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一体化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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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经济体系国际贸易。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超级秘书网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总体上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流动快而劳动力相对不流动趋势下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安全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跨国公司，还不如说取决于本国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须予以限制。而且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商业行销、科研开发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大复合体，是一种时代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

第2篇：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

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更大的规模经济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其“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一步。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代表的凯恩斯在国际贸易方面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

(1)以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的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认为：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2)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

(3)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国际金融一体化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也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包括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难以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提出了挑战。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概念是以格拉斯为首的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霸权会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的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像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国际汇率问题

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主要包括：(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研究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就增长3%。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券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3篇：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优货币区；货币一体化；CC―LL 模型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3―0053―04

在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 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货币区域化的趋势，欧盟 区内欧元的成功启动是这种趋势的具体表现。欧元 可以况是人类一个巨大的实验，而最优货币区理论 无疑是这一实验的理论起点。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于2u世纪50年代，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 新现象。所谓经济一体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拉 ・巴拉萨(Bela Balassa)1961年所作的描述：“一体 化既作为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 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差别待遇的种种 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 待遇的消失。”约翰・平德(JohnPinder)认为，“一体 化是达到一种联盟状态的过程”，不仅要取消差别， 而且要形成和运用协调的共同政策以实现除取消差 别以外的经济和福利目标。林德特(PeterLindert) 在其《国际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一体化“可以是指宏 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以及成 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经济 一体化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一般指一些地缘相连，社会经济 与政治制度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或 地区，为了谋求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在让渡一部分国 家的条件下，按--定协议规章组建的国际调节 组织和实体，这类组织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之 间经济联系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产物，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一体化可以采取由低至高的不同形式和阶段。人们 普遍赞同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5种形式：(1) 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 税和数量限制，同时仍然保留各自对非成员国的贸 易壁垒；(2)关税同盟。关税同盟指除了取消抑制地 区内部的贸易壁垒之外，成员国还实行对非成员国 的共同关税壁垒；(3)共同市场。共同市场指成员国 之间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同时允许资本，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对非成员国有关的生产要素流动 则实行统一的管制或限制；(4)经济联盟，经济联盟 指在实行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对包括 货币、财政在内的各种经济政策通过共同的权力机 构进行统一、协调；(5)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完全的 经济一体化指各成员国经济统一为单一的经济实 体，实行共同的经济政策，建立拥有强大经济权力的 超国家权力机构。

在全球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欧洲的经济一 体化一直遥遥领先。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所取得的 成就，可以说是20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成 就，也为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比较完 整的经验。欧洲经济一体化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并非 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但它基本经历了巴拉萨所描 述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式，并且证实了它们确实 是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的五个阶段。值 得注意的是，在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 式中，只提及了“经济联盟”，而并未提及“经济与货 币联盟”。实际上货币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一体化 的进程而演进的，虽然货币一体化没有列为相对独 立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诸种形式或阶段，但它是 通向完全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是向政治一体化、 乃至完全经济一体化迈进的重要步骤。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s即 OCA)是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学界进行的对固定 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的争论中，由美国经济学 家蒙代尔教授(Robert・A・Mundell)于1961年在 他的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蒙代 尔在该文中对最适度货币的概念、标准及特征作了 比较详细的论述。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了某一区域 内一组国家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以组成货 币区，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实行单一货币，这一学说 为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蒙代尔认为，在价格，工资呈刚性的前提下，是 否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主要取决于相关地区的要素流 动程度。如果要素在国内能够高度流动而国际问的 流动程度很低，基于国家货币的浮动汇率体系就会 有效地运转；如果要素流动的区域不与国界重叠，而 是跨边界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时，会发生对真实经济 中阻碍因素的调整，无需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大幅 度的、破坏性的物价和收入的变动，从而有利于抵抗 外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日：生产要素(资 本和劳动力)若能自由流动，就可以实现资本和劳动 力从盈余国向赤字国的转移，促使区域内各地区经 济结构及时调整，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这样可以促进 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部经济均衡，促使区域 内各成员国向一体化趋势发展。同时，蒙代尔教授 提醒我们注意，“从地理和产业两个方面来说。区域 内的要素流动性最好被看作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 概念，他很可能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动而随时改 变”。如果区域内每个国家都设置贸易壁垒，就不能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要素完全流动。因此，发展区域 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是促成区域内形成最优货币区 的基础。

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在1963年提出将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 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作为建立 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 区域而言，浮动汇率对校正国际收支失衡的效能不 高。由于开放经济非贸易品部门规模不大，缺少“货 币幻觉”，进口需求弹性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汇率的 变动几乎会被价格变动所抵消。所以，在一些相互 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纵成一个共同货币 区?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运用支 出变动政策来实现外部平衡，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 部经济均衡价格的稳定。同时，他还指出相对于大 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国开 放型经济体，而在一些大帚进口消费品且需求弹性 较低的国家，汇率变动必须非常大才足以弥补失衡， 因此这种区域单独成为一个货币区是非理性的。

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特征，而金融一体化则是经济一体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英格拉姆提出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 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应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标 准，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 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 的任何不利变化，从而降低了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 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因此就适宜实行固定汇率 制：如果地区间国际收支赤字是山暂时、可逆的扰 动引起的，资本流动就可以成为使实际调整较小或 不必要的缓冲器。若赤字是由长期、不可逆的扰动 造成的，资本流动虽不能无限期地支撑赤字，但它可 使实际调整分散到一个较长的时期。通过价格和工 资浮动及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减少调整引致的 失业代价，而且，金融交易也加强厂利用不同渠道， 即财富效应的长期调整过程。这样，在金融市场高 度一体化的情形下，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利率微小 变动，就会引起足够的资本流动来恢复均衡．从而降 低了通过汇率的波动以改变地区间(即区域内)贸 易条件的需要，至少短期内如此。考虑到汇率流动 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令人头痛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一 体化的区域内，实施固定汇率更好。

