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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运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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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运用

第1篇:财政政策的运用范文

一、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汽车制造业,近十年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目前汽车制造业面临着严峻的市场环境,经营活动日趋复杂。企业经营决策作为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决策方向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兴衰成败。财务指标分析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者加强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正确作出经营决策。因此采用符合企业或行业发展阶段的财务指标尤为重要。汽车行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在采购、销售、未来盈利性的测算等各个环节,涉及资金金额都是巨大的,单纯的绝对值有时不能很直观地反应企业业务发展的趋势,通过财务指标的运用能使管理者更好地抓住决策重点信息。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二、汽车整车企业财务指标运用现状

作为传统的汽车整车制造行业,A 企业在目前的管理决策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涉及到财务指标的运用:新产品决策环节、新工厂或者现有工厂产能提升环节和企业常规运营监控环节。

新产品的决策环节。在目前新产品决策中,最重要的财务指标是单车营业利润。单纯从营业利润的定义角度理解,这一指标直接反映了项目的盈利水平。但从项目的成本管理角度看,这一指标的使用蕴含了目标成本管理与全面成本管理的理念。

汽车行业内一个新产品从产品研发、设计、小批量试制、批量投产到停产,至少要经历七八年时间。项目的财务控制员在项目立项时,也就是投产前三年,就在项目组的支持下,根据公司总体盈利目标要求,结合客户需求、当前市场环境以及竞争对手情况等前提,计算该项目单车营业利润并设定合理盈利目标。随着项目不断推进,市场环境等各个前提变化,这一数值也会不断进行调整。这一指标的使用框定了某一个项目在一定时间框架内所能发生的成本额度,进而保证项目乃至企业盈利目标的实现,体现出了目标成本管理的思想理念。

另外,在现有车型的改款,装备的增减等项目评估中,净现值是企业主要考量的指标,是在现有项目的基础上,是否要增加投入实施改款进行考量。这一指标对于改款项目,同样具有目标和指导作用,也能体现全面成本管理理念。与单车营业利润指标的不同之处在于,需要基于在产车的基础,仅对需要变动的差异部分作出评估,考量的是改款是否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考虑了时间因素的动态净现值指标更符合评估要求。

新工厂或者现有工厂产能提升环节。近几年在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内车企纷纷加入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充产能的队伍中。鉴于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的长远盈利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如何使投资规模控制在适当的水平,已成为目前投资控制和管理中面临的重要挑战。目前在企业投资决策中使用的指标主要有:投资回报率、项目现金流量净现值、IRR(项目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等。企业常规运营监控环节。目前企业日常运营环节采用的财务指标是以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为基础构建的传统指标体系,从分析和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等方面计算相关财务指标,着重于从盈利性的角度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体财务指标见下表:

三、汽车整车企业财务指标的应用

A 汽车公司现有财务指标体系对于公司管理层的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也存在问题。在新产品或新工厂的决策环节,过度重视产品的盈利性测算,忽视新产品开发时现金流出与流入的时间性差异,忽视行业发展周期性对公司产能利用率不足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给公司带来资金短缺的致命性风险。

在日常运营监控中的财务指标都是根据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来设计的,这两大财务报表的编制依据是权责发生制,在权责发生制下会计准则的利润不一定带来直接的现金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错误的财务分析结论。

公司现金流量决定着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尤其对汽车企业这样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盈利能力指标中,主营业务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等都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会计数据进行计算并作出评价的,不能反映出A 公司现金流入的盈利状况,只能分析A 公司累计盈利能力的“量”。偿债能力指标中,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是从静态角度反映某一时点的流动资产、速动资产存量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在目前的市场大环境下,汽车公司普遍存在存货积压的现象,这会导致公司流动比率畸高,这不仅不能说明公司偿债能力强,反而是公司经营危险的高度预警信号。

A 企业目前各环节财务指标的选择,偏重盈利性测算,忽视现金流资源获得难易程度,不足以应对行业周期性带来的潜在风险。

四、汽车整车企业财务指标应用对策

企业的盈利水平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财务风险状况,资金周转中存在的风险可能将业绩优秀的企业推向破产的边缘。而现金流量指标能更好地反映本质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衡量公司风险,必须引入现金流量指标,对企业的利润获取和现金收支进行综合评价,从总体上把握企业财务状况。

在完善新产品、新工厂的决策过程中,要充分结合公司各项资源的前瞻预测,权衡现金充足率,安排好现金流的支出步骤,同时针对各项风险,做好相应的信贷预案。

完善日常运营管理决策指标,增加现金流相关内容的财务指标测算,具体如下:

盈利能力评价增加“总资产现金报酬率”指标。总资产现金报酬率是指一定时期内企业的现金收益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与资产报酬率相比,更贴近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

偿债能力评价增加“现金负债比率”指标。现金负债比率是反映企业长时期内的偿债能力,是对企业长期偿债能力指标的反映,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收付实现制下的现金收益短期波动。

