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保护法律法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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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土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

【关键词】生态农业；法律保障；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是指在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使得农业发展同其资源、环境及相关产业相协调，因地、因时制宜，合理布局农业生产力，优化配置生物与环境关系，建立良性循环，促使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相统一，实现高产、低耗、优质、高效，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生态农业发展极其法律保障现状

1.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现状我国生态农业起步于农户，重点发展县域生态农业建设，我国已建成国家级生态农业示范县102个，覆盖面广。将农业生态建设与调整农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和发展无公害农产品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初步建立了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模式，生态农业建设稳步发展。2.我国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我国生态农业建设成绩瞩目，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但同时也存在着阻碍生态农业健康发展的很多问题，一是生态意识差，农民受教育水平低，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往往急于求成，使那些保护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难以推广和应用；二是理论基础和技术体系不完善，科技立项脱离实际和经济承载能力；三是缺乏保障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法制保障的缺失直接影响了生态农业发展的成效。3.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保障现状我国现行的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主要散见在《宪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环境保护法》以及《草原法》、《渔业法》、《水污染防治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从国家的根本大法到单项的法律法规，都体现了发展可持续农业，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理念和目标，在实践中起到了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由于部分法律制定较早，而我国生态农业发展较晚，随着改革的深入，农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新领域的不断涌现，有些法律法规和条例必然出现了滞后和脱离实际。目前，我国仍没有一部对我国生态农业发展做出规划和保障的专门的法律法规。现有的涉农立法过于抽象性和原则性，操作性不强，既缺乏宏观的指导思想，也缺乏切实可行的指导生态农业发展的实际措施。另外在执法、监管、和守法层面上都存在问题和不足。

二、国外生态农业法律保障制度

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现代石油农业的教训之后，认识到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美国、日本等首先提出发展生态农业，比我国早十几年。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在提倡生态农业的同时，重视形成与之相契合的法律，已形成了较完备的以生态农业法律为核心的，与生态农业发展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有力地保障了生态农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德国国土面积大约二分之一用于农业生产，是世界上最早也是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农产品种植必须遵循八个法律法规：《土地资源保护法》、《水资源保护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种子法》、《物种保护法》、《肥料使用法》、《垃圾处理法》，此外有机产品等还要遵守相应的管理规定，2002年又制定了《生态农业法》，对生态产品贴上生态标识，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都得到保护。日本农业立法的特点具有超前性和可操作性，在管理体制上做到管理目标明确，角色定位准确，对违法做出极其严厉的处罚，井然有序。日本生态农业，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到农业生态质量安全，确保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完善我国生态农业法律保障制度，保障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

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农业建设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我们应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教训，学习、引进适合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方法和法律法规，成为我国生态农业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生态农业，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构建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体系；重视生态农业政策和法律的配套性和可操作性；完善生态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注重生态农业教育宣传；同时要加强执法监管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保障我国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我国生态农业的法律保障问题的研究山西财经大学2010郭方方

2.我国生态农业发展法律制度研究山西财经大学2014王虹

.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农业经济2015任春英

第2篇：土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

【关键词】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 法律体系

我国土地资源利用现状不容乐观

土地资源是最为宝贵的资源，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依靠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土地资源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农业的发展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

近年来，我国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工作，我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以我国的耕地质量建设和管理为例，我国相关部门将建设质量和管理作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重要内容，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作为优化利用土地资源、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有效途径，在坚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同时，耕地质量建设和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根据国土资源部相关数据显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亿元GDP地耗下降了37.2%；全面实施了“先补后占”机制和探索“以补定占”机制，实现了补充耕地与占用耕地数量和产能双平衡。整个“十一五”期间，我国共补充耕地7879万亩，大于同期的建设占用耕地5809万亩和灾害毁损耕地1477万亩。除此之外，我国土地资源的其他管理和持续开发利用水平也在总体上有所提高。①在我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总体呈现良好态势的同时，实际上，我国土地资源利用现状不容乐观。

目前我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人均土地资源数量少。我国土地资源十分短缺，人均土地资源仅为1.17亩，和全球人均土地面积3.75亩的水平相差甚远，并且我国的耕地面积总量目前还在以较快的速度递减，按照测算，我国到2030年耕地面积减少将近六成，但是那时人口将达到16亿人，人均耕地面积更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同时，由于必须考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土地资源的开发受到明显限制。第二，我国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质量严重下降，导致土地的生产力大大降低。我国长期以来对土地资源是掠夺性开发利用，缺乏可持续开发利用战略，致使土地资源当中的大量元素消失和缺乏。并且，我国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力度还比较弱，水土流失严重，导致了耕地质量快速下降，土地的生产能力受到了极大削弱。在我国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导致了城市的污染逐步向农村地区蔓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第三，土地资源的浪费十分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迅猛发展，各项事业建设同样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在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同时，却造成了我国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的急剧下降。特别是近些年来因为项目建设的盲目上马等诸多原因导致了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且土地资源的利用规划不完善，乱占土地而不利用的现象较为普遍，更加剧了土地资源的浪费。

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背景

1990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土地持续利用系统研讨会”上，提出了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思想，自此之后，1991年在泰国、1993年在加拿大举行了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研讨会，许多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从自然、环境、社会等各方面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探讨。199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颁行了《可持续土地利用管理评价大纲》，提出了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标准，自此，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得到了健全和丰富。

长期以来，国内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以进行理论性的探讨为主。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所谓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也就是土地资源不断地被高效益的利用，首先是要从总量一定的土地资源当中尽可能地创造出相应的工业、农业效益，其次是要尽量地延长土地的持续利用周期，不让土地资源荒废、中断甚至变成不可利用的土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就是要让土地资源更好和更加有效地利用。除了对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探讨之外，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有不少人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我国当时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法律制度的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国务院于1994年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在该议程的第十四章对我国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做出了规定，该议程指出，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增长，这是我国的官方文献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出的明确主张。

自此之后，我国众多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对如何实现我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对策措施，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公认的做法和思路是：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认真开展好计划生育政策，将人口控制在一定的规模，着力缓解“人地矛盾”；对建设用地进行严格限制，切实保护耕地，守住耕地红线；切实加强基本农田水利建设，提高耕地的生产能力；不断对土地资源的布局进行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切实开展好土地整治工作，改善生态自然环境。

我国目前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和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我国在对土地资源管理的过程中，除了通过政策手段调整土地制度之外，高度重视通过法律的途径对土地制度予以调整。在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深入研究之后，即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到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当中，在党和政府的文献当中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来指导土地政策的制定，在取得一定成功经验之后，将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予以长期固定下来。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较为全面的土地法律制度，对土地相关问题进行规定的法律有《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

其中，《宪法》确定了我国的土地制度，《物权法》对土地资源的流转和登记制度进行了规定。对土地资源管理的相关规定最为全面的是《土地管理法》，该法对土地资源的保护、规划、综合利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是当前我国土地管理当中最为重要的法律。除了上述三部法律之外，我国的《民法通则》、《刑法》、《水土保持法》、《草原法》、《土地管理实施条例》、《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地方政府行政法规、自治地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构成了我国土地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我国最高法院在全国各级法院审理土地相关案件的过程中制定出台了许多人民法院办理土地相关案件当中如何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按照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不属于法律，但是由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全国法院审理案件具有约束力，且能够较好地解决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土地相关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我国土地管理法律体系的健全完善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目前土地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综上，我国目前的土地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土地管理法律体系的建立为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和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法治保障。正是因为我国法律对土地资源进行了严格的保护，包括我国《刑法》规定对破坏土地资源的行为可以进行相应的刑事处罚，才能够实现当前的土地资源保护水平和综合开发水平，否则我国土地资源遭受的破坏程度更是不可想象的。我国的土地法律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目前的土地法律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土地管制法律在规范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行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目前和土地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对我国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虽然经过了两轮土地利用规划之后，我国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具体实施了耕地总量的控制、实施管理、分区控制和城市总体规划等，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对于土地资源的规划工作十分滞后，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某些地区虽然认真开展了土地规划，但是政府由于城市建设、项目建设和其他政府工作的需要，甚至是由于政府官员对地区发展思路和观念的改变而不断改变土地利用规划；规划的科学性不强，许多规划是为了满足上级的要求而在短期之内完成并且审批的，即便部分规划是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完成的，也缺乏深入的调查和论证，并且对土地基础数据的采集存在一定的问题，也没有统一的统计标准，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规划本身的科学性；规划本身也缺乏相应的可操作性，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不完善，甚至政府制定的规划法规、规章和我国的法律有冲突之处；土地资源利用总体规划往往让路于城市建设、经济建设和地方行政长官的意志，在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由于受到利益的驱使，不断改变规划和不按照规划执行的情形常有发生。

