影响下的必然表现。
二、大学生社会观教育重点是要提高社会道德观、亲近观和贡献观
完整的社会观包括社会认知、社会态度、社会观念、社会理想等内容,其中社会认知是基础,只有相对完整、深入地认知社会,才能比较准确地应对社会;社会态度是主体,是社会观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社会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观。社会观念与社会理想则是社会观的核心内容与最高表现形式,它们是社会态度理论化、准则化的结果,对一个人的社会行为有巨大的支配作用。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观教育,就高校而言,重点是要引导大学生们养成并优化三个方面,也是三个层次的社会观。
首先,要有良好的社会道德观。遵守社会规则和基本的社会公德是大学生与社会形成良性关系的重要前提,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第一台阶。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大学生施加心理影响,把社会秩序意识、社会公德意识转化为大学生的个体思想意识,引导其尊重并维护良好的群体生活规范。
其次,要有积极的社会亲近观。融入社会首先要亲近社会。大学生涯是准备并尝试全面融入社会的最后最重要阶段。良好的亲近意识、积极的亲近行为,可以更好地促进大学生迅速有效地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获得社会的无限支撑。
第三,要有强烈的社会贡献观。人生最大的价值在于奉献社会,最大的力量在于社会支撑。要引导大学生们充分认识立足社会并获得滋养的关键是要有益于社会,通过为社会作贡献而形成与社会的互相促进关系,贡献越大则获益越大。
三、加强大学生社会观教育需要创新到位、保障到位和互动到位
社会观教育是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没有以社会观的名义出现,但其遵守公德、亲近社会、贡献社会的内容经在大学德育中有了比较大的比重。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社会观教育这一课题,就是要充分强调其对大学生完成大学学业、做好就业准备、积极融入社会上的重大意义,真正在遵循思想品德教育规律的基础上,从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大学生即将全面步入社会的需要出发,锐意探索不断创新,强化机制有效保障,共建共享良性互动,使大学生因为专门的社会观教育而拥有健康的社会化能力,为迅速融入社会、有效服务社会、源源获益社会作好最充分的准备。
就当下的一般高校而言,加强社会观教育,关键是三个到位。第一是思想和方法创新到位。高校课程管理部门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社会观教育,明确专门的教学要求,提出科学的教育思路,要鼓励教师对社会观教育进行深入研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方法、形成经验。第二是教师引导到位。作为大学施教者,尤其是大学教师,要改变只管讲课不管育人的倾向,兼顾社会观形成过程中的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防止把社会观养成责任主要移交给学生,充分发挥教师引路人的作用,在积极分析社会信息的基础上引导大学们正确地判断社会信息,完善自己的社会观。第三是大学生与社会互动到位。要鼓励大学生在学业之余更多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在互动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相对完整的社会观,有意识地调整、优化并固化自己的社会观。
参考文献:
[1]李全生.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社会观——谈社会学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J]文教资料,2011(5).
[2]金国峰,宋磊.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新模式研究.[J]新西部,2011(2).
