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变革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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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

从1948年正式建立到现在，战后英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1948到1965年是初步发展时期；1966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完善时期；从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到现在是变革时期。1979年以来，英国社会救助制度总的变革趋势是：社会救助的手段越来越趋于多样化，服务型社会救助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对申请人设置的限制性条款也越来越严格。

一、1979年以来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频繁变革

1.保守党政府时代（1979―1996年）

在1988年正式生效的《1986年社会保障法》里，作为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补充补贴被收入支持所取代，家庭津贴变成了家庭信贷，而在之前几年，住房津贴已经取代了房租减免。所有这些津贴改革的目的是简化管理并避免“贫困陷阱”这种最坏的结果。[1]

1986年的《社会保障法案》创造了三种社会救助津贴：收入支持、家庭税收抵免和住房津贴，这三种津贴都建立在相似的原则基础之上。这项法案推动了英国社会保障体系向税收抵免方向的发展，而且它把财产调查作为整个改革方案的中心。一种新的社会保障结构被引入，它较少在不同的津贴申请者之间进行区分，比如残疾人、养老金领取者和单亲家长。[2]

这项法案同时建立起了双重的财产调查型收入支持体系：收入支持是为那些没有工作或每星期工作时间少于24小时的人设立的，工作家庭税收抵免是为那些每星期工作时间在24小时（后来减为16小时）以上的父母设立的。然而，抚养着16岁以下小孩的单身母亲却不用受工作方面的条件限制就能接受社会救助，就如同普惠式的儿童津贴一样。[3]这再次反映出英国政府对儿童享受的福利的关注度明显要高于对其他群体的福利的关注度，同时，这也反映出“少年儿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的这一当代社会的重要理念。

1983年，保守党政府引入了住房补贴计划，以取代之前存在的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各种住房福利。最新的关于申请住房补贴的一般资格是在《1992年社会保障缴费和补贴法》中规定的。

保守党政府在1971年设立了家庭收入支持，其在1988年被家庭税收抵免所取代，它提供给每周工作时间在24小时（后被减少为16小时）以上的低收入父母。这项津贴对于单亲家庭与双亲家庭一视同仁，发放的主要依据是家里孩子的数量及其年龄、家庭纯收入、积蓄等。与收入支持一样，家庭税收抵免只面向积蓄在8000英镑以下的家庭，只有积蓄在3000英镑以下的家庭才能获得全额的家庭税收抵免。

在1986年以前执行的补充补贴计划中，有些条款准许对帮助特殊支出做出一次性付款，诸如搬家、购置家具、修理房屋等等。政府在这些方面有很详细的规定。《1986年社会保障法》废除了这些名目，用社会基金取而代之，救助金局组织了一个受过专门培训的小组负责管理。社会基金提供给收入支持和后来设置的非缴费型求职者津贴的领取者，以满足被认为超过日常生活的正常开支的一次性需求，它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法定社会基金和任意社会基金。1987年实行的法定社会基金对寒冷天气时的额外燃料支出，以及生育和丧葬费用提供资助。1988年开始实施的任意社会基金，对申请人提供预算借款和危机借款，以及社区照顾资助，社区照顾资助是提供给那些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住院护理并需要回到社区安顿的人。此外，去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探亲访友时，可以得到交通补助。该服务还补助社区内“易受伤害”的群体改善生活条件，政府有详细的规定来帮助社会基金官员决定这类需求。除了社会服务和医疗服务以外，社会基金提供的现金资助是很有限的。在预算范围内，30%用于社区护理，70%用于借款。当然，生育和丧葬补助不在此范围内。[4]

从1994年10月起，申请家庭税收抵免及住房补贴的家庭可以获得每周不超过40英镑的补贴用于用于正规幼儿园的看护费用。此项帮助用于双职工、单职工而另一方无力照顾孩子的家庭，以及单亲家庭。它是提供给那些把不满11岁得孩子送到日托所照看的家庭的。这项政策有助于减轻低收入工作家庭在照看孩子方面的负担，同时也给予了一定精神上的鼓励。

1996年，保守党政府推行求职者津贴制度，政府提供缴费型求职者津贴和非缴费型的求职者津贴，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失业人口并缓解失业家庭的贫困。其中的非缴费型求职者津贴，则附带了较为严格的家庭财产调查和就业行为调查，强调申请人必须积极努力寻找工作。自从1996年10月求职者津贴取代失业救济补贴后，该项津贴在2000年以后取代了收入扶持而成为社会救助津贴中开支比例最大的津贴，其与收入扶持共同构成了当前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

2.新工党政府时代（1996―2009年）

1998年5月，新工党政府提交了上台以来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要用工作家庭税收抵免取代原有的家庭税收抵免。1999年10月，工作家庭税收抵免正式取代了家庭税收抵免。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设立清晰地表明了新工党政府的政策意图：提高至少有一个成年人就业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鼓励无人就业的家庭中的成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设立明显地是受到了1998年英国财政部的相关统计数据的影响，财政部的相关统计显示：在1997年的英国，有五分之一的处在工作年龄段的家庭成员没有工作，这一比例是1979年的两倍。[5]就业比例如此之低，改革自然势在必行。