基于对宏观层面条件趋同必要性的理解和对现 实中宏观结构差异的认识，英格拉姆等人先后提出 了达成最佳通货区的政策一体化条件，为使货币区 能够正常运行，各成员国必须对其货币、财政以及其 它经济乃至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为此，各 成员国必须对其实行部分让渡，核心是货币政 策的协调和让渡。弗莱明还倡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 中央银行，认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刺激短期利率的 趋同。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他标准，诸如经济 结构的相似性，财政一体化以及政治因素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一体化经过近 20年的停滞后开始复兴；新增长理论、博弈论等诸多 理论的新发展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 支撑，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既构成了其研究丛础， 又成为其研究动力、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强调的 是权力辖区的相互排斥，反映在货币关系上就是“一 个国家、一种货币”的货币观。在”世纪以来 的相当长时期中，国家作为调节市场的核心主体地 位得以确认，相应地，国家在货币创造、货币供应、货 币信誉等货币制度方面享有高度统治权，以国家疆 界作为市场空间也就顺理成章。但当市场融合对国 家疆界的超越形成一种趋势时，以一个国家货币制 度或以各个国家简单总和而成的国际货币制度安 排，便难以满足市场对货币服务的要求，相反倒有可 能成为障碍因素。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涉及 到货币层面的时候，市场驱动的货币竞争极大地改 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成；显著地侵蚀了国家的货 币垄断权力。世界需要根据货币运行的功能性分 析。按每个货币的有效使用和影响力辐射的完整范 围而不是政治疆界，来重新构筑货币层面市场一制 度关系的新框架，这便产生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 的新思想、新理念。1992年；埃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 “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新思想。他们认为，货币选 择根本上应由市场状况?尤其是市场需求来决定，具 体的货币空间由实际的货币交易网络来划分，每个 货币的空间就是其功能性权威的影响范围，即完整 市场在货币层面的响应――“货币圈”。显然，这里 强调的是空间的功能性意义而不是空间的物理意 义。此时，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价值工具，开始 真正服务于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大，涉及多少个 国家，只要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那么单一货币就是 最佳选择。爱默生和格罗斯的贡献在于为国家问的 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以往，货币总是被 贴上国家的标签，货币统一成为国家统一的关 键性标志，从而国家都不愿意放弃对本国货币 的控制权。在爱默生等人“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 想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货币从根本上是 服务于市场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化需要某种形式 的货币融合。当一个国家无法更好地发挥货币职能 与作用的时候。如果货币权的让渡有利于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那么就应该将货币权上交给 更高层次的超国家机构。

四、GG―LL模型

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共同货币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和格 局的巨大变化，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也逐渐 暴露出来。对货币一体化的重新评价从多角度、以 多重标准来考察最优货币区问题，必须采取比传统 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更加广泛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 着眼于对货币一体化可预见的成本和收益范围的把 握，然后根据所涉及的各个目标间轻重缓急的权衡， 并保证区域内各成员国及作为整体的集团听有目标 的达成，从而试图估算这些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及其 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欧元和拉丁美洲美元化 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眼看就要分成几个大的 货币区，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是否参与区域经济和区 域货币一体化的现实选择，于是关于一个区域内各 经济体如何选择是否参加货币区的理论便应运而 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克鲁格曼以欧盟和芬兰为例， 分析了芬兰加人欧盟的成本一收益曲线，得出了著 名的GG―LL模型，如图1。克鲁格曼认为，―体化 体系内成员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大小取决于该国与 货币体系成员国贸易关系的一体化程度。

图l横轴表示加入国与货币区的经济紧密程 度，它可以用经济交往占GNP的百分比表示；纵轴 表示加人国收益(即货币效率收益)与成本(当一千 国家加入货币区后，由于放弃了运用汇率政策和货 币政策调节就业和产出以保持经济稳定的权力，而 引发的额外的经济不稳定性，即所谓的“经济稳定性 损失”)。图中GG曲线为收益曲线，其斜车为正，说 明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 高，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加入单一货币区的 收益就越大；LL曲线为成本曲线，其斜率为负，说明 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联系程度越 密切，加入货币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反之亦 然。总之，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 程度越高，加入货币区就越有利。图中GG曲线和 LL曲线的交点为E1，它决定了一同是否加入货币 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点用，当该国的货币区 的一体化程度大于C2时，加科货币区有净收益，否 则执意加入只会带来净损失。

此外，通过GG―LI模型的判断，一国经济环境 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例如， 当某国出口需求增加，正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任何一 个水平上，汇率工贝的缺失使该国产㈩和就业的不 稳定性增大，于是LLl曲线上移到LL2，结果使加入 货币区的临界点由C1变动到了C2。因此，其他条 件不变时，产品市场的变动性增大，使一国加入货币 区的意愿降低。

克鲁格曼用GG―LL模型说明了最优货币区理 论，指出最优货币区就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 以及要素的流动，促使多国经济紧密相联的地区。 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较大，那么组建 货币区对各成员国均有益处，反之则不适宜。这对 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 面，克鲁格曼的GG―LI。模型借用传统的成本一收 益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 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们直 观地分析单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成 为确定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一个重要分析了具。

五、结论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趋加快，货币跨越国 界发挥作用的要求初见端倪时，人们开始讨论满足 什么样条件的地理空间可以组建最优货币区。而欧 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提出 了发展方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货 币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不能再停留于仅就有关成员国 的利弊得失来评估是否值得建立货币联盟，而应该 同时考虑这些国家成立的货币联盟对非成员国甚至 整个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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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leming J. M. , "On Exchange Rate Unification ' ,The E- conomic Journal, No. 81(1971) .

[4] Ingrain J. C. (1962),"A proposal for financial integra- tion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 US Congres Joint Eeo- nomic Committee.

[5] Ingrain J. C. (1969) ,"Comment: the optimum currency problem in IL A. Munden and A. Swoboda ', Monetary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 Ingrain J. C. ,"The Case for the European Monetary In- tegration'', Princc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98(1973).

[7] John. Pinder. Positive Integration and Negative Integra tion: Some Problem of Economic Union in the EEC, 1968.

[8] Krugman P. (1991), Geography an trad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9] Mckinnon, Ronald, "Optimum World Monetary Arrange- ment and the Dual currency System",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quarterly Review,No. 67(1963).