既然社会时空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因此,社会的发展说到底就是要通过争取时间,为自己的发展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此说来,如何分配社会活动中的时间,便是一个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空间大小,以及人的发展水平的重要问题,这就提出了通过按一定的比例对社会时间进行合理性分配,以求对社会时间充分节约和利用的问题。马克思说:“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的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3](P123)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时间的节约,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增加。马克思在理解和把握社会时间的时候,不仅使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也使用了自由时间,而且还特别看重自由时间对人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自由时间是直接用于发展个人本质力量的时间,即“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9](P214)的时间。人类的自由时间增多,这意味着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程度也在增多,社会也在进步。可见,从社会主体的时间结构及其变化中,可以测度社会发展的程度。不过,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由于劳动时间占有了自由时间,因此,劳动所耗费的时间便成了一种异己的存在物,转而同劳动者相对立,工人在劳动中花掉的时间越多,意味着他用于自由发展的时间越少。时间在劳动中消耗,就不再属于工人自己。人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投入的劳动时间越长,工人留给自己的生命时间就越短。随着工人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对象,时间就异化了,时间对工人来说变成了外在的东西,从而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自由时间异化为劳动时间,映现的是人对人的统治。因此,要想实现从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的转化,只有寄希望于对劳动强迫性的废除,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一经消失,劳动时间也就转化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具有了自由时间的意义,这一切都为所有的人赢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指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3](P379)而创造自由时间,也就是“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10](P281)。所有上述自由时间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通过不断地改进技术,变革了人类发展的时空,改变了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可以看出,社会时空的发展,是指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的转化而引起的人的活动空间的改变,它的发展取决于技术发展的水平,进而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这是因为,尽管社会时空与人的实践活动有着统一性,它源于实践,但是社会时空一旦形成,作为人的实践形式,它似乎又总是外在于人的实践活动,难以满足人的实践需要。这样,对于人的实践来说,如何通过减少生产时间来扩大自由时间,进而提高生产的效率,便成为人类实践首要的目的和选择。不过,人总是感到,在实践中不断地受到来自于时空限制性的限制,而且越往前发展,这种限制似乎就越明显。不仅如此,社会时空在发展上的不平衡性,也不断地对实践造成许多的负面影响。正是基于对实践与时空内在矛盾的这一理解,促使人们去不断地创新,以改变时空的制约状态,而这一实践变革往往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的,技术创新的目标就是时间和空间的优化与建构。
从时间上说就是速度,也就是获取更多的时间,而要提高速度就必须优化时间的组织形式———空间;从空间上说就是优化和拓展实践领域,而要实现实践领域的优化与拓展就离不开时间[11]。但不管什么样的技术创新,最终都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中得到显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和发展对社会时空及其结构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不仅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自由时间纳入人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大大拓展了人们活动的自由空间,进而加速社会时空内在之间的相互转换。总之,技术创新和发展既强有力地改变着人类活动的社会时空形式和社会时空观,也通过加快对社会时空的变革,改变传统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推动社会的不断变革和发展。可以看出,一定的科学和技术水平不仅反映着人类的实践方式发展水平,也使社会时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低下的技术发展水平使人类坚持一种“我为时间和空间存在”的自然时空观,人类都严格地按照自然时空的规律进行活动,时间上的充裕和浪费让人的生活空间只能是一种“狭隘地域性存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的效率,与此同时也为人的自由时间的相应增加提供了重要条件,从而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用新技术获得更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场所,并发展为一种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尽管这一时期对于劳动者来说,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使他们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出现异化,人的自由时间对他们来说还只能是一种奢望,但恰恰是这种情况,预示了自由时间的增加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价值。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特别是时间媒体对社会空间的开拓,不仅使人们对社会时空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而且也使作为族类人的发展与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新的时空中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在这里,用于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的时间大大增加,转化为人的活动空间扩大,进而引起劳动时间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根本的变化,“一旦在直接形态之下的劳动不复是主要的财富源泉,劳动时间也就不能而且一定不能再作财富的尺度”[12](P357),财富的尺度也就由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时间。