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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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范文

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

“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朱振民回忆当年时很肯定地说，“如果不改，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建立；如果不改，财政困难的局面也难以根本改观。”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经济体制也历经了从传统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这也是个认识过程。”朱振民说。

按照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而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创造基本的制度基础和制度环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别，就是计划经济用国家计划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公平、中性的税收制度，使市场主体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自主决策，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当时的主要税收制度，还带有许多计划经济的色彩。原来流转税有个职能，就是配合国家价格政策，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税收要对产品价格进行干预，按计划要发展什么，就低税；要限制什么，不鼓励发展的产品就高税。“所以，当时的产品税有20多档税率，最高税率达到60%，最低税率是3%。对部分产品征收的增值税也有12档税率，最高税率45％，最低税率8％，高高低低，跨度很大。而且重复征税的问题突出，对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形成明显的阻碍，企业的决策往往会受到税收的扭曲。”这些因素显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1994年对流转税制的改革，大刀阔斧地把原来实行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改成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营业税、消费税相配合的新流转税制度，制定新的增值税改革方案就成了流转税改革的重头戏。

定量分析科学决策

增值税“中性”，要求税率档次不能太多，理想的设置是一档基本税率，再加上一档低税率。因此，改革方案的一个关键和难点是确定替代原来高高低低二十几档税率的两档新税率。

那个时候，国家财政还很困难，企业的效益也不高，双方对改革成本的承受能力都不强。为了确保改革成功，财政部有关领导提出，改革方案要按照改革后税负水平总体保持改革前税负水平设计税率，以使纳税人对新的税收负担能够承受，财政收入不受大的影响，也不致引起物价水平大的波动。部领导要求，要把账算清、算好、算准。

财改司为推进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建立了数据调查收集工作制度，三处逐年收集的流转税纳税人数据资料，经济规模占全国的70%，所缴纳的税额占全国的80%，不仅代表性强，同时，这套数据资料是分户、分产品的数据库，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可以像积木一样，根据不同的条件拼接成不同的方案。1993年8月下旬，接到任务，当时的处长王征、朱振民和谭崇均带着微机，一头扎进黑龙江办事处，就改革方案进行了大量的测算、论证工作。仅就增值税税率，当时他们就从13%、14%到19%，20%，测算了7、8个方案，静态算，每一个方案对财政收入是什么样的影响，企业的负担是什么样的变化，有多少户负担是增加了，增加了多少，有多少户负担是降低的，降低多少，负担增加和减少不同档次水平的各有多少户，纳税企业由盈利变亏损和由亏损变盈利的有多少户等等，测算得细致而缜密。

“我们还对原税制下企业和产品实际税负分布状况进行了测算，在我印象中，70%多的企业税赋集中在价内税的14%左右。新税制最终选择实行价外税17%的税率，就相当于当时的价内税率14.53%。选择17%的税率，可以比较好地贯彻改革所提出的原则要求。”

“刘克崮司长对研究测算工作抓得很紧，及时和我们对测算结果进行讨论，这些测算结果为部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当时的条件和现在相比可落后多了，那时我们处只有两台386电脑，用全国数据测算一个方案，要一天一夜，那两台老式打印机打印一个大的方案，滋滋喇喇地得响上一天。”朱振民回忆说。为赶时间，那时他们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在改革方案研究制定过程中，部领导更是殚精竭虑。一次，已经过了夜里12点多了，部领导急等着要用的一个重要测算方案刚刚完成。朱振民和王征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回部里。刘仲藜部长、项怀诚副部长、刘克崮司长还在办公室里等着他们。汇报之后，朱振民不经意地向部领导反映了他们的设备情况，项部长当即批给8万元额度，为他们添置了一台486计算机和打印机，使他们的工作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也让他们感到十分温暖。

新税制正式出台实施之后，证明整个方案的设计，包括税率的选择非常符合实际，使财政收入和企业负担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结合点。

最优是理想次优是实际

1994年的税制改革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的新要求，我国的税收制度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在部分地区试行后也即将在全国启动。

第2篇：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范文

“现在该是我们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前瞻而后顾未来走势的时候了。”高培勇教授如是说。

“二元”制度下的“非公共性”

《新理财》：1978 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与之同步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已步入而立之年。作为国内财税研究方面的资深学者，您如何评价过去30 年的改革？

高培勇：这显然是一个既意义重大，又颇不轻松的命题。因为，一方面，在过去的30 年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所走过的道路之曲折，所承载的使命之沉重，所发生的变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显著，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特例；另一方面，对于有了30 年改革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中国而言，举凡涉及类如财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方面的话题，已经不能停留于史实的追溯和再现层面。

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不过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30 年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市场化，发生于财税领域的改革事项，不仅数不胜数，而且犬牙交错。回顾以往的改革轨迹，总结以往的改革经验，必须放在改革规律的揭示上。过去30 年所取得的财税体制改革成果，固然显著而丰盛，但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中国财税体制目标相比，只能算是阶段性的。通向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道路，依然漫长。

《新理财》：在您看来，财税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那么，财税体制改革是从哪里开始的？

