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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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范文

城乡一体化是新一轮改革的主导倾向

曹钢（陕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新一轮改革的主导倾向是城乡一体化，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的精神，城乡一体化是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重要路径。

二、一体化的远景目标就是要在未来使农村“化”到城市中去，是城镇化的新路径。传统城市化模式是工业化早期的模式，使城乡对立加大，形成严格的分工格局，以税收去保护农民，实质是城市破坏农村，瓦解农村；新的城镇化路径，是农村转变为城市的过程，适合中国的国情，避免了传统城市化的弊端。当前，我们有四个层次的任务需要关注：强调一体化，加强城乡联系，构建城乡市场体系，形成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环境，提高生产能力，完善农村基本公共设施，缩小城乡差距；通过加快发展步伐，使部分农村非农化就业人口生活水平、幸福指数达到准城市化水平；一体化通过产业集聚、经济集中，部分农村直接转变为城市，超越新农村，进入城镇化。

三、一体化含有城镇化要求，新农村建设应该从城镇化的远景去把握。在理念上应该坚持统筹，实现对接；在发展方式上应该积极转变，破除小农经济，实现农业产业化、产业非农化、生产标准化，实现自我变革；在体制机制上建立长效机制；在管理上实施抓大带小、抓大化小，实现要素集中，生态优化。

短时间内城镇化不对也不允许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城乡一体化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核心；农村土地股份公司之类的设想是错误的，其实质是资金下乡掠夺农民；农业发展要有保障，土地入股、“股份田”有创新性，西部城镇化路径不能和发达地区相比较；城乡统筹，公共财产应该扮演主力；新农村建设终归还是在农村，短时间内城镇化不对也为客观条件所不允许。

土地流转能促使农民工有序进入城市

张宝通（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农村第一轮改革即土地在解决吃饭问题上非常成功，但是现行制度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民工成了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工支持了中国的崛起，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和三农问题促使了新一轮改革；应城乡统筹进行改革，否则没有出路，光在农村解决问题，仅在农村搞改革是不可能的；工业化、城市化不可逆转，土地流转能促使农民工有序进入城市，有利于土地集中化、规模化经营。

土地流转应该给农民足够的补偿

罗久序（陕西省农经学会会长、原陕西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城乡差别拉大，盲目圈占土地导致“三无农民”增加，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应该保证农民在农村有一份土地，至少能保证农民拥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流转应该在健全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应该给农民足够的补偿；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就业岗位减少，应鼓励农民就地创业，带动一方致富。

新一轮改革的挑战和必须抓好的工作

史志诚（原陕西省农业厅厅长）：

一、新一轮农村改革将面临五个挑战：

――农业资源匮乏约束未来农业的发展。一是耕地，全国耕地面积人均1.2亩，为全球平均水平1/3,陕西耕地面积人均1.4亩。二是水资源，全国水资源总量2.8万亿立方米，人均总量2700立方米，只有全世界人均水平的1/4。陕西水资源总量445亿立方米，人均128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均值的1/8，全国均值的一半，目前年缺水23亿立方米。由于地表水、地下水开发利用率高，陕西将面临严重缺水。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从全国来看，1997到2002年6年间农民收入增长未超过5%，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大关而农村人均收入3587元，收入比3.27∶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40%是实物，再扣除生产性开支，城市人口的隐形福利和补贴等因素，专家估计收入比为6∶1。陕西200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0763元，列全国第26位，西部第8位，比全国城镇人均收入低3023元。农村人均纯收入2645元，列全国第28位，西部第9位，比全国农村人均收入低1495元。

――农民收入结构中，农民难以从农业中获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全国1995到2000年间农民家庭收入比重从71.4%下降为53.8%，而工资性收入占比重由22.4%增加到38.3%，一方面表明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反映了农业危机。

――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与机遇并存。2005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达2450.31亿元，是1978年的16倍，但农业支出占财政的比重仅为7.22%，比1978年的比重13.43%还低。

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陕西省农业的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金融危机对陕西省的影响逐步扩大，2009年省农业、农村发展将迎来极为困难的一年，农业发展将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根据2008年10月份的数据，国际市场上，小麦、玉米、大米等农产品价格与9月份相比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我国市场上，浙西农产品的价格也在不同程度下降。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国内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农业的比较效益将会随着农产品价格下降，逐步走低，由此可能出现新一轮农产品卖难问题，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农村就业和增收局面趋于严峻，农民工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目前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5%到7%提前返乡，而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率将在保持多年高增长的局面下出现拐点，呈下降趋势。而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于非农业务工增收，因此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的不利状况将给2009年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三是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以奶粉事件为例，农产品质量问题不仅损害人民健康，还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国家声誉受到极大损伤。

二、新一轮改革当前应该抓好四项工作：

30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我们距离农业现代化还很远。今后仍然面临改革，而且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更大，更需要勇气和智慧。

――改革的动力依然在农村，成败在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教育。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针对90%文盲在农村，一半文盲在西部的现实，要在全国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比2007年增加395亿元。2006年到2010年中央财政将安排100亿元实施农村初中学校的改造。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和目标是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从调研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对农村改革精神没有领会，对农村基本情况不甚了解，是相当可怕的，抓好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和省、市、县农业工作人员的培训至关重要。

――农村改革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关键是确权发证。深入学习和宣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正确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的研究。当前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土地（包括耕地承包、集体林地承包和集体草地承包）的确权发证工作；二是建立中介组织。基层确权发证基本没有实行，农民容易被欺骗，合法权益也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在完善集体耕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我省集体林地和集体草地的承包，是进一步解放整个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必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解决当前林木产权不明晰，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林木不变现，流转、流通不畅，造林、育林、护林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根本措施。

――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应当是食品的自供应安全，首要问题仍然是粮食问题。新农村建设中的难点依然是如何保证农产品供给数量上的安全，同时实现农民收入的显著增长。保护和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新技术开发和促进农民的就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陕西要实施五年增产粮食30亿斤计划，力争粮食总产稳定在260亿斤以上，人均350公斤，确保粮食安全。目前，应该抓紧制定具体方案和实施办法。

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陕西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急需筹建“陕西省现代农业科学研究院”，解决发展现代农业中良种培育、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推广等薄弱问题。

――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民为经济主体的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广大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基础上对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是新阶段党和政府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抓手，为国家直接扶持农民找到了全新的载体，提供了崭新的渠道。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方面是解决农民难以从农业中获益、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解决农业企业与农户互动利益机制薄弱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

在“一村一品”和农业专业化生产搞得好的地方，加快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各地的经验表明，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使农民收入增加20%。

促进粮食生产维护粮食安全

卓然（陕西省农业发展银行行长）：一、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粮食生产与消费需求的变化加剧了供需矛盾；城乡居民生活对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加；政府宏观调控粮食市场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农民种粮积极性仍然有待提高。二、对策：落实粮食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各级地方政府要把粮食安全和生产放到突出位置，认真落实支农惠农政策，促进粮食增产增收，增强政治敏锐性，切实履行好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职能，在保证粮食安全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地区发展做好安全稳定的基础，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生产，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益；支持地方粮食储备管理体系建设，增强政府调控能力，进一步完善以省级粮食储备为主的粮食储备管理体系；完善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加快粮食市场建设，各级政府要完善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支持和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粮食企业发展，培育粮食市场主体，加强粮食市场监管，建立粮食市场紧急情况应急处置预案，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不法商贩要严厉打击，维护粮食市场的稳定。

（此为书面发言）

长安“股份田”的启示

张宝贵（西安市长安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调研员）：一、长安“股份田”的实质有两点：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农业要适度规模经营，13年前的观点与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谋而合；二、“股份田”的核心是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在“股份田”的模式中，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并参与劳动经营，收益为土地股金和劳动者报酬；投资者以资金入股进行管理，收益为经营利润和管理者报酬；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参与管理，收益为技术服务指导费。三者连为一体，共担风险，利益均沾，为解决农业发展技术、资金和规模经营，提供了重要思路。三、长安“股份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长安农民的伟大创举，是长安农民对深化农业改革的有益探索，是长安农民对深化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四、“股份田”源于陕西，却大规模盛行于江浙、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值得深思。

《决定》将促进一系列改革

霍学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教授）：按照中央《决定》精神，将会促进中国一系列改革，改革中将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将会加大国民收入初分配的调整，并且会向农民倾斜；资源配置将会大幅调整并向“三农”倾斜。

让农民获得和市民同等的发展权利

郑梦熊（陕西省委研究室副巡视员）：农民收入在增加，但是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农村目前已到了不改革不发展的阶段，核心是让农民获得和市民同等的发展权利。

不要“用合法的方式剥夺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

蒋智能（西安市碑林区古迹岭社区主任、省人大常委）：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确权问题，只有当农民的土地神圣不可侵犯才能谈，否则就不能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的困境是，土地产权并不明晰，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很多的土地纠纷问题在情理上明明是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失，可是在法理上农民却并不占理。因此，当前大量的损害农民的土地征用是“用合法的方式剥夺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土地资本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而农民却贫困依旧。因此，如果不因地制宜进一步在法律的高度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最终受益者只能是政府和拥有资本的企业家。

农民的期盼

刘志民（蓝田县林业局党委书记）：强烈呼唤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希望废除户籍制度，实行一证制；呼唤加强领导和农民的交流；急盼加大对农村的投资。

相信城乡差别会因农民的勤劳致富而缩小

赵建平（西安市碑林区何家村主任、书记）：今天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我很激动。作为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我认为新一轮改革是新的时期极为关键的改革，改变依靠出让土地来收益的现状，相信城乡差别会因农民的勤劳致富而缩小，同时建议：国家应制定相应法规，防止新一轮圈地运动出现，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是关键。

农业产业化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王军旗（西安市军源畜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农业产业化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能使农民真正得利。实行产加销一体化，使农民不仅获得生产环节的效益，而且能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从而使农民富裕起来。实行农业产业化还会使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转化为商品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农产品的生产与市场流通有效地结合起来，以“龙头”企业来内联千家万户，外联两个市场，从而引导、带动、辐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并且建设一批主导产品、“龙头企业”、服务组织、商品基地。而中小企业提供了中国最多的就业岗位，发展中小企业对增加农民就业、建设新农村具有积极的意义。