目前，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已经实行了近13年，通过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有效地保护了我国的耕地，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建设用地规模，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对提升我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平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土地用途规划制度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目前针对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对各级政府的规划分工不明确，土地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对土地用途管制的措施单一，注重对农业地转为非农业地的管制，忽视了对土地开发利用效益的管制和利益的协调；在高度注重土地利用管制的同时，农业地转为建设用地之后，政策法律措施对失地农民的保障力度不够。

从当前我国的基本情况来看，农村集体耕地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90%以上，对于农村集体耕地是否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较大程度上关系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整体水平。但是，目前我国对耕地保护的法律制度却不够健全、完善，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农户对于耕地缺乏长期的稳定感，从而影响了农村提高耕地质量的积极性、主动性，影响了农村耕地整体利用效益的提升。据中南财经大学做的一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对失地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制度具有极大的需求，在被访问的农户当中，有84.84%的农户反映需要农民失地保险，有96.57%的农户反映需要医疗保险，有94.36%的农户反映需要养老保险。②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不严格、不明确，导致了许多建设项目以公共利益为借口而上马，造成了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影响了耕地的可持续发展。

健全完善法律体系提升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

健全完善可持续利用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法律体系。针对目前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当中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权威性，将土地总体规划作为对土地资源利用进行规范、调控和引导的重要手段，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开展土地利用的依据，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科学合理地进行，一旦制定之后便不能轻易改变，不应地方行政长官的意图而随意更改，对于严重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领导坚决严肃处理。加强土地总体规划方法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以新的方法和技术提升规划的质量和水平，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有超前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要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比城镇建设规划更重要的规划，不因城镇建设规划而影响土地利用整体规划，使两者之间摆正其位置，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

切实加强监督制约力度，对违法批地行为严肃查处、严肃处理，严厉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和领导责任，对于违反刑事法律规定的违法批地行为，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予以刑事责任追究，切实维护土地管理法律的权威性。同时，要突出土地可持续利用主题，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高度重视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采取科学的技术措施和手段提高土地的质量。

健全完善可持续利用的土地集约化法律体系。在提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威性和地位的基础上，要不断健全完善可持续利用的土地集约化法律体系。针对目前我国违法审批建设用地，建设用地的相关项目建设严重影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具体实际，要进一步健全法律体系，严格执行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明确界定在土地征收征用过程中公共事业的界限，将划拨土地的范围严格地限定在公共事业上。同时，要在对土地征收征用和公共事业建设规划当中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建议，切实发挥民众对公共事业建设的监督力度。严格、科学地制定城市规划及其建设，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土地集约化的指标体系，对城市建设进行科学规划，充分发挥土地效益，对土地结构进一步进行优化，对为满足房地产开发的需要而破坏和违反土地利用整体规划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避免滥用土地资源的现象发生。健全完善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对政府的土地管理行政行为进行强力监督，避免行政权过分膨胀而影响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切实加强对土地使用人的监督制约，确保土地使用符合规划的要求。

健全完善可持续利用的农村耕地保护法律体系。农村耕地被非法占用或者合法地占用而侵害民众利益的事情偶有发生，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可持续利用的农村耕地保护法律体系。要切实加强耕地保护意识，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在学校和广大农村大力宣传保护耕地的法律法规，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的社会舆论氛围。对农村耕地的保护要实施综合治理，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使农民愿意改善耕地的质量和效益。对于农村承包地的使用权流转要慎重地通过法律予以规制，对于符合条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流转，以便更好地实现土地的利用效益。完善土地质量保障机制，在法律中明确承包户对改善土地质量的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提高耕地质量。强化对耕地保护的监督管理，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政府官员、土地使用者、承包户进行严肃处理。

【作者分别为吉林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注释】

①周怀龙：“我国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成效明显”，《中国国土资源报》，2012年8月3日。

第3篇：土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

关键词林地资源;现状;对策;安徽宣城;宣州区

林地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林业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发挥林业“三大效益”的载体，没有林地林业建设无从谈起。在当前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如何合理利用、积极保护林地资源已成为政府、林业部门和林业工作者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之一[1-2]。

1宣州区林业基本情况

宣州区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周边与江苏、浙江、上海等经济发达省市毗邻，被称之为苏、浙、沪的后花园。2010年又作为皖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一主两翼”中的“两翼”的一部分，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全区林业用地面积91 510.6 hm2，其中有林地面积76 473.9 hm2，疏林地645 hm2，灌木林地7 800 hm2，未成林地3 884.4 hm2，苗圃地125 hm2，无立木林地1 085 hm2，宜林地950.3 hm2，林业辅助生产用地547 hm2，森林覆盖率31.8%，林木绿化率35.7%。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充足的林地是宣州区快速发展和经济腾飞的宝贵资源。

2宣州区林地资源开发应用现状

近年来，在周边苏、浙、沪等经济发达省市的带动下，宣州区也成为各企业的投资对象，各类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投资建厂必然引发对土地的大量需求，林地资源自然成为地方政府为企业供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04年以来宣州区林业局办理上报林地征占用手续144起，省林业厅批准征占用林地578.27 hm2，尚有部分项目正在办理。宣州区敬亭林业工作站业务辖市区边缘的部分乡镇和街道办事处，自2005年以来办理上报并经省林业厅批准林地征占用手续36起，征占用林地面积265.45 hm2。

3宣州区林地资源保护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目前，宣州区林地资源管理存在一些问题，其主要原因为:一是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型开发区的大量涌现，项目建设用地因使用生活区用地和农耕地使得土地有限、成本太高，现有地方转向林地资源且需求剧增。二是林地征占用先审批(需用地企业提供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建议书、机构代码证、法人证明、环评报告等等)后用地，与投资企业要求地方政府为其提供净地(“七通一平”等)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三是管理部门和用地部门对林地管理政策、法规了解不够，对林地资源保护意识缺失，不严格要求相关部门、企业依法办理林地报批手续。四是林业主管部门与土地直管部门之间配合协调不够、沟通不多，给林地保护管理工作带来诸多不利;五是林地使用限额与地方实际林地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六是现行有关林地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4搞好宣州区林地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4.1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保护林地的意识和责任感

要利用各种形式，采取多种手段向社会大力宣传保护林地资源的重要性，大力宣传林地保护法律法规，特别是市、区、乡镇主要领导各用地企业和个人，要正确理解开发利用与林地保护之间关系，改变过去那种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形成全民爱林护林、保护林地资源的良好社会风气，促进林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3]。

4.2科学规划，加强领导，理顺关系，形成合力

各级政府要站在全局高度制定好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从改善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明确林业用地范围和总量，保持林业用地面积总量的动态平衡。针对林业生产周期长、产生效益慢、森林资源毁坏容易恢复难的特点，采取具体措施，保证林业用地的稳定性和合法性。要加强对林地管理工作的领导、协调，理顺林业、土地、矿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职责，达成共识，形成合力。要严格林地征、占用审核报批制度，切实加强对征、占用林地的审批管理工作。对一些影响大、破坏严重的违法征、占用林地或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案件，各部门要相互支持、配合，及时查处，杜绝少征多用，不征擅用现象[4]。

