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传播理论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媒体传播理论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论文摘要：从信息传播理论的视角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种“点对面”的信息传播活动和过程。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将教材信息内容编码为各种形式的符号传送出去，学生对接收的符号进行译码，理解教材所表达的信息内容。教师对教学信息内容进行正确、合理的编码传递，分析影响编码决策的因素，化解编码的障碍，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是教师有意识、有目的地借助计算机，运用多媒体课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以达到使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享、共识、认同、践行的活动和过程。本文从信息传播的视角，运用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理论，借鉴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设计的思路和路径。

一、基于编码与译码的信息传播模式

从信息传播的视角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我们开展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看待。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信息传播作为一个过程存在，实际上是由众多回路、多层网络组成的复杂传播模式。简化起来，则基本由信息源、教师、信息内容、编码、媒介、译码、学生、反馈和效果等要素构成。从信息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信息的传递和接收是一个编码与译码的过程。编码是基于传递方式的要求，把信息内容转换成符号形式，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成为一定的序列。编码过程就是信息内容符号化、符号排列的过程。用信息传播理论的方法对教学过程作一番考察，旨在启发我们从多侧面揭示教学过程的内在机制及其规律性，以深化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及其效果的认识。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过程发起者的教师要根据一定目的，从信息源(包括教材)中挑选相关的内容进行传递。在确定了传播内容之后，教师还要通过多媒体课件把信息内容转化为适宜于传播媒介和能够使学生接纳和理解的各种符号(文本、图像、视频等)，这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认知—表述过程，即信息内容符号化的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编码”。学生要把接受到的符号重新还原为信息内容，以便得出它的意义。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表述—理解过程，即符号还原(解读)的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译码”。如果符号没有办法还原，信息内容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信息传播就会中断。如果传递的信息内容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并引发其认知、情感等需求，学生一般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内容进行译码接受。学生在接收教师发出的信息内容后所作出的反应过程，我们称为“反馈”。从理论上讲，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传播。

二、当代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与接受模式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思想实际，把握他们的信息接受模式非常重要。从传播学角度看，学生在教师传递信息的刺激下，产生了选择性心理。其中，选择性注意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传向学生的通道上的第一关。当今大学生在接受信息方面，具有很大的选择性。他们大多在“读图时代”成长起来，对视觉的敏感多于文字，因此，视觉上具有差异性的东西最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通过嘴巴和黑板(声音和板书)、表情和形体等教学媒介向学生传递信息，能起到一定的教学效果。但这对当今大学生来说，信息内容的表现形式比较单一，信息刺激的强度、对比度、重复率、新鲜度等相对有限。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其选择性注意的关联度和强度。

学生在信息的刺激下接收了该信息并不意味着学生已经接受了该信息的内容，学生还要面临选择性理解这一关。传播不是教师传递意义，而是学生“引出”意义，引出意义越接近传递意义，传播的效果越好。因此，教师要成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及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指导者，而不是课堂的“主宰”和知识灌输者。因此，了解当今大学生的需要、情绪、经验、挫折以及价值观念等因素，了解学生对信息的选择性理解这一特点，将有助于提高师生关于信息沟通和传播的自觉性。接收体现在选择性注意，接受则反映在选择性理解与选择性记忆。影响学生对信息接受的选择性记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在传播通道上设下的最后一关。选择性记忆在记忆信息的倾向性上不仅受学生的需要，学生对信息的态度、情绪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信息传播的环境、形式、强度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运用多媒体课件营造轻松的教学氛围，是学生自主、创新学习的前提条件，运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手段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能使教学内容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短时间内以直观、生动的形象，有声有色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吸引和感染学生。

三、多媒体教学设计的编码决策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传播中，教师作为传播过程的控制者，发挥着传播效果定向作用的重要机制。教师编码知识、能力、水平的多少、强弱、高低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符号解读、意义接收和接受，其发挥的作用会对传播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现实的传播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信息内容实际上有三种表现形态:第一种是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第二种是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第三种是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我们以教师编码是否正确与学生译码是否正确为划分依据，分析信息内容的三种表现形态，可以得出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师编码正确，学生译码正确;第二种情况是，教师编码错误，学生译码错误;第三种情况是，教师编码正确，学生译码错误。学生译码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教师编码后能否与学生实现语法层次上的知识共识、语义层次上的经验共享和语用层次上的价值同义。下面分别对不种情况加以说明:

(一)第一种情况:“一传即通”—编码正确而且译码也正确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材文本信息内容，传递给学生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与所选用媒体符号客观上所表示的信息内容，正好是教师想要传递的思想、理论和观念，即编码正确。教师想要传递的思想、理论和观念，被学生完全正确地认知和接受，即译码正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编码、译码都是正确的，从而保证了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与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相一致，并且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与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相一致。根据信息一致且具有传递性的特点，所以，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与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相一致。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的传播活动中，这种理想的状态不是以常态出现的。

(二)第二种情况:“传而不通”—编码不正确并且译码也不正确

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属于无效的状态。对教师来说，出现“传而不通”的情况可能与下述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错编和误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传播活动中，学生现有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状况，是教师实施传播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教师在制作和传递符号时，脑海里应该有一幅学生的“图像”。一般来说，教师是根据这幅“图像”来选择其传播的内容、媒介、手段与方法的。教师要想达到有效传播效果，就必须对学生进行研究，内容涉及学生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属性，即价值观和统计学上的属性，’人格、性格特点及其自信心等。只有这样，教师得到的“图像”才有可能真实、完整和清晰，否则，“图像”失真就导致传播效果的失效。

二是教师可信性要素。可信性要素主要涉及两个要素，第一是教师的信誉，包括是否真诚、客观、公正等品格条件;第二是专业权威性，指教师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这二者构成了可信性的基础。一般来说，教师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因此，对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师来说，其自身素质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效果。必须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以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正确有效的传播。

(三)第三种情况:“传而半通”—编码正确但译码不完全正确

这种情况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属于最常见的情景。这种情况通常有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学生只接收了符号(多媒体课件)的表面意思而没有接受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符号(多媒体课件)的表面意思属于信息内容的语法和部分的语义层次，它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属于语义层次的深层结构和语用层次。如传播者在阐述“坚持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把握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时，受传者可能只是理解到“指导思想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等信息内容的语法和部分的语义层次;至于“坚持用发展着的指导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追求，在坚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囚等在语义层次的深层结构和语用层次上，由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则没有接受和领会。

第二种类型是，学生只接收了局部的意思而没有接受符号(多媒体课件)所表达的整体意义。

第2篇：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在政治开明的时代，舆论引导不是思想控制，而是通过对传播空间的占据排除各种思想污染源、实现社会有序前进的一种手段。新闻舆论引导的前提是媒介形成对受众的吸附力――吸引受众附着于媒体，这是新闻信息有效传播的体现，是媒体传播力实现的第一步。无论受众附着于媒体时间长短，都是在接受媒体的信息刺激，受众必然会有自己的反应――对所报道内容有不同程度的认同、反对、质疑或仅仅是留存印象，这对于媒体的新闻舆论引导而言，也是宝贵的第一步。如果媒体传播的新闻信息连最起码的吸附力都没有形成，也就无从谈论舆论引导了。当前等五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在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意见》，及媒体对这一传播理念的践行可以说是让媒体、让新闻从业人员对传播力建设的反思：媒体应该报道什么、怎么报道才有效。

就内蒙古新闻媒体而言，如何才能形成吸附力、提升传播力、加强舆论引导力，怎样深入基层、怎样进行新闻表达，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重视研究、开发受众资源

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受众，都有可能成为传者，如果职业的媒体记者不说他们想说的话，他们就会自己来说，但在职业传播者和非职业传播者之间，毕竟是有着区别的②，无论哪种类型的媒体都不能忽视这一点。所以，走进基层，深入受众，将受众视为新闻传播链条上的重要资源进行研究开发，是首先应该予以重视的。重视受众，首先从受众调查开始。在各类媒体改、扩版相对频繁的时代，充分有效的受众调查是媒体开展新闻业务的首要依据。受众调查绝不是“走过程”，那种调查问卷让家人朋友填写，甚至同事之间互为对方填写，不去科学地进行调查对象选择、改版讨论从“这屋”到“那屋”，而没有走出去，没有考察学习的改版很难有好的效果，尤其在“受众本位”的时代，媒介传播方式、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缺乏科学严谨的受众调查，媒体是不会出现跨越式发展的改版的。而当前受众信息获取渠道日益增多，放弃哪家媒体受众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媒体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改观，必然被受众疏远或偶尔问津，这样的媒体自然不会形成传播的力量，也就不会有什么舆论引导力了。

