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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楚辞》中篇幅最长、影响最广、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亦是屈原的代表作。但关于《离骚》名字的解释,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淮南王刘安之说,谓:“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也在《离骚赞序》中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这种说法,是将“离”字解为“罹”,意为遭到、遭受,“离骚”就是遭到忧患而作的辞。
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说:“离,别也。骚,愁也。”言屈原被放逐离别,心中愁思。后代论者,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也持此说。这就把“离骚”解释为抒写离别的愁苦。
游国恩《楚辞概论》认为,“劳商即离骚之转音”,认为“离骚”就是“劳商”,就是楚地歌曲的名字。郭沫若的考证亦持此观点。钱钟书以“离骚”为排解忧愁之意。文怀沙把“离”的意思解释为“离间”,“离骚”就是因为被离间而产生的忧愁。
上述种种说法,各有一定道理。然而,以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较为可信。
《离骚》本文中的“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其中的“离尤”只能解释成“遭受罪尤”。所以“离骚”就是“遭受忧患”。而“骚”作为文体的名称,那是后人的命名。《离骚》所抒发的,的确是内心的忧思和悲愤之情;《离骚》这首作品,也的确是在作者遭受忧患的时候写成的。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给了我们理解《离骚》的情感基础。
《离骚》又被称作《离骚经》。如今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离骚》称经是汉代人所为,最早见于王逸的《楚辞章句》。
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历来说法不一。马茂元在《楚辞选》中估计为屈原中年时期所作,大约40岁。黄震云在《楚辞通论》中认为大约是在楚怀王15年或者18年左右所作。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离骚》写于屈原失宠于楚王之后。
《离骚》这首长诗,共2490字,是中国第一首抒情长诗。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史诗,却有着独具民族特色且辞采华美的抒情长诗,这多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民族品格。古人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
《离骚》塑造的三个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离骚》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歌辞,而是一个艺术世界。
首先,《离骚》创造了一个美好象征的世界,这个世界表现的是屈原个体精神的张扬和个体品质的自我珍惜。在这个世界里,屈原使用了无数的芳花香草,描摹了弃妇一般美人的形象。其中,香草象征屈原的高洁品质,恶草象征对小人的憎恶;而美人一般被认为是屈原自喻,或者是屈原追求的对象。这个象征的世界集中体现了屈原的形象和内心世界,也是整首《离骚》最动人的地方,屈原坚贞高洁的形象就是在这香草美人的象征中树立起来的。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他裁清凉的荷叶制成上衣,集美丽的莲瓣缀成下裳。他头戴岌岌高耸的华冠,腰佩漫长陆离的宝剑。这样的装束,哪里像是一个准备“吾将反”的隐士,分明是内心充满不甘心,浑身上下都弥散着不平情绪的耿介之士。这样的装束,外表定是芬芳浓郁,令人钦羡,而内心也必定坚定沉着。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人生各有各的喜好,我偏偏尊崇人格的高尚。即使我粉身碎骨也不会改变,难道我的心可以被玷污么?从这几句可以认为屈原并不打算独善其身做隐士。他再一次将人格的高尚与死亡建立了联系。这就注定他不可能走庄子逍遥游的路子,亦不会按照孔子的办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是必定追随着他自己的理想,经受矛盾、焦虑、痛苦等种种情绪的折磨,直到理想破灭,自杀死去。