营运能力评价修改“存货周转率”指标为“存货流转率”。传统存货周转率以销售成本作为周转额,修改后以购买原材料或服务所支付的现金作为周转额;汽车制造企业整车销售一般不存在应收账款,购买原材料或服务所支付的现金反映了企业存货对于自身现金流的占用程度。发展能力评价增加“三年经营现金流入平均增长率”指标。自由现金是否充足稳定关系到企业的健康发展。三年经营现金流入平均增长率作为企业发展能力中现金支持的补充说明。选取三年为指标,是为了避免个别年份现金流量异常变动的影响,更好地反映企业经营现金流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另外,在进行企业管理决策时,不仅要重视财务指标分析的作用,还要充分认识到非财务指标分析的重要性,提高顾客满意度、产品服务质量及创新学习能力,增强企业潜在发展能力,加强企业管理。

五、结语

第2篇:财政政策的运用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是一国进行经济干预的重要手段,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时,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自由放任的经济运行体制存在的缺陷,导致经济的大衰退,并在凯恩斯学派的倡导下施行政府管理体制下的自由经济体制,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对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政府依靠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参与也为稳定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学原理

1.西方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启示

西方经济学家尝试了多种方法治理通胀问题。凯恩斯学派在治理通胀过程中采取降低有效需求的理论,认为可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减少投资和消费,降低需求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控制通胀压力。新古典学派认为要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发展。

西方国家在治理通胀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上世纪经济波动时期普遍采用压缩总需求的方法来治理通胀,一方面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其中运行效果较好的是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灵活的“松紧”搭配的政策取得较为有效的成果,特别是在滞涨时期,美国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政府支出、消减赤字等,重视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抑制通胀。

2.我国采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我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来应对通胀压力,对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导致的经济下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适当合理的运用财政政策对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1)财政政策的运用有利于在短期内调整我国经济结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对国内商品的需求状态来调节经济发展效果。对于国内出现的较高通胀压力,政府可以采用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结构性调整,在短期内有效的改变商品市场供应,淘汰一部分落后产业,积极推动前沿产业的发展,对加快经济合理化调整和持续稳定长期发展具有较高的影响作用。

(2)综合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抵御通胀压力,又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政府实现在新形势下的双赢目标。一方面紧缩货币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国内需求水平,另一方面扩张财政政策可以适度的提高国内居民的社会需求,当两方面的力量相平衡的时候既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又可以达到抑制通胀的目标。

(3)财政政策可以对货币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进行弥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出现资金流通困难,更加促进经济的萧条,损害经济运行的动力。然而如果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例如对企业进行税收上的优惠和补贴,则可以有效的对其产生的不利方面进行弥补,帮助企业降低损失。

二、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建议

财政政策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物价水平居高不下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矛盾相互交织下,我国政府更要重视财政政策的运用。财政政策对推动经济发展,有效降低企业高成本运行的压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等具有积极影响。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的有效运行,取得较好的效果,可以在多方面进行考虑和实施。

1.加大财政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防止农产品受国际市场影响价格大幅度波动,在粮食的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给予一定的倾斜如对粮食实行最低保护价政策、蔬菜等农产口免收过路费、超市进场费等。农业是一切工业发展的基础,其稳定发展对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基础性影响作用,因此农产品生产的稳定和价格的平稳对推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具有关健作用。政府在对农民进行财政性补贴的过程中可以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进行税收优惠和补贴的政策,提高农民抵御市场变化风险的能力,对促进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对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和生产补贴相结合的政策,特别是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促进中小、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对保证我国经济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后劲具有重要影响。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其对推动国内技术创新和延长经济繁荣周期,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极高的推动作用。因此,当前对中小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实施出口退税政策对于减轻国内外需求萎缩、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影响具有积极作用。运用财政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改造、新产品的开发应用具有指导作用。此外,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具有极高的推动作用。

在新形势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抑制国内经济通胀压力具有明显的作用,但其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抑制作用可能会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抵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要采取适当适度搭配的财政政策稳定国内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学理论、西方国家实施经济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当前出现的经济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的建议,在保持国内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财政政策的运用范文

【关键字】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对一个国家来讲,它的宏观经济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物价稳定,降低失业率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出于协调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出于稳定物价、扩大就业的需要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或参与经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已成为现实。

一、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场失灵在所难免。高效的政府调控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宏观政策的选择与应用上。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改进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来制定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等。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含义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对税收、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进行调整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国民收入和产出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支减收,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收减支。

2.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例,它发挥作用的传导过程是: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可以通过减税,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增加转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资津贴来实现。假设增加政府购买,政府购买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总支出(Y = C+I+G+X-M, G,Y);而当产品市场均衡时,总收入应该等于总支出,由此,总收入也增加。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引起国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实施同时也会产生反作用:当国民收入增加时,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预防需求随之增加,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投机需求就必须减少,而投机需求与利率是负相关的关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为投资的成本,导致私人投资下降;而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支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购买增加导致私人投资减少的作用,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挤出效应”。同理,政府运用另外两个工具,即税收和转移支付,其变化会引起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消费,而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又影响了整个支出与收入。当然它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3.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IS和LM线密切相关。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LM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无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LM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有效。

