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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心里同样装载着许多不平凡的.梦想。
3、我想当一名科学家,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首先,我想发明一种神奇的芯片,只要把它放到人的头顶上,戴上它的人,不仅头脑会变得异常聪慧,而且身体健康。因为在当今社会缺的是人才,重要的是健康。
4、然后,我还想发明一台矛盾调解器,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只要有国家发生了战争,我就会出动我的矛盾调解器,帮他们化解矛盾,像当年墨子止楚攻宋一样,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充满温馨。
5、我还想当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因为我们曾经学过一首诗歌叫《我只看见你的眼睛》。白衣天使在面对肆虐的病魔时,眼中充满了愤怒和冷静。在生死抉择的时刻,眼中饱含着坚毅和信心。在安慰受难的病员时,眼中流淌着温柔的深情。在战斗的日子里,眼中闪烁着高尚的心灵。这种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6、留一点梦想给自己,让天空中静静流淌的浮云带走阳光,让迷离的阳光恍惚地洒在身上,有一种淡金色的希望在酝酿。
慢节奏的市民生活横切面
盛夏八月里的早晨五点,太行山南麓的小城焦作天已微明。60多岁的傅安老先生骑上山地车,从城市东边一路往西行,途中经过城北边依山而建的缝山针公园,他用半小时在山上绕个来回,接着往西骑。离家17公里的工业集聚区紧靠着太行山脉,傅安在那里经营着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每天50分钟的骑行成为他雷打不动的生活项目。“骑车环保且健身”,是他的行为初衷。
位于豫西北的焦作古称“山阳城”,历史上焦作多煤,煤窑业的手工作坊里,据说以“焦”姓人家最负盛名,世代相传,故简称为“焦作”。城市北边的“缝山针”公园建于2005年,背靠属太行山脉的凤凰山。从19世纪末英国人在焦作开办煤矿起,凤凰山便成了一座采石场,经过100多年的无序开采,这座山的山体几乎被削去半边,变得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之后政府在关闭对山体开发的同时,决定在此修建公园,有绿化、纪念并引以为戒的多重意义。
站在缝山针公园的最顶端,整个焦作城的形貌尽收眼底。这座从前的重污染资源型城市,如今因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鼓励高耗能企业从城区往郊区的搬迁,使得环境得到改善。“2010年,焦作市城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为314天”。这一统计来自当地媒体,但对于傅安这样的资深本地人来说,他们显然更相信自己的眼见为实,“空气质量比从前好很多,但没有报纸上那么夸张。”
焦作北高南低,对于摄影爱好者而言,缝山针公园是绝佳的观测地和拍摄地。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山顶可以轻易捕捉到俯瞰全城的画面,在本地最热闹的网络论坛,常可以见到类似影像的瞬间。
家住城区的刘科是一家国企职工,他所在的单位距城区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公司有通勤车,刘科也有私家车,但他每天仍选择与同事拼车上班,他的理由是:第一可以降低生活成本,第二也低碳。刘科对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很满意,“压力不大,交通和购物方便,父母亲戚们都住得不远,周末就开车带家人到郊区游玩,收入够在这个城市过得很舒服。”
身为一家高校教师的李汉玲也有同样的看法,女儿刚满两岁,工作悠闲适度,她可以有大把闲暇时间陪女儿。李汉玲月收入3000上下,结婚时买的房子是学校盖的商品房,比市场价低一倍不止。大学毕业后她有机会去大城市工作,一番理智的考量后,还是选择回家乡定居。她心态平和乐观:“大学很多同学也都结婚生子了,有时电话联系,觉得他们生活节奏快、又很累,尤其有了孩子后,能陪小孩的时间也不多。不过大城市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工作上学就业机会都多,小孩在成长的过程里见多识广。”
健康OR亚健康?
到20世纪80年代末,煤炭工业一直是焦作的支柱产业。但随着矿产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的枯竭,焦作经济面临巨大困难,与煤炭生产配套的大批企业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经济增速连年下降。
从上世纪90年代始,政府决策者开始了艰难的城市转型之路。焦作的旅游资源独特,北部山区和南部丰富的浅层地下水,是创建山水园林城市的绝佳条件。政府在这些未经雕琢的自然资源上,辅以基础设施的扩建,数年苦心经营后,“绿色”逐渐取代“黑色”,成为城市的主题色彩。
河南理工大学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系的何艳冰在焦作生活数年,亲历种种变迁,她坦言:“与曾经同为资源型城市的山西很多城市比起来,焦作的转型非常成功。”如今焦作的定位是“国际性山水旅游城市”。根据《焦作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报告,2010年旅游产业的收入占全市GDP的12%多。
何艳冰研究的专业是城市规划,她认为:“所谓城市病,根源就是人口膨胀带来的各方面发展失衡,而人口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无非是资源分布不均之故。”城市化是发展的必经过程,具体到焦作来说,目前城市化已达到47%,已经越过了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聚集的阶段,而转向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我认为焦作的城市病并不严重,因为一部分人进入这个城市,又有另一些人离开它。同一、二线大城市比起来,小城市的好处就是节奏慢,可以在发展过程中不失去自身的特色,如果你愿意的话。”