其次,《离骚》描摹了一个黑白颠倒、君主昏庸的现实世界。屈原的悲伤在于,这个混浊的世界恰恰是他的故乡楚国。所以,他对君主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根本上都包容在对故乡的感情之中。在这个世界里,小人当道,君主被蒙蔽,往昔那种忠臣贤君遇合的“美政”场景再也见不到了。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灵修指君王,我怨恨那君王过分荒唐,始终不能明了我心迹。众女指朝廷的大臣,他们嫉妒我的美貌,放出谣言说我行为放荡。本来社会上的人就崇尚投机取巧,任意而为,不按照规矩办事,违背正道而追求弯曲,竞相把苟合奉迎作为榜样。
一向志意高洁的屈原,就在这个黑暗的现实世界中被压迫、排挤、流放,直到最后走向死亡。这个现实的世界是《离骚》最具震撼力、最具批判力的场景,也是整首歌辞的底色。这个现实世界也引起了后代文人的共鸣,他们通过这个世界来认识屈原,同情屈原。
再次,《离骚》还创造了一个瑰丽神奇的神话世界。
“驷玉虬以乘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我以凤凰为车以玉龙为马,驾驭着长风在天上旅行。清晨从苍梧之野动身,晚上落脚昆仑山上的悬圃。我想在这神灵的区域逗留片刻,无奈匆匆的日轮很快就将入暮色。我叫御日的羲和慢慢地赶车,不要让太阳快快地进入崦嵫山。游仙的路程十分遥远,我要上天下地去追寻我的所爱。且让我的玉虬在咸池饮水,且让我的乘风在扶桑休息,折取若木的桠枝来敲打日头,我暂时留在这儿逍遥休息。想遣御月的望舒替我作前驱,想遣风伯飞廉替我作后卫,想遣天鸡鸾凰替我作鼓吹。但雷师却跑来告诉我,一切未曾准备。我便令我乘驾的凤凰展翅飞翔,即使在黑夜里也无须停顿,飘风争先恐后,率领着云霓来表示欢迎。
这个神话的世界是屈原完美理想的化身。因此,神话中的抒情主人公显得无比强大,折射出屈原对个体张扬、个体自由的无比渴望。神话中一次次地求女,则象征屈原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这三个世界加起来就是《离骚》的世界,即象征世界、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但这三个世界在《离骚》中不是归于毁灭,就是变得黑暗,三个世界的理想其实都破碎了。这就导致了屈原的自杀。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中华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
在中国最古老的地名中,昆仑、西海(青海湖)、河源、咸池(茶卡)排在榜首。原因是这四大地名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深刻的渊源。前三个地名,前人已有诸多的论述,现只说咸池。古籍中的咸池,就是茶卡。茶卡是源之吐蕃的藏语,但在春秋战国时代称它为咸池,汉代称盐池。
伟大的诗人屈原在他的不朽名著《离骚》中曰: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离骚》记载了屈原的一次精神壮游。其出发地是东部的苍梧,而西向登昆仑,拜见西王母,纵观天地,目运八荒。诗中记述了很多古老的神话、传说和上古的史实,也出现了大量的上古地名,如白水、县圃、穷石、高丘、崦嵫、赤水、流沙等,都是青藏高原古地名,更确切此说,都是与青海境内昆仑山相关的名山胜水。如县圃、王逸曰:“神山、在昆仑山上(楚辞章句)。崦嵫,日所入山也。”《山海经》记是“鸟鼠同穴之山。”学者们认为此即日月山;穷石,出之弱水。《大荒西经》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渊环之。”不周,亦共工所触之山,也就是昆仑山,不再一一例举。但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当时的知识界已对昆仑及其周边的地理环境,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咸池之名已传至大江南北。探其根源,则于屈原的先祖是羌人,至少与羌人有着深厚的渊源。因此,屈原对昆仑的表述是来之《山海经》等古籍和祖先的口口相传。代表着那个时代对西部地理的认知。
屈原诗中欲将饮马的咸池,与过赤水、穷石、崦嵫、白水、不周与西海相连。说明“咸池”专指茶卡盐池。而不是泛指柴达木盆地的其它盐池。在《汉书•地理志》中载:“金城郡临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青海湖)、盐池。”其后的《晋书》、《水注经》等都沿用这种表述陈式。说明先秦以来,人们都认为茶卡盐池与青海湖是地域相接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淮南子•天文篇》记:“日出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谓晨明。”学者们认为,这是羌人视咸池为日出入之处,太阳在盐池中洗沭,这是一种非凡的创意。本人因工作之便,曾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多次观察日出日落茶卡盐池,那情景大异于泰山之日出,东海之日落,堪称玄秘、神奇、憾人心魂;又《史记•天宫书》记:“西宫咸池”。这是个古星座之名,并主西方星空,与茶卡盐池的方位相吻合。说明古代人对咸池这个地名的看重。