高培勇：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是由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起步的。对于那一时期的财税运行格局，尽管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结，但本着收入――“钱从哪里来”、支出――“钱向何处去”以及政策――“收支安排所体现的目的”这三个有关财税活动运行层面的基本线索，可以将其概括如下：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部门；财政支出主要投向于国有部门；财政政策倾向于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搞“区别对待”。以1978 年的情形为例，全国财政收入的86.8% 来自于国有部门的缴款，全国财政支出的85.6%用之于国有部门。这样一种“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的财政收支格局，所折射出的，无非是财政政策的鲜明取向――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削弱以至铲除私有制经济。

换言之，这种“二元”制度下的财税体制机制所覆盖的范围，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选择的。“二元”的财税体制机制所提供的财税待遇，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有薄有厚的。财政支出的投向，不是着眼于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而是专注于生产建设的。于是，便形成了同属一国国民、身处同一国土之上并受同一政府管辖，但因财税覆盖程度不同而须面对不同财税待遇的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居民。

这即是说，这种“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起点。也可以说，正是这种“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同财税本质属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相适应性，把中国财税体制推上了改革之路。

一枚硬币两个面

《新理财》：您前面说到，“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造成了财政实行不同所有制分治和城乡分治，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下的财税运行格局是怎样的？

高培勇：一是以所有制性质分界，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国有部门系统内部完成的国有制财政，非国有部门则或是游离于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外，或是位于财政覆盖范围的边缘地带；二是以城乡分界，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城市区域内部完成的城市财政，广大农村区域则或是游离于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外，或是位于财政覆盖范围的边缘地带；三是以财政支出的性质分界，财政支出活动主要围绕着生产建设领域而进行的生产建设财政，非生产性或非建设性的支出项目――其中主要是以改善民生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性的支出项目，则往往被置于从属地位或位于边缘地带。

有选择而非全面的财税覆盖范围，有厚有簿而非一视同仁的财税待遇，专注于生产建设而非整个的公共服务领域，如此的财税体制机制以及作为其结果的财税运行格局，显然不能说是“公共性”的，至少其“公共性”是被打了折扣的。事实上，“国有制财政＋城市财政＋生产建设财政”所集中凸现的，正在于传统体制下的“二元”财税体制机制的“非公共性”特征。

《新理财》：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广为流行的表述是“市场化改革”。如果说整体改革是沿着一条颇具规律性且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的道路走过来的，那么，财税体制改革应该有怎样的改革路径？

高培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始终作为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与整体改革捆绑在一起并服从、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要。

就总体而言，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首先带来的是GDP 所有制构成的多元化。这一影响传递到中国财税运行格局上，就是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由“取自家之财”到“取众人之财”。到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来源于国有部门的比例，已经退居到19.2%。而且，仍在继续下降。而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自然会推动并决定着财政支出投向的公共化――由“办自家之事”到“办众人之事”。到2006 年，在全国财政支出中，包括基本建设、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等专门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要投向的支出占比，已经由1978 年的52.7% 大幅下降至15.87%。与此同时，面向全社会的诸如养老保险基金补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等社会保障支出以及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所占的份额，分别上升至11.25%、18.69% 和3.58%。而且， 其中不少项目，还是从无到有的。

财政收支的公共化，又进一步催生了财政政策取向的公共化――由在“自家”与“他家”之间搞“区别对待”到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国民待遇”。也就是说，经济的市场化已经带来了中国财税运行格局的公共化。

呈现在财税运行格局上的这些变化，当然是在财税体制机制的变革过程中发生的。没有以公共化为取向的财税体制机制的变革，不可能有财税运行格局的公共化。

这即是说，经济的市场化和财税的公共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财税的公共化。由“非公共性”逐步向“公共性”靠拢和逼近的所谓“财税公共化”过程，是过去30年间中国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所经受的最可称道的重大挑战。

“一条主线＋一个取向”

《新理财》：我们常说中国经济体制的

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那么，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否也是一样？

高培勇：正如整体改革是一个由目标不那么明晰、靠“摸着石头过河”，到目标愈益明确、以自觉的行动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过程，财税体制改革也有着类似或相同的经历。

当改革必须调整航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棋盘上谋划全新的财税改革方案的时候，虽然并未清晰地意识到经济市场化与财税公共化的高度相关性，但那时所操用的几乎每一个棋子或推出的几乎每一个举措，也都是基于财税运行格局已经变化且不可逆转的现实而选择的。而且，在那样一种情势之下，能够作为改革参照系的财税体制机制，自然是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税收制度。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的财税体制机制安排以及相关的原则界定，也自然离不开经济的市场化这个基础。来自于诸多方面的同市场经济血脉相连的因素、理念、规则、制度等叠加在一起，不仅催生了公共财政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实践。而且，改革的着眼点也越来越向公共化的方向聚集。

到后来，当局部性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向全局延伸，以至于必须对财税体制改革目标有个总体定位的时候，也许是水到渠成的功效所致，“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便被作为一种当然的选择，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从那以后，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和体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财税改革线索和几乎所有的财税改革事项，都被归结于这条改革的主线索，都被覆盖于这一改革的总目标。也正是从那以后，关于中国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或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从学术界到实践层，都越来越集中于“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或“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概括或表述。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经过了30 年“摸着石头过河”般的艰难探索，在我国，全力和全面建设公共财政，已经演化为一种围绕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有意识、有目标的自觉行动。也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全力和全面建设公共财政的时代。

