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镇化建设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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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城镇化建设范文

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引发了诸多城市空间问题，城市权利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列斐伏尔和索亚对城市权利的探索，西方的城市权利思想不断深化和发展。作为紧跟时代步伐的坚定的学者，哈维也提出了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城市权利思想。城市权利关系到世界城市化的走向乃至未来世界的总体格局，关系到中国城市化的方向、质量乃至历史命运。城市权利研究已成为指导以人为本、空间公正的新型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工具。

自1940年代以来，冒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风险，　许多的　问题　关于　城市的　空间　有　而且　兴起　在里面　这个　迅速的　发展　属于　城市化。　这个　城市的　正当　有　成为　这个　专注。　之后　这个　勘探　属于　列斐伏尔　和　西方城市权思想不断深入发展　像　A.　决心　者　下列的　这个　速度　属于　这个　时代,　提出　这个　主意　属于　这个　城市的　正当　具有　意义深远的　实际的　意义。　这个　城市的　正当　是　相关的　到　这个　方向　属于　世界　城市化　和　即使　这个　全面的　图案　属于　这个　将来　属于　这个　世界。　信息技术　是　而且　相关的　到　这个　方向　质量　和　即使　历史的　命运　属于　中国的　城市化。　这个　学习　属于　城市的　正当　有　成为　一　重要的　工具　到　指导　这个　建设　属于　刚出现的　城市化　在里面　中国，以人为本，以空间正义为导向。

城市权利。urbanization。construction　pathnew　urbanization。城市是理解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空间周边的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产生了许多城市问题。各种城市环境的冲突与矛盾城市发展中的权利继续出现。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城市权利问题尤为突出。城市权利研究对解决中国当前的城市化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城市化的质量乃至历史命运，都必须对城市权利做出科学的界定。城市权逐渐成为城市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通过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和索亚（Edward，Soja西部）对城市权利的探索，西方的城市权利理念不断深化和发展。作为城市权利思想的主要代表之一，哈维（David　Harvey）在借鉴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论》的重新研究，提出了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城市权利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为了纪念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100周年，列斐伏尔撰写了《进入都市的权利》这部关于《城市权利》的第一部著作，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巴黎的生存危机。列斐伏尔在书中认为，城市权利不仅反映了日常生活的逐渐衰落给城市人带来的痛苦，也反映了城市人在危机中生存和建立新的城市生活的愿望。

相信《城市权利》可以让人们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他认为，这项权利“不能理解为一项简单的进入或返回传统城市的权利，它可以转化和更新为城市生活权”[1]158。论城市权利在利益主体方面，他认为城市权利是一种基于人自身的权利，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这里的权利主体既指个人意义上的城市人，也指群体意义上的集体。就城市权利的内容而言，可以通过哈维对列斐伏尔的评价来理解，即，“城市权利问题将被一个模糊的问题所取代，如城市生活权，在他看来，这将逐渐演变成一个更普遍的问题问题，如《空间的生产》的权利”[2]Preface：15。换句话说，列斐伏尔从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权利是城市及其居民拒绝外部力量单方面控制的权利（由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驱动）“[3]在

的城市权利研究中，列斐伏尔用一种新的空间视角考察了阶级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权利关系。在批判城市空间异化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城市权利的概念。列斐伏尔指出，这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不正常运作，是社会的不稳定这导致了城市空间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处于不平等和不公平地位的弱势群体发动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以重新获得城市权利，其目标是要求更多的社会权利和社会资源。

索亚（也称为爱德华苏贾）

是一位著名的后现代地理学家。他最著名的理论贡献是“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提出。可以说，他的理论起源于列斐伏尔一世，但索亚比·列斐伏尔更进一步。

的《社会—历史—空间》“三元结构和以空间为核心的三元辩证法是解释城市现象更为合理的框架目前在这一框架内，对城市权利相关问题的探讨始终围绕空间展开。在讨论城市权利时，索亚认为“城市化进程的这一更广阔的视野与空间正义的斗争密切相关，而空间正义的斗争就是城市权利的斗争。”[4]6

索亚将城市权利作为城市和空间正义的问题进行宣传，城市权利与空间正义是相互建构的。他认为，我们应该从空间角度研究城市问题，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寻求空间正义和城市权利。随着城市运动的迅速发展，人们对城市权利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居民日益认识到，城市权利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空间发展不平衡。因此，索亚提出空间正义是城市权利的基本内涵，空间正义的构建是城市权利的保障。实现空间正义就是实现空间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共存与和谐共存。这是城市空间正义权的基本价值所在。要实现城市中的各种权利，必须建立合理有序的权利等级。索亚对城市权利和空间正义的深入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城市权利的基本认识，也让人们看到了城市权利空间化的重要性。为了实现人们多样化的城市权利，有必要实现空间的同质化发展。

与列斐伏尔相比，索亚的城市权利更为具体。后者认为，城市权利不仅是一种诉求，也是人们普遍享有的一项具体要求。城市权利应该真正实现对空间的占有，尤其是对公共空间的占有。

。同样地，我们通过日常的城市活动改变城市，反过来，城市也在改变我们。作为坚定的者，哈维也这样认为。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对城市权利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一种根据我们的意愿改造城市和改造我们自己的权利。”[2]3哈维认为，城市化正在不断发展和改造我们自己。

·哈维认为，从城市权利主体的角度来看，城市权利的承担者被称为一个群体。“城市权利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说的获得城市资源的个人或群体的权利。城市权利是根据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2]4哈维指出，“比起的个人权利，而城市权利是一种集体权利”[2]4.城市权利只有属于集体主体，才能产生更大的行动力。就城市权利的内容而言，其内涵极为丰富，涉及到人们在城市中的生存、发展、休闲等各个领域。

哈维的思想具有相同的地理背景哈维的思想不仅包含了空间正义，还提出了独特的《重获城市权利》的具体方式——开展城市社会运动。通过对哈维城市权利定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哈维《城市权利》的内涵他非常富有。在《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Rebel　Cities：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一书中，哈维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城市权利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创造城市共享资源的艺术和地租2]28-109

大学优先，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首先，在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肆意剥夺城市权利的现象，导致不断的反抗，最终形成“城市”危机第二，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也是引发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不仅会对未来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后果，还会对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产生影响。第三，城市化进程中对低收入群体的剥削也是城市动荡和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二，创建共享资源的城市。共享资源普遍存在于人类经济社会中，具有多种形式。然而，并非所有形式的共享资源都向城市居民开放。有些是向公众开放的，例如空气。另一些原则上对公众开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受到监控和限制，甚至由私人管理，如城市道路和户外公共健身设备。此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共享资源，如品牌、技术、专利等。如今，这些被视为特定事物甚至资产的共享资源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被商业化和私有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共享资源本身，而是生产和创造共享资源的群体与导致共享资源商业化和私有化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哈维认为，共享资源是一种基于集体劳动的动态变化的社会关系。

第三，地租艺术。资本主义的私人业主垄断了某些资产，导致土地租金垄断。传统上，房地产开发和财政政策是获得垄断地租的主要途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发展，垄断保护和垄断地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削弱。在文化产业深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特定的文化产品逐渐被视为获取垄断地租的重要途径。但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和垄断权是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然后是一个问题-如何解决这种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重构垄断权。哈维指出，现实中人们往往从文化的角度重申这些垄断权。哈维在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重新定义了传统文化和文物，即定义为“集体符号资本”。他认为，如果一个城市通过“集体符号资本”获得垄断地租，其他城市也会效仿，出现越来越多的同质商品。这不仅会使城市失去自身的特色，还会导致原有城市结构的破坏和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结果，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集体符号资本”的权利。哈维指出，城市居民对“集体符号资本”的要求是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的城市权利。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面对新的形势和问题，我们必须在深入研究城市权利的基础上，探索研究城市权利的新方法、新途径。

。纵观中华民族近代史，尽管我们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困难，但我们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实践。在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迅速。为了准确把握这一快速发展阶段，我们必须面对空间变化的现实。由于城市的权利和发展越来越空间化，社会问题必须解决也来自太空。如城市资源分配不均。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些空间问题，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即重视和重视对城市权利的研究。城市人能否获得城市权利是城市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涉及到如何让边缘群体进入、使用、生产和创造城市空间的各种权利，如何满足个人在城市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以及如何实现空间生产中个人权益的合理分配。因此，可以说，城市权利是空间权利，“换句话说，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都应该牢牢控制我们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或者作为公民，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权利来控制空间的社会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城市权利是在寻找空间正义。”6-7.