茶卡在人文上的重要意义是与中华古乐舞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联。《吕氏春秋》记:黄帝令伶伦从大夏西行到昆仑山北,找到适合的竹子,截取12管,以奇数定“律”,用偶数定“吕”,合成为一个八度音程。伶伦还奉命制二套编钟,以宫、商、角、徵、羽五音相配,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律和乐器,由此又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乐章。并以“咸池”为乐章之名。而且就在洞庭湖畔,举办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大型音乐会。乐章的制作者和演奏者,正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礼记•乐记》:“《咸池》备矣”。郑玄注:“黄帝所作乐名也,尧增修而用之。”《吕氏春秋•古乐篇》记:“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已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据天文学家仔细测算,这一日正是公元前4346年4月26日。这次演出影响巨大,故庄子在《天运》篇中有详细的记载――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吾又奏之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有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满。涂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笔者认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大型乐章。黄帝以“咸池”为乐章之名,可见在上古之时,咸池(茶卡)就已名传华夏。黄帝以咸池为乐章之名,具有十分深刻的意蕴。
黄帝通过与北门成的对话,表达了他对乐的哲学思辨,乐与天地万物、阴阳虚实、生死盛衰的内在联系;音乐演奏者必具的心理素质,精神境界与天人合一的至高追求。黄帝对咸池大乐给予了很高的自我评价:“此喟天乐,无言而心说(悦)。充满天地,苞裹六极。”
黄帝对音乐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黄帝或者说黄帝一族所创造的乐舞从青海羌地沿黄河、长江而下,影响了中华乐舞的形成和发展。其后夏代羌人的乐舞《九辨》、《九歌》,楚人的《西凉》、《清商》等都是在“咸池乐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屈原《九歌东居》:“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参兮忘旧。”足见此类乐舞十分动人。秦汉至清代都受其影响。清人姚鼎的诗曰:“咸池行复奏,倚待与谁聆。”可见一斑。六千年弹指一挥,时至今日,黄帝的“咸池乐论”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凡为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如能潜心一读“咸池乐论”,则定会有所悟。悟小成,大悟大成。
从咸池(茶卡)的古老传说中,也可看到千古一脉的传承。西汉大文学家东方朔《七谏》中记:“哀人中之不幸兮,属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注:“咸池,天神也。”他是说咸池有天神。而流传于南方的故事则说,咸池是桃花仙女沐浴之处,故咸池又称桃花之池;《晋书•李特载记》,伏羲氏生了咸鸟,咸鸟的后人廪君“乃乘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这位盐水女神便入夜投怀送抱,至早上便化为万千飞虫而去(1);关于茶卡还流传着一广为人知的故事。说很久以前,茶卡一带人们生活十分贫困,天神便叫一位智慧如海的贤者到此云游。人们向贤者询问幸福之路在何方?贤者曰:“幸福之路就在你们的眼前,那兰色的宝湖中,住有一千位女神,找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位,就会指点你们到达富裕幸福的彼岸。”人们便绕湖百转,齐声祈祷,诚心感动了湖中千位女神一齐现身云端,玉手同指湖中,人们便从湖中捞出了盐,从此,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这则故事折射了古先民们对茶卡盐池的认知和开发过程。上述有关茶卡的传说故事,产生的地域年代有所不同,但相互之间似有一条红线贯穿,其共同点是诠释着茶卡的古老和久远。