这即是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于公共财政。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起步，沿着“财税公共化”的路径，一步步逼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方向，并贯穿未来的中国渐进式财税体制改革始终。

《新理财》：在您看来，30 年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是否存在着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也就是说，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究竟有无一个一以贯之的改革取向？

高培勇：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的这条主线，说到底，就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事实上也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取向。这个基本取向，说到底，就是构建并实行既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与财政的本质属性相贯通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

以如此的角度并站在宏观层面上“俯视”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全景，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的30 年间，我们正是瞄准“一个取向”、沿着这“一条主线”奔跑过来的。未来的若干年间，我们仍要瞄准“一个取向”、沿着这“一条主线”继续奔跑下去。“一条主线＋一个取向”，正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前瞻未来走势的基础上，对于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历史规律做出的高度概括。

《新理财》：在您看来，当我们对以往的改革轨迹、改革经验和改革规律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之后，应该如何勾勒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路线图”？

第3篇：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范文

根据新华社披露的内容，《方案》将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发挥各自优势，推动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着力解决现行征管体制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刊文指出，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是在坚持国税、地税机构分设的基础上，对现行体制加以改革完善，特别是加强国税、地税合作，为纳税人提供更多便利。

这意味着国税、地税仍将坚持分设，击破了业界关于国地税可能合并的猜想。

我国的分税制起源于1994年，在1994年之前，税收政策类似于包干制，地方政府在缴纳一定税收至中央后，其余税收全部归于自己。长此以往，造成了国家层面财政税收不足，彼时为了解决中央财政收入不足问题，实行分税制，依据税种，将税务分为国家税、地方税和国地共享税。

分税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央财政收入，为中央统筹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但另一方面，也有业界认为，分税制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政支出不足的问题，开始从别的渠道找钱，一是依靠大量卖地增加财政收入，二是通过大量银行贷款，由此推高了房价，形成了某些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同时大量银行贷款形成了地方政府的沉重债务。

除此之外，因分税制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负责国税、共享税和地方税的征收。

业界一直有国地税合并的讨论。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使得这样的讨论更加热烈。

“营改增”将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改换成增值税，因增值税属于共享税，由国税部门负责征收，“营改增”涉及行业的原营业税不复存在，征管任务转移到国税部门，国税部门任务加重。

实践中，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反映最大的问题，就是职责交叉，国税地税会产生税源竞争，增加了纳税人负担。而且两者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也推高了征税成本。

事实上，分税制存在的问题，中央也注意到并一直在探索合适的途径来解决。由于这一制度已经施行超过20年，简单将两个国地税部门合并无法根治原有问题。

显然，分税制有其自身重大意义，学者认为，凭借分税制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可以革除按照企业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的旧体制症结，将企业置于不分大小、不论行政级别、依法纳税、公平竞争的地位，打造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同时，分税制跳出了包干制下中央、地方“讨价还价”的“体制周期”，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层级间形成稳定、规范的财力分配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在10月13日通过的《方案》中，除了明确国税、地税分设以外，还针对现行制度下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出顶层部署。

深改组会议指出，要根据财税体制改革进程，结合建立健全地方税费收入体系，厘清国税和地税、地税和其他部门的税费征管职责划分，着力解决国税、地税征管职责交叉以及部分税费征管职责不清等问题。

在业内人士看来，调整国地税征管职能，在“营改增”之后就显得很必要。国地税职能划分不清，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管上弊端也比较明显，国税地税共同征管企业税，因为职责不清，现实中有争抢税源的现象。

在现实中，存在税源竞争以及信息共享不畅，给群众办税带来负担的现象。因此，深改组会议要求，推出更多便民办税改革措施，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减轻群众办税负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国税总局表示，要对现行体制加以改革完善，特别是加强国税、地税合作，为纳税人提供更多便利。

由此，未来国税与地税之间将不合并，转而更加合作。

据《财经》记者了解，已有地方税务机构据此完善国税与地税的合作机制。

第4篇：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范文

一、灵活调度资金，较好地保证了人员工资等重点支出需要

针对上半年资金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在预算执行中坚持有保有压，突出重点，对各项专款和各单位申请资金的报告，视可能妥善安排，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通过努力，上半年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良好，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较好地保证了县直行政事业人员工资的发放。二是保证了企业养老、老干部医疗统筹、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社保资金及盐矿债券的及时兑现，切实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保证了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的需要。今年全县安排城建资金8000万元，主要靠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收取。为保证建设工程需要，我们一方面积极向上争取往来资金，另一方面克服各种困难统筹预算内外资金，上半年共投入2600万元；四是集中在县级支出的村级三项经费、民政定补及纳入“一卡通”范围的各项支出均得到较好的保证。