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我们展示了对社会时空的全新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地域历史开始的。在地域历史阶段,由于人类社会是以孤立封闭的群体状态分散在世界各地,因而在各个群体之间难以形成比较密切的社会关系,更谈不上可供各群体之间进行交往的世界历史空间。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只能是局限于群体自身,与实际存在的氏族、部落、民族、国家等群体相适应,形成了氏族、部落、民族、国家的历史。各群体之间面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现实,无法改变自然条件给人类造成的自然隔离状况,只好分散在世界各地孤立存在、自成一体,彼此在特定的地域内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也很少,人们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分散的群体中生存,这样,地域历史的发展也相当缓慢。这一方面是由于地域历史中的社会群体人数太少,个人的素质很低,因而所产生的社会合力在自然面前还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缺少联系,各自孤立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地域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社会存在的空间扩大、领土扩张和人口增长等外延性的扩张,在实现了地域性统一的地方,维持这种统一的也主要是武力,因此,这种统一是一种外在的捆绑式的,社会群体之间也缺乏有机的联系,随时面临着解体的可能。这不仅造成了地域历史发展上的缓慢性,也使地域历史表现为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性循环的特征。
因此,地域历史尽管能够实现一定范围内的统一,但却无法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人类统一。尽管如此,它也为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提供了前提。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剩余产品的基础上出现的商品交换,以及在地域性统一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国家,标志着近代历史的开端。资本主义的产生,大工业的兴起,新大陆的发现,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和武器的发明,海外贸易和殖民的需要等等,也使人类历史在发展到18世纪的时候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的时代。与以往的地域历史相比,世界历史一方面表现为地域、民族联系上的普遍性和现代文明的统合性———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他还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3](P276)。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世界历史进步的加速度性和公共性空间的不断积累。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P277)。世界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力已成为人类相互依赖所产生的合力,这是人类整体的力量,它远远大于任何群体的力量,而且“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3](P108)。在谈到世界历史的表现形式时,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已不能依靠外延性的扩张,因为整个世界已被资产阶级瓜分完毕,历史在这个阶段只能通过内涵增长即依靠科技进步、制度改革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来实现历史的进步。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谈论的内涵增长的历史是一种通过公共性空间的不断积累而形成的历史。所有上述分析表明,世界历史实质上是资本世界化的历史。资本世界化不仅包括对世界的统治,而且也包括对世界的统一,还包括对民族性的超越。作为对世界的统一,资本充当了一种时空的角色,通过它一方面实现民族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另一方面则自发地把各个民族国家从经济上统一起来。作为对民族性的超越,直接表现为一种世界性的存在。这是因为在整个世界历史阶段,资本既具有私人性,也具有扩张性。前者或者直接表现为资本归资产阶级所有,或者间接地以民族国家为中介来体现资产阶级所有,形成资本的民族性特征,在民族性的基础上产生了世界历史范围内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和资本的归属问题;后者表现为资本驱使作为其主人的资本家走向对民族的地域限制和国家的制约的双重摆脱过程。正是有了这种以扩张为特征的超越性,才不断地把各个民族国家内在地自发地联结起来,使人类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并以世界资本的形态对民族国家发起挑战,这预示着世界资本要依靠全人类的自觉联合来共同占有和支配方能形成,因此资本的世界性就内在地包含着生产资料公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本的世界化就是资本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矛盾推动下不断超越其民族性而成为世界性的存在。
关键词:交通工具 造型设计 创新 出行需求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谈到“交通工具”,大家就马上想到汽车,的确汽车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交通工具,但是交通工具不单指汽车,还包括很多实现交通功能的工具。
“交通”一词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古代典籍、外来词的引进。
“交通”在古代的典籍出现过,如先秦的《管子•度地》中就有“山川枯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其中“交通”应该是交流、互通的意思。但现代意义的“交通”的是由日本引进过来的,属于日源外来词,我们常用到的日源外来词非常多,如社会、法律、物理、化学、商业、原则、科学、技术等等。如此多的日源外来词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现代人类社会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而日本比中国更早地接触、吸收西方的工业文明,随之也创造了很多现代意义的词,比如法律、科学,这些词又传播到中国,成为了我们的日常用语。而“交通工具”的英文翻译是Transportation,其意义正是我们现在所指的意思,综上本文要讨论的“交通工具”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词语。