第4篇：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理论的基础上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 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　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　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 ，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 国际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进行深入和探索，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对促进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 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2、国际金融一体化对国家安全威胁着安全。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表现在 ①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主权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 ②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战略上的失误及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成为易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其次，金融创新促进了世界金融一体化，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 ①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国际金融传导机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 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对主权国家进行冲击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掠夺一国的财富成为可能。

再次，国际金融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缺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始终面临着金融风险对于经济安全的挑战。

3、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霸权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实际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全球战略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金融的制高点。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 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后，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12］金融霸权理论认为，金融霸权的权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业趋于垄断。金融霸权控制的两种工具是控制资本流动并设置金融市场各种参数。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日趋凸现。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权会以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二）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面临的两难选择的三个方面，即“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

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13］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2）要素流动的程度；（3）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4）商品多样化的程度；（5）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6）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7）财政一体化程度；（8）政治因素。

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四） 国际汇率问题

与商品市场一样，外汇市场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价格变动，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 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以分析

（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

1975年弗兰克尔和罗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该模型实际收入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相应的外国需求等变量则标星号）。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

（1）

mt＝Pt*＋k*yt*－θ*it*

（2）

其中，K，K*，θ，θ*均为参数。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购买力平价。

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是以购买力平价说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设，并且假定现实世界是一个能进行无阻力、无成本和瞬时调节的世界，这就保证了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购买力评价都是成立的。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重心转向了资本市场，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联系起来研究。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汇率决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则假定：资产市场价格（如利率、汇率等）是瞬时调节的，而短期内商品市场价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内购买力平价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长期均衡的基本决定因素。多恩布什认为，短期内产品市场仅仅是缓慢地调整，金融市场的调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实上瞬间完成的。金融市场为了弥补商品市场价格刚性，会对扰动作出过度的调整；而在长期内，则会慢慢趋向于回到其长期均衡水平。

（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

进入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延伸和推广。它把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由两个商品进行贸易推广到充分多个商品在两国间进行贸易。

（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布兰森认为个人会将其财富配置于各种可供选择的资产，这其中最常见的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以及本国证券和外国证券。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件源于投资者对资产组合比例的调整，这种调整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影响外汇供求和汇率的变化，资产组合模型将货币只当作人们可能选择持有的一系列资产的一种，强调了不同的资产组合对汇率的决定以及影响作用。［14］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他们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麽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在《目标区域与汇率动态》一文中，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当汇率接近区域上限时，由于预期未来汇率会下跌，投资者就会减少货币持有量，从而导致汇率迅速下降，在目标区域的下限，情况正好相反。［15］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 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 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 3％。

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影响。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购买力评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目前对一个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传统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把按本国货币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折算成美元来计算国民经济的规模。传统计算方法的缺点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汇率计算，而没有把该国货币和购买力因素计算在内，购买力平价方法与传统的汇率计算方法完全不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利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转换因素，将本国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国际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来估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把中国每年生产的东西都按国际市场的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比较国内价格计算大了许多。

Dominick Salvatore在《国际经济学》提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没有交易费用、没有关税及其他限制条件，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并认为汇率的变化与两国的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之间存在比率关系。这虽然在在短期中汇率常常与购买力平价预测存在较大差别，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或纯粹货币扰动引起的情况下，能够给出相当不错的均衡汇率的近似估计。［16］

彼得·林德特也认为：“从长期看，在价格水平同国际汇率之间存在一种可以预期的联系，一种由商品和服务能够在一国或另一国购买这种事实所造成的联系，这便导致把国家通货价格同汇率联系起来的购买力平价假设”［17］彼得·林德特提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联系的公式为：P＝R×Pf

在这里汇率R表示以美元计算的外国通货（比如说英镑）的价格，而价格水平P与Pf则分别表示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以本国货币计算的价格水平。

如果把购买力平价方程式同本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基于货币供应与国民总产值的一种汇率预测。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释：

1，Dominick Salvatore：《国际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4

2，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4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323-324

4，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6

5，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11

6，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 “ New Protectionism”， Eathscan， PublicationsLtd.， London， 1994， Page 3

7，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The New Protectionism”， Eathscan，PublicationsLtd.， London， 1994， Page 126

8，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60-261

9，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3-64

10，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5

11，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5

12，柳永明：“论霸权”，《经济学家》，1999年5月，页68

13，参见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页145-151，页199-200， 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Foreign Affairs， May/ June 1999

14，陈东：“西方汇率决定理论的新”，《经济学动态》，1996年8月，页46-49

15，Krugeman:“Target Zone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 Quarterly Journolof Economic ，August 1991

第5篇：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通识课程；投资与理财；建设；开发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创新人才”，当前，国内对通识教育的概念论述可谓“见仁见智”，目前，理论界比较认可的是李曼丽博士对通识教育的概念表述。她采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的界定方法，对通识教育的内涵从性质、目的、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界定。 从性质上说，它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从目的上说，它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从内容上说，它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随着经济和金融业的迅速发展，投资与理财得以广泛兴起，理财规划必将成为经济金融界的热门话题。《投资与理财》通识课程是投资理财专业必修的核心专业课，课程着重于专业技能实训，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在广泛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确定本专业学生毕业的初始岗位为银行、证券、保险、投资公司等行业的客户经理、理财规划师助理等一线理财工作。课程要求学生能熟悉各种理财工具的特点及风险收益关系，能综合运用各种理财工具，为目标客户设计出理财方案打下良好的基础。通过工作任务的仿真操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学生对理财工具的运用能力从而提高理财规划能力。以学生为本，注重“教”与“学”的互动。通过选用典型活动项目，由教师提出要求或示范，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树立责任意识，增强团队的合作精神，掌握本课程的职业能力 职业情景的创设，以多媒体、实训和案例分析等方法提高学生解决和处理实际问题的综合职业能力 。

一、课程性质与作用

投资与理财是一项综合性、专业性很强工作，投资与理财毕业生必需学习证券、金融、保险等综合理论知识，掌握各种金融理财产品，熟悉理财服务的基本规范和流程，并熟练运用理财技巧。在建立基于岗位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中，《投资与理财》课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紧密围绕工作任务和任职要求组织教学内容，努力形成“教、学、做”一体化课程，在推进案例分析和项目化教学的同时，将国家助理理财规划师职业能力知识要求融入课程教学，为培养学生岗位能力和职业素养起重要支撑作用。本课程开设是在学生学习相关专业基础课程进行的。《投资与理财》课程的学习为学生理财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后续顶岗实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课程开设与前后课程连接恰当。