哈维认为，城市或城市体系作为进行社会运动的场所，反映了其被动性。同时，哈维认为城市也有它的主动性。它的主动性体现在其独特的环境特征上，这往往被拥有城市权利的统治阶级用来控制和镇压不稳定的人。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城市是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场所。在

，人们传统上认为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斗争和城市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分离的，或者后者是前两者的附属物。即使在考察城市社会运动、劳动力剥削和异化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剥削和异化也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方面。哈维通过分析巴黎公社运动的性质，打破了城市社会运动与阶级斗争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相分离的传统观点，指出城市社会运动既是阶级斗争又是反资本主义斗争。

·哈维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已经消失，并在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无产阶级所取代。当前，我们首先要重新认识和扩大无产阶级的内涵，把分散在城市的工人也包括进来。应组织和团结各党派的革命力量，开展城市社会运动，以恢复城市权利为目标。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目前，城市空间存在许多问题，如城市居民之间的权利不平等，这需要在城市空间的研究中更多地关注正义。空间公正日益成为衡量城市权利能否获得的重要指标。本文从城市权利的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城市权利主体方面，

应坚持主体多元化。城市主体不仅包括原城市居民，还包括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群体。城市权利是使这些城市的人们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由于正义是不同的，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城市个体的成长过程，特别是解决农民工权益问题和城乡结合部的发展问题，使不同的权利主体得到尊重和保护。就城市权利的客体而言，空间资源和产品应考虑到生产、分配和使用的公正性。空间生产是城市化和城市转型的根本动力，人们应该在免费咨询的基础上参与创造此外，与交换价值相比，空间正义应更加注重空间的使用价值——地方化的社会需要[5]60，以确保城市空间的同质化发展。因此，要实现空间正义的价值理念，关键在于认识正义的差异性，实现城市个体权益，关注空间生产的正义性和使用价值。

。事实上，城市权利往往被人们忽视。当前，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与城市化相关的住房、土地、社会、生态等权利问题和权利冲突。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权利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城市权利建设对于实现我国未来城市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人权是指人的基本权利。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中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同样，人权必须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是基本属性。然而，就社会属性而言，人权往往成为一种形式化、肤浅化、合理化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一种在不同时代为特定人攫取权力和利益的话语体系。人们在自然属性方面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和保障。

的城市权利包含了当今时代背景下人权的具体内容，实现了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的统一。在今天的城市化社会中，就城市权利的内容而言，人民不仅是城市的主体，也是城市空间的主体。城市空间的目标是实现人民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们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空间产品，处理、协调和利用不同空间的物质资源，创造出各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空间形式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不同层次的人的发展要求。这种城市权利以正义为导向，集空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于一体，也就是说，城市权利所包含的个人权利的实现，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需要，也是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我们应该认识到，要实现人权，首先必须实现空间经济正义和政治正义，以满足当今时代背景下人权的两个属性，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未能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未能有效实现城市空间华人的权利。基于此，

将实现人民的城市权利作为稳步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个人的城市权利体现为：在居住方面，可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定居，并在城镇获得舒适、安全、健康、卫生的住宿。在就业方面，可以在不离开家乡的情况下，努力实现当地人在当地的工作，并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在社会保障方面，在城乡建设方面，要树立城乡统筹的理念，坚持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实行联动推进。大力发展特色小城镇，加强村庄综合治理等。通过以上对城市权利具体实现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建设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打破“重物轻人”的传统思维，大力推进人民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

前面提到过，城市权利的价值是实现正义。在中国，空间正义与指向中国城市化的城市权利范畴密不可分。要实现具有空间正义的新型城市化，我们应该用城市权利来勾勒各种空间和城市化问题，然后用空间正义来批判和反思这些问题，以实现空间层面的公平和正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7年底，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城镇化率）的比例为58.52%。在城市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资源过度开发、盲目占地、环境污染、各级城市权益保护不力等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不断探索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道路，在的指引下，建设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面向空间正义的新型城市化内在要求我们实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一种基于长期和总体规划的战略考虑。在处理城市化建设中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时，要坚持统筹协调发展的理念。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城市权益，协调各方发展，实现空间共享，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1]亨利·勒斐伏尔。关于城市的著作[M]。Oxford：Basil　Blackwell，1996年。

[2]HARWEYD.Rebel　Cities：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London：Verso，2012年。

[3]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J]。社会，2008，（2）：112-127。

第2篇：新城镇化建设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建筑设计；创新发展

当前我国城镇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55.88%。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察，在工业化基础上出现的城镇化是人类现代城市文明的主要客观表现，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我国的城市化又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比如资源匮乏、交通堵塞、人口膨胀、贫富分化等棘手问题。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势在必行。

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在中央高层的指导下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例如扩大就业、巩固内需、完善社会福利等。但由于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很多城乡建设出现建设效率低下、豆腐渣工程等现象。在城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是党和人民对建筑行业永远不变的要求。时至今日，中国的城镇化已经不能再单纯追求速度，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迫切需要提高工程质量，注重建筑内涵，让中国的建筑行业重新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我们要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建议，多开展行业技术交流，坚决打击建筑行业内的不合法现象，不仅要总结建筑行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贡献也要反思当下建筑行业的不足之处。

二、中国传统城镇化的负面影响

1、城镇化不只是土地的城镇化，更是对“人”的城镇化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障碍就是户籍制度，如果按照户籍类型来分，中国的城市化率不到50%，虽然我们将大量钢铁、水泥、土地等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但对于城市人口，尤其是在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没有提供完善的社会服务。即使在基建开发方面，许多大城市也仅仅是凭借着政府政策“红利”才得到发展，大片农村的基建工程被荒废，造成城乡发展非常严重的不平衡。2、传统城镇化大量牺牲农民利益由于我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被消耗殆尽，人工成本激增导致工业成本大幅增加。在工业利润被大量挤压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开始缩减对各自所在地区工厂的行政补贴，转而“进军”利润更大的房地产领域。在这些背景下农村居住土地被大规模剥夺，农民被迫迁移到城市中去，又因为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而陷入了持续的贫困当中。3、传统城镇化对城市居民有负面影响由于我国城镇化扩展方式太过粗放、市场经济不完善，贫富分化严重，由双轨制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加剧，都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所以，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中小城市，尤其是在社会服务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大投入力度。4、欠缺现代城市文明观念由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过于注重硬件并且扩张速度过快，而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观念还没有改变，现代城市文明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低下，难以进行维护，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使用价值。因此，有必要加强现代化城市公民教育、现代城市文明宣传，配合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城市居民行为，循循善诱并耐心引导。

三、新型城镇化为建筑行业带来的机遇

虽然面临着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城镇化毕竟是中国建筑行业难得的机遇。我们要对中华文化保持自信、更要对中华文明保持自信，中华民族也是有城市文明的，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有着很崇高的地位。在建筑方面，有许多中国独有的建筑特色是非常实用的、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尤其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体现出来的人文主义精神需要我们用现代的建筑工艺来重新体现。同时我们还要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建筑工艺，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建筑文化，用各个民族的文化因素来丰富我们国家的建筑文化。