何艳冰认为:治理交通拥堵这样的问题,首先应该从规划部门着手。在《焦作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中,规划部门对焦作人口的预测,是截至2020年城区人口达到140万,如今的人口则是80万,道路的规划是“七横八纵一环”的主框架,由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共同形成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
但在规划未实施前,同许多大城的做法一样,交管和行政部门也不得不想出临时应对之策,即:上下班高峰期,所有通行解放路的车辆禁止左拐。这一管理办法曾在最短时间内遭受市民的强烈质疑。比如刘科家就住在东西贯通的解放路南边,禁止左拐的规定使他每次回家,至少要多绕行好几公里。城市化快速容纳了越来越多的人、高楼和机动车,然而城市的管理水平却远远落在后面。二者矛盾产生的成本,只能糊里糊涂被算在市民头上。
小城市发展的优势之一,是可以汲取大城市的经验教训。仍以交通为例,北京的交通已有些积重难返,人口数量惊人,规划却极不合理,只能以限购车、限号上路这样头痛医头的方式,但这些措施能解决的都是暂时问题。
巴黎是何艳冰心目中可资学习的对象,因为它“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保护老城区,区位分工合理,有效地避免了所谓的摊大饼式发展。并且,国外的城市很多都极人性化,以人的生活便捷、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为根本思路,而中国的城市很少考虑这一点。”
大城市的繁荣,一部分是以牺牲闲暇时间为代价的,而城市小一点,在工作和闲暇之间就容易取得平衡。2010年焦作在河南省GDP排名第三,在豫西北属于富庶之地,你可以在家乐福这样的超市买到进口红酒,也能在大商场看到标价5000块的夹克和外套,去银行办事平均等待时间五六分钟,约朋友吃饭,从城南到城北花不上半小时。“这是小城的迷人之处,但适当的时候你必须出让一部分GDP,”何艳冰说。
除了生活是否便捷,人的幸福感也是衡量城市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归根结底,城市是用来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被问及是否感觉到幸福,高校教师李汉玲认为基本满意现在的生活,单位离家坐公车20分钟,平均每天可以有数个小时和女儿共处,全家人的相处时间是她很看重的幸福元素。
打造最独特的山水旅游之城
相较于大城市资源集中的优势,既然先天不足,那么小城市也可以另辟蹊径,以自身独有的特点和节奏,达到宜居又宜人的最终梦想。
何艳冰曾在北京的地铁里无数次看到“云台山”的旅游广告,跟外地人闲聊,对方知道“河南云台山”,却对“焦作”和“云台山”两个词汇产生不起第一时间的联系。
从北京出发,走京港澳高速往南行700公里,在新乡出口转郑焦晋高速再行100公里,便是大名鼎鼎的云台山风景区。每个周末,都能在京城驴友论坛上,看到“云台山二日游”或诸如此类的召集帖。去往云台山交通既方便,景区知名度也高,但却未对焦作城市形象带来同等程度的提升,何艳冰认为,这不能不说是城市形象塑造的一大遗憾。
同样的略显遗憾的文化遗产是陈家沟太极拳,被称为“太极故里”的陈家沟位于焦作市温县城东5公里处清风岭中段,距离市区35公里,李汉玲的老家就在其附近不远。太极拳名声远播国内外,每年有不少欧美、港澳台和其他省区的武术爱好者慕名来学习,“我常碰到一身黑皮肤的老外,一张嘴竟然一口地道的温县方言,那感觉,十分有趣,”李汉玲说。
政府对这两大文化遗产不能说不重视。截止2011年,焦作国际太极拳年会已举办到第六届,同时开幕的,是已举办九届的山水国际旅游节。“打造一张城市名片需要周期和时间,但愿几年后再跟外地人聊天,他们可以知道登封少林寺,知道洛阳龙门石窟,也能一提起陈式太极拳,便能想到焦作。”这是何艳冰的愿望。
西方城市化进程留给中国的一大经验,就是对自身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没有人会对一座仿佛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城市感兴趣,而此一点,恰恰是已经发展或正在发展的中国城市的通病。反过来说,这样的城市也不会给生活其间的市民以自信、从容和归属感,恶性循环的结果,只能是城市越发丧失魅力,而市民也无信仰与幸福感可言。
北京798艺术工厂的成功模式,则给了更具现代思维的何艳冰以很大灵感。20世纪初英国人开始在焦作开办煤场,曾持续数十年。如今被废弃经年的有英式建筑,如英福公司总办事处、煤矿工人罢工指挥部、英福公司医院旧址等,“可以建立历史博物馆或主题展览馆,供游客参观”。
[关键词]姜文;梦想;现实
原来听说梦是黑白的,没有颜色。当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就不断的去注意我自己的梦,结果我发现自己的梦是有颜色的。不但1有颜色,而且,梦里的颜色更绚丽。反倒给我的感觉是――像家乡一样亲近的颜色……”这是姜文在新浪网上为自己的新作 《太阳照常升起》制作的专题片中的一段话。在电影越来越作为承担着创作者梦想实现的载体的今天,我们也可以顺从着姜文自己的思路――绚丽的梦想,去探求这部影片带给观众的丰富内涵。
影片讲述了四段故事:“疯妈”和儿子的异常生活,“疯妈”最后化为水中漂浮的衣物;梁老师因“摸屁股”事件上吊自杀;唐老师和妻子被下放,妻子和小队长有了,唐老师和小队长约定“看见天鹅绒的那天,就是你死的那天”,最后小队长找来了天鹅绒;年轻时的“疯妈”和唐老师的妻子,一个去寻找“丈夫”的遗物,一个去和“丈夫”结婚,各自有着不同的结局……这四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其实每一个都是“梦想”和“现实”的复合体。在“疯妈”的故事中,“疯妈”梦想着有双带着黄须线的鱼鞋,梦想羊可以上树,更是日夜梦想着丈夫“阿辽沙”能够再次出现在自己的身边。然而她面对的现实是:她的疯狂给儿子带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而“阿辽沙”却遥遥无期(而当“阿辽沙”再次出现在她的视野里时,却是e人的丈夫),最后她选择永远的消失。儿子拿着父亲的照片,梦想可以知道父亲的样子,然而现实是,在母亲、警察和乡亲的叙述中,他得到的父亲形象越来越模糊、混乱。梁老师的故事,有着双重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一方面,林大夫、唐老师、梁老师三人都对异性充满了无限的向往,然而现实却是:林大夫没能用自己的方式 “拯救”梁老师,并借此说出埋藏在心中的爱意;而梁老师在唐老师反复的分析、陈述“事实”中,竟最终搞不清自己是否摸过女人屁股了,在面对诸多的“不是办法”时,最终只得选择“承认”;唐老师和林大夫扮演着半公开的“情人关系”,并从梁老师那里得到了一杆猎枪。第三个故事发生在农村,在这里,不论是下放来此的唐老师夫妇还是小队长,还有那群没人管的“野孩子”,仿佛都没有梦想。倒是那个从小队长身后闪出来的小女孩梦想着成为唐老师妻子的模样。当小队长和“唐婶”有了后,小队长面对枪口仍要知道何为“天鹅绒”。最终的现实是:生活的平淡促使妻子背叛丈夫,丈夫的思考与悔悟却仍不能放弃杀戮和惩罚。得到女性身体后的小队长又迫切想得知何为“天鹅绒”,等眼见到是块红布时,新的困惑马上取代了解惑后的愉悦,发出:“你老婆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的质疑。此时,约定的“枪声”终于响起……第四个故事将怀揣“结婚梦”和“了结梦”的两个女人激烈的碰撞在一起。一个是赶来结婚,满怀热情地憧憬着婚后的幸福生活,絮叨着自己经历过的“激情岁月”;另一个是来收拾“丈夫”的遗物,一言不发,甚至是面无表情的迎接着即将发生的一切。梦想过后,现实分别给了她们期待得到的:婚姻生活和曾经深爱过的男人的遗物以及遗腹子。