二、设计的理念与思路

《投资与理财》课程设计以培养学生提供理财咨询、制定理财方案等职业能力为重点，满足一线岗位专业素质需要为目的，通过与行业合作，开发和设计课程内容，教学内容和职业资格考试紧密融合，注重学生实务操作能力训练，着力培养学生岗位素质能力和要求。主要理念和思路如下：

（一）以理财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

本课程设计以完成理财规划工作为导向，将理财规划师岗位工作分解为若干工作项目，根据工作项目确定学习项目，在各个项目中以职业能力形成为依据选择学习领域，设计学生情境。学习项目和学习情境设计以岗位的基本素质、基本业务、基本规范和基本操作要求进行，突出一线岗位的职业能力的训练，同时将职业资格证书对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分解融合到所选的理论知识中，做到“课证融合”。通过设计市场调查、情景模拟、角色互换等实训练习，结合案例分析，培养学生胜任一线理财岗位的职业能力和素质。

（二）与企业合作进行基于工作过程课程开发和设计

根据高职[16号文件]要求，在课程设计中，从课程标准的制定到项目课程方案设计及课件的制作，均需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邀请行业专家、技术能手参与讨论分析，参考行业培训标准和理财规划师做业规范，共同开发《投资与理财》课程。通过校企合作，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采用校内模仿、工学交替等形式，充分开发学习资源，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教学评价采用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重点考核学生岗位职业能力和素质。

（三）课程设计体现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开放性和实践性要求

课程围绕一线理财及理财规划师岗位能力设计，以工作过程为导向，采用项目化教学，精心设计学习情境，教学内容安排紧密围绕工作内容和岗位任职能力展开。通过实时的经济时讯、依托国内外证券市场、经济、金融市场以及校内实训室模拟软件的综合应用，为学生学习创造接近真实的的工作任务、工作流程氛围，体现课程的职业性、开放性和实践性。

三、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掌握现金规划、消费支出规划、融资规划、保险规划、投资规划、教育规划、退休规划、遗产规划、税收筹划等方面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

（二）能力目标

具备现金需求分析、现金规划方案制定的能力；具备制订住房消费方案、汽车消费方案、消费信贷方案的能力；具备分析客户教育需求、制订教育规划方案的能力；具备风险管理和保险规划、提供保险咨询服务的能力；具备收集客户资料、投资规划、提供各项投资咨询服务的能力；具备退休养老规划、分析需求、制订方案、咨询服务的能力；具备财产分配和传承客户状况分析、财产分配方案制订、咨询服务能力；具备分析客户纳税状况、制订税收筹划方案的能力；具备完成客户的财务分析报告、综合制订各分项理财规划具体方案的力。

（三）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个人理财的一般原则，熟悉和灵活运用各种理财工具，为以后的个人理财规划和职业生涯规划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些基础上，能根据客户的不同情况，综合考虑各种经济因素，制定出合理的个人理财规划方案，实现人生各阶段的目标和理想。

四、课程重点与难点

（一）课程教学重点

与客户面谈沟通，建立合作关系的技巧；家庭财务信息收集、填写；客户住房目标设计、还货报表编制；教育目标的确定、编制教育投资；保险方案书制定；养老金筹划方案编写；养老金筹划方案编写；投资工具的选择、投资组合方案配置；避税方案设计；理财规划方案执行等。

（二）课程教学难点

理财合同的设计、签订；具备诚信意识、法律意识；贷款还款方法比较、住房选择；教育投资计算；人险、寿险、财险的知识；养老需求分析、社会保障及法律知识运用；金融产品分析、收益率计算、投资组合；个人所得税计算、应纳税额计算；理财报告撰写等。

四、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

（一）以理财服务工作过程为基础，整合序化教学内容

理财工作过程分为：建立客户关系――收集客户信息――财务分析评价――制定理财方案――实施理财方案――跟踪理财服务等组成。按工作过程整合序化教学内容为：熟悉理财基本工作业务流程和要求―提供简单理财服务―提供综合理财服务。将理论知识讲解、业务流程操作融入到各项目中，采用教学做一体化、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方式，体现课程安排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

（二）按理财规划工作内容设计学习情境

将理财规划工作内容根据工作过程的需要整合到各学习情境中，在综合实训室，采用与工作过程高度仿真的模拟训练，边学边练，实现教学做一体化。

（三）强化四个环节的工作

岗位认识，通过校外实习基地参观、交流感受岗位的工作流程、工作能力要求、岗位知识要求、岗位素质要求；校内实践教学，通过校内模拟仿真系统，进行基于工作过程训练，培养职业岗位能力；社会实践，通过假期安排学生到用人单位实习，了解产品，服务社会；顶岗实习，通过半年顶岗实习，实现工作真实体验。

五、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创新

在教学模式的设计和创新方面，本课程积极探索“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将工作过程中所需知识、技能、标准为载体，利用校内模拟实习基地培养学生核心专业能力，将理论课和实践课有机结合起来，达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

（一）“工学交替”

利用校内实训环境，结合理财软件应用，让学生体验《个人理财规划》的基本流程和实务操作，从而实现学生综合能力。学生在实训环境下不仅消化理论课堂知识，同时，对工作岗位有一个基本认识。

（二）“任务驱动”

以理财实际业务为主题单元载体设置学习情境，在进行教学设计的同时将知识、技能有整合排序，以各项目驱动任务，实现理论与实践一体化。学生以理财规划任务承担者的角色完成课程的理论学习和技能训练，最后又以综合实训来考核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能力水平。在“任务驱动”下，学生在职业情境中学习，职业能力将得到真实提升。

（三）“项目导向”

结合岗位能力要求提出项目内容，由主讲老师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激发学生浓厚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四）“理实一体化”

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融“教、学、做”一体化，让学生边学边练。借助多媒体设备、PPT课件、专业教学软件进行理论讲解，然后通过分组进行实训操作。多媒体的强大演示功能和老师的现场操作与分组实训的结合从而实现“互动式教学”。从而让学生达到感性和理性认识的统一。

六、实践教学条件的建设与使用

（一）校内实训设备与实训环境

名称：投资与理财综合实训室

条件：配置电脑50台，其中教师机1台，服务器1台，学生用机50台。内部组建局域网，与校园网互通。服务器安装有智管财务管理软件、用友财务软件、OFFICE软件、世华财讯金融系统及操作系统等软件满足专业教学。

功能：为投资与理财专业学生提供教学平台和模拟实训平台。理财规划、投资咨询、财务核算等。

实训项目：证券投资、期货实务、理财规划方案设计、理财软件综合应用等。

（二）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与利用

实训功能：实地考察、见习和顶岗实习。

实训项目：现金规划、消费支出规划、教育规划、理财规划、投资咨询等。

参考文献：

[1] 林双.美国通识教育对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 徐晓飞.本科生院体制下计算机教育的改革与创新[J].中国大学教学，2012.