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建筑设计理念应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城镇化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颠覆性的，城镇化将人们从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过渡到现代的工业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无论是从行为动作上还是从思想理念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当下中国处于城市化浪潮中的人们来说，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们的思想发生错乱，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人们陷入迷惘。无论人类社会的城镇化是人类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城镇化终究是由人来实现的，最终必须为人服务。城市不应该只是少数贵族有权居住的宫殿，而是应该平等拥抱每一个参与建设的人。在城市居民住宅建设中，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应多采取小户型、高性价比构建样式。在建房屋一定要保质保量、舒适宜居、绿色环保、坚固耐用。不仅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提高相应的社会服务质量。比如完善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社会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这就要求我们紧紧跟随现代城市建设思维，城市规划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相结合，以发达的实体产业支持城镇化，形成一个能够满足城镇居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产业链。有实体产业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的城镇才可以聚集人气，而不会只是一座座只有楼房建筑的“鬼城”。中国的城镇化受制于中国工化业程度的不足，由于过去受政策支持而粗放扩张的城镇化缺乏相关产业支持，政府一味地好大喜功、盲目扩张，导致建筑工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低下。无论是居民住宅楼的建设还是经济开发区的建设都要根据自己的禀赋特点做长远的城镇发展规划。城镇规划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必须结合土地利用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在产业规划和生产力布局相衔接的基础上做好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才能吸引老城居民向新城转移，吸引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在满足新城居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上，新城区居民才能够在日常的生产活动中充满积极性，从而提高新城的宜居性，形成良性循环。

五、推进低碳城镇化建设

城镇所需要的资源是由城镇外部输入的，城镇消耗资源而形成的排放物多半会留在城镇内部，对城镇内部环境造成破坏并且也会对城镇外部环境造成污染。现代化城镇建设必须以低碳环保、环境友好为原则，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也尽量要做到绿色环保。完善城镇公交建设，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量。鼓励居民使用自行车出行，建设自行车专用车道，提供自行车租用服务。让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依托自然，让现代化城镇保留住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

六、结语

第3篇：新城镇化建设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石川河；土地安全；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S181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54/j.nyyjs.20201030058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阶段，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转移到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现阶段已经在农用地治理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与工程建设，对确保国家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土地工程应为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提供更加良好的土地，这其中还存在合理配置区域空间资源、协调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的质量提高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还需在人居环境方面做更多工作。这就需要健康、持续、稳定的建设用地投入作为基本保障，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1-3]。

1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1新型城镇化基本情况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4，5]。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不断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与传统提法比较，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型”指转型，包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转型，环境保护也要从末端治理向“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生态产业—生态基础设施—生态政区”五同步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型[6，7]。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型城镇化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强化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做到多规合一，合理处置好城市建设中眼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的生态关系，注重生态基础设施和宜居生态工程建设。

1.2科学技术破解城镇化发展瓶颈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瓶颈日益凸显[8-11]。建设用地利用粗放，质量问题日益突出。2000—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以粗放式用地、用能的方式不断扩张，在土地开发利用前，未考虑土地质量健康问题，导致多地出现“毒地”现象，危害人类健康，整个过程处于“亚健康”状态。区域发展不协调，人居环境差距大。过多的优势资源集中在区位条件较好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逐年改善；反之部分区域的发展投入较少，经济水平不高，周边环境呈脏、乱、差趋势发展，再加上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的差异，使得人居生态环境质量、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方面差距越来越大，这也是阻碍新型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城市功能不完善，设计实际不匹配。在前期规划中不根据实际开展相关工作，完全不遵从科学依据，不持有科学态度，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土地利用的规划和发展脱节。建设资金量不足，发展需求难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出，由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复杂、投资项目多等问题，单一依赖财政支出，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导致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的问题。

1.3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市场潜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我国的城镇化起步于1949年，较发达国家来说，起步晚，水平较低，但是速度快。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8.5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7%，但與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低了近7%，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更大，还有很大发展潜力。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12]正式，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明确的时间表，2014年底前开始试点，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试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可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确凿无疑的大方向。

根据近10多年来陕西省统计局的数据，陕西省2000—2018年城镇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逐渐靠近，2019年达到59.43%。陕西省作为丝绸之路建设的发源地和桥头堡，近年来经济呈现出强劲发展的趋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其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必将会对省域经济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13]。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路径，抢抓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有力机遇，瞄准特色小镇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注重科研引领作用，加强重大项目策划储备，为陕西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2新型城镇化建设新模式——以石川河为例

陕西省富平县石川河综合整治项目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功案例，项目建成后，将生态建设与人文环境有机结合，实现了多方共赢，充分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

2.1前期治理

土地安全是确保人居安全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土地治理”科研攻关，针对建设区域内存在的土地质量脆弱、生活、建筑垃圾围城、土地污染严重等一系列导致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的问题，采取科学手段，开展前期调查、技术研发、问题治理、工程实施以及后期管控，对区域内的污损土地进行全面治理和维护，从根源上解决土地“亚健康”的问题，以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及区域整治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2生态环境建设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对生态环境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提出了众多的“生态命题”，表明在国家层面已经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予以紧密关联。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必定是将生态环境作为发展前提的。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等应该被综合考虑并加以利用。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具有相互作用，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才能全面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以富平石川河为例，通过GIS、GPS、RS等技术，实施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先行，建立生态本底，设置生态调控单元，并将绿色基础设施作为项目开发的建设重点，最终形成利于人类生存、提升环境质量的生态结构。在微气候改善评价方面，对项目前后包括温度、湿度、光照和风环境等主要生态环境指标进行评价，最后形成了一套适用于中小型城市城镇边缘区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表明，该项目不仅使石川河局部微气候得到极大改善，而且有效缓解了富平县的城市热岛效应。整个建设过程，将“绿地系统”转型为“绿色基础设施”，将“开敞空间”营造为“绿色廊道”，将“城市片区”整合为“生态功能区”，切实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打好“生态本底”与“绿色根基”，创造了一个更为适宜人类居住生活的环境。

2.3智慧人居建设

科学技术的发展引领时代交替，5G、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深入普及的浪潮下，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也逐步迈进智慧化时代。有的学者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其核心是让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在城市的各行各业中，实现精细化和动态化管理。在此基础上，石川河提出了智慧人居的概念，依托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完善，以智能家居、智慧社区和智慧养老为切入，创新研发了智慧人居社区平台，全方位构建了“人物互联、业务在线、数据智能、网络协同”的社区运营生态，最终实现人居环境智能优化。

2.4运营模式创新

在运营模式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提升土地价值为核心的综合开发运营模式。由企业足额垫付项目费用，改变了政府担保金融机构贷款的模式，将企业收益与项目质量互相绑定，既解决了政府资本不足的问题，又保证项目保质保量完成，达到双重目的，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辅助功能开发利用提供了可运行的经济支撑方法。石川河项目运用该模式，不但带动周边经济效益增长，同时又吸引多个知名企业前来投资[14，15]。

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工作思路

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更加重视人居环境系统化提升的科技研发。要全面创新，加强土地整治、城市综合体建设、土地开发研究、净土生态治理全方位创新，采取规划先行，高起点构建新型城镇化战略蓝图，重视土地整治、绿色建筑材料等核心技术研发与工程应用转化，进行产业化模式推广，通过同网（物联网）、同台（通用功能平台）、同数（数据体系）、同效（高效运营数据中心）和同制（制度系统）组合而成的高度标准化体系，将科技融入建设环境的提高，让人居环境更加智慧化，最终实现农业用地整治与建设用地开发协同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4.1以土地安全为核心的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研发新型城镇化产业落地的首要任务应以科研作为支撑治理工程实施及应用的基础，确保土地洁净安全。从研究角度出发，应着力净土新材料、新技術、新装备的研发，从而保证人居用地土壤环境长远安全，保障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健康发展。

