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散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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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桐城派散文范文

关键词：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原因

王先谦， (1842年－1917年)字益吾，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 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院长。曾有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实业家等称号。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编有《十朝东华录》、《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续古文辞类纂》等。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著名的散文家姚鼐所编纂的，他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指斥考据的汉学家舍本逐末。而王先谦作为一名经学大师，却编选了《续古文辞类纂》。这本书出现在这其中必然有许多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原因，二是王先谦自身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作家是社会中的一员，因此，作家思想的转变与其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学思潮、文坛现状等都是促使王先谦思想转变的几个因素。

(一)社会背景。

王先谦生活在清朝末年，运动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天平天国运动宣传的“拜上帝教”给经学家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这使王先谦的思想也受到了较大的震动，他认识到农民战争的社会现实，深刻地体会到以章旬训诂为主要内容的考据之学相对来讲是脱离社会经济事务的。因此，他对具有维系世道人心作用的义理之学开始有了较高的重视。他所关注的视角逐渐向宋学转移，希望能够通过宋学来挽救衰败的文坛。

(二)文学思潮。

之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促使“经世致用”的思潮广为传播，在文学领域，于桐城派传统的“义理、考证、文章”之外，有意突出了“经济”，以其“经世致用”思想有力地拓展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这对于近代文学思想有较大的影响。近代以来，“经世致用”成为清人编选的清人古文选本的一个显著特点。

此外，“宋汉合流”已经成为当时的学术发展基本趋势。顾炎武在清初就提出“汉宋兼采”，乾嘉时期的汉学家胡承珙也提出：“治经之法，义理非训l诂则不明，训l诂非义理则不当。二者实相资而不可偏废。”运动爆发之后，经学家们开始对能够维系世道人心的宋学重视起来，因此，许多经学家提倡“汉宋兼采”。虽然他们实际上还是提倡经学，但他们也很注重以宋学为主的古文。

从王先谦所选的文章种类中，我们可以看出“经世致用”这一思想。在《续古文辞类纂》中，王先谦按照《古文辞类纂》的编写体列，按文体分类编纂，但奏议、说、诏令，颂、辞赋等几类没有编选。

(三)文坛现状。

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文坛现状：“逮粤寇肇乱，祸延海宇，文物荡尽，人士流徙，辗转至今，困犹未苏。京师首善之区，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诸老，声气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

正是因为看到这样的文坛现状，王先谦发出这样的疑问：“有志之士生于其间，谁与祓濯而振起之乎?观于学术盛衰升降之源，岂非有心世道君子责也?”很显然，王先谦是以“有志之士”、 “有心世道君子”自居的，他想为振兴文坛的萧条现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怎样才能更好地影响文坛呢?选择宋学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效果，却不能仅仅依靠自己写作。因此，他想到了对清代古文有重大贡献的姚鼐，想到了姚鼐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于是，他就接着往下选编桐城派作家的古文。

二、作者自身原因

一个作家思想观念的转变，除了与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有关外，他自身的性格和观点也是影响其思想观念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作者的自我觉醒。

既然汉学不能够改变社会现状，不能够“经世致用”，那么，王先谦自然就会想到用宋学来挽救人心，挽救世道。宋学之长，在其对于思想领域的推进。因此，王先谦就开始注重宋学，注重具有代表性的宋学代表作家――姚鼐。姚鼐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就是《古文辞类纂》，如果对其书进行续作，并将桐城派的后进文人之作选编出来，这不仅是对桐城派的贡献，更是给当时的文坛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

从Ⅸ续古文辞类纂序》中可知，王先谦对姚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桐城派古文也很重视。他提到姚鼐时十分敬重：“惜抱自守孤芳，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缺。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故其为文、源流兼赅，粹然一出与醇雅。”他对桐城派古文的盛行进行这样的描述：“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循声企景，项颌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

(二)作者对于“文派”的看法。

对于当世所赞扬的“桐城派”或“阳湖派”，王先谦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不应该有“文派之说”。这个观点与姚鼐正好是相反的。姚鼐之所以编纂《古文辞类纂》，就是为了建构桐城体系，建立桐城文派。因此，王先谦可以通过编选《续古文辞类纂》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王先谦虽主张学习桐城派的古文，但却反对“文派”之说。“自惜抱继方、刘为古文学，天下相与尊尚其文，号‘桐城派’。”后又叙述“阳湖派”的创始人恽敬和张惠言是受了刘海峰门人钱伯垌的影响，然后开始学习古文，最后使阳湖古文发展兴盛。因此，阳湖古文源于桐城古文，而不是自立门户。他认为文派只是“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浅学者据以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派别焉耳。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疑误后来，吾为此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与!”

王先谦在反对“文派”之说的同时，对桐城古文十分推崇。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他对“桐城派”的认可。在《续古文辞类纂》中，他所选的三十九个作家中，桐城派作家及与桐城派有关联的作家共31人，虽然序中还提到有四人是布衣身份，但这四人中有三人都是姚鼐的学生，由此可见，他还是承认有“桐城派”这一派别的。他反对“文派”之说，只是他认为清代古文派别或是源于“桐城派”，或是没有桐城派文人作品数量多，影响也没有桐城古文影响大。

(三)受思想影响。

在学术上，王先谦崇拜。因主张“融合汉宋”，所以，王先谦作古文师法，同时，在思想上也受到了的影响。他既注重考据，也主张“经世致用”。他认为：“为士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贻笑，无以励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子弟。”(《清史稿・儒林传四》)

综上所述，王先谦是在看到运动过后，清代文坛出现文化萧条的现状之后，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识到了宋学义理维护世道人心内的作用，想尽自己的努力来挽救萧条的文坛，因此，他编选了《续古文辞类纂》。此书不仅编选了许多桐城文派作家的优秀作品，表明作者希望振兴晚清文坛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不应有“文派”之说。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H]．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第2篇：桐城派散文范文

梁启超的散文，经历了文体变化的四个阶段。从少年时起，到投身变法维新运动以前，治帖括，擅八股，喜词章，为文学晚汉魏晋，习为议论，绮习较深，又学姚氏《古文辞类纂》，法桐城派古文。守家法，颇尚矜练。这是他散文写作生涯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时期，是他冲破传统旧文体束缚，至是自解放，提倡“文界革命”创作“新文体”的时期。这时所作散文“以淹贯流畅，婉曲的表达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政论……象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为之一新”。这是他散文创作思想艺术成就最辉煌的时期。第三阶段，从办《政论》、《国风报》至后从政时期，从追求文体解放，倒退到复古道路，重操骈俪，绮习未除，既法晚汉魏晋，又拟桐城古文，竟为“新民体”之别调。第四阶段，“五四”前后，弃政从学，文体又一变而为语体文，不复用浅近文言写作，亦应时代之风气。但所作散文，“文字已归恬谈平易，不复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窒人呼吸的电力感了”。梁启超晚年的散文，虽在文体语言上更趋口语化，但内容已缺乏激情和锋芒。

最能代表梁启超散文写作成就，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在《时务报》至《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所发表的新体政论和文艺性短论，如《变法通议》、《自由书》、《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新民说》、《过渡时代论》等文。他自称这些文章，“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清议报一百册祝辞》)。的确，这些作品议论风发，感情充沛，形式新颖，条理明晰，语言流畅，别具一格，“成为一大派别的文体”。梁启超自称这一时期的政论为“新文体”，以区别于当年仍占正统地位的桐城派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等“旧文体”。而一般论者，从不同角度，给其新体散文以多种称述。因为这种新体散文，大多是政治性的议论文，故称之为“政论”，而这种政论，以文学的笔调，议论变法维新，有较浓厚的文艺性，因被叫作“时务的文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由于这类政论屡发表于报刊，故又称为“报章文字”或“报章文学”，这种政论的写作，至《新民丛报》时期达到顶锋，因此被誉为“新民体”。总之，起于《时务报》，迄于《新民丛报》的十年间，是梁启超“新文体”写作的全盛时期。此后所作散文，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那种高昂的爱国激情、犀利的战斗锋芒和社会改革的理想，已不甚为读者所欣赏。