[3] 黄俊杰.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M].高雄：“中华民国”通识教育学会，2011.

第6篇：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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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淑芬.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J].当代经理人,2005,(16)1

第7篇：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比较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资本价格、市场业务、资本流动自由化等为基调的金融自由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一。对于处在改革深化中的中国金融业来说，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它们的教训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一种启示。

金融自由化的经济背景比较

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2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遭受了经济金融危机的打击，金融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大萧条过后，美国便率先加强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盛行，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金融业方面，各国政府普遍认为过度竞争是导致金融业倒闭的主要原因，于是纷纷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督控制，试图消除金融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维护金融长期稳健运行。例如：美国在1935年、1966年先后将Q条例（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适用范围扩展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非会员银行；对银行投资证券、新银行的开设都做了限制；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管理与监督。这些措施促进了战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但也使金融部门由于过分管制而失去了活力。于是各主要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大都是在战后建立的。由于生产力落后的一致性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具有经济货币化程度低下、金融体系欠发达、金融资源极为有限的特点。另一方面，政治上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在当时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把工业化看成减少进口，减轻外汇约束并积极扩大外汇储蓄，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政府为了把稀缺的资本导向工业部门，除了减免税收外，对货币金融系统进行了严格管制。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建立起以抑制为特征的货币金融制度。这种制度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初期集中利用国内储蓄资源、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发挥过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进口替展战略的实施。但是，政府信贷配给金融资源也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效率高的小企业和私营经济部门无法得到资金，只能从地下市场以较高的利率获取资金，或进行内源融资。汇率实行严格管制，造成对本币的高估，抑制了出口，影响国外资本的利用。因此，抑制型金融体系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改变政府干预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实施金融探化发展战略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环节。

金融自由化动因的国际比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各主要工业国家的GDP平均增速为7%-10%。因此，较之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深化进程中出现的金融结构与金融管理体制的矛盾与冲突，即以金融创新为特点，本质是市场深化进程中的金融重构。

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发展战略之前，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如低汇率、低利率、信贷配给、贸易保护等。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金融压抑”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能使政府有效地控制资源配置，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市场体制的日益健全，其弊端则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金融机构的效益得不到提高，从而限制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对经济起飞构成了“瓶颈”。因此，它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目标有别于发达国家。它是为了调动国内私人储蓄，增加金融储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证投资更有效以及通过更多的金融储蓄减少对财政储蓄、外援和通货膨胀的依赖。其本质是为了消除“金融抑制”，解决落后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解除金融抑制为特征。

金融自由化动力的国际比较

从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看，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其经济自由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源自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的推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金融业本身的市场化、自由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像美国这类具有完善市场条件的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由微观经济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政府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法律法规的重建，为自由化提供制度支持。从金融微观主体角度看，动力来自竞争压力下的创新。在工业化国家，由于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竞争力显得非常迫切，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创新，创新就要突破已有的规则和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活跃的金融创新成为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动力。在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在信贷和利率方面的控制程度越来越松，逐步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束缚，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去积极应对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确保金融稳定。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动力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这类国家经济市场化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并不完善，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外部竞争力和内部追求效率的需要。从外部力量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一体化发展程度的加深，原来的金融管制难以达到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实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目标，从而导致本国资本的外流和国内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从内部力量看，国内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要求金融部门更具有效率，金融部门市场化程度急需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大多是与经济市场化同步进行的，构成了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的一部分。这是与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自由化的根本不同。

金融自由化理论基础的国际比较

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到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奉行“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内部实施比较严格的管制制度。但是，经历约20年的较快发展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工业化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经济发展陷入“滞涨”的泥潭。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思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金融管制还是否有效成为人们新疑问。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任何相机抉择策略的必要性并不那么明显，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有可能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震荡。因此，在货币主义看来，国家最好不要干涉经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是由于国家干预太多造成的，如果国家干预少一点，竞争就会进一步加大，垄断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国家用人为的方法（如管制、财政方法等）来干预资源配置，其结果必然是降低经济效率，提高产品价格，导致通货膨胀，使经济陷于不稳定之中。这些理论转变了人们对金融管制和货币政策应起什么作用的看法，对大萧条的重新估价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改革进程。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还受国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政府和金融当局对金融系统的管制权有弱化的趋势。况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实行利率自由化的要求。而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又为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肖与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金融深化战略，可以在本国资金市场上筹集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金融抑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放松金融管制，提高利率水平，促进储蓄向其他金融资产转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成效的国际比较

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动因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金融自由化也给经济发展、金融深化带来了一系列正向效应，从而使金融自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虽然不同国家所采用的改革方式不同，但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英国、新西兰实行的是激进式的金融改革，而美国、日本等国却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但却异曲同工，这些国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理解不透，实践中不能根据自身情况推进具体改革，以致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总的来看，虽然各国的情况各异，取得的效果各异，但都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经验教训，形成对我国的有益借鉴。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实践中，尽管南锥体国家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方式不同，具体实施带来的结果也有很大差异，但金融自由化实践确实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带来了许多新变化：利率自由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当面临国际投机攻击时，高利率客观上使得投机资本进行攻击的成本加大，不敢轻易进入，从而可以用于保护本国货币；外资金融机构进出自由后，竞争加剧，从而提高了国内金融机构的效率。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效，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效应：破坏了经济的良性发展；金融市场无法良性运行；金融业的脆弱性加大。

结论与借鉴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工具而非目的。金融自由化是克服由“二元”市场结构所导致的“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径，单从金融自由化本身的功能而言，它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非金融体制改革的目的。转轨经济应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危险而脆弱的。如果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把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等作为目标，而不管这些措施实施的条件、后果如何，必将导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败。