挤出效应也是影响财政政策的因素之一。当挤出效应效果大时,货币政策不明显;挤出效应小,则效果明显。挤出效应体现在图形上就是IS与LM线的斜率,IS线平缓,LM线陡峭,代表着较为显著的挤出效应。因而挤出效应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在本质上仍可归结为IS和LM线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含义。货币政策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进行调整来改变利率,进而影响国民收入与产出的政策措施。货币政策也分为两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增加货币供给量(放松银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减少货币供给量(紧缩银根)。具体实施时,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

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传导作用是:当央行扩大货币供给量,利率就会随之下降,以利率为成本的投资便会增长,从而拉动总支出,使总收入增加(Ms,i,I,Y)。与财政政策相似,货币政策的实施同样具有反作用: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导致人们手中的钱增多,从而交易预防需求增加,交易预防需求与收入是正相关的,因此货币需求也增加,货币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导致私人投资下降,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之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同样取决于IS与LM线。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不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不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IS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有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IS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综上,从直观角度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与IS线及LM线的斜率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若一国IS曲线比较陡峭,而LM曲线比较平坦,则财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线平坦,而LM曲线陡峭,则货币政策效果好。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实践性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实践性问题:

1.执行政策的时机问题。从理论上讲,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时一般执行扩张性的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施紧缩性的政策。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即前面所述的传导过程,在实际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从政府意识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到制定政策再到实施政策及政策发挥效果,其间存在时滞。每个国家都有经济低谷与高峰交替的经济周期现象,如果在经济低谷时执行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政策时滞时间长,经济已经向高峰迈进的时候才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将推动经济的过热,这违背了政策实施的初衷。因此,准确地预测好时滞,把握好政策实行的时机,非常重要。

2.执行政策的综合运用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往往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过度使用其中一种而忽略另一种的作用。如片面强调财政政策,通过过多的政府支出来调节经济,忽视相应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往往会造成人为的经济失衡。

3.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不够健全。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政策的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缓慢,政策的不确定性比较大。

4.金融市场不够健全,利率机制的调节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监管水平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时会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货币政策效果会因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而变化,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难以避免等。

四、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的建议

1.政府尽可能的提高决策的效率,减少各环节占用的时间,尽量减少时滞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提高经济调控的效果。

2.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更有助于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萧条的时候,政府会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来增加国民可支配收入,拉动经济,同时会采取较为温和的货币政策甚至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防止政府拉动经济可能带来的通胀。

3.改善微观基础。健康的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减少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使政策效果更为充分地发挥。因此,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就必须重视和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同时要优化经济结构,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内,通过最初政策变量的改变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因此,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 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场,是实施有效地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在前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传导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市场上诸多因素如利率等对于政策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市场化的利率机制,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注重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监管水平,使金融市场向着完善、稳定的方向发展,保障政策实施的健康环境。

5. 提高、刺激消费的有效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中,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拉动国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费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们最终是否会增加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这些是加强消费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消费领域。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人类选择了市场,但市场机制的发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为依托。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必须要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第4篇:财政政策的运用范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重要经济政策,两者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政府预算调节社会总需求,其运用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支出预算、公债、补贴等;货币政策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实现两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目标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过去20多年,由于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普遍推崇货币政策,轻视财政政策,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是各国的中央银行。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开始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使货币政策产生更好的效果。宏观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得到加强,而且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从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看,两者之间仍需进一步地协调并加大力度。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意义

    (一)独立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实际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政府预算是政府支出G和税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为政府预算赤字;G-T<0,为政府预算盈余。在出现预算赤字时,政府一股有两种方法维持平衡:一是发行政府债券;二是增加货币供应。即G-T=(B+(M.

    这一公式便是政府预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应付赤字的办法,一是通过借贷获得债务收入(B,二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征收通货膨胀税(M.假定(M=O,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即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任何财政扩张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贷(B来维持。假定单独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变,即公式等号左边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货币供应增加的数量(M必须正好等于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券减少(即中央银行买入)的数量一(B.由此可见,财政政策(G-T)和货币政策(M之间并不相互独立。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长补短。

    如果单独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会马上见效,使总需求增加,从而总产出上升,但由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产生两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响国内的投资环境,使中小企业投资下降,而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用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业状况;其二是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上升,从而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会产生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从而在刺激经济时能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导致总产出的提高,用它来对付经济衰退时就有可能难以把握准确的操作时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单独实行各有利弊,只有把两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发挥国债经济“蓄水池”的功能与作用。

    国债作为连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惟一纽带,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独特优势,推动国民高额储蓄从间接融资渠道流向直接融资渠道,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政领域。另一方面应解除政策限制,扩大机构主体尤其是广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规模水平。据报载,在当今各种类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商业银行持有各种国债大都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政府债券都在5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60%国债依靠居民购销,国有商业银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债的另一调节功能,也是中央银行最灵活的货币政策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金融的调节作用。