4.2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导向的新方法、新技术研发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新型城镇化下生态环境建设需综合考虑3个方面。重点针对工程项目区域，开展城镇生态环境评估研究；针对陕西城镇生态环境的典型问题，开展生态环境建设新技术及新材料研发；开展城镇生态环境管控的新方法及新模式研究。

第4篇：新城镇化建设范文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

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在城镇建设的重点地区珠海西部地区，其农业人口占据了珠海市总人口的8%以上。在城镇改造完成后，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会成为剩余的劳动力，需要政府部门为其提供工作岗位，保障其基本生活。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这些剩余的劳动人口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就对政府部门安置城镇改造后的剩余劳动力造成了困难。

（二）新型城镇产业结构建立中的人力资源缺乏问题

在城镇改造完成后，在城镇中新型产业结构的建立中缺乏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源。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这一问题十分突出。如在珠海西部生态新城的建设工作中，除了高科技产业人才的应用外，对具有一定职业技术水平和专业工作能力的基层人力资源的需求依然很大。但是如果依靠外聘工作人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话，其工作成本和资源建设投入都会很大。这就对新型城镇产业结构的建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问题

珠海地区的教育发展一直存在着城乡不平均的问题。在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中，教育资源的建设工作的落后会对整体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后，部分新型城镇的学生因为高中教学资源的缺少会面临无学可上的问题，进而造成新型城镇中整体的人员素质水平难以提升的问题。

（四）城乡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稳定问题

在一份《珠海城镇建设调查报告》中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市民在接受调查时认为现阶段珠海的城乡差异和城中村情况严重。这一数据表明了，在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城乡差异问题，就有可能出现原有的城镇居民和由农民转为的城镇居民之间因为原有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纠纷，进而产生新的不稳定情况。这种不稳定情况会对新型城镇建设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

二、职业教育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如何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解决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珠海新城镇建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职业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职业教育是剩余劳动力转型安置的保障

针对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职业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职业教育的开展可以很好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型安置工作提供保障。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职业技能和能力的问题，职业教育可以很好地利用专业的理论和实操教育工作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作能力转型。这种转型工作包括两种类型的转型。一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作技能的培养，解决了他们缺乏工作能力的问题，提高了其工作能力。二是保证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对职业工作环境转变的适应，使其可以很好地适应城镇工作环境。

（二）职业教育是新型城镇人力资源培养的基地

职业教育最大的作用就是为社会各项建设提供合格的基层人力资源。在珠海新城镇产业结构建立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成为城镇基层人力资源培养基地。职业教育工作开展的优势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保证了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质量。在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利用职业教育为新城镇产业结构提供人力资源，可以根据产业结构建立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培养职业人才的效率和质量。二是人才管理的成本更低。利用本地人力资源进行职业教育工作，为当地的产业结构建立提供人力资源，这种工作办法与外聘人力资源相比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更低。

（三）职业教育对教育资源均衡的作用

我国的职业教育一直是整体教育中对专业文化教育的重要补充。在新型城镇建设中，针对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职业教育的开展可以成为文化教育重要的补充。在实际的工作中，职业教育可以接受城镇中因为教育资源有限难以接受高中文化教育、但是又希望继续进行学习的义务教育毕业生，避免出现失学的情况。这样，可以很好地促进新城镇教育资源的均衡，同时起到了促进新城镇文化发展的作用。

（四）职业教育对缩小城乡文化差异的作用

对于解决城乡文化差异的问题，职业教育可以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这主要是和职业教育中几项工作的开展有关。首先是文化教学工作。在职业教学中，除了与职业专业相关的教学工作外，文化教学的开展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工作的开展可以很好地解决农业人口文化素质低的问题，为解决城乡文化差异问题提供保障。其次是在职业环境适应的工作中，农业人口可以切身感受到城镇职业环境的特点，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可以更好地解决城乡文化差异问题。

三、结语

第5篇：新城镇化建设范文

在主要成效上，具体表现为：

一是规划体系日益完善。在城区控制性详规覆盖率和重点项目修建性详规编制率达100%基础上，抢抓机遇，积极对接抚吉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按照南拓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实施了县城总体规划修编，总规纲要成果于7月9日经省建设厅组织专家评审通过，进一步的总规正式设计成果正在加紧编制中；佐龙新区二期范围六一景观区、滨江公园、环城西路、下西坊等地段城市设计及修规规划方案已报县初审；桥南工业新城控规、抚吉高速公路连接线两侧和三桥区域修编方案基本确定。同时加强了规划监管体系建设，持续开展了县城规划区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整治(简称“两违”整治),实行长效管理，将治理“两违”工作绩效纳入相关单位年终重要单项考核内容，全面落实乡（镇）村组三级干部工作职责，国土、城管、乡镇村(居)组均成立了违章建筑巡查组，落实了责任分工，实现了全程动态巡查，先后下发停工整改通知书73起，制止违法建房73户，处理违法建房115户，建筑面积4.7万平米，开展联合执法10次，拆除违章建筑面积700平米，乱占地、乱建房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二是重点工程全力推进。全年立项实施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达80个，其中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60个，已经开工建设项目22个，其余38个正在进行前期建设准备，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4.73亿元。环城西路景观林带工程、桥南生资公司农贸市场、城区森林城市创建绿化、恩江老桥维修工程全面完工；新城区1800亩土地征收工作完成大半；行政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地上建筑已初见规模；县财政投资近8000万元建设的抚吉高速连接线正在加紧建设，将在12月份以前跟抚吉高速一起竣工通车；跃进西路、跃进东路“白改黑”工程地下管线部分正在加紧埋设；六一居四星级国际大酒店、物流园、检察院刑侦技术大楼、森林公安指挥中心大楼、林业要素市场大楼、水利局业务大楼等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佐龙大道、迎宾大道街景改造、大道东段拓宽改造、县城城中村及小街小巷改造工程即将开工建设；保障性廉租住房、信用联社大楼、中医院新综合大楼工程正抓紧时间施工，全力组织建设；滨江公园(一期)和恩江北堤城防工程、物资局农贸市场、恩江北路拓宽改造工程、肖家中路、城区单位楼体及广场亮化工程、下西坊棚户区改造工程前期施工准备工作正有序组织中。

三是城乡统筹明显加快。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小城镇建设要求，建立健全了示范镇督查考核机制，成立了领导小组，落实了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确定以沿陂、古县两个乡镇为重点建设示范镇，大力推进乡镇规范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在规划编制上，沿陂、七都、上固、君埠、中村、上溪6个乡镇的总体规划修编基本定稿，80个省级新农村试点村建设规划编制已经交付成果。在农民建房审批管理上，下发了有关规范性文件，农民建房均按照程序依法审批、发证。在圩镇建设上，全力推进乡镇建设“提升”工程建设，积极完善圩镇基础设施，截止目前重点乡镇圩镇基础设施投入近2600万元，圩镇的服务能力和承载功能不断增强。

四是城市管理不断提高。以创建“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园林城市”和“森林城市”为契机，紧紧围绕“三城同创”目标，按照“灯要亮、草要绿、林要茂、路要平、道要通、水要畅、街要净、宅要美”的要求，继续深入开展了城区市容市貌专项整治活动和“全民义务清扫日”活动，实施市容环境集中整治10余次,对城区占道经营、垃圾广告、建筑工地、农贸市场、交通秩序、单位庭院卫生等进行了专项清理，对恩江大道、迎宾大道、欧阳修大道、跃进路等人流较为聚集区域的车辆停放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对城区主要路段的路灯、环卫设施和市政设施等进一步加强了维护管理。城区共规范整理自行车、摩托车6万余辆，共查处违章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300余辆，取缔店外店、占道经营、流动摊点570余处，清除“牛皮癣”广告1.3余处，完成了县城120万平米道路的全天候清扫保洁，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以上，确保了城市的整洁卫生，人流、车流的畅通有序，县城“脏、乱、差”状况得到明显改变。