从考古学的层面看茶卡,也有着有力的印证。距今23000年前,柴达木盆地就有先民活动,留下了大量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2010年11月《西海都市报》载:在茶卡镇塔拉村,首次发现了青铜时代的遗址。这处被命名为莫哈特的遗址面积约4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度1.5米。出文物数量多、类别繁、时代早,具有代表性。初步判定为3000年前的文化遗存。这处宏大的遗址,说明早在商周交替之际,这里已有十分发达的文明和众多的人口。这只是首次发现,我相信在茶卡地区,还会有古文化遗址相继问世。
茶卡的青铜遗址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环柴达木文化的一环。距茶卡西50公里的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已发现青铜时代遗址四处;德令哈有青铜遗址多处,总面积10多万平方米;南去100公里处的都兰夏日哈青铜时代遗址以及盆地西南部诺木洪文化遗址,其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达8米以上,多数遗址尚未进行科学发掘,已经出土文物则灿烂夺目,蕴含极为深厚独特,如大批骨耜,说明了3000年前,盆地气候适宜,农业发达;另外出土的车毂、格尔木野牛沟岩画中的华车、中国最早的西王母岩画像连臂舞图、祭天图,以及骨笛、骨哨等乐器,大量青铜器物及青铜钺等礼器,还有天峻县鲁莽沟岩画等,都聚焦到一个点上,柴达木盆地是中华古文明发祥地之一,而茶卡由于有着一个西部开发最早的巨大盐池,盐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之一,因此,茶卡在古代的环柴达木文化圈中,可能居于中心地位。这应该是茶卡即咸池成为中国上古时代四大地名之一的成因,也是黄帝或黄帝一族创立“咸池乐舞”的人文基础。
三条古道要冲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条誉满四域的古道,即羌中道、丝绸南道和唐蕃古道。茶卡是这三条古道上的关节要冲。
羌中道:指古代从日月山穿越青海湖至茶卡,再西向横越柴达木盆地,过阿尔金山口,到达西域诸国,这条古道早在秦汉之际就已开通。《史记•在宛列传》记: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28年),张骞一行出使西域,被匈奴所俘。张骞一行逃脱后,“越葱岭,行南山,欲从羌中归”。说明西汉时,中原人就知有羌中道。这条古道在《汉书•赵充国传》中记载的更明确:“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抵属国南,与先零(羌)相直”顾颉刚、刘满诸学者都认为盐泽即罗布泊、长坑即古柴达木盆地之称。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推断这条秦汉时就已开通的古道是一条主要的中西交通要道(2)。在这条古道上,茶卡居其中,是东西过往必经的要冲。
丝绸南道:此道实为羌中道的延展辐射,兴于南北朝,衰至唐代中期,历时四百余年。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传统的中西交往的主干道,即河西走廊,因战争频繁而被阻。这使地踞甘、川、青、新广大地域,与河西走廊、西域为邻的吐谷浑国承担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物资交流的重任,即拓展了丝绸南道,也称青海道或吐谷浑道。河西走廊是一条线,而丝绸南道是个面,这个面是由今海南州共和县铁卜加乡吐谷浑伏俟城、乌兰县茶卡镇、都兰县香日德吐谷浑王城为三个点,四向辐射,北达河西走廊,西出西域,东南入吐蕃、女国,南达四川远至南京,东出河湟达西安、洛阳。在这面巨大而持久的交通网中,茶卡占有十分重要的枢纽地位。著名学者周伟州,吴景敖认为,由青海经柴达木盆地通西域的丝绸南道,大致有三条道路可行:一是由伏俟城经白兰(都兰香日德),西北至今大小柴旦达敦煌,西出阳关至西域鄯善(今若羌),合传统的西域南道。二是由伏俟城经白兰,达格尔木,再向西北越阿尔金山至鄯善,与前一路合,此为丝绸南道主干。三是由伏俟城入白兰,达格尔木,西南达布伦台,溯楚拉克阿拉尔河谷入新疆,再与上述一、二线相合。笔者需要补充的是,还有从伏俟城至白兰,入吐蕃、女国之路,及伏俟城到白兰,再经都兰香日德达果洛花石峡至阿坝到成都之路。以上五条路,都需通过茶卡,所以茶卡就成为南丝绸道的要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离茶卡只有50公里的铜普乡曾出土东罗马金币一枚,即为佐证。
唐蕃古道:这条古道兴起于唐太宗李世民之时。随着吐蕃政权在崛起,与唐王朝在经济、政治、人文、军事等方面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长安至拉萨,全程5800余里的唐蕃古道便应运而生。这条路的干线与今日的青藏国道基本相合,其茶卡为重要的中转站。另有一条从日月山至海南州大河坝入玉树至拉萨的辅道,因路途偏远,唐以后逐渐弃用。而经茶卡的唐蕃古道主干,民间称“藏王大路”者则久盛不衰。从唐代至青藏铁路建成前,一直是祖国内地与沟通的主道。在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保卫西南边陲,加强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茶卡则是这条兴旺千年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历代中央政府经营的重要基地之一。