梁启超新文体的思想内容，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批判旧世界，呼吁社会改革，鼓吹变法图强，追求祖国独立富强的要求和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与旧体文言散文根本不同的思想特质。如《变法通议》就中日甲午战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问题，提出并反复论述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全面阐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的政治主张，震动海宇。《饮冰室自由书》由独自成篇的文艺短论组成，以时势学理为题，宣传新学思想，鼓吹变法主张。《少年中国说》描述了少年中国的光辉前景，鼓舞国民为祖国的富强独立而奋斗，充满了乐观进取的精神和理想色彩。《呵旁观者文》严辞呵责形形的旁观者，呼吁国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人翁态度，面对外强，内政不振的社会现状，奋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报效祖国。《过渡时代论》热烈赞颂中国社会结束了数千年来的“停顿时代”，而进入“过渡时代”，也即变革的时代，呼吁国民，尤其是青年，“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为争取社会的进步献身。《释革》阐述了“改革”与“革命”的意义，力主实行“变革”，鼓吹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变革”，推动社会进步，言辞激烈。《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热情颂扬欧美、日本等杰出科学家、文学家的开创性劳动，创造了“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呼吁国人努力学习西方，“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总之，这一时期的新文体写作内容大体可概括为四方面：“一日倡民权”、“二日衍哲理”、“三日明朝局”、“四日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日：广民智，振民气也”。(《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但是，却也有大量文章，鼓吹“君主立宪”、“开明专制”、“保皇保教”尊孔崇儒的思想。此后则不复如新文体那样的内容，能感应时代前进的步伐，叱咤风云，激昂慷慨，具有导人进步的积极意义。仅有部分政论，如《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丽韩十家文钞序》等，尚能应时代潮流的激荡，闪现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光彩，为人称颂。

梁启超一生所作散文，可称道的艺术成就，还是他的新文体。而其影响，则开创了一代新文风。他晚年评述自己的新文体创造说：启超既亡居日本……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竟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格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为焉。

从梁启超的自述，可知新文体的产生是由于宣传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一是为了便于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畅其旨义”，二是为了使广大报刊读者易于理解接受，裨“国人竞喜读之”，因此，不能不从自幼习练的晚汉魏晋文、桐城派古文，以至为应科举而研治的八股文中摆脱出来，“至自解放”，写作应新形势需要的新体散文，表现新生活新思想。于是新文体便应运而生了。这种新文体的特点，如其所述有以下几点：

第一、“平易畅达，时尽可能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这就是说，新文体的文笔语言，文白相杂，文言出俚语，成为一种浅近的文言文体，接近口语；又能骈散结合，奇句散行与偶句排比相杂，打破骈体与散体的严格界限，增强了文字表现力；还能吸收外来新词新语和外国语法，改良文体的语言素质，提高记事述情的表现力。凡此种种，使新文体显得平易畅达。

……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筻鞭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7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

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雨雨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这种运用骈偶对仗、八股排比同奇句散行的古文句式，熔于一炉，文言、口语与外来新词语间杂并出，扩充了语言运用范围，句式多变，感情充沛，气势浩莽，富于艺术魅力。正因如此，就较之旧文体更充分地发挥中国语文的特性，运用诸如比喻、夸张、重叠、排比、反复、递进等修辞手段，使抽象议论与形象概括结合，加强说理论事的文艺性，产生服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艺术效果。这也是新文体“平易畅达”的原因之一。

第二，“其文条理明晰”。新文体是一种新体政论，行文起迄自由，各自成段，分项申说，洋洋洒洒，尽意而罢，“纵笔所至不检束”，每为长至几千以至万言的长篇政论。而往往又在题目之下，各部分再列小目(小标题)，小目之下，又分项论述，“大纲小目，条分缕析”，如《变法通议》、《新民说》、《过渡时代论》等。梁启超重视文章的条理，说“于文，经纬整列曰。‘理’，条段错紊日‘乱’”。他的“纵笔所至不检束”，是指不为旧文体的形式格调所约束，能放言纵论，不拘一格。一旦进入自己的论题，则必引经据典，或列举种种中外古今事例，或列举一连串比喻，设喻引类，广征博引，反得申说，“其体势顺颇象分段写出的八股文的长比，而不受骈四俪六的拘束。”但求“经纬整列”，务必“条理明晰”。从政论的内容到形式均无视古文辞之门径，也是文体上的一大解放。

第三，“笔锋常带情感”。新文体“慷慨论天下事”，激情洋溢，浩莽奔放，虎虎有生气，因其笔端常倾注充沛的情感。用说理与抒情相结合的文笔议事论理，情理交织，明快犀力，气势，动人心魄，产生极大地鼓动性、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变法通议》中云：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不复存在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相迫，非可瘀制。变亦变，不变亦度。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这种直抒胸臆，大声疾呼，近于呐喊的议论，伴随着激昂直率，急切痛快的情绪，颇能激励民气。因其议论常带情感，又反对“从容模棱之言”和“主文谲练”，主张“以极端之议论出之”(《敬告我同业诸君》)，言词未免“稍偏激”。如《呵旁观者文》开头就发危言耸听、惊世骇俗的议论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矣，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般，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日无血性。嗟呼，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

第3篇：桐城派散文范文

一、穿针引线法

零散的文学常识就像是没有串好的一捧珍珠，只要有一根线将它们贯串起来，这些文学常识就显得非常系统了，这根线可以是时间、空间、风格、内容等等。比如：

韵文类：诗经—楚辞—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

散文类：尚书—先秦散文—六朝陶渊明散文—唐宋家—明初诗文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明中叶唐宋派（归有光）—明末公安派（三袁）—清代桐城派（姚鼐、方苞、刘大櫆）

二、联想法

联想，就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比如记忆屈原时，由屈原想到他的作品《离骚》，又因《离骚》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想到西方浪漫主义三大家：雪莱、雨果、拜伦。

三、积少成多法

积少成多法实际上是一种小循环复习法。比如用一两个月记忆中国文学史（可以按朝代顺序每天记一两个作家或几部作品），用一个月记忆外国文学史，再用一个月进行第二轮的复习，而在每一天的复习之中，先回忆前一天的内容，再记忆新的内容，这样大循环套小循环，一直到高考前，不怕记不住需要记忆的文学常识。

四、口诀法

我们可以把要识记的文学常识编成“口诀”，这些口诀要讲究押韵，也应该是浓缩的文学常识，记上两句，就应该记忆了许多知识。另外，在口诀中把容易弄混的作家作品编成“固定搭配”。看下面的例子：

转贴于

先秦诸子，孔孟荀卿。《论语》《孟子》，四书列名。老庄无为，《道德》《逍遥》。屈子楚辞，《九》《九》《离》《天》。

汉代文赋，首推贾谊。刘向司马，《战》《楚》《史记》。班固《汉书》，断代开启。

第4篇：桐城派散文范文

【关键词】散文;情;归有光

归有光在散文创作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时人称其“今之欧阳修”,其散文“明文第一”,其风格“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 他善用疏淡的笔墨,借平淡的生活琐事、平常景物来表现母子、夫妻、兄弟之间的深情。清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姚鼐视之为唐宋家和桐城派之间的一座桥梁。

对归有光散文的评价,以清代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钝翁类稿》中说得最为全面和中肯:“明自永、宣以下,尚台阁体;化、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

中国当代大家汪曾祺也提到“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惋。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全国各地语文必修教材都选择了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归有光在散文创作上的一些独到之处。