作者认为交通工具的含义是辅助人或物体实现位移的工具。凡是具有此种功能的工具都可以称为交通工具,这就为交通工具扩大了外延,也为交通工具创新提供了新的机会。因此,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交通工具包括汽车、火车、船、自行车等传统概念中的机械设备;广义的交通工具还包括火箭、鞋、传送带等等。
界定了交通工具后,我们开始讨论交通工具造型的创新设计,创新设计是为现有的交通工具带来新的内容。人的感觉来自于五种感官,而对于交通工具的创新主要能作用于人的视觉和触觉两个方面,因此交通工具设计也关注于形态和材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辆汽车的造型看似是独立存在的,但实际上和整个社会的审美、科学技术、出行需求等等紧密联系。汽车造型出自某位汽车设计师或某个设计团队之手,但是无论是一位设计师还是一个设计团队都是社会人,他们身在社会中,和社会发生互动,他们会通过设计表达自己对交通工具和交通体系的理解,而社会也会随时随地影响他们,这种影响会最终体现在他们的设计中。下图是这个过程的图解。
(图片由作者绘制)
交通工具造型的创新设计有三个关键因素:造型、技术、功能。造型因素是最表层的,也是要求专业能力最高的;技术因素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所以要求设计师多关注前沿技术;功能因素是最核心的,也是最综合的,因为功能是对于用户的需求而言的。下图是这三个因素的关系图。
(图片由作者绘制)
造型是交通工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量产车中的所谓换代,除了性能外,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改变汽车的造型。造型只是仅仅从审美的角度来创新,对汽车在交通体系中应该是什么角色的思考深度不够。一般我们看到的汽车设计都是这一层面的,这里就不举例了。当然,要强调的是设计一个好的汽车外形是非常难的,这也是交通工具造型学习的主要内容。
新技术会给驾驶者带来新的体验,也会带来更高层面的设计创新。因此,设计师应该密切关注技术的发展。技术虽然是新设计的一个驱动力,但最核心的创新还是来自于需求,也可以称为对功能的满足。下图是作者基于OLED新技术的概念设计,把车的外表面当做一个互动的平台,强调车和人的交互,以及汽车内室功能的扩展。
(设计方案来自作者本人)
交通工具不同的功能满足用户不同的需求,虽然都是出行需求,但是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是不同的。只有发掘新的交通需求、生活形态才有从本质上有创新性的设计产生。“城市格局、道路的变化,人类个性化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制约并呼唤新的汽车车型的出现……” [1]。下图是作者基于北京交通拥堵的现状设计的后轮轴距可伸缩的救护车。
(设计方案来自作者本人)
任何的新的设计付诸实践的时候都是以造型为依托的,但有的设计最终只是流于造型,而好的创新设计能够对新的生活形态、交通方式作出积极回应,甚至能够增进这种新生活形态的发展或者反映社会的大趋势。作为设计师,应该对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时刻关注着这个世界,关注着周围的人和物。用设计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类出行方式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汽车造型设计概论》严扬,刘志国,高华云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7
摘要:居民与公民指的都是一定的社会群体,然两者并非是同一概念,其各自的社会身份存在着明显差异。由传统居民到现代公民的身份的转换过程即是公民意识的觉醒过程。公民意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论要素,现代公民的特性是服务型政府服务下的居民所必须具有的特点。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公民意识觉创造宽松的社会与政治环境,达到“善治”。因而,居民到公民是身份转换与城市管理改革具有着内在逻辑关系。
关键词:居民 公民 改革 内在逻辑
居民与公民指的都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但是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居民是指在一个国家境内长期或永久居住,并受居住国法律保护和管辖的自然人(包括本国人、外国人、双重国籍人和多重国籍人)、法人和法人团体。“公民”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其内涵突出政治性和美德,它更鲜明地表现着一种公共性。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一个由宪法赋予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概念,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其是和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一切社会群体几乎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居民,却不一定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普通居民的社会地位往往都不高,身处社会的底层,被当作弱势全体去对待;而当社会需要时,他们又勇于肩负社会责任,积极的地参与社会建设,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身处弱势,却勇于担当,积极参与,即是有居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的过程,也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过程。公民意识主要包括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等等,当然还包括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和参与等观念。公民意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论要素,现代公民的特性即是服务型政府服务下的居民所必须具有的特点。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达到“善治”。因而,居民到公民是身份转换与城市管理改革具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下文将围绕着该内在逻辑关系的内容逐一展开。
一、居民和公民的特性差异与集权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差异之间的关系
(一)居民与公民的特性差异