二、采取切实措施，积极调度组织财政收入

今年全县总收入任务62500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31250万元。为保持收入的序时均衡入库，我股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年初多方排查财源税源情况并协调国地税部门，及时分解下达了收入任务，为征管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二是按月及时编制“丰县财政收入月报”，详细分析县镇财税收入情况、和其他县市对比情况、存在问题及建议。为保证资料的及时性，我们在月度终了后2-3天加班加点，在最短的时间内报送领导，使领导及时掌握情况，准确决策；三是参与制订了财税收入考核办法、财税三局考核奖励、开发区及木业商场税收征管等有关政策的制订工作，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四是建议并制定了财税三局财税征管工作月度例会制度，以总结前段时间工作，分析存在问题，研究制定下步工作措施，商量解决阶段性和重点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准确掌握财政收入情况；五是抓好罚没收入、水资源费、电力附加和水费附加等收入的管理工作，和综合股、票据办联合制订了核对、稽查办法，进一步堵塞了漏洞。经过努力，上半年全县和财政系统收入情况良好：1-5月份，我县财政总收入（含基金）完成31935万元，同比增收12817万元，增长67%，完成预算的51.1%，超序时进度9.5个百分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5304万元，同比增收4999万元，增长48.5%，完成预算的49%，超序时进度7.4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2498万元，增长56.4%，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为81.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入库28*万元，增长20.6%，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为18.3%。

三、努力规范管理，有条不紊做好各项改革和管理工作

一是继续抓好部门预算编制，借助部门预算编制软件，严格预算执行，切实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和档次。重点是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合理的公用经费定额标准，预算内外统筹安排，同时严格按照部门预算的要求，尽量细化预算支出项目，明确支出类型和支付方式，努力体现公共财政的职能，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尽力保证教育、支农等必不可少的最基本性的政策性支出，把有限的财力尽力向经济一线倾斜，努力保证涉及全局性的重大招商等必需支出。二是切实抓好乡财县管工作。重点做好镇级预算的编制工作，为强化镇级预算管理打下了基础。三是落实措施，配合国库股着力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深化国库直接支付制度。县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在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的基础上，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调控能力，规范资金拨付方式，合理划分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范围，建立用款计划制度，科学合理地使用管理财政资金。四是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制订了丰县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重申借款有关规定及办法。上半年在做好日常资金审核、审批的同时，与行财、政府采购中心密切配合，严格审查审批购管项目及资金，较好地发挥了自身职能作用。

四、积极、主动、认真地做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

实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省委省政府为适应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需要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今年财政系统一项重要工作，为抓好这项工作，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一是以财政简报的形式及时向局领导及县主要领导汇报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精神，并召集县财政各有关股室、县直各单位会计，就这项工作进行了培训和具体部署，使大家统一了思想，充分认识了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认真、全面、细致地清理确定省与县、市与县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事项及划转基数，积极、主动与省市财政联系，清理核对省与市县之间、市与县之间政府性财政债务，并做好预算外资金分享集中与补助的清理和填报工作，为下一步理顺预算外资金管理关系奠定基础。

五、做好小车购置管理工作。

针对小车购置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和县纪委一起对全县对全县小汽车情况进行检查，按规定统一办理保险，并对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小车数量、人员编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参考省市文件提出小车配置初步方案，给领导决策提供了依据，较好的控制了我县小车购置上升的势头。

六、其他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加班加点做好20*年度财政供给单位人员信息系统数据审改及20*年数据更新的布置、填报、审核和上报工作，高质量的完成了任务，为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财政信息化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联系国、地税部门，认真做好200X年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及重点产品国际竞争力调查的布置、填报、审核和上报工作，为国家研究税制改革方案，制定财税政策，加强财税管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财政、税务部门共同摸清企业所得税税源分布和构成，实现资源共享，加强税收征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5篇：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范文

文章认为，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改革的关键。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中国将围绕三个着力点，不断将改革引向深入。与此同时，各部委也在此次会议上公布了今年改革的主攻方向。

文章称，马凯所说的三个着力点包括，围绕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重点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围绕消除不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重点放在财税、金融、价格等方面的改革；围绕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重点将推进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卫生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

作为直接负责改革指导与总体协调的政府机构，国家发改委对改革的部署代表着中国高层对改革的态度。因此从上述三点来看，改革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楚：改革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必须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革宏观调控；改革必须改善民生状况，增进人民的福祉。换言之，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不变，同时，改革又须以人为本，讲究协调、共享。

文章强调指出，政府转型要适应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客观需求。今后几年，要有效地解决社会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政府要扮演好两种角色：一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尤其要“合理界定”和“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范围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二是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设公共行政型政府。目前，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长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公共服务的不到位，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

第6篇：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范文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党的十以来，深化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通过真刀真枪、大刀阔斧的改革，突破了一些过去认为不可能突破的关口，解决了一些多年久拖不决，久攻不下的难题。依靠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领域标志性、支柱性改革任务持续推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健全，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体系基本成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形成，同时，国有企业和重点行业改革逐步展开，财税金融改革步伐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价格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近几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最多、进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时期。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面临的难题更多、实施的难度更大，只有继续牢牢坚持不折不扣抓落实，才能夯基垒台、积厚成势，让改革真正落地、成效真正显现。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出发抓落实。抓改革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把抓改革落实同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落实新发展理念结合起来，同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党的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既要通过抓改革来促发展，又要围绕谋发展来抓改革。要牢固树立全局意识、责任意识，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扭住关键、精准发力，敢于啃硬骨头，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成效。改革要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改革举措往前排。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改革工作的各个环节，从时间表倒排最急迫事项改起，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推出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办成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让全社会感受到市场环境、创业条件、干部作风在一天天好转，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改革带来的新气象、新风貌。