希望从根本上确认农民的土地产权

第2篇：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范文

    [论文摘 要]主要论述了农村土地资源资产收益分配的合理性与局限性。首先从有利于引进产业资本,加快城市化、现代化发展;有利于增加对国际产业资本的吸引力;有利于增加国家积累三个方面论述了其合理性。然后根据新的经济发展环境,指出了现行土地资源资产收益分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没有真正反映土地的价格;造成社会不稳定;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三个方面。

    现行农村土地资源资产收益分配格局主要体现在收益主体之间地位不平等,农民普遍居于劣势地位;分配方式“计划”色彩浓厚,价格调节机制发挥不充分;分配格局具有很强的“刚性”三个方面。这一格局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以及建立和谐社会观念的普及,其消极因素越来越明显,对其改革的呼声也将越来越高。

    一、农村土地资源资产收益的合理性

    现行的农村土地资源资产收益分配格局有其存在的逻辑必然性,对我国经济发展起过较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实行现代化、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有利于引进产业资本,加快城市化、现代化发展

    产业资本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一种稀缺资源。对产业资本的引进、利用、培养的效果将直接影响相关国家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上述农村土地资源资产收益分配政策在客观上是“以土地换发展”。通过降低土地价格,降低产业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有利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提高我国工业装备技术水平、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进而有效的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二)有利于增加对国际产业资本的吸引力

    国际产业资本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阶段新一轮的国际间的产业转移方兴未艾,这对于我国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期。我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吸引了超过 5000 亿美元的国际产业资本,而且每年吸引的外资还在以两位数增长,形势十分喜人。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现阶段的国际竞争加剧。东南亚国家、南亚印度等周边国家与中国就吸引国际产业资本展开竞争;南美地区经济开始复苏,依靠其丰富的资源优势,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与西方的传统关系,其对国际产业资本的吸引力也不容小视。我国应该进一步的发挥自己的优势,降低投资成本,包括土地成本,有利于更好的吸引外资,为我国经济更上一层楼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有利于增加国家积累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工业化发展的艰巨的任务。我国现阶段虽然已经发展到了工业化的中期,按照理论不应由农业来承担国家积累,但由于我国的特殊性,现阶段还需要农业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首先,占我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经济实力还比较脆弱,农业作为国家积累的主要来源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工业化水平,增加国家积累起到积极的作用 。另外,这一分配体系有利于把土地由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用地,从而有利于农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以英国“圈地运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转移过程相比,现阶段的这一转移过程相对痛苦还是最小的。这一过程是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强有力的支撑。

    二、农村土地资源资产收益的局限性

    上面简要的论述了这一分配格局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但是其局限性、负面影响还是十分明显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弊端将越来越突出,下面我们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没有真正反映土地的价格

    在中国农村,土地不仅仅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而存在,其在农民的眼里是其抵御风险的主要屏障。在社会剧烈动荡的转型时期,土地作为农民社会保障这一功能显得更加明显,其对农村所起的稳定作用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也就是说土地这一资源在中国农村社会发挥的作用有极强的正的外部性,在进行农地转让时,就应该而且必须把这一外部性内部化,应包含在土地交易价格里面,这样才能比较真实的反映出土地的“价钱” 。

    (二)造成社会不稳定

    土地资源资产收益分配造成社会不稳定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引起的。首先是收益分配中对农民补偿不足,农民为了获得适当的收入不惜采用不恰当的方式,比如阻挠土地流转的正常进行,集体上访,甚至发生斗殴事件,对当地的社会稳定造成很坏的影响,而且往往还极大的损害当地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埋下许多社会隐患;土地流转发生后,由于补偿农民过少,而且又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助机制,使其生活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生存,有些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其次是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造成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由于种地挣钱很少甚至赔钱。在农民看来,土地不是资产而是负债。由于土地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其在抛荒土地的同时又尽最大努力保护其对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就造成农民不种地,但同时对土地流转不积极,据国务院农研中心对1.3万户农户所作的调查,即使对粮食收入仅占家庭收入20%以下的3366户的调查结果,愿意转让土地的也只占4.5%。[1]另外由于农用土地与非农用地之间收益的巨大差距,地方政府依据自身利益考量具有转变土地用途的冲动,而现阶段农村土地制度又给了地方政府低成本获取土地的便利条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成为向土地市场提供过多土地的主要推动者,从全国各地兴建的过多的高尔夫球场、人造景观,大量闲置的开发区等,就知道这种动力有多强。由于农村土地资源资产收益分配格局是向产业资本倾斜的,他们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有充分的理由推动农地向非农用地转化。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游说政府。

    (三)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我国走的工业化道路是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走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一发展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就是经济资源必须是可持续利用的。特别是像土地这种稀缺且很难再生的资源。在现行的利益分配格局下,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现任政府用下任政府的土地,现代人用下代人的土地,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的浪费。有资料显示,城市存量土地大量闲置的情况下,大量的耕地仍然转为非农用地。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在农地市场结构方面国家逐步退出直接的市场交易过程,变市场交易主体为市场监管主体。其中的关键是国家角色的转换。当然,在土地市场上国家行为的转变将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应该本着循序渐进,积极创造条件的精神逐步推进。

    调整和完善土地分配格局,从根本上说应该从完善农地产权制度方面入手,我国学者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依照张吉清同志的归纳,我国学者大致从“完善土地经营权的改革思路。该思路主张将完善农户土地经营权作为改革的重点。”[2];“再造土地制度的改革思路。主张重新构建土地制度。”[3];“变革土地集体所有权实现形式的思路。‘土地股份制’是其典型代表。”[4]三个方面提出改革思路。这些思路都有其合理性,都从某种程度上抓住了产权制度某个方面的弊端。农地产权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特别是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应该慎重。

    参考文献

第3篇：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范文

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以《新成都路径》为总标题，刊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土地制度改革综合课题组对成都经验的调研和总结，提供了系统的观察和思考。报告认为，成都在城乡统筹实践中，探索到一条全面改革城乡二元结构、重建城乡一体的财产权利与公民权利体系的新路。在土地制度层面，经“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以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可以平稳实现对现行体制的突破。

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不单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而且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以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多方面都有重要突破。

概括地说，成都的试验展示了一幅土地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在农地确权的基础上，以土地指标交易带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加大集体土地流转，推动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促进城市化。

挂钩与转型

为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减少农村建设用地闲置，国土资源部于2004年出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鼓励地方把农村利用不充分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再把由此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城镇建设。由于贯彻得力，成都成为国土部批准的全国首批土地挂钩项目试点地区之一。此后，成都进一步将挂钩项目与旨在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土地整理项目整合起来，在全域范围开展国土综合整治，使建设用地的置换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截至目前，成都已完成挂钩项目35个，正在实施120个，累计投入达200亿元，新建居民聚居点536个，促进6.8万户、21.7万人集中居住。其中，挂钩项目还为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筹集了88亿元资金，大大加快了灾后重建的进度。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在实施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时，逐步扩大挂钩半径，从最初限于一个行政村的范围，逐步扩展为跨村、跨镇乃至跨县的建设用地置换。挂钩指标的置换价格也从最初的每亩7万元，逐步上升到10万元、15万元，最高达到近30万元。经验表明，扩大挂钩半径可以实现在耕地总量不减少、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实现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增大以城补乡的资金量，提高农村新区建设与农户安置水平，特别是提供较高标准的农村社会保障。同时，帮助农村和农民以更高的比例、更多样的选择来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

虽然增减挂钩是一项国土政策，但其实际的贯彻与实施，却涉及农村拆旧、建新两类社区的重建，以及城乡关系的多方面调整，因而具有广泛的经济、社会内容。这样综合性很强的政策，不可能靠单部门推进，更不能由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在权责不明晰、协同性薄弱的情况下切实推进。成都的做法是在城乡统筹实践中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2008年，成都市专门成立了“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代表市委市政府协调整合国土、农业、建设和规划等相关部门的工作。这为政府各部门在城乡统筹实践中明晰分工、确立权责、加强协同服务，提供了保障。成都还逐步以农户和农民集体取代基层政府和部门作为项目申报和实施的主体，在规划先行的基础上，通过公开招标，引入社会资金进行项目运作，由农民和社会投资方自主协商确定各方权益分配。政府从挂钩项目的直接组织者，逐步转向监管者和服务者，提供立项审批、工程验收、质量监管以及纠纷协调等服务。这更好地保障了农民和社会资金各方利益，也使政府从财政垫支、项目运作等事务中抽身，专注于提供市场运作所需的配套服务。

成都的经验说明，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是单一的经济改革。它涉及政府在城乡统筹中地位和角色的根本性变化，涉及政府从直接控制资源、亲自实施项目的“投资公司式的政府”，转向承担规划、第三方监管等公共功能的服务型政府。这势必牵动利益的调整、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及机构、职能和官员作风的转变，因而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具有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内涵。

“蛟龙模式”

根据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凡涉及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须由政府先把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完成一级开发后，再按用地类型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一次性出让较长年期的使用权。相应地，用地方也需要一次性付清地价款。这对于资金紧张的中小企业构成了极难跨越的发展门槛。而对于被占地的农民而言，也难以分享未来的土地增值。

成都蛟龙工业港的做法是：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基础上，筹资建造厂房提供给中小企业。这种直接利用集体建设用地的模式，降低了中小企业用地的门槛。截至2008年，总占地5平方公里的蛟龙工业港，已发展为500家中小企业入驻、带动就业10万人、年创造GDP过10亿元、缴税1.5亿元以上的大型民营工业园区。

在“蛟龙模式”中，工业园区与农户和村组的土地关系，与政府征地模式截然不同。第一，保持土地性质不变，不改变农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第二，当地农民可以永久分享工业化带来的土地收益增加，按变动的市场租金提高农民收益。当地农户虽然不再自己使用土地，但有长期分享土地转让收益的保障，等于为当地农民保留了土地发展权。

但是，在集体土地上兴办规模如此巨大的工业园区从无先例，加之现有土地制度对于集体经营性用地权利的承认、规范和保障远不明确，蛟龙工业港也面临政策法规方面的风险。

成都市政府的处理办法是，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政策的框架内，主动根据实际情况调规，把蛟龙工业港纳入土地、产业和城市建设发展规划，承认其合法地位。这就显著降低了农户、农民集体、园区创办公司与入园中小企业等各方的风险。