    (二)积极探索研究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总需求管理规律,从而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目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临着以市场为轴心的结构性调整,引导市场主体居民和工商企业实现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总需求管理理论赋予我们的使命。西方国家曾经运用直接大量增加财政投入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而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财力较充足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确合理选项上下功夫,防止重复投资。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始终是市场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时点上应寻找最佳平衡点(当然是相对的)。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经济效率,是由最终消费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对资本的流向和流动性进行适时调节以及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有效规模进行合理调整,以增强国内需求为目的,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四)正确分析和认识经济状况,合理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

    纵观我国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高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扩张实施力度较大,加之在当前体制转轨尚未完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特别是长期使用,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引导国民经济走健康发展之路。

    三、结束争论,开辟未来

    在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之争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张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调节多一点还是政府干预多一点的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干预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美、日、德等国政府都是号称财力庞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对运用财政政策普遍深怀戒意。

    我国的公共投资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财政政策而排斥货币政策或者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而排斥财政政策的主张都是不足取的,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5篇:财政政策的运用范文

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1)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经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2)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1)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2)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3)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战场:“营改增”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有关结构性减税的推进路线和具体安排在201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备受关注。

推进结构性减税,可以有多种选择。例如,现行税制体系中的18种税似乎都可以作为减税的对象,统统砍上一刀。但是,将现行税制体系格局与“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相对接就会发现,减间接税而非直接税,减收入所占份额较大的主要间接税,应该是推进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因此,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结构性减税时提出,“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1]

积极财政政策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载体并以增值税为主要减税对象,其基本操作路径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加快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营改增”试点的地区范围越大、涉及的产业领域越多,结构性减税的规模效应也就越大。第二,在“扩围”的同时,相应调低增值税标准税率。将原来基于制造业运行特点而设计的增值税税制覆盖至服务业,一方面应考虑服务业的运行特点并作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应统筹考虑制造业和服务业税制问题,确定一致的制度安排。

五、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1)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2)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3)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4)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六、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第6篇:财政政策的运用范文

【关键词】 发展; 和谐; 财政; 创新

一、当前财政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体系的价值取向偏曲了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投向定位

我国政府经过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由“革命型”转向“经济建设型”,第二次是“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而反映政府在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财政平衡、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等各种宏观调控能力的财政政策体系却落后于经济发展与时代要求,财政政策重心和财政职能时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型财政、民主财政、公共服务财政和民生财政的财政政策体系还未能科学、合理、规范地培植起来。

(二)财政政策目标层次缺乏长期效应和科学发展观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和经济转型与利益调整的关键时刻,社会发展与经济运行中各项指标特别是经济指标的背离程度不断拉大,财政政策运行缺乏稳定性,年度预算收支失衡,预算年度制与政府任期制不一,以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投资与消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及资源约束等之间的矛盾。从长远发展来看,目前的财政政策目标拘泥于平抑经济波动和应对突出事件的短期效应层面,忽视了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均衡性的关注度与高度,财政政策目标层次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三)财政政策选择层面偏窄,不适应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

当前的财政政策选择层面随机性、依赖性、单调性较强,内容创新和方法机制创新与实践创新等方面,存在保守滞后现象,特别是在宏观调控中习惯性地多次运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性投资扩张来刺激尚未培固的市场经济,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和谐,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经济运行特别是近年来股市与楼市的大起大落,对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存在较大危险,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严峻的挑战。

(四)财政政策工具运用单元、低效,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预算绩效评估严重滞后

我国的财政政策工具包括税收、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付、国债、预算等。目前的财政政策工具运用机制存在僵滞、运转不灵、单元、低效,尤其是在综合运用、及时选择、力度把握等方面缺乏灵活有效性和整体效应性;财政支出结构缺乏有效优化。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08年地方支出平均38%(西部地区54.4%)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财政用于与人民群众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5 603.64亿元,占15.42%,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5 955.5亿元,占16.39%,而其中科教支出占7.6%,医疗卫生占2.3%,环境保护占2.9%,农林木占5%。这些数据表明:不规范转移支付比重过高,财政政策安排支出与科教兴国战略要求相差甚远,民生支出、环保支出、“三农”支出等这些国计民生性支出比重偏小。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同时,财政支出绩效评估严重滞后,资源配置及资金使用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财政风险控制与预警未能及时得到披露与防范,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较大的财政风险与信用危机。

(五)财政体制改革缓慢

目前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较多保留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是一种利益妥协制度。国库集中支付、财政预算管理、政府采购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财政体制改革仍存在体制;财政资源浪费严重、配置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未能完全导向国家战略与宏观政策的优先领域;政府层级之间苦乐不均,县乡财政困难;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界定含糊不清,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缴比例、权限与审批、资金与项目、经济增长速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多方面存在利益博弈等。这些因财政体制改革缓慢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与矛盾,阻碍了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效率。

二、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财政政策体系的创新路径选择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财政政策体系出现的阻碍我们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深层次的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适时适度调整与完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要求,构建科学、合理、规范的有型财政、民主财政、公共服务财政和民生财政的财政政策体系,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一)财政政策体系的设计创新