1999年10月，工作家庭税收抵免正式取代了原有的家庭税收抵免。新工党政府推出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政策目标是让这项津贴覆盖150万个低收入的工作家庭，这是家庭税收抵免覆盖面的两倍以上。工作家庭税收抵免包括每周48.8英镑的基本津贴，加上随着孩子年龄而增加的额外津贴，在孩子达到16到18岁时，该额外津贴达到最高额度即每周25.4英镑。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申请者必须保证每周工作时间不少于16小时，但那些每周工作时间在30小时以上的申请者还可以额外得到每周10.80英镑的津贴。[6]

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政策目标是有一个或两个成年人都没有工作的低收入家庭。与家庭税收抵免相比，平均每个家庭每周可以从重额外获得24英镑的收入。[7]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设立清晰地表明了新工党政府的政策意图：提高至少有一个成年人就业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鼓励无人就业的家庭中的成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2003年，工作家庭税收抵免又被工作税收抵免所取代，它仍然是针对低收入家庭的，与工作家庭税收抵免不同的地方是：它不要求家庭中一定要有需要抚养的小孩。

2003年10月起，养老金补贴计划正式实施，它包括保证补贴和储蓄补贴两个部分。保证补贴是专门针对60岁以上老人的收入支持计划，如果个人的储蓄超过10000英镑，则保证补贴将被削减。储蓄补贴的政策目标在于鼓励储蓄行为，使那些有一定储蓄的老人得到更好的政策待遇，适用人士是65岁以上的养老金领取者，当申请者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就丧失领取的资格。

2008年10月，英国政府开始实施就业及援助津贴制度，取代丧失工作能力补助与收入支持，收益人群是由于健康原因而不能工作的人。与求职者津贴类似，就业及援助津贴也分为两类：缴费型与非缴费型。非缴费型的就业及援助津贴属于社会救助，需要进行家计调查，申请人的银行储蓄不得超过16000英镑。非缴费型就业及援助津贴的给付额计算方法与收入支持的计算方法类似。社会保障部门根据申请人的具体家庭状况计算出该家庭的标准给付额，在此基础上根据申请人的特殊情况，再追加额外给付。申请人一旦领取了非缴费型就业及援助津贴，就不可以再申请收入支持、求职者津贴和养老金补贴了。

3.联合政府时代（2010年至今）

2010年，以保守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取代了新工党政府，这标志着英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意味着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变革，其将往何处去是目前英国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关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英国政府于2010年11月11日公布了福利制度改革方案，承诺帮助失业者再就业，同时警告失业者如果拒绝工作、靠领取社会救助津贴过日子，将会面临处罚。根据这一方案，英国政府将把个人和家庭所得种类繁多的补助和津贴整合起来统一发放。英国政府计划于2012至2013年起实施此福利制度改革，并且计划在5年内完成。

联合政府还宣布了180亿英镑的福利支出削减计划。工作税收抵免计划也遭到了削减：从2011/2012财年开始，连续三年冻结基本因素和30小时因素的给付；从2012/2013财年开始，取消50岁以后重新开始工作因素的给付，而有小孩的夫妇必须两人每周工作时间达到24小时以上，其中一人的工作时间必须在16小时以上。

二、1979年以后英国社会救助制度频繁变革的原因分析

1.贫困人口的增加

在1961到1979年间，英国所有的收入群体都从经济的日益增长中得到了好处，其中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最快。然而，自1979年保守党政府上台后，英国经历了一次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快速扩张过程。在1979年到1994/1995年间，扣除住房花费后，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增长了60%以上，而最贫穷的十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却下降了约10%。从1994/1995年间开始，平均生活水准的上升提高了大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只有最贫穷的十分之一人口例外。[8]在1979到20022/2003年间的英国，实际净收入每增加100英镑，就有40英镑为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所得。收入不平等的如此加剧不仅在英国历史上十分少见，其在国际范围内也是罕见的。[9]

1980年以后，英国的贫困人口急剧上升。按照欧盟国家规定的贫困线即平均收入的50%计算，英国的贫困人口从1979年的440万增加到1989年的1040万。这1040万的贫困人口占英国总人口的19%以及22%的儿童人口。[10]20世纪80年代英国贫困率的突然上升和保守党的相关政策有关，但实际上也受到了当时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主要包括；劳动力对市场对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需求量的下降，由此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和工资的降低。此外，经济全球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他国家的极具竞争力的外来劳动力导致英国国内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