遵循改革规律和特点，从任务、进度、成效等方面精准发力抓落实。改革举措落实不够到位是改革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的改革方案出台后，相关配套措施出台不及时，有的甚至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改革，还有的选择性淡化弱化真正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不能在任务、进度、成效等关键问题上盯紧抓实。进一步抓改革落实，必须精准发力。一是抓任务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工程，头绪多，任务重，必须集中力量把主要改革举措推出来，明确任务方向，然后集中力量一项一项抓好落实。二是抓进度落实。要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路线图，更加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更加有针对性解决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矛盾和问题，强化基础支撑，注重系统集成，不断提高改革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三是抓成效落实。要把改革举措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让基层来评判，让群众来打分，看改革是否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了获得感。

完善抓改革的体制机制，从建立全过程、高效率、可核实的改革落实机制着眼抓落实。一是建立问题动态解决机制。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对改革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要不断研究完善改革政策，做到既坚持改革原则又照顾各方关切，确保改革举措可落地、能落地。二是抓督察、促落实。落实督察责任，严格督察工作要求，提高督察工作权威性和执行力。对敷衍塞责、拖延扯皮、屡推不动的，对重视不够、研究甚少、贯彻乏力的，要进行问责。对已出台的改革方案，还要定期开展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既要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也要察认识、察责任、察作风，存在问题的要及时进行整改，以督察促落实。三是建立改革效果评估机制。多开展第三方评估，根据评估情况不断调整完善改革举措，形成优化改革方案、狠抓改革落实、加强改革评价的良性循环。四是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激励机制，既鼓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使更多的人成为改革促进派和改革实干家。

第7篇：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范文

一是贯彻执行货币政策职能。主要包括在辖区内宣传、传达和贯彻总行的货币政策精神；加强统计、调研和分析；反馈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等。

二是提供区域金融服务职能。主要包括支付清算服务和其他服务两大职能。支付清算服务主要内容为：同城票据清算职能和异地资金清算职能；现代化支付系统及先进支付结算工具的推广和使用等；其他服务职能主要包括外汇管理职能、经理国库职能、政策咨询、地方政府金融政策顾问等。

三是维护辖区金融稳定。主要包括加强金融风险预警预报监测；引导金融机构规避风险；根据总行的授权，配合监管部门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置等等。

二、基层人民银行经理好国库，履行好央行新职能的思路和措施

央行职能转换后，国库工作应适应形势要求，围绕三大职能，做好如下工作：

1、适时调整工作重点，做好国库基础工作，履行基层央行服务职能。

及时准确做好预算收入的收纳、报解和支拨是国库部门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国库配合财、税、海关等职能部门协助政府履行职责、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责任所在。为适应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需要，近年来，基层国库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为提高自身服务水平，先后推广使用了全国统一的《国库业务综合核算系统》1.0版和2.0版、以独立的联行行号参加了大额支付系统、开通了“国库内部往来”、实行了国库资金的“滚动报解”等一系列措施和工程，加快了资金周转速度，使国库资金的汇划拥有了“快车道”和“直通车”，真正实现了预算收支的适时划转，准确到账。另一方面，适应财税体制改革要求，配合相关部门实行了政府集中采购的“阳光工程”；研究制定了《财政国库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财政国库管理体制改革资金清算办法》等一整套规章制度，严格行资格审核，建立了单一账户体系，进行了市级单位财政国库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和推广工作等。今后，国库部门应一如继往，强化服务，不断创新，进一步发挥“执行、促进和监督”作用，树立央行服务“窗口”新形象。具体来讲：

一是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把提供安全、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作为国库的首要目标，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深化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力求服务质量最优化和效率最大化，为地方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良好、坚实的基础。

二是深化、拓展金融服务的层次和内容。在做好市级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的基础上，继续做好扩大试点和向县级财政延伸各项工作，加强财政性资金监督管理，更好地发挥财政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按照总行统一部署，尽早完成小额支付系统的上线工作，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最终实现预算收入的“零在途”。依托科技，推动财税库行横向联网进程，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提高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同时依托科技，积极建设资金汇划“绿色通道”，保证汇划渠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行，为国家预算资金乃至整个社会资金流的正常运转提供良好的服务。

三是做好对辖区国库业务的指导服务。辖区支库和经收处是国库工作的基础，其工作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全辖整体业务水平。因此，应定期对辖区支库和经收处业务进行检查指导，规范其操作行为，切实提高国库核算质量。同时做好对辖区国库干部的政策宣传、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类困难、问题，构建健康和谐的工作环境、事业环境和发展环境，促进辖区国库整体工作的提高。