由此，成都探索出一条通过集体土地流转发展工业园区、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路。

首创联建政策

汶川地震后，受灾民众住房重建成为当务之急，巨大的重建资金单靠政府难以负担。成都正视基层已出现的自发流转，通过规范引导，及时出台了“联建”政策，即合法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与有意的社会投资方缔约，在确保先为灾损农户修建住房的前提下，允许投资方在集体建设用地上，从事符合规划的投资、建设和经营活动，并获得颁证确权。

“联建”政策大大推动了成都灾后重建。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四个重灾县市区共有联建项目1500余项，涉及农户3000余户，流转建设用地1000多亩，引入社会资金量高达数十亿元。仅在最早试行联建政策的都江堰市大观镇茶坪村，联建项目引入的社会资金就超过1亿元。联建引入的社会资金大大缓解了灾后重建的压力，也改善了农村的居住环境，还通过集体建设用地的经营性流转，为乡村旅游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开拓了一条农户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建设灾后新农村的通道。

事实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发流转是普遍存在的。对此，简单粗暴的否认和强行禁止，除了搭上政府的威信，不可能收到普遍的效果。成都的做法是在坚持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保障农户自住需要的基本前提下，承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权利，鼓励城乡居民联合建设、共同发展。这种积极稳健、尊重基层实践和经济逻辑的做法值得肯定。它不仅体现了“堵不如疏”的智慧，而且也抑制了屡禁不止的违规行为。

成都联建政策积累的经验，对于解决全国不少地方存在的类似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首创集体建设用地“招、拍、挂”

2008年10月，成都锦江区用出让国有土地的方式，挂牌出让两宗集体建设用地。这两宗使用期40年的商用土地，以每亩80万元价格，由一家民营公司竞得，并获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这是自1987年中国法律允许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以来，首次经由公开竞价实现的集体建设用地转让。此后，锦江又进行了数次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出让，价格也从每亩80万元增加到130万元、160万元，直到突破200万元。

锦江区集体建设用地的出让方是“农锦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由多个拥有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合股组成。这样，农民及村组就以农锦公司股东的身份，按公司章程规定，分享土地出让收益。“锦江模式”便于规模化集中建设用地，实现土地级差收益最大化，同时使收益分配相对均衡，更易为农民接受。成都锦江区公开出让的集体土地，尚不具备抵押融资等权能，其价格仍然低于周围同类国有土地地价的30%~50%。随后，成都市拟定方案，让进入市场的集体建设用地获得抵押功能。

成都的农户和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已逐步成为主动、平等的出让方，而不再被动接受国家征地。这是 “锦江模式”最有价值的历史意义。

搭建土地交易平台

为了保障集体建设用地在更大范围内规范流转，成都市搭建了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2008年10月13日，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依托原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成立，成为全国首家农村产权综合性市场平台。2010年7月7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市房管局、市林业园林局、市农委下属机构分别按50%、25%、12.5%和12.5%的比例出资，按有限责任公司法律架构，成立了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对外挂牌“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借助产权交易所，进一步探索和发展土地指标的市场化交易。

在全域国土综合整治的背景下，农户搬迁补偿、社会资本进入、指标落地利用等各方利益的平衡，需要更灵活、便利的交易和定价机制。成都的思路是：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所搭建土地指标交易平台，把挂钩涉及的拆旧、建新两阶段分开处理，取消对指标出让方和受让方的事先行政配对，将拆旧产生的用地权利高度抽象为标准的土地指标，通过“招、拍、挂”公开竞价，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指标价格，以此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国土综合整治。在此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逐步退出土地整治运作，转变为向土地整治和指标交易提供公共服务。截至目前，成都通过市场交易平台，共流转26216.8亩建设用地指标和10000亩耕地占补平衡指标，成交金额总计40.2895亿元。

2010年8月12日，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还以土地整治项目预计可节约的土地指标为投资标的，举办了“蒲江县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挂牌融资交易会”，为49109.1亩的农村土地整治项目融得投资1.246亿元，所节约的土地指标则用于城市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通过建立规范可靠的交易平台，成都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正逐步形成。

概括起来，成都经验的要点在于，逐步松动征地制度，收缩以行政方式配置土地资源的范围，转而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而探索出一条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可行路径。

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也表明，从增加现存征地制度的弹性入手，逐步提高农民分享城市化收益，扩大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可以稳步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制度改革战略，在推进城市化与保护农民利益之间找到现实的平衡点。

对于成都的这场改革，一直关注成都综改的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试验区”为全社会提供的具有时代特色、意义重大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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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范文

一、三市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做法

（一）注重规划引领

三市十分注重编制城乡总体规划，通过规划指导，促进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协调。苏州市按照城乡一体化全覆盖的要求，推动工业、农业、居住、生态、水系等重大专项规划实现城乡对接，全市初步形成以苏州市区中心区中心城市为核心，5个县级卫星城市为枢纽、10多个中心镇为基础，以及1200个农村新型社区的四级城镇规划体系，23个先导区初步形成城镇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生态建设规划“四规融合”的规划体系。嘉兴市以“大嘉兴”理念全力推进“1+X”村镇规划布局，并将“1”和“X”作为“1640”现代化网络型大城市基础性节点来培育。2011年，按照“1640”网络型大城市发展要求和功能定位，强化“1+X”镇村规划布局与“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市域总体规划和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的有机衔接，进一步优化完善，基本形成了“44+309”的现代新市镇和城乡一体新社区布局。杭州市坚持“城乡一张图、全市一盘棋”，完善城乡区域规划体系，着力培育5个中等城市、以中心镇为基础培育20个小城市、以规模较大的行政村为基础培育200个左右中心村。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

三市把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水平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苏州市一直把“富民强村”、增加农民的收入作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现代农业“生产、生活、生态、生物”的基本功能定位，创新农业发展载体，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化、合作化、农场化”建设，全市建成万亩以上现代农业园区23个，千亩以上现代农业园区78个，高效农业面积199万亩，设施农业面积40万亩，建设国家、省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143家，年销售总额1600亿元。嘉兴市一方面注重加强城镇工业、商业功能区建设，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生态高效都市型现代农业。杭州市通过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积极培育新型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通过打造风情小镇、美丽乡村精品村、现代农业综合园区等平台，注重从经营农业到经营村庄的转换，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农业旅游等农村新的经济业态。

（三）统筹城乡土地利用

推进城乡土地制度创新是三市城乡良性发展的关键。苏州市推动土地“三集中”，努力促进工业企业向规划区集中，因地制宜，推进“退二进三”、“腾笼换鸟”；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鼓励农户间规范自由流转，推动土地股份合作社建设，发展规模现代农业；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换房进城进镇，或就地集中居住。实行“三置换”，集体资产所有权、分配权置换社区股份合作社股权；土地承包权、经营权通过征地置换基本社会保障或入股换股权；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城镇住房，或者直接进行货币化置换。通过置换机制，建立土地资源增值收益共享效益，实现“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最终保障了农民的长期收益。近年来，通过“三集中”、“三置换”，苏州全市可置换出发展用地70多万亩，存量土地挖潜将会为转型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嘉兴市着力开展了“两分两换”工作，按照“土地节约集约有增量，农民安居乐业有保障”的总体要求，将“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承包地换股、换租、换保障，推进集约经营，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换生活方式”。通过“两分两换”改革试点，目前嘉兴市土地节约集约效果明显，以姚庄镇为例，公寓房安置可使户均节约土地0.8—0.86亩，节约率达到了74.2%；杭州市根据规划目标明确小城市、中心镇、中心村的建设用地范围，制订人均用地标准，提高土地利用率。坚持“盘活存量土地”原则，加大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力度，推动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探索土地承包权入股参与城镇建设项目的新路子。

（四）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建设

三市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苏州市立足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加强了农村教育、卫生、人口、文化、体育等方面社会事业的建设提升。2012年，苏州在城乡低保已完全实现城乡并轨的基础上，实现了城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乡并轨。嘉兴市在加快推进“两分两换”的同时，联动推进就业、社会保障、户籍制度、新居民管理、涉农体制、村镇建设、金融体系、公共服务、规划统筹九项改革，加强城乡发展的综合配套与良性互动。嘉兴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从制度层面构建了“全民社保”体系，2007年，市政府印发了《嘉兴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把城乡居民全部纳入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实现了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到2011年底，全市共有211.25万城乡居民参加合作医疗保险，其中参保农民数154.90万人，参保率98.77%；人均筹资标准达到416元，其中各级政府补助240元，统筹区域政策范围内住院补偿率64.32%。杭州市按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统筹城乡管理和社会治理，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品质生活和现代文明。

二、三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启示

（一）思想解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先导

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工作的力度。三市都始终运用好解放思想这个制胜法宝，为改革创新营造宽松的环境。苏州市在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生态环保、群众利益保护等方面划定底线，支持区、县在底线之上探索、实验；对基层在底线原则之上的改革创新不定调、不干预、不设障、不打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苏州紧紧抓住农村改革的机遇，跨出了经济社会发展“农转工”、“内转外”、“量转质”三大步，创造了“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三大法宝，实现了乡镇企业、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发展三大跨越。嘉兴市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全国率先组建农村经济组织联合会，在全省率先建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同时，鼓励各镇因地制宜，大胆改革、多模式推进，形成了“七星模式”、“姚庄模式”、“大桥模式”等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试点格局。统筹城乡发展是前无古人、造福人民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成熟先例可借鉴，可以说，如果没有敢为人先、敢闯敢试、敢破敢立、大胆探索的精神，三市统筹城乡发展不可能取得如此好的成效。

（二）体制创新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

统筹城乡发展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三市都十分注意体制机制创新。苏州在村镇规划布局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和产权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就业改革、农村新社区管理服务等方面，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改革的整体效应明显。实施“三置换”，促进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股份市场化，走出一条富民强村之路。嘉兴创新实施以“两分两换”推进“两新”工程（推进现代新市镇和城乡一体新社区建设）的同时，坚持“十改联动”，包括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户籍制度、新居民服务、涉农管理、村镇建设、金融体系、公共服务、区域统筹等，着力把嘉兴建设成为体制机制较活、统筹水平较高、带动作用较强的统筹城乡发展先行区。杭州市围绕区县（市）协作、产业发展、中心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土地综合整治、“三江两岸”生态景观保护与建设、农村文化建设七项重点工作，细化和出台了41个配套的政策性文件，在财政体制、盘活建设用地、培育新型产业、强化区县合作等方面做了大胆探索。可以说，体制机制创新为三市城乡统筹发展赢得了广阔的空间，加快了三市城乡一体的步伐。