其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条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程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相统一，与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行为理性化和成熟化的进程相统一；同时，金融深化的速度安排还要综合考虑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时进行必要调整，发达国家的金融本身就比较自由化，对利率往往只有上下限的控制，放开较易。而发展中国家对利率多数存在严格控制，因此，从严格控制走向放松，绝非易事。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劲，市场发育程度高，不怕同别国竞争。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如完全开放，很可能被它国投机者操纵市场，以致产生金融危机。

再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不应排斥金融监管。事实证明，由于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加之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于激进，因而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在使金融体系多样化、竞争能力增强的同时，也给金融监管造成了负担过重等问题，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跟不上金融自由化的速度，金融自由化往往会陷入无监管或监管漏洞很大的状态。

参考文献：

1.田超.金融自由化的负产出效应与收益函数分析—基于经济转轨国家的视角[J].当代财经，2005

第8篇：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

目前，我国沿海经济对外开发开放和财富聚积的趋势，正呈现出由南向北、由沿海到内陆联动推进的蓬勃态势。进一步扩大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对外开放水平，既是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途径。加快建立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更加开放和更富活力的海陆联动战略发展新格局，不仅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和谐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按照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四新”要求，进一步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放大辽宁沿海和东北内陆腹地两个比较优势，进一步焕发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活力和体制机制活力，加快打造东北沿海开放经济区，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需要。

辽宁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拥有全长2296公里大陆海岸线，其中宜港岸线1000公里，为抢抓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国家实施沿海开发开放两大重要历史机遇，省委、省政府在做出加快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西沿海经济区建设重大战略决策的同时，又做出了加快辽宁“五点一线”沿海开发开放和加快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两个重大战略决策，努力推动辽宁沿海地区、近海地区与内陆腹地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和竞相发展。目前，1443公里的滨海黄金产业大道正在开发建设，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7城市正在加紧谋划和推动一体化甚至同城化。

应当说，依托辽宁的沿海优势，加快构建更加开放和更富活力的辽宁及东北区域海陆联动发展新格局，是当前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任务。

二、建立辽宁海陆联动区域发展新框架的基本构想

(一)“两极”――以沈阳、大连为龙头的南北两大区域中心城市增长极

1　北部增长极――沈阳――建设东北区域经济中心。沈阳是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的龙头城市和中心城市，距离大连415公里，距离葫芦岛325公里，距离北京720公里，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是辽宁经济主干区――辽中南经济区的北部增长极。2006年实现GDP2482.5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26.8％。以沈阳为中心150多公里半径内，集聚1座副省级城市、6个地级市、21座县(市)和200多个小城镇，大中城市集聚，城市类型齐全，构成了资源丰富、结构互补性强、技术关联度高的辽宁中部城市群。随着浑南新区、沈北新区、沈西工业走廊、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棋盘山开发区等一批产业新区和功能新区的快速发展，城市活力和区域性加工制造、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中心城市的功能与地位日益增强。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2006年实现GDP5646.8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61％。随着沈抚同城化、沈本一体化、沈铁一体化和沈营近海经济区等建设进程的加快，与之相对应的四大产业带将加速推进，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一体化步伐将明显提速。根据区域极化理论和产业分工、功能分工，努力把沈阳建设成为东北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对于加快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一体化建设，促进全省乃至东北区域一体化格局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

2　南部增长极――大连――建设东北沿海经济先导区。大连是哈大经济沿线重要节点和东北地区的主要出海口，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是辽宁暨东北沿海经济区的龙头城市和中心城市，是辽宁经济主干区――辽中南经济区的南部增长极。以大连为龙头的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区，涵盖了整个辽宁沿海地区和海洋资源，处欧亚大陆桥东端，背靠整个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腹地，港口资源和海洋资源丰富，人力基础和工业基础雄厚，是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连接世界的海上大通道，也是辽宁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不仅经济总量比重高，发展潜力大，而且是辽宁和东北沿海开发开放的龙头区、先导区和战略前沿区。辽宁“五点一线”沿海开发开放战略提出以后，渤海一侧的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和黄海一侧的大连庄河花园口工业园区东西呼应，正在推动整个大连地区强势迅猛发展，并将全新拉动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区的强劲发展。2006年，大连实现GDP2569.7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27.8％。根据区域极化理论和产业分工、功能分工，努力打造大连东北沿海经济先导区，对于加快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区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推动辽宁及东北地区改革开放，促进全省乃至东北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建设。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

(二)“三轴”――“沈――大”经济发展轴、“沈――山”经济发展轴、辽宁沿海经济发展轴暨东北沿海经济发展轴

1　“沈――大”经济发展轴。“沈――大”经济发展轴是连通辽宁南北两个经济增长极的重要经济发展通道。“沈――大”经济发展轴主要包括沈阳、辽阳、鞍山、营口、本溪、丹东和大连7城市，铁岭、抚顺2市依托沈阳中心城市融入“沈――大”经济发展轴，为“7+2”格局。2006年，7城市GDP和9城市GDP分别占全省GDP总量的80％和89％。“沈――大”经济发展轴作为连接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和以大连为龙头的辽东半岛经济区的经济脊梁，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工业基础雄厚、交通运输业发达、对外开放程度高和城市化水平高、科技实力强等特点，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核心地段。根据区域点轴理论和产业分工、功能分工，努力打造连通辽宁经济南北两极和两大经济区的黄金产业通道，对于扭转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与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不强的被动分散局面，对于加快辽宁海陆联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于促进全省乃至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建设，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

2　“沈――山”经济发展轴。依托京沈高速公路和京沈铁路沿线建设“沈――山”经济发展轴，是加快辽宁及东北老工业基地，面向关内广大地区发展陆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是依据点轴理论加速推进辽宁中部城市群与辽西地区开发开放和一体化进程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加快辽宁沿海对外开放与陆路对外开放并举的重大战略举措。“沈――山”经济发展轴主要包括沈阳、盘锦、锦州、葫芦岛、朝阳和阜新6市，铁岭、抚顺2市依托沈阳中心城市融入“沈――山”经济发展轴，为“6+2”格局。2006年，6城市GDP和8城市GDP分别占全省GDP总量的46％和54％。“沈――山”经济发展轴作为连接辽宁东西两个经济区的重要通道，以及连接东北腹地与关内地区的重要通道，伴随着中国北方经济和环渤海湾经济的崛起，即将成为辽宁境内重要的黄金产业走廊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核心地段，具备明显的后发优势，应依托农业、物流、沿海、港口、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尽快实现突破。根据