影片中,在前三个故事的开头,导演都明确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断出第四个故事是前面三个故事的源头。如此看来,每个人物的命运安排也就更加清晰:“疯妈”的“丈夫”死后,她带着在火车上出生的孩子回到“丈夫”的老家继续生活,但仍旧梦想着会再见到“阿辽沙”,直到最终重归理智,选择死亡。当年无限憧憬婚姻生活的“唐婶”,在扮演“唐婶”角色20年后,终于疲倦了,和小队长有了“”。而当年曾为了得到心上人两度奋而跳河的唐老师,在婚后两地分居的生活里,又和林大夫关系密切,做着“乱七八糟”的事。最终,这桩曾经轰轰烈烈的婚姻以离婚并且附带着“人命”的结局收场。在第四个故事中,唐老师的婚礼上,梁老师尽情的拥抱新娘、拍打女性的屁股,在维族婚礼的热烈气氛下,显得狂热却不下流。然而当时间转换成1976年的时候,也许只是无意间轻轻地触碰,带来的却是“流氓”的称谓和“死亡”的必然结局。
经过上面的分析整理,这部《太阳照常升起》里的全部内容可以概括为两对梦想与现实的对立:
梦想 现实
阿辽沙 李不空
天鹅绒 女人的肚皮
以及发生在梁老师身上的――“摸”还是“没摸”――这一梦想与现实的混乱。
“阿辽沙”这个典型的苏联人名,最初作为“疯妈”丈夫的姓名,让人迷惑不解,然而那不过是因为“李不空”的苏联同事发不出“李不空”的汉语发音,索性就用苏联经典的人名――“阿辽沙”和“娜塔莎”代替了男女主人公。此后,在“疯妈”的梦想中,“阿辽沙”是那个做报告时只看见自己、只和自己握手的男子;自己的心上人是因为喜欢上了别人而离开自己的,但终究有一天会重新见面。然而当“疯妈”突然有一天理智重归时,发现“丈夫”是李不空,已经死亡了,永远不能回来时,她借助相片和遗物安慰不了自己的时候,她选择了死亡。梦想终究屈从于现实。
“天鹅绒”是一个和美丽联系紧密的名词――华贵、细、柔软,似乎可以用一切美好的词语去修饰它。因此,“唐婶”会向小队长炫耀丈夫夸自己的肚皮柔软、光滑像“天鹅绒”。然而,在小队长那里,未曾见过“天鹅绒”的他想得到的只是“唐婶”的身体,对于他最终得到了的东西的价值,却根本不知晓。小队长希望得到和最终得到的,可以说同一东西――的释放。因此,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听上去如此美妙的“天鹅绒”会是一块“布”!而这块“布”又可以用来称赞女人的“肚皮”!因为,他的世界里,是被现实充满的,因此“肚皮”就是“肚皮”,是实实在在的,而和什么“天鹅绒”是没有关系的。与小队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老师,他认为妻子的肚皮是美的,赞美它为“天鹅绒”。然而,梦想中的“天鹅绒”不论如何美好,也取代不了和林大夫、打猎、和一帮野小于上山吹喇叭的现实生活。
梁老师的混乱来源于他的自持:维族热闹的婚礼上,他也会放纵热烈的拥抱新娘,“狂热”的拍打其他女人的屁股;但是当脱离了婚礼的热烈氛围,他又将自己伪装好,羞涩地面对林大夫、尴尬地聆听女性对他的表白。他不是唐老师和林大夫,能够有着自己的疯狂的“梦想”,并且能够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的内心欲望。他潜意识里也有着“疯狂”的冲动,所以“狂欢”的婚礼成了释放欲望的催熟剂,但此后,他仍旧心甘情愿地做回那个温文尔雅的男人。然而现实并没有因为他当年的放纵而惩罚他,也没有因他日后的循规蹈矩而奖赏他。一场电影之后,到底“摸没摸”竟成了一个让当事人都混沌的“莫须有”。“就是这只手……这只手……”竟成了他自己对整个事件的最终陈述。姜文将后面发生的事情做荒诞化处理:“警察局将五个摸屁股的,和五个被摸的,全都找到了,他们之间还互相见了面,他们当中没 有一个是咱们学校的”,“这个检讨当时我早就想撕了,我还是当着你们的面,把它撕了最好,不但要撕了,还要烧了”……黑暗中一个女人的一句“抓流氓”,引来了一场没头没脑的官司;又居然以“五个摸屁股的,和五个被摸的,全都找到了”做“圆满”结局;一个人前天还是“流氓”,转眼间变成了正人君子。然而,梁老师是否还能做回到从前的那个梁老师?从那个闯入他病房、痛斥他的女性口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得到答案:回不去了!一个众人向往的“梦中情人”转眼间成了众人唾弃、鄙视的对象;每个人都会看重的名誉,一场电影过后竟在黑白之间颠三倒四!于是,在现实的一团混乱中,梁老师选择了上吊。
影片中,“疯妈”死了、梁老师死了、小队长死了(他的“死”未必是以死亡的形式存在:也许正如唐老师放下手中的枪时说的“你已经死了”。这种死亡或许是被判了死刑,却又不执行的一种折磨与惩罚),他们的死的共性在于:都是在回归现实后被迫选择的。“疯妈”是在理智重归后,被忠贞的爱情所杀死;梁老师是被混乱的现实和已经丧失的名誉所杀死;小队长是被激情过后的伦理道德所杀死。也许,唐老师和他妻子也都死了――惩罚e人后被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甚至罪行所杀死。他们生前也曾经有各自的“梦想”:一份美丽的爱、和爱人结婚、清白的名誉,等等。他们的梦想,可以用激情、动人、完美等无数美好的修饰词去形容;然而当梦想归于现实之后,“现实”却只能被称作“现实”――有美丽动人的一面,也有残酷无情的一面。
2009年刘永好58岁。将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世界级农牧业企业的梦想,让他穿梭于世界各地。“从农爱农”无疑将成为其一生的行为准则。在刘永好看来,他从事农牧业20多年,始终没有离开土地、离开农业、离开农民。
2003年3月。全国两会政协委员驻地华润饭店。刘永好召开记者见面会,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一位香港媒体记者对这位当时的全国首富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问随着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进行,刘先生是否考虑过20年后担任中国的政府总理?