以纸质媒体为例。当前纸媒在打造、展示自己的风格特点方面都比较重视“有深度的内容”，所以评论性的专栏、版块、版面也因其符合大众议程设置而深受欢迎，特别是不同类型媒体新闻资源共享时，这些深度内容往往成为首选，这也加大了纸质媒体的思想影响力。此外，受众在接收报纸上思想性和时效性都比较强的深度评论时，阅读的便捷性、传统翻阅习惯的文化感受上有着先天的优势，基于这些现状，报纸在打造评论性栏目吸引受众时，需要注意不能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避免独家的评论稿出现“断货”，这就需要充分发现、利用有思想、有深度的社会人士，引其高见跃然纸上，受众的智力资源此时应该被充分开发。这样就可以避免要么就是不痛不痒的稿子出来，要么就是显然的“借用”这类降低报纸的社会评价的现象出现。报纸作为权威性极强的传统媒体，在民众的社会“求解”需求上必然有所担当，不然，这样的权威渠道说不明白民众“应知”的问题，民众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只有通过其它渠道获解，这“其他渠道”的往往就会被“社会发展噪音”所利用。

再如广播。广播的传播符号是最单一的，只有声音符号。这样的“单一”也形成了广播的传播优势――受众的接收条件要求不多，也不高――任何传播优势都是建设传播力所不可忽视的。无线电传播在传播媒介形式发展迅速的今天，想要形成并加强自己的传播力，不能仅仅像几年前那样特别强调重视“移动”受众的开发了，随着受众接受信息环境的变化，应该是充分利用广播的“伴音”功能开发“居家”受众和“在线”受众的时候了。

在广播事业发展被电视等类型的媒体冲击的时候，城市电台交通之声潮涌而至，看中的就是广播的“伴音”功能，任何其它类型的媒体都要占据受众视线，唯独广播不用，所以“移动”受众被大规模开发了，而且对移动受众的传播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甚至移动电视借鉴之后都有了大踏步的发展。分析目前的传播环境和技术手段，数字电视的发展让电视机也可以成为“收音机”，在“宅”时代，完全可以让有资讯、有深度、有参与、有服务的声音成为居家者的“伴音”，而网络传播又可以让这些声音在线收听，无论是想要“在三心二意状态中的轻松娱乐”还是想“偶遇深度再行参与”，都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广播要深思熟虑如何培养居家者、在线者的收听习惯，有了受众，才有传播力建设的前提，才有有效引导舆论的基础。

突出优势资源优质利用

不同新闻媒体所拥有的新闻传播资源，包括资金、人才、设备、技术、载体、品牌、社会关系等要素，是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的，即便是同一家媒体，不同的子报、不同的频率、不同的频道等因为定位的不同、机制的不同等原因都会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差异之下，就有优势传播资源的存在。对于一家新闻媒体来说，优势传播资源当然应该承担重要的传播力建设的任务，担当舆论引导的重任。就内蒙古媒体而言，拥有了优势传播资源，就需要加强传播内容广覆盖、深影响的策略研究。

以自治区级电视媒体为例，有两点需要特别考虑：一是从国内电视媒体竞争战略的角度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卫星频道”资源。在优质栏目并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卫视若拨开各种利益干扰，让定位为整个区域的、观众喜爱的、服务性和引导性都很强且能持久深入民心的栏目，能够享受到“卫星传播”的频道资源。比如内蒙古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绿野”栏目，这是一档面向广大农牧民的服务性的栏目，但其关于农业生产、农产品介绍、民族地区风情特点等内容也吸引了很多城市受众，同时也是传播我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形象传播”性的栏目，作为全区性定位的农牧业栏目，制作水平、记者编导素质，服务农牧民生产生活、开阔“城里人”眼界的内容，在覆盖范围内比较高的收视率，专家比较高的评价等等，都足可以成为区内外更多受众共享的新闻产品，同时，这档栏目对于传播内蒙古的地方特色形象也有很好的宣传作用。再如内蒙古电视台经济频道的《百姓热线》，这是一个以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为主要定位的谈话性栏目，栏目制作团队在操作过程中对焦点问题解决的“建设性”把握、客观性分析还是非常到位的。主持人及制作班底的选题把握能力、分析问题的理性程度、现场驾驭水平、上通下达的意识在本地媒体中水平都比较高。这样精彩的栏目，必然会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内蒙古电视台在栏目运行机制方面出台具有可行性的让优质栏目享用更高展示平台的措施，内蒙古电视台的覆盖全区的传播力就会增强，影响力就会加深。

二是按照新闻规律呵护已经成长起来的地面频道栏目。在内蒙古地区，各级电视媒体传“民声”、为“民生”所做的新闻栏目，在相应盟市都有了较为广泛深入的影响，但随着一些深入百姓的民生新闻栏目业务逐渐成熟，栏目也越来越需要净化了，明里暗里各种形式的广告、增加广告时长等成为了一种现象，这样的“注水”现象带来的必然是栏目的社会评价度降低，栏目传播的心理辐射力减弱。

三是深入研究如何才能培养出并留得住高水平的记者编辑的问题。人才的不足在业务方面体现为具体新闻热点、焦点及现象报道的策划不是很充分，常规报道选题覆盖面还需要更广，连续报道、系列报道还需要在深度上下功夫，报道形式也要有突破性的发展。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记者编辑的能力、水平问题，民族地区的电视媒体只有提高记者编辑水平，培养优秀的采编人员才能做好新闻产品，奠定受众接受媒体影响、引导的基础。

四是认真探讨如何让记者真正发掘最有活力的新闻源。前三点是媒体运行机制的问题，是“保障性”问题，最后一点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传播链条上优质信息资源的开发问题。不能不承认，太多的职业记者忙于跑会议、编材料，报道基层时总爱转一转、看一看、编一编，因为缺少与基层群众真诚的沟通所以得不到真实有效的信息，文风格式化，可看性可读性都不强。这样反映典型心态、代表性意见、最鲜活的有价值的信息都得不到，当然难以反映民意诉求，反映生活新变化，难以更好地承担起引导群众理性表达和理顺社会不良情绪的职责。作为地方媒体，必须深入研究并支持、帮助记者真正深入基层一线，让记者真正能够用群众的思维、群众的语言、群众的视角采写报道，充分体现新闻的亲和力、贴近性，以切实提升媒体的传播力。

急需建立健全研发部门

研发机构的设置是民族地区电视研发工作的第一步。自治区级的传统媒体一般都设有自己的研究部门（或处室），成员构成一般是退出一线的资深新闻人，他们经验多，工作成熟，但按照新闻业务稳锐相济的团队搭配原则，还是需要补充节奏快、激情足的年轻人，使该部门真正成为对媒体发展活力起到奠基性作用的部门。当前媒体发展环境中，若研发部门对媒介栏目的传播力建设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当资源被闲置下来的时候，往往是领导重视程度还没有上去。

媒体的传播力建设、引导力加强，应重视充分利用研发部门的功能。以电视媒体为例，其研发工作主要有宏观、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层面，主要为电视台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比如关于台网互动发展战略研究，大凡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网络舆论事件，多是与权威的传统媒体的报道形成互动后的合力所致，有自己网络平台的传统媒体的栏目这时有着很大的优势，通过影响广泛的舆论事件做出很给力的新闻报道，从社会功能的实现上来说为和谐有序的舆论环境、社会环境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媒体自身发展来看，栏目传播力、影响力与栏目的“含金量”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所以，传统媒体应该深入研究与网络的融合互动发展策略。

微观层面，主要为一线业务服务，进行节目形态的研究――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及附加价值是基于各个版块、栏目的传播力形成的，而栏目的推陈出新、蓬勃发展是需要有个研发队伍支撑的。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为例，研发部门应该先于记者做出反应：如何组织评比活动鼓励来自基层的新闻作品和文风清新的短新闻，让“走转改”活动形成记者的一种报道习惯，如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来激励记者的积极性，保障成效固化，如何解决一些长期以来影响新闻生动、鲜活的体制机制性问题。这样，传播质量的跟踪评估、新栏目的设计开发、传播资源的整合增值以及在不同刊播平台的进入退出机制，都会由该部门及时而有建设性地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决策层。