区域点轴理论和产业分工、功能分工，努力打造连通辽宁经济东西两个经济区和海陆联动的黄金产业通道，对于扭转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与辽西沿海经济区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不强的被动分散局面，对于加快辽宁海陆联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于促进全省乃至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建设，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

3　辽宁沿海经济发展轴暨东北沿海经济发展轴。辽宁沿海经济轴暨东北沿海经济轴即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为强化区域分工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渤海辽东湾经济产业带”和“黄海经济产业带”，由大连、丹东、营口、锦州、盘锦、葫芦岛6个沿海市所辖的21个市区和12个沿海县市共同组成。土地面积、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占辽宁全省的1/4、1/3和近1/2，海岸线全长2296公里，易港岸线1000公里，正在启动开发建设1443公里的沿海黄金产业大道。全面推进“辽宁沿海经济轴暨东北沿海经济轴”即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对于加快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与辽西沿海经济区一体化进程，对于加快“陆上辽宁”和“海上辽宁”建设，对于促进辽宁及东北海陆联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大省和东北沿海经济区，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和战略意义，目前已经成为辽宁、东北乃至全国经济重大格局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一面”――“辽三角”沿海经济区

建设“辽三角”沿海经济区，重点是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突破。

1　规划突破“两极一廊”，即沈阳、大连南北两极和辽西沿海经济走廊，切实形成“三足鼎立”的区域发展布局。一是要整合城市功能分工、产业分工和产业布局，通过“极心突破，带动周边”，加速打造具备功能外溢和资本外溢能力的沈阳、大连南北两极区域中心城市，强势带动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和以大连为龙头的辽东半岛城市群的发展，构建辽宁中部城市群各具特色的专业化、产业化、集群化城市发展新优势，以及辽东半岛沿海产业和港口一体化发展新优势。由于目前沈阳本身还处在产业集聚和功能完善阶段，还没有达到期望的资本边际收益缩小后外溢的效应，因此应积极支持沈阳中心城市尽快做强作大，选择“培育强极带动强区”的发展模式。要通过提高区际开放程度，加快要素供求的市场化，加速政府的职能转变，使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内各城市按照集群化的发展方向，明确企业、产业的发展路径，按照错位化的发展定位。明确城市的发展路径，按照一体化的建设方向，明确市场、交通、信息、通信、金融服务、法律保障的对接方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产业和功能布局，逐步形成“核心区”+“区”组织有序、合作紧密的区域发展格局。以大连为核心的辽东半岛经济区，关键是要尽快依托大连的区位优势和大窑湾保税港区高度开放的功能优势，优化和整合产业布局、功能布局以及港口资源，全力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尽快改变港口分散经营、无序竞争、缺乏合力的局面，尽快形成具有显著涉外经济体制和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发达的沿海经济发展新格局。二是要通过“以三带二，突破西部”，即通过盘锦、锦州、葫芦岛辽西沿海经济走廊三市的加速发展和快速“隆起”，带动阜新和朝阳两市的发展，实现辽西一体化发展的新突破，使以沈阳、大连、锦州三市为节点的辽宁“三足鼎立”的区域发展格局尽快稳固、互补和均衡。

2　全力做实、做强、做挺三大经济发展轴。一是要加快推进具有良好经济基础，地处“沈――大”经济发展轴上重要节点位置的“鞍山隆起”和营口发展。二是要加快推进具有良好经济基础，地处“沈――山”经济发展轴上重要节点位置的“盘锦隆起”、“葫芦岛隆起”和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积极吸纳关内和关外双重辐射。三是要加快推进辽宁“五点一线”沿海产业带上，具有良好经济基础、发展空间和区位优势的区位节点区域的开发建设，尽快实现辽宁沿海经济发展轴暨东北沿海经济发展轴开发建设的新突破。

3　着力推进“三大开放”。即谋划突破沿海开放、关内开放和东北腹地开放，全面推进“辽三角”与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全面推进“辽三角”沿海经济区的战略崛起，为全面推进辽宁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二次振兴，营造更加有利于发展的良好开放环境。

三、创建深度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海陆联动区域发展格局建设的新引擎――“内陆保税港区”

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布局情况来看，选择在具有明显区位功能优势、空间发展优势和体制机制优势的沈北新区境内创建东北“内陆保税港区”，具备承接辽宁暨东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功能，辐射东北老工业基地内陆腹地，实现东北地区海陆联动的综合战略优势，有利于打造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引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借鉴国内外通行做法，在沈北新区建立内陆港，并将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政策全部置人，开展港口作业、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转口贸易、出口加工、商品展示等业务，实现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等政策叠加效应在陆路腹地的探索、应用和放大。充分发挥沈北新区的区位优势，以虎石台火车站为核心区域，重点建设东北(沈阳)国际陆港、东北(沈阳)国际陆港保税区、东北(沈阳)国际陆港保税物流园区和东北(沈阳)国际陆港出口加工区，打造东北(沈阳)国际陆路商贸物流中心和出口加工基地，加强与大连港、营口港、锦州港等省内主要港口以及省外国外主要港口的经贸合作，形成海陆联动、辐射和带动东北亚腹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陆路平台。

第9篇：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贸易术语；内外贸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20-0018-03

为了提高市场透明度、充分利用市场资源，我国在加入WTO组织之初，提出了“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这既是一项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是自那时以来的一个基本国策。内外贸一体化是系统工程，它包括市场主体、政体、流通、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尽管在政体上形成一体化机制已经十年有余，但是，目前一体化的市场机制很不成熟，高职商贸教育领域的一体化建设基本没有动作，直接为企业培养第一线技能型人才的商贸专业群亟待建立。