英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有利于富人但不利于穷人。比如，根据官方统计结果显示；从1979年到1990年，最穷1/10人口的收入下降了17%；而同一时期.最富的1/10人口的收入增加了62%。从总人口来看，富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50%，而穷人的实际收入只增加了10%。而同样有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到1991年，几乎有1/3的英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最近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的不平等和贫困使最穷者的可支配收入与最富者的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增大到了决裂的边缘。[11]依据英国一些学者的估算，在20世纪末，英国有1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的收入还不到国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数也从1979年的140万增长到了1999年的450万；与此同时，最富的1/10人口的收入仍然在持续增长。[12]

戈登在2000年指出，英国的贫困一直都在增长，并且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陷入了贫困。他的研究指出，英国14的家庭在遭受贫困，但福利国家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网，这使贫困者不至于陷入最困难的境地。到1999年，英国有50万人遭受长期贫困，这比1990年下降了许多。[13]

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对社会保险津贴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英国人享受到的来自社会保险领域的保护减少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英国人对社会救助津贴的依赖增强了，特别是在日益增加的失业率与房租，以及低工资背景下。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超过800万人依赖主要的社会救助津贴（现在的收入支持），其中的三分之一还依赖其他形式的社会救助津贴。[14]

2.失业率的上升和零就业家庭的增多

20世纪50和60年代，英国的平均失业率大概在2.5%的水平。失业率如此之低，这在英国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那是个“充分就业”的年代，绝大部分的毕业生都能有一份全职工作，到法定年龄时再退休。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失业率开始飙升，1981年时高达9.6%。失业率跟着经济周期而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所回落，90年代初又开始上升。90年代后期，失业率又降了些。然而，2002年的失业率仍高达5.2%，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两倍。因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失业率出现了大规模上升，大规模失业成为了英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一种新现象：男性非经济活动人口众多。非经济活动人口指的是那些没有就业也没有失业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既不主动找工作也不愿意工作，包括在家里料理家务的人、因患病和残障而离开工作岗位的人，以及已经提前退休但尚未领取国家养老金的人员。[15]

20世纪80、90年代还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零就业家庭。工作也两极化了，双职工家庭多起来了，零就业家庭也多起来了。1968年，零就业家庭只有4%，1975年为6.2%，1981年急剧上升到10.6%，1995年更是达到了16.7%。在此期间，单亲家庭成为零就业家庭的风险最高，其次就是单身汉。[16]

3.社会福利开支的急剧增加和骗保现象猖獗

在战后的英国，由于福利开支增长过快，必然导致财政负担沉重，经济效率下降。在福利开支中，社会救助占了很大的比重，因为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不同，是属于非缴费型的社会福利，政府的责任更重大。

福利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在1951年的是36%，1978年就增加到53%。[17]而在1980―1995年间，福利开支占英国GDP的比重又增长了5.8%。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英国的经济遭受重创，福利开支给政府财政带来的压力有增无减。据统计，英国2009年包括失业救济、就业培训、低收入家庭补助及儿童、孕妇和伤残人员的补助等在内的社会福利开支高达1920亿英镑，超过当年的国防、教育及医疗开支的总和，给英国财政和经济复苏带来了严重负荷。由于英国给予失业者和单亲家庭的社会救助补贴过高，而低工资阶层因所得税高，因此出去工作所得比赋闲在家多挣不了多少，从而导致许多人干脆长期闲在家里以领取社会救助补贴生存。高福利意味着高支出，高支出需要有高税收来支撑。高税收又被嫁接到企业身上，直接影响了英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致使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的下降。因此，就不难理解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新工党政府，还是现在的联合政府，都频繁地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变革了

英国政府在1998年的《打击骗保，人人有责》绿皮书中宣称，每年被骗取的社保资金达20亿英镑，“这笔钱可以用来为100万尚没有养老金的老人提供收入保障，还可以给1200万儿童每周增发2英镑的儿童津贴”，[18]按负责制定打击骗保政策的大臣马尔孔？威克斯的话说，在1998到2001年间，骗保人数下降以后省出的钱“可以给2500名医生或近6000名护士发工资”。[19]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社会救助成为了骗保的重灾区。根据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的统计，在2000―2001年度，收入支持和求职者津贴两项制度由于骗保和工作失误，多支付了12亿英镑，其中7.74亿是骗保所致。骗取收入支持的人数是20.4万人，骗保率为5.4%；骗取求职者津贴的人数为8.6万人，骗保率为8.6%；最常见的骗保形式是未申报收入和及未告知自己有配偶。[20]

三、结语

第2篇：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

（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1）

摘　要：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有助于人们养成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共道德，形成民主的、法制的社会环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是制度创新，而核心价值观又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互动发展。

关键词 ：制度创新；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

中图分类号：D60；B8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0-0236-02

当今我国正处在的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充斥着人们的思想，难免会存在着功利思想、拜金思想、贪欲思想等价值观扭曲的思想现象，这一切思想的根源都是社会价值观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责任价值的缺失，这也在一定程度地折射了社会管理机制的欠缺和漏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正是改革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强烈要求，它的践行有助于人们养成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共道德，对于调整人与人之间友好和谐的交往关系，建立民主的、法制的社会环境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当前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迫切需要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制度。