2、防范和化解国库资金风险，履行基层央行维护辖区金融稳定职能

国库资金作为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不仅是人民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更是政府用来支持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国库部门在具体经理预算收支过程中，不仅要保证纵向所辖国库系统资金汇划环节的安全，还要保证横向财税部门资金使用和退付的合理合规性。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盗用、挪用国库资金的案件，使得国库被形象的比作人民银行“露天的发行库”和“案件高发区”，其风险程度之大，防范风险的任务之重日益彰显。因此必须站在讲政治、讲稳定的高度，将防范和化解国库资金风险工作作为履行好人民银行稳定职能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是加快国库制度建设，保证日常工作有章可循。尽快修订颁布新的《国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确立新形势下国库的职责、权限，制定统一的操作流程，严密核算手续，保证国库整体作用的有效发挥。二是建立国库会计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责任制。主要是建立国库会计经办人员、国库会计主管、国库部门领导和国库主任四级内控目标管理责任制，实行逐级把关、负责制度。三是严格履行“大额资金三级审批”制度，严把库款支拨、退付关，发挥好国库的“闸门”作用。四是加强检查监督，规范辖区国库和经收处业务操作，防范和杜绝风险隐患。五是对现有国库会计核算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增设联行密押卡和网络防火墙，提高计算机的识别和自身防护能力，防止泄密和网络黑客、计算机病毒入侵等利用计算机的犯罪。六是成立由国库、财政、税务等部门参加的资金风险防范工作小组，加强对辖区财税和国库资金安全的组织领导，通过建立共享的综合信息监测和风险指标评价系统，提高风险识别预警能力，从而保证国库资金安全。

3、做好国库资金分析监测和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履行基层央行贯彻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

国库作为人民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和政府部门执行财政政策的结合点，是连结人民银行、商业银行、财政、税务、海关等众多部门的纽带。国库的关联部门点多面宽，信息资源丰富，其超然的地位又保证了所出具的报表数据的真实、权威。做好对国库资金的监测分析，不仅可以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提供参考，而且也可以为政府应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提供有力的依据。因而应进一步提高对国库调研分析工作的认识，切实履行好这一职责：

一是建立调研制度，完善分析体系，适时对国库资金的各项指标变动情况进行监测。通过对国库资金的综合分析，及时对辖区经济金融形势和变化趋势做出全面分析、客观评估和科学预测，向上级国库和有关部门反映，为政府和中央银行贯彻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第8篇：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范文

关键词：税制改革；营业税；增值税

“十二五”以来，我国在经济工作方面，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 税收是政府施政的政策工具和物质手段，2012年，我国将六大税制改革提上政府议事日程，包括完善增值税制度，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健全消费税制度；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研究制定房产保有、交易环节税收改革方案，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推进城市维护建设税改革；深化环境保护税费改革。在此番税制改革中，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最受关注，成为了2012年结构性减税的重中之中。“营改增”不仅为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减轻了税负，也体现出优化税制对生产方式的引导，为推动第三产业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十二五”期间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及税种改革的重点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二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税收资源的分配上存在矛盾；三是税收和税源的背离。在一些具体税种的改革方面，营业税改革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领域。

（一）营业税阻存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994年税制改革遗留下的最大问题就是营业税的问题。目前来看，我国在生产领域全面推行增值税，而在服务领域全面保留营业税。营业税主要存在三大问题：

1.存在重复征税问题，税负水平平均比增值税高

这主要是因为营业税在税制设计上存在全额多环节计税，营业税的名义税率看似较低，但由于存在重复征税，所以很多行业的实际税负较重。假设我们把营业税的税负折算为（营业税/增加值）比率，且具有与增值税可比的口径，那么，我国现有的大中城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已出现了营业税税负高过增值税税负的情况。假设我们再将IT、金融、房地产、研发与技术服务、文化产业、信息、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从服务业中单列出来，计算它们的间接税税负，那么我们会发现现代服务业的间接税税负已然超过了规模以上工业的税负。近年来，服务业税负超过制造业税负的问题已经在全国大多数省、市、区变得愈加严重。就目前来看，高税负明显制约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在增加就业、增加收入等方面制造阻力，不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2.出口不退税

免税与退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说，我国目前的营业税中有一部分是出口免税的，但这样的营业税结构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平衡、不理想的状态。这一点，我们在已经过去的“十一五”规划关于服务业发展和就业未完成规划指标中能够清晰地看到。

（二）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能增加增值税扣除范围，继而降低增值税税负水平，并间接地降低整个产业税负水平。这虽然符合国务院确定的结构性减税的原则，但与此同时却会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资源分配，还会影响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财税资源分配。

1.降低税负，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税收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经济杠杆，国家在限制发展的产业与产品上征收高税负以限制其生产发展，对需要鼓励和大力发展的产业和产品领域减免税负以引导其增加生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既可以解决过去产品税领域存在的问题，又可以解决多环节重复征税和出口不退税的问题，从而降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税负水平，充分体现出对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

2.营业税改革对中央和地方财税资源分配的影响

营业税负过重的一个体制性原因在于分税制财政体制。分税制的实质是增强了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匹配与呼应，再通过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使欠发达地区也能在大体达到可用财权与事权的平衡。增值税属共享税，其收入75%归中央，仅25%归地方政府，而营业税则全部收归地方政府。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把税收的重要税项和一些最易征收的税种都收归中央财政了。至2009年，中央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提升至52%，地方政府却由1993年的78%下降至2009年的48%。与此同时，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在2009年则上升至8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要用手中48%的财政收入，去负担80%的支出，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平衡。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几个税种全是共享税，而一旦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则会加剧财权的上移，也就意味着原来由地方支配的营业税改为与中央共享，会进一步加深事权与权财不匹配之间的矛盾。