1、看似闲笔,饱含深情。

许多老师在讲到“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一句时,一般都仅仅提到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项脊轩环境的安静,实际上这句看似闲笔的话,却能从中看出作者对项脊轩的喜爱。不知读者朋友们还能否回忆起自己读书时候的一些乐趣来,比如在夏日里读书,会忽来兴致,把在台灯边舞动的飞虫捉住,然后浸入到墨水中,让它不停游动;又如在停电的夜晚,用各种不同的东西去裹上蜡烛滴下的蜡,然后点燃……“能以足音辨人”,不正是归有光一个人读书时候自得其乐的一个游戏吗?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恰好体现了归有光对项脊轩的饱含深情。

同样的例子还有。在读到“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一句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去掉此句再读,又似乎少了许多韵味。一日,和刚结婚的小妹聊天,不大点功夫,她嘴里就迸出了若干个“某某咖啡厅”的字眼,这是她和妹夫相识的地方。我颇感兴趣,便问,“这个咖啡厅有什么独特之处,竟让一贯挑剔的你一下子就和妹夫对上了眼?”话刚出口,便想起了“小妹”们的话来“且何谓阁子也?”。

当然最能打动人的闲笔则要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枇杷树本来是没有思想的静物,但把它的种植时间和妻子逝世之年联系起来,就颇有意味了。由于想念人而触及与人有一定关系的物,便更增添了对人的怀念;再由对物的联想,又引发了对往事的伤感。于是托物寄情,物我交融,进一步把思念之情深化了。只说树,不说情,只说树的生长,不说人的相思,然而物是人非的伤感却自然流露出来,光阴逝去,然而相思却伴随着树的生长而生长了。这样的写法,甚至比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更胜一筹。

类似之处还有“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看似多余,可仔细一品,便觉得“室坏不修”四字极富情致地写出了写妻子亡故后的生活的百无聊赖和内心的忧伤。

2、寥寥数字,达意表情。

《项脊轩志》一文很简短,却记叙了许多琐事片断,寄寓了深情。归有光极善状情摹态,语言十分简练精洁,寥寥数字,形神即现,给人难忘的印象。

在文章开头便有一处精彩的描写:“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短短八个字,就把项脊轩的破漏,狭小写出来了,同时,我们还可以想象,在归有光修葺好项脊轩在里边自由读书的时候,在归有光和妻子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以前的狼狈不也成了回忆的佐料了吗?

在第一段里,作者一字未提学习之事,然后我们透过“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十二个字,便看到了一个好学之人在宁静自由的小屋子里,读书有所得时,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会又静静端坐,进一步考虑书中的问题,冀有更大的收获。

这样的例子简直可以信手拈来。如作者写写旧式大家庭的四分五裂之状,总共也不过用了13个字:“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 寥寥几笔,就把封建大家庭中分家后所产生的那颓败,衰落,混乱不堪的情状和盘托出了。真是“字字珠玑,无字可删”。

3、动人细节,撩人心弦

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一些平凡的琐事及普通的人物,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娓娓道来,却寄托着感慨和深情,是归有光散文另一个特点。

在文章中有两处细节描写可以说是非常感动人的。

第一处是写母亲。作者幼年丧母,有些儿时往事不甚了了,所以借老奶妈之口道出,自然而真实,亲切而感人。特别是写到母亲母亲听到儿女呱呱啼哭,叩门问寒问暖,“儿寒乎?欲食乎?”情意缠绵,感人至深。虽仅一言半语,却纯是慈母心肠。到这,一个对儿女嘘寒问暖,一个对仆人以礼相待的大家闺秀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第5篇：桐城派散文范文

关键词：诗情；诗意；酣畅淋漓；语淡情深

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生于明正德元年，三十中举后，八上春宫不第，退居嘉定安亭江边，读书讲学，四方来从学者甚多，海内称震川先生。六十岁适中进士，选为湖州长兴知县，移顺德通判。隆庆中，任南京太仆寺丞，卒于官。著《震川文集》。

每读史至此，感怀颇多，深叹震川。叹其命运，赞其才情，颂其志愿，哀其磨难。时常诵读其《项脊轩志》，备受感动。念之，思之，如刺在喉，不吐不快。

有光之文如若其人，充满个性之张扬。洋溢诗意之美，诗情之美。尤其是追怀往事，哀悼亲旧之杂记，即事抒怀酣畅淋漓，语淡情深，将人带入情感最神秘处，尽情欢愉、叹伤。准确地说，“项脊轩志”更能体现其的特点风格。寓情于景，创造物我交融的诗情画意。文章开头简介项脊轩之来历，细腻描述其风貌。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窄小，破旧，昏暗，不堪人居，此乃衰败，贫寒之写照。意蕴其中，一丝无奈，一丝伤感，顿然涌起。然经震川修葺。“辟窗，垣墙，植兰桂竹，积书满架”竟风情再起。冥然兀坐，万籁有声，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徐平淡间，感知自然的无穷乐趣如山间涌泉四溅而出，一份悠闲，一种恬静伴一儒生夜坐刹那间，一切唯物，一切唯我，物我唯一。是画、是诗，尽兴体现诗境、诗情。当我等正沉醉于这至高境界之中时，一“然”字，一句“多可喜，亦多可悲”，又将你我置入即事抒情的诗意之中，去领略可歌泣的人迁，去感受波澜起伏，肝肠寸断的骨血柔情。

“诸父异”，树大分枝，固是常理，但家之离散何尝不哀伤灌肠？

内置门墙，东犬西吠，客疱而宴，鸡栖于厅，变篱为墙。

这是怎样一种凌乱？先前之“珊珊可爱”已荡然无存，感受更多的是人和事。

大母，先妪几事之描述，归有光已不能自己。

妪每渭予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语未必，余泣，妪余泣。”

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倾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得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年幼丧母的归有光，对母爱之记忆较为模糊，而由老妪转述，真实自然，而光妪之音容神情跃然纸上，而母疼子，子念母又掀起真情之潮水。至于大母之勉励，之诙谐，之柔切，更细致入微，描绘老人内心之激励，喜悦与期待，这一切都符合家道中落，官宦人家长辈的神伤、口吻。这些极富个性的描写，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从“泣”到“长号”足以钓情灼意，足以淋漓酣畅，似刻骨，似刺心。王锡爵在《太仆寺丞归墓志铭》中讲：

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

后文的书斋（项脊轩）不仅是家，不仅是扬，又是家人，又是家事了，在此可更具体，深刻忆起亲人，尽可追求往事，感动感动往事。

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又是一番庆幸，暗喜涌在心头。其妻之描写，则更为辛辣，煽情。

“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可见耳鬓厮磨之亲密和谐，脉脉真情。

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三年，余久痛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地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长居。

此刻震川之笔触，之与先前天壤之别。

“泣”“长号”已成往事，今之沉然，淡然将澎湃汹涌之情深掩，细嚼之，回味无穷，冥思无尽。

曾是归震川敌对者的后七子之首王世贞，晚年说先生于故词，虽出于史汉，而大较于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序》）

好一个不事雕琢而自由风味！典型的抒情情节更将诗意美推向顶峰。文中末段一典型情节使我等坠入情感之深渊。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历历在目，恍若昨日之往事，今昔，物在人之，喜悲，逝水般远去，唯妻手植之树，迎春送秋计，落红无数。点飘叶几许，血雨风霜，成苍郁之茂，兀兀无言，独立于世，伴百年老屋，忆逝水年华，念往日悲欢，再唤起深长久远之回忆，掀起潮汐之情，肆意奔流……

掩卷然想，情思涌窜，实难自己。

怎奈简析未完，不敢泪流。

无论古散，今散文，必有议论，或点睛，或评价，旨在明志。本文之议，为诗意又添姿色。

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隆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陷井之蛙何异？

寡妇清之丹穴，因利名闻天下，身后留名，诸葛居陇中，研史察今，三分天下，成就大业，而震川处败屋扬眉瞬目，潜志习书，复兴家道，岂敢以陷井之蛙而自居？是冲天前的蛰伏，是扶摇自上时的踌躇，这是豪情万丈的壮美。