一、制度创新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一）制度创新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1]

人类社会所有创新活动都是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是推动一切创新活动的动力，是政府部门通过创设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思想行为，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潜在价值所制定的规则、制度和政策法规。也是人们在目前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下，实现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经济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等等创新都是在制度创新之后得以进行的，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因此应当从体制改革、机制完善、政策扶持、人才培养、作风建设等方面形成鼓励和支持创新的良好文化和制度环境。只有创新型政府，才会形成创新型的制度、创新型的文化。所以，制度创新应该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二）一个社会核心价值的形成，是对本民族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和总结，是对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的认识和总结。所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凝练，而且也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尤其是对正在运行着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行全面分析和检讨，并按照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必须改革那些与核心价值体系要求不相符合的体制机制。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国家制度的创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决定着其国民的素质，国家制度的优劣直接影响其公民形象的塑造。国家制度的创新同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密切相关，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对应的制度体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完善起来。并且文化教育、舆论宣传、社会导向都围绕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教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起来，社会才能稳定、持久的向前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代表了人们对生活现实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

（三）制度创新与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的互动关系。制度创新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载体，核心价值转化为制度机制才更有生命力；制度的建构与改革创新又决定价值观践行的效果，价值观教育需机制保障；价值观是制度创新的灵魂，同时对进制度改革创新又起促进作用。

第一，制度创新是在公共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的设计和安排也是公共价值观的体现，制度本身的内在精神和品格也包含一定的价值观。马克斯·韦伯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内在精神，前者是一个社会有效运行所要求的一套经济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而后者则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目标、奋斗目的等文化观念。”[2] 新的价值观的践行是现实社会制度的折射，并且会推动社会制度的改革创新。正如贝尔指出，“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3] 。

第二，制度创新又对价值观的践行起引领、规范、、约束、保障作用。“制度建立的规范、惯例和做事程序，在长期的作用下，就会使人们形成行为习惯乃至内化为个人的自我价值取向，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而制度的强制惩戒性又使其具有遏制作用。因此，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形塑性和直接的匡正性。”[4]可见制度能够协调人们交往的行动、调控人们的矛盾、增进地区互助、影响社会发展。

二、制度创新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一）抓好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完善的制度机制保障下，才能持之以恒的践行。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设计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思路、具体路径和执行方法；要深入开展相关研究；要认真规划设计，形成方法策略；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同时，既要尊重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进行科学的制度创新。当前，对社会个体而言，培育和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应当以教育为主。价值观是决定人的思想行为的心理基础，这就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付诸到社会发展实践中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制度的媒介和实践的路径而深入到社会现实、渗入到老百姓的一言一行。对国家和社会层面而言，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还应当以制度创新为主。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使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成为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寄托全国人民美好道德愿望、充满着高尚正能量的强大引擎。

（二）做好制度创新的完善发展。制度创新是核心价值观的媒介，通过规范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制约、引导功能以及激励的功能，是推动社会形成价值共识的制度化力量。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社会制度体系的有力保障。要把核心价值观植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中，融入到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不断发展进步中。

积极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和践行观有赖于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健全完善。我们不仅要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学习、教育制度，更要创新完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体制、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国民意识，上升为民族信仰，通过制度的媒介和实践的路径使其现实化。

（三）创新管理，完善机制，褒奖义举，使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社会治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和社会道德的提升协调共进，健全树立典型机制，努力形成社会推荐、评委讨论、媒体公开褒奖等一系列宣传模范的制度体系。在全社会形成互相帮助、以助人为乐良好社会风气，从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成为人们指导人们行为准则的指导思想。为此，我们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公正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践行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挖掘每个人心底蕴藏的善良正直品质、正直道德情感。让信仰指引个人人生，价值共识引领社会发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为个人和群体的意识，外化为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规范，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更好地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将人生推入更高得境界，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激发出战斗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制度创新的灵魂支柱

（一）核心价值观为社会成员提供理论价值支撑。当今转型社会中面临着利益格局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变化的局面，核心价值观是当今社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系统，它凝聚了人们的思想、信念、精神、道德等价值因素，有效地制约和整合那些非主流的价值体系，是目前社会的共同价值思想基础和行为规范。

一个国家选择的社会制度，不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也不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构建这个制度的人群的核心价值观决定的。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国家人民生活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解决权力来源问题与权力制约问题，否则，他们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就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

（二）核心价值观为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价值支撑。价值是制度的灵魂，社会制度是其制度和价值的统一。但制度又包涵着其对应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体系究其实质是价值体系的制度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制度创新既要有利于变革，又要维护社会的繁荣稳定，这需要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体系为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制度创新的价值支撑，是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等方面逐步展开后的价值诉求。具有特殊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奋发向上的活力。为我国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精神动力，是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

（三）核心价值观为维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稳定提供价值支撑。人是按照一种文化价值观在生活的，所以要对正在运行着的制度体系进行全面分析和检讨，并按照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改革那些与核心价值观要求不相符合的体制机制。

一种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要有理论敷陈、文明诉求，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有制度支持。因此要从最根本上改掉那些悖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制度运行与我们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防止价值空置和制度空转的现象发生。

衡量一种核心价值体系与相应的制度层面是否相适应的标志就是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的幸福指数如何，其标志可以用马斯洛的心理需要不同层次来划分，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自我超越需求。为了我国人民达到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践行核心价值观，以使这个社会的终极发展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让我们生活的社会长治久安，百姓生活幸福美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张娟.制度创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1日.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7.