4.3健全机构，提高林地管理水平

要建立机构，确立专人负责林地工作，充实林地管理工作力量;同时，要强化市、区林业部门的执法职能，要严格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不断完善规范林地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占用林地补偿制度、森林植被恢复交纳制度，切实做到谁占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治理。从事林地管理工作的有关人员要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努力提高自身执法、管理水平。基层林业工作站要发挥自身优势，承担林地管理工作的责任，做到对非法侵占林地行为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查处，使林业站成为保护林地资源前沿阵地。

4.4提高林地经营水平，开发林地后备资源

各级政府政策扶持、项目推动，同时依靠科技支撑，提高林业经营者的经济收入，调动全社会增加对林业投资的兴趣，有效地增加林地后备资源。

4.5健全法律法规，加快林地管理的法制化进程

依法管理和使用林地，对维护社会安定，促进林业生产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保证作用。当前应抓紧制定和完善一些与林地管理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办法和措施，如林地报批预审制度、公益林地审批制度、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制度等。林地征占用审批部门应定期到各地开展一些调研活动，掌握林地征占用工作的相关动态，以便于制定操作性更强的相关政策，使林地管理工作和具体从事林地管理工作的人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适应林地管理新形势的要求，从而更好地抓好林地保护管理工作。

5参考文献

[1] 潘虹，姜伟.保护林地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我省林地管理工作综述[J].安徽林业，1998(1):8-9.

[2] 陈日红，余峰.浅谈林地资源保护管理与生态林业建设[J].浙江林业科技，2001，21(4):68-70.

第4篇：土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

 

1、生态环境现状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干旱、半干旱地区、高寒地区、喀斯特地区、黄土高原地区等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这些区域对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较为敏感，容易出现退化现象。生态环境压力大。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生态环境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一些生态和环境问题将更加突出。环境破坏造成的后果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有些甚至是不可逆的。

 

2、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由于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等引起水土流失，湿地遭到破坏，森林、湖泊面积急剧减少，矿产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旱涝灾害频繁，同时，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水体污染，以致流行病蔓延。

 

(2)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生态环境问题表现比较突出的有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和草地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3)生态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及标准不完善。中国已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侧重点不同，尚未形成系统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各资源法大都是针对自然环境中的某一特定要素制定的，没有考虑到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机整体性和各生态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缺少综合性的生态保护法。生态保护投入不足。生态保护投入与面临的生态问题不相适应，生态保护任务难以落到实处。生态保护资金投入少、投入渠道单一，生态治理工程效益有待继续提高。生态保护的科技及信息支撑薄弱。生态保护涉及领域广泛，制定政策和措施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和信息，生态保护科研力量有限，尤其是生态监测尚处于起步阶段，信息不足，渠道不畅，难以为管理提供良好的支撑作用。

 

2、措施与对策

 

2.1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生态工业

 

(1)要发展新型工业。在产业发展方向上，大力发展消耗少、效益高、科技含量高的生态型工业和无污染的特色工业。在项目引进上，严格项目管理，严把项目审批关，坚决杜绝新的污染源产生。实行工业企业集中规划、工业污染集中控制。在技术改造上，要鼓励企业研究、开发新工艺、新产品，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和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工业源头和生产全过程控制工业污染。要发展循环经济，最大限度实现废物资源化。

 

(2)加强土地管理。严格耕地保护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严禁随意调整和占用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设。强化对土地的集中统一管理。通过依法收回和收取闲置费等办法，制止土地闲置和粗放浪费，挖掘现有土地潜力。加大土地开发复垦工作力度，对限制性项目坚决不供地，对不合理的用地规模坚决压缩，确保耕地占补平衡。

 

2.2优化农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

 

(1)优化农业结构。结合主导产业、区域特色产业，依托现有农业龙头企业或无公害蔬菜基地等载体，本着因地制宜、相对集中、规模经营、提高品质的原则，抓好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区的建设。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大力实施种子、植保、畜禽水产良种以及科技入户工程，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进一步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资金投入和财政资金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制订相关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化肥农药使用、废弃地膜处理、秸杆焚烧等问题，积极引导农民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实行秸杆还田，实现农业生产良性循环。以农民田间学校为主要阵地，结合新型农民科技项目实施，开展技术培训和环保知识教育，提高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2)退耕还林。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出发，将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坡耕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停止耕种，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因地制宜地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坡耕地退耕还林;二是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增加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和经济林，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化”。加强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抓好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3)水环境保护。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加强小流域治理，保护水源地，增加塘坝蓄水量，提高抗旱能力，改善供水条件。要加大项目编制力度，争取上级资金，加快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和面源防治项目建设，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加强工业企业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大湿地保护力度，有步骤退还湿地。要通过科学种植挺水、浮水和沉水植物，拦截、吸收、吸附污染物，保护湿地水体环境，逐步恢复湿地功能，使巢湖水质有根本性好转。

 

(4)加强生态管理，促进生态文明。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要强化生态教育，运用多种教育手段和大众传媒工具，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观。要大力倡导节能环保、爱护生态、崇尚自然，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形成节约环保光荣、浪费污染可耻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氛围。要教育广大干部牢固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强化资源忧患意识，增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5)构建生态系统监测体系。加强对重点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开展生态系统脆弱区和敏感区的监测，建立生态监测和预警网络，提高生态系统监测能力，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优先建立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状况监控系统，建立重大生态破坏事故应急处理系统。

第5篇：土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

[关键词] 耕地 土壤 污染 防治 立法

我国在保护耕地数量动态平衡方面成效显著，相关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但对耕地质量的保护大多是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操作上存在明显不足，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其中主要表现为耕地污染。这势必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失去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是相违背的。国家颁布了《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对耕地污染防治却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因此，亟须制定完善的《耕地污染防治法》，对耕地的保护加以引导和科学规划。

一、耕地界定及我国耕地污染现状

1.耕地概述。耕地主要由土壤组成，土壤的组成包括固相(矿物质、有机质）、液相(土壤水分或溶液)和气相(土壤空气)等三相物质四种成分有机地组合成一起，具有天然肥力和生长植物物质的能力，是一种农业生产资源，更是一种环境要素。

当前通用的耕地定义出自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规程》将耕地定义为是指种植各种农作物的土地，它是人类所需食物的主要源泉，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包括新开荒地、休闲地、轮歇地、草田轮作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耕种三年以上的滩地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小于1.0米，北方宽小于2.0米的沟、渠、 路和田埂。《规程》还将耕地分为5个二级地类：灌溉水田、望天田、水浇地、旱地和菜地。国土资源部正在制定新的国家标准，对土地利用类型及耕地的二级分类进行重新划分。

2.耕地污染的界定。

(1)耕地污染的定义。耕地污染是指耕地受到大气酸雨或富含有毒有害物质水的侵蚀，恶化了土壤原有的理化性状和丧失了生产潜力，导致耕地上的农林副产品对人畜禽渔的危害。又可以理解为：有毒污染物通过大气、水和生物直接或间接地向耕地土壤排放，超过耕地土壤环境容量，从而打破了耕地土壤内部系统的平衡，引起土壤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的过程。换句话来说，耕地被污染的过程就是有毒物质改变了耕地土壤的理化性质，使耕地“中毒”的过程。