居民属于的社会学所研究的范畴,是一定地域内居住的人,居民的权利强调的是在公权力保护下的权利,突出体现的是权利,而较少提及义务。公民属于法律范畴,强调的是的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利与义务性;公民要积极而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也要主动地履行相应的义务。居民的基本权利主要是和民生问题相联系的,包括就业权、居住权等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权利,而公民的权利最主要的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公民政治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其内容包括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监督权、申诉、检举、控告权、言论自由等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多是主动性的权利,只有主动地参与,才能真正地实现这种权利。居民的基本权利多数是被动性,需要有国家的公权力的保障,才能得到实现。居民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在贡献与索取的关系上,居民的特性使其侧重于索取,这势必会增加社会的负担,不能真正地解决社会问题;而公民既享有权利又承担义务,所以公民既会受到社会的尊重,能从社会中获得生活所需,又要对社会多做贡献。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冲突时,公民要做的就是要先为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让位,兼顾个人利益,但居民的特性决定其多数情况下注重的都是个人利益。
(二)集权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职能差异
集权型政府,顾名思义即是将一切权力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政治统治职能是其最最重要的职能,其存在的目的往往是将其域内的社会群体纳入被统治的地位。对于社会中的一切事务,政府都是以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形象加以出现。相对于集权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具有其独特的特性,“服务型的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服务是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上,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服务型政府倡导的价值取向不是政府统治社会,而是社会控制政府,它体现了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的转移,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移,服务型政府并不是要剥夺政府的权力,只是政府的权力并非凌驾于社会之上和不受控制,而是来源于社会、受制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使政府权力重新回归社会,因而,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于服务二字,政治统治职能已经不是服务型政府的最重要职能,这是与集权型政府职能的最大差异。
(三)两种差异间的辩证关系
居民和公民间的身份差异与集权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差异之间具有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因为,从居民到公民的身份的转换,是自下而上的公民意识的觉醒的过程;而城市管理模式的创新,实现由集权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则是自上而下的公民意识的觉醒。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是公民意识觉醒的途径,二者之间具有着共同的目标,却又面临着不同的难题,二者之间具有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居民到公民的身份的转换,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却面临着公民想要自治,政府阻挠自治的难题;而城市管理模式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但却也面临着政府想要放权,居民不愿参与的难题。因而,要实现由居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需要城市管理模式改革创新,培育公民意识;而成功地实现城市管理模式改革,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离不开由居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
二、公民的基本特性与新型的城市管理模式的主客体的性质要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一)公民主体性是得益于其是新型城市管理模式管理下的主体
“公民的主体性是公民社会的理论基石,是公民的最根本特征。它强调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以及人性尊严和基本权利的平等性,承认公民才是社会的主体,国家和公民社会都应以保护和增进公民权利和利益为旨归。”宪法法律赋予公民权利,只有在承认公民主体性的前提下,才能保障公民获得真正的权利。因为主体性这一特质,公民会以社会建设的主人翁的身份出现,这样就更能激发公民的积极性,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的管理与建设中去。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条即是要求管理者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以服务于人民为改革的基本落脚点,充分尊重公民的个体特性,保证个人尊严。服务型政府的最大特点即是服务于民,还权于民,充分体现其管理模式下的社会全体的个人尊严。因为公民是新型管理模式下的主体,使得其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是公民依法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应该承担的义务。社会的发展需要兼收并蓄,和谐社会的构建也需要“和而不同”。公民的独立性就是要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强调个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提倡宽容、妥协、互惠与合作精神。因而,和而不同、多元化是构建公民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因此公民社会强调和倡导公民个人或公民社会组织,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参与性,尤其是以主体身份参与,是公民其他社会群体的最主要区别。主体性,也是公民公正性;具有崇高的道德情操是对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在道德中,公平、正义、自由、诚信等等无疑是最重要的特质。公民只有具有公平、正义、自由、诚信等道德观,拥有一颗真正的良心,才会有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更多的社会管理与建设事务中去。
(二)公民精神是新型城市管理模式中所应倡导的主要精神