诗意之美重在情《项脊轩志》全篇以书斋为线，逐层展开，以情为神，兼形相系，吞吐胸臆。从“珊珊可爱”的乐趣到“长号不自禁”的哀伤，从老屋凌乱的无奈至亭亭如盖的思想，从苦学的亢奋到不常居家的淡然，情感种种，任意放纵如溪上之落叶、浪头之扁舟、苍穹之流星，飘零的、跌落的、描绘的、滑过的都是美丽。“项脊轩”之描写，琐事之追忆，虽然鳞半爪，都是生命岁月里最灿烂耀眼之星辰，照彻人生，照彻世界，是生活之浓缩，生命之闪光，捕捉住，就闯入无比诗意的生活。正是这般的诗境、诗情、诗意为归氏散文博得倾世之名。

时人谓之，今之欧阳修。

清代黄宗羲誉为（《明文案序》）。

清桐城姚鼎编《古文辞类篡》在元明两代大家中，独取归震川，视之为唐宋八家与桐城派间之桥梁。

第6篇：桐城派散文范文

关键词：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美感经验；核心理论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一.《文艺心理学》的创作背景与由来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1925年朱光潜留学英法德，其间，广泛涉猎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并形成他文学批评的思想和理路，此间主要著述有《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诗论》等，其主要文艺美学思想在《文艺心理学》中有充分表现，这部写于1931 年《文艺心理学》堪称中国文艺心理学的经典之作。

首先，朱光潜在《作者自白》中说，这部书是作为大学讲稿之用，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本书的行文风格。《文艺心理学》的行文挥洒自如，文字平易通俗，既展现了作者高人一筹的文艺素养，也充分说明本书适合做讲稿的特点。

其次，朱光潜早年间接受正统的封建私塾教育，他就读的桐城中学，注重桐城派古文的学习，而作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桐城派，提倡义法说和雅洁的审美标准。与此同时，在若干大学做过十四年的学生，广泛积累的知识储备对朱光潜深入展开文艺心理学提供必要帮助。朱光潜能做到如朱自清所赞的“头头是道，有味的谈美的书”[1]，以其博深的见解和广远的学养为后辈文艺研究者提供裨益和启发。

再次，朱光潜所处的时代背景，北洋军阀和专制时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无孔不入，因此《文艺心理学》也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启发民智和启蒙色彩的文艺理论著作。

二.《文艺心理学》核心理论――美感经验分析

从《文艺心理学》的章节体例来看，第一章到第八章是集中探讨审美活动中的美感经验问题，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则聚焦什么是美：分析美的对象和美的本质，第十二章到第十七章则关注艺术论：介绍艺术的起源，考察艺术的创作和归类艺术美的形态。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出，美论、艺术论离美学更近。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更适合以“美学”来命名，朱光潜也在“作者自白”中解释说：“它的对象是文艺的创造与欣赏，它的观点大致是心理学的，所以我不用《美学》的名目，把它叫《文艺心理学》。这两个名称现代都有人用过，分别也不很大，我们可以说，‘文艺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

前五章分别从五个侧面对美感经验进行分析，第一章：直觉说。

直觉说是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石。“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感经验的特点是意象的孤立绝缘。“美感经验是一种凝神的境界”。不论是在艺术中或自然中，美的事物能在你心中呈现一幅有趣的画面，你的眼界在欣赏玩味的刹那，势必这种情境所占据，使你聚精会神地领略它的情趣和意味，而除它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暂时忘掉。这种在欣赏艺术美和自然美时的心理活动，就是美感经验。在这个经验中，心所以接触事物的是直觉，而物所以呈现于心的是形象。因此美感经验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形象的直觉。

第二章 ：距离说。此处作者提出了关于美感经验的一个重要概念：心理的距离。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那里借鉴而来。朱光潜很多例子和布洛的原始论文相似。布洛是为审美无利害说寻找论据，把“心理距离”即“对于经验的某种特殊的内心态度与看法[2]”，当作审美“静观才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朱光潜先生则把布洛的这种冲突观念以“移花接木”这种中西结合的方式，融会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传统文艺实际到中国古代文论中。这是朱光潜西方学说的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尝试，朱光潜改良后的“心理距离”说也得到广泛流传。

距离说的要义在于，适当的心理距离可以把人与物之间由实用关系转变为审美关系，使人们虽然置身于实用世界里，却可以用非实用的眼光，把现实生活当做审美对象去欣赏。正如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里所说：“一个普通物体之所以变得美，都是由于插入一段距离而使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使某一现象或事件得以超出我们的个人需求和目的的范围，使我们能够客观而超然地看待它。[3]”

克罗齐认为：人都有直觉能力，因而“人是天生的诗人[4]”。每当人直觉形象和意象时，他是一个“审美的人”，与“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无关。朱光潜则认为这三者不可分割，只不过是人的三个面，审美的人这一面其实是对现实生活采取一种审美态度，即在心理上与对象拉开一段距离来观照它。朱光潜用“距离说”去补充“直觉说”，，既引申了直觉说，也充实了距离说，使审美经验研究提升到一个更加完善的新层次。

第三章：移情说。讲物我同一，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这里更进一步阐明。

美学家立普斯认为移情作用是一种外射作用，就是把我的知觉和情感外射到物的身上去，使物具有某种“人格化的解释”。朱光潜对其进行批判，移情作用是“双向交流”的过程，一方面主体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上去，另一方面又吸收外物的姿态和精神。

德国学者谷鲁斯提出“内摹仿”，即人在观赏外物时，用内心的意念活动去摹仿对方的姿态或运动。“最终将审美的个体直觉性和社会性结合联合起来，将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沟通起来，使被克罗齐抽象化片面化了的‘直觉’说，重新回到整体生活之中。”[5]

第四章 ，美感经验与生理运动相关。在移情作用中，不但我们的情感移注于物，物的情趣移注于我，而且我们的“筋肉”“呼吸”等生理器官发生特殊的生理变化，似乎也模仿着运动，只是这种生理的模仿的运动大半隐在内而不发出来，这里感觉中的生理运动可称为“内模仿”，“内模仿”会影响美感经验。朱光潜区分美感与，并指出那些在看戏时最起劲、叫得最响的人们往往并没有把艺术当艺术看，得到是只是而非对艺术的真正欣赏。

第五章 在“关于美感经验的几种误解”中，作者亦首先对这种混淆“”与“美感”的成见进行指正。并对迷途的现代学派和艺术作品的疑问进行分析。

三. 结语

整体而言，朱光潜美感经验论创新性有三：

（1） 前四章分别从“形象的直觉”、“心理的距离”、“物我同一”、“美感与生理”，即形成了直觉心理距离移情生理基础的推动关系。四者概念不再是孤立冰冷的概念，朱光潜将美感经验理论的四个部分贯通为相互连接的整体。

（2） 四个方面对美感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兼顾欣赏者和创作者的角度，既有文艺理论的论说，又有实验科学的证明。朱光潜融合西方美学思想于己用，我们在阅读中感受移花接木、西为中用的作品，说理透彻、脉络明晰，展示出作品吸纳西方美学理论后的中国化特色。

（3） 朱光潜 20 世纪早期的心理学美学成果，是以直觉――心理距离这一核心观念为主线建立起来。他以自身学识和切身经验去体察经典，以及探索中国20世纪美学现状，自由融贯中西美学，并成就其美学体系，从而成功的为艺术分析和文学批评提供理论依据和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布洛：《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主编：《美学译文》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第7篇：桐城派散文范文

 

一、方东美文艺美学思想来源

 