（三）维护农民利益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统筹城乡发展中，三市都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增强全体市民的主人翁意识，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如苏州、杭州市通过媒体发动群众献言、献策，向全市人民征集意见和建议。一些政策的出台、城市建设规划的实施等，也首先征求群众的意见。这一系列活动使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工作深入人心，提高了全市干部群众参与改革、发展的积极性。嘉兴市在发展农村经济中注意依靠群众，始终让农民唱主角。七星镇在“两分两换”过程中坚持农民自愿，自我选择，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利益。七星镇江南新家园社区农民集中住居，集中管理，通过“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和社情民意“双听”互动会制度等相关工作，不断提升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一切为了群众，维护农民利益使三市城乡统筹发展工作赢得主动，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第5篇：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范文

关键词：县域金融制度创新

1当前县域金融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变革和金融创新的强有力推动下，我国金融的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从县域金融发展的角度看，一些体制因素制约着金融业在县域范围内更大的作用。

1.1商业银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作用减弱

1.1.1商业银行自身加强管理与县域金融需求之间的矛盾。1988年以来，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从降低管理成本、增强盈利能力、优化资产质量的角度出发，较大规模地收缩基层网点，上收管理和审贷权限，实行扁平化管理，这在客观上带来了县域金融服务的消弱。

1.1.2商业银行管理模式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矛盾。县域中小企业虽然规模小，但转型快、效益好，因此发展趋势较好，对整个县域地区的经济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这些中小企业所在地大部分在农村乡镇，并采用租用土地和厂房的方式进行生产。这些土地和厂房有的属当地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制，无法办理两证抵押，而中小企业的设备抵押则存在按年限折旧后抵押率低的问题，无法达到商业银行提供流动资金需要抵押的要求，虽然现行信贷政策允许由专业担保公司对中小企业担保，但需要企业支付担保费，综合计算后的贷款费用达到10%的年息，企业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实行了比较集中的管理模式，对基层支行采取授权授信的经营方式，对信贷客户有着严格的客户评定条件和抵押担保条件，从目前情况看，商业银行信贷在县域范围的投放比较集中在大项目、规模企业、非生产性基础建设项目上，限制了部分中小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同时，商业银行在信贷方式上比较单一，主要采取抵押和票据贴现两种方式贷款，而中小企业又无法满足抵押条件，以上原因造成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难，一方面商业银行放贷难的局面。

1.1.3商业银行经营方针与新农村建设的矛盾。从三农经济的特点来看，这是一个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两种风险影响的生产过程。也必然造成影响农业收入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众多小农户或种植户的生产相对分散，地域分布广，收益性又较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多属长期性投资，风险高，收回时间较长，这些特点导致了农村经济的交易成本和资金的使用都较高，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遵循的原则只能是商业银行原则，为了应对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带来的更激烈的竞争，为了降低管理和监督成本，控制信贷风险，商业银行对支持“三农”经济只能是避而远之。

1.2农发行、农信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心有余而力不足

作为政策性银行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业务主要为粮棉油收购资金的供应与管理，虽然在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开发方面的业务有所拓展，但其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仍受到很大限制，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扶持重点地区和行业方面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与“三农”有着天然的联系，尤其是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实行管理体制改革以后，信用社在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支持“三农”的主力军地位凸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农村信用社多年来积累的历史问题较多，自身发展水平不高。对于庞大的县域资金需求也是独木难支，加上农信社在贷款定价方向拥有的单身决定权，利率普遍偏高，和现在农民、中小企业需求相对比较低成本的信用服务是不相吻合的。

1.3配套金融服务跟不上县域经济发展的需求

县域金融的发展还迫切需要担保、抵押、保险等配套金融服务，在抵押方面，一些中小企业、农户所能提供的抵押物品（没有房地产证的房屋，小企业厂房设施等），商业银行普遍不愿接受。而且双方在估价上差别很大，即使银行能够接受这些抵押品，到时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抵押品拍卖市场去处理，在担保方面，目前县域经济的担保公司存在商业化趋势，他们从商业角度出发，更愿意为一些有规模的企业进行担保，县域内欠缺为中小企业、农产品生产等提供小额担保的机构，在保险方面，我国的农业保险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期短暂的快速发展后，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目前全国仅有几家成立不久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尚不足全国财险保费收入的1%，远远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2县域金融制度创新研究

县域金融的发展既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导和支持，还需要着力打造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等多种形式金融机构并存，进一步深化县域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才能不断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城乡统筹建设提供必须的金融组织保证和金融制度保证。

2.1人民银行应发挥“窗口指导”作用

一是积极协调和督促指导基层金融机构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引导基层银行、农发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货币信贷政策，增加对县域经济的有效信贷投入，切实改进县域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二是加强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联系，协调好政、银、企之间的关系，帮助银行和企业构筑信贷、项目交流平台，推动银企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三是强化政策引导，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各市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向县域提供以增加信贷投入为主的金融服务，适当扩大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范围，逐步放松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控制，调动银行支持县域经济的积极性。四是灵活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对县域企业的信贷投入。五是实施信用工程。完善银行登记咨询系统，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档案，结合创建金融安全区，广泛开展创建信用企业、信用乡镇活动，加大对守信企业、村镇和个人的信贷倾斜，以增强全社会信用意识，在县域努力营造诚信观念和信用文化。

第6篇：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范文

【关键词】农产品电子商务 新动力 新挑战 新举措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一个重大课题。吉林省是农业大省，通榆县发展定位是基础在农业。为实现农业的稳步快速发展和农产品相关市场的繁荣发展，通榆县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促进农产品流通和农民持续增收。经过近两年的实践，通榆县农产品电商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修正。

一、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对通榆创新发展的重要影响

农产品电子商务是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配送过程中全面导入电子商务系统，利用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在网上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传递与，同时依托生产基地与物流配送系统，在网上完成产品或服务的购买、销售和电子支付等业务的过程。农产品电子商务是对传统交易模式的变革，是一种全新的商务活动模式，也是一种新的农产品交易制度安排。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有利于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全面进步，对通榆县新一轮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产品电子商务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动力

农产品电子商务是农产品交易模式的重大创新。传统的农产品流通环节比较长，一般要经历生产者――产地批发市场――销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消费者等五个流通环节。利益被中间环节截留，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是生产和销售之间的直接沟通成为现实。原产地直供，使农产品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提高了效率。

（二）有利于认清农业资源优势，树立发展自信

通榆县作为农业大县素来就有“葵花之乡”、“绿豆之乡”的美誉，并盛产杂粮杂豆、打瓜、牛羊肉等特色优质农产品。通榆县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及丰富的农畜产品资源优势，全面启动实施了“农产品原产地直供计划”，本是吉林省西北部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借助电子商务，如今已经成为与浙江遂昌齐名的“淘宝县”。这让通榆农民有了积极开拓农村市场的决心和信心。

（三）有利于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增强农民适应市场的能力

全国首创的以原产地直供为核心理念，以“电子商务+基地化种植+科技支撑+深加工”为运作模式，即“通榆模式”已初步形成。截至目前，通榆县依托电子商务已在互联网上销售了450万斤的农产品，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电子商务为农民、企业等提供准确、及时的市场信息，解决农业生产和流通中信息闭塞、滞后、分散经营等问题。同时解决了传统农产品交易手段单一、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为农产品生产流通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农民收入的增长创造了新的条件。网上交易公开、公平、透明，成交价格真实地反映了市场中的供求，以此引导广大农户科学安排生产，以销订产，减少了生产的盲目性。

二、通榆县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面临新的挑战

（一）信息流是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第一个挑战

农村信息化程度较低，很难适应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通榆县网络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光纤只通达到县城附近的几个乡镇，大多村屯农户无网可触。农村上网费用高，多数农民买不起电脑，阻碍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推广和应用。信息流最为重要，它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实现对流通过程的有效监控，能有效减少库存，缩短生产周期，提高流通效益。

（二）资金流是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第二个挑战

由于农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空间小，做农产品上线运营短期内很难看到资金回报。同时，完善农产品电子商务产业链建设，无论是从基础设施、边际产业发展、人才培训、支持第三方运营商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

（三）物流体系是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第三个挑战

通榆目前只有一家同城快递，绝大多数快递企业考虑当前经济效益，布点只是停留到县城周边的大乡镇，没有向较远的乡镇和村屯延伸。同时，基层百姓网络知识相对贫乏，对网上购物信任度低，加之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不适应电子支付和电子结算，很难让农民自主融入到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去。

（四）诚信安全交易是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第四个挑战

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运作依托诚信，更应关注农产品安全问题。由于国家严管食品安全，当前网上销售农产品大多需经QS等质量认证，且认证程序繁琐复杂，农民的自产产品、土特产品产量低、体量小，不可能办理质量认证等手续，因此很难实现上线销售，限制了小微电商的发展。

（五）专业人才是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第五个挑战

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站的建设和维护，信息采集和，市场行情分析和反馈，都需要专门的人才。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计算机网络缺乏基本认识，认为产品卖出去就行；许多涉农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巨大商机，认为风险大、投资周期长，维护难，持观望和怀疑态度。

三、通榆县农产品电子商务实现进一步发展要有新举措

（一）健全信息化体系，完善信息流

加大财政投入，整合现有信息基础设施资源，构建覆盖乡村的多级农业信息网络。全面实现光纤到楼、进村、入户，构建覆盖城乡、有线无线相结合的带宽接入网。

（二）健全金融支持体系，完善资金流

利用现有农村金融网点，逐步扩大农民支付宝、余额宝、信任宝的使用范围，积极发展农民小额贷款。推动中国开发扶贫协会产业扶贫投资基金注资通榆县物权融资公司，增加农村土地收益保证贷款针对农村电子商务的贷款品类，解决小微电商融资难问题。

（三）整合信息资源，完善物流配送

在与邮政速递充分合作基础上，整合现有工业、商业、仓储和运输等物流信息资源，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推进第四方物流。推动快递企业向较远乡镇和村屯布点，构建现代物流配送体系。

（四）提高对社会的信誉，依靠诚信发展

做到保证网络环境安全，加强市场监管，使农产品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上网产品做到无虚假宣传，保证质量。

（五）加强培训，壮大电商人才队伍

着力培养掌握现代农业知识、商务知识和网络技术的现代农民，是农产品电子商务得以推广的前提。首先要逐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农业技术水平，对农民进行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培训。其次，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提高农村信息人员素质。

前景展望：农产品电子商务已成为县域发展农业的大趋势，为农业大县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今后，通榆县将积极培育打造电商集群，利用5年时间，形成“三千禾联合社”、“农村淘宝购销商”、“墨宝园文化网商”、“兴东网上商都”及“通榆小微电商”五大集群。

参考文献

[1]中农网《关于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思考》2010.