公民精神是以契约精神为基础,以服务精神或公民性为集中体现的,包括志愿精神、人本精神、法治精神、自治精神的公民文化。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构成公民社会的文化特征。[5]契约精神、志愿精神、人本精神、法治精神、自治精神正是合理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安定繁荣最需要的主观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部分,也是维护城市管理改革的精神保障。公民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也是一个自治的社会。公民自治是一种民主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构建和社会的重要条件。公民的“公”指的就是公共利益、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公开性和开放性,这是公众参与公共活动的重要前提。公开性和开放性有利于促进公民之间的交流,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管理与建设的重要保证。这种特性也有利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交流,对于建设一个服务型的、开放性的政府大有裨益。“法治是保障每个公民成为独立的个体的前提,是构建公民社会的基础。反对国家对公民社会内部事务的随意干涉,强调要从法律上划定国家权力和国家行动的边界,确保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使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这些都是要以健全的法律制度为保障的。”法治性是“公民”最为耀眼的特性,是社会群体由自在的群体向自为的群体转变的直接推动力。当前的社会中,道德沦丧,诚信缺失,法律意识淡薄已成为意识领域十分严重的问题,而要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解决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必须要倡导公民精神,从而以契约精神重构诚信体系,以志愿精神担当社会责任,以人本精神尊重人权,以法治精神构建法治文明。
三、居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对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成功实现的意义
(一)居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有利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
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来说,在公民社会里,每一个公民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当公民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利时,其是管理者;而当公民依法履行义务时,其又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在城市管理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首先都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作出正确的角色定位。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要要将自己定位于是国家公民的角色,而不再只是特定地域的居民。在城市的管理中,居民只能是处于被动管理的地位;而作为公民, 因为其自治性与参与性,在被管理时,能够合理地自治;在管理过程中,又可以积极地参与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二)居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有利于公权管理者适当放权,公民依法行使权利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公共行政民主化的直接反映。然而,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政府和公民的积极培育。社会管理改革中,尤其要慎重对待的就是国家公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矛盾,具体体现就是公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居民的个体权利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必须靠国家的公权力保证才能得以实现。公民的主体性亦是以公权力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为前提。当前,滥用国家权力肆意损害个体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强制拆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有目共睹。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公权管理者以“官”自居,牢牢地握着手中的权力,把其他的所有社会群体都放置于“民”的地位。这种“民”是草民、臣民、居民,而非公民。因而,过度地强调公权力的地位,公民的主体性就难以得到尊重,也显现不出公民社会的公开性和开放性,更不利于公民的参与,势必会使原本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城市管理改革的顺利进行,并不是仅靠公权力一方就能完成的。只有公权管理者适当地放权,让公民具有更多的社会管理权、自治权,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才能够更好地推动城市管理改革。
(三)居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有利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创造和谐的管理环境
舆论监督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舆论监督是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最主要途径。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对于公民的主观意识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蜗居”等现象因为网络的存在而被社会更加广泛地受到关注。现实的社会管理中也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有些问题因为网络的管理的无序性而被放大。新闻工作者为吸引眼球而过多地报道负面新闻,小市民的市侩性导致了许多人盲目跟风,不能公正地看待社会存在的问题。而公民因其具有公正性,公平、正义、自由、诚信等价值观是公民社会的价值核心,能够正确地看待社会的非正常现象。合理而公正的舆论监督有利于创造和谐的管理环境,从而城市管理改革稳定地推行。
(四)居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有利于完善社会道德体系,建立健全法律机制
“老弱摔倒无人扶,垃圾成堆无人除”,这就是当前社会中道德缺失的一种缩影。城市建设中,道德的沦丧必然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当道德沦丧时,法律往往就会成为犯罪的帮凶。没有道德的存在,法的目的与价值就难以真正的实现。“官民”之间的冲突往往都是因为“官”的道德缺失,刚性执法,甚至枉法,不能做到合法、合理、合情处理社会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所导致的。“城管”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贬义词,就是因为在城市的管理中,的现象屡见不鲜。当前社会的公民,不再仅仅是居民,更不是封建时期的臣民,以封建时期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公民社会的公民,势必会导致更多的管理问题。所以,城市的管理者,实现居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后,就会要多一些“良心”,少一些“恶法”。依靠道德来进行社会管理是不够的,法治性才是公民社会的最重要特性。“法律制定机关制定赋予社会群体更多自的法律;行政机关不再把被管理者只当作是居民,而要在尊重公民尊严的基础上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做到公正司法,这就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公民社会就是法治的社会。城市管理改革要达到构建法治社会的目的,就必须要有法制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选自《礼记?王制》。