(2)不同类型耕地土壤污染的差异（即耕地土壤污染具有区域性特征）。不同类型耕地土壤的起源及发育条件各不相同，因而有机质含量、集聚其中的生物体的种类和活动以及由此组成的生物过程强度等方面均有差别，并且每种类型的土壤有其固有的酶活性水平。红壤呈酸性,强酸反应。丘陵红壤一般氮、磷、钾的供应不足,有效态钙、镁的含量也少,硼、钼也很贫乏。红壤比黄壤年平均气温高而排水较好,故含水氧化铁与铁的活化度均较黄壤低，但矿物风化度较黄壤深而富铝化过程较强。其它类型的土壤也有各自独一无二的特点。由于耕地土壤存在不同类型，导致其组成成分具有复杂性和土壤物理化学性状（pH、Eh等)等存在差异,造成工业“三废”、重金属、农药、化肥以及其他污染物在土壤环境中形态的复杂和多样性。比如金属不同形态，其生理活性和毒性均有差异，其中以有效态和交换态的活性、毒性最大,残留态的活性、毒性最小,而其他结合态的活性、毒性居中。因此,各种污染物在不同类型土壤中容量有可能相同，但造成耕地污染程度不同。有些污染物在某地区土壤中残留量高，却没有造成土地污染，但在另外地区土壤中残留量低的时候却造成土地严重污染。

3.我国耕地污染的现状。耕地污染，主要表现为土壤环境的污染。土壤环境是一个开放体系，与其他环境要素间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据研究，大气、水等其他环境要素的污染90%最终都要归于土壤污染，土壤污染的影响是最根本性的。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其中，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已超过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并且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据报道，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hm2，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hm2。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北京某污灌区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大约60%的土壤和36%的糙米存在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全国有1300～1600万hm2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湖北省荆门市的最大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把竹皮河水变成了酱色区，所含的氟、铅、硫化物等十几种有害物质，皆大大超过人畜饮用标准，鱼虾鸭鹅基本绝迹，4700亩农田和1500亩水面因污染而撂荒。湖冲村一位农民承包了6亩稻田，收获的5000多斤稻谷竟然变成了黑色，连鸡、猪都不吃。总之，目前耕地污染严重，形势紧迫，必须进行治理。

二、国内外耕地污染防治立法比较

1.国内有关耕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目前我国已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的国家法律有6部，资源保护的法律有9部，国家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行政法规30多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行政规章有400多个,已初步形成了体系。但对耕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概括性的，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矿产资源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当中。《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农业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保养耕地，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增加使用有机肥料，采用先进技术，保护和提高地力,防止农用地的污染、破坏和地力衰退;《土地管理法》在第三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在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分别对土壤污染防治作了详细规定;（1)第十九条:国家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施用有机肥料,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利用基本农田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和培肥地力;（2)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逐步建立基本农田地力与施肥效益长期定位监测网点，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基本农田地力变化状况报告以及相应的地力保护措施,并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施肥指导服务。（3)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基本农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环境质量与发展趋势的报告。（4)第二十五条:向基本农田保护区提供肥料和作为肥料的城市垃圾、污泥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5)第二十六条: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基本农田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关于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质量鉴定通知》的规定。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分类和标准分级以及土壤监测的采样方法和分析方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章对农产品产地安全及农产品GAP种植地点与肥料做了明确要求;并且实行防止因农产品产地污染而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产品产地管理制度。即对耕地的种植做了明确限制。

2.国外有关耕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国外专门立法，加大耕地污染防治的力度。如丹麦制定《土地污染法》、英格兰制定《环境保护法》、德国制定《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荷兰制定《土壤保护法》、澳大利亚制定《污染土地管理法》等等。日本1970年颁布了《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其目的之一是为清除镉等特定的有害物质(由政府指定）对耕地的污染，使土地复原，都道府县知事指定耕地土壤污染对策区域，实施客土事业和其他必要的公共事业,以谋求土壤的复原(第3条、第5条）。知事在认定对策区域内可能损害人的健康的农畜产品被生产出来时，可以将其指定为特定区域，对那里的作物种植发出劝告，限制种植指定为不适当的农作物(第8条、第10条）。农药管制法将构成土壤污染原因的有污染农作物使人畜发生损害的农药指定为“土壤残留性农药”，对政府课以设定其使用标准的义务(第12条之3）。德国1998年颁布了《联邦土壤保护法》,1999年又制定了《污染土地管理规则》,确定了土地使用者和所有者规避危险的原则和清除土壤污染的义务,并明确了谁应对污染土地的调查统计和采取清除措施负责。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院教授Yumihiko Matsumura发表的《日本的土壤整治法》一文,考察了《日本土壤整治法》的框架,提出了该法旨在调整工业用地土壤污染的整治，其污染土地信息披露制度在加速土壤污染整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本土壤整治法》分为三部分:（1)实施土壤调查;（2)指定为污染区，如果调查发现该土地上集中的某有毒物质超过限量，则就应该把该土地指定为污染区,并登记在指定污染区登记簿中。(3)危险管理措施，整治行政令。Yumihiko Matsumura教授认为污染区登记簿对公众公开的方案,将对促使公司积极参与土壤污染整治带来深远影响,它将激励工业界人士采取预防措施。美国Robinson & Cole LLP律师事务所土地法部门律师Hiroko Muraki Gottlieb 发表的《土壤治理二十年经验之借鉴:中的贷款人责任之演进》论文在考察了《美国的综合环境对策、赔偿及责任法》的基础上探讨了美国在实施有关立法方案来整治污染土地或地下水时面临的挑战,研究了贷款人的责任和担保利益免责的演进过程。

3.国内外耕地(农地)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比较。

(1)法律法规内容的比较。我国有关耕地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大多是原则性规定，缺乏操作性，又没有配套实施的措施，只是指出要“防止土壤污染”、“改良土壤”。但对于如何保障土壤不被污染，如何对污染的土壤进行改良，并未做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国外大都制定专门的耕地污染防治法，比如美国《资源保护回收法》，一部法律中有众多的章节和小章节、条款以及相当多的附录。在该法中有一个专门对于小量废物排放者的规定，如果我们用一句话定义它，就是“在一个月中所排放的有害废物总量超过100公斤低于1000公斤的排放者”。而美国在该法中对小量废物排放的描述则有两页多。比如，首先要明确说明美国环保局是根据该法的哪些章节对被定义为小量排放者实施具体规定;第二、这些规定的应用范围;第三、从何时开始排放者必须使用环保局的排放清单以及清单必须含有的内容;最后该法还规定在有效标准和日期产生前,排放者应该在何种条款下排放废物等等。

(2)诉讼时效的比较。我国耕地污染防治诉讼时效规定短于国外，《民法通则》第20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出现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损害结果存在着隐蔽性和滞后性，损害后果短时间内难以确定，与环境侵权后果出现的时间相比，20年的最长时效显得太短，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比如美国各州公司法规定,公司终止以后，作为责任主体还将存在一段时间,只要在追诉期内,已经终止的公司仍然像普通人一样可能成为被告;著名的日本四大公害事件之一的熊本水俣病事件,用了50年之久才揭穿水俣病的秘密。

(3)法律责任的比较。我国法律责任的规定与国外立法相比存在缺陷。如传统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存在救济的滞后性;刑事制裁重视“结果犯”，轻视“行为犯”，缺乏源头控制措施，往往造成重大污染而很难挽回;刑法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等罪名都是故意犯罪，缺乏无过错责任规定;环境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但作为原告的加害人往往是企业，对排放的污染物的属性和技术了如指掌，举证能力胜过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往往有心无力，导致出现原告和被告最终协商执法，对环境和人身财产保护极为不利。而许多国家通过环境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加强了环境责任制及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和环境违法行为的惩罚。在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责任的追究方面，一些国家的立法从过去只追究组织、单位的责任发展到同时追究政府官员、公司经理的个人责任;一些立法还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连带责任作了规定。