第7篇：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范文

广义的经济转型涉及到经济领域和政治形态的方方面面，是整个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升级；狭义的经济转型也称产业升级换代，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过程和一个质的飞跃。通常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应于不同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转换也就成为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标志，由低一级转入高一级便构成升级换代，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及时的、合理的经济转型能促进经济的稳步高速发展；而落后的、不合时宜的经济结构如果不能适时转型，将制约经济发展，延误发展的时机。本文侧重从狭义的层面分析思考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和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问题，对*新一轮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背景，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对经济与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未来*经济转型与发展进行思考。

一、推动*新一轮经济转型的背景

不论是从全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还是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发展战略的实践来看，新一轮经济发展与转型都有其必然性。

一是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明显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依托于大规模且日益扩展的市场、低成本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开放条件下国外资本、技术、管理和其他中国短缺要素的引入以及稳定的国内政治社会环境等要素的一种所谓“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显著加大，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金融风险增加，收入差距对增长的负面影响加强，“低成本竞争”增长模式受到很大冲击，维持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中国将进入新一轮经济转型期。

二是区域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上世纪70年代末期集中资源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期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期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期实施西部大开发，*3年提出了振兴东北的大规划，*4年又提出中部崛起的战略。东部地区经过20多年的大开发，成功地构建了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三大增长极，经济增长迅猛。西部在大开发的带动下，奋起直追，增长速度后来居上。东北、中部在振兴、崛起的战略规划带动下，区域经济蓬勃发展。虽然*是最早进行改革开放试点的两个省份之一，但由于当时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我省区域经济发展长时期处在边缘化状态，近年来在东部经济板块整体快速上升中更是陷入逐渐“下沉”的态势。*4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构想，“海峡西岸”被写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六中全会《决议》，并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如何拓展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空间，探寻快速崛起的路径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6年1月，总书记来闽视察，希望*紧紧抓住国家继续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切实做好“六个扎实”，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作为海峡西岸主体的*，面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更需要深入地分析和研究经济发展特征与规律，跟上全国发展与转型的步伐，引导我省经济运行质量和产业结构由低水平逐步向较高水平发展。

二、*新一轮经济转型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

正是在全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这样双重背景下，我省经济发展与转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牢牢把握好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身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增强实力。

1.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纲要》指出：海峡西岸经济区以*省为主体，涵盖浙南、赣南、赣东、粤东地区，是位于海峡西岸一个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具有地缘经济利益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初步测算：行政区域面积占全国行政区划面积的3%，常住人口占全国的7%，人口密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倍，经济规模约占全国的7.5%。目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GDP相当于长三角的46%，珠三角的90%，台湾省的49%。但是，财政总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仅分别相当于长三角的12%、33%、17%和26%，相当于珠三角的75%、79%、17%和38%，规模处于劣势。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经济密度仅分别相当于长、珠三角洲的15%和17%，相当于台湾省的5%。人均生产总值相当于长、珠三角洲的41%和27%，相当于台湾省的1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额与财政收入分别相当于长三角的30%、16%、23%、11%，相当于珠三角的24%、5%、12%和23%。这些数据表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后发态势，但同时也蕴涵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这就要求我们要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拓展跨省区域合作，为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区域共同市场，打破地区封锁创造条件，加快对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推进与周边省份各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发展合作。另一方面，要促进*成为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的结合部、先行区和重要通道，推动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争取增设直接往来货运口岸，推动直接往来货运航线延伸到东岸，推动闽台空中直航，增强*作为两岸交流交往的通道功能。再经过10-15年的努力，使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成为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沿平台。

2.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积极效应明显。海峡西岸经济区写入中央文件后，已有30多个国家有关部委从规划布局、项目安排、资金支持、政策措施等方面明确了对*的大力支持；海外华人华侨、台港澳同胞、国际友人、闽籍乡亲、各地闽商积极呼应，周边地区在产业、交通、市场、口岸通关等方面主动融入与密切协作，“海西”效应正在日益扩大。对*来说，中央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凝聚了发展的合力。

3.独特的人文和自然资源禀赋。*有着独特的人文资源和独具的人文魅力，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闽籍华人、华侨达1088万人，足迹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港澳同胞有123万人祖籍在*，而台湾同胞中80%以上祖籍在*，老一代华侨对*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如何发挥新一代华侨的优势为*发展服务还值得研究。*森林覆盖率达62.96%，居全国第一，海岸线长度居全国第二位，水资源总量1168.7亿立方米，占全国4.2%，水利资源理论蕴藏量1168万千瓦，年可发电量916亿千瓦时，这些优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具有较大的潜力。

4.良好的发展环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环境的快速改善，有效聚集生产要素、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不断优化，政府的职能向服务、为民、效率和责任的方向转变，以开放、公正、透明、效率为主要特征的依法行政体系不断完善，各级政府的规范管理的水平和办事效率明显提高，公务员队伍总体素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明显增强，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不断得到改善，社会风气明显好转。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海、陆、空运输衔接与配套能力明显增强，高速公路覆盖全省大部分地区，正在努力建设“三纵八横”高速公路网，基本实现各县（市）一小时内通达高速公路，大大缓解了交通运输能力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全省加大能源生产投资力度，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开发风能、沼气、地热能、太阳能、垃圾发电、潮汐能等新能源建设，促进能源生产适度超前发展。经济发展软、硬环境的改善，激发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经济发展。从“九五”和“十五”期间*价格运行的轨迹，居民消费价格的波动幅度控制在5%以内。*6年，居民消费价格低位上涨0.8%；工业品出厂价格小幅下降0.8%；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3.9%；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0.9%。煤电油运紧张状况继续改善。电力供应和运输能力基本满足生产生活需要，油品市场和煤炭供应基本正常。金融支持力度较大，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基本满足。人民币存贷款均保持较高增长，*6年末存贷款余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1%和25.3%。

在新一轮的经济转型中，我们面临这样一些挑战：

1.经济实力偏弱。*6年*的经济总量只占全国总量不到3.5%，与经济总量各占全国的10%左右的广东、江苏、山东等省相比，差距较大，这种较弱的经济基础束缚了区域优势的发挥。实力不足影响了投资增长后劲，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与沿海发达省份江苏、浙江、广东平均水平相比，*省年均GDP增速与投资增速比低7个百分点，加上产业配套能力较弱，大项目投资增长后劲不足。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的难题仍突出，省内市场，闽货只占40％左右;国内市场，大部分产品的闽货占有率都偏低，特别是工业产品国内市场所占份额不足3％；国际市场，受到日益增强的贸易壁垒制约，开拓国外市场难度加大。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我省人均GDP于1997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经济总量于1998年突破3000亿元之后，经济攀升的势头逐步趋缓。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逐步缩小，由“八五”时期高6.9个百分、“九五”时期高3.6个百分点缩小至“十五”时期高2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缓慢降低，“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率达到18.9%之后，开始下降，“九五”年均增长11.8%，“十五”年均增长10.6%；经济增量在全国的贡献率下降，从*2年对全国增量贡献的4.0%下降到*5年的2.3%；经济增速在全国位次后移，由*0年的第10位，后移到*5年的25位。

2.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36.0：42.5：21.5演进为*6年的11.8：49.8：38.4，一产下降24.2个百分点，二、三产分别上升7.3和16.9个百分点。“十五”期间，第一产业中粮食生产得到明显加强，主要农产品优质品率和多种经营比重不断提高。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向现代加工制造业转化步伐加快，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汽车、能源原材料、工程机械、农产品深加工等优势行业主导作用突出。第三产业中运输邮电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行业稳步发展，新兴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旅游、房地产、信息咨询、文化卫生等行业比重逐步提高。在政府主导下，三次产业结构水平趋于进步。但随着项目带动战略和工业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慢于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6年仅为38.4%，与发达国家60%-70%的比重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次产业内部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农业方面，全省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仍不高，生态农业和优质农业比重较低，农业的生产效率较低，农业的比较优势发挥不够充分，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够强，农业支柱产业、特色产业的不够明显；工业方面，全省的工业化水平和新型工业化程度不高。工业总体竞争力优势没有形成，支柱和重点产业尚未形成比较完善、颇具规模的产业链和产业群，难以通过产业协作配套和上下游延伸拉动产业升级。现代物流、软件、各种中介等现代第三产业方面，发展的水平较低，教育、体育、卫生等基础性、公益性事业面临产业化发展问题。

3.消费需求偏弱，消费对经济拉动不力。从“五五”时期开始，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从“五五”到“十五”各个计划时期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16.1%、16.7%、25.5%、15.4%和12.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30.56亿元增长到*6年的2704.23亿元。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最终消费率指标却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79.9%下降为*5年的50.2%。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中，投资需求逐渐成为促进我省经济持续发展的主动力。*5年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最终消费36.0％、投资62.5％、净调出1.5％。从资本形成率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在不断提高，*5年资本形成率为44.8%，比最低（1981年）高17.8个百分点，比最高（1998年）低1.1个百分点。虽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但一直以来我省的投资效率不高。从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即一年中每增加1元GDP产出，需要投资多少元）的计算来看，1978-1995年的大多数年份，都在2以下。近年来有不断攀升的趋势，1998-*6年我省ICOR平均高达3.3，最高的1999年达4.1，*6年为3.5，即每增加1元GDP，需要3.5元的投资。*4-*6年我省GDP增速分别为11.8%、11.6%和13.4%，相应地投资增速分别为25.9%、23.4%和38%，*6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提高到41.5%。高投入低消费，与工资的增长持续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有关。*4-*6年我省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增速分别为9%、9.9%和12.7%，分别低于GDP增速2.8个、1.7个和0.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水平不高，造成我省最终消费率不断回落，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也逐渐趋弱。