坐在前排的记者看见刚刚还笑对提问的刘永好,眉头上皱起一个不明显的川字,但只是一瞬间,他的眉头打开,用惯有的语速巧妙作答,大意是:作为一名商人,他更希望探讨商业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新希望在内的中国企业将有更好的发展。说话间,刘永好已经恢复了惯常的微笑。
6年过去了,刘永好已经不再是各种排行榜上的首富,媒体也不再四处追逐他的身影。也许,这正是他希望的,没有了那些累人的光环,也就没有记者再抛过来那些让人头痛的问题,刘永好的笑面可以更加轻松。
刘永好给记者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笑面,任何问题都含笑而谈,兴致之至,比划着简单的手势,不时还开怀大笑。与10年前记者初识刘永好相比,现在的他更多了一份开心和从容。
人生的甘甜
刘永好的确是应该笑的。16岁的刘永好,是四川新津县的一名农村知青,那时他几乎没穿过鞋,最盼望的是吃上红薯白米饭;25岁时,他是成都的一名教师,月工资38元,那时他希望每周都能够吃上一顿回锅肉;31岁时,他和三个兄弟在成都下海经商,那时希望能够借钱经商;40岁时,他的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王国,这一年他被评为中国内地首富。
简朴如昨是刘永好给外界的普遍印象,喜欢穿天蓝色的休闲T恤,保留一贯简单的发型,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与他不离不弃。而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位富翁,还保留着从小以来的饮食习惯,出差就点麻婆豆腐、回锅肉、蚂蚁上树三样菜。
“每次去餐厅点菜就是老三样,老吃这三样不腻吗?”对于别人的疑问,刘永好的回答很特别,“其实吃的东西,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小时候一直吃不饱饭,就想多吃,吃饱饭,然后就想吃回锅肉,吃回锅肉就吃不够,养成习惯了”。
刘永好身边的一位老员工,可以为这样的解释作注,小时候刘永好最想吃的是红薯白米饭,后来当老师最想吃的是回锅肉。这的确已经成了习惯。
像刘永好这样的成功企业家,中国还有很多,一方面刘永好们骨子里已经根深蒂固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心里还有更大的理想目标需要去实现。“我觉得我们这拨人走到今天这一步,大半辈子过去了,现在始终放不下的,就是背上这个沉重的责任。”
“当一个人的资产超过1000万的时候,更多的就意味着责任。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吃的、用的、穿的,跟以前差别不是特别大。”刘永好对于过去总是忆苦思甜。
刘永好说,上中学的时候,记得老师讲的最多的话就是“好好学习,长大当科学家”。那时的老师几乎经常会用些历史上及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的事例激励学生,像华罗庚、陈景润、爱因斯坦、牛顿等等。
时期多数的学校教学都不是现在这样,那时学校教的基本上是毕业后如何上山下乡、支援边疆之类的英雄加平民的思想教育。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是否能够步入大学几乎就是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当然现在也一样,但那时会更明显些。刘永好说上大学的时候升学率只有3%左右!那真是百里挑三哪。
幸运的是,刘永好成为百里挑三的天之骄子,大学毕业后又成了令人艳羡的人民教师。但是,刘永好却出人意料地辞去了公职,成为下海经商的弄潮儿。现在看起来,刘永好是成功的,但是与他一批下海的人成功的比率却不高。商海沉浮,许多当年奋勇跳入商海者却不幸被汹涌的海水吞没。
“每年我都到北京来开这些企业家的会,但是每年总会发现少了一个、两个、三个,这20年来确实为数不多了,能够坚持在企业第一线的确实不多。”刘永好深有体会地说,“我觉得这可以想像,做企业不是那么容易,是比较难的,在这方面确实我有很多的体会。”
刘永好说话时并没有任何得意之色,相反作为同样的创业者,多少有点惺惺相惜。这里所说的还是那些曾经的功成名就者,而那些下海就被淹没的创业者更何止千万。可能正是刘永好这种对事业的满足感,让他始终没有头脑过度发热,下海20多年以来屹立不倒。
困局背后
如果说20多年的经商路上不面对困局,一定是一句假话。在喜欢皱起的川字眉头的四川人中,刘永好并不能超凡脱俗。
近年,饲料行业整体上应该说不是太景气,特别是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因为每当粮价提高的时候,养殖业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作为饲料行业的“大哥大”,刘永好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跟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食品安全问题。”刘永好的回答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得说一下啊,专家都反对,这个麻烦了,那么我们农民增收致富怎么办,这几年食品安全的问题成为中国普通百姓乃至官员,乃至全社会最最关心的问题了,瘦肉精的问题,孔雀石绿的问题,红心蛋的问题,反正这样的事太多太多。”
让刘永好担心的是,几乎大概每半年左右,就会出现这样的新名词,弄得全国老百姓都很担心,大概几乎每隔一两天就会有人问刘永好,有的是高级领导,有的是专家,有的是普通的市民。“永好,他说你是搞这个行业的,你说这个猪啊、鸡啊能吃吗?”“您尽管吃,能吃,没问题,做这种昧良心挣钱的总是少数,而不是大多数。”
刘永好现在就是要做这样的事,希望昧良心挣钱的人越少越好,最后绝迹。怎么样绝迹呢?“中国养鸡的农民上亿户,你查得到谁?查到张三查不到李四,查到李四查不到王五。农村家家户户养猪养鸡,你说谁可能天天去查他,所以现代农业在美国、在欧洲也很少听说什么加孔雀石绿的问题、苏丹红的问题、瘦肉精的问题。为什么呢?”刘永好最后终于悟出:人家的企业规模都足够大。
要把农业的规模做得足够大,势必要收缩过去几年把战线拉得过长的问题。多元化曾经是许多大型民企的成功法宝,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许多大型民企也倒在了过度多元化、最后资金链断裂的路上。刘永好作为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同样也对做大产值、多元化
一度情有独钟。由于投资民生银行的巨大成功,新希望2000年后逐渐提出了农业、金融、化工、地产等四轮并举的多元化策略。
这样的策略不能不说成功,但是对于企业发展资金占用也是明显的,要继续做大成为行业翘楚就需要投入更巨量的资金。例如2003年在上海,新希望的零售业就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刘永好此前抛出的乐客多超市品牌,希望在江浙地区打出一片新天地,但是最后的情况是乐客多门店大多关张,难成气候。
再比如2002年以后,刘永好对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建设曾经提出过一些设想,笔者采访刘永好时,他表示:“我觉得目前有个比较好的机会,那就是在天津,或大一点叫环渤海经济区。另外,刚好,原央行戴行长现在入住天津,他是金融专家,并且天津曾几何时也是中国三大工业、金融中心,但这些年发展慢了一些,天津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地缘优势和人才储备,初步具备建设金融改革试验区条件。”“当然目前仅是一种设想。”新希望在这方面会加以关注。但是这样的设想更多地是从国家建设布局考虑的,新希望最后能做的事情不多。
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刘永好遇到了同样的难堪其重的压力,因此他开始要求对他的职务做减法,否则他无法集中精力管理新希望的重大事务。但是,在这些减法中,有一个减法或许是他不愿意做的,那就是落选民生银行的董事。
实际上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端倪,但是低调的刘永好始终没有证实江湖上的猜想。作为商人,每年能从民生银行分得相当的红利,这是成功投资的标志,但是落选民生银行董事肯定给刘一个提醒,要更好地把控一个行业或者团队,还是要审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做好一个领域,才是事业长青的根本。
这个领域就是他最熟悉的农业。在一番多元化以后,刘永好悄然转向。把公司的重点转向了农业。虽然新希望从来没有说取消多元化战略,但打造一个世界级农牧企业的提法更多地见诸报端。这个世界级农牧业应该是一个大农业的概念,把一个农牧业的产业链全部做好,企业就可以做大规模,实现利润最大化,成为这个领域的真正主宰。
而这样的转向无疑是正确的,在宏观从紧的大背景下,地产成为调控最严厉的行业,而地产调控拖累的是银行,化工作为周期性极强的行业,也有很大的局限。
惟有农业,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农业反而成为最受政策扶持的行业,更有利的是,搞农业刘永好轻车熟路。2009年刘永好58岁,将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世界级农牧业企业的梦想,让他穿梭于世界各地。从农爱农无疑将成为其一生的行为准则。在刘永好看来,他从事农牧业20多年,始终没有离开土地、离开农业、离开农民。就连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见面时,他也要将中国的“新农村”问题告知对方。
大局已定,今后新希望也许不是成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但是新希望的稳定性肯定是中国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稳定性应该是一个超大型企业的生命线。
托付未来
功成名就者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自己的事业未来将托付给谁?在这个大前提下,应该如何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这在中国的转型时代并不是一个好回答的事情,或者进一步说,也许是说者容易做者难。其实在这些成功人士的内心深处也有许多的矛盾。
刘永好回忆他们那个时代的教育,鼓励读伟人的传记,学习伟人的精神、事迹。
不久前,刘永好还把克林顿总统的《My life》读了一遍。20多年来,刘永好就从来没有敢懈怠过,一直处于不懈的追求奋斗之中。但不知不觉中生命却已经走过了大半。但是,他们的后代还需要这样的教育和生活轨迹吗?