3.改革税收和税源背离的问题

目前，转移支付制度是分配中央、地方财税资源的渠道，属于纵向垂直体系的渠道。但实际上，地方政府之间还存在税收和税源背离的问题，这就需要加以横向调整。客观来看，我国的分税制一直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在平行的地方政府之间，没能做到税收和税源的一致性。现阶段的税制要求企业在注册地交税，而不是要求企业在税源地交税。这样一来，在某一税源地区所产生的税收，很可能被另一地区所征收了。这种由于税收体制运行产生的严重背离分税制初衷的做法，非正常地扩大了我国地区间的财政收入差距，使得我国不同在地区间的财政收入差距不能真实地反映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换言之，没有能真实地体现出地区间税源的差距。 税收和税源的背离所体现的不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之争，而是充分展示出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例如：西气东输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营业税是按照运输总里程量、运输总量所设定的运费来计算，所有的营业税都在企业注册地缴纳，而途经的几千公里，涉及那么多的省市都得不到任何税收权益。但是它们却要为这一工程提供资源、服务。此外，像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即在某一个税源地所形成的税收被另外一个地方收取了。

二、改革分税制，突破“营改增”瓶颈

借鉴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经验，我们发现，实行分税制的国家基本上都能够保持比较好的可持续发展态势。进行分税制改革，完善分税制改革方案，建立健全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相呼应，转移支付合理有力的财政体制势在必行。

（一）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或在共享税中缩小中央分成比例，以增加地方收入

营业税改增值税后，转移支付体系的缺陷会更加凸显出地方财政收支失衡的困境。中央必须考虑其对地方税收的冲击并给予一定的收入补偿，例如：把中央政府的钱更多地下放给基层政府，让转移支付力度更大一些，金额更多一些。再者：适当压缩中央在共享税中的分成比例，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

（二）扩大中央政府支出的责任范围

如果不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那么，中央政府可将支出的职责范围加以扩大，即由中央政府履行更多的职责。例如：义务教育、公费医疗、社会养老等可以由中央政府全额承担。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职能是必须下到地方的，那么资金可以与职能一同下放基层。

（三）从制度层面解决税收收入与税源背离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可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税收按照税源地划分，先把税交给税源地，然后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配关系，之后中央再按照一定标准对收入低的地方进行转移支付。如此一来，我们不仅能解决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权益之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税收权益之争。坚持税收收入与税源的一致性，既合乎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协调了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

第9篇：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范文

我国现行的国库管理制度运行了几十年，财税体制经历了多次大的改革，而国库管理制度基本上没有变动。随着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建立，原国库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期财政管理的要求，其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一是国库的概念及外延不够明确。尽管各界普遍意识到了我国国库职能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银行及财政部也都在采取措施进行国库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但究竟哪些属于国库职能，哪些属于一般财政管理职能，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解释，导致目前经济界及理论界出现两个国库概念，即现行法规定义的由人民银行经理的“国库”与包含部分财政管理职能在内的“财政国库”。

二是由于人民银行行使国库管理职能是属于“经理”性质，而且国库的职责是“负责办理国家预算资金的收纳、划分、报解、支拨、结算，并向上级国库和同级财政机关反映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实际上是财政的出纳，是被动的执行财税部门的指令和事后记帐的角色，难以发挥其在国库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国库管理的部分职能缺位，加之其“经理”性质在人员配备，业务素质等方面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很难保证财政管理质量和国库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

三是由于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与财税改革不同步，客观上给财税工作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由于一级政府都有一级财政，在乡政府内设有乡财政所。为便于乡财政所工作的开展，客观上要求乡级也要有一级国库，但绝大多数乡是没有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或代办机构的，乡级财政的库款有的是由缴款人交入县级金库，由县级金库再按收入级次和纳税人所属乡划分各乡的收入，很容易造成收入划分在县与乡之间、乡与乡之间的错误；有的是委托乡的农业银行储蓄所代收，再由储蓄所通过交换划到县金库，再由县金库划分。由于不是就地缴纳，给纳税人带来诸多不便，也增加了库款的在途时间，有时还会造成扣押库款的不正常现象。分税制改革后，分设了国家和地方两个税务局，但都是共同对应一个国库系统，没有划分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在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多种分配层次存在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政策掌握不准，计算差错以及人为混库、占压库款，截留上级财政收入等现象，特别是地方为了完成自己的财政收支任务，往往协调当地税务和国库，优先缴纳地方税税款，优先满足地方财政支出需要的现象较为普遍，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违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原则。根据税务业务发展的需要，很多税务部门设立了征税大厅。商业银行为了增加存款和提高服务质量的要求，纷纷与税务部门联合，进驻税务大厅，实现了银税一体化的办公方式，但国库管理机关对这一新生事物仍没有统一的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各地的具体做法也不一样，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和具体的操作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各商业银行之间采取了不正当手段相互竞争，在取得代办资格后，由于各银行自身的利益需要、积压税款、随意压库的行为较为普遍。