[3]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第3篇：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

［关键词］西方 消费异化 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134－02

引言

西方认为，消费本来只是满足人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功能被异化了，消费有了其他的意义。一方面，它成为了人们为劳动失去自由的“补偿”，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的“避难所”，成为人们为了满足虚荣区别于他人的“炫耀品”。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行操作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一、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消费异化的原因

（一）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状况有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得到了改善，但是伴随而来的机器生产的普遍化和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细，劳动者每天与机器打交道，工作变得越来越无聊、乏味，缺乏创造性。因此，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获得该有的自由与幸福。人们开始在生产相对应的消费领域寻找自由，而消费领域的最大特性就在于它的自由性。在消费领域只要有钱，人们想做什么都可以。于是劳动者认为自己获得了满足，而忽略了自己在这种消费过程中是否真正满足了自我的真实需要，使得消费走上了异化。

（二）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整体异化的生存状况有关

异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仅在劳动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异化现象，而且也不仅仅表现在工人阶级，也包括资本家，所以异化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具有的普遍现象。人们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无法体会自由和幸福的感觉，于是开始在带有“虚假性”的消费领域中寻找幸福。幸福与消费划了等号，衡量幸福的标准变成了消费，在这种异化的幸福观的支配下，消费成为一种病态的、无度的索取与占有的异化行为。

（三）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有关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一方面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给予工人阶级同样的购买权利，使富人和穷人可以去一样的商场购物，一样的消费场所消费。另一方面，富人们为了有所区别，开始追逐一些奢侈品，开始追逐区别于他人的优越感。于是，消费成为了一种满足虚荣，区别于他人的异化行为。

（四）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有关

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由劳动者制造出大量的商品，而除去满足基本需求外，资本家利用各种方式大肆宣传，诱使劳动者购买超出其能力的商品，使得资本家获得利润，从而制造更多的商品。在这种制度下，商品与需求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消费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异化行为。

（五）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有关

资产阶级为了实现他们的统治，运用高消费来延缓社会矛盾，麻痹人们的斗志，通过社会意识形态和媒体、广告的作用对消费进行操作和控制，使人们沉溺于消费的漩涡中，忽略了对于社会政治问题和社会制度缺陷的不满，从而逐渐淡忘了革命，推动了异化消费的产生。

二、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后果

（一）消费异化腐蚀了人们的灵魂

人们在消费中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生活意义，只是盲目地专注于购买，喜新厌旧，用无休止地购买各种商品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代替了作为人本身更有意义的精神需求，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幸福观，扭曲了对幸福的含义。在这种扭曲的幸福观下，人们不能正视自身真正的需要，异化的消费阻碍了人们对于自己全面发展、真正幸福的期望，从而阻碍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消费异化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

人们对于商品的迷恋，对于变态消费以及畸形幸福观的盲目追求，使得人们像患上强迫症一样不断地喜新厌旧地购买、消费商品。这种对于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不仅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从而起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作用，还促使人们更加依赖于那些提供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

（三）消费异化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异化的消费中，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消费欲望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而忽略了这种满足是通过何种制度来提供的。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只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即可，消费异化转移了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和对于社会制度缺陷的不满情绪，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认同感，同时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四）消费异化最严重的后果：瓦解了工人阶段的斗志，腐蚀了工人阶级的革命锐气

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对需求和满足的操纵，使得工人阶级的欲望在消费中被满足，同化了工人阶级，他们反抗制度的要求被慢慢消灭，他们被资本家所制造的表面的公平所蒙蔽，认为没有进行革命的必要，他们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只是普通的消费者了。

三、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导致变革

（一）西方认为未来革命的动因不再产生于生产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产生于人性的压抑和异化

阶级之间的矛盾已逐渐被缓解，但是人们在异化的消费中却变得更加压抑与孤独，人的价值得不到体现。随着商品因为资源有限而变得稀缺时，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会在现实中受创，被压抑的人性会被唤醒，人们会逐渐产生革命的想法。

（二）西方认为资本主义变革依靠的力量，不再是传统认为的工人阶级，而是社会精英等具有批判意识的人们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也已消失，工人和资本家一道分享着工业繁荣的好处，已经失去了战斗的热情。革命的力量不会是那些在消费社会中最大受惠者，同时又是最大受害者的工人阶级，而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人们，他们会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问题，并站起来进行变革。