刘永好说,他的外甥性格比较温顺,是属于比较乖的那种男孩,正在上大学,每次讲给他的话几乎离不开今后如何考研、读博之类的话题。起初外甥跟刘永好说,他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好医生就可以了,其它的暂时不考虑。
惯性思维的作用很大,不知不觉中刘永好每次都不断给他施加压力,逐渐有点生效了,但刘永好也在想,就是读完了博士,他的人生就一定会幸福吗?那样就算是成功了吗?不会的。
接下来的还会是要求进入国内一流的医院、一流的科室、做一流的大夫,早早地晋升教授、买更大的房子、娶到一流的女孩、开最时兴的好车……然而这需要他付出更多的时间、奋斗、攀登。
其间的坎坷波折一定少不了,折腾完了突然发现,人生已经过去大半了。有一天他也会做父亲,然后将他“成功”的生命历程在他子女身上再复制一遍……这几乎是当今中国多数城市家庭的人生理想模式。
当然,这也不是号召人们放弃理想,而是希望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幸福,但幸福不一定就是成为什么社会公认的人物。“成功其实有时很简单,就看自己如何看懂。”刘永好说,明明是6分及格的综合力量,非得要去做12分的事情,显然是太难为自己了。
令刘永好比较宽慰的是,儿子从上学就在国外,不太懂中国的望子成龙的压力,而且像多数中国的孩子一样,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自己也没有什么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今后当一位外科医生就可以了。刘永好特别指出,其实这个目标也了不得,因为在国外做医生的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对什么总裁、CEO等等根本没有兴趣!这也好,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自食其力就可以了,不必太要强,不必太优秀。”刘永好说,对于女儿就更是这样想的,喜欢音乐还是艺术都随她的便,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她不要太有压力,幸福就可以了。
但是自己的事业交付给谁,也许并不是58岁的刘永好必须现在要交代的事情,但肯定是他要长线考虑的事情。对已经老迈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接班人有各种猜想不足为奇,刘永好显然还不在此列,以刘现在的雄心和身体状况,再在一线干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不是什么问题。这从他送儿子到国外学习并热衷医学的情况看,他更尊重的是子女对生活的幸福观。
在刘永好看来,其实人生应该是幸福的,人人都应该追求幸福,但幸福不一定是必须成功;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业,不要过于勉强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成功、杰出,杰出的不一定会幸福;痛苦常常是因为理想过高,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欲望,欲望小一些,就会容易实现并满足。关心一下自己,学会让自己稍稍享受一点,这并不奢侈。
遇见你沉默的花蕾
花蕾的梦想好像
褪去的潮水
等着他天真的呀回答
徐静蕾-梦想照进现实
鲜艳的花做过梦吗
梦开的花它一样鲜艳吗
有谁真的在乎过它
捡起撒落的花瓣带回家
那是梦开的花会落泪吧
悄悄的枯萎la
今夜害羞的烛光
幸福的微弱
被浮躁的空气放大了
它说过盛开只为我
我怕热情醒来得迟啦
我们会用心的守着它
听不到梦醒来时的繁华
2012年年底,因为电影贺岁档的厮杀,横扫12亿票房的《泰》和8亿票房的《十二生肖》,使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和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又一次成为媒体的宠儿。聚光灯背后,争论的焦点是:谁是娱乐之王?
《泰》像催化剂般促使国产电影迅速膨胀,2013年上半年,《西游・降魔记》、《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一次又一次收获意想不到的高票房。于是,电影人已经能够笃定地看着郭敬明的导演处女秀―《小时代》赚得盆满钵满。
可这些都跟于冬无关。
按照于冬的说法,因为制作周期的限制,一家电影公司总会有高峰或者低谷。回顾博纳2011年的成绩单,《桃姐》创造了香港金像奖31年来的第一次大满贯,由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获得了五个技术性大奖,并紧咬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获得5.6亿的票房。金像奖提名最佳电影的五部影片中,有三部由博纳影业出品。这一年,博纳是国内的票房冠军,占据全国电影总票房的12%。甚至有人开玩笑,跟《金陵十三衩》同一天上映的《龙门飞甲》让张伟平彻底输掉了张艺谋。
进入2012年,作为国内唯一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影业公司,博纳迎来了绝对的小年,这种清冷的气氛延续到2013年上半年。爱情喜剧片《河东狮吼二》、《真心话大冒险》口碑不佳,主旋律电影《冰雪十一天》没有像《建党伟业》那样获得政治红利。在《一九四二》、《泰》和《十二生肖》之后上映的《大上海》选错了档期,作为贺岁档影片仅收获1.4亿票房。3D动画片《魁拔之大战元泱界》虽较第一部有超过9倍的票房增长,但谈论国内动画片市场的蓬勃还为时尚早。
“今年对于好莱坞都是小年,连《超人》这样的大片票房都不足十亿美元。压力很大。”于冬对《环球企业家》记者承认了自己的暂时落后,但他认为,按照已公布的片单,从今年下半年到2014年,博纳又会重新站在前列,“远远超过光线和华谊”。
找方向
6月23日,由博纳影业出品的电影《激战》获得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女主角。这部还未上映的影片讲述了一个赌债累累的过气拳王,和一个家道中落的富二代,在擂台上重振旗鼓的故事。颁奖礼上,最令人吃惊的是,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李馨巧,只是个来自马来西亚的10岁小女孩。镜头转向男主角梁家辉,扫过他身旁的于冬,这位42岁的影业公司大亨露出略显羞涩的微笑。
7天后,刚下飞机的于冬在北京保利大厦接受了《环球企业家》专访。吃着司机送来的麦当劳,于冬说:“如果我们在A股上市,拿这么一大奖,当天就会股票大涨。可我所面对的是太理性的投资者,任何新闻都是没有价值的,股票波动只看当季的财报。”