四是国库管理体制不适应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后，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由于国库体制改革与银行体制改革不同步，国库的分支机构不健全，没有向下延伸，一些县级国库都是由专业银行，更不用说乡级。在金融体制改革后，专业银行已向商业银行过渡，都有各自的利益体系，这样，商业银行在代办国库业务时，位子就很难坐正，根本无法行使对国库资金的监督管理职能，从而造成了国库监督管理职能的缺位。

五是国库资金的划转和结算方法不科学。这方面主要表现为：首先，由于重复和分散设置帐户，导致大量的预算外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不便实施财政监督和管理。其次，国库资金运行过程烦琐，财政收入要经缴款人向经收处缴纳，经收处再划到管辖行，管辖行集中后再划转到国库；财政支出也要经财政部门发出支付令后，交由国库划转到用款单位的开户银行，收款单位得到到帐通知后再开出支票，最后才由开户行将资金划入提供公共服务或出售产品的单位，财政资金周转缓慢，财政收支信息反馈十分迟缓，加之金融机构本身的业务操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极易造成占压国库资金的现象。

二、实施现代国库管理制度应遵循的原则

1、法制原则

财政国库管理必须遵循法制原则。鉴于国库集中支付这项改革尚处于试验阶段，为了规范其运行和防止出现偏差，近期内在没有正式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之前，仍应以《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方法》、《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会计核算办法》、《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银行清算办法》等为基本法规依据。

2、便利原则

在法制和规范的前提下，国库集中支付要使各部门、各单位用款更加方便，解决过去财政资金层层拨付，流转环节多，资金滞留、沉淀和流转慢的问题。

3、效益原则

在推进这次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效益原则，加强财政对资金的统一调度和管理，有效遏制资金挤占、转移、挪用等现象，降低财政资金划拨支付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4、积极稳妥、分步实施原则

国库集中支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多方利益关系，必须作充分的调研和宣传工作，取得各个方面的理解和支持，以减少改革的阻力。具体实施时，要先易后难，对各种资金合理分类，分步实行集中支付。要在做好试点工作，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稳步推进。

三.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构想

1、设立隶属于中央银行而又相对独立的国库管理机构

由于国库管理是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是管理和办理财政资金收入和财政资金支出的业务，是为财政部门的整个财政管理工作服务的，从其工作职责和工作性质来看，其运作的是国库资金，具有管理政府部门财务的重要职能，由于中央银行具有管理整个社会资金的职能，同样也需要对国库资金实行监管，为了加大对国库资金的监管，有必要设立隶属于中央银行而又相对独立的国库管理机构，提高对国库监管的地位和力度。

2、加快国库管理改革步伐，使国库工作与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配套

一是实现一级财政一级国库制。即使无法达到一级财政一级国库，也应实现国库向县级和乡级延伸，设立相应的代办处或经收处，消除现在由商业银行的银行机构代办的现象。二是按照现行的国家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及其职能划分，相应理顺国库管理中关于中央金库和地方金库的关系，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避免财政收入混级混库和地方收入挤占中央收入等不正常现象。三是理顺国库与各商业银行的关系。对财政拨付的国库资金，实行服务付费的办法，避免各商业银行对国库资金的无序竞争和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

3、加快财政国库管理法制建设，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目前国库管理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但与这些法律制度配套的相关的制度还不健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定的法律亟需随之完善，实际的国库管理工作中，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现行的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中没有准确的解释或具体的处理规定。因为没有科学可行的管理办法和规范合理的操作依据，全国各地对国库管理中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处理五花八门，使国库管理工作的法律约束性不强，行政管理手段滞后，导致目前国库管理偏松，存在较大漏洞，在整个国库管理工作中具有一定的风险，不利于财政管理和监督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国库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促进国库管理的良性发展。

4、建立安全高效的国库运行机制

针对目前国库资金划转和结算方法繁琐、复杂、效率不高，信息反馈迟钝，不便加强对国库资金的监督和管理的现状，改革国库管理办法，建立安全高效的国库运行机制势在必行。一是要清理银行帐户，建立国库单一帐户体系，规范国库资金支拨程序，合理确定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国库、预算单位的职责。二是完善已实行的工资统一发放办法，缩短国库资金的在途时间，减少国库资金在预算单位的沉淀，便于财政资金的调度和对国库资金的有效监管。三是积极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并实行国库直接支付办法，有效地防止政府采购工作中的腐败现象，节约财政资金，同时可以大大缩短国库资金的在途时间，减少政府采购资金的占压、挪用，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四是推行会计集中核算制度，建立“国库支付中心”，向国库单一帐户体系下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过渡。

5、拓展国库管理职能

从表面上看，国库是根据财政和税务部门的决定，办理国库资金的收入和支付事项，是政府的出纳系统。但实际上国库的职能还有很多，如协助财政部门搞好预算控制，做好政府债务管理和核算，履行现金管理等。要借鉴发达国家在国库管理方面的依法治库、追求效率、市场导向、系统控制等先进理念，不断拓展和履行国库的各项职能，充分发挥国库管理在财政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国库的服务意识，建立新的国库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