（三）西方认为经济危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会变为生态危机

西方错误地将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的普遍矛盾当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资本家通过对消费的操纵和控制，有效地阻止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时人们对于商品的盲目追求，终会因为商品资源有限出现资源稀缺的情况，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会由经济危机演变为生态危机。但是从此次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可以看出，消费领域的变化并没有阻止经济危机的发生，诱发生态危机，反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爆发了经济危机。因此，西方没有认识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只是一种从属的、派生的危机，它与经济危机性质迥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用生态危机来取代经济危机。

【参考文献】

姜华.西方-消费异化论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J].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14期.

骆沙舟.西方-消费异化论评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第4篇：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

1、科学技术的认识功能。凭借着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人们不仅能认识自然状态下显露的事实，也能认识超出感官功能的微生物、基本粒子、红外线等；不仅能捕捉、搜寻到现象，也能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不仅认识当下的现有事物，也能追溯过去和预测未来。

2、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科学技术一方面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通过物化为新的劳动资料，特别是其中的生产工具；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生产技能，通过扩大劳动对象；开辟新的产业部门来实现其生产力功能。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还渗透到生产力的非实体要素(如生产管理、决策、教育等)当中，通过加强这些要素的功能，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3、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变革的功能。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能够改变整个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及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新水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以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科学技术推动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革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力上，也体现在它的革命的精神力量上。

（来源：文章屋网 ）

第5篇：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

关键词：批判；终结；德国哲学

一 . 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 ( 即理论活动 ) 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 [1] 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 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 [2] ，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 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 - 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二 . 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 [3] 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 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 [4]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 [5] 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 [6]

再次

，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 [7] 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 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 [8] 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 - 社会的合理状态， 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 [9] 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 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霍克海姆认为，在传统理论那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开来的，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客观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着的是对观察者的独立性。因而传统理论深深地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作为一种真正现实力量的理论观念。批判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是与社会形式向未来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一致的。它的概念和理论结构处在与历史发展相平行的发展中，批判理论自身的内容也不断受到“根本怀疑”，批判理论家不断地重新开始。它在构造社会发展图景时，在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判断时，让整个理论结构不断适应全新情况。批判理论家在对消除社会不公正的关心中也不断否定着自己的理论。因此，批判理论的行动原则就是：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三 . 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 1941 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 1947 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 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 1966 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fw789.com。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 [10] 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

。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 [11]

“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

第6篇：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转贴于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第7篇：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

我国的牛耕技术从产生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也是我国古代农业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牛耕技术的使用与铁制农具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使用的农具材料往往是就地取材，采用最多的是石头、木头，因此后人根据古人对石器农具加工程度的不同（如早期是打制石器，后来发展为磨制石器），将原始社会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商代时，我国的农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青铜农具，这意味着农具发展到了一个用金属制造的新的历史时期，然而由于青铜来之不易，因此并未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春秋时代，在青铜冶铸技术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创造出了炼铁技术，铁器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铁制农具在广大地区得到推广和应用，特别是铁犁的出现，在我国农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铁犁的出现对于牵引动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力难以适应需要，于是畜力被应用到耕作中。

下面就来说说牛耕技术中的另一位主角――牛。根据考古发现，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水牛遗骨，这说明早在七千年前牛就已经被驯化，到夏商周时期，牛被用于负重、乘骑、拉车等，至于牛耕究竟源于何时，目前尚无统一说法。一般认为是始于春秋，《国语・晋语》中记载有“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也就是说将用于祭祀品的牛，用于了田间耕作，而且穿牛鼻技术也是产生于此时。《庄子・秋水篇》记载“落（络）马首，穿牛鼻。”可见，最迟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了牛耕。

牛耕的方式早期为二牛三人式，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牛一人式。二牛三人式的操作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两人在前，各牵一牛，一人在后，扶犁耕作;一种是一人在前牵两牛，一人在单长辕的一侧控制犁辕，调节耕深，一人在后扶犁。到西汉晚期的时候，随着耕作技术的进步，取消了牵牛的人，同时由于出现了可供调节深浅的犁箭，又取消了中间控制辕的人，于是发展为二牛一人式，这是牛耕方式的一大进步。魏晋时期，在二牛一人式耕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简便的一牛一人式耕作，但由于地形和土质的关系，这两种方式在后来的农耕中同时存在。

牛耕技术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社会极大地节省了社会劳动力，提高了耕作效率，扩大了生产规模，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当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促使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制度转变。如今虽然牛耕技术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然而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都将在农耕技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