在工作举措上，主要表现为：

一是进一步加强了组织领导。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工作重中之重，按照全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部署，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政府县长任第一副组长，县四套班子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县推进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建立了城市建设重点项目例会制度。城区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市政建设重点项目均成立了建设指挥部，以挂点县领导为指挥长，抽调有关人员组成工程项目工作组，全面加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和重点项目建设的领导，保证了城乡建设的顺利推进。

二是进一步完善了奖惩制度。继续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列入各乡镇和政府部门年度工作重点考核范围，并进一步提高了分值比重；在乡镇年度工作考核中，单独设立了城市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单项奖，鼓励乡镇加快小城镇建设，积极支持县城建设。完善了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挂点负责人建设保证金制度，所有县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都缴纳2000元项目建设质量及进度保证金，视完成情况实施奖惩。

第6篇：新城镇化建设范文

[关键词]花园城市；新镇规划；居者有其屋；城市病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59

1新加坡城市建设的基本情况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为7143平方千米，人口500多万，在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岛国，只用40年的时间，就从建国时的贫困落后、环境脏乱变为经济发达、环境宜人的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其花园城市的治理理念、新镇规划、“居者有其屋”政策三项举措密不可分。

11建设“花园城市”，营造美丽家园

新加坡建国初期就将“花园城市”的方针作为基本国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总理密切监督的“花园城市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制定和执行相关方案，并且保证了工作的科学性、持续性和严格性，这项基本国策坚持了几十年都未曾改变[1]。“坚持远见、整体规划”正是新加坡成功建成花园城市的关键，制定规划时高瞻远瞩，执行规划时严格落实，并有高度透明的反馈机制，因此，这项国策深得人心，获得一致好评。

作为一个人口密度大的小岛国，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率至关重要，在这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做得很出色，国内几乎没有一片荒地，每一片土地都能得到合理地使用。为了成为真正的花园城市，新加坡政府采取了适合国情的特色方法――立体绿化，平面上的土地不够用，就把绿化延伸到墙上、天上、房子里，因此随处可见墙体绿化、屋顶绿化、围栏绿化、桥体柱绿化等立体绿化形式[2]。此举可实现最大限度地利用城市空间，到处都呈现出一片绿色景象。不仅如此，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更是确定了以中心区为主体的星座结构，组团发展的空间布局和绿色、山水系统。

新加坡环境质量自然是许多国家都比不过的，绿色植物的普遍覆盖使得这里空气清新、干净优美。新加坡政府始终坚持做好“绿色建设”，不仅有相应的法规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更有严格的处罚措施，随手丢掉垃圾、在公共场所吸烟等不文明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罚款，而且金额不小，这一措施利用成本―收益理论，让人们不敢破坏环境。并且每个业主都有责任对自家及周围的环境进行绿化，这样的全民行动，一定会营造一个环境优美的城市。

12新镇的规划与建设

新加坡新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从1960年开始，新加坡共建成了23个新镇，目前有90%的人口居住在新镇中，由此可见，新镇是新加坡城市建设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加坡新镇规划运用了西方国家的许多理论，比如“田园城市”“快速路网结构”“新城市主义”“串联社区”“明日城市”“TOD导向模式”等[3]，在吸取这些理论的精华的同时，结合本国特点，探索出了一个理性的新镇模式，并在土地利用与交通方面尤为突出。

在土地利用方面，既混合使用土地又有相对独立的土地，使用功能，每一个新镇都有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休闲娱乐区、教育医疗、交通转换站等各类用地，本着方便居民生活与工作的原则，一定比例的工业区和商业区使得人们可以就近工作，缓解了高峰期交通堵塞，避免“卧城”现象出现。虽然新加坡人口多、土地有限，但并没有影响到城市居民的居住质量，以高层、高密度为主的住宅方式提高了土地利用率，“高层发展，底层架空”的理念，使得公共空间更具有围合感，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绿地与休闲娱乐场所。

在交通方面，新镇建设采用了“TOD导向模式”，公交车站与捷运系统一体设计，层级分明的道路系统，新镇中心、小区中心商业设施与地铁站、公交站等大众运输交通相结合，极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此外，还有人性化的步行系统，公交车站之间、小区内部、邻里中心都设置了有盖走廊，因为新加坡的天气炎热多雨，这样的设计可以为来往的行人遮风挡雨。

13“居者有其屋”，解决住房难题

新加坡建国初期，面临着严重的住房困难，住房形势十分严峻，据统计，有2/5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内，大部分居民只能住在用木板和铁皮建造的棚屋之中，只有极少部分的人能住上像样房子，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3平方米[4]。面对这种情况，新加坡政府制定“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如今，9/10的新加坡公民拥有自己的住房。

为了解决住房危机，当时作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提出，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住进自己的房子。1960年，组屋发展局正式成立。由于当时经济落后、人民贫困，所以建设的组屋是小户型的，如一室或两室一厅，主要是廉租房，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建造起了较大的组屋，如两室两厅两卫、三室两厅两卫加书房等。同时，在依据居民收入水平不同的基础上政府制定了购屋准入政策，并不断降低限制，20世纪70年代，只有月收入在1500新元以下的居民才有条件申请购买组屋，80年代又提高到2500新元以下者，随后又调整为3500新元，不仅低收入家庭可以购买组屋，中等收入的家庭也可以购买。此外，政府对于低收入家庭还给予了许多方面的补助，月收入在1500新元以下者可以享受政府的补助金[4]。

新加坡政府还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和住房公积金保障制度。中央公积金局不仅为建设公共住宅提供了大量资金，而且也减轻了居民购房的负担。公积金会员可以用公积金存款购买新的组屋，如果不足以支付，可以向建屋发展局申请贷款，然后用将来的公积金偿还。这项措施不仅可以使低收入阶层能够买房，而且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后来中等收入的家庭也可以享受这项政策，极大调动了全民购买的积极性。

2新加坡城市建设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启示

党的十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时，各地便开始积极探索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改变过去过分重视城市用地增加，转而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使居民能够真正生活在一个环境宜居的场所。过去我们片面注重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了人的城镇化。新时期，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城镇化建设。

21坚持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

当前，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到城市工作，然而他们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他们赚了钱往往寄回家使用，他们的子女往往成为了留守儿童，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并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因此，如何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极为重要。首先，要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当他们在城市中有了住房保障时，才能彻底离开农村，所以政府必须出台政策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健全以政府为主体的住房保障制度。加大公共住房土地供应和财政支持，多渠道筹集住房保障资金，才能让更多低收入者有自己的住所。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建设一个建屋发展局，专门负责保障性住房建设，尽快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其次，政府还应采取一些举措帮助农民工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一系列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保证他们也能享受到公共服务带来的便利。最后，城市中的居民应该改变对农民工不友好的态度，理解和认同农民转变为市民后的社会地位和权益。

22混合使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有效利用城市的每寸土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不仅是城市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标志，也是缓解当前人地关系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在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着用地结构不合理、土地闲置、城市用地紧张等问题。新加坡政府在土地使用中实行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工业区、商业区、娱乐区、居住区混合布局，降低土地浪费，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城市可以采取平面混合使用与垂直混合使用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可以实现办公、居住、商业等功能的复合，在空间布局上若干功能分区明确、互为补充，不同功能的土地相对均衡的分布在一起，既满足了人们不同时间段的需求，又可以让人们就近就业，缓解了上下班期间的交通拥堵。第二种模式是将不同的功能区在垂直空间上分层使用，比如，一栋建筑较低层次可以设置餐饮、娱乐等休闲场所，中层设置办公场所，而高层可以设置宾馆、单身公寓等。以上两种模式都是本着节约土地的原则，避免出现土地过度集中于某一功能，打造多元化的复合空间。