目前在内蒙古地区的新闻媒体研发，还可以通过“融智”来扩充研发队伍，增强研发力量。比如各类媒体的研发机构吸收经营管理、新闻传播专业的高校教师加入，共同进行媒体发展战略、栏目发展策略及具体新闻报道策划研究。专业教师媒体操作经验少，但经典案例研究多，恰好可以补充媒介从业者忙于采编业务疏于经典案例研究的不足，另外，“编制”内外不同的人员在利益衡量、人际关系处理上还是有区别的。

媒体上关于老百姓真实生存生产生活状态的报道多了，老百姓原汁原味的话多了，新闻媒体精彩有效的传播也就实现了，这就意味着媒体的受众群数量增加及多层次的介入，也意味着媒体影响力的深度开拓，更深层的是可以更大程度地避免百姓被错误的、偏激的、不良的信息误导，让百姓辨析、抵制社会发展噪音成为自觉的意识和能力，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心态健康良性发展。以提升媒体传播力加强新闻舆论引导，良好有序的思想传播环境、社会心理空间才能持续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就减少阻力与障碍，各类媒体当共担此任。

注释：

第3篇：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 物联网 传播趋势 传播困境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又称传感网，简指“物物相连的网络”。移动通信连接的是人与人，物联网连接的是物与物，是一种将传感器和现有的互联网进行相互衔接的新技术。在这里，物体即媒介，物体即信息，物联网成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塑造着人们的思维习惯。

一、物联网的传播情况

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进行延伸和扩展的网络。物联网的用户端可以延伸和扩展到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能够在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具体而言，物联网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物联网借助互联网和传感器对现实物理世界各种物体进行感知和互联，因而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物物互联，感知世界”。物物互联是指使需要联网的“物”实现互联互通；感知世界则指网络系统具有自动化、自我反馈与智能控制的特点。目前，世界各国均将物联网的发展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投入巨资深入研究。

物联网概念最初出现于1995年比尔・盖茨《未来之路》一书中。 1999年，在美国召开的移动计算和网络国际会议上，提出“传感网是下一个世纪人类面临的又一个发展机遇”。[1] 同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明确提出“物联网”的概念，指出物联网是将所有物品通过射频识别等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的网络。

“泛在网”即广泛存在的网络，它以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为基本特征，以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物都能顺畅地通信为目标。[2] 2004年3月，韩国情报通信部公布U-Korea战略，旨在使所有人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享受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2004年5月，日本总务省正式提出U-Japan构想，希望在2010年将日本建设成一个“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物”都可以联网的环境。2005年2月，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局“下一代I- Hub”的新计划，旨在通过一个安全、高速、无所不在的网络实现下一代的联接。2005年，互联网的全球权威组织――国际电信联盟（ITU）了题为《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的报告，对其涵义进行了扩展。报告认为，无所不在的“物联网”通信时代即将来临，世界上所有的物体都可以通过因特网主动进行信息交换，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技术、纳米技术、智能嵌入技术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3]

2009年初，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智慧地球将带动信息产业与经济发展，把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全球每个角落的电网、铁路、桥梁、公路等设施中，并被普遍连接形成“物联网”。2月，美国经济振兴计划面世，美国政府启动投资百亿美元用于智能电网的研究与改造。6月，欧盟委员会向欧盟议会、理事会、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及地区委员会递交了《欧盟物联网行动计划》。7月，日本政府IT战略本部制定出了日本新一代的信息化战略“i－Japan战略2015”。8月，在无锡考察传感网产业发展时明确提出“感知中国”的概念。11月，又指出“要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键技术，及早部署后IP时代相关技术研发，使信息网络产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迈向信息社会的‘发动机’”。[4]

二、 物联网的传播趋势

物联网的出现与发展，是继计算机及通信网络之后推动信息产业的又一次科技浪潮。国际电信联盟（ITU）2005年的年度报告《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描绘了“物联网”时代的图景：当司机出现操作失误时汽车会自动报警；公文包会提醒主人忘带了什么东西；回家前先发条短信，浴缸就能自动放好洗澡水等。[5] 物联网用途广泛，遍及智能交通、环境保护、政府工作、公共安全管理、工业监测、食品溯源、智能家居、健康护理等领域，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均能应用。未来“物联网”逐渐会跟电信网、互联网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泛在的、无处不在的网络环境。

物联网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它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活。物联网把人们的生活拟人化了，物品能够彼此进行“交流”，无需人的介入。物联网利用射频自动识别（RFID）技术，通过互联网实现物品（商品）的自动识别和信息的互联与共享。物联网期望把IT技术充分运用于各行各业，为每个贴上电子标签的物品提供信息交换的平台，对现有因特网的应用范围进行拓展，形成无所不包的广义互联网，使人们生活的环境具备智慧。物联网将会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环境的有效融合，建立起更紧密的、基于信息畅通的逻辑联系，从而实现对融合网络内的人员、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等进行实时管理和控制的目标。互联网只是将计算机连接起来形成网络，而物联网则能够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连接起来形成无所不包的庞大网络，实现信息无处不在和智慧地球的目标。

物联网为全球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变革性的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支持。目前物联网标准研究无论在国际和国内均处于初期阶段，各国之间有协作也有分歧，物联网标准建设未取得整体性突破，物联网的技术创新能力仍显不足，也尚未形成稳定的、可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商业模式。物联网在全面应用后将有望成为超大规模的新兴市场，形成万亿元级规模的庞大产业，并将通过与传统产业的全面融合，成为全球新一轮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此外，物联网还将在极大程度上打破物体自然属性的困扰，实现物物相通、人物相融的传播梦想。物联网的传播使物体在不断进行人与物交流、物与物交流中传播信息与生产内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物体就是信息与内容本身。人类将会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去解读物体和自然，从而改变人的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

三、物联网的传播伦理困境

从传播角度看，只要信息对他人产生影响，伦理问题就会出现。物联网时代是“物”的时代，那么，物联网时代的“人”又在哪里？物联网突出的泛在性、商业性与开放性将使人类社会的传播伦理遭遇困境。

首先，物联网的泛在性可能引发人际传播的障碍。物联网将互联网的人际传播，拓展到了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传播的对象和范围。这种泛在性加强了人与物的信息交流，实现了更高的工作效率，节省了操作成本。受众在享受物联网带来的便捷时也将产生依赖与惰性。物联网的泛在性将会减少人际传播的途径，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信息沟通频度降低，人与人之间很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交流障碍，人们之间的感情可能逐渐淡薄。

同时，物联网的泛在性也可能造成人的异化。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人的异化指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和控制，使创造物由工具上升为目的的一种状态。[6] 物联网时代人的异化可能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信息焦虑”。人被大量的信息所淹没，人们只需使用标准化的操作程序而逐渐丧失了自己判断分析问题的能力。二是“脱离肉体效应”。人们对物联网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某些器官和能力的退化。也许未来的人类只剩下大脑工作，其他器官将失去作用。

其次，物联网的商业性可能会冲击传播的人文精神。国际众多权威机构预测物联网将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十大技术之首，其产业规模远远超出现有的互联网市场。物联网的商业性极其显著，可广泛应用到各个行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潜在的巨大的市场价值。商业性会诱导人们利用物联网的技术谋取商业利益，漠视人文精神崇尚的人的生命、尊严、情感、价值、自由等意识。这种商业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冲突将会在物联网传播发展中不断加剧。

此外，物联网的开放性还可能导致传播伦理失衡。物联网在革命性地推动人类社会信息化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传播伦理问题。由于物联网的技术与覆盖特性，其所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比互联网更广泛更严重。物联网具有互联网的开放性，在网络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个终端连接进入，网络中的恶意攻击可能导致信息的泄漏，计算机病毒的侵入可能导致网络系统的瘫痪。物联网目前最主要实现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商品互动网络，经济安全更为人们所关注。因此运营商、各行业在应用时都应慎重，项目应用前期做大量的测试来验证系统的安全性，确保物联网中商品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安全保密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物联网中，个人隐私将受到更大的威胁。目前，隐私权保护中日益严重的个人信息数据的网络泄漏，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大热点问题。如果物联网被恶意地入侵和破坏，那么个人隐私和信息就会被窃取，其所造成的隐患将是巨大的。物联网还让国家信息面临威胁，因为它涵盖了电网、铁路、公路、桥梁、供水系统等众多领域。