4.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十五”期间，我省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速度较快。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从*0年的772.74亿元，增至*5年2500.20亿元，增长2.24倍，年均增长26.5%。企业越来越注重对自主创新的人员投入。*5年，我省高新技术产业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有4.02万人，投入R&D活动人员有2.52万人，与*0年比，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6%和13.3%。高新技术产业对自主创新投入的力度加大。*5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投入达70.18亿元，R&D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达37.66亿元，与*0年比，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72%和29.65%。从“十五”期间看，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省经济发展成效相当明显。首先创造了24.38万个就业岗位。“十五”期间，*省高新技术产业吸纳的从业人员逐年在增加，*0年，*省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为22.92万人，到*5年达47.30万人，为*省劳动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次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对外竞争力的提高。*省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占外贸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0年的25.5%，提高到*5年的39.5%，外贸出口增量219.37亿美元中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占到47.7%，接近一半。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壮大，有力地提高了*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后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年的5.9%，提高到*5年的9.8%；*5年*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9%，比*0年提高了7.6个百分点。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年的14.3%，迅速上升到*5年的24.6%。电子及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成长，以及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速度的加快，大大提高了*省产业技术的层次，培育了一批充满活力的私营中小高新技术产业单位，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十五”期间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依然严峻。一是研发能力相对偏弱，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技术进步可以节约资源、降低能耗、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以较少的资源投入带来较多的产出效益，是提高要素质量和综合生产率、促进规模收益递增的关键，对长期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国际经验显示，R&D经费占GDP的比重小于1%的国家，基本处于技术引进与应用层次；具有较强引进、消化、吸收能力的中等发达国家，一般在1.5%以上；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都在2%以上。*0－*5年，全省R&D经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0.7%，与中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全省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消化吸收创新的能力都有待加强。二是缺少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产品。特色经济与经济中的创新成份不足，在全国占有影响力的产品不多，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不多；三是人才培育与科技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5.经济对外依赖度增大，孕育的经济风险也趋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我省经济外向度水平不断提高，净出口对我省GDP的拉动作用也随之提高。据测算，1981-*1年全省新增出口额占全省同期GDP增加额的比重为29%左右，在GDP年均增长13%中，出口拉动全省GDP增速3.3个百分点。*6年全省累计完成进出口总额626.63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长15.2%，比*1年增加400.33亿美元。其中，进口213.98亿美元，出口412.65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3%和18.4%，比*1年增加126.94亿美元和273.39亿美元。尤其出口自*2年以来已连续第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5年我省外贸依存度达到67.9%，比1990年的43.4%增加了24.5个百分点。对外依存度过高使我省相关产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加大，增大了产业安全风险。当然，从世界范围看，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全球外贸依存度也在持续增长。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196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为25.4%，1970年为27.9%，1990年升至38.7%，*0年升至41.7%，*3年已接近45%。从各国的发展实际来看，一些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外贸依存度普遍存在大幅提高的现象。从1970年到1988年，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外贸依存度从38%上升到68%，新加坡从232%上升到407%，香港从182%上升到257%；八十年代以来，亚洲“四小虎”等外贸依存度也大幅度提高，到1997年，泰国外贸依存度从55%升至102%，马来西亚从111%升至218%，菲律宾也从52%升到111%。虽然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日、欧盟的外贸依存度一般在20-30%左右，与之相比，我们的经济外向度偏大，但这也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6.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水平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6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53元，比1978年增长37倍，人均消费支出9808元，比1978年增长34.4倍。*6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833元，比1978年增长35倍，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598元，比1978年增长30.5倍。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拉大。一是收入差距继续拉大。*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7年增长2.24倍，1998-*6年平均增长8.4%。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74倍，1998-*6年年均增长5.7%，增速低于城镇居民2.7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额由1997年的3358元，扩大为*6年的8920元，差额扩大2.66倍，城乡收入比由1997年的2.21：1扩大到*6年的2.85：1。扣除生活消费支出后收入余额差距进一步扩大。1997年城镇居民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后的余额为1208元，*6年则增加到3945元，10年间增加2737元；而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后的余额为666元，到*6年只增加到1235元，10年间只增加了569元。二是消费水平差距扩大。*6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9.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分的标准，已步入富裕阶段。农民恩格尔系数为40.9%，两者相差1.6个百分点。

7.资源环境矛盾突出。在我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表现为：一是土地供需矛盾突出。*5年*耕地面积比*0年减少了5.8万公顷，下降幅度达到4.9%，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0.48亩，下降了7.7%。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建设用地需求与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二是能源消耗增长快。*5年*万元GDP能耗达0.94吨标准煤，比*0年（0.92）多0.02吨标准煤/万元，全社会用电量*5年达到756.47亿千瓦时，比*0年增长88.4%。“十五”期间，全省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平均达到1.3，经济增长对电力等能源的依赖较强、需求较大；三是环境污染的代价加重。*5年，全省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13.09亿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6264.91亿标立方米，分别比*0年增长1.3倍和1.2倍，表明全省每生产1亿元工业增加值需排放45.62万吨废水、排放2.18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气；四是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支出不断加大。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也在加大。*5年全省用于环保投入总额达145.10亿元，占GDP的2.2%，其中，用于污染源治理费用达到52.01亿元，占环保投入的35.8%。

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出来，贫富差距扩大，失业问题等较为突出，社会安全与稳定、社会保障与救助等社会问题在局部还表现得比较突出等。

三、促进*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建议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大、经济效益低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是生产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的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加速发展服务业对于扩大规模、提升水平、增加就业、节约能源，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15年来，中央为发展服务业已经3次发文：1992年《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1年出台《“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最近国务院又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服务业中的比重。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从*的产业结构看，重化工业的比重较大，按照“十一五”规划中单位GDP能耗的下降目标，任务相当艰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是优化服务业结构。发展生活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发展生产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融合、互动发展。二是科学调整服务业布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服务业资源优化配置。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是积极发展农村服务业。加快构建和完善包括生产销售、科技、信息、金融和生活服务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四是深化服务业改革。加快服务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服务业中的比重。五是创造有利于发展服务业的良好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完善财税、信贷、土地和价格等相关政策措施，加快服务业标准化，规范市场秩序。

（二）继续扶持主导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0年，*省政府确立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石油化工作为我省“十五”期间三大主导产业，予以重点扶持，优先发展。在*0年我省确立三大主导产业的前10年间，我省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石油化工这三大产业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但总体规模小、集中度低、产业配套差、发展缓慢。如：1999年我省三大产业完成产值(当年价)948.69亿元，1989-1999年的10年间，年均增加产值81.22亿元。*6年，全省三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值4259.50亿元，比1999年增加3310.81亿元，年均增加产值472.97亿元。三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份额强劲增长，已成为我省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根据我省投入产出表模型提供的结构系数计算结果有关研究显示：在我省经济产业中，金属矿采选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受消费需求诱发程度最高，它们的消费诱发系数达到0.35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受积累需求诱发程度最高，达0.39以上；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造业受总流出需求诱发程度最为突出，诱发系数高达0.52。综合三种需求诱发系数情况，从需求角度看，我省应大力发展以下产业：金属矿采选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造业，化学工业，纺织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因为这些行业每增加一单位最终需求，将带来比其他产业更多的诱发额，也即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总量。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以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载体，组织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形成更多新增长点。集成电路产业要着力提高集成电路设计能力和水平，壮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软件产业重点发展动漫产品和各类应用软件，积极推动信息服务，集中力量培育发展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软件产品和软件企业集团。光电子产业要加快项目建设，发展光电子应用产品，建设新型传感器、监视器、特种光学镜头和半导体芯片及封装等项目。生物医药产业要培育发展基因工程药物、现代中药、现代医疗器械和化学原料药等产业集群。新材料产业要重点发展信息、特种功能、纳米、高性能金属和环境友好等材料、技术和产品，建设光电子硅材料、氨合成钌催化剂等项目。环保产业要加强重点环保产业基地建设，积极发展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设备和产品，开发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环境自动监测仪器及设备，培育壮大环保产业集群。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方面，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推进技术装备更新、工艺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培育国内外知名品牌。纺织服装鞋业要积极开发时装、休闲装、针织服装和制鞋等产品，壮大服装鞋业品牌企业，重点建设一批骨干项目，形成集研发、设计、制造和贸易等为一体的我国纺织服装鞋业中心。建筑业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总承包企业，做专做精专业企业。建材工业要发展壮大具有区域特色的石材、建筑陶瓷和水暖器材等优势产业，加快水泥工业结构调整，提高*建材产品市场占有率。冶金工业要调整优化钢铁工业结构，积极推动省内骨干钢铁企业联合重组和国内外大企业合作，争取国家在沿海布点建设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林产工业要大力推进林浆纸和林板一体化，加快发展速生丰产林，重点推进临港大型林浆纸项目，建设一批资源综合利用的木竹加工骨干项目。食品工业要大力发展绿色天然食品、方便食品、功能食品、休闲食品和果蔬饮料等，提高精深加工能力。工艺美术行业要围绕石雕、木雕和陶瓷、树脂、藤铁工艺品等重点产业，加快优势产业集群建设，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开发高质量花色品种，提升产业竞争力。

（三）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促进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强化节约意识，加强政策引导，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节水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逐步提高资源性产品价格水平，理顺比价关系，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结构调整。采取综合措施，强化计量管理，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各领域节约资源，减少损失浪费，保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节能方面，按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落实节能目标。坚持源头控制与存量挖潜、依法管理与政策激励相结合，落实差别电价，强化工业节能，加强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推广应用，实施热电联产、余热利用、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节能工程，突出抓好冶金、电力、建材等重点耗能行业和企业的节能。做好公共机关、公共场所的节能工作，积极引导商业和民用节能，加强新建住宅和公共建筑节能。大力发展节能型交通工具，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优化用能结构，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热电联产和综合利用、低能耗的机组发电，积极扶持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加强节能标准和节能产品标识制度建设。节水方面，积极推广节水设备和器具，加快供水管网改造，降低漏失率。抓好农业节水灌溉，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扩大节水作物种植面积。大力实施高耗水行业节水技术改造，推进沿海缺水地区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节地方面，建立节约集约用地的内在机制，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引导和促进工业向开发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提高区域公共设施共享程度。推广节地建筑技术，科学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按照工业项目投资强度与用地规划控制指标，严格控制用地规模，提高工业项目用地投入产出率。优先使用存量土地，及时处置和盘活闲置土地。节材方面，加强重点行业原材料的消耗管理，严格设计、施工、生产等技术标准和材料消耗核算制度，推广使用再生材料，提高原材料利用率。推行木材节约代用，节约包装材料，防止过度包装，积极发展和推广散装水泥。