(4)管理体制的比较。在现阶段，我国耕地污染处于多头管理，农业部负责土壤污染调查治理，国土资源部负责土地的管理，地矿部门则做地质大调查。针对污染耕地，各部门都在管，但又管得不多，有的甚至还几乎不管；环保部门隶属于当地政府，靠吃当地财政，对当地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也无能为力。国外都通过立法建立了统一的环境管理机关。如美国立法成立联邦环保局，是联邦政府执行部门的独立机构，直接对总统负责，不附设与任何常设部门之下，联邦环保局与其他具有部分环境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的职权划分明确，工作协调有效；日本立法成立环境省，相当于我国部级。日本环境管理体制的垂直结构是一种地方主导与自主型的，即地方政府对本管辖区的环境质量全面负责，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及企业环境管理组织是全国环境管理行为的主导力量。地方政府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权，特别是预算、立法和发展自等。

三、完善我国法律法规，防治耕地污染

1.修改《宪法》，增加耕地污染防治内容，同时树立综合立法思想。在《宪法》第26条中增加“防治耕地土壤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国家组织、鼓励和奖励保护土壤环境的活动。”目的是主张为我国制定《耕地污染防治法》提供法律依据和奠定立法基础。

修改《宪法》要体现耕地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生态价值。既要考虑耕地的经济效益，又要考虑耕地具有提供动植物生存环境、地下水补给、在美学方面具有乡村景观和风景的功能。扭转当前耕地实用主义中心思想，将耕地保护与自然、环境、生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体现综合立法思想。

2.修改《环境保护法》，改革现行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破除地方和部门分割，建议国务院设立“环境部”，实行环保部门垂直领导。在《环境保护法》第7条中增加“环境保护部门实行上下级垂直管理，只对上级环保部门负责制度；经费从地方政府独立出来，取消地方经济的束缚；同时赋予环保部门更大的环境管理权力，包括环境强制措施；配备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等”。目的是改变耕地污染处于多个部门管理，又管理不到位的局面。但同时要加强对环境行政执法主体的监督，明确不同级别环保部门相应的职权与职责，防止出现部门间的利益争夺。耕地土壤污染应由现行的“末端控制”机制转变为“点源控制”和“全过程控制”管理模式，体现可持续发展对耕地污染控制所要求的持续性原则和预防性原则，由事后抑制措施转变为事前抑制措施，同时建立土壤污染生态补偿制度、土壤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将行政控制机制、市场调控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著名土壤专家、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建议,通过法律由国家推行严格的土壤质量监测监控制度，定期公布各地的污染指数，这对于地方政府加大环保力度将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3.完善《清洁生产促进法》，减少工业三废的排放。为促进和实施清洁生产制定详细准则，规范清洁技术，向社会公众披露主要耕地污染源，引入环境审计以及采取税收优惠政策等。比如建议国家立法建设工业企业污染耕地治理示范工程，加强对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治理和综合利用；从而保障耕地不被污染，及对污染的土壤进行改良。

4.修改《农业法》。在《农业法》第19条中增加“建设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示范工程；积极慎重地推广污水灌溉，对灌溉农田的污水，进行严格的监测和控制;建设农村饮用水源地污染治理示范工程;加强县级环境监测、监管和宣教基本设施建设等;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示范工程;”目的是在发展节水型农业的同时,防治污水对耕地造成重复污染。

在第25条增加“合理使用农药和化肥，积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施用化学改良剂，采取生物改良措施。”目的是减少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残留，从而减轻对人体的危害。

5.修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章中增加“农村生产生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内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不但应有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和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更应有农村生产生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内容。比如，根据《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要求，立法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示范工程，对农村人畜粪便、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建立行政村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

6.制定《耕地污染防治法》。

(1)《耕地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为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保护和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耕地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2)《耕地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原则。①耕地保护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这一原则和国际环境组织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协调发展”着重从横向关系上，即制约发展的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对发展提出要求，“可持续发展”则是从纵向历史发展过程，即当前需要与未来需要的关系上提出要求。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②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这是针对耕地污染难察觉、难治理的特点提出来的。这一原则在各部环境法律中均有体现。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这里提到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就是预防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此外，我国环境立法中确立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等环境管理制度，就是为了落实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③耕种者养护、污染者治理的原则。耕种者养护,是指对耕地进行开发利用的组织或者个人，有责任对其进行恢复、整治和养护。污染者治理,是指对耕地造成污染的组织或者个人,有责任对其污染源和被污染的耕地进行治理。

(3)《耕地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制度。除了环境保护一些共同制度外，还应包括以下几种制度:耕地土壤污染调查、评价和风险评估制度;耕地开发利用前土壤样本采集保留制度；土壤状况监测与检查制度;土壤污染信息披露制度;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污染修复与整治制度;化肥、农药污染耕地的防治制度;土壤污染调查、整治专门机关的管理制度等等。

总之，耕地污染问题迫在眉睫，需要我们刻不容缓地进行防治。本文碍于篇幅，所涉及的只能是冰山一角，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应当继续深入。

参考文献:

[1]刘培桐:环境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凌欣: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研究［M］.2006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06,9

[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2006,10

第6篇：土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

关键词：野生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2―0087―05

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是环境保护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却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人们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疯狂掠夺，已使我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加大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力度，我国刑法设立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现行刑法在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综观我国刑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缺陷

1　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性质认识及归类不准确

我国现行刑法分则基本上是按照犯罪客体种类进行编排的。我国刑法将绝大多数有关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归入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这就表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犯罪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但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的犯罪来看，大部分都不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这种规定并未真正反映出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按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去衡量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会出现定罪不准、量刑不足的问题。它让人觉得国家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资源包括野生动植物资源，而是为了维护管理制度才对此类犯罪进行制裁的，从而降低了国家惩治环境犯罪包括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价值和地位。

2　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范围狭窄

从罪名的设定上看，1997年新刑法规定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主要对象是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和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将需要法律进行保护的野生动植物限定于珍贵、濒危的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植物，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行为不能被定罪处罚，非常不利于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和确保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许多国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范围都非常广泛，借鉴外国刑事立法例，我国刑法也应规定覆盖面更为广泛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扩大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范围，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我国的生物多样性。

3　罪名设置和规范结构不科学

一是罪名设置不科学。在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中，绝大多数犯罪没有明确犯罪对象到底是纯粹野生的，还是包括人工养殖的，这种不确定性就给刑事诉讼中行为人行为的性质认定增加了难度，很可能直接影响到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执行。在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中，罪名设置的不科学直接导致了犯罪对象的不统一，这无形中为执法者和守法者制造了思想上的混乱，进而可能会影响到司法认定的准确性以及司法的效率和公平。刑事立法在修改时，应当从法律的系统性、协调性出发，将罪名间所体现的犯罪对象的矛盾之处予以修改。

此外，非法狩猎罪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两罪客观上都是非法狩猎或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但两罪的侵害对象却不相同，前者以普通陆生野生动物为对象，后者以陆生和水生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为对象。普通的水生野生动物则属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对象范畴。笔者认为，以侵害的对象是否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作为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不尽合理，易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二是规范结构不科学。1997年刑法有关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立法绝大部分是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这就使所参照的法律法规的数量和立法质量直接左右相关罪名的认定难度。实践中办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案件，涉及到要参照《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等诸多法律法规，操作上的不便和烦琐显而易见。另外，随着1997年新刑法的实施以及相关刑法修正案的出台，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与现行刑法严重脱节，影响了刑法在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中应有作用的发挥。而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属于越权解释，并且对水生野生动物未作规定，无疑给执法设置了人为的障碍。

4　对影响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部分行为没有进行刑法规制

一是《刑法》遗漏了对破坏自然保护区、草原等行为的刑法规制。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有效地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是濒危物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稀有动物和濒危动物的重要栖息地的毁灭会造成生物种群灭绝，因此，我国刑法典有必要专门设立破坏自然保护区这方面犯罪的规定。草原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它也是发展畜牧业的主要基地。我国目前草原植被被任意破坏，草原上的珍贵野生动植物遭到掠夺性的乱捕乱挖，造成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碱化、沙化，水土流失急剧扩展，草原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然而，对此类问题的刑事处罚却无具体刑法条文可依，在刑法中急需设置破坏草原罪的罪名。