综上所述，物联网传播旨在拓展物的智慧，但无论多么智慧的物体也仅是媒介而已，永不能也不应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体。这种“物对物”的信息传播，实质还是为“人对人”的信息传播服务的，不能脱离人际传播的框架研究。物联网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凭空存在。因此，在任何人类社会的传播图景里，传播技术的革新都应促进人际交流，体现人文精神，符合传播伦理规范。

注释：

[1]Anon.21 ideas for the 21stcentury[J].Business Week，1999（8）

[2]参见“什么是泛在网”，中国物联网网站

[3] [5]ITU Internet Reports 2005:The Internet of Things[EB/OL]. itu.int/dms_pub/itu-s/opb/pol/S-POL-IR.IT-2005-SUM-PDF-E.pdf

[4]：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科技部网站most.省略/yw/200911/t20091104_74048.htm

第4篇：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信息素养；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认知路径；情感路径

一、引言

高校新媒体是一种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高校媒体形式。高校新媒体是一个相对概念，曾经的高校电视广播对高校报纸杂志而言是新媒体，如今的高校网络媒体，对曾经的高校电视广播而言，也是新媒体。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当更新的技术被应用于媒体，曾今的高校新媒体也会被更新的高校媒体取代，成为今后的高校传统媒体。如今的高校新媒体就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动力，以互联网、局域网等为信息传播渠道，以高校信息门户网站、高校在线即时通讯等为代表的信息传播媒介，大学生的信息参与度突破传统校园媒体的时空限制，其信息素养成为影响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的关键因素。1989年美国图书馆学会将信息受众的信息素养简单地定义为判断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且懂得如何去获取，评价和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素养不仅包含对信息的利用能力，还包括在信息参与过程中的道德责任，大学生与传播的信息不仅会影响自身，更会影响他人。因此，本文基于以上研究背景，立足于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基于认知-情感理论，结合超Y理论，构建大学生信息素养对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的影响模型，并提出建议决策。

二、研究思路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思路。研究大学生信息素养对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的影响，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大学生信息素养如何影响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第二、如何对大学生信息素养进行管理，进而提高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因此，本文大量阅读国内外关于管理模式、信息素养、信息质量的相关研究，梳理相关知识点，细化研究思路，构建大学生信息素养对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的影响模型，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假设，为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管理提出相关建议。（二）理论依据。1.超Y理论莫尔斯和洛斯奇以麦格雷格的X-Y理论为基础，基于“复杂人”假设提出了超Y理论。在X-Y理论中，倾向于X理论的管理者愿意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而倾向于Y理论的管理者则愿意以信任替代监督，用启发与引导取代命令。在超Y理论指导下，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管理中，仅仅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或启发引导，无法达到好的管理效果。启发引导虽然能够激发人们遏制不良信息的积极性，如果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也会丧失引导效果。因此，本文根据超Y理论，提出硬性规定和柔性引导两个概念，探索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的管理模式。2.认知-情感理论认知-情感理论是米契尔提出的个性系统理论，探讨了情境、个性倾向、动因和个性结构之间的关系。信息素养作为一种信息利用能力，大学生会因为新媒体信息的不同而产生认知的不同，继而产生情感体验和行为的不同，最终以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的形式反映出来。此外，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大学生的信息参与度提高，责任意识作为大学生情感体验的组成部分，且高校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信息传播时间和空间都被无限放大，大学生是否传播有价值信息成为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故本文将大学生的信息责任意识作为情感体验的代表。因此，本文立足于认知-情感理论，分别从认知路径和情感路径出发，基于信息认知能力与信息责任意识，探讨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对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的影响。

三、影响因素分析

1.“信息传播质量”与“信息内容质量”信息内容质量研究中，信息内容质量是影响信息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信息内容质量与信息受众的信息感知和情感体验息息相关，有学者指出提出开放课程资源的内容质量影响用户感知，进而影响用户的使用态度和使用意愿，信息内容质量能够显著影响网站的可用性，信息内容质量积极影响用户持续参与意愿。信息传播质量研究中，信息传递过程与信息处理过程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对信息质量起着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缺位导致新媒体无法有效地改善信息传播质量的结论，满足受众高品位的需求能较好地保障信息的传播质量，并针对科学传播质量提出相应建议措施。因此，本文构建“信息传播质量”变量和“信息内容质量”变量分析高校新媒体的信息质量。信息传播质量是指高校新媒体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传播广度、传播速度和传播深度。信息内容质量是指高校新媒体信息内容的主题相关性、充足性、权威性、准确性和有用性。2.“信息认知能力”与“信息责任意识”本文在认知-情感理论与超Y理论指导下，构建变量“信息认知能力”和“信息责任意识”变量。信息认知能力是信息受众对其经手信息内容的认识、理解、处理能力，当大学生能够清晰深入的理解信息内涵时，也就能够有效得控制自己与传播信息的内容质量。因此大学生信息认知能力积极影响高校新媒体信息内容质量产生。信息责任意识是信息受众对其经手信息所具有的责任感，不仅要求受众对自己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当大学生的信息责任意识强烈，就会认真对待其和传播的信息，进而促进有益信息的传播而遏制有害信息的传播；当大学生的信息责任意识薄弱，对与传播信息放任自流，将在无意识中推动不良信息的扩散。因此大学生信息责任意识积极影响高校新媒体信息传播质量。3.“硬性规定”与“柔性引导”硬性规定与柔性引导都是对信息素养进行管理的方式，是根据超Y理论分析总结得到。超Y理论以“复杂人”为基本假设前提，需要规章制度与启发引导双管齐下，提高管理效率。因此，本文立足于超Y理论的“复杂人”假设，将规章制度和启发引导引入模型，构建“硬性规定”变量和“柔性引导”变量，研究其对信息质量管理的影响。“硬性规定”就是对信息受众的强制性规定，加强对信息的审核与监督，目的是以法律、规章、制度的形式规范大学生的信息行为，强制大学生重视对信息内容的认知与理解。“柔性引导”是在了解大学生社交、学习等各种动态信息前提下，及时合理地引导，在法律规章以外，以引导的形式影响大学生的信息情感体验，加强其对信息传播的责任感。此外，“硬性规定”以法律、规章、制度的形式，对鼓励与遏制传播的信息内容进行了规定，故本文认为其能够对信息内容质量产生直接影响。“柔性引导”是高校和新媒体平台以引导激励的形式，对优质信息进行宣传，扩大传播广度、深度与速度，对劣质信息予以抑制，缩小传播范围，故本文认为其能够对信息传播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由此本文认为硬性规定会积极影响大学生信息认知能力和新媒体信息内容质量，柔性引导会积极影响大学生信息责任意识和高校新媒体信息传播质量。

四、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结合了超Y理论和认知-情感理论的相关理念，分别从认知路径和情感路径来研究大学生信息素养对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的影响。首先，超Y理论中，硬性规定规范大学生的信息行为，提高信息认知水平，而柔性引导则能够强化大学生的信息责任感。可见，超Y理论中基于人性假设的管理模式与认知-情感理论相适应，故本文将硬性规定与柔性引导分别引入认知路径和情感路径。其次，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信息参与度无论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都得到广泛拓展，大学生的信息素养从认知路径和情感路径出发，分别体现在信息认知能力和信息责任意识上。认知路径方面，大学生信息认知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其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到所接触信息的真正内涵，进而影响到其与传播信息的内容质量；情感路径方面，大学生信息责任意识作为其情感体验中的一环，在信息传播能力无限扩大的前提下，责任意识能够有效地对信息传播质量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在认知-情感理论与超Y理论指导下，以“复杂人”假设为前提，以认知-情感理论为桥梁，分别从大学生信息素养的认知路径和情感路径两个角度，将信息认知能力与信息责任意识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大学生信息素养对高校新媒体信息质量的影响模型，如图1所示。