自2012年年底以来,凭借激增的票房收入,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在A股上市的华谊兄弟和光线传媒股价狂涨,截至7月10日市值都已超过170亿人民币,而博纳的市值仅为2.49亿美元(约15.5亿元)。但于冬不后悔选择在美上市,还坚持认为“A股泡沫太大了”。
“谁都没想到《泰》会这么火。对博纳来说,如果不能够在这场变天中找对方向,很快就会被其他新生代超越。”于冬认为民营电影行业会重新洗牌,诞生“六大”或者“”,他希望自己能够位列前三甲。但这并不容易。除了华谊、光线之外,万达、乐视、星美、DMG、小马奔腾也各有所长,虎视眈眈。
聊开了之后,于冬主动谈起自己的人生规划。五个阶段,理想各不相同。
大学时代,于冬的理想是进中影(“中国电影公司”的简称)。在20岁多岁的这个青年看来,矗立在北京“小西天”牌楼北侧的中影白色大楼“太漂亮了”。1994年从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毕业后,于冬被分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发行科。据《外滩画报》的报道,导演陈凯歌曾跟着于冬发行《和你在一起》,陈感慨:“于冬挺有意思的,每天背着个拷贝哪儿都跑,哪儿都一顿大酒,从早到晚,谁受得了?这叫推销员之死。”《魁拔》的制片人武寒青是于冬的老同事,不同的两个科室隔着两层楼,他们并不相熟,但武那时就听闻过于冬在发行上的能力。1996年,26岁的于冬成了北影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科长。
1999年,广电总局将原中国电影公司、北影厂等7家国企合并,组建中国电影集团。于冬终于走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大楼,但被撸去副科长的职位,成了师弟的下属,坐在办公室里,他感到压抑。
“师弟都当我领导了,太不要求进步了。”于冬因此逃出体制外,找了几个亲戚组建博纳文化交流公司,公司注册资金30万元。此时,于冬距三十而立还差一年。10年后,于冬又成功实现第三个梦想,在40岁之前,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如今,四十不惑。于冬说,下一个梦想是在下一个十年里,完成100部由博纳出品的电影,目前已经完成30多部。“我希望中国的电影能够在全世界的电影市场放映,而不只是中国在放全世界的电影。”于冬伸出手,在空气中划过一道,声音也明显提高了,“我就希望像派拉蒙的电影那样,我的LOGO,出品人:Yudong,能够出现在全世界的电影院。”之后,他又重复了一遍。
作为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和最大电影市场,于冬已经不止一次地垂涎美国市场。“我不相信中国跟美国有这么大的差距,从制作、策划,中国都有非常大的本土文化的优势。但中国电影的工业基础太薄弱,才短短10年,要想赶超人家近百年的历史,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再干10年,能出品相当一部分的中美合拍电影,在两地市场取得高票房,或者能进入到英语片的发行市场、商业院线,对我来说,这就是成功。”
2012年5月,于冬低调地和默多克达成一项重要交易,新闻集团出资6000多万美元收购博纳影业集团19.9%的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几乎在同时,博纳拿下了北京银行5亿元最大单笔授信,与规模达10亿元的金玉投资基金达成合作。于冬说,未来这个基金要参与40%以上中美合拍电影的投资,而博纳有优先参与发行的权利。
这几年,于冬的规划是实现博纳制作、发行、影院的一体化产业链的壮大,完成上下游的整合。影院的现金流相对稳定,可以对冲制作、发行带来的风险。2012年博纳电影制作及影院业务收入同比升幅较大,影院业务收入2.6亿,虽低于发行业务,但利润率高达57%,成为盈利能力最强的业务。
不久前,于冬和全球酒店管理顶尖品牌“美丽之冠”签约,合作在三亚打造一间拥有巨幕、4D影厅的超豪华影城。他认为大荧幕崛起是未来电影市场的趋 势。
“小屏幕和大荧幕的区别在哪?就差一个体验式消费,这就是王健林跟马云的争斗。王健林是购物中心,马云是网上购物。是马云取代王健林,还是王健林取代马云?都不可取代。王健林是体验式消费,人到我这儿来购物,眼见为实。电影也是体验式消费,观众需要聚会、狂欢,不管是情侣还是家庭。”
口碑与票房
在外界的描述中,北京人于冬一直是个和善的胖子。吃完麦当劳,他掏出一包烟,随手丢在茶几上,公关侯宁宁自若地从中抽出一支,向于冬借火。
但他并非没有脾气,在记者多次问及对异军突起的光线传媒的看法后,他冲着我嚷道:“你应该问光线啊,别问我这头。你是来印证光线的成功,还是来批判我的失误呢?”
2006年年底,博纳出品的《伤城》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夹击下,奇迹般地获得了近8000万票房。耐人寻味的是,《伤城》由光线传媒联合发行―这是光线第一次涉足电影行业,时任光线影业总裁的张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06年是光线影业的启动年,因为和国内最好的民营发行公司一起合作,光线有个非常好的起点。
如今,王长田如何在全国各地配备发行专员、建设庞大的发行网络的故事被媒体广为传播。在电影发行行业从事了近二十年的于冬却说,“我太知道发行是个什么东西了,别拿发行当回事。拍出好电影最重要,内容题材当道,其他都是辅助,如果《桃姐》不是这样感动的电影,你再怎么宣传包装也没有用。”2012年发行业务仍是博纳营收占比最大的板块。
2013年上半年,当爱情、喜剧片连续占领了中国电影市场后,于冬并没有太多羡慕,反倒有担忧。“我们现在只有一种类型,爱情喜剧,我们没有动作、警匪、科幻、恐怖这些类型片。没有应对大荧幕市场的片子,我们会丢失掉很多很多东西。你的特效技术根本进不了IMAX荧幕。你把这一部分观众给了谁?给了好莱 坞。”
于冬透露,虽然目前广电总局跟好莱坞达成的默契是,5年之内不再增加进口片的配额,但未来进口片配额只会更多。这5年,就是留给中国电影公司缓冲的时机。“好莱坞一进来,哗,航母级大片全来了。你出来的全是两亿的小片,这些小银幕都可以放。”
所以,当别人都弃此而去之时,于冬依旧孤独地坚持“大片策略”。
在博纳公布的未来一年排片计划中,有张之亮执导,黄建新监制,黄晓明、范冰冰主演的3D武侠片《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古天乐、刘青云、张家辉主演的警匪片《扫毒》;王晶执导、刘伟强监制,周润发、谢霆锋主演的《赌城风云》;彭氏兄弟执导,古天乐、刘青云、李心洁主演的灾难3D片《逃出生天》;麦兆辉、庄文强导演的《窃听风云3》等。
于冬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问,如果失败了 呢?