财政政策体系创新应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可能性,财政支出总量的适度性和财政调控经济结构的均衡性。公众财政基本理念就是举公众之财办公众之事,向公众透明。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建立和培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型财政、民主财政、公共服务财政和民生财政,构建科学、合理、规范的财政政策体系,必须从制度层面与实务层面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价值取向作为财政政策体系的设计定位。

(二)综合运用财政政策,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党的十七大报告均提出加速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这表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当前我国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作,已成为我国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是未来十几年缩小城乡、区域和贫富发展差距的基本目标和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加速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科学合理有效地综合运用财政政策。

1.综合权衡财政政策工具,各有侧重,协调运用,灵活取舍,不断提升地方政府财力和经济发展动力

通过厘清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实现事权与财力匹配;提高中央收入比重和支出责任,适度运用税收、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付等财政政策工具,完善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整合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项目,提高一般性支付规模和比例,构建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消除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负面影响。

2.运用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速度

加快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降低企业税负,扩大增值税覆盖范围;改革完善资源税和物业税,促进节能减排效应;推动出口退税机制的结构性调整,推动进出口结构调整和内外结构均衡;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向产业倾斜转变,注重用好政府投资、财政补助、政府采购、财政贴息、支付设备使用费、政府租赁等传统方式,根据不同情况运用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创新方式,大力促进产业群聚集园区、高新技术生产线、环保节能高效项目、劳动密集型企业、新型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加大R&D的投入,实行税前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减免城建配套费和土地出让金、转让土地优先使用权和参与开发利用权等直接或间接优惠措施以及风险投资鼓励、政府采购等其他财税政策,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强化财政投资政策,统筹区域经济全面和谐发展

强化财政投资导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投向,引导社会资源在三大产业中合理配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保障能力;调整财政投资重点,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优化财政投资结构,增加对农业、交通、能源、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的基础设施投资,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投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设施,以积累中西部地区的竞争力;投向具有发展基础、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产业链培育、技术创新和服务等关键环节,以培养中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投资兴业和居民生活的环境,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促进人与环境和谐。

4.合理配置财政资源,优化财政支出,人人共享发展成果

财政资源与财政支出应重点向“三农”、教育、科技、就业、社保、生态环境、节能减排、公共安全和重大基础设施倾斜,以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与和谐建设;合理配置财政资源,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及时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确保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真正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社会和谐。

(三)发挥财政拉动内需的政策功能,积极为消费、投资、出口起支撑作用

当前,我国国际收支存在较大顺差,这表明:国内储备与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投资与国内总需求,出现相对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国内流动性过剩和资产市场出现泡沫迹象,内需不足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根据经济学理论,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0.2%,而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0.8%,是投资的4倍,可见,消费对经济的影响和贡献程度。目前,必须继续把扩大内需作为首要的政策重点,建立健全财政调节内需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平台,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吸收流动性、扩大内需、平衡供求、抑制通胀、调整经济结构等作用。

(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充分发挥财政的配置、分配、调控、稳定等职能作用,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按照“正税清费”和“分类规范”两个原则,不断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加快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围绕国家战略与宏观政策,以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为主线,着力突破完善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体系、完善国民教育体系、促进“三农”体系、就业促进体系、公共医疗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科学调整支出结构,适度增加在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力度。

(五)建立健全财政预算绩效评估体系

围绕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这个主题,财政预算绩效评估体系应着眼于绩效评价的主导理念,即:变短期为长期、变静态为动态、变经济效益为社会效益等方面的业绩评价,绩效评价内涵包括定性与定量,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来架构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从世界范围看,对于绩效评价,越来越重视财务、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福利(公平)等各方面的综合协调评估,绩效评价内容为5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果effectiveness、公平equity、环保environmental protection)。财政预算绩效评价的经济性指建立高效低耗的公共财政支出机制,使其达到确保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条件下耗费资源的最小化,也即:效益既定条件下的成本最小化;效率性是指投入财政资源和产出的服务或其他成果之间的关系,也即:成本既定条件下的效益最大化;效果性是指基本公共均等化目标实现的程度和实际取得的成果之间的关系,也即:成本(财政资源投入)一定条件下的效益有无或者大小情况,也即:是否实现了基本公共均等化的既定目标,财政预算效果性评价除制度性定量指标外,还包括人民群众的心理性收益、安全感收益、居民满意度、社会秩序改善等这些社会绩效定性指标;公平性原则指的是效果(如服务的数量和货币化的收益)和努力(如货币成本)在社会群体中的不同分配,作为一个衡量性指标,关心的是“接受服务团体或个人是否都受到公平的待遇”;环保性主要是指经济发展规划是否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环保评估质量标准。5E相辅相成,系统、全面、综合地评价财政预算绩效状况。

【参考文献】

第7篇:财政政策的运用范文

【关键词】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背景 财政风险

1998年,我国为了应对日益疲软的经济形势,于下半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出台是中央政府综合考虑各方面形势的结果。通过分析本次国家宏观调控的过程,我从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财政政策本身以及实施效果等三个方面切入,总结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具备的条件。