五、结果与讨论

第5篇：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学概论》；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149-02

传播学自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传入我国后，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新闻、文化、影视、广告等与传播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适应这种变化，国内不少大学的新闻学、广电编导、广播电视学等本科专业都陆续开设了《传播学概论》课程，而且基本都被列为专业核心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新媒体快速发展和媒介融合背景下，当前很多高校开设的《传播学概论》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都面临诸多困难，亟须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一、《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形式单一

传播学发源于欧美，主要讲授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学科渊源非常复杂。尤其是教师给学生所列的课外参考书目中那些由国外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内容可能更加艰深晦涩。在一个学期32课时至多48学时的教学时间内，学生要识记并且区分和弄懂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论，难度较大，往往会有畏难情绪[1]。再加上一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仍然是“教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授课形式，教学手段过于单一，学生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困难重重，很容易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和学生主体地位的缺失，导致学生觉得课程枯燥无趣，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2.理论与实践脱节

当前各高校所采用的教材，大多都是西方20世纪早期和中后期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虽然当时这些研究成果很经典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但是很多当代新媒体传播和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传播新现象、新方法和新技巧等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却在教材和课堂教学中很少提及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即便此前的经典理论有些也很难适应和解释现在新型的传播形态，但是有的老师却基本照本宣科向学生讲授教材中的内容，从而造成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严重脱节，很难真正引起学生认真学习和钻研传播学理论的兴趣。

3.学生实践能力较差

与应用型大学设置的学生动手机会较多的实践实训类课程不同，《传播学概论》课程中涉及的理论知识很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会重点介绍传播学奠基人、传播类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相关理论。由于《传播学概论》的课程性质是纯粹的理论课，没有安排实训实践课时，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花费时间讲授纯粹理论的时间很多，学生真正动手动脑结合现实问题进行实践分析的训练机会基本没有，从而造成学生自己应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缺乏，很难真正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传播人才的实际需要。

二、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针对上述提到的《传播学概论》教学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授课教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解决呢？结合多年的《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实践，以及近年来在本门课程改革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1.灵活运用教材

目前各高校《传播学概论》课程所采用的教材大都对传播学经典理论和案例进行了条分缕析式的梳理，教材内容非常扎实丰富。但是，今天的传播环境和传媒生态已和多年前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的传播学重点研究的都是大众传播，当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的传播技术、新的传播形式不断涌现，微博、微信、QQ、自媒体……这些新的传播方式都广受年轻人的喜爱。教师如果对这些新的传播形态和传播媒介不了解不熟悉不使用，就无法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自媒体存在“把关人”吗？“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时代有无失效的可能[2]？这些问题教材上也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和理论给予说明，甚至很少提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但学生却是每天都在面对和接触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因此，教师必须不拘泥于教材的既有内容，既忠实于教材又敢于有所突破，既结合教材中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又参考最新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当下国内外热点的传播事件，为学生进行分析和讲解，才能让课堂教学生动有趣，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2.内容通俗易懂

传播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如何在消化吸收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同时，积极探索传播学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任课教师应当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娱乐时代的来临，学生往往注重感性的乐趣而非理性的思考，认识问题容易流于表面或过于肤浅，所以，教师要灵活结合当下的热点事件，鼓励和引导学生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度分析。比如，讲述大众传播理论内容时，可以尽量结合学生非常感兴趣又比较通俗易懂的影视作品和影视传播现象进行分析，既让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兴趣，又把基础理论、媒介分析、内容剖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等知识，充分地向学生进行了传授，使课程内容重点突出，由生活到专业逐步引导学生的理解，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选择热点传播事件的相关案例时，需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在关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新闻媒体的同时，要适当兼顾杂志、电影等的传播实践，以丰富案例的来源，讲授不同媒体的特性；二是增加新媒体传播案例，借以反思大众传播模式在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热荨⑹艽者、传播效果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深刻变化[3]。

3.突出专业特色

传播学教学的理论性强，实践性更强，对于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学生，可以结合各自的专业特色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比如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在课堂中对某条新闻或新闻栏目，运用传播学的知识进行分析和研究。新闻中采访问题的设置、新闻受众群体分析、新闻传播的效果等问题，都会大量应用到传播学的基础知识。编导专业可把作品创作和传播学教学结合起来，则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让学生们自己分析某部影视剧中的经典片断，学生就会深刻理解和领会到传播效果理论、传播方法和技巧、传播符号理论等的重要作用。然后，教师再根据传播理论结合视频作品对学生的分析给予中肯到位的点评和讲解，那么学生对于学习传播学的兴趣就会大大地增加。

4.借助多媒体教学

教师在进行传播学课程教学时，不应局限于单纯的理论讲授，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将传播学涉及到的现象直观的表现出来，并通过案例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分析，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课堂思考和学习中。比如，借助互联网或智能手机，设置适当的课时让学生在课堂上体验多种媒介的运用方式，让学生切身认识到传统媒体传播方式与新媒体传播的不同、新媒体传播手段和方法的多元互动、媒体融合情况下受众心理的改变、“沉默的螺旋”理论为何在网络时代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失效等。另一方面，适当增加视频资料，借助影像作品直观生动视听兼备的特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比如，播放一段拍客上传到网络的精彩视频，让学生分析其传播效果和对受众心理的影响等，以此增强学生对传播理知识的认知和使用能力[4]。

5.调整开课学期

一些高校将《传播学概论》课程开设在一年级，这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学生学好这门课程的。因为学生刚刚从中学进入大学，思考和学习能力基础都比较薄弱，面对《传播学概论》这些枯燥艰深的理论类课程，不少学生感觉学习难度非常大，学期末挂科的同学比例偏多。笔者在早前的教学过程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后，及时给学院建议，将《传播学概论》课程由一年级调整到了三年级。这样，经过前两年的大学学习，学生的独立分析和学习能力都已经得到加强，将传播学理论与本专业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能力也已基本具备。课堂上教师对于传播学理论的讲授和适时引导，学生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就大大加强，觉得传播学有趣而有用的同学数量明显增多，自觉将课堂和课外学习结合起来的学生人数也大大增加，教学效果和从前相比，得到极大的改善。期末考核时，挂科的同学数量大大减少甚至为零。

6.改革考核方式

不少高校《传播学概论》课程的考核方式使用的都是传统的闭卷考试。笔者认为，闭卷考试应与其他考核方式相结合，尤其应加大实践考核分数的力度，教师可以把实践作业的分数加入期末考试的成绩中。同时，将平时成绩计算在期末的综合评分中，平时成绩可以由学生课堂回答问题的质量和态度、课后作业比如读书笔记等的完成情况以及上课时的出勤率等构成。经过如此改革，课程的考核就能体现出较强的综合性和可操作性。总之，在期末考核时，教师应避免仅凭一份试卷决定学生成绩的死板而机械的作法，选择某种或几种方式结合的形式，把综合成绩作为学生《传播学概论》课程的期末成绩，这样也更容易得到学生的接受和认可，学生学习的动力会大大增强。

三、结 语

传播学是一个开放的、既注重理论建构又强调实践应用的学术领地，新媒介环境下传播学教学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传播学概论》课程的任课教师应在社会和传播学动态的发展中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能增强教学实效，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优秀传播人才。

参考文献：

[1] 车南林.应用型本科教学背景下传播学课程转型与升级研究[J].科技传播，2016（2）.

[2] 周少四.传播学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今传媒，2015（9）.