第8篇：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

物价上涨是稀缺资源在需求强劲时的自然结果，也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历史现象。各种经济学派从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经济结构和货币数量等角度提出了形形的解释，制定了各种政策来应对物价上涨给社会带来的压力。通货膨胀一词也不容置疑地将社会和政治的关注集中在货币现象上，从而物价上涨始终被归结于上层统治者的权谋和手段。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强劲，人们开始注意到通货膨胀的全球相关性，特别指责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不负责任地发行纸币。

事实上，最早的通货膨胀始于罗马帝国。恺撒执政期间（公元前100—前44），罗马建立起金银货币体系，物价稳定、税收适中、贸易经济繁荣，商业贷款利率处于4%～6%的稳定区间。54年，尼禄皇帝上台，罗马城市建设和贵族消费都在他的统治下达到顶峰。64年，罗马发生大火，之后尼禄开始大规模重建，为筹集工程资金，他采用了降低金银币成色的做法。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无法继续提高税赋水平，同时不得不承担庞大政府成本的情形下，尼禄开始在银币中加铸廉价金属，发行不足值货币（货币贬值）。很快，老的银币陆续退出流通被回收熔化，再制造更多的廉价银币。这就是金融界所称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

货币贬值导致交易率低下、经济衰落，又需要政府继续投入更多的贬值货币，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政府信用和执政能力逐渐下降。

从尼禄时代开始的货币渐进贬值周期持续了150多年，之后历代罗马皇萧规曹随，如法炮制。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从90%下滑到0.02%，此时的罗马银币如同今天的纸币一样，只有信用承诺和财富象征意义。

260—268年，罗马帝国已经陷入了严重经济困境，由于货币面值很高但含银量极低，导致物价飞涨，税收加重，士兵开始哗变。面对市场上怨声载道，政府采用了强制的管理手段来控制物价。戴里克先皇帝在301年颁布冻结物价法令，公布了700～800种物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市场立即陷入萧条，利息率也不断被抬高，法律进而又将利息限制在6%～12%之间。自然，正常商业活动全部转为地下经济，游离出监管体系之外。

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有数不胜数的论文，但货币贬值导致的物价上涨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罗马帝国的这次通货膨胀，与1000年后出现的纸币无关。纸币本位下，货币价值更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和信誉。

几乎所有发行纸币的国家都有通货膨胀的历史，在特殊情形下，还产生过恶性通货膨胀。

其中，德国从1919年1月到1923年12月，物价指数上升了4815亿倍，被称为“最经典的通货膨胀”。究其原因，当时的德国政府无法从税收中筹集足够的资金支付战败国赔款，只能将财政预算平衡的压力转移给印钞机，这一行为极不负责任，但看起来却是当时唯一能缓解内忧外患的政治压力的权变策略。

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强国，仍然需要时刻与通胀作斗争。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了应对通胀，决定将黄金价格提高，让美元大幅贬值。二战后的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的通胀政策和外国央行越来越担心他们不断增长的庞大美元储备，美国政府开始对一些领域实行控制和政府干预，保留了黄金可兑换性、美国国债市场、利息均衡税，甚至对薪资和物价进行了干预。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脱离金本位，将美元与黄金继而与白银彻底脱钩，美元价值的唯一维系是美国政府的信誉。今天，黄金兑美元的价格已经超过脱钩时的几十倍，美元大幅贬值。

无论使用金属货币、金属汇兑纸币还是今天完全依赖政府信誉的纸币、电子币，确定交易需求、储备需求和更加复杂的需求（如货币收藏者）并为之提供合理的供给量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市场解决方案，有政府解决方案，也会有同业或国际协调解决方案。在不同发展阶段，市场、政府和同业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解决方案的实施也伴随着不同的结果，如经济发展、市场崩溃、政府破产等，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过程。各种学术观点、各种政策依据、各种效果判断等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金融发展历史图解。人类并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还是会成为现实的，这就是我们始终关注历史上通货膨胀的原因。

货币的价值依赖政府的权力和信誉，一旦政府违背货币规律、急功近利，那么恶性通胀爆发之日，就预兆了政府的。

推荐语 金融不只是货币

推荐人：任志强

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字历史，大都是记录皇权斗争和交替的历史。在皇权可以任意掠夺的状态下，几乎没有金融发挥作用的余地。

皇权的垄断和计划经济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因此除了抑制科幻世界的胡思乱想外，还在资本市场中扼杀了金融的支持，让那些本来弱小的技术创新无法借助金融的力量更新与成熟，反而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曾经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许多西方帝国，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总量都远远不如中国，但他们的足迹能遍布大半个世界，不仅是凭借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是依靠了金融的杠杆力量。从蒸汽机到电报，以及后来的电话，除了技术创新，背后都依赖于金融力量的推动。

历史背后无法看到的是权力之外的影响因素，如果将这些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展现在人们面前，就如同拨开了漫天乌云。于是书本中的记录变得苍白无力，在几乎所有的教科书中被称为无恶不作、流淌着鲜血的资本，原来恰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同样借助了世界金融的力量，这除了让美国赢得战争、获得独立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给予市场自由发挥金融作用的权利，从而让这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