方东美出生于一座“ 雄奇峻秀，甲于江左”的文化之都---桐城。桐城的书香门第、耕读世家比比皆是，硕学通儒，接踵而出。方氏家族是桐城赫赫有名的文化世家，明初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是方东美的第十四世族祖，清代散文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方苞是方东美的第十六世族祖。受其影响，方东承庭训，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3 岁受诗经，过耳成诵，12 岁就读完了十三经，由于深沐经史古典文化熏陶，自身又聪颖过人，方东美自幼就有神童之美誉。

 

方东美童年时期就酷爱庄子的书，庄子的诗意境界，对于方东美以后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童年时丰厚的国学根基，使得方东美在日后的哲学研究中，取材引证信手拈来，桐城古文的训练也为方东美日后华美诗意的着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注重艺术审美经验的概括和提炼，在古代文艺美学中，方东美汲取了丰富资源，如司空图的《 诗品》、杜甫的《 镜花缘》 等，审美范畴的传神、气韵、神思、意境等都能够为他所用，引用文艺名着的美学思想可谓信手拈来。方东美哲学研究的前提是在生命哲学基础上，觉察创作之理，建立文艺美学思想，在艺术创造欣赏中，体悟宇宙与人生的和谐圆融。 沈清松教授曾经说“: 方东美先生哲学之发端，是在艺术经验的自由与逍遥中，体验创造生命之流行。 艺术之体验即其哲学生命诞生时之原始经验。 ”[1]346同其他现代新儒家一样，方东美以儒学为工具，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古代文化进行新的阐释。

 

在“ 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浪潮中，方东美积极学习借鉴其他各派思想精华，并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方东美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方东美的文艺美学思想理论来源，主要源自于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思想。 青年时代的方东美开始广泛接触西学，1921-1924 年间，方东美曾经赴美国留学，在西方哲学家中，方东美不仅深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影响，同时，他还比较重视柏拉图、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这些西方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对于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形成都有所启发。 在“ 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现代新儒学开始兴起，虽然方东美在哲学研究上立足于中国传统，但是，方东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叔本华、尼采，还有现代海德格尔、桑塔雅那、维特根斯坦、怀特海、胡塞尔等等，方东美统贯整个西方哲学史，他所引用或评论的哲学家非常多。 方东美在对中国经典哲学《 周易》、《 中庸》、《 老子》、《 庄子》等开发下，又融合了西方柏拉图、叔本华、黑格尔、康德、尼采、怀特海等人的哲学思想，进而方东美哲学思路缜密，系统完整[2]87. 方东美汲取了丰富的哲学资源，这些哲学资源，为方东美文艺美学思想自成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方东美文艺美学思想内涵

 

虽然方东美是一名学贯中西的哲学家，但是，在他身上却有着浓厚的艺术家气质，他不仅以优美典雅的文字阐述哲学，而且能够使人在诗意化境中领悟哲理。方东美认为，天地之美寄于生命，生命之美形于创造，美是生命活力的表现，是富有酣畅创意的生命精神的流动。 方东美认为，美是无需言表，也是无法言表，中国先哲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先哲们很少直接阐述美。 庄子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方东美欣赏自然天成的素朴美，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之美，如同鬼斧神工，浑然天成，匠心独运、雕琢返朴，自然天成的素朴美是不露人工痕迹的。

 

在《 生命情调与美感》中，方东美曾经说“: 美之为美是个人之私见耶?”方东美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生命和美感联系在一起“,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方东美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天地之美寄于生命，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方东美视宇宙、生命、美感为一体，所以，方东美说 “: 宇宙，心之鉴也，生命，情之理也。 ”生命之“ 情”和宇宙之“ 理”是双融通贯的[3]281. 他把宇宙、自然和人生看做是融会贯通的“ 三位一体”,在方东美看来“, 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正气与酣然创意”.

 

方东美指出，文化理想包括真理理想、道德理想、艺术理想等，理想的文化是真、善、美、爱等宇宙普遍生命精神的内在价值，随同生命创造之流逐步被实现的产物。 在这里，生命先天具有内在美的价值，理想艺术文化中凝聚了宇宙“ 普遍生命”精神中最高的“ 美”价值。方东美从理想层面来定义艺术，所以，方东美所谈论艺术是一种艺术理想，方东美对美的本质的看法以及对理想艺术的看法都来源于他的生命本体论。我们总结方东美对美的本质的看法为“: 天地之美”外显于“ 普遍生命”,内在于伟大的“ 普遍生命”之中。既然美在于普遍生命的创造不息、流行变化，艺术是表现美的，因此，艺术必然表现一种生命之美，那么宇宙中的生命之美，在于它无穷的创造力，所以，艺术就是要表现不息的创造性和无穷的机趣，表现宇宙普遍生命的盎然生意。 在方东美关于艺术的论述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如“ 宇宙之美”“、 生香活意”、“ 生命之美”“、 盎然生意”、“ 创造机趣”“、 畅然生机”“、 生命的劲气”“、 灿然仁心”“、 陶然机趣” 等。通过这些关键词， 我们可以感受到方东美眼中理想艺术的内涵，感受到方东美独特的文艺美学思想。

 

三、方东美文艺美学思想的精髓

 

方东美文艺美学思想独具魅力，他主张以同情的态度、宽阔的心胸体会、融合、欣赏中西艺术和古代文化。 他以儒道两家为代表，号召学生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同时，方东美还号召学生，从认识古典文艺入手，学会艺术欣赏和艺术创造，进而领会中国艺术的精髓。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方东美所阐释的“ 中国艺术精神”,就是以中西比较的眼光， 阐释和弘扬传统文艺美学精神。 近年来，“ 美学本土化”和中国当代文艺美学“ 话语重建”成为热门话题，要构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时期文艺美学理论体系，必须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艺理论体系基础上， 借鉴和学习国外的文艺理论体系;古为今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建构新世纪中国美学的一条重要途径。方东美认为，文艺美学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就不能够简单地从古代美学中寻找灵感。 现代美学体系的建立，既要汲取民族文艺美学传统精华思想，也要化合先进的当代文艺美学研究成果。 作为土生土长的一门学科，当代文艺美学既要具备中国特色，凝聚古典文艺美学思想，同时，又能在当代美学转型的道路上与世界美学沟通。

 

方东美文艺美学思想的精髓，还表现为他对文艺美学的两大贡献。一是方东美曾经说“: 美是进入道德的一个入口”;美的发现为现代人道德教育、审美教育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同时，也为审美教育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他明确指出了美是一种直观的体验，在人类发现美、实现美问题上，方东美在理论上给出了有益的解决方案。 方东美树立了一种供人类努力实现的艺术文化价值理想，无论这些理想和价值是否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实践起来是容易还是困难，方东美毕竟为后人探索美、实现美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为人类的美的文化创造提供了参考的标准和有益的启示。在方东美的美学理论中，“ 美”、“ 善”是合一的，他认为，人是经由“ 美”而发现“ 善”的，美、善拥有同样的生成基础，美、善是一种情感上的体验和感应，即“ 同情交感”.“ 同情交感”并不是通过某种伦理规范、教化、灌输实现的，纯粹的道德教育和思想灌输是缺乏真正的基础的。

 

这样的理论构建，提示我们为什么道德教育会在某种条件下失败，为什么善性无法在人性中生根。 为什么道德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人与人之间和谐为什么很难建立等，以伦理规范为主的道德教育，很难让人真正了解善的本质[4]49.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 善”是一个可笑、空洞的虚构概念。 方东美的美学思想，使人在对美的发现中经由“ 美”而发现“ 善”,继而实现人性的善。 这种美学思想，正是时代所迫切需要的。

 