二是我国刑法在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只规定了非法猎捕和杀害两种行为。该罪的规定不包括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单独设立专门的罪刑条款来惩治伤害、虐待动物的行为。正是由于刑法没有将伤害动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才导致刘海洋案件出现后发生争论不休的状况。

5　部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规定不科学

一是刑罚过轻。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规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刑罚过轻，普遍轻于近似的财产犯罪。1997年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规定。如刑法规定盗伐林木罪的最高法定刑是十五年有期徒刑，而盗窃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死刑，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林木的生态价值远非实物能比。再者，对单位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对单位要判处罚金。那么，对单位犯罪与单位违法哪个应处重罚?理论上讲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应当高于单位违法。事实上单位所受行政

处罚中消灭法人的处罚远比对单位所受刑罚要重，这就造成刑法威慑力的减弱。一些主张轻刑化的国家对实施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规定的刑事罚则同惩治其他犯罪的刑罚相比是更为严厉的，而我国的刑事立法却实行的是轻刑化，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这是不合时宜的。这也体现了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对生态效益考虑的欠缺。

二是刑罚种类过少。在我国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刑事立法当中，主要有自由刑和财产刑两种刑罚，这样的刑罚种类过于单一，尤其是对单位犯罪来讲更是如此。如前所述，单位犯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的，对单位要处罚金。但是，罚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仅仅是附加刑，这无形中降低了对单位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否定性评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对此类的单位犯罪只规定了罚金一种处罚方式，这本身就造成了刑罚力度的弱小和刑罚方式的单一。应该在刑罚措施之外，扩大非刑罚措施的适用范围，将多种刑罚措施综合运用，这样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综观国外环境犯罪，普遍规定了多种刑罚手段，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在第二十六章“生态犯罪”里共规定了七种刑罚：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劳动改造；拘役；罚金；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强制性工作。仅在第256条“非法捕捞水生动物和植物罪”中就规定了五种刑罚。对这样多种刑罚手段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

二、我国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完善

1　增设“破坏环境资源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植物的犯罪纳入其中

笔者认为，破坏环境资源罪除了侵犯国家对环境资源的保护、管理制度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直接侵犯公民的环境权，并间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的危险或损害。因此，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中，环境权是主要客体。不应该将破坏环境资源罪所保护的价值及其所体现的特殊社会关系简单地归入一般经济秩序或其他一般犯罪客体。将主要侵犯环境权的破坏环境资源罪单列为一章，既符合刑法分则犯罪的分类理论和规则，又使对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制裁更多地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使公民自觉地爱护环境，合理利用、开发自然资源，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野生动植物资源是环境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破坏环境资源罪中专设“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一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植物的犯罪纳入其中，有利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体系的完整以及罪与罪的协调统一，从而有利于对此类犯罪的认定和打击。

2　扩大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刑法保护范围

我国现行刑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对象和内容规定得过于单一、片面。笔者认为，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出发，应对刑法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范围做出重新界定，确保保护对象的完整性和最适宜的范围。从我国刑法目前的规定看，其出发点是肯定对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利用的，只是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其中一部分进行特殊保护。但是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各物种的数量会发生变化，并且各物种间具有相互的制约作用，一种物种的灭绝可能引起若干物种在一个地区的消失，各物种的数量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法律难以预料具体哪一类物种才是迫切需要保护的，而且法律规定具有滞后性，不利于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法律需植根于内心，尤其是刑法，急需建立环境刑法的内在合理性。现代生态学理论告诉我们，每一种动植物都有它存在于自然界的生态地位和生态功能。野生动植物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维持生态系统相对平衡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在对其刑法保护上有清醒的认识，从野生动植物的自身价值来确定刑法保护问题，勿要以人之好恶，将一个物种推到不公平的境地。在扩大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范围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保护野生动植物生境的重要意义，把对生境的保护提升到与保护野生动植物同样重要的高度。

3　罪名罪状的设置上应当进一步合理化

针对现行刑法中部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存在法条竞合、犯罪对象模糊不清的情况，应当从保持刑法体系内部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角度出发，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和整合，确定较为科学和便于司法操作的罪名。

一是明确犯罪对象。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具体犯罪中的犯罪对象到底属于野生动物还是驯养动物，或者既可以是野生动物也可以是驯养动物，应进一步明确规定出来，以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笔者认为，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对象，应明确规定为野生的水产品。如果行为人非法捕捞人工繁殖的水产品，则应按盗窃罪或破坏生产经营罪等犯罪论处。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犯罪对象明确规定包括人工繁殖的珍贵、濒危动物。同时，为了保持此类罪内部的协调统一，将这些罪名相应地修改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动物、珍贵濒危动物制品罪及走私珍贵濒危动物、珍贵濒危动物制品罪。

二是将非法狩猎罪修改为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罪。做这样的修改有三个目的：一是使之区分于上文提及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动物罪，突出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重点保护，并同时基于对生物多样性的考虑，便于保护其他野生动物；二是取消非法狩猎罪的规定，可以消除公民认为在非“禁猎区、禁猎期”进行狩猎为法律允许的误解；三是这样立法既减少了过多的法条竞合罪名，又使刑事立法跟随时代的需要，加强了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

三是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相关刑事责任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立法应遵循协调原则，即保持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刑法体系内的协调。协调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内的各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相关刑事责任条款与现行刑法关系的关键，就是要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准确适用刑法典。为此，首先应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中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并根据刑法中新增加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增加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其次，以决定、补充规定的立法方式对相关环境法和资源保护法中援引新刑法的有关条款作出明确规定。此外，也可以借鉴国外环境资源刑事立法方式，对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资源保护法中规定有罪行罪名的刑事责任条款，而新刑法中又无相关罪行罪名刑罚的犯罪，作出具体刑罚的规定。这样就可以使不完整的刑法规范变成完整的刑法规范。

4　增设破坏自然保护区罪等新罪名

野生动植物资源与人类及土壤、水、空气等因素构成生态环境系统。这一系统正常协调的运转，是人类繁衍与发展的前提，而构成这一完整系统的各种因素无论缺少哪一环节，人类都将面临

灭顶之灾。因为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其他因素赖以生存的条件。诸因素相互依存，才使生态保持平衡。

一是增设破坏自然保护区罪。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已初步形成了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健全的网络，使85％的陆地生态系统、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国家重点保护的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60％的高等植物和130多种珍贵树木的主要分布得到了较好保护。设立自然保护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功效不能说不显著，但是，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种源地的行为在各地仍不时发生。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自然保护区法》，对破坏自然保护区的行为在刑法上找不到相应的条文进行惩治。借鉴外国刑事立法例，在刑法上设置一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非常必要。

二是增设破坏草原罪。我国草原资源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少，人均占有草原为0.33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目前，中国有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草原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扭转。加剧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草原过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二是不合理开垦、工业污染、鼠害和虫害等对草原的破坏，三是乱采滥挖等破坏草原的现象时有发生。草原的破坏已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而草原的作用又非常重要。因此，应当增设破坏草原罪，以改变惩处破坏草原的行为仅在2002年修订的《草原法》上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而在刑法上却无相应罪名的局面。

三是增设故意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罪。故意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使野生动物身体残缺，进而失去生存能力而死亡，与捕杀行为无异。西方一些国家早已将之规定为犯罪，且扩大到一般的动物，如《法国刑法典》第五卷全一章为“对动物的严重虐待或残忍行为”，规定“公开或非公开地对家养、驯养或捕获的动物实行严重虐待或施以残忍行为的，处2年监禁并科30000欧元罚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伤害、虐待一般动物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尚不现实，但处罚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规定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以遏制此类行为的发生，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避免再出现类似刘海洋案的尴尬立法境地。此外，还有一些新罪名也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发展而建立起来。

5　改革和完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体系及刑罚制度

根据刑法科学化的要求和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特点，建立适当的惩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体系和刑罚制度乃是我国刑法改革和完善环境刑事立法的必然要求。