“题材、制作都做到极致了,还不受欢迎?那就是这段时间大家想吃炸酱面了,你别给上粤菜了。”
“可你再改炸酱面还来得及吗?”“炸酱面很容易做,你不觉得很容易吗?”于冬反问。
不羡慕《泰》的票房,并不意味着不认同王长田对内地新导演的扶植。于冬承认,这大半年来,自己没太关心年轻的或是跨界的内地导演。他也有扶植新导演的计划,但还不方便透露。至于由杨采妮执导的讲述犯的《圣诞玫瑰》,因为题材小众,并没有像同是演员转型导演的徐铮或者赵薇那样首战告捷,于冬觉得“《圣诞玫瑰》还是一部不错的艺术片,起码没赔钱,就行了。”
“你怎么看待口碑和票房的关系。”我问。
“没有什么口碑和票房,站在投资人角度,给老板赚钱的电影就是好电影。能卖出钱来,都有它成功的地方。”于冬答。
“但有些烂片是赚钱的。”
“如果站在个人的情怀上来讲,实在是太烂了,对不起,不要挂我名字,我就不当出品人了。博纳也有这样的电影,看了之后,我就把我的名字拿下来了。”
可他又说,“什么叫烂片,赚钱的永远是好电影。只能说艺术成就不高。但从来没有电影因为烂而审查通不过啊。”于冬认为,重要的是在预算内完成。“花钱谁不会啊。赔钱,对于一个职业监制而言,应该是一个很丢人的事。”
2009年,名利双收的《十月围城》使于冬与陈可辛合资成立的人人电影公司宣告解体。问及这个问题,于冬迅速反应:博纳的大门永远向陈可辛这样的好导演敞开,即便他不是个好监制。《中国合伙人》上映前,在曾志伟的六十大寿的生日宴会上,他和陈互相敬酒,说,听韩三平说了这部片,一定会成。
于冬开玩笑,在电影圈,或许除了张伟平,还没有人讨厌他。“从来没有掰死过,我永远都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大家别聊事了,面还在。伤人别伤面,之后呢,上药要上好的云南白药,咔就止血了,多给点钱。”
英雄主义
采访中,一袭黑衣的徐克敲门。于冬忙招呼,让“老爷”到会议室等一会儿。
这是于冬和徐克合作《龙门飞甲》时,徐克获得的新绰号。今年年初,他们合作重拍《林海雪原》。原著是一部讲述解放初期东北剿匪故事的小说,作为样板戏之一被视为红色经典,是80后父母们熟知的故事。但面对90后当道,谁会记得“杨子荣”呢?
于冬说,这部电影是为了呼唤英雄主义。“我们小时候对英雄有一种崇拜,他们是楷模,是我们的向往。现在,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在宣传什么?香车美女,灯红酒绿。不是所有的电影一定要拍英雄,但我们这个时代还是需要英雄。”就像美国电影里的超人、蝙蝠侠或钢铁侠一样,在他看来,信仰与理想,是全世界通用的电影语言。
当被《环球企业家》记者问及是否有成为英雄的想法时,他哈哈大笑,“爹妈都是工人,没什么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一个学生靠个人努力,能把一个电影公司从两三个人的小作坊做成上市公司。我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啊!”
在上市那天,有严重英雄主义情结的于冬,要求升五星红旗,他说了一段很有仪式感的话:那一刻,华尔街因为中国电影人的到来而升起五星红旗,那一刻,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时至今日,他依旧认为赴美上市是一种荣誉,而不是简单的数字和财务问题。他没再提上市当天股价跌幅22.6%,首日破发给自己带来的讶异和难过。
“行业就算不给我个终身成就奖,也得有个杰出贡献奖吧。”50岁以后,于冬希望自己的名片上写着:博纳影业创始人、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他曾经说过,50岁后就不当CEO了,而是把从影30多年的经验跟行业的年轻人分享,培养一批青年电影企业管理者。
维基百科告诉我们,众筹是通过网络平台展示、宣传计划内容、原生设计与创意作品,并与大众解释让此作品量产或实现的计划。有兴趣支持、参与及购买的群众,可借由“赞助”的方式,让此计划、设计或梦想实现。
一般来说,众筹的项目很丰富,包含创业募资、艺术创作、自由软件、设计发明、科学研究、公益视野等等。比如全世界第一个众筹项目,就是1997年Marillion乐团的美国巡演,他们通过从歌迷手机中募集款项,成功筹集到6万美金,最终完成了巡演活动。
众筹这种活动,其实并非IT圈子里面常提及的那么几个项目,就拿众筹网站Kickstarter来说,它的项目分类包括艺术、戏剧、舞蹈、设计、时尚、影视、食品、游戏、音乐、影像、出版、技术、剧场等,每个分类下都有大量的项目在推进中。各种爱好,各种创想,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偏好。
投入与回报
其实对于参与众筹项目的很多人来说,不一定追求什么回报,他们的初衷仅是两个字——有爱。不过有投入,有回报,才是实现长期良性循环的要素。对于多数实体产品来说,投入者往往能在产品问世后第一时间拿到实物。对于虚拟产品来说,给游戏开发投入的自然能拿到相应的游戏,或者是一些T恤、徽章等纪念品。如果给一部微电影投资较多的话,甚至还能跑个龙套。对于国外的众筹网站来说,有些投入者还可能获得股票或者经营利润的回报。这时候,参与众筹的行为,其实也可能会是一次有丰厚利润的投资,只是也要承担资金损失的风险。当然,对一些公益项目的投入,收获的就是良心的满足了。
Kickstarter
可以说,众筹是一种圆梦的活动。作为最著名的众筹平台,Kickstarter这样的网站,就成为助人圆梦的平台。对于创意人士来说,要把构思变为现实,资金往往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有了Kickstarter,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任何人(当然,目前仅限英国、美国、加拿大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发起项目,只要上传一个视频,写下项目描述,就可以等志同道合者们来投资。
曾维雄:起初MIDIS的雏形只是千千万万个系统工程师的一个梦想,包括我,当时很希望能有这样一套系统,一条网线解决音频、视频、传输、录播、控制等所有的问题,不用纠结于设备选型、施工布线、系统调试、售后维护、客户培训之中,同时也希望有这样一套系统能被业内专业人员和客户所接受。
五年前在东微成立之初,我们就做好了整个系统及相关产品的规划,MIDIS系统就好像是一棵大树,它可以包含音视、视频、网络传输、控制、录播、信息等内容,数字音频处理器、数字功放、智能电源、流媒体系统等都只是这棵树上的一个分支,现在我们在逐步完善这棵大树的每一个点,每一个分支,实现整个系统每一个功能。
2012年4月举行北京InfoComm上,MIDIS正式面市,经过东微人一千多个日夜的努力,MIDIS终于从研发阶段走向市场了,这让大家满怀期待。
经过近两年的全球推广,如今MIDIS应用概念已被业内接受,国外同行们也对我们中国产品竖起了大拇指。记得两年前我们在ISE展出这套系统时,这个行业的网络化、IT化走向还不明显,但在2013年美国的InfoComm,这个方向已经日趋明确,MIDIS正在引领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至2013年年底,MIDIS已成功在四川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东营市行政中心等重大项目中应用,进一步在实践中对MIDIS系统进行了验证,完成了MIDIS系统正式商用。
MIDIS的下一个里程碑,敬请期待2014年北京InfoComm。
《InfoAV China》:MIDIS是如何实现产品集成化的,有哪些面向未来和革命性的功能特点?