方东美认为，中国文学艺术是传承持续性的，中国文艺世代累积，丰富无比，中国文学艺术完全可以复兴国家灵魂，振作民族精神。 虽然方东美美育的思想有些夸大，但不可否认，方东美确是 20世纪关注美育具体实践为数不多的哲人。 作为现代新儒学家，方东美文艺美学思想渊源磅礴错综，一方面，他始终坚守中国艺术本位立场，从古典文化资源大乘佛学、儒家、道家中汲取原始的文艺美学思想，另一方面，方东美还能够将多元的思想资源融会一体，他大胆借用西方艺术哲学理论，梳理比较中西艺术审美差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成体系，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方氏文艺美学思想体系。方东美往往以典雅曼妙、充满诗意、含蓄隽永的语言，表达自己审美观念和艺术哲思，在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时，方东美很少采用正面论述和直接判定的方式，他习惯于引经据典，列举生动的实例，方东美挥洒自如的艺术文笔，能够引导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思考在艺术审美的瀚海里拾贝，采摘闪亮的文艺美学珍珠。

 

参考文献

 

[1]张毅。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王剑峰。生命与艺术---方东美论中国艺术之精神[J].学术月刊，1998( 11)

 

[3]沈清松。方东美的生生哲学要略[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

第8篇：桐城派散文范文

王春英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又云“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文言文语言典雅，音韵和谐，句式变化灵活，文意深远，适宜诵读，高中生又有一定的朗读基础，高中文言文教学若借助“诵读法”，则可做到以读促悟，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语感，提升文言文阅读能力，实现文言文教学的“少教多学”

一、以“读”促悟，培养文言语感

1．读准字音，了解古代文字“莫”与“暮”、“其”与“箕”等通假现象记录着古代新字的出现，“衣(yi)”与“衣(yi)”，“王(wang)”与“王(wang)”等破音异读现象记录着汉字词性的变化；“可汗”与“吐蕃”等古音异读现象则刻录着民族的文化一“读”，叮以了解古代文字的更多含义。

2．读准断句，了解词义。古今异义词的存在，是文言文难懂的重要原因，而不同的断句方法则是古今异义的普遍现象。《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于是相如前进缶”一句的“前进”与现代汉语的“前进”完全不同，文巾的“前”意为“上前”，“进”意为“进献”，“前”与“进”之间断开诵读才能读准同意，否则就与现代词混淆。

3．读准重音，感知文意。汉字表音亦表意，诵读时文意传达得到位不到位，主要看重音读得准小准。一般而言，表动作的谓语和表性状的状语需重读，需强调的定语及表结果的补语要重读，疑问代词和指永代词也常常需要重读。如“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的“破”“下”“东”；“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的“亿丈”“不测”；“却匈奴七百余里”的“七百余里”等再如《赤壁赋》中“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句，只要指导学生重泼“安仵”这个词，便可以引领学生悟得作者人生短暂、生命难以把握的惆怅消极的情绪，感知到文意。

4．读对语调，品味情感《赤壁赋》中“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一句，若把“天一方”读成高亢的升调，表达的是对理想的坚定信念，若每个音节都读成低缓的降调，则表达朝堂之外自己被贬后内心深处的丝丝愤懑、怅然、不甘与期待。

5．读出文气，获得文言语感。桐城派代表人物刘大櫆曾说，教人读书要“因声求气”，文言文讲究语气、语调、语势、语感、抑扬顿挫和轻重缓急，句式也多骈散结合，所以，文言文学习必须注重诵读，特别是《滕王阁序》《归去来兮辞》和《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不读就体会不到整句与对句飞扬出来的洒脱与奔放，就体会不到诗人时喜时悲的情感变化；像《陈情表》与《祭十二郎文》这样的感人肺腑的名篇，也只有读，置身于特定的氛围才能感受出诚挚与真切。

6．读懂形象，感受古代文化。像《鸿门宴》这一类情节突出的作品，为学生创设诵读情境，让学生在特殊的语境里诵读才能体会得到鲜叫的形象。如“樊哙闯帐”一节，分角色诵读，分组对比，樊哙闯帐时的急切与愤怒、忠诚与耿直、坚毅与勇敢才体会得真切，项羽英雄惜英雄的英雄气概，也才能悟得？

二、以“读”导学，培养学生自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少教多学”的要义在于尽可能地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语文教师从学习的最基本环节“读”进行引导，符合由易到难的学习规律。

1．引领学生读课下注释，了解文史知识，“知人论世”。古代文学作品的诞生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引领学生关注课下注释，诵读背景文字及作者介绍，不失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第一把钥匙、

2．试读与范读相结合，扫清文字障碍，初步”感知课文”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是读准字音、读清句读。学生诵读全篇后没汁“有没有读错字？”“应该怎样读？”“为什么这样读？”等问题，可以激发学生互助正音，讲解渎音知识，或渗透文章内容。而通读文章之后，设计“你们最喜欢课文的哪一段？”或“你们认为哪一段写得最精彩？”“你可以试着读得更精彩吗？”等问题，则可以激发学生间的交流，促进文意的感知。

3．诵读与评价相结合，激发感悟，深入“理解课文”。“少教多学”，是让学生学会思考，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文言文的课文理解，也可借助“读”引领学习者的合作与探究，个体诵读之后，“读得好不好？”“怎样读更好？”“读得最精彩之处在哪里？”等问题的设计，也可以引出评价，激励其他同学的评价思考，深入理解课文。

4．分角色诵读与配乐相结合，身临其境，感受文言文之美。情节性强的文章，借助角色诵读法，更易于引领学生身临其境，感受作品意蕴；散文类文章，配乐诵读法，更能读出音韵之美与文化之美。

第9篇：桐城派散文范文

摘要： 严复承继清代学术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传统，在西学译介中提出了翻译的义理“反证”说、“敦崇朴学”说和“文章正轨”说。义理“反证”旨在会通中西思想，“敦崇朴学”注重通过考据会通中西义理，“文章正轨”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严复的翻译是会通中西的学术方式，对当前学术经典的输入和输出均有借鉴价值。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2025306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and Yan Fu's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ZHANG Der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Yan Fu;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devoted particular care to argumentation， textual criticism and writing studies. Inherited with these academic lineages in his translation of west learning， Yan Fu put forward his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he light of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was aimed at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y， whil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was favored to integrate the two through close crosstextual research.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rendered Yan Fu a master of Chinese writing among translators. Yan Fu's translation is an academ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 and serves as reference for both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academic classics.

清代学术与严复翻译会通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3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评价严复的学术贡献：“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1]82严复译介西学为什么要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是怎样发生关系的？严复这一首创的学术方式在清代学术史上地位如何？这些问题梁启超未加具体论述，但它们恰恰启发后人不妨从学术的视角来审视严复的西学译介，尤其是清代学术对严复治学理念、学术思想与翻译方法的影响。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清代，经过汉学、宋学诸家的争鸣与实践，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结合，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如戴震、钱大昕、姚鼐、焦循、章学诚、阮元等。“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属于文献功底;文章是文辞，属于学术思想的表达艺术。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2]43“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3]61。但到了晚清，中学之弊日渐突显，义理、考据、辞章倍受争议，严复在《救亡决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学空谈性理，“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汉学埋首考据，“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辞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慢……险躁”。[4]44-45对此，严复转向力主的“经济”之学，疾呼宋学、汉学及词章小道都应束之高阁[4]44，转而倡导西学，经世致用。然而严复译介西学不仅没有简单地弃置义理、考据、辞章这一传统学术“三面说”，反而发展并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翻译新“三面说”：阐释原作重义理“反证”、译书考证重“敦崇朴学”、译文表达重“文章正轨”。新“三面说”丰富了严复翻译思想体系，使严复的西学译介成为开创近代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式。

一、义理“反证”与中西思想会通

义理“反证”可谓严复译介西学“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现代学术方式。义理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义理指程朱理学，广义的义理可谓“言有物”[5]58。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语言文字背后的“道”“理”或“大义微言”[6]viii。“义理存乎识”[7]351，传统义理学囿于语内训诂、注疏以及儒释道之间的相互阐发，视角狭隘，限制了“识”。严复则独辟“西”径，在其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自序中就提出了跨语际的义理“反证”说，即“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6]viii。就是说，西学义理用“吾古人之所传”加以反证，往往能让中、西学“不谋而合”的义理“达成共识”，如此则是治西学者之“至乐”。严复的义理“反证”是跨语际解释，即以西学为视角来“归求反观”[4]49中学之义理，力图中西兼治，熔于一炉。义理“反证”一面译介西学，一面发掘国故;一面以西学昌明中学，一面更是借中学传播西学。