促进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以提高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实行有限开发、有序开发、有偿利用，构建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新格局。土地资源方面，加强土地管理，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积极推进耕地开发、土地整理、旧宅基地复垦，实施沿海滩涂围垦工程，促进耕地占补平衡。强化耕地质量意识，建立耕地地力和环境质量监测预警、预报系统，发展精准农业，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水资源方面，加强水资源管理，完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水资源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健全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有序开展跨区域调水工程。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和工业、服务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做好上下游、地表地下水调配，加强库区水资源合理调度，控制地下水开采。实施重要水源地保护工程。森林资源方面，深化林业分类经营改革，提升资源培育和林产加工水平，强化生态公益林保护与建设。提高林地保护和管理能力。加强森林资源的抚育更新，保持森林覆盖率居全国前列。优化森林资源结构，提高森林资源质量，强化森林资源的生态功能。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坚决制止滥伐森林行为。完善林业行政执法管理和森林资源综合监测体系，提高资源管理、保护和监测评价水平。矿产资源方面，加强煤炭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鼓励地勘单位、矿山企业出省、出境进行矿产勘查开发，建设矿产资源后备基地，实现资源供应渠道多样化。整顿和规范矿产开发秩序，完善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

第8篇：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范文

据报道，天津市探索的“宅基地换房”试点，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赞扬的，主要是行政机关，例如，国家发改委认为，天津用宅基地换房建设小城镇，富有新意，符合我国保护耕地基本国策，有利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国土资源部把天津列为全国土地挂钩试点城市。持批评态度的，不满意的，主要是一些资深媒体记者采访的一部分当事农民。批评意见主要有：改革试点过程中工作粗糙，没有广泛征求意见，有的出现强迫命令；名目是宅基地换房，实际上换的是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子，城镇房屋补偿面积太小，以市场化比较的土地增值被政府和开发商拿去太多；多数农民进城后没有工作可干，收人比过去种水稻时有较大减少；农民集中居住之后，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以及土地增值收益怎么分配、农民如何入股等尚无具体办法；搬迁到城镇的农民如何参与原住地复垦项目的收益分配仍不明朗，如此等等。这些批评意见非常中肯，非常重要，说明了改革方案还有继续完善的必要，值得天津市领导认真吸取。

笔者完全赞同批评者的意见，如果天津市不把这些意见当成一回事，那么一个出发点好的改革就有可能酿成大错。当然如果放在全国农村改革的全局中考察，天津市“宅基地换城镇房”的改革试点，确实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

一、可以复制成功的农村城镇化模式

城镇化是衡量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标志。所谓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

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这种过程是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集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村社会演进并通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是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变迁；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农村城镇化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但在各地城镇化实践中，许多地方都出现过依靠行政力量大力发展小城镇而不成功的案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决策层肯定了著名社会学家先生的“小城镇，大战略”后，许多地方闻风而动，把乡镇政府所在地规划为小城镇，企图利用行政中心的政治优势，启动经济发展。作为行政中心的政府所在地，要成为经济中心，就必须要有一定的企业作为基础。笔者在中西部农村调研时，许多乡镇政府所在地的规划确实很宏伟，钱花了不少，房子也盖了不少，交易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一应俱全，但除了少数发达地区外，几乎所有的乡镇政府驻在地都没有成为经济上的小城镇，原因就在于没有经济作为基础，没有企业给予拉动与支撑。

与政府规划所不同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过的农民办乡镇企业、集聚村民成小城镇的模式，这一模式被学者们总结为“有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但是，这一道路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政策规定乡镇企业不准占城镇土地，于是出现了“村村冒烟”现象；另一个是国家整顿“五小企业”时，许多企业或因污染环境、或因技术含量低下而被关闭，有的则是因与国有大企业大集团公司争原料、抢市场，而被“勒令停产”。发展得好的仅仅是个别地区，例如“华西村模式”，华西村通过城镇化战略成功转型为城市，那显然归功于有一个有头脑的“当家人”，不过其经验没有推广价值。再如“模式”，由于是依靠从中国农业银行累计贷款17亿多元，大办村办企业，也成为了一个小城镇，脱离了“村”的外壳和实质，但这种单纯依靠银行贷款发展村办企业从而完成城镇化的作法完全没有推广价值。

天津市“宅基地换房”的试点是一个全新的小城镇建设模式。在原有的小城镇里建盖生活设施齐全的住宅区，安置让出自己宅基地的村民，从而扩充了小城镇的人口，提升了人气，具有了外部复制的可能性。

但是，天津市试验的美中不足是，所建造的新城镇没有考虑进城农民的工作问题。事实早就证明，没有产业、企业作为基础，小城镇是“站立”不起来的。据报道，华明镇政府在规划中早就提到，未来安置区会有工业园区，这将是村民谋求新职业的主要场所。当然，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凡是有人群生活的地方，老百姓都会自发形成自己的服务体系。但是自我服务毕竟容纳就业人数不多。政府应该加快建设规划中的“工业园区”。

二、农民市民化的一条捷径

农民市民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当前，农民市民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学者们一致的看法，农民市民化对于“三农”来说，是快速减少农民数量，直接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不可少的手段；是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拉动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改变农产品价格疲软状态，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是促进人口、资源和生产向城市集聚，促进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条件。农民市民化对于城镇来说，是快速增加人口、刺激需求、活跃市场的途径；是提供稳定劳动力、尽量满足社会需求的需要。对于整个国家与社会来看，是顺应历史潮流、国家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是体现社会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新一轮城市化浪潮，并没有按“农民市民化”的模式推进，而是在“离土不离乡”的理论指导、“盲流”口号指责和户籍制度的严格控制下，以牺牲农民工的劳动权、收益权、城市城镇居住权、社会保险权、家庭生活权等为代价的。这一“中国特色的农民工”模式。带来的是社会的极大不公平。

天津市的试验，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一方面，农民们整村搬迁到小城镇，仍然保留了“村集体”的建制；另一方面，据报道，天津市政府还从社会保障人手，多渠道解决搬迁村民的就业问题，通过增加农民的“薪金”、“养老金”、“租金”、“股金”，使农民真正安居、乐业、有保障。政府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搬迁农民的社会保险，搬迁农民达到规定的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可以享受到每月400元至500元不等的社会保障金，不但解决了后顾之忧，而且还为在城市扎根创造了条件。

但是，天津市的试点也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据报道，华明家园的村民身份至今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农业户口”。由此，生活在城镇中的华明镇村民，只能叫做“准居民”。而在全国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对农民工的歧视(包含制度歧视和社会歧视两方面)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例如从称谓上把“农民工”改称“新市民”。从最初排斥、歧视“农民工”，到现在逐步认可、接纳“农民工”为“新市民”，凸显社会态度的转变。天津市的村“宅基地换房”改革，如若不能在对待“新市民”的理念、态度和政策上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则是没有抓住改革的真正要义。

三、国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有力保障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较少的大国，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决策层制定了一系列被称为“硬”的措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其中之一。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18亿亩耕地红线正式成为土地管理与宏观调控的国策。

坚守18亿亩耕地，无外乎两种办法：一是减慢现有耕地改作非农用地的步伐。这一直是中央政府严格要求的，并就此出台了许多措施，例如大力压缩开发区数量、打击以租代征、土地执法百日行动等，不过实践中收效甚微：二是新增耕地面积，问题是现实中没有那么多可开垦的土地。因为荒地被列入林业部门严格管理的范畴，农民开荒是被严格禁止的。所以，许多专家对能不能坚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持怀疑态度。用“十一五规划”起草者之

一、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前所长张卓元教授的话来说：地方政府违法用地行为屡禁不止，如果不做出变革，18亿亩红线将很快失守。经测算，按照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五六百万亩计算，如果要守住18亿亩这一底线，2006年底全国尚存的183100万亩耕地只能支撑五六年时间。尽管建设用地和耕地均还有潜力可挖，但面对城市化高速发展的特殊时期，有可能发生“撞线”。一旦撞线，将导致相当程度的社会冲突与震荡，对和谐社会建设不利。

现在，天津市宅基地换房，找到了一条增加耕地的有效渠道，让人鼓舞。在天津市的试点期间，国土资源部发文要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1日”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2006年4月14日，天津等五省市获得国土资源部批准成为第一批试点，“宅基地换房”项目由此获得政策支持。正如关注天津市改革的专家所说，能否真正把农民宅基地复垦成耕地，实现耕地总量不减，质量不降，动态平衡，是宅基地换房成败的关键。天津市的有关官员也承认，复垦需要时间，因为旧宅基地是生土，要变成熟土至少需要三年。只有复垦成功了，才能说换房换出了效益最大化。

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农村有建设用地24800万亩，其中80％(约2亿亩)是农民的宅基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原则思路后，农民的宅基地正在成为各方力量争食的“金矿”。在此有三种思路：一是把2亿亩宅基地的一部分复垦成耕地。二是2亿亩宅基地商品化或者流转，可以成为农民增收的渠道。三是象天津市那样把农民腾出的宅基地作为城市扩张的空间。据报道，天津市宅基地换房模式是：一块宅基地征为国有，1／3的土地给农民盖楼，1／3的土地给开发商商业开发，以此收益为农民盖房，剩下的1／3政府自用，比如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等。在此，根本没有宅基地复垦的任何计划，这不能不让人大失所望。

第9篇：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范文

在全省深入开展抗震救灾，全力抓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关键时刻，内江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省政府“重灾区尽力挽回损失，轻灾区尽力多作贡献”的要求，坚持一手抓抗震救灾，一手抓经济发展，及时召开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大会，把工作动员部署到乡镇，既体现了内江市委、市政府对建设现代畜牧业的高度重视，更表明了内江市委、市政府加快建设现代畜牧经济强市的坚定决心，必将有力地促进全省畜牧业重灾之年不减产不减收目标的实现，推动内江畜牧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近年来，内江市高度重视畜牧业发展，努力探索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跨越的新路子，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年内江出栏生猪425万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4.3%，为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每次到内江调研，我都能看到内江畜牧业的新变化、新进展。在此，我代表省畜牧食品局衷心感谢内江市各级党委、政府对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关心重视和付出的艰苦努力。借此机会，我就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谈四点意见。