吐谷浑古国四大戍之一
鲜卑慕容部可汗吐谷浑逞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之时,率部从辽东辗转万里,最终以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为政治军事中心,建立了一个“准似天朝”的文明古国。有国350年,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西北地区民族血缘的融合,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开发大西北,开创南丝绸道,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传播先进生产技术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这个古国地跨甘、川、青、新广大地域,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其间,广筑城堡数十座,最著名的大城有四座。南朝《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记:“其国西有黄沙,不生草木,屈真川有盐池,甘谷岭北有雀鼠同穴。”《南齐书•河南传》记:吐谷浑“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今循化),一在赤水(今海南州共和县),一在浇河(今贵德县),一在屈真川(今茶卡),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驾川(今都兰)……肥地则有雀鼠同穴。”这两条史料把茶卡地望及其重要性说得十分明确。即茶卡是吐谷浑国四大军区之一。是由王族成员镇守。而其王所治的慕驾川就是今天都兰县。至于文中所记的“雀鼠同穴”有北魏时的僧人宋云于519年奉朝廷命去西域取经,在路经茶卡时看到雀鼠同穴,特地作了描写:“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宋云所见为实,但解释有点玄,不可全信。笔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在茶卡滩亲见一次鸟鼠同穴的全过程,深感造化之奇秘,不是“生物共生之现象”就能说清道明的。
吐谷浑人在茶卡设一军区,是有其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原因,茶卡是柴达木盆地的东大门,古今不移。茶卡北控祁连、南制昆仑、东通河湟,西指新疆,是丝绸南道的要冲,又有鱼盐之利。屈原川戍地辖今柴达木盆地北部,环青海湖,北抵祁连山的广大地区,是吐谷浑治下最富裕,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也是吐谷浑十四世国王伏连筹将政治军事中心北移青海湖的过渡地,自然要成为由王族率重兵镇守之地。在其后的吐谷浑发展史上,茶卡戍发挥了更大作用。吐谷浑第十八世可汗夸吕,大致在555年左右将国都从都兰香日德迁到了青海湖西的伏俟城。夸吕可汗及其儿子世伏、伏允为王之时,多次与西魏、突厥、北周、隋唐朝发生大规模战争。败多胜少,小败奔茶卡,大败奔都兰,伏俟城也多次被攻破,故茶卡在吐谷浑中后期担当着二线基地的功能。
2009年,媒体报道茶卡发现古墓群,其中最大一座的形制超过了都兰热水一号大墓。这使笔者十分兴奋,记者就此墓的有关情况曾对笔者做过专访。由于无缘亲睹其貌,不能信口开河,只作了一些“大胆设想”。纵观柴达木历史,在这片广袤的大舞台上,先后有羌、吐谷浑、吐蕃、突厥、黄头回纥、西夏、粟特等民族活动过,最终蒙古族、藏族成为世居民族。在上述民族中,大都是行天葬、火葬。粟特人行土葬,但人数较少,社会地位较低,故行土葬而起大墓者唯有吐谷浑人。吐谷浑中前期王族大多葬都兰热水。而在茶卡另立大墓者,夸吕是第一人选。此公为王时,吐谷浑国运走向顶峰,夸吕自称皇帝,称其妻为皇后。事事标新立异,好讲派场,就连发式,穿戴也要大异与前朝诸王。为王年代长达56年,又十分仰慕中原汉文化,笃信佛教,还做过西魏孝静帝元善见的大舅子,行事唯我独尊,专制之极。如此为王之人,死后要另立坟头,开辟新莹,大操大办的可能性很大。至于他的两个儿子世伏、伏允,孙子慕容顺为王时,均被臣下所杀,身后之事大操大办的可能性极小,其重孙吐谷浑最后一任国王诺曷钵因国王偕同王妃弘化公主避居灵州(宁夏灵武),终老其地。因此,茶卡的这座特大墓葬属于夸吕可汗的可能不能排除。当然这纯属猜测,究竟如何,有待大墓发掘之后,再加“小心求证”了。
茶卡,这块有六千年高龄的古老碣石,苍苔斑驳,纹理模糊,若细加拂拭,则会有更多的文明之光显露出世,为柴达木聚宝盆增色添彩。
注释:
[1]袁珂选译《神话选译百里题》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