一、高职商科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高职商科类教育体系与市场需求不对接

高职商贸专业体系的构成主要受本科教育专业设置影响，与企业人才需求相去甚远。在我国高等商科类教育专业设置体系中，一直受到内外贸条块分割的影响，商贸类学生所学知识过于偏向于某一方面。如学习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英语等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却有不少并不从事对外贸易工作。在国内贸易处于粗放经营、不讲究操作规范的大环境下，所掌握的知识技能无用武之地，造成教学资源的严重浪费。反之，有些专业学科过于偏重内贸，如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工商管理等专业，其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许有外贸机会，却不懂国际贸易运作方式，不会运用外贸知识和国际惯例来规范货物贸易行为。因此，高职商科类专业院校只要将内外贸一体化作为今后商科类学生的培养方向，就必须打破原有教育体系的设置，将貌似分属完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专业有机合并，开设贴切社会、引领企业发展的专业和专业群。

（二）高职商科类教育观念与时代使命不对接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大环境下，国内理论界在内外贸一体化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如“国际贸易国内化”[1]和“国内贸易国际化”[2]，在理论上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依据，但是教育领域在内外贸一体化方面的改革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人们的认识和观念还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深化的需要。至今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仍是将内外贸专业完全分开，既达不到本科专业要求的“专”，也适应不了社会、企业需求的“泛”。

（三）高职商科类教学内容与企业需求不对接

在高职教育领域，内外贸一体化教学内容的改革首先决定于教育工作者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其次才谈得上将这种需求系统植入到日常教学中。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需要到市场上去锤炼，从市场的蛛丝马迹中学会见微知著，市场一个偶然的细微变化，可能隐藏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早在1998年，企业界根据改革开放后我国煤炭市场出现的多种交易方式，借鉴有关贸易的国际惯例，将国内最基本的煤炭交易用三种术语（KMC、MMC、JMC）进行规范，以期减少隐形成本支出，提高交易效率[3]，这是我国最早自觉运用国际贸易思想形成的国内贸易方式。到2003年，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在教育领域提出在国内贸易中应用贸易术语的问题[4]。

论及企业对贸易术语在国内市场的运用是完全陌生的并不符合事实。1986年我国第一次从美国全套引进了市场营销学作为大学教材[5]。在此路径依赖下，我国大学教材中夹杂着美式贸易术语FOB（Free On Board，船上交货）在定价策略中的运用。期间，因为这些术语的内容已与现代世界商业实践活动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其方式与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主导的贸易术语格格不入[6]，美国政府在2003年修改了《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删除了美国对价格术语解释的有关条款。在美国贸易界专家的眼里，美式贸易术语不便于国际交往，带来很多弊端，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更熟悉国际贸易术语，要求用“FCA”（Free Carrier，货交承运人）取代“FOB”[7]。在货物贸易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手续已不那么重要的背景下，ICC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再次修订，形成Incoterms 2010版，明确国际贸易术语适用于国际、国内销售合同。至此美式贸易术语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必然。遗憾的是，在我国绝大多数营销教科书中至今还在错误和片面地使用美国FOB这一废除了的概念，对经过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执行的其他各类贸易术语更是鲜有所知，造成企业对贸易术语的真正含义和作用的曲解。

二、高职商科专业群建设的目标和思路

将国际商业社会的最新成果引入到高等职业教育商贸专业教学改革领域，形成内外贸一体的、彼此各有侧重的专业群，使高职教育各商贸专业由“单打独斗”、“条块分割”转向“有机联系”、“内外贸一体化”，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专业群的建设目标

在国内以往关于“内外贸一体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高职教育特点，拟着重在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培训的层面上提出教学改革措施，借助ICC最新推出的Incoterms 2010版，推进高职院校商贸类专业在发展定位、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

1.专业群理论知识核心目标

一直以来“贸易术语”被认为是对外贸易的“专利”，国内贸易除了前述市场营销定价策略中提到外，基本被弃之不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指出“国内贸易是对外贸易的基础”[8]，清楚地昭示国内外贸易具有相同的机制。贸易术语是对外贸易不可或缺的法宝，它界定了买卖双方之间在价格形成上的完整利益链，不但为外贸所用，也完全可以运用于对内贸易。因此在为国内货物贸易领域培养人才的教学中，将“贸易术语”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开展专业和专业群建设，让商贸专业学生更快更好地熟悉和掌握内外贸一体化知识，形成商贸专业群中的一种共同语言，借此建立各专业彼此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

2.专业群技能实践目标

在商贸专业率先打破条块分割，从教育体系和组织机制的创新入手，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培养年轻教师具有内外贸一体化战略眼光，倡导在高职教育商贸专业之间自觉建立相关知识点，以点带面推广内外贸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使新一代学生淡化“国际”、“国内”货物贸易的概念，成为承接经济转型和和谐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同时，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广泛收集企业货物贸易过程中的实际案例，用最新的国际贸易惯例对企业营销人员进行培训，规范从业人员的贸易行为。一体化理念和技能可以贯穿于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商务英语、金融服务管理、会计等专业教学中，创出高职教育不同专业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相互依托的品牌特色，形成大商贸一体化的集群效应。

3.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用目标预计

由于使用贸易术语，很多贸易类纠纷将得到遏制，货物交易同类型的错误将不再发生或尽可能少发生。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只有在看到运用贸易术语带来的实惠的前提下，才会产生自觉行为，提出用人的新需求，反过来促进教学内容改革和教育水平提高，形成真实意义上的校企合作的良性循坏互动机制。

（二）专业群的建设思路

为了实现高职教学目标，一方面要破旧立新，厘清贸易术语在国内货物贸易别是在营销领域被片面化、碎片化的误解，还其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要从企业最关切的价格条件入手开展研究，让企业愿意用、主动用贸易术语，形成对教育改革的倒逼机制。在教育领域，由于贸易术语引入到国内交货市场，可以衍生出新的边缘专业，对教育改革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因此，开展国内货物贸易运用贸易术语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是专业群建设的当务之急。

要将Incoterms 2010运用于国内货物贸易，特别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商贸英语、会计金融等专业的教学体系，使商贸类专业培养的学生既具备国际化视野，又具有实际动手技能。专业群建设中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市场机制的调配下，打破对生产力发展不利的旧教育模式，引入国际最新商业化成果，在推动市场内外贸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起符合企业用人需要的综合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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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Group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de

ZHAI Jiang-nan， WANG Yi-ren， LI Li-sha， ZENG Ling

（Hu’nan Network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00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