第6篇：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传播力；新媒体；概念转化；研究愿景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7-2-0034-02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部分，对新媒体研究的起点首先落在概念与知识的转型上。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以及由它所引起的传播理论研究范式转向，不仅深刻影响了传播研究的发展，同时也折射着传播与社会机制之间复杂关系的变迁。在各种社会文化特异性相互缠绕的全球化浪潮下，传播交互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当技术效应不再局限于客观世界而与各种关系结合时，即使间接的传播现象也可能成为新理论的起源，并以现实推动力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一、技术神话：概念底蕴与观念变迁

当前，我们谈论的“新媒体”，特指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体。因此，其概念首先指向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本身，而同时又指向用来表达和交流的设备、内容以及围绕其所产生的实践行为与组织形式。由新媒体通过社交网络搭建的社会关系网交互作用的影响下，以权力关系为依托左右现实局势的场域共同为技术语境下的传播范式转换提供了基础。

目前，大量的传播研究指向媒介的微观层面及其在社会情景中的互动关系，以实现文本性（textuality）与情景域（contextuality）的结合。因此，对新媒体属性与特性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加以整体考察的概念。

对传播技术及其与社会理论命题之间关系的探索，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启。先有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的诞生，后有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概念的提出，随后还有托夫勒对信息化趋势所形容的“第三次浪潮”等概念提出。这些理论无不例外地对技术力量的作用给予相当的肯定描述。由于这些理论对于科技之于传播乃至人类社会活动的作用赋予相当的期望，而经常被批判为过度的科技乐观主义。通过技术武装起来的传播活动，整合社会资源成为技术决定论的新形式。在此过程中，新的诠释认为新媒体技术能够改变社会形态，同时也开创社交新形式，拓展知识生产结构，转移权力中心等。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行为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行为尺度”[1]的主张在此背景下被发展为一个新版的“技术神话”。他认为“在电子技术下，人类的全部事务变成学习和掌握知识……时间和空间在瞬时信息时代双双化为乌有，人们的交互方式将重新部落化，从而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地球村”[1]的观点，也被新媒体技术与同时带来“时间的终结”“空间的终结”“权力的终结”[2]所证实。这种技术迷思所造就的期待使得新媒体能够解决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电子乌托邦”成为传播研究的愿景。凯瑞曾经以麦克卢汉将技术“奉为人们期待的社会变革的动力、重建人道主义社会的关键所在、回归珍贵的自然乐园的途径”[3]对此加以批判。但技术的神话在传播研究历程中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或许还会存在。技术的进步体现的始终是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固有的底蕴与属性，而媒介的延伸并不能将其证伪。当去掉了技术语境上的决定论光环时，新媒体的技术神话也就从“决定”走向“主流”，从“媒介延伸”走向“媒介融合”。至此，新媒体研究从开始被看做革命性的一步步转向演进、融合的多元研究路径。而正是多元路径的产生，让后面将要谈到的新媒体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传播研究的又一方向。

二、关系更新：新观念与旧理论

除开技术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另一大研究视角是从媒介、受众以及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维度加以阐释。需要强调的是，对技术之于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考察或许在实践意义上并不突出，但它却是建构新媒体研究这一领域里的新分支的必要部分。没有对于这些关系之间的分析与研究，传播研究在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语境下就难以建构起适应新环境的新理论。

理论内部关系的更新常常源于新观念的诞生。因此，如果将当前新技术语境下的新媒体及其研究看作是传播研究的一大“势力”的话，那么传播学界之于技术的神话探讨就是其中的“力”，即左右传播形态发展与进步的基础，而其与社会理论、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框架下的研究则是其中的“势”，即之于社会的意义。

在新媒体时代下，首先改变的观念是传播观中的媒介观或者说渠道观。大众传媒时代的传播，与媒介和传播机构紧密相关。而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递是人们通过分享和具有表征意义的中介来实现的，就这一点来看，信息媒介在大众中的延伸和普及极大地增强了媒介“去中心化”的趋势。受众参与，通过互联网构筑的媒介平台，今日的传播已变成受众、传统媒介机构、公司、政府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复杂交互行为。其二是受众观的变迁。受众从过去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信息内容的生产者与者，同时也是这些信息的消费者与使用者。其三是传播的过程观转变。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对于传播过程的认知不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过程，互动传播观成为当前新技术语境下社会传播的真实写照。由此，“受众”一词在新媒体时代下其表意已不再准确，而“用户”与“使用者”这样的表达则更符合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因此，虽然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仍然在新媒体研究中较为流行，但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大幅增长，更多学者从研究接受行为转向研究使用行为。[4]

既然新媒体为传播研究带来了如此大的变化，那么新媒体是否能够带动传播研究一次转型呢？传播学界对此持谨慎态度。当前以互联网研究为代表的新媒体研究增长速度相当惊人，在美国社会科学七大热门研究领域中排名第三。相关的一个趋势是，在当前的新媒体研究中采用“网络分析”视角进行研究的现象也日益增多。[5]而所谓“网络分析”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相互交织形成模式和组成方式。在网络环境中，通常用户不会直接进行关于自我的描述，而是通过朋友列表或者相册等“第三者”来实现展示，也就是说在典型的互联网社交平台这样的新媒体上，信息流动过程是“信息”―“用户”―“观众”。尽管在新媒体上实现的信息传播几乎都发生在虚拟空间之中，但世界却是包含了现实的世界和线上的网络世界。因而具体的分析依然要具体地解析新媒体的社会网络结构。正如前文提到的，新媒体与旧媒体并不是完全的取代与被取代关系，而是日益地体现出融合共生关系，新观念的产生也并不意味一定就与旧观念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关系与观念的更新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但这个途径毕竟不是唯一的。因而，比较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为凝聚新技术的现实力量与社会新关系理论属性以形成新媒体统一的传播力，并试图找出新媒体下一步的发展趋势，这才是新媒体研究不断拓展的对象与议题。

三、结语

传播研究一直都在进步与发展之中，而在当今跨文化、跨地域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为了让新媒体研究能够在不断的学术探索中建构起一套其独特而有解释力的理论，这不仅对新媒体本身自我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对传播研究的演进有着积极的作用。当前的新媒体研究中，对于微观层面研究的力度依然较大。学界公认的意见，新媒体技术突破了时空以及一定程度上权力对人类的束缚，但技术决定论的迷思，以及对于新媒体之于社会制度与权力关系的过高期待，使得相关研究依然有着流于乌托邦式想象的趋势。

当然，一切传播研究都应置于具体的、历史的情景中加以考察。各不相同的文化情景及其衍生出的种种特殊性，即使在全球范围网络世界的新媒体上也依然有着深刻的体现，或者说正是由于新媒体的产生与普及，使得今天的传播研究处于一个较之大众传媒时代更加多文化、形式各异却又彼此相关的社会交互网络中。因此，对于未来的新媒体研究而言，在关注全球化以及传播研究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于新媒体在中国社会独特性之下，宏观社会关系属性与微观现实技术支撑属性间达成平衡并统一在传播力概念下的研究，对于新媒体的理论建构将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M.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M].New York：McGraw-Hill，1996.

[2]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M].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4]T.Peng，L.Zhang&Z.Zhong.Mapping the Landscape of Internet Studies： Text Mining of Social Science Journal Articles 2000-2009[J].New Media & Society，2013.01.26.

第7篇：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六维沟通；新媒体营销传播；消费者形态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5-0057-02

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开放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作为新媒体的特征，已在学业界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之上，学业界探索出大量网络新媒体营销传播的理念和理论，如体验营销、互动营销、内容营销、社群营销、数字营销、跨界营销、交互广告、原生广告、病毒营销、口碑传播、混沌营销、社会化营销、吐槽营销等，但这些理念或理论琳琅满目，让人莫衷一是。

一、新媒体营销传播理论研究现状与问题

梳理这些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对新媒体营销传播理论的研究有三大流派：媒体派、营销派和学院派。媒体派以网络新媒体平台为代表，以自有媒体销售为指向，搭建各类理论工具，如新浪IMPACT营销理念、搜狐M.A.T.R.I.X矩阵营销理念、腾讯泛关系链营销解决方案和智慧全景式营销理论、百度Monments营销解决方案、W易态度营销体系、凤凰网原生营销等。营销派以营销传播公司为代表，站在智力服务的角度构建互联网+时代品牌营销传播方法论，以示专业，营销派的理论或强调创意驱动，如DDB的六度社群创意理论；或强调品牌运营，如博圣云峰的社会化运营理论，六纬沟通的互联网+时代品牌营运太极阴阳论；或强调场景创新营销，如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提出场景营销方法论；或强调技术驱动传播，如点点客的营销平台理论等。学院派以学界为代表，站在第三方立场上展开理论研究，如北京大学陈刚教授的创意传播管理等。

上述三大流派的创导者，很多是建立在国外学业界专家观点的基础之上，但国外专家的一些观点有失偏颇，如米尔格伦教授（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的六度分割理论认为“你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最多不超过6个人”，但他忽略了关系的强弱之分，也就是说，通过六个关键人搭建的关系是停留在找到、知道层面的弱关系，而非真正意义上能驱动对方产生态度和行为变化的强关系。建立在这一理论假说基础上的社会化营销传播理论自然有待推敲。