严复的义理“反证”说标志着旧学的黄昏和新学的黎明，隐含着传统经典义理之“优先论”、“失传论”，开创了新学之中西“会通论”。严复批评汉学无用、宋学无实，而对先秦儒学、老庄哲学等中华元典情有独钟，一方面认为这些圣哲的微言大义和学术成就较西方“往往先之”[6]ix，另一方面又告诫晚清国人：“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6]ix考察中学由盛转衰的原因，严复认为“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6]ix。就是说，中国圣哲之学没有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因为“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6]ix。对此，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在治学方法、学术责任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6]ix所以，传统学术中的微言大义在后人抱残守缺中慢慢失传。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6]x，因为中西“事不相谋而各有合”[6]viii。严复坚信“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8]43。这从学术史的角度为义理反证、中西会通提出了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历史使命。

严复义理“反证”说的学术创新，在于以西学为视角“发明”[6]ix、“反观”[4]49中学之义理，严复译著分别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学科发明、反证了诸多与西学相通、相合的吾圣哲“先发”[4]1413之义理。翻译《天演论》，以西人“天演”学说发明、反证了儒家首经《易经》之“易”道，认为“此其道在中国谓之易，在西学谓之天演”[9]4。翻译《群学肆言》，发明、反证了《大学》《中庸》之精义，认为该书详实地阐明了《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的义理，且“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10]xi。翻译《群己权界论》，发明、反证了《大学》e矩之道，认为自由是“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11]xii。翻译西方逻辑学，发明、反证了“《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认为《易》重演绎法，《春秋》重归纳法[6]viii-ix。翻译《原富》，发明了《大学》《周官》《管子》《孟子》，以及《史记》之《平准书》《货殖列传》等，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经济学说，但存在着相似之识。[12]译事例言，7-8评注老庄，认为老子之言是“天演开宗语”[4]1077，“而西人亦以庄子为古之天演家”[4]1106，等等。严复一生中西学兼治，“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10]xi，义理“反证”是他解决“读古书难”[6]viii新的治学方式，是其整理国故的独特途径，“藉自它之耀，祛旧知之蔽”[8]384。

严复这种义理“发明”和“反证”，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消解了接受西学义理的困难，虽难免有附会之嫌，但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古书新的义理之“识”，渗透着严复译书经世的诠释，这种学术方式与他“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13]127的文化观一脉相承。由于中西传统之别，严复的义理“反证”经常把中西实然（Is）、应然（Ought）和形而上[14]34的义理进行置换，一方面增强了西学义理的形而上质，另一方面赋予了中学义理更多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实然和应然。以《天演论》为例，“《天演论》是严复的天演论”[8]334，严复频繁以儒、道形而上的义理予以诠释，天演、天良、天道、易道、道、真宰、太极、阴阳、德贤仁义、人伦、礼乐、修齐治平、修己治人、格物致知等概念及其思想充斥译文字里行间，与原作融为一体，译写参半，几可“乱真”为本土元典。如论一“能实”开篇论天演之道：“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6]49，“道”“性”“理”把原作由一粒豆子推至万物变动不居的道理抽象化、哲学化。再如论十三“论性”，把nature的天然、自然之性，与宋儒言性等同[6]85，形而上的哲学义理溢于言表。反之，严复的义理反证，也借助西学增强了中学的实然和应然。如《天演论》手稿仅以evolution发明、反证《易经》就多达近20处，原文由evolution， change， impermanenc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retrogressive metamorphosis，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等形成的天演语义场，在严复笔下与《易》道进行了全方位会通，以一连串的“变”反证了“易”之生生不息、刚柔相推阴阳互动而生变化、天地变化草木蕃、万事万物虚息盈消的“易”道周流等，赋予了《易经》新的“天演”内涵，巧妙地渗透了严复的维新变法思想，引导士大夫以“易”变思想认同“天演”学说。再加上严复在“蜂群”“人群”“善群”“严意”等中把“群”赋予了西学sociology的义理内涵，为倡导社会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达到托译言志、译书经世的目的，旨在“K愚”[4]560，为中国寻找救亡图存之良方。严复义理“反证”的主要方法是“敦崇朴学”，注重考据实证。

二、“敦崇朴学”与考证会通

考据是传统学术的又一重要层面，而考据学是在明末经世实学、清代汉学兴盛等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考据学的中坚乾嘉学派，重点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对经典文本进行材料考证，在经学、小学、音韵、古籍、伪书佚书、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史事史料、金石文物、职方地理、史籍目录、年代版本等考证方面，硕果累累，晚清学术也深受影响。严复在当时的风气下，在西学译介领域成功地吸收了考据学的治学精神和考据方法，以至于1903年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更明确地把“敦崇朴学，以棣贫弱”[4]130列为翻译的四大宗旨之一，这里的“朴学”即考据学。其实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原富・译事例言》《群己权界论・译凡例》《群学肆言・译余赘语》《法意・孟德斯鸠列传》，以及讨论西学和翻译的书信等中，均有译书考据的论述或运用，最有代表性的考证方法包括“集思广益”[6]vii“考订”“贯通”[4]93和“沿流讨源”[4]519。“徵实存乎学”[7]351，以上三种方法体现了严复治学的渊博学识、严谨的实证精神和会通宗旨。

“集思广益”见于严复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译例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6]xii这段文字带有明显的考据性质，其目的是“穷理”，其操作方法是对比异同，会通中西。用严复“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的话来说，关键就是“考订”和“贯通”。考订即“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贯通即“类异观同，道通为一”。[4]93正因为如此，严复的考据重在旁征博引，擅用归纳法，把原文“与他书有异同者”，捉置一处，进行中西合观，以便相互类比、互证、反证、补证、参证，进而揭示义理。如严复翻译逻辑学的Laws of nature时，考证了与此类似的儒释道三家之说，认为这一概念“即道家所谓道，儒先所谓理，《易》之太极，释子所谓不二法门”[4]1051，把西方的“自然法则”与本土的“道”“理”“太极”“不二法门”放在同一语义场进行“聚列”会通。翻译《支那教案论》有论“究之中国之道德礼义，则绝不缘神道设教而生”。对此，严复考订了三条证据：“《书》言皇降，《诗》言秉彝，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据此得出“中国言道德礼义，本称天而行，但非由教而起耳”[4]849的观点。《法意》卷八第五章“贤政精神之弊”论及“苟无忧危，其亡或立至”，原文以希腊、罗马兴衰为证。严复翻译至此，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明、考证了类似的论述，认为原著所说“似吾《六经》”，如“《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传》曰：‘外宁必有内忧。’……”[4]957通过中西对比合观，严复得出忧患意识是古今中外共同的历史规律。

“集思广益”式的“考订贯通”按语贯穿于严复的大部分译著，“共七百多条，约十七万字”[4]按语卷说明。尽管钱锺书认为严复对西学了解并不多，章太炎批评严复“略知小学”[8]269，但严复译书考证材料之丰富，学识之渊博，译书态度之严谨，一百多年来是世所公认的，很值得当前学术翻译思考。严复作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9]273，不是埋首故纸的汉学家，他只是借助各种考据性文字，巧妙地贯通中西，附以己见，倡导维新变法。其最核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等天演思想，无不渗透着精心考据的治学方法。面对“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6]13这一境况，严复为了让读者信服这一普遍性道理而觉醒，通过按语对此详加考证：

