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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危机;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
[中图分类号]F0-0;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36-03
自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5年了,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世界经济在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避免了更进一步的萧条,但是经济衰退的雾霾仍然笼罩着全球经济,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举步维艰。全球性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资本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矛盾和困境,这些现象证明了马克思的种种预见。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点,以及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和信用在经济危机中作用的论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防范金融危机的一把启关的钥匙。
一、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1]。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资本的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因而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中,伴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过程的加速进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增长的同时会相对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而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形成了大量的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这些相对过剩人口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蓄水池。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是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得到强化。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条件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合理比例经常受到破坏,必然导致生产普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
二、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爆发的特征
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循环运动的特征,而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这四个阶段就是经济周期循环运动的各个环节。在这个周期循环运动中,危机表现为经济周期循环的终点和起点,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爆发特征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因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遭到破坏,而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则需要通过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必然引起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生产重新活跃起来,进而使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重新得到恢复和调整,其作用机制是:作为社会生产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通过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必然会引起其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的扩大和发展以及工人就业的增加,由此又会带动社会生产的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的相应扩充和发展,这进一步重新激活了整个社会生产,进而达到新的经济繁荣阶段。所以,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萧条,进而走向新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准备了物质条件。这主要是由于伴随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周期更新,必然带来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以及生产组织的改进,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这进一步加剧了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大鱼吃小鱼”现象不可避免,从而使社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结构以及各产业间正常比例遭到破坏。当这种破坏作用造成社会总供给结构与社会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并且社会总供给量远远超过社会总需求量而造成大量的普遍的生产过剩时,新的经济危机便再一次爆发。可见,在固定资本周期更新的物质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循环往复地周期性爆发。
三、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加速器是信用制度的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经济危机往往是在信用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条件下产生的,信用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起着加速推进的作用,这是由于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社会各个再生产过程加快了,因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为投机者提供了在一定限度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因而又成为投机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信用关系也不断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信用制度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而“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在信用的相互链条关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资本循环受阻,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削弱与生产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支付手段,使信用链条关系遭到破坏,造成信用关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3]。马克思着重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大都是以金融危机为先导,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其再生产过程中一旦信用关系突然崩溃,必然会发生由信用危机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强调指出,正是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都具有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4]。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实证考察,在理论上充分揭示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得到缓和。因此,这种强制作用在使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使其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依靠对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破坏不断继续前进的,这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逃脱最后崩溃的历史命运。