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下，如何构建品牌与消费者沟通关系模型，帮助企业认识到新媒体生态下消费者的行为变化，知晓品牌与消费者沟通的层次、场景、方法等内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的重点即研究上述问题。

二、新媒体生态下消费者生活形态

在新媒体生态背景下，消费者由单一的现实生活空间进入到数字和现实相交互的两大空间中，品牌与消费者的沟通有三大沟通层面和六类沟通场景，但沟通的核心始终指向消费者人性本身。

1.两大并行的空间维度。新媒体构建了虚拟且真实的数字生活空间。随着数字化媒体生态的演进，消费者生活在现实和数字这两大“空间并行、间同步”的场景维度中。消费者利用各种智能终端，如手机、平板、电视、可穿戴设备等工具连接这两大空间维度，并在这两大空间维度中自有的切换身份、工作、学习、娱乐等场景。

2.三大沟通层面。消费者通过六维感官（即听觉、嗅觉、视觉、味觉、触觉等感官系统+悟觉这一心觉系统）感知由介质（如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形成的媒体内容（如新闻、游戏、电视剧、音乐、图书等）。

在两大空间维度中，消费者通过六维感官与品牌进行虚拟与现实的沟通。这些沟通分三大层面：（1）感官层面的交流，即消费者通过六维感官获取信息的接触体验；（2）情感层面的交流，即消费者通过六维感官解读内容的情感利益；（3）灵魂层面的交流，即消费者通过心灵感官感悟符号的灵魂禅意。

3.六类多元化沟通场景。新媒体生态背景下，品牌与消费者有六类沟通场景：聚众沟通场景（即以一对多、单向传播为模式的大众传播、会议营销等情景）、户外沟通场景（即消费者在户外所接触的、由交通工具、户外大牌等所构成的媒体情景）、消费沟通场景（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感知到的体验情景）、移动沟通场景（即消费者在碎片化时间中接触到的移动智能终端媒体情景）、终端媒介场景（消费者在终端被影响的购物场合）、口碑沟通场景（其他信息接触对消费者形成的口碑影响情景）。这6大沟通场景是品牌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与消费者发生关系的营销传播入口。

4.一个回归消费者人性。在多维虚拟实境的新媒体生态背景中，消费者既是信息接收者，又是信息传播者、内容创造者、话题参与者、活动体验者。尽管消费者的生活角色、社会关系、生活形态越来越复杂，但消费者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本性始终未变，尤其是消费者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因此，品牌与消费者的沟通必须回归人性。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生态背景下，消费者的生活形态已演变为一种“在两大空间维度中进行身份切换、在六类沟通场景、三大沟通层面上接受信息影响”的社会化行为。

三、六维沟通模型的内涵及核心内容

众所周知，品牌与消费者关系可以用公式“信任+互动=关系”表示。在新媒体生态背景下，它需要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新型的社会化互动和建立新型的社会化信任。 这种新型的社会化互动信任关系，我们可用六维沟通理论模型来表述。

1.六维沟通的内涵

所谓六维沟通，即在新媒体背景下，品牌在消费者生活的两大空间维度中，利用六类沟通场景从三大沟通层面上，对消费者进行感官的广度刺激、对情感的宽度交流和对灵魂的深度沟通。

作为构建品牌与消费者新型关系的六维沟通模型，其核心内容是：企业要结合品牌价值和产品利益，对品牌营销传播活动进行顶层规划（即沟通元 的规划），并将其延展为包含品牌（或产品）信息和消费者乐意接受内容的病原体，为消费者构建核心符号意义价值，以触及消费者灵魂深处的终极目标，注重与消费者沟通的深度：进一步将沟通元和病原体以多种介质的创意组合，将其延展为各类消费者容易接受的内容，以达到情感共鸣的方式增进与消费者沟通的宽度；整合各类营销传播工具和媒体平台，以强曝光刺激消费者感官的方式，增强与消费者沟通的广度。

2.六维沟通的理论方法体系

作为品牌与消费者沟通关系的模型，六维沟通实施有四个阶段：沟通元规划阶段、病原体设计阶段，营销传播策划阶段和营销传播策略执行阶段。

（1）沟通元规划阶段。沟通元即品牌核心DNA和沟通的核心价值。沟通元的规划是立足于品牌与消费者沟通的深度，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品牌人格化构想，必须基于人性洞察和消费者画像，强化品牌对消费者灵魂深处的触动。

（2）病原体设计阶段。病原体即消费者容易接受、且便于形成口碑扩散的信息内容。病原体的设计是对品牌沟通元的解码。它必须坚持4I原则（即有趣、利益、个性和互动）和可延展性原则和消费者可参与性原则。

（3）营销传播策划阶段。①工具整合：即立足于品牌信息与消费者沟通的深度、宽度与广度，将广告、公关、事件、促销等营销传播工具整合，搭建品牌的营销传播模式。常见的模式有：a.悬疑广告+事件传播+微博扩散+搜索引擎优化；b.微电影+话题口碑+搜索引擎优化+线上线下促销；c.热点话题+病毒创意广告+网络促销；d.网络直播+病毒话题+介质延展+扩散传播……在整合工具构建营销传播策略模式时，模式无定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规划设计。②内容延展：即立足于品牌信息与消费者沟通的宽度，将沟通元延展为各种创意病原体，与消费者协同创意各类病原体，驱动社群的创意传播，增进消费者与品牌沟通的广度。③平台扩散：即立足于品牌信息与消费者接触的广度，实现创意内容的协同扩散，让品牌信息利用“强关系媒体”无缝隙、全方位与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利用“弱关系媒体”建立品牌信息的广泛传播，利用内容的协同创意进行品牌的口碑扩散。平台的扩散是指创意内容在微博、微信、搜索引擎、视频、电商等数字新媒体平台上的扩散。

（4）营销传播策略执行阶段。即对营销传播既定方案的具体实施。执行过程中，必须从整体上把握策略实施的节奏和对整体过程的控制，以便随时调整和优化策略。

四、小 结

在新媒体生态背景下，品牌与消费者是在两大空间维度、六类场景中进行三大层面的沟通关系。品牌必须进行沟通元的顶层规划和病原体的创意设计，运用各类营销工具组合环环相扣，并借助各类媒体平台的传播渠道扩散，方能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全景式的品牌印象，实现传播效果向销售效果的转化。

考文献：

[1] 陈刚，沈虹，马澈，孙美玲著.创意传播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 （美）肯特・沃泰姆，伊恩・芬威克.台湾奥美互动营销公司译.奥美的数字营销观点（新媒体与数字营销指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3] 黎万强.小米口碑营销内部手册：参与感[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第8篇：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沉默的螺旋；自媒体；舆论；微博；心理学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由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伊曼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它基本描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如果感受到他自己的意见是少数的，他不太会表达出来，因为害怕被多数的一方报复和孤立。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自媒体的发展是否对这一理论产生了冲击，这一问题答案对于舆论分析来说至关重要。

1 自媒体的特点

美国著名硅谷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于2002年提出一个非常具有震撼力的新概念：WeMedia（自媒体），他说，博客代表着新闻媒体3.0。1.0是指传统媒体或旧媒体（Oldmedia），2.0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新媒体（Newmedia），而3.0就是以博客为趋势的自媒体[1]。美国新闻学会的媒体中心，在2003年7月出版的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联合提出的“We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中，对“WeMedia（自媒体）”下了十分严谨的定义：“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传播途径。”

1.1 广泛的传播主体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是由专业机构编辑制作传播内容，通过各种媒介进行传播，传播主体和信息把关人单单只是这些媒体机构。而对于自媒体而言，并不存在独立的传者和受者，他们是融为一体的。就微博而言，微博用户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比如A发了一条关于朱令案的微博，这个时候传者是A，B转发了这条微博，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这个时候B扮演的角色其实既是一名受者又是一名传者。而媒体、机构也可以通过开通官方微博的形式成为传播主体，并且通过微博的庞大资源来迅速吸收信息，比如2011年7.23动车事故中，一名乘客发出求助微博，之后才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所以媒体机构在这个事例中和大众一样充当受者。自媒体与其说是媒体不如说更是一种媒介，是一个信息传播的渠道和平台，而传播的内容都是由每个个体来决定的。传播主体的广泛化也同时决定了自媒体的人性化和草根化的特点。