曾维雄:标准1,000M网络是MIDIS系统的基础,MIDIS系统的设计核心理念是:同网、同步、同一平台,各个功能节点(高清输入节点、高清输出节点、音频处理、第三方控制节点、多媒体信息节点等)分布式布置,通过网络按需进行管理;在专业系统应用中,人、系统、应用融为一体,带给用户身临其境的交互式应用体验,“零”距离对专业设备进行管理操作。
MIDIS的功能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真正意义上的同网、同步、同一平台的音、视频、控制、录播、传输多媒体信息交互系统;
2)面向未来,MIDIS系统采用全开放架构设计方式,不仅可作为总控系统,也可以作为大系统下的子系统,可以实现在各种应用环境下的无缝联接,不管是现在,还是在未来,都具有较好的融合性;
3)标准1,000M网络应用环境,方便智能化网络整体规划,为系统安装节约网络成本;
4)高质量、低码率网络传输协议,为多媒体信息多元化传输、接入、管理、显示奠定了基础;
5)全媒体、零距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人真正地融入到整个系统中。
《InfoAV China》:随着AV与IT的深入融合,云计算、跨平台的协作也成为AV集成不可或缺一环,针对此趋势,东微有哪些相应举措?
曾维雄:显然,MIDIS系统就是AV与IT深入融合的产品,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成熟,MIDIS系统会完成更多简单且实用,之前敢想但没人敢做的功能;产品的研发会更贴近实际应用,让更多的地方能使用上MIDIS系统。
《InfoAV China》:MIDIS的主要应用领域有哪些?能够为不同行业应用带来哪实质性变革?
“独立设计师”这名衔听起来的确很酷,不用受品牌的拘束,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选择自己的受众人群,可以不用固定每季多少件,闲暇的时候还可以混迹于各种时尚Party,一不留神还可能被买手发掘,一跃踏入国际市场。但是这是不是真的很酷,恐怕就只有这些独立设计师们自己才能了解了。
对于那些向往服装圈的人来说,你看得到的是这些光鲜亮丽,而你看不到的或许才是他们真实的人生。
我们不想用80后新锐设计师做一个噱头,也不用说这一代人多具有创新精神,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所接触的是一个更大、更宽、更广的世界。任何一次改革的背后都有一代人的成长,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做新锐设计力量的先驱者,那么也许明天我们就可以从中收获一个新的世界。
Tiantian
受访者:王甜
毕业于伦敦时装学院
曾就职于和GILES
现全职工作于自己的独立品牌“tiantian”
设计作品在BNC有售
Q: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是什么?
A:我现在就是在家做,从设计到印花到打版都是我自己做,然后再找工厂代工。
Q:你之前的工作经历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影响?
A:在GILES实习所带给我的影响就是那时候会发现做衣服的材料不一定是布料,比如有可能是橡皮胶,就是如何把橡皮胶扎染制造成一件衣服,这对我影响蛮大的。
Q: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自己做独立设计的?为什么会来北京做设计而没有去其他地方?
A:我从开始接触服装设计的时候就想要做自己的品牌,开始就想过以后的包装要是怎样、LOGO要是怎样。我本身是广州人,但是广州现在被批发做的有点不太讲究原创,可能我最后还是会回到广州做原创设计,不过现在还是想在北京先做一段时间。也有很多独立设计师是在上海发展,但是我会觉得北京的文化底蕴更浓厚一些,疯狂的人也有很多。
Q:你的设计风格是怎样的?
A:比较另类,和别人不一样。我很想挑战自己,挑战服装布料之间冲突,软的、硬的,强和弱的一个对比。
Q:你有没有想过在线上销售?
A:其实也有,之前也做过一段淘宝,做一些实穿一点的设计,但是效果并不太好。一方面是我的生产供不上货,另一方面也不太懂得如何经营。设计师可能缺少一点商业的头脑,不知道怎么推广和宣传。现在和朋友也共同经营了一家淘宝,但是就是从韩国进的货,和自己的设计没有关系。开这家店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从这方面赚到钱,然后供我自己原创的设计的开销。
Q:你现在的收入状况如何?如何供应你的生活?
A:现在基本是没有收入,虽然淘宝上有一点收入,但是也就一点。主要是花之前上班的时候的储蓄,不够的时候也会从家里拿钱。
Q:之前看到有电视节目借过你的衣服,但是好像也没有署名说是你的设计?
A:嗯,是的,好像在中国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通常都不会专门署名这是谁的作品。
Q:你在英国学习了很长时间,英国对于年轻的设计师有没有一些扶持的方法?
A:英国的话会比较开明,只要有新的设计可能很快就会被人们发现。在伦敦不会特别讲究“混圈子”,不像在北京可能都是认识的人互相介绍。在英国只要有一些活动有设计师出席,都会介绍一下设计师。对于设计师的原创作品的署名也比国内要做的好一些。
Q:你的衣服现在主要是在哪里贩售?
A:一些朋友的店还有BNC都会有。
Q:你选择BNC的原因是什么?
A:去年刚来到北京的时候,第一次到BNC我就很想在那边卖,因为我觉得我的风格和BNC还挺搭的。它们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搞怪,比较古怪,蛮open的。栋梁的风格就是有点淑女、有点成熟的,而不是走地下的怪异的感觉。BNC会有一种小幽默的怪异,因此就选择了BNC。
Q:你现在的衣服定价大概在多少钱?你会不会觉得定的太高?
A:短裙的话大概有700多,长裙的话1000多。虽然听上去可能挺高的,但是我的一些朋友也会觉得我定的有些低,像在BNC售卖的其他设计师基本一件裙子都要7000多,可能一件很普通的衣服也要2000多。
Q: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中国设计师协会这类的机构,你会想要试着了解一下吗?
A:会想知道这种协会是不是可以帮助到现在涌现的这些新的设计师,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流程,也会担心是不是要交很高的费用才能加入到其中。
Q:你觉得中国国际时装周和伦敦的时装周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A:之前在北京看过一个从国外回来的设计师的,那一场其实和伦敦的感觉还蛮接近的,让我还挺惊讶的。但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国际时装周可能还是商业的味道比较重,而不是像伦敦就是“秀”,可以让大家have fun,会有点心和party,伦敦的时装周就像一个时尚的交流的活动。
Q:对于你自己的品牌或者原创设计你有没有一个规划想要在将来做成什么样子?
A:我想要静静的做自己的设计,希望可以保证它的质量和设计,不想要太过喧哗,很想像Basso & Brooke一样静静的,等到有一天可以真正地被别人所认可。
Q:你觉得你做的东西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A: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我在设计上比较放得开,不想太过约束自己。
Q:如果要你给想要学设计的人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A:我觉得是“坚持”,我相信只要你付出百分之一百的努力,其他东西都会慢慢地找上你。
PIGBALANCE
受访者:兽兽
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