第9篇：社会制度的变革范文

当西方世界将自家“工具箱”翻个底朝天都无计可施时，有声音似乎不经意地提起了“”。在冷战东西对峙时期，是一种充满意识形态的字眼，更是抵在西方腰椎上一柄“匕首”，因此，在西方一度局限于非主流学术圈和左翼团体内讨论。

但经济危机显然引起了改变。在德国、美国以及韩国，马克思的著作开始变得热销，大学里关于理论的课程变得受欢迎。

民众打出“读读马克思吧！”标语

发生在马克思家乡德国的情况，或许更具意义。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德国凭借开放的市场、稳步发展的经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度很少有人提及马克思。在不少德国人看来，马克思仅是一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但是，继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后，不少德国民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打出“占领法兰克福”等旗号，公开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是那99%的大众”、“读读马克思吧！”等标语甚是惹眼。

去年10月，52岁的示威者梅希特希尔德・扎克斯勒在法兰克福告诉记者，随着医院等公共机构的私有化，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对资本主义的不满。32岁的电脑工程师马蒂亚斯更是直呼“政府不应被金融市场所绑架”。

德国“马克思夜校”是由者组织的学习班，定期邀请一些社会学家等相关人士向听课者传授理念。埃森“马克思夜校”2006年成立，组织者贝亚特・兰德费尔德说，由于很多德国人在学校中没有学过，她希望开办夜校让更多的人了解马克思。

兰德费尔德坦言，在德国，像她一样的“者”并不多，“或许只有几万人”，但“人们对的兴趣正逐渐增长，马克思夜校的开课地点也在不断增多”。

“充斥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绝不是一个好的体系，”兰德费尔德说。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马克思的手稿就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近年来，位于德国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也颇受人们关注，吸引全球游客前来了解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及影响。

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在该馆留言簿上，两个月内就有来自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访客留言。尽管博物馆去年因维修闭馆5周，但2011年的展览及相关活动仍吸引近3.8万人参加。

据悉，马克思博物馆还将于今年5月初举办“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对了！”等研讨活动，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

带来新的现实意义

德国知名汉学家赫尔穆特・彼得斯告诉记者，在原民主德国，通过宣传教育，那里的人们会或多或少产生一种与联邦德国民众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但两德统一后，这种影响在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减弱了。不过，当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时，德国社会出现了对的再思考。统治阶层中善于思考的人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

德国国际政治分析师米夏埃尔・道德尔施代特认为，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按照他的说法，“金融资本体制引发的危机给带来了新的现实意义，”也正因如此，一些马克思相关书籍和研讨会愈发受到人们关注。

德国的“马克思热”不是孤立现象。

据韩国《朝鲜日报》网站报道，在看不到尽头的经济萧条和国际金融危机中，马克思再次在韩国受到关注。面向一般大众的专题讲座中出现马克思的《资本论》讲座，书店也陆续推出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入门书，比如，从《猴子也能读懂的资本论》、《马克思使用说明书》到近期的《青年们，读马克思吧》等书籍，深受20多岁年轻人的欢迎。其中的《青年们，读马克思吧》是由两位日本教授以互通信件的形式撰写，在日本十分畅销，目前已经销售3 0万本。

而最近一期的《经济学家》杂志将列宁做为封面，今年1月31日的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刊发文章的标题则极具冲击力――“下一个马克思”，文章引述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说，“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从而使左派和同样大吃一惊。”

福山笔下的这个马克思“不会发表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宣言。相反，新方案将把经济学和环保主义融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这两个学科的方向。马克思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现代版的马克思将开创行星经济学。”

美国知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因《历史的终结》一书而声名大噪，该书宣称意识形态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理念，西方政治制度取得永久性胜利。但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开始将目光投向资本主义之外的社会制度，这一事实证明：历史并未就此终结。

有德国媒体评论说，正如当年西方社会几乎没人相信一样，现在也不会有人相信资本主义才是历史的终结。而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确在期待，“如果下一位马克思正在某个地方奋笔疾书，未来可能会出现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西方还是想“改良”资本主义

然而，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清资本主义的弊端，并借助寻找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心或条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德国等西方国家青睐的社会制度。

达沃斯论坛上，虽然“资本主义大辩论”吸引诸多舆论目光，但在辩论中，政界、经济界人士并没有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而是商讨如何“改良”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

德国国际政治分析师道德尔施代特告诉记者，政客以及社会受控于资本市场的现状激发了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热情，但资本主义今后还会在全球经济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德国知名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也曾指出，为化解当前的危机，人们需要寻找一条务实的道路，采取相对的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国家、社会保障相结合的方式，“改良”资本主义，进而走出危机。

中国社科院研究院研究员胡乐明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经济学在西方出现过兴旺发展的局面，并产生了很多流派。例如分析学派，资本生态等。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剧变让西方研究走入低谷。进入21世纪，西方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一些理论、流派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