1.2 高效的传播方式

传播主体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传播方式，传统媒体时代，传播模式只能是一对多的线状传播方式，而且是单线传播，也就是得不到受者的回馈。而自媒体时代的传播模式则更为自由，它实现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网状模式。这种模式其实很类似于社交网站Facebook主页上的那张人际关系图，是一种多向的传播，而且最重要的是依附于web2.0的支持，用户的反馈可以得到最明显的体现。换言之，如果把一名用户的微博主页作为一个新闻网站的话，那么构成这个网站的内容除了每一条微博之外还有每一条评论。又由于自媒体平台的信息大多是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所以信息量巨大，传播的速度和效果非常惊人。

2 自媒体对“沉默的螺旋”起到弱化作用

“沉默的螺旋”理论的重要依据是人们的趋众心理，因为害怕与多数人意见不同，所以放弃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自媒体时代，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这一点就被弱化了。网络是一个很好的遮蔽物，让每个人都可以适当的隐藏自己，不至于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线内。比如，随意点开一条“头条新闻”发的新闻微博，会发现诸多评论里有各种代表不同立场的观点，也会有网友相互辩论的激烈场景，但是由于网络匿名性这一特点，平时互不相识的网友也不存在趋众求和的心理，这可以说是从心理角度，自媒体平台对“沉默的螺旋”起到了弱化作用。

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提到“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气候’来影响和制约舆论”，她认为，舆论的形成是意见气候作用的结果，惧怕孤独的心理强制人们认同“优势意见”。这是针对传统媒体时代的说法，在纸媒、电视高度普及的年代，传统媒体是信息的把关人，对信息进行议程设置，决定什么信息需要被传达到公众的视线内，因此会对人们的认知活动产生“共鸣效果”、“累积效果”和“普遍效果”，从而形成“意见气候”，制造“优势意见”。然而在自媒体时代，由于传受者界限的模糊，许多原本没有意见表达渠道的受者如今也变成了传者，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由于网络的普及性，之前不被人们了解的“劣势意见”也渐渐被人们所理解。同性恋的话题在十年前的中国还是一个禁忌，许多同性恋者由于害怕得不到理解而选择沉默，但是近几年，随着网络表达渠道的不断开放，许多人都站出来宣传有关的知识支持同性恋者，社会开始慢慢理解这类人，许多同性恋者也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便勇敢地在虚拟平台上站出来，宣布自己的性取向，争取同等的权利。前不久，著名香港歌星黄耀明和何韵诗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撑同志，反歧视”的活动，活动的微博下大多数网友都表达了认可的态度。自媒体开辟传播的渠道，拓宽了传播的范围，革新了传播模式，让劣势意见者有能够并敢于发声。

3 “沉默的螺旋”理论存在的合理性

之前提到网络的匿名性可以弱化“沉默的螺旋”的作用，但是这在自媒体平台上并不能得到完全的实现，大多数微博用户仍然会关注自己生活圈的亲朋好友，这样无形之中也开辟了一个熟人社区，相应地会产生趋同压力。许多用户可以在陌生人社区里大胆地评论，发表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或不敢说的言论，但是在熟人社区里，他很可能会迫于怕被熟人孤立的心态而放弃表达。经过调查，83%的受访者表示随着微博熟人好友的增加，许多原先敢表达的观点不敢表达。笔者认为，随着微信朋友圈的发展，这一点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

另一方面，自媒体平台为劣势意见者创造了意见表达的平台，但也逐渐演变为一种倒置的形态，即原来的优势意见者变成了少数。比如，十年前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代表的是优势意见，但是在最近几年的微博、人人网上到处可以充斥着对新闻联播的反感，认为其不代表民意。而且这种意见表达愈演愈烈，只要有观点赞同政府的政策，就会招来大量的谩骂和攻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赞同的声音越来越少，攻击政府的微博赢得越来越多的转发，这种此消彼长又岂非恰好地契合了“沉默的螺旋”理论。

4 结语

可见，自媒体时代“沉默的螺旋”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弱化或是加强，而是一种表现上的形态变化。理清了这一点对于分析一系列微博，充分发挥公民新闻的作用，对自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等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第9篇：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传播学是在上个世纪传播业较为发达的工业国家首先形成的，我国引入传播学还是1978年的事情。“communication”一词在我国被翻译成“传播学”，在汉语的语境下，从字面的意思看，偏重于信息单向传递的意思，其实英文本意中有沟通的含义。所谓传播，就是指信息的传递和共享，是人与人之间赖以生存的根本机制。危机传播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在查阅相关资料时笔者发现，危机传播理论的内容是以传播学为核心，把人际传播、言语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学科的理念运用到了其中。清华大学学者史安斌就危机传播作出了下面的定义：“危机传播就是在危机前后及其发生过程中，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间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胡百精的观点也值得借鉴，他把危机状态下的传播视为一个变异了的传播系统，认为危机传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危机传播是混乱符号和不确定意义的共享过程；(2)危机传播是信息传播主体与客体非秩序化复杂互动的过程；(3)危机传播是一个失衡的信息系统，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杂合体。”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两位学者有关危机传播的观点是相通的，都关注到了危机传播的特殊“情境”，以及危机传播中信息交流的重要性。

广播媒体在危机传播各阶段应具备的传播要素

危机传播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形态，在探讨危机传播中的广播媒体时，危机传播的传播要素也是需要分析的重点。

史安斌在他的《危机传播与新闻》一书中引入了美国学者斯蒂芬・芬克的危机传播阶段理论，芬克借用医学上的术语把危机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和评估期，大体上对应的是危机前、危机初始阶段、发展阶段、解决阶段和危机后的评估阶段。该理论主要是从危机管理者――政府部门角度出发的，我国的新闻体制比较特殊，危机传播中的广播媒体具有官方色彩，所以该理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广播媒体在危机传播中应遵循的原则

危机传播是一种极特殊的传播形态，在该形态下，传受双方都处于特殊状态，特别是受众一方。受众在危机中往往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心理状态。危机传播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以适应这种特殊的情境，这种特殊的情境主要体现在公众在危机发生后心理状态的变化上。广播媒体作为具有较强人际传播特性的媒介，更需要在危机传播中关注公众的心理变化，及时调整传播策略，遵循危机传播的原则。

在危机事件中，受损的城市和村庄可以重建，公众在危机事件中的经历却无法完全抹去，所以说，在危机传播中必须重视公众的心理，遵循相应的传播原则。史安斌在他的论述中，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第一时间、行动信息、简明扼要、真实可靠、前后一致”的20字危机传播原则。结合芬克的危机传播阶段理论，笔者认为，广播媒体在危机传播的不同阶段应遵循以下原则：

潜伏期。广播媒体有责任帮助公众树立“危机意识”，就像现在的交通广播在大雾天气时会不停地在节目中提醒听众注意交通安全一样，广播媒体要有危机预警意识。在公共危机的潜伏期宣传相关知识，培养受众的“危机意识”，使他们在危机到来之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并且要与政府部门做好沟通，在危机到来或即将到来之时为公众提供行动性信息。

爆发期。公共危机爆发后，公众的心理是敏感和脆弱的，广播媒体应摆正自己的位置，帮助公众尽快回归理性，应对危机，承认危机事件的不确定性，取得自己与公众的共鸣，并且要让公众知道，应对危机的措施已经在实施。　广播媒体的传播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小，例如在汶川地震灾害和南方的冰雪灾害中，广播在危机的爆发期成了灾区的第一媒介。此时，广播媒体要做到：多站在公众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要过度劝慰公众，多向公众提供行动性信息；不要做指责性的评论，要承认危机事件的突发性。

延续期。这一时期的公众刚刚度过紧张的危机事件，在稍微放松的情况下，危机所带给他们的负面影响就会显现出来。这时候，公众的心理也是非常脆弱的，绝望、悲伤、无助的心理状态会蔓延开来。这时候广播媒体作为“情感媒介”需要进行人性化传播，安抚脆弱的公众，并为他们提供行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