五、启示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不仅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对研究未来社会经济形式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同样存在。在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越来越充分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一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深入探索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并掌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避免由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同样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加强了政府干预,在各种干预措施中固定资本更新是其重要手段之一。从各国的经验和我国发展实践来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时,要注重引导投资方向、控制投资规模、保证投资质量,使得固定资本更新在结构上更具有合理性,以避免国民经济比例的进一步失调导致的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剧。为此,我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中,要以各种产业政策和建设规划为依据来引导资金的合理投资方向,以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平衡,避免在固定资本更新中的重复投资扩张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甚至恶化。
3.信用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信用制度既是促进再生产的工具,又是助长投机和冒险的武器。投机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经济虚假繁荣,会引发金融危机,乃至商业危机和生产危机。所以,如果银行信用极度扩张,信用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再生产就会瘫痪,从而引起经济危机。因此,我们要加强信用监督管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要以此为鉴,在充分利用信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其消极作用的影响。特别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府应加强对信用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管理,加快完善金融政策、健全金融立法及融资体系的步伐,防止信用活动失控而出现信用膨胀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甚至危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
参考文献:
在经济学界,克鲁格曼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著名学者,他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早在1991年,年仅38年的克鲁格曼就获得了被视为诺贝尔奖重要指针的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因偏好历史和社会学,经济学的专业课反而修得不多,这也形成了他独有的分析视角和行文风格,更被誉为自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1996年克鲁格曼出版《流行的国际主义》并大胆预言亚洲金融危机,使他获得巨大声望。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
作为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克鲁格曼强烈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认为市场并不完善,因此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当消费和企业开支难以前进,就只剩下了一种填补缺口的办法: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进行刺激性开支,美联储必须推行指向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
克鲁格曼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特别是国际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大量富有影响力的研究。在国际贸易方面,他建立了新贸易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尤其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的同类产品的贸易,代表了这些国家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与国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关系不大;在经济活动区位方面,他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他的核心—外围模型,把厂商和消费者的区位选择内生于模型中,较好地解释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如何形成工业核心和农业边缘区模式;在国际金融方面,他建立了一个汇率目标区理论的规范模型,使汇率目标区超出原来仅作为汇制改革方案而存在的范畴,形成一个有特色的理论框架;在宏观经济方面,他提出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对1998年俄罗斯货币危机也有一定的解释力。2008年,克鲁格曼因创立新贸易理论和开创新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界的争议永远存在,一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理论和观点一直就有质疑。例如,克鲁格曼认为当前的美国失业并非结构性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研究报告则认为美国的长期失业人口中有40%属于结构性失业。克鲁格曼认为是经济增长迟缓导致了债务水平升高,而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达到或者超过90%),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缓。尽管在一些观点上有不同的质疑,但克鲁格曼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在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方面所做的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本书就是克鲁格曼对应对当前危机的一系列带有十分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建议和看法。也可以视为此次危机中关于凯恩斯主义争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寻找金融危机中的免费午餐:当前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凯恩斯主义及其争议
在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在克鲁格曼看来,在大衰退和金融危机冲击下,“只要我们伸出手,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 这是典型的克鲁格曼的政策基调。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积极应对,大致看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是出台金融救助方案。如美国最早强调购买不良资产,美联储还推出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先后采取了量化宽松和扭曲操作等措施;欧洲则在尝试降息等政策刺激的同时尝试通过注资获得金融机构股权来稳定金融体系等措施。
二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的刺激方案主要包括减税和扩大公共支出,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方面。日本出台多个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国家庭发放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学校建筑防震、环境保护、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社会福利计划。