一、宏观经济背景

1.需求面

(1)消费需求不足。由于居民家庭对未来支出预期增大,收入预期减少,这主要是与当时国家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密切相关的。国企改革导致下岗失业人数增多,社会保障、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迈向市场化的改革使得居民的支出负担大大加重,对未来产生悲观的预期。以上种种变革使得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增多。居民消费需求的疲软可以从当时的数据看出,如图a、图b。

(2)投资需求不足。一方面,随着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逐渐强化,使得旧的投资扩张需求被抑制,新的投资扩张机制缺乏,一些符合贷款条件且希望扩大投资的企业无法获得融资进而影响了其投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移,许多商品销售不出去,进而抑制了新产品的开发和新技术的引进,从而导致了企业缺乏扩大投资的动机。如图c。

(3)出口需求下降。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下降,并在1998年5月份出现了负增长,进一步激化了供求矛盾。

2.供给面

1997年以后,某些产品出现了过剩的情况,宏观经济逐渐由卖方市场专向买方市场,这一方面与需求的减少有关,另一方面是传统体制下的重复投资导致的。

1997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供求双方出现的问题可以反映到GDP这一指标上如图d。

因此,综合以上两点得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社会总供求失衡,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较慢。这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消费难以启动经济时,才需要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以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如果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有效需求膨胀时,只能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支出,以控制需求和经济过热增长。1998年以前,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就是这个道理。不仅如此,即使是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经济运行处于正常的良性循环状态时,也不能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财政支出会使需求膨胀,破坏社会总供求平衡。

3.政策面

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其操作余地已相对狭小。针对我国“软着陆”过程中的情况,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 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先后6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货币政策如此连续、密集地运用,可以说已“竭尽全力”,然而迟迟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余地已经相对狭小。并且根据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践,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货膨胀的情况,降低经济的热度方面更有效,而在拉动需求应对通货紧缩方面,财政政策则更能取得好的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本身

1.财政风险

分析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一般需要考虑以下指标:赤字率、债务负担率、债务依存度。

(1)赤字率,即一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国际惯例,一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不应超过3%,在这个范围内的赤字规模,不会对一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一些发达国家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其比例高些,如美国1985年财政赤字为2121亿美元,占GDP比例为5.3%。英国1995年财政赤字达372亿英镑,占比例GDP也为5.3%。发展中国家则因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往往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比发达国家高。如印度80年代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高达6%~9%,1994年仍为5.8%,墨西哥在80年代中期曾高达14%。

我国1997年赤字率为0.7%,1998年赤字率为1.2%,1999年赤字率为1797亿元,占GDP的比例为2.19%,尚未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具备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从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率是不高的,而且政府赤字还有很大的空间。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满足的条件之一就是:财政收入基础好和财政赤字不过大。因为国家财政收入没有一定基础,积极财政政策无资金可投,无法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同时还应保证由于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不过大,即不超过合理限度。

(2)债务负担率,即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这个比例越大,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债务负担过重,同时也反映着债务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上一般认为这一比例上限为45%,即不应超过45%,而工业发达国家可高些,如《马约》规定欧洲联盟成员国这一比例上限为60%,即不应超过60%。1997年我国内外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例仅为8.1%, 1998年为9.9%。而美国1994年为49.8%,英国为34.1%,德国为33.7%,法国为42.7% (1995年底),印度为53.5%,马来西亚为50.2%。

(3)债务依存度,即国债和财政支出的比例,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债务的依存度,一般用当年债务收入占当年财政支出比例来反映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我国全部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1996~1998年分别为24.8%、26.8%和30.7%。日本常用这一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并规定这一比例不应超过20%。

上述分析表明,从债务负担率来看,我国不算高,国债还有扩大的空间,积极财政政策还有潜力。但如果从财政支出的债务依存度来看,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很高,1998年当年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比例已高20%,达到警戒线。可见,增发国债余地并不大,积极财政政策没有更多余地。因此,从债务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债合理规模是制约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因素也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因为能否拿出资金增加财政支出,除靠财政收入外,还可靠国债收入增加财政支出。但能发多少国债筹集资金是有客观限制的,即国债要有合理规模,国债规模过大,会给经济正常运行带来许多问题。