23建设轨道交通，整合交通枢纽

随着私家车的增加，大大加重了城市的交通压力。为了缓解交通拥挤，政府大力提倡人们选择公共交通，但是只有公共交通方便与舒适，人们才会心甘情愿的选择它。新加坡式的新镇TOD模式，将地铁站、主干道、公交转换站与镇商业中心整合为一体，极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城市中需要重建和开发的土地均可以采用TOD的理念来建造，其中的公交交通是指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及公交干线，然后以公交站点为中心，就近建立集工作、商业、教育、居住等为一体的城区。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可以减少人们对地面交通和私家车的使用量。目前，中国的城市中较少使用TOD模式，使用轨道交通的还是少数较发达的城市，建设中国特色的TOD模式，必将带来经济与环境双重效益。

24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城市形象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已由原来注重量的增加变为注重质的提高，提升城市品质不仅能满足市民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可以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不难发现，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有许多不文明的现象，我们可以学习新加坡政府的严格执法，采取严格的罚款制度，规制人们的行为。法制化的管理虽然可以“治标”，但是“治本”必须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才能实现，通过教育可以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因此，只有教育与惩戒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破坏环境的行为。此外，建设城市绿地系统是改善环境的重要举措，中国可以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立体绿化，提高绿地的覆盖率，不仅可以使空气更加清新，而且给城市增添了更多生机与活力。

中国与新加坡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该借鉴新加坡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

参考文献：

[1]谢新松新加坡建设“花园城市”的经验及启示[J].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1）：52-55

第7篇：新城镇化建设范文

国家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建设中，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出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与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顺利推进。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土地制度的改革将深刻影响这一进程的整体走向。本文从当前我国城乡二元土地结构的现状入手，分析现有土地制度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调整方向。

一、城乡二元土地结构的现状

我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所有权作了如下的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基于城乡土地在所有权上的不同，在城镇化过程中，国家通过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才能改变其所有权的性质，实现土地的城镇化。

1.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

1987年12月1日，深圳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从此，土地作为大宗可处置资产，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各地以土地整备中心、储备中心与企业合作等形式进行土地一级开发与整理，通过拍卖等方式将整理好的土地推向市场获取差价，成为实现土地溢价的主要模式。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4.1万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

土地财政支撑了中国快速城镇化。农民手里的土地被征用，变作城市建设用地实现增值。增值的部分用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城镇化进程得到了资金上的支撑。

2.人口的城镇化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

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城市过分追求面积扩张，修建新城区、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不注重土地的集约利用，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速度。2012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4.56万平方公里，2002-2012年年均增加19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5.8%，而同期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3.6%。

土地城镇化的加速，一方面占用了集体土地的资源，使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农民并没有同步市民化，这就使得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这一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更为突出。

二、土地制度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1.土地产权不清晰

我国《土地管理法》虽然明确规定土地的国有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但在具体的占有使用上，存在着多种产权不够清晰的情况。在实行土地“招拍挂”以前，国有土地的使用大多都是以划拨形式实现的，目前行政事业单位仍沿用这样的格局，这就使得以往糊里糊涂的土地产权“谁占用得多谁受益多”的现象仍还存在。农村的集体土地，从法律上讲所有权属于集体，而集体这一主体如何确定，在产权的明确和权利主体的清晰上，还有着相当大的缺失。如农村的土地产权人，是行政村落中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集体，但这一集体的利益如何落实到个体的村民身上，农民对耕地、宅基地及村落其他土地的占有及使用权该如何体现。

2.土地市场不统一

在实行土地“招拍挂”后，国有土地通过市场体制进行统一出让，看似市场健全、公平统一。然而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在市场中人为地干预资源配置的方式，通过协议等方式出让工业用地，使工业用地与居住、商业用地在出让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上，工业用地出让不仅量很大，而且比例很高。近十年来每年新增供地中40%-50%的土地用于工业。土地通过不同的用途，形成了不同的价格机制，工业用地的价格远远低于商业及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往往是以低地价、零地价甚至财税返还等负低价出让给用地者。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机会成本，不能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导致同地不同权、同权不同价。

3.土地要素流动性不均衡

我国现行国有和集体两种所有制条件下的土地权属表现出资源具有不同的流动性。

国有土地要素的市场流动性强。土地一级市场通过对存量土地和增量土地的整理，以“招拍挂”为主的方式公开转让土地的使用权，把土地资源投入市场；房地产企业通过公开摘牌等模式获取土地资源参与土地二级市场的开发，也就是通过房地产市场的商品流动性实现土地使用权的再次转移；购买的房地产商品的业主可以通过再次出售、出租、抵押等方式在三级市场上实现土地使用权再次转移。在一二三级土地市场中，土地及其附着在土地上的建筑物一起可以作为标的物进行抵押、出租、出售，要素通过在市场上的灵活流动，为权利人带来收益。

集体土地要素的市场流动性较差。国家对集体土地进行征用，集体土地被动改变性质，得以补偿。但征用过程中的这一补偿和土地出让后的市场收益往往严重脱节，集体土地得到的要素补偿款不具有市场性质。而除土地征用外，集体土地很难直接进入公开市场，不能进行自由流转、出售、出租、抵押、担保等交易，资源要素无法顺利实现流动。

4.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不合理

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用途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在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按照这一标准，征农民一亩地，只需赔偿农民区区数万元。然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整理机构，对该土地上实施“七通一平”，加工成可供开发的熟地，再通过“招拍挂”等公开拍卖的方式把土地投放到市场，高价出让，最大限度获取土地资本的增值收益。

对于集体土地的原有使用者农民来说，他们分配到的土地增值收益通常仅是土地增值收益的零头，农民得不到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大部分增值收益。据安徽省的统计表明，近几年来农民从被征用土地获得的补偿费用，仅为政府通过“招拍挂”卖出土地收入总额的5%左右。农民失去对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也就失去生活的一项最基本的保障。然而，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了拿到有限的补偿款外，又通常得不到其他方面的生活保障。同时由于地价过高，农民向小城镇转移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三农问题也更加严峻，城镇化的进程受到阻碍。

三、土地制度的改革调整方向

1.完善土地登记，明晰土地产权

对于国有未出让土地进行登记，明确土地及附属建筑物权益。充分挖掘土地的权益，注重土地地上、地面、地下权益的综合利用和收益的多重获取。对于企业等经营性机构占用的划拨土地，补交土地出让金，体现市场公正，减少政府行政性土地划拨，减少寻租空间，增加土地收益。

对于集体土地实际上有两个主体共同拥有控制权，一是集体（农村经济组织），拥有所有权；一是承包经营者，拥有用益物权，且这一权利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意味着农民对集体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权利，而且此权利并不因土地所有权人即集体的变更而丧失。土地权属主体的规范首先要对农民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尊重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物权。

2.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化体系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可以考虑许多国家都建立起的土地银行制度，实施国家调控土地市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保障国家规划实施、有序推进社会与经济进步。改变低成本征地的现状，抑制地方政府盲目进行城市平面扩张，缩小征地范围，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在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时，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使土地利用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土地价值。

合理利用城市建设用地，通过在公开市场的流转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避免城市空间的粗放扩张，通过系统和预见性的城市规划，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适当提高城市建设用地的利用率，通过旧城改造，收回闲置、空置用地等方式更加集约地利用现有建设用地。改变目前工业建设用地浪费的局面，通过价格机制调整市场供应，减少行政干预。在流转方式上，可以考虑建立差别化的土地供应体系，如土地公告出让、土地使用权租赁、土地指标交易等制度，通过多种方式发挥土地的市场价值。