三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另一方面,当利率进入零利率区域后,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以不同方式采取了“数量宽松”政策,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四是产业发展政策。美国在新能源、环保政策等方面较为高调。欧洲提出发展“绿色经济”。日本重点发展商业航天、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医疗与护理、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
总体来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程度不同地在凯恩斯主义旗帜的影响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对于这些凯恩斯主义色彩鲜明的危机应对措施,各种批评也一直不断,本书就可以视为克鲁格曼对这些批评的回应。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互动更为紧密,在危机冲击下,除了推出一系列应对危机、刺激内需的政策举措外,更为关键的还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转型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主导下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平衡性逐步显现,全球资源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源源不断流入美国,而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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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的金融资产以资本项目顺差的形式持续流向全世界。特别是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一方面,美英等发达国家加速推进全球化进程和资本输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美国为刺激经济长期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高杠杆、高风险、低透明度且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导致本国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扩张、金融体系的杠杆水平显著提高。2005年以来,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全球资源供应格局打破,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直接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正式爆发。本次危机爆发不仅是国际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集中反映,更是布雷本文由收集整理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和金融监管缺失的必然结果。危机打破了原有经济金融结构和格局,美欧等经济体或经济区域面临巨大的调整成本,经济陷入衰退或缓慢复苏;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胀高企—政策收缩—经济放缓的调整时期。可见,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关联性日趋紧密,相互影响加大。
当前全球经济和各国国际收支面临再平衡的过程;“去美元化”、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议题也被提上日程;国际金融监管架构和制度在压力下正在经历大刀阔斧的修改和重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面临重大变革。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评估本次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影响,如何准确把握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结构变化的趋势、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处理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关系,对于迅速崛起并处于转型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种调整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环境,关注着类似的矛盾和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的决策应注重体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内部经济增长回落等压力下,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中枢或已阶段性下移;内部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内需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转型,促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将转向内生性,制度性红利的释放和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转变。大致来说,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始终面临资本、土地、能源、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长期管制的瓶颈,由此造成了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高成本,并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推动要素价格改革,即从管制下扭曲、低估的价格转变为市场均衡价格,将使投资和生产的成本和回报更真实、国民财富的分配更合理,市场机制的合理运用将进一步激励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二是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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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方向通过减税、完善社保等举措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加大对社保、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其次,投融资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对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打破垄断,促进社会要素不同行业的市场化流动。最后,推进结构性减税,逐步降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引导经济结构的优化,释放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意愿和提高居民和企业的消费能力。
行为金融学的出现迅速在国内很多领域展开了应用,在证券股票方面,陈伟(1999)研究得出,在股利政策宣布日前后均会出现异常报酬率;宋军(2001)表示,基金有一定的羊群效应;陈骥(2003)认为我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有认知偏差,是不理性的等。在银行方面,彭惠(2000)研究了不对称信息下的羊群效应,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中小银行贷款都集中投向大企业,中小企业却无人问津,反映出不对称信息下的羊群行为等。在国外,部分学者应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如Paul R. Krugman(2009)运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对金融危机的产生及潜伏时间进行了分析,得到了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经济生活的观点;Hirshleifer(2009)从心理导向角度对金融监管理论进行了剖析,解释了“有效规则和无效使用者”及“无效规则”两种方式下的金融监管情况。但从国内来看,利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对金融危机的成因及金融监管的研究不多,仅有肖琦(2011)、葛永波(2010)等少数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究,因此,本文企图通过行为金融理论对金融危机及金融监管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从新的视角审视危机及监管疏忽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为抑制及应对危机提供可参考依据。
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理论
行为金融学是一门将个人行为与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决策相关联的一种研究方法,认为人的决策受到个人认知、心理、经验、能力各方因素的影响,最终反映到决策行为上,从而违背了传统金融学中“理性人”假设的学科,是现代金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1、认知偏差致投资者产生错误判断