2.国债市场

随着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债务的流量规模和存量规模都急剧扩大。以1998年的情况为例,当年债务发行规模达到6591亿元(含转贷地方及补充银行资本金国债),比上年增加约4000亿元;国债余额(内债)从1997年的5508亿元,上升到1998年的7258亿元。债务规模的迅速扩大,要求国债市场容量相应扩大。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政府是否能够连续进入市场筹集资金,市场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满足政府的筹资需求。从阅读中国经济史我们可以知道,中华民国建立时为了充实国库以发展经济,向全国发行了一亿元的公债,可是由于人民没有钱以及对新建政府的不信任,民国政府并没有筹到足够的钱。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发育充分的国债市场对于政府发行国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国债交易市场划分为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两个部分,由于市场分割,各市场之间不能相互沟通,流动性不足,不同的国债投资主体被限制在不同的国债流通市场进行交易,主要由企业和居民个人参与的柜台市场发育迟缓。分割的国债流通市场进一步降低了国债的流动性。我国国债市场上可流通国债的规模本来就不大,由于国债市场的分割,具有交易需求的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难以实现,国债的流动性就更不够了。同时,分割的国债市场不利于形成均衡的国债收益率,每个分割的市场上的国债收益率都难以准确反映国债市场上的资金供求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也不利于财政合理地运用国债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由于这些原因,我国1997年以来国债市场上要么全是资金剩余,卖盘不足;要么资金紧缺,买盘有限。这样的国债交易市场已经成为限制国债发行市场扩大的障碍。因此,仅从当时的国债市场来看,显然并没有发育充分从而给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很大的实施空间。虽然,当时政府通过发行国债依靠公共投资实现了政策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当时国债市场仍存在着阻碍政策实施的问题,只是该问题当时不够明显而已,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债市场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在今后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中显现出来。因此,国债市场的成熟与否也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条件。

三、政策实施效果

从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它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了传统产业;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事业的发展。我们在为取得这些成果而高兴的同时也要注意到,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牺牲环保、过度开采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短期行为。虽然该政策促进了环境保护,但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只重GDP而轻环境,当时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太湖、鄱阳湖等。

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个条件就是增加投资的物质资源约束。为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如果没有对投资物质资源的约束只会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于短期而非长期。

综上所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条件,归纳为:

1.社会总供求失衡,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较慢。

2.货币政策效果不够明显,操作余地已相对狭小。

3.赤字率、债务负担率、债务依存度处于警戒线以下。

4.国债市场发育充分。

5.增加投资的物质资源约束。

参考文献:

[1]刘瑞.国民经济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第8篇:财政政策的运用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制度变迁;效应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经济目标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长期以来,在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流派对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又被很多国家作为增加国内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国真正意义上借鉴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为的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自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其效应进行了很多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效果显著论、效果一般论、效果无效论。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5-2个百分点),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笔者对其持相近观点,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向新制度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怎样才能在转轨时期低成本高效益地运用好西方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寻找出部分目标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进行的中性财政政策实施中有所借鉴,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认识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一点上,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与其颇为相似。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三、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机制成熟的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受制度的影响较少,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有着长期计划经济烙印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显不同于成熟市场,在这里一些西方理论甚至失灵。如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的发行国债,会使利率上升,产生投资挤出效应,事实上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利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却扩大了社会投资需求,引导了企业投资。以1999年为例,国家用90亿的国债资金作为计改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同样减税政策,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应也会大打折扣。可见,在制度变迁中的今天,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这种滞后,将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间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制度、直接和间接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

2.就业领域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制度、失业再就业制度、优惠招收下岗人员的工商税收制度、就业观念等。

3.教育领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费制度、教育产业化制度等。

4.住房领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货币补贴制度、取消实物分房制度等。

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制度、一体化制度等。

6.各经济行为主体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种利益主体,而利益主体的行动又会影响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制度由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导,前者包括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传统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规定而来,作为制度制定和供给的主体,其经济人行为,容易被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出台有失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结构制度。包括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制度。

四、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我国近几年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手段是以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结构性减税(费)为辅的,其主要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整体效果的研究,国内经济界已经有许多文献,不管是效果显著派、还是低效、无效派,但是通过政策的实践看,中央的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果断、科学的出手,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避免了国内的经济衰退。当然,在我国经济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时代,财政政策的效应不可能是各个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说失误,政策的最不成功之处,也是笔者最大的担忧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牺牲环保、过度开采资源为高代价,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短期行为,基础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环保、资源因素,或者投资成本(包括高额的国债还本付息代价),财政政策净收益恐怕在1%上下。

为了更加理性地总结其成败,这里再就效果不明显的三个分项目标做一分析:

1.民间投资带动效应

我国政府为了能够刺激国内民间投资,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执行至转型,主要采取了扩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对民间投资起到带动作用。从理论上讲,在不存在制度约束和障碍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会产生一定的乘数效应,决定乘数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国民收入就越多,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越明显。同样,乘数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从而使社会投资总量不断递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论上也有两种方式:一是靠政府发行公债直接扩大投资规模;二是政府应用杠杆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来带动或刺激民间的投资支出。这两种方式都被我国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资属于国有单位的投资,其对国有单位的投资快速增长作用十分明显,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作用不显著。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按所有制结构对我国的投资结构进行比较,以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为界限,可以发现1998年之前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0.97%,而个体经济为20.7%,其他经济成分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3.13%,而个体经济为10.47%,其他经济成分为11.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旧的国有企业的特权制度仍然继续产生作用,并对民间投资行为的扩张起到限制作用。大致来说,影响民间投资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业准入的制度限制。这些行业包括公用事业、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石油开采等。民间投资希望进入这些行业,但种种条件限制制约了其投资。据《浙江省民间投资状况分析》报告指出:市场准入的制度限制是影响民间投资的第一个因素,部门保护主义使“系统外”的企业很难参与公共建设。国家原计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间投资在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民间投资不足,制度的制约确实影响很大。