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在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基本制度下，建立农村土地市场流转体系。农民根据自身意愿，自主通过统一市场实现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可以采取转包、租赁、土地使用权入股等方式自由流转承包经营的土地，还可以通过公开市场退出土地的承包经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集约利用农业用地，使农村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转移，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率，有助于农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的经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民从市场中获取公平的土地收益，从土地的用益物权中获得经济上的保障，更好地从事非农业以外的生产活动，顺利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推动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城镇化”。

3.建立以人为本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土地的城镇化要同步于人的城镇化，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要注重对农民用益物权的补偿。从用益物权的角度来看，农民不仅需要得到对土地产值的补偿，更要得到就业和生活的社会保障。土地产值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土地区位、供求关系及土地对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等，都有可能被记入到补偿金额中，共同构成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因素。这样，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权益，才能得到比较公平的补偿和保障。

要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需要实施配套改革，完善配套法制。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规则，完善评估定价规则，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同时，在集体土地被征收的过程中，对农民的补偿既要考虑农民作为个人的收益补偿，又要考虑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的收益补偿，公平的分享集体组织的收益。通过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在失去集体组织权益的同时，真正享有市民化的权益。

4.保证耕地数量与质量，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统一

我国人口众多，但是可以利用的耕地面积有限，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保护耕地是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土地制度。因此在土地开发整理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守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确保耕地面积不会减少，同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耕地的面积，并确保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

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建设，征用集体土地的同时，要注重土地的节约利用，同时严格土地用途，统筹耕地数量和质量，注重生态管护，加强基本农田管理，坚持耕地占补平衡，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在确保现有耕地面积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新的科学技术，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质量，为未来全面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第45卷第2期

2.辜胜阻 李正友.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2

3.孔祥智 王志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补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5

4.陈曦.土地开发整理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探索.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年第13卷第7期

5.张志明.论土地开发整理的内涵与发展趋势.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年第13卷第7期

6.顾长浩 李萍.城镇化进程中集体土地开发利用若干法律问题分析.东方法学.2014.3

7.叶檀.中国第三次实验.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2.5.29

8.宋健坤.以国家土地银行破题.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11.8

第8篇：新城镇化建设范文

关键词：科技创新；一带一路；农村；新型城镇化

一、新型城镇化及“一带一路”内涵概述

城镇化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生产要素及特定产业类型在区域空间聚集。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提出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区别于传统粗放型城镇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1］2015年3月27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该文件的颁布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正式实施，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2016年8月，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切实推进思想统一、规划落实、统筹协调、关键项目落地、金融创新、民心相通、舆论宣传、安全保障”。［2］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更加完善，交通壁垒将逐步打通，工业化的发展、对外开放格局的扩大、对外贸易的增长将推动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发展。

二、“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农村新型城镇化现状

“一带一路”沿线包括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广西、云南、等18个省市。从地缘角度来讲，“一带一路”沿线农村多位于边疆地区，大多为少数民族同胞聚集地，受地理环境制约，大部分地区经济水平落后、可利用土地资源不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副产品品种单一、经济贸易落后、农民文化水平较低且城镇化意识不强、特定区域内产业结构相似、服务业产值低、经济环境较为封闭、对外开放程度低、源远流长的区域传统文化萧条。受上述因素影响，除部分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外，“一带一路”沿线农村新型城镇化整体水平普遍较低。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2015年，我国城镇人口总量达到77116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6.1%，然而的城镇化率仅为27.74%，广西城镇化率也仅为47.1%，［3］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科技创新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农村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提高社会生产力及综合国力，是民族发展的动力和灵魂，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就科技创新与农村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而言，科技创新是农村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经过三次科技与产业革命，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城镇化速度日益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日本城镇化率达到91.3%，韩国83.2%，美国82.4%，［4］。随着传统城镇化模式被新型城镇化取代，城镇化进程中“创新驱动”逐渐取代“要素驱动”，科技创新在优化产业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农副产品的科技含量值、创新服务产业、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保护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提升农民文化水平及科技水平、扩大经贸往来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将科技创新融入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能够促进我国城镇化全面均衡发展，更好的推动沿线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保障和发展民生，保护生态环境，传承沿线农村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为“一带一路”沿线农村注入新的经济活力，提高沿线农民就业率，促进沿线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沿线其他国家及地区达成合作双赢。

四、科技创新驱动“一带一路”沿线农村新型城镇化途径

（一）实施产教融合战略，与沿线应用技术大学展开技术合作。在推进“一带一路”及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人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人才的质量，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及经济水平的制约，大部分沿线地区农村教育水平落后，人才培养质量较低，农民科技素养与文化水平不高。“一带一路”沿线农村的各级主管部门应积极搭建桥梁，与沿线应用技术大学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及职业资格培训，提升农民的文化与技能水平，建立就业信息窗口，组织农民加入劳动力市场，使农民拥有一技之长，尽快适应城镇生活，在城镇中实现快速就业。“一带一路”沿线应用技术大学应明确自己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宗旨，主动投入到沿线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中，将政产学研有效结合起来，调整已有专业，开设电子商务、沿线国家和地区小语种翻译、农业开发、物流、机电工程、网络工程、农产品加工等城镇化发展中急需的专业，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培养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二）构筑科技创新平台，带动农业产业升级，建构绿色城镇。作为科研工作的重要载体，构筑科技创新平台在新型城镇化中尤为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各级行政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应形成合力，组建智库，整合各种优势资源，构筑科学规划与特色鲜明的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创新平台应聚焦于研发及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节能环保技术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水资源循环系统，强化垃圾处理系统，致力于新型城镇生态环境保护，构建绿色城镇，提高居民的居住环境及生活质量。同时科技创新平台应聚焦于研发新技术与新产品，提高农副产品科技含量，发展有机食品及绿色食品，将农产品绿色供应链产业化，促进品牌化经营，实现规模效益突破，增加农民收入。充分发挥科技智库的作用，促进农业科技供需对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农村地域特色，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利用科技创新带动农业升级。

（三）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电子商务平台，提升城镇经济水平。目前，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全面实施，“互联网+”正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对于经济环境相对封闭的“一带一路”沿线农村来说，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不但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欠发达农村注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融入城镇的新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一带一路”沿线农村集合了许多优势产业及特色产品，然而，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受信息闭塞、交通落后等原因，大量优质产品滞销，优质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与利用，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的改善，交通运输情况将大有改观，沿线农村应充分利用已有的电子商务平台，通过B2B及B2C等经营方式，推广区域内优势产品。与此同时，鼓励沿线农村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自有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多语种商品功能介绍，开展个性化产品定制，扩大经贸往来，将特色产品推销到沿线其他国家和地区。

（四）创建智慧特色小城镇，推广旅游休闲文化产业。创建智慧特色小镇的灵感来源于国外，19世纪7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农村地区的小城镇因其美丽的自然风光或文化特色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旅游，如瑞士的达沃斯小镇，法国的普罗旺斯小镇等，旅游业直接促进了当地城镇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转移，提高了农民的就业率。与国外特色小镇相似，“一带一路”沿线的农村大多具有独特的风土人情、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及优美的自然风光，非常适宜打造城镇休闲空间，发展旅游休闲文化产业。沿线的新城镇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创建智慧特色小城镇，通过拍摄宣传片，建设特色小镇智慧旅游信息门户，研发能够体现小镇特色的游戏软件，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小镇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与历史文化，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服务，充分运用诸如全息投影、VR等技术，使游客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从而扩大小镇的知名度。

（五）充分运用科学技术，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带一路”沿线农村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富含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受到经济水平的制约及城镇化的发展，一些非文化遗产遭到损毁，部分技艺甚至失传。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沿线农村应该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如甘肃临夏砖雕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对制备工艺进行改良，河南禹州钧瓷使用纳米级的铜元素对制作工艺和窑变工艺进行的创新等都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有效尝试。在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为了避免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失，数字技术应该被广泛采用，3D数字动画技术可以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与研发过程；立体扫描、全息拍摄等技术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文资料及动态过程长久保存于云盘中，只有充分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精神家园，才能真正体现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参考文献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稳中求进总基调提出六大任务［N］.人民日报，2012—12—17.