按照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解析,个体的信息加工能力具有局限性,个体的判断和决策因此都会产生偏差,用一种依赖有限理性的决策方式来替性决策过程的思维主体,并据此来节约思维成本。因此,人们习惯性产生思维定势或者经验至上的问题,从而容易以样本完全替代事物出现的概率,以经验作为判断的重要组成,金融类论文产生错误的决策。
2、过度自信使投资者无法把握事物发生概率
“过度自信”源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它是指人们过高估计了自身能力和私人信息的准确性。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容易对不切实际的正面评价进行认同,产生自我膨胀。因而“过度自信”在行为金融学中被用来解释各种投资者的行为及现象。过度自信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人们估计的置信区间太小。二是人们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不准。
3、反应不足或过度致投资者信息处理不当
投资者在事情发生之前,通常不对信息作出反应,当趋势十分明显时又会以累积的方式对所以前的信息作出过度的反应,从而产生错误判断的情况。
4、从众心理产生效仿效应,影响投资者判断
从众心理一种典型的心理学在行为上的反映,投资者在自己决策的时候很大部分上会受到同类人的影响,从而进行效仿或者攀比,影响了自我的判断。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被称作羊群效应。
5、好益厌损使投资者有失客观
投资者在面对收益和损失同样的情况下,往往会觉得损失比收益更难以接受。在同一风险下,人们更愿意追求收益时的风险而厌恶损失的风险。
三、行为金融学对金融危机及金融监管的解释
近年来,伴随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加快,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频繁爆发,不同的学者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持有不同态度。Wolf(2008)认为是金融具有脆弱性导致危机产生,Krugman(2007)则认为是金融过度创新,金融市场无法承担而使危机爆发,Henderson(2008)则认为,政府金融监管不足,需为危机承担责任,Astley etal(2009)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等等,本文将通过行为金融学对危机的原因进行探究,不妨以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为例。
1、认知偏差使投资者及监管方对风险认识不足
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首先,其青睐于低利率的环境,高估了房地产价格的走势,低估了存在的泡沫危害,甚至将房价飙高看作必然事件。其次,投资者对金融创新性产品的风险及收益认识不足。投资银行将资产证券化,以债券形式在次级市场出售,购买者只关注于这种产品的高收益率却忽视了其极低的违约率。再次,证券市场上的产品越来越复杂,投资者无法完全确定这些信用产品的风险,但仍然在追逐收益的驱使下购买。
监管部门认知严重偏差,对系统性风险认识不足。第一,监管机构采取“单体审慎监管”,确保单个 金融机构审慎经营。但近年来,单个金融机构危机爆发,蔓延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时有发生。其金融危机均源于信贷和资产价格狂飙的影响下,金融失衡,系统风险不断扩大。因此,采取“单体审慎监管”不足以防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第二,监管部门过分强调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这种对制度及周期的追逐,导致金融同质化趋势增强,强化经济主体的顺周期行为,不断推动了金融失衡。第三,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常出现“舍小求大”的内化目标,从而导致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
2、过度自信使投资者和监管方处于非理性氛围
从投资者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度自信的认为流动性的市场可以永久的持续下去。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利率调至1%,这种历史最低的利率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但这种持续的增长在4年内涨幅达到了50%,已经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投资者也越来越不理性。第二,抵押贷款发现机构对利率及房价的增长趋势过于自信。对购房者的能力评估减弱,并出现大量无抵押大款。第三,投资银行过度自信地低估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银行在出售金融衍生品时高估了自身的承受能力,而购买者也过度相信银行,配置这种高风险产品,导致这种经济的“定时炸弹”不断传递。
从金融监管机构来看,其和投资者一样,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危机爆发前的经济上升期,企业和金融机构均有相当好的业绩,不仅能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还能为宏观经济增长贡献出力量,这使监管机构对政策有
效性产生了盲目的自信,放松监管。同时,在金融衍生品方面,他们过度的忠于“市场自然淘汰”的规律,没有及时的转移和控制风险。 3、损失厌恶使系统风险扩散加剧
危机爆发后,损失厌恶心理使整个金融市场崩溃。投资者由于损失影响,停止交易,市场流动性缺乏,信用产品定价更加困难。定价困难致使交易困难,市场交易量下降,整个金融体系收缩。金融机构及个别投资人均收回流动资金,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骤降,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使系统风险逐步扩大。对于监管当局,首先,由于其自身对损失的厌恶,危机过后监管过紧,使危机不能被市场有效调节,导致危机恶化。其次,其“舍小求大”的目标驱使,对于小的金融机构的救助不足或不及时,进一步增加了系统风险。、
4、从众心理致使危机影响翻倍
危机发生后,恐慌情绪在不同投资人之间互相传递和影响,使个体之间相互刺激,情绪承螺旋式扩张,从而由由情绪引发的行为也不断升级,使危机的影响翻倍扩散。
[关键词]国际经济 政策协调理论 金融危机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是从罗伯特・A・蒙代尔和理查德・库珀等的研究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财政政策的论文,阐述内外均衡政策搭配问题。蒙代尔提出了“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所谓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是指每一个目标应当指派给对这个目标应有最大影响力、在影响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工具。根据这一原则,蒙代尔区分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影响内外均衡上的不同效果,提出了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均衡目标、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指派方案。蒙代尔提出的以特定工具实现特定目标的观点,丰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调控理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理查德・库珀开始研究国际经济关联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问题,研究重点是国家间相互依存经济的政策设计、政策调整的动态性等。库珀分析了蒙代尔的有效市场分类法则的理论缺陷,指出在各国经济依存性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针对某项目标的经济政策,通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效应反过来又会影响本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本国所采取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他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描述了两个具有固定汇率与不变价格的对称依赖的经济。他认为政策协调的收益以及这些收益会随经济依赖程度与政策协调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库珀的基本结论是,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作是十分必要的。