(2)融资制度的偏好。我国现有的直接融资制度和间接融资制度,历史上基本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信贷政策存在非国有企业歧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多年来得不到有效解决。浙江的地下钱庄的贷款利息长期大大高于国家银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兴旺。贷款制度的歧视对民间资本大规模扩张起到了限制作用。许多民间资本逐步退出了实业投资,进入投机领域,如近年流行的温州炒房团。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民间投资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赖持续、大量的发公债来进行公共支出,支出项目的过于单一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其后果是强劲拉动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进而形成局部投资过热。

2.提高就业效应

实现充分就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将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应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的理论依据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资,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带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进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我国城市相当部分失业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业,比如不愿到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不愿从事低层次的劳动等。而积极财政政策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城市失业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来自农村的失业大军成为了填补对象。同时,国有企业在此期间进行的“减员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业数量。

3.刺激消费效应

从我国制度安排上分析,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严重制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消费能力,储蓄养老、防病等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消费紧缩;高校教育的高收费制度、甚至中小学的不断增长的收费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连续高涨,更使人们的收入消费支出力下降。据“中国白领阶层过着蓝领生活”的调查报告,年收入5万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费,未来十几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节俭。我国土地供应及城市安居房建设制度的脱离实际,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约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消费,也形成了经济中的局部过热现象。以笔者分析,国家通过给公务员涨工资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费,进而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社会保障、教育收费、住房分配市场化带来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行业冷热不均,多数行业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体消费意愿不高,储蓄仍然为居民首选。

可见,财政政策的效果好坏,必须重视政策实施的制度约束。

五、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几点建议

基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实现,在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下,及时淡出扩张的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巩固、调整,很有必要,因为任何政策都有强大的惯性,存在时滞效应。在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后,转入针对局部过热、以“有保有压”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着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取向。以笔者的认识,中性的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的方式,具体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二是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三是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行业的投资。

四是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五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六是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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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第9篇:财政政策的运用范文

一、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

在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采行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财政赤字的认识转变,亦即从“赤字有害”到主动利用财政赤字。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理论界对于财政赤字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有害。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成为经济运行巨大压力的宏观经济状况,决策层审时度势,果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举措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考虑到社会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接受问题,把扩张性财政政策称作积极财政政策。相应地,赤字财政也一改多年来“有害”的常态,开始以“积极”的面目出现。这就涉及到究竟应当如何评判赤字财政的问题。作者认为:评价赤字财政有害无害,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笼统地、简单地作结论。财政赤字的“是”与“非”、“好”与“坏”,要看宏观经济状况,只有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下,财政赤字才属于“是”和“好”,因为它通过国债这种国家信用工具把城乡居民暂不使用的资金转变为政府资金使用出去,弥补了总需求缺口,刺激了经济。

既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必然会发生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赤字,相应地也就产生了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问题。在没有财政节余可以动用,且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的条件下,当前我国发生的财政赤字全靠增发国债弥补。由此,财政赤字也就成为增发国债的同义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同时也取决于增发国债的规模是否合理。在合理规模之内是有利的,超越了合理规模则是有害的。相应地,也就引申出发债规模的度的把握问题。

至此,作者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由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采取的主要政策举措(增发国债)——引申出发债规模度的把握——进而探究国债市场化建设问题,环环相扣、逻辑连贯,一条清晰的主线、脉络跃然书中,展现于读者面前。

二、在具体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分析、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冲击,使得国内本已存在的后短缺经济的新问题显性化,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迹象明显;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经济增幅下降,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等等。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之所以把运用赤字财政进行调控作为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是因为,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就可以直接扩大社会需求,时滞短,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书中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概括与评价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技改贴息取得了良好效果,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增加了就业机会等。

三、从宏观调控的战略角度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在经济增长乏力、增长速度下滑时,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把社会的闲置资本利用起来,从而刺激经济,变下滑为上升。这种做法是在当今世界市场失灵现象反复出现、经济活动复杂化和国民经济景气循环的不规则化条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调节,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其包括的总体政策含义是,在主要确保金融稳定、安全运行的同时,相对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中,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书中同时指出,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和加快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由此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组合,因而必须加强研究,探索如何避免政策相互掣肘与效果彼此抵消,如何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把握政策的合适力度与实施时机,进而保持经济系统的动态稳定性。

四、通过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刻体味积极财政政策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相关问题亟待探索,诸如资源配置趋向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对投资、对消费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宏观调控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时政策手段的运用。书中辟出专门章节,对财政支出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的调节、三农问题、基于供给调整的税收政策、出口退税以及财政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其相应的政策结论是:合理安排财政支出,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通过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具有不可持续性;支持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鼓励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增值税的完善、内外企业税负的统一,远期目标是实现“税费归位”;完善出口退税的管理机制,保证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改革预算管理制度、逐步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五、以前瞻性的眼界探寻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及后续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