［2］新华网.“一带一路”：打开的筑梦空间［EB/OL］.

［3］徐绍史.2015-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6

第9篇：新城镇化建设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三化”协调；引领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新型城镇化是适应国内外的发展大势和新时期、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统筹城乡为核心，以促进产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为手段，以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科学发展为目标的历史过程。就河南而言，符合河南实际具有河南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它包括五个层次，即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如郑州、洛阳）、地区中心城市（省辖市所在地）、中小城市（一般指县城和新型的小城市）、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坚持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既是国家的方针战略，也是河南立足基本省情，面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特征，破解新老“四难”问题的客观要求。

1．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统筹城乡发展。和过去城乡分离、二元结构突出的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传统的城镇化注重单个的城市单元，追求的是单纯城镇化率的提高，而往往忽视土地等资源承载能力的提高和城镇功能的完善。而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完整的现代化城镇体系，更加注重建设紧凑型城市、复合型城市、低碳绿色城市以及中心城市组团式发展等新理念；是充分发挥不同层级的城市功能的作用，彼此之间相互借助、相互促进。在构建现代化城镇体系的过程中，新型城镇化是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通过“核心带动”，使不同层级的城市带动各自周边地区发展；通过“轴带发展”，用交通道路把各个城市连接起来，实现城市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借重，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对接周边”，加强对外联系通道建设，加速区域之间的人流、物流以及要素互换，促进毗邻地区融合、联动发展。

2．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促进产城融合。产城融合是现代农业和新型工业的基础，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可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空间和就业部门的双重转变。因此，新型城镇化将更加突出县域城镇的承载承接作用，在依托原有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基础上，以县城和中心镇区作为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平台，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和自主创业，为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产业转移、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创造条件，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集聚发展。产业的集聚必然带来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增加，对城镇公共产品产生新的需求，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集聚发展；合理的产业布局，可以深化产业分工，扩充产业规模，促进文化、旅游、科技、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推进工业化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并从根本上破解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难题，最终实现农民居住环境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就业结构城市化和消费方式城市化。

3．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实现“三化”协调。“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社会系统工程，新型城镇化对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可以带动城市功能完善、生产要素集聚和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统筹城乡发展，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注入内在动力；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可以促进产业布局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持续升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生产力资源和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重要支持；以新型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可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提供充足的剩余农产品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更多土地资源和更大空间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实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并且新型城镇、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互为动力、互为支撑。

二、坚持新型城镇化引领是“三化”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是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要求。新型工业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城镇载体和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而现代工业发展更加依赖信息、研发、配套服务和环境等，对教育、金融等生产业的依赖大大增强，工业化动力越来越多的来自于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带动。知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知识需要人与人的沟通与交流，具有显著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进而对城镇的要求更高，这是必须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的深层原因。

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的新要求。2011年，河南三次产业比重为12.9：58.3：28.8，最突出的问题是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工业内部结构层次偏低，多处在产业链的前端和低端，高技术含量与高附加值产业比较弱，河南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同时，城镇化水平低造成的集聚度不高已经成为“三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制约，2011年河南城镇化率40.6%，全国平均水平是51.3%，河南落后全国平均水平10.7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滞后，造成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受阻，低水平、重复性建设，严重浪费了有限的能源和资源。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出路就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用新型城镇化引领来带动生活业和生产业大发展，推动第三产业加快发展，进而实现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

三是新型农业现代化和河南省情的要求。现代农业要求以一定的土地集中为基础，这与我们人多地少保粮任务重的基本省情相冲突。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集约节约、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既可以解决工业化、城镇化用地的刚性需求与保护耕地硬性约束的矛盾，又可以减少农村人口，为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快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把新型农村社区纳入现代城镇体系，是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大创新，只有人口集聚了，服务业才能发展起来，农民的收入来源才能从田地里转出来，农民才能改变过去的生活状态，向新型农民转变，农业现代化水平才能得到提升。

三、坚持新型城镇化引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多措并举

1．坚持科学规划先行，绘制城镇发展蓝图。坚持新型城镇化引领，必须规划先行，突出规划的龙头和引领作用。立足建设中原经济区城镇化全局这个定位，高起点、高标准编制城镇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城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交通发展规划等相互衔接，以规划为总抓手统筹新型城镇化发展，统筹推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引领 “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在制定规划时，坚持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不仅要体现党委、政府的发展理念，也要体现专家学者的专业水平，还要体现城镇社区居民的价值需求。在规划落实时，坚持规划的刚性约束，提高规划调控能力；制订并推行规划核实制度、建设工程规划变更管理办法，遏制违法建设行为；加强党性教育，完善党风廉政制度，提高党员干部廉政为民、服务惠民的自觉性，为规划工作的科学实践落实提供保障。

2．构建现代城镇体系，提升城镇化承载能力。按照现代城镇体系构建要求，统筹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一是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优化中心城市布局和形态，推进产业集聚、城乡统筹、产城融合。完善中心城市功能，大力实施老城改造与新区建设，提高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尽快实现新老城区有机融合。推进中心城区团式发展，加强组团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城际交通连接，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二是推动县城和小城镇加快发展。强化规划统筹指导，以城市的标准规划和建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完善公共服务功能，提升宜居水平。三是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精心编制新型社区规划和产业布局规划，搞好村镇规划与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的无缝衔接、精准对接。调动基层和群众积极性，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整合项目资金，积极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3．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强化城镇化产业支撑。按照“产城互动”的要求，围绕工业需求优化城镇功能，以产业发展促进城镇扩张。把产业积聚区作为产城互动产城融合的载体，突出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重心地位，加快培育主导产业，围绕确立的主导产业，强化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优先配置生产要素，扶持龙头企业，对接配套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强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多策并举筹措资金，充实投融资平台资本金，放大融资规模，最大限度地为产业发展提供到位服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完善集聚区道路、水、电、气、污水垃圾处理、通信网络、公交等基础设施配套，并积极主动与城区对接，努力实现产业集聚区和城区相互衔接、相互贯通、资源共享，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4．完善政策配套，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探索创新建设资金筹措机制，努力探索城镇建设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多元化融资方式，整合并盘活城镇现有资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引导带动各种投资主体加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的城镇化建设资金筹措格局。努力消除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建立健全城镇土地流转机制和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体系，深入实施土地出让、租赁、作价入股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权招拍挂的有关规定，并使土地收益向农村居民倾斜。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切实加强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工作，把城市建设中的失地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不断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并积极向农村延伸，努力形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统一平等的就业制度，加大就业工作力度，切实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社区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建立分类有序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的推进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宽城镇落户限制。

5．强化城镇管理，提升城镇品位。顺应农村人口向城镇加速转移的趋势，满足城镇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的需要，创新城镇管理长效机制，推进城镇综合管理与科学考评，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强化城镇化管理，加强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核评价，积极探索城镇管理新模式，加强部门联动，建立集社会管理、经济发展、文化娱乐、环境卫生、治安防控与一体的现代城镇综合治理平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城镇管理手段，加快城镇管理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城镇各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为政府综合治理、科学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1]徐宪平．面向未来的中国城镇化道路[J]．求是．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