继库珀之后,滨田宏一、坎佐尼里和格雷、科登与图诺夫斯基、帕特里克、约翰森等学者不断引进新的分析方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其中,滨田是最先从国际经济政策构成策略或称博弈论的理论基础上研究政策的溢出效应(即波及效应)的。滨田引入博弈论检验那些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国家可能得到收益的情况,将问题转化成一种由国家参加的、已经程式化的博弈形式,其中每个国家都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操纵各自的政策工具数值。滨田认为,本国政策在国内的作用及其在国外的波及效应,部分地取决于外国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滨田还利用图形(Hamada diagram)直观地说明各国之间采取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调政策,能够改善各国福利经济效果的情形。但滨田模型忽视了公众部门和参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相对国的理性预期因素,也忽略了时间不一致性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等理论局限性。
新开放经济时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开放宏观经济学逐步放弃以往的短期或长期购买力平价的假设,开始从不完全竞争、价格差异的角度研究相对价格变动问题。1995年,莫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和肯尼斯・罗戈夫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将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跨时分析方法与MFD传统结合起来,为建立一个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基本框架,国际宏观经济学进入了“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时代。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来重新审视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问题,强调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性与合作博弈。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Benigno、Tille、Doyle、Betts和Devereux等研究了国际间如何进行政策协调的问题,将开放经济的政策协调理论推向新的高度。
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等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上取得了共识。第一,在对称的冲击(或全球冲击,比如石油价格冲击)和完全的非对称冲击条件下,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有潜在的获利。这个获利可以利用福利的损失函数进行度量,即协调政策的福利函数与非协调政策(每一个国家仅想最大化他自己的福利)的福利函数之差。第二,根据经验和定量的估计结果,政策协调的获利不大,每年GDP中大约有0.5%的获利。第三,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之间联合程度相对低,获利可能相对较小。当产品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时,国家间的溢出可能会增加,导致合作博弈有更大的获利。
既然合作博弈能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如何为国际货币合作制定目标规则呢,“中央银行”又怎么可能出于善意的动机制定规则呢?Gianluca Benigno and Pierpaolo Benigno通过一个称为“中央银行”的独立人设定一个新的目标函数来解决,就是通过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及相关约束条件(commitment)能解释“一般的目标规则”或者称一般规则实施目标。
他们认为,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具有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汇率和物价的有效率路径取决于对经济的扰动。在合作中,扭曲和扰动的交互作用会造成最大化自身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在非合作配置下表现得无效率。如果缺乏协调,则可通过对每个政策制定者施加简单的目标规则加以弥补,这样就可达到最优的合作产出。当资本市场不完全以及消费者价格对汇率不再那么敏感时,经济的变动情况也可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依赖性来解释。
实际上,国际范围内的政策协调比简单的理论模型复杂得多。因为可供选择的政策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更多,也更难以确定。这些复杂因素使政策制定者更不愿意去签订协调性协议,也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否会遵守协议更不放心。
金融危机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理论研究表明,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就财政、货币、汇率、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广泛开展磋商、协调,将有益于参与协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因此,国际经济协调实践也日益向着广度、深度发展。战后不仅有联合国这一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且有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在经济协调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等,也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挥了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因此,加强对国际经济协调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比如中、美经贸关系的协调问题就亟待深入研究。众所周知,中美两国的经贸对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对华出口每年为美国提供40万个就业机会,进口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开支逾100亿美元。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迅猛发展。2008年,尽管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贸易增速为中国入世7年来最低点,但双边贸易总额仍然达到3337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点,同比增长达10.5%。
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都面临着转型调整的压力,我国企业也同样面临着经营方面的困境。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后金融危机时代具有以下特征:1.国际市场疲软导致的出口困难。全球经济的减速增长或者衰退,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我国企业的出口贸易,一方面国外的消费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国外的制造业复苏需求上升,导致我国特别是外向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出现困难,面对贸易对象国更加严厉的贸易政策,国内企业出现存货滞销,订单下降等不利情况,甚至有企业因此而倒闭。2.通货膨胀引起的原材料价格攀升。金融危机后的通货膨胀预期与通货膨胀,直接或间接的导致工业原材料价格攀升、人力性成本增长等因素,直接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使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环境,甚至出现短时间内收入与成本倒挂的情况,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劣,发展困难重重。3.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的信贷资源紧张。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自2007年以来,我国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信贷规模明显收紧,政府对信贷业务的监管更加严厉,信贷资源在对企业流动资金的支持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增加了企业的筹资成本,也会影响企业现金流,造成资金流转困难,从而影响到维持经营或扩大规模。4.经营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金融危机后,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产业机构的调整以及企业生存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加大,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包含了机遇。
二、管理会计在企业中应用的现状