第一，应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充分发挥其惩罚与补偿作用。以财产刑代替自由刑或生命刑，是现代刑法转换刑罚机制的方向之一，特别是在惩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时其有效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行为人受经济利益所驱动，且单位犯罪也为数不少，对犯罪者处以财产刑，可以从经济上剥夺犯罪所得利益或消除其重新犯罪的条件，符合刑罚目的。更主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财产刑运用得当，可以兼具惩罚和补偿的双重作用。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适用财产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甚至可以为保持生物多样性的系统工程落实一部分资金，直接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推行，其意义更加非同寻常。我国现行刑法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罚金刑处罚数额偏低，这不利于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打击。我国现存刑罚体系中的财产刑应当成为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行为控制对策中广泛适用的刑罚手段，并适当提高其地位。

第7篇：土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

目前，在人们的心目中，保护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人们意识到优越的环境质量是吸引旅游发展的强大动力。低碳经济视野下的生态旅游是一种绿色的旅游，它不但能够保护环境，还能最大程度造福旅游目的地，同时也能为旅游者提供更优越的旅游资源，因此，低碳经济视野下发展生态旅游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王东，2010）。实现低碳经济视野下的生态旅游目标，就要通过不断地技术创新，不断地科技探索，创造出无碳的生态旅游景区，消除景区环境受到CO2危害，为游客提供良好的生态旅游氛围。所以说，低碳经济视野下发展生态旅游，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综合实践与创新；同时，也能够节能减排，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我国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周文丽，2007）。

2低碳经济视野下生态旅游开发现状

2.1生态意识淡薄，盲目开发旅游资源

旅游经营者开发生态资源的时候，由于缺少必要的论证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导致生态旅游景区的盲目开发，造成了很多不可再生的宝贵生态旅游资源的浪费，损害了大量的生态旅游资源。随着我国风景名胜区的人工化、城市化以及商业化的发展，旅游风景区内肆意地砍伐树木、开山炸石，建设旅店、餐馆等旅游设施，严重破坏了景区的原生态。另外，旅游者由于缺乏生态环保意识，导致在生态旅游景区中经常发生不文明的行为。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已开发的生态旅游区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噪音污染、水污染以及垃圾公害等现象。

2.2法律制度滞后，导致调控机制不健全

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生态旅游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比较滞后。随着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如《森林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文物保护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等，但政府并没有针对生态旅游资源的经营管理制定相关的法律，来协调多方经营管理主体的利益分配。现有的相关法规中也没有具体的标准，对违反法律的后果没有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及强制效力。同时，受到各部门管理权限的限制，导致现有的法律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产生管理无序的现象（邵琪伟，2008）。

3低碳视野下生态旅游开发措施建议

3.1合理规划生态承载量，科学地开发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的承载量对实现生态旅游开发的目标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生态承载量是指在旅游区域中，在一定的时间内，旅游地所容纳的旅游活动量。首先，自然生态环境对旅游污染物的吸收和净化能力决定着旅游的生态承载量，同时，每一个顾客所产生的污染物量也决定着生态承载量。各地不同的旅游条件和产品，导致其所构建的生态旅游体系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前期的规划中，根据旅游地的生态环境，要注重构建低碳体系，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构筑旅游地资源循环利用系统。同时，要坚持生态旅游成本的原则，采用节能降耗技术，减少土地资源的占用，减少资源和能源的使用，从源头来控制资源的进入量，把太阳能和风能充分使用起来，减少污染物，使生态旅游朝着低碳经济“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的方向发展（刘啸，2010）。在新时期中，为了发展低碳旅游，培育低碳生活。就要转变现有的旅游模式，倡导一些低碳或者无碳的交通方式来丰富旅游生活；同时也要全面引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提高旅游职能化的运行效率，降低消耗，形成生态旅游产业健康的循环经济模式。

3.2因地制宜开发生态旅游，全面推进县市生态旅游建设

目前，各地的旅游资源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劣势。如：香港的生态旅游资源非常贫乏，但是香港并没有盲目地建造人为的景点，而是根据当地的特点，进行了一系列的修缮或者改造，如：海洋公园和大屿山大佛等等，以此成为游客喜爱的景点。同时，针对金融和贸易的特点，香港把具有东方色彩的旅游项目保留了下来，把目标定在了商务和会议旅游上，这两者结合起来，增加了外汇收入。因此，生态旅游的开发要根据当地的地理、经济、市场以及交通等条件，朝着多样化、高层次的方向发展，因地制宜地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如：工业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等。另外，我国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而生态旅游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首要途径，大力发展各县市的生态旅游，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趋势。因此，要努力实现产业改造的目标，采取政府引导的方式，从“低、小、散”的粗放式经营转化到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采用市场运作的办法，提高旅游景点的整体水平，从而形成各生态旅游城市所具有的特色；另外，要积极发展地方性特色旅游商品，积极发挥旅游业的带动功能，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从单一经营转向综合性的经营，如：土特产和旅游纪念品等等。并要采用绿色和生态标志，合理利用当地的生态无污染的原材料，在旅游消费过程中，使公众提高自己的绿色消费和生态环保意识；做好产业共兴，充分发挥景点景区联合效用，强化两者之间的联系，并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主动和周边旅游城市接轨，促进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

3.3积极推动“三农”旅游，倡导全民绿色消费

利用天然的潜在资源，大力发展农业旅游、海洋旅游以及乡村旅游，实现清洁生产机制，促进生态旅游的开发。同时，也要倡导全民绿色消费，构建“绿色饭店”的经营模式。首先，借助公关活动，教育消费者，如：宣传绿色产品，指导健康的生活，提倡环保等等，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进行绿色消费。同时，通过旅游广告的宣传，引导消费者，达到环保教育的效果。其次，在吃、住、行等方面，要尽量减少能源和生活物质的使用量，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提高能源的效率，推广使用节能灶，尽量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自然能，结合本地能源的优势，建立无污染型的“绿色饭店”经营模式。

3.4加强国际合作，推进生态旅游产业低碳化发展

在生态旅游开发全过程中，光靠政府和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强国际合作，推进生态旅游低碳化的发展。由于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暖化效应，低碳经济视野下的生态旅游就要注重推行完善CDM机制，采用国际国内先进的低碳管理模式，和国际现代化管理接轨，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提高我国生态旅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如：我国上海世博会，采用了世界顶级节能环保技术，世界各国的场馆尽可能地按照低碳的要求，建造出世界一流的环保建筑，这更好地促进了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实现了技术共享。

第8篇：土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海洋法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空间。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持续发展。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1]党的十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生态文明建设是系统工程，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托国土空间，依赖国土资源。

“国土空间”不是一个法律范畴，但其外延等同于法律上的“领土”.“领土”概念一般存在于国际法中，主要指国家所领有的土地，即在国家主权支配下的地球的特定部分，包括领陆、领水、领陆和领水下的底土，以及领陆和领水之上的领空。其中领水又包括内水和领海两个部分。领海是一国海岸或内水向外扩展到一定宽度，受国家主权支配和管辖的海水带。[2]166领海是海洋的一部分，但是它不同于公海，一个国家的领海是从属于国家海岸线的那一部分海域。[3]409,103国际法建立在国家的观念之上，而国家的基础则是主权。主权，以一系列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为表现形态，建立于领土基础之上。没有国家领土，一个法律实体不能成为国家。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行使一切管理权的空间范围，领海也是国家主权行使的空间范围。