一、客观分析畜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通过全省畜牧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我省畜牧业保持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势头。2007年，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1092万吨（其中猪肉产量741万吨，增长5.16%）、186万吨和65万吨，同比增长6.06%、8.62%和5.45%。畜牧业总产值1942亿元，占农业总产值比重55.3%；农民人均畜牧业增收131.5元，是继我省劳务经济后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畜牧业在我省农业农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今年，我省多灾频发，继年初遭受雨雪冰冻灾害后，又遭受“5.12”汶川8级特大地震灾害。面对特大自然灾害，全省畜牧兽医系统特别是灾区广大干部职工，出超常之力、尽超常之责，扎实工作，推动了全省畜牧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肉、蛋、奶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10%、7.10%和5.9%；畜牧业产值835亿元，同比增长2.2%；农民人均牧业现金收入增加97.47元，同比增长20%。

当前，我省正处于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跨越的关键时期。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推动和长期积蓄的内在力量驱动下，我省农业农村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经历广泛而复杂的变革，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一是随着人口增长特别是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和加工用途不断拓展，农产品需求总量较快增加、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但受资源短缺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深、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等制约，主要农产品供求趋紧的格局正在形成，保障农产品供求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质量安全的压力越来越大。二是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村人口结构加剧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一些地方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日趋明显，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问题逐渐突出，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同时并存的特征逐步显现，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三是随着统筹城乡力度加大，城乡关系和利益格局正进行重大调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任务十分紧迫而艰巨。四是随着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不断加快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影响国内农产品市场和价格稳定的因素复杂多变，这对我们在新形势下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和保障市场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重大变化，既给我省农业农村发展创造了大好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必须从我省实际出发，坚持把建设现代畜牧业作为切入点和发力点，坚持走一条符合省情的现代畜牧业发展道路。

二、把畜牧业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突破口

党的十七大在反复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与之配套的“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等五条具体道路。遵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省委、省政府作出“要把发展现代畜牧业作为突破口，努力实现畜牧业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中率先跨越，在全省掀起一场畜牧业现代化革命”的重大部署，并在眉山、资阳、遂宁三市先行试点，以推动我省由畜牧业大省向畜牧强省跨越。

（一）把畜牧业作为突破口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普遍规律。发达的畜牧业作为现代农业建设的先导和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农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种植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优先发展产业关联度高、比较效益好的养殖业，是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主要有三个：一是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要达到70%左右；二是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在3∶1以上；三是农产品的商品率在50％以上。我省是农业大省，也是畜产品产销大省。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与发展，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50％，畜产品加工产值和生猪等主要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我省已进入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是农业发展新阶段的战略任务。

（二）我省人多地少、资源紧缺必然选择畜牧业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突破口。人多地少是我省的基本省情，也是我省建设现代农业的现实条件和最大制约因素。加之我省自然灾害频繁，农业抗灾减灾能力弱，农业现代化受资源、环境等约束的问题十分突出。与种植业相比，畜牧业具有较强的可控性，对土地规模、土地质量等因素的依赖程度较低，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率高。同时，畜牧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可有效缓解人增地减的矛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因此，在建设现代农业过程中推进畜牧业率先实现现代化是我省的必然选择。

（三）建设西部经济高地、统筹城乡发展迫切要求建设现代畜牧业。我省是畜牧业大省。长期以来，生猪和水禽存出栏、肉兔出栏、蜜蜂存栏及肉类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建设西部经济高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发挥我省畜牧资源丰富的优势，着力建设全国一流的畜牧资源开发基地。充分利用畜牧业承农启工，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带动辐射城乡经济能力强的特点，建立现代化的畜产品加工及饲料、兽药生产企业群，打造畜产品深加工基地，带动饲料、兽药、皮革、食品、储运、冷藏等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促进县域工业发展和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实现城乡经济的互动互补，推动西部经济高地建设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做大做强畜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迫切要求建设现代畜牧业。在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应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引导千家万户分散农户进入现代畜牧业，实现持续增收，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我们既要利用我省气候温和、草山草坡资源丰富、适宜发展畜禽养殖的自然条件，又要发挥畜牧业自身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独特优势。一是畜牧业覆盖面广，不同地域的广大农户都可以通过发展畜牧业增加收入；二是畜牧业投资少、见效快、商品率高，是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三是畜牧业与种植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既可以使粮食转化增值，又可以利用畜禽排泄物还田培肥地力，提高农产品品质，实现降本增效，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大力建设现代畜牧业，加速畜牧产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由数量扩张向数量与质量效益并举的转型，成为我省做大做强畜牧业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

（五）日益激烈的农产品国际竞争，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竞争。随着入世的五年保护期结束，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和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目前，发达国家更多地运用技术壁垒限制我国畜禽产品的出口，日本、欧盟对进口猪肉的检测指标已从过去的25个大幅增加到410个。巴西等新兴生猪生产国也悄然崛起，以每年出栏增加20%以上的速度大力发展生猪养殖，并将俄罗斯等我国传统市场作为其主要出口国。我省年出栏生猪总量约占全国的1/8、世界的1/20，猪肉平均价格比国际市场低30-50%，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但由于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附加值不高，在完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因此，发展现代畜牧业，提高畜牧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和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已经成为四川畜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紧迫任务。

三、准确把握现代畜牧业的内涵和特点

现代畜牧业是以布局区域化、养殖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为特征，管理科学、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效益显著的产业。与传统畜牧业相比，现代畜牧业在内涵、功能和定位上均有新的变化。一是内涵的变化。由传统的养殖生产环节变为按国内外大市场要求配置生产要素的畜牧业，是商品经济的畜牧业，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体化过程。二是功能的变化。由满足温饱变为适应生活质量的提高，符合营养、生态和安全的要求。三是定位的变化。由家庭副业变为支撑农业经济、保障农民增收、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产业。准确把握现代畜牧业的内涵和特点，立足我省农村人多地少、居住分散、山地丘陵为主、农民增收问题突出的基本省情，结合我省畜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省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走分散饲养为主的传统养殖方式是不行的，照搬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在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上的大规模工厂化畜牧业的路子也是行不通的，根本的努力方向在于加大对传统畜牧业改造力度，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坚持走科技驱动型、内涵提升型、市场开拓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畜牧经济发展之路。在发展理念上，用抓工业的理念抓畜牧经济发展，以抓市场的理念促进畜产品流通；生产方式上，大力发展以农户标准化养殖为基础、适度规模为主导、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发展方向上，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坚持走外向型畜牧经济之路；产业结构上，走龙头企业做强做大、基地发展规范有序、产业经营形式创新的发展路子。

四、发展现代畜牧业应坚持的原则

（一）坚持规划先行。科学的规划是最大的节约，落后的规划是最大的浪费。规划的投入只是整个生产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从整体效益来讲，意义却非常重大。规划要着重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科学布局。根据《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结合城市发展规划、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畜牧业发展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二是合理规划区域载畜量。对适养区开展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根据水环境容量和耕地消纳畜禽粪污的能力，确定区域畜禽养殖数量，科学规划布点养殖小区（场）。通过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防疫、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在发展养殖小区和推进一村一品的建设中，推进环境整治，改善村容村貌；在稳定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不断改善村民的生活质量，推进乡村两个文明建设。

（二）坚持适度规模。规模化养殖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方向，畜牧业效益在规模。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对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带来深刻影响，要提高畜牧业比较效益，保障有效供给，加快推进饲养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必须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规模养殖是指单个场（户）或一定地域的畜禽养殖量实现规模化生产。当前的规模养殖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由业主投资的单个饲养场的大规模养殖。二是在一定区域内实行统一标准下的基地式分户饲养。从四川农村人多地少、居住分散、山地丘陵为主的基本省情出发，第二种方式的规模养殖，更易在全省推行，更能让千家万户农民受益，能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建设畜禽养殖小区，必须按照企业和农户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管理水平，根据当地生产条件、生态环境、周边农作物和土地对畜禽废弃物的消纳能力，力求适度规模而避免盲目贪大求洋。盲目贪大，则会带来环保隐患；盲目“求洋”，则投入大，运行费用高。只有标准化适度规模养殖，才能走上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坚持种养结合。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养殖小区，普遍面临用地紧张，动物疫病控制和养殖排泄物污染等难题。走农牧结合、动植物互惠的发展路径，是妥善处理和解决畜牧业发展难题，建立农业生态平衡体系，实现农牧双赢的最佳途径。一是有利于解决养殖用地问题。相对于种植业而言，畜禽养殖受土地质量约束较小，发展规模养殖，各地可根据规划，充分利用丰富的荒山荒坡资源建养殖小区（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解决规模养殖用地紧张的问题。二是有利于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生态养殖小区利用山地丘陵，加之自繁自育，就地就近供应仔畜禽苗，能起到自然防疫的屏障作用，防止外来有害生物的扩散。三是有利于提高畜牧业生产水平。种养结合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农牧结合的空间相对比较大，有利于种植业减少化肥投入，保护和提高土壤肥力，发展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有利于养殖业充分利用农作物，用青绿饲料喂养畜禽，改善饲料结构、丰富饲料营养，增加鲜味，降低养殖成本。四是有利于消纳养殖场的排泄物。把养殖业融入农、林业中，形成猪—沼—果（林、草、菜）等多种综合利用模式，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四）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畜牧业发展成败在防疫，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始终是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畜牧业必须是可以被控制的，控制的重点首先在于对疫病的控制。疫情风险是畜牧业最大的风险，一旦发生疫情，就会严重威胁人的健康，严重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信心，带来严重而持久的打击。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已经由生产性、技术性问题演变成为社会性、政治性问题，甚至是全球性的问题。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坚持发展与保护两手抓，牢固树立抓动物防疫工作，就是抓畜牧业发展、抓农民增收的观念，把防控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常抓不懈。既要重视突发疫情的控制，更要重视平稳时期的预防；既要做好季节性集中防疫，更要注重建立长效防控机制。

（五）坚持产业化经营。畜牧业产业化的实质是畜牧业工业化。实践证明，没有具有强大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就没有发达的畜牧业，没有畜牧产业化，就没有畜牧业现代化。在生产总量增长到一定阶段，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必须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加快产业化经营步伐。一是抢抓新一轮产业转移机遇，建设畜产品生产和深加工基地。最大限度吸引承接省外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要素转移畜牧业，吸引省内二、三产业社会资本向畜牧业规模养殖和加工业转移，发展壮大畜牧业龙头企业。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三是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引导龙头企业通过合同订单、“寄养”方式、二次返利等形式，与农户建立更为紧密的利益联结新机制，努力实现家庭生产与现代化大生产、千家万户生产与千变万化市场、培育龙头企业与农户发展致富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