管理会计理论在诞生以来,在经历了强调成本确认、强调成本相关性、强调成本决策分析功能、强调成本的行为面等大致四个阶段,科学性与适应性日趋完善,但具体到企业实际应用当中,还是会不同程度受到体制、人员、理论等因素的影响。1.对管理会计重视程度不足。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者仍比较关注财务会计,特别是报表分析,而对管理会计的理论与方法不够了解,从而对管理会计重视程度不足。企业中若没有配备相应的管理会计人员,不能够使管理会计有效地发挥作用,使企业的管理层看不到管理会计带来的管理效益,也会使企业管理者对管理会计的重视程度降低。另外,特别是对一些私营企业来说,针对经营管理方面的决策多依靠主观判断,管理意识不高,这也是对管理会计重视不足的表现之一。2.理论与实践未能有效结合。管理会计理论自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才真正到了传统管理会计向现代管理会计转折的节点,也是管理会计理论应用与现代企业的重要起始点,并且也是在这个时期管理会计理论引入我国。对于国内企业来说,一方面管理会计理论在国内发展的时间不长,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管理会计理论的背景与案例也与国内环境有很大不同,因此管理会计理论在国内企业中应用的广泛性与适应性均有待提高。3.人才队伍建设尚有差距。管理会计是一项需要密切联系实际的理论科学,不能仅仅停留于学术研究上,更重要的是应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通过对管理会计理论的应用,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而管理会计的广泛、深入、科学的应用便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目前我国会计队伍建设的机制相对比较健全,但相对于会计工作来说,管理会计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更高的专业技能以及更加全面的综合管理素质,并非单纯的会计工作人员能够胜任。我国缺乏专业的管理会计培训及认证机制,同时也缺乏实践经验的积累,影响了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
三、管理会计应用建议
关键词:耗散结构;金融危机;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89-02
一、耗散结构与虚拟经济简介
1.耗散结构理论主要内容。耗散结构理论的定义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不论它是物理、化学的,还是生物学、生态学的,乃至是社会、经济或精神的),通过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即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耗散,从而就可能自发组织起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形成具有一定组织和秩序的动态结构。耗散结构有如下几方面的基本特征:(1)系统必须是开放系统,必定同外界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2)系统必须处于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3)系统必须存在涨落。(4)耗散结构总是通过某种突变过程出现的。某种临界值的存在是伴随耗散结构现象的一大特征。
2.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虚拟经济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的一些基本特征。能够在远离平衡的状态下保持相对稳定,所以,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1)虚拟经济系统中包含着为数众多的系统基元和组分,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每个自然人、法人都有按照他们自己对环境及其发展前景的了解,以及其预定目标来独立进行决策的自由。每个人的决策又不能不受到其他人决策的影响。虚拟经济系统需要与外界有物质、能量的交换,才能保持其稳定性。(2)虚拟经济系统远离平衡。虚拟系统不稳定性来自正反馈作用,从理论上说,虚拟资本价格上升会减少对虚拟资本需求。由于买的人少了,虚拟资本供求就自动平衡了。但由于虚拟资本市场中存在着正反馈作用。虚拟资本价格上升后,许多投资者对此前景乐观,会有更多的资金进入该市场来投机。由于需求增多,会促使虚拟资本价格进一步上升,源于放大效应的作用。使虚拟资本价格大起大落,虚拟经济系统更加不稳定。(3)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平衡系统。虚拟经济系统中,虚拟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存在时空矛盾和非对称性。在时间层次上看,作为市场主体的投资者、筹资者(受资者)以及金融中介机构都在进行不同的资金循环和周转;资金的闲置和短缺都有各自的时差,不可能出现完全的同步和对应。在供求关系上看,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是不平衡的,不可能保持完全同步增长或下降。即使在特定条件下。虚拟资本供求力量对比形成相应的市场价格。这一均衡价格及对应的均衡量也只是相对的均衡而不是绝对的平衡。并且供求力量对比受各种因素影响不断发生变化。不断打破原有的相对均衡。使虚拟资本市场始终处于非对称的非平衡状态。(4)虚拟经济系统存在复杂的非线性机制。整个虚拟经济系统的运行状态受各种复杂影响力作用。这些影响力不是以简单的加和方式而是以非线性的交织融合方式作用于虚拟资本市场。(5)虚拟经济系统存在涨落波动。虽然虚拟经济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的要素结构复杂并各具特色,但虚拟经济系统整体却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虚拟资本的供求及力量对比转换也呈现较大的随机性,导致虚拟资本价格的随机波动;同时,虚拟资本市场不仅受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它们都会引起虚拟资本的涨落波动。
二、实证分析金融危机
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从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来看,美国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系统耗散结构崩溃的典型例证。
1.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使美国虚拟经济系统出现混乱。19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崇尚的是依赖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拉动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但金融衍生品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本身却具有高风险性,应当得到监管。可是,作为监管者的美国政府却始终对高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缺乏足够的监管,最终导致金融创新的混乱与无序。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利率不断走低,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通过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与住房抵押贷款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尽管金融衍生产品可以转移风险,却不会减少、更不能消灭风险。因为,一方面,“由于证券化,贷款者和借款者不再有一对一的面对面接触。经纪人大力推销按揭贷款,但并不提供贷款,贷款者和经纪人并没有保证贷款不发生问题的强烈动机。对贷款者和经纪人的支付方式也使二者产生尽量增加贷款的强烈动机。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另一方面,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标的都是与实物相关的贷款和债券,当它们价格下跌时,投资者要求赎回现金的请求如果无法实现,投资者将破产。从2006年底开始,虽然房地产价格的涨势只是稍稍趋缓和下降,但是,经过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剧烈放大作用,金融创新产品相关的贷款和债券因联邦资金利率上升和房地产市场萎缩,价格急剧下跌。当投资人持有得不到偿付、无法赎回现金时,它们将破产,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
2.缺乏外部资金注入。美国虚拟经济系统无法在远离平衡状态下保持稳定。爆发金融危机美国虚拟经济系统中与次贷有关的RMBS、CDO等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膨胀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随着因联邦资金利率上升和房地产市场萎缩而导致的房地产市场中大量次贷坏账形成以及基于这些次贷的RMBS、CDO等大幅贬值。没人愿意购买除美国国库券之外的任何债券。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大量从外部向RMBS、CDO等虚拟资本的发行者不断注入资金,确保它们的流动性充足,以维持虚拟经济的稳定。否则随着RMBS、CDO的大幅贬值,导致RMBS、CDO的发行者、投资者的核心资本受到较大冲击,当资不抵债时,只能宣布破产或被政府、其他金融机构收购。基于各种原因,美国政府并没有向所有因RMBS、CDO等金融衍生产品贬值而陷于流动性短缺或陷于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注入资金。在无法得到足够资金支持时,也只能宣布破产,或被其他金融机构收购。