（二）新的空间秩序。

人类的活动空间，包含着陆地、海洋、土与水的元素。任何一个基本秩序都是空间秩序。人的空间意识受制于巨大的历史变动，不同的空间对应不同的生活方式。每当历史的力量由于某种新的突破而进入人类总体意识的范围里，每当新的国家和海洋由于某种新能量的释放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历史存在的各种空间也会相应改变自身，从而形成政治—历史行动中的新尺度、新经济、新秩序，以及一个崭新民族的诞生，这就是空间革命。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又是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在陆地资源日益紧张、发展空间日益受限的情况下，海洋是临海国家和地区获取更多资源和更大发展空间的主要渠道。“海洋不再是一种元素，而是变成了一种人类统治的空间。”[4]100这一发展促成了一种崭新的、超越了陆地与海洋这一古老的冲突的大空间秩序。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国际海洋秩序，这种秩序是生态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新的空间革命即将来临，我国应当取得领导权[5].而构建这种新的海洋空间秩序的基础力量正是海洋法。

（三）海洋强国战略。

海洋问题是我国领土中最为敏感的一部分，牵涉的利益关系和国家最多，历史遗留问题最多，法律关系最为复杂。如，我国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一延伸出去就和邻国产生重叠，往大洋延伸的外大陆架非常少，即使有也和邻国的大陆架重叠。从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中国处于十分不利的战略地理位置，周边缺乏战略缓冲地带。[6]十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海洋强国，正是基于对新的空间秩序和我国海洋问题复杂性的深刻认识。纵观世界历史，许多国家都曾走过因海而兴、依海而强的道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崛起就是如此。进入21世纪，海洋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舞台上的地位更加凸显。

世界各国均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拥抱海洋。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内涵应该包括认知海洋、利用海洋、生态海洋、管控海洋、和谐海洋等五个方面。[7]十报告描绘的海洋强国与传统海洋强国不同。传统海洋强国是以坚船利炮为敲门砖的海洋霸权，当代海洋强国不是海洋霸权，而是符合海洋法的综合海上实力。建设现代海洋强国，更多的是依赖国际海洋秩序和海洋规则。我国海洋法立法比较滞后，基础薄弱。为了建设生态文明和海洋强国，海洋法领域保持怎样的立场和应对，海洋法如何作为，是至关重要的。

二、我国海洋法基本状况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长度居世界第四位；还有14000公里的海岛岸线，管辖海域300万平方公里，沿海滩涂面积为2万平方公里；我国大陆架面积位居世界第五，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为世界第十。在我国辽阔的海域中，蕴藏着丰富的海水资源、海洋空间资源、海岛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能资源等。以海洋法的内容为标准进行梳理，我国国家级的海洋立法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确立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

确立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性文件主要有《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1996）、《中国政府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1996）、《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8）、《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等。这一类的海洋法律主要是确认我国领海的基本范围、基本权利、管辖等基本问题。

（二）保护海洋环境方面。

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与规章，以《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颁布，1999年修订）为核心，具体包括《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3）、《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1983,已失效）、《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1990年颁布，2007年修订）、《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1990）、《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颁布，2008年修订）、《海洋倾废管理条例》（1985）、《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3）、《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规定》（2006）、《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95）、《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颁布，2000年修订）、《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分配指导意见》（2006）等。

（三）海洋资源方面。

海洋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有《矿产资源法》（1986年颁布，1996年修订）、《渔业法》（1986年颁布，2004年修订）、《水法》（1988年颁布，2002年修订）、《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1979）、《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1982年颁布，2011年修订）、《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1988）、《渔业行政处罚规定》（1998）、《远洋渔业管理规定》（2003）、《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2003）等。

（四）海上航运方面。

有关海上航运方面的法律、法规与规章主要有《海上交通安全法》（1983）、《海商法》（1992）、《港口法》（2003）、《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1999）、《航道管理条例》（1987年颁布，2008年修订）、《国防交通条例》（1995）、《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1990）、《海上航行警告和航行通告管理规定》（1992）、《关于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管理办法》（1992）、《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1993）、《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检查办法》（1995）、《新增液化气运输船舶评审办法（试行）》（2004）、《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管理规定》（2005）、《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船舶运输经营资质管理的通知》（2006）等。

在地方海洋立法方面，浙江省、山东省和海南省走在前列。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海洋法规主要包括《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2004）、《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12）、《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2005）、《浙江省滩涂围垦管理条例》（1996）、《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2004）、《浙江省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2006）、《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2012）、《浙江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2004年7月修正）等。同时，浙江省还有一些有关海洋的政策性文件，比如《浙江省蓝色屏障行动方案》《关于进一步推动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三位一体”港航信息支撑平台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标准渔港管理的意见》《关于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的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海洋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初步形成了浙江省海洋环境、资源和生态保护法规体系。另外，浙江省还编制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划纲要》《浙江省海洋功能区划》《浙江省滩涂围垦总体规划》《浙江省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等海洋规划。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海洋法体系完善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以国土空间为载体，包括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两个重要方面，论文格式生态文明建设以“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基本途径。建设法治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也要依靠生态文明立法来保障实现。我国已经初具海洋法的体系和规模，但是相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还有诸多不足。为了保障生态文明的有序建设，需要完善我国的海洋法体系，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确立海洋在宪法中的地位。

部门法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由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化的有机整体。海洋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是由最高位阶的法律即宪法、海洋基本法、一般海洋单行法、海洋法规、海洋规章、地方海洋法规等所有有关海洋的法律、法规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即由国家根本大法、海洋基本法、海洋单行法、海洋法规规章、地方海洋法规等构成。海洋法体系完善的状况，能够有效反映一国海洋法治的程度和民众的海洋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此处规定列举的自然资源没有“海洋”,只有牵强地将“矿藏”解释为包括“海底矿藏”,“滩涂”解释为包括“河岸滩涂和沿海滩涂”.海洋，如此重要的环境和资源要素，在我国宪法中却没有一席之地，宪法中“海洋”的缺失造成我国海洋立法缺乏宪法根据。在其他部门法中，部门法的基本法律立法都以宪法为根据，如在立法依据条款中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这样规定：“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海洋”没有入宪，不利于提高全民的海洋意识，也不利于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完善。因此，有必要确立海洋在宪法中的地位，将《宪法》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矿藏、水流、海洋、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除外。”由于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所有法律中位阶最高的法律，在宪法中确立“海洋”的地位，可以使我国的海洋法立法有宪法作为依据，对于完善我国海洋法体系，提升民众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制定海洋基本法。

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有关“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的综合性法律。从法律位阶观之，《宪法》作为我国海洋法的基本依据，在我国具有最高权威。《海洋环境保护法》只关注海洋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相关内容，将其视为我国的海洋基本法，作为我国海洋法体系中“第二层次”的法律是不适当的。其余的海洋法律，如《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商法》等也只关涉海洋管理的某一个方面，更不可被视作我国的海洋基本法。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的海洋基本法是缺失的。我国要建立一个层次分明、科学合理而运行有效的海洋法体系，必须改变海洋基本法缺失的状况。因此，我国有必要制定《海洋法》，作为我国海洋法体系中的第二层次的法律。构建我国海洋基本法，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我国海洋基本法应该以《宪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有关领海范围、海权、海洋权属等基本问题不得与《宪法》相违背和冲突；同时，要注意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内容协调与统一。[ LunWenData.Com]

其二，我国海洋基本法应该是所有海洋单行法和法规规章的“领头羊”.《海洋法》作为我国的海洋基本法，应该规范海洋的基本权属，我国领海的基本范围，有关海洋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和基本准则，起到统领我国所有海洋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作用。

其三，我国海洋基本法应该注意融合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资源。海洋作为生态环境系统和作为资源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海洋作为自然资源的属性，可以将海洋资源纳入海洋生态环境的外延。现代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生态学的发展，赋予环境以资源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表现，同时要求自然资源开发必须协调自然资源的自然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这种“环境资源化”和“资源生态化”反映了环境与资源的趋同化，使环境与资源的概念边际变得模糊，也促进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策略的融合，使环境保护与资源保护呈现一体化的趋势。[8]41-43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立法目的是“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对于海洋资源仅仅在章节中作了原则性