[2]朱永良:《公民、公民意识和服务型政府刍议》载《理论探讨》2008年第6期。
[3]周作翰、张英洪:《新农村建设与公民权建设》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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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一)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感恩是大学生要必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对大学生成人、成才、成功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的感恩意识使他们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转化为学习和前进的动力,让大学生懂得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进而主动去帮助别人,更好的去思考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更能够为自身承担责任和义务而努力。一个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讲道德、讲诚信的人,因而成为受社会欢迎的人,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感恩教育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二)感恩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的重要保证
大学生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未来主力军,只有学会感恩,才能对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产生正确认识,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他人富有爱心、对工作全力以赴、对社会予以回报,才能在社会中与人和谐相处,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感恩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道德价值取向,是道德价值的源泉,是家庭、社会和谐的根基。感恩教育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校园具有重要作用。
二、当前高职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现状分析
(一)对父母的感恩意识
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对父母的付出认识较为深刻,对父母的感恩意识也较强,表明大多数学生能主动与父母联系,但也有部分学生和父母联系很少,与父母之间缺乏有效地交流,不经常和父母谈心聊天;亲情意识比较淡漠,关心父母和表达感恩有一些欠缺。也有少数学生不关系和体谅父母,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缺少对父母的感恩意识。
(二)对国家和社会责任意识
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对社会有较强的责任感,但也有一部分大学生缺乏诚信和感恩意识,依靠国家助学贷款才顺利完成学业,但是毕业后背离诚信,在有能力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的情况下,依旧拖欠偿还,给国家和学校造成负担。反映出部分大学生严重缺乏感恩之心和责任之心。
(三)对同学和朋友的感恩意识
调查显示,在处理和同学朋友的关系问题上,大多数学生同他人有良好的关系,很多学生具有互帮互助的意识,共同进步,认为同学朋友的帮助对自己有非常大的的影响,也有少数学生但也有少数学生在这方面认识有偏差,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认为个人的成长与同学朋友的帮助关系不大,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表明一部分学生在对待和他人的关系上缺乏感恩意识。
(四)对学校的感恩意识
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能够在毕业后会经常回到自己的母校看看,有一部分学生表示以后可能还会回来看看,也有少数的学生表示自己毕业后不会回来。这说明很多学生对自己的母校有很深厚的感情,但也有不少的学生对自己学校的感情淡漠,缺少归属感,缺乏对学校的感恩意识。
三、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加强高职学生感恩教育的对策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方面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通过在思想政治课教育中加强对大学生的感恩教育,让学生懂得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这对帮助大学生培养感恩心、树立责任心具有重要意义。
(一)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倡导感恩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良好的思想道德的重要基础。从认知层面上,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贯穿感恩教育的思想,要引导大学生识恩、知恩,从情感层面上,通过结合生活中一些生动、典型的事例和身边的真实故事感动大学生,引发学生情感的共鸣,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从实践层面上,通过开展各项主题活动,引导学生的感恩行为。
(二)丰富感恩教育的载体,创新感恩教育的方法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感恩教育应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活动载体的丰富性和方法的创新性上下功夫。在开展感恩教育时可增加感恩类电影、视频宣传片的放映,开展专题讲座等形式,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
(三)高校教师要不断提高素质修养,做好表率作用
高校教师要通过自身高尚的道德品质对学生起到润物无声的感恩教育作用。教师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和教育技能水平,关爱学生,将感恩教育纳入日常思想教育实际工作当中,积极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自身怀有感恩心和仁爱心,对学生充满人文关怀,用自身的形象去影响感染学生。
(四)建立科学的思政课考核体系,实现教书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