3.外部扰动――美联储持续加息,导致虚拟经济系统崩盘。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随着美联储的17次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出现降温迹象,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并未因此而停住脚步。随着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因为,根据次贷的有关规定,在经过前两年低利息率期之后,次贷利息率必须根据市场利息率加以调整。次贷合同进入利息率重新设定期,利息率的提高使得大多数次贷借贷者难以承受。这时,很自然地会出现逾期还款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案例一旦大幅增加,必然引起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次级市场就可能发生严重震荡。这就会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抵押贷款市场和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衍生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出现恶性循环,引发金融危机,加剧了次贷供应商的破产,导致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发行者、投资者因金融衍生产品贬值而破产。
三、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启示
1.建立非线性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由于金融系统运行的非线性和不确定性,传统意义上的线性预警模型与实际系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误差,其预测结果与现实情况也就存在较大的偏差,使人们很难准确而及时地预测未来。应用以混沌理论为代表的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突变论等在内的非线性系统理论来研究预测范式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前景。
2.衡量突发事件的影响。对金融突发事件而言,除了金融诸因素以外,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突发事件是“小概率”事件,传统的平稳随机过程的预测理论几乎都不适用。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必然有一个“能量”积累的过程即危机前置期,或存在某种放大机制。因此,在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突发事件发生之前,总会有或隐或显的征兆。而且,“能量”积累越多,“放大”的倍数就越高,其先兆也就越明显。
四、结论
发展虚拟经济不仅可以起到安排好未来的可能需求、释放消费的动力,而且能起到调节资金余缺、分散风险和提高经济效率。不能因美国金融危机而否定虚拟经济的作用。但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必须确保与外界有物质、能量的交换。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涌现,是基于分散风险、提高金融机构效率等的需要,其存在是合理的。但鉴于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如果缺乏对它的监管,会导虚拟经系统的崩溃,因此,政府应审慎对待金融创新的监管。通过建立预警系统,适时跟踪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金融创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实现虚拟经济系统在监管中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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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世界,各国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外贸出口大国,其影响程度不容小觑。面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果断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扩大内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公共财政的支出,从而减轻了其对我国普通居民的影响。但是,这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毕竟对中国普通居民的传统消费与理财观念造成了冲击。
关键词:金融危机;消费;理财
一、现阶段基本情况
(一)金融风暴袭来,居民消费有“道”。
中国近年来GDP的显著增长离不开庞大出口量的推动,而其中美国的贸易量就占了半数之多,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消费量萎缩之际,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了重创,一时间陷入低迷状态,理论上应该进一步影响我国国内的消费。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并没有因此而减弱。
一方面,面对金融危机,大量商家选择打折和促销,眼前的大量优惠着实勾起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减少的微小收入量面对膨胀的购买欲望简直不堪一击,所以才会出现所谓“十一”、“春节”消费黄金时段的疯狂购物人群。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让人们再度“计较”起来手中的钱到底应该怎么花才能花的更有价值,物美价廉成为了消费者青睐的购物砝码。被动摇的消费信心让未来的物价成为一个未知数,所以眼前的优惠也着实成为了大多数消费者的选择。
寒冷金融危机下的消费狂热不免让我们联想起美国的泡沫消费,幸而中国人传统的量入为出思想有力的控制了消费的狂热程度,让我们在扩大内需的同时避免了过度奢侈的盲目消费。
(二)为保生活品质,理财“稳”字当头。
在全球经济的萧条和我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大环境下,居民理财首先就是要防范通货膨胀引起的资产实际价值萎缩。因此现阶段,居民理财增值的野心不大,大多以保值为主要目的。
怀着理财稳健当头的心态,居民最优先选择的还是银行存款。虽然这次金融危机源自于次贷泡沫,迫使美国的银行体系遭受重创,但是对于中国的银行体系,其毕竟影响有限。为了鼓励消费和投资,我国央行多次降息,但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对国有银行的信任根深蒂固,即使利息很低但存款仍是保本的最优方案。
除此之外,投资房地产成为了人们青睐的另一选择。近年来,贷款买房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特别是金融危机下购房的种种优惠政策,更是掀起了新一轮的购房热。房产作为普通百姓一生中必须购买的高额商品,其前景被看好,保值度也被大家所广泛认同。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房地产也成为了不少居民青睐的一种投资方式。
可以看出,在投资理财方面,我国居民更凸显了风险控制这一特征,为了保证生活质量,也为了让收入更具有价值,正确的进行理财成为了普通家庭非常重视的必修课程。
二、居民消费与理财观念变化的原因
美国的金融危机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一个未知数。其中被大众广泛认同的一种观点是:在挫折中谋发展。这次危机使美国的消费弊端暴露在世界面前,也让我们深刻认清了正确消费和理财的重要性。经济发展进程减缓的背后是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有利时机,是消费与理财观念变革的应运而生,面对次贷危机这生动的一课,我国必须找准定位,深化改革,以促进经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一)就业压力当头棒喝。
美国实体经济疲软,直接造成我国的出口业面临考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金融、国际贸易等行业,随之就带来了就业岗位数量的萎缩。暂且先把庞大的失业人流与等待就业的劳动力归置一边,单单说大学生就业,就是让人头疼的一个话题。随着高校扩招,每年都有大批的生源涌进高校,同时也有大批的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现实。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就已经凸显了我国就业形势的不容乐观。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压力,许多在职人员也不得不绷紧神经,使得居民理财“稳”字优先。
(二)通胀压力旁敲侧击。
金融危机带来了大幅的通货膨胀,我国的CPI持续增长,所幸国家发改委与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加强了对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保证了居民的生活水平,近月内CPI明显回落,但是经此一劫却打击了居民的投资心理,宁可选择稳健的理财方式,选择低回报但保本的投资,以应对未来的风险。
(三)心理压力应运而生。
很多居民虽然实际收入并没有减少,但是面对金融危机的庞大后期效应,也会不自觉的节俭开支,多参加一些打折促销,即使是一些现在还用不着的商品也会因为经济实惠而购买以为价格难测的未来做准备。各大商场的数据表明居民的消费量不减反增,但是消费比重却产生了变化,即选择减少奢侈品支出,转而投向更实惠耐用的保值商品。金融危机的压力为现代社会增加了一抹理性的消费色彩。
三、未来方向的展望