譬如美洲从古无马，自西班牙人载与俱入之后，今则不独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转成野种，族聚蕃生。澳洲及新西兰诸岛无鼠，自欧人到彼，船鼠入陆，至今遍地皆鼠，无异欧洲。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w灭旧种，今转难得。苏格兰旧有画眉最善鸣，后忽有斑画眉，不悉何来，不善鸣而蕃生，w善鸣者日以益稀。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至如植物……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6]13-14

这是《天演论》“导言四・人为”一节的按语，严复从动物界、植物界的残酷竞争推衍到人类竞争，通过马、鼠、蟋蟀、画眉、土蜂等此“蕃”彼“灭”的详细考证，告诫国人中国境况亦然，奋发图强则“蕃”，若靠眼前“区区人满”而不思进取则“灭”。

“沿流讨源”是严复另一种重要的考据方法，主要用于译名考订。当然，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所译西学多为“导厥先路”[10]vii的概论性著作，译文及按语“沿流讨源”性的考据不少，其特点是内容宏富，但言简意赅，便于开启民智。其中“一名之立，旬月踟蹰”[6]xiii式的译名更能体现严复“沿流讨源”的考据精神。严复在与梁启超讨论翻译的信件中认为，“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正因为如此，“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4]518-519严复译名不主张多造新名词，也不愿简单地沿用日本人的译名，所以“沿流讨源”、中西会通的考据就至关重要。这里仅举《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对liberty译名的考证为例。严复认为Liberty与freedom同义，而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相对。对此，严复把它译为“自繇”，同时考证了该词的中文内涵，即“不为外物拘牵”[11]vii，不褒不贬。所以“自繇”不是“放诞”“恣睢”“无忌惮”“放肆”“佚”“不法”“无礼”。严复进一步考证传统文献，认为liberty即“《大学》e矩之道”，亦即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中“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O花不自繇”的“自繇”。[11]vii-viii严复甚至刻意用抽象名词“自繇”以别于“自由”，尽可能为译名的精确性提供更充分的理据。从考据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典型诠释。

三、“文章正轨”与中西辞章的会通

严复崇尚实学，同徐光启一样曾经批评传统学术最尚辞章，不求理实，慢险躁。但这并不是说严复翻译不讲求辞章，只是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就严复译介西学而言，他恰恰提出了很注重辞章的“信达雅”文章学翻译[15]5-6三原则：“《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6]xi“辞章存乎才”[7]351“文章正轨”说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译文充溢着其中西会通的情才、辞才及文才。

“修辞立其诚”语出《易・乾・文言》，后世把它引申为写文章的金科玉律，如《文心雕龙・徵圣》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碟，秉文之金科矣。”桐城派方苞和方东树重申“修辞立其诚”，正性情，注重内在情感的表现和抒发，因而这个“诚”也应该包括译者的性情。就严复而言，其翻译中“发于自然，达其至深而莫能自己”[16]132的性情至少有两大方面，其一是前文所论的“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这是学术之性情。如严复《天演论》自序对比了他对司马迁“《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前后两种理解：“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而读了西方逻辑学有关“内籀”（归纳）、“外籀”（演绎）方法后“如寐初觉”，发现《易》由隐而显就是演绎法，而《春秋》推见至隐则是归纳法。这种以西观中的新发现，是严复治西学之至乐，所以严复激动得“乃推卷起曰：有是哉！……其言若诏之矣”[6]ix。严复这种至乐自始至终贯穿于其译著之中。其二是“自了国民之天责”[4]517，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它促使严复把西学译介与晚清时局紧密结合，把自己的文章写入译文，对原文信息型文本加以情感化，取便发挥，托译言志。如《天演论》是严复“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8]250。《原富》针对传统士人以言利为讳的现状，以此书“指斥当轴之迷谬”[12]9，认为经济学近关“中国之贫富”，远系“黄种之盛衰”，因此翻译中每见原文与晚清时事暗合，就频繁附以己见，“丁宁反复，不自觉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12]13翻译《群学肆言》，针对斯宾塞所论传统“既坚甚完，其改制沮力，亦以愈大，而革故鼎新皆难，其物乃入于老死”这一共性难题，严复叹曰：“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10]49等等。严复译书以“诚”释“信”，可谓其以西学激发国民情感共鸣的“嘤求”[6]xii术，频繁展示了严复的抒情之才，与“达”之“达旨”[6]xi术、“雅”之“招徕术”[8]313异曲同工。

严复辞章的文章学翻译第二个要义是“辞达而已”。“辞达而已”一方面是维新派有识之士批评士人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以至于慢险躁;另一方面“辞达”又是翻译的文章学标准，重在达旨。对此，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观点十分明确，即“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但中西语言的诸多差异，按原文字比句次来译，“则恐必不可通”，译者只有“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6]xi。可见“辞达”的前提是“取明深义”，确保“达旨”，其具体方法是“互备”和“前后引衬”。达的基本标准可谓词不害意。下面以一具体译例对此加以分析：

Thus that 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 which we began by considering， is far from possessing the attribute of permanence.Rather its very essence is impermanence.... And in the living world，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cosmic process i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e competition of each with all，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selection， that is to say， the survival of those forms which， on the whole， are best adapted to the conditions which at any period obtain; and which are， therefore， in that respect， and only in that respect， the fittest.[17]34-35

因此，我们现在开始考察的植物界自然状态，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在生物界，这种宇宙过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生存斗争，每一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的相互竞争，其结果就是选择。这就是说，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说来，都是最适应于在任何一时期所存在的环境条件的。因此，在这方面，也仅仅在这方面，它们是最适者。[18]3

对比原文，该译文可谓“斤斤于字比句次”，突显了英语表层结构，遮蔽了文字背后的意旨。把“生存斗争”、“选择”置于分句之末，关键词不够突显，义理也有“愈益晦”[6]viii之嫌。这是当代流行的“信”译，而严复译文特别注重吃透原文而后“辞达”：

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6]2-3

严复译文表面上达而不信，常常遭后人诟病，这里姑且不论。但从“辞达”的文章学视角来看，严复先是提炼出“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之天演，再由天演为体推至其“物竞”“天择”之用，行文由总而分，逻辑性强，前后畅达。严复以“物竞”“天择”作为话题，以“……者……也”句式对两个概念加以解释，前后相互引衬，内涵明晰，原文义理“得严子乃益明”[6]vi，可谓严复练达之辞才。

文章学的第三个要义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译文要有文采，有表达力，否则不能传远。严复把“雅”引入翻译学，肯定了文章学传统对翻译的文采要求[15]6。梁启超曾批评严复“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8]267，对此，严复则不苟同：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4]516-517

从这段话来看，严复讲究“文”有两大原因，其一是“务其是耳”，这与严复崇尚先秦儒学、老庄哲学有关，主张只有“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才能会通原文之“精理微言”[6]xi。其二是以“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为理想读者，译文文笔自然要考虑“声之眇”“形之美”“辞之衍”。为此，严复甚至“字字由戥子称出”[4]969，译文每每屡易其稿，以求“垂久行远”[4]527。正因为如此，原书“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而严复“雄笔，真足状难显之情”[8]254，甚至“VV与晚周诸子相上下”[6]vii。纵观严复译著，其文笔擅长师法《史记》、诸子散文、桐城派等笔法以及佛书体、八股偶比等，译文“以瑰辞达奥旨”[31]17，文学化明显，讲究骈散杂糅、沉郁顿挫、文理密察，可谓富有字字珠玑之文才，其得失利弊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语

严复西学译介不是狭义的语际翻译，而是会通中西的学术方式，贯穿着义理“反证”、“敦崇朴学”和“文章正轨”等治学“三面说”。章学诚曰：“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徵实存乎学”[7]351，“识”“才”“学”可谓译者专业素养的“三备说”。“三面说”和“三备说”有助于重新认识严复的治学理念、译介思想与翻译方法，有助于反思当前学术经典译介中存在的义理晦涩、考证肤浅、语不成文等不良现象，对学术翻译的输入、输出如何更有效地会通中西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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