从金融危机给我国居民消费与理财带来的新变化看,其根源的动机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保证居民个人的生活品质,二是稳定我国总体的经济发展脉搏。而就两者关系来看,只有保证了人民的生活,保证了人民的利益,我国这条经济发展之路才能走的更加长久。为了让居民更加正确的理财消费,为了让居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一)合理发放信贷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危机敲响了信贷消费的警钟,各大银行的信贷投放都出现放缓趋势。一味的依靠信贷来拉动经济增长被证实存在严重的偏差,随之的后果只能是过度的滞胀。而如果让我们深究中国居民贷款的主要投向,竟然大规模的是用于购买房产。中国的房价带动了一批的炒房热,同时也着实拖垮了信贷经济的脚步,如此大笔的信贷资金其作用或许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好。中国统计局的数据告诉我们,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的4个月里,新增加的银行贷款达到5.4万亿元人民币,信贷规模同比增长18%,但反方面,原本因销售形势变差而停滞的企业贷款,也在同期增长了2.3万亿元。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单纯的依靠贷款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
同时,过度的信贷消费打击了许多居民的生活,明天的钱今天来消费固然不错,可是如果今天的消费使得明天的钱不够用,又该如何?适当的信用消费对人的生活和经济发展有利,但“度”一定要掌握好。因此,要适度的发放贷款,平衡投资,试图找出一种新型的健康经济增长模式,以保证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复苏。
(二)进一步扩大内需。
不管是扩大就业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其根本都是扩大经济需求。近几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消费需求,实行有利于增加内需的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如粮食价格开放、取消农业税等,虽然这些使得金融危机中我国居民的消费量保持小幅上涨,但是离理想的预期还差的很远。要想扩大内需,就要从根源上更加彻底的增加居民的可用于消费的资金数量,政府要让利于民众,适当的减免税收,财政收入减少的一小步就是居民收入增加的一大步。要谈居民的消费与理财,其前提是有足够的钱可理,只有拥有了这一前提才能进一步推动消费与理财模式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带来的是经济需求的增加,那又何乐而不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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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料管理
染整企业纺织品的生产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助剂的使用,它是产品的质量保证,也是染厂的基础物质,所以,对助剂质量进行严格把关是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有关人员一定要确保染助剂入场前的质量达到企业的质量标准。对每种染助剂留样并检测,和标准染助剂进行仔细对比,对新染料的试验报告进行详细对比;对助剂进行含固量和pH值的测试并做记录,对一些危险性比较大的需要进行专门存放。染料和助剂需要进行分开存放,避免两者混合;控制好保管原料厂房的温度,避免受潮。对染料的日期和批号要分开存放。水质在很大程度上对原料的影响较大,要定期进行pH值和硬度的检测。
1.2技术管理
染整企业在技术管理中可以看作是配方工艺的严格管理,也相当于SOP管理。对每台设备、每个人员操作和每个工艺流程都需要有严格的操作要求,比如企业化验室的工作要做到严格规范,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小的染厂一样,必须要对每个细小的环节进行分析和规范,生产现场需要把化验室内的配方放大到百万倍,如果出现错误对现场的生产将会造成很大的不良后果。化验室在对纺织品进行复色时需要使用同批染助剂和同式布匹,坯布精练在小样缸内进行完成,因此,化验室需要对布匹进行必要的检测环节,包括织物原料成分、单位面积质量和经纬密度等,在检测时需要把质量深入精确。还应当对完成的布匹做精确的白度测试,必须要保证白度和复色一致,不同批号的坯布需要对复色另行精做。大货染色之前必须要做的环节就是复色,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复色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因为在进行复色过程中,人员、设备和染助剂的批号不一致,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批号不同的布匹有很大差别的染色配方,这时工作人员需要引起重视,如果出现色光有很大偏差时需要立即把这两个不同批号的布匹进行并缸染色。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打色人员的操作手法问题所导致色差,这就需要对人员进行有针对性操作手法的练习和测试。化验室染液泡制:染液泡制也有自身的有效期,活性染料一般在24小时,分散染料一般在48小时,必须要在保持搅拌的前提下。很多比较鲜艳颜色的有效期相对比较短,特别是荧光染料生命周期比较短;生命周期比较长的是深暗颜色染料。对棉织物进行染色时,需要提高颜色成功几率,最好是一次成功,染前处理尤为重要。如果前处理不当,比如白度不够、颜色不鲜艳和无洗干净等情况,会造成非常大的严重后果。所以在进行染色时,前期一定要在化验室做好必要的实验准备。对涤纶织物进行染色时,坯定尤为重要。温度在染料中的吸收程度有很大影响,一些染色不均匀的主要原因是热处理不均匀。
1.3设备管理
在进行染整企业的管理中,最主要的是质量保证,对质量管理需要通过真实的生产数据,数据的生成又是通过计量器和仪表进行计算。如果没有必要的计量工具就得不到真实、可靠的数据。所以,化验室和现场中一切的计量工具和设备都需要进行准确的数据记录,通过数据对设备和工具进行定期修正和校对。化验室中有很多不同设备需要进行校对和管理,比如,自动滴料机的误差需要控制在规定范围内、电子天平要十分准确、染杯要进行不同区分、测色仪要日常进行维护管理和现场定型机中的温度、车速的正常均匀等,对此管理人员需要进行列表管理和定时保养,出现问题时要及时进行修理,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设备日常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原料的滴漏现象,浪费的原料,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所以,日常生产中需要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管理,特别是一些大型设备,需要定期检查和维修,这很多程度上能够延长设备的使用年限,为企业降低成本。政府明确规定,企业的泄漏率不能超过0.2%,,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很多领导对多处泄漏情况没有进行严格处理,浪费现象随处可见,所以,在培养人员节能减排意识的基础上,还需要降低设备的泄漏点。
1.4制度管理
染整企业要加大制度管理,制度是使企业规范运行的有利保障,企业制度最重要内容是6S管理的制定和实施。6S管理指的是生产环境的清洁、整理、素养和安全。如果人员做好这些清洁工作就可以从根本上治理好滴漏现象,并且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车间内的一些环节的查询,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大大降低车间人员损伤,改善良好工作环境。对质量和消耗指标进行确定,然后向职工进行宣传了解,使职工明白自身肩负的责任。制度管理在染整企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分为以下五类:一是染助剂管理控制;二是后整理管理控制;三是化验室管理控制;四是品管管理控制;五是染色车间管控。在进行浸染生产时,需要进行适时调度,以保证不同类型产品的加工时间和顺序,达到预期的生产目标。由于染缸采用的是柔性生产线,能够对任何一种浸染产品进行加工,但是在不同之间相互进行切换时,需要保证每个产品的染色质量,应当在对产品进行加工之前对染缸进行必要清洗。浸染产品在进行切换时会有一定的生产切换成本,其中包括了切换费用和时间。在进行切换时,由于颜色之间的影响有所不同,在进行不同类型切换时,切换所产生的成本也有很大差别。
1.5人员管理
纺织染整企业主要以生产型为主,由于劳动强度比较大,工作环境也比较差,导致了企业内部职工的流动性很大,由于人才的不断流失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要想留住职工,就需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采用公平的绩效考核来对每位职工进行奖励,这样不但可以留住职工,而且还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使企业得到快速发展。把生产产量和质量作为绩效考指标,通过让职工完成标准的产量和质量来达到提高生产质量的目的。进行绩效考核应当由企业中的总经理进行负责,进行考核的对象是全企业职工和一些管理人员。定期对生产产量和产品质量进行考核,每月进行阶段考核总结,一年奖励一次。对完成生产指标的职工或者小组按照绩效考核的标准进行现金奖励,对没有完成指标的职工或者小组需要按照绩效考核标准扣除奖金。每月初对生产产量和质量进行制定,对没有完成任务需要进行反思和情况的分析,最后制定出解决办法。在职工中培养有未来远见的领导,让一线员工有通过表现进行升级的机会,从领班开始做起,逐渐培养。从领班中总结对企业发展的有利和无利因素,以此更好的表现自己,能够站在为企业发展的角度去考虑事务之内的工作,规划工作在整个生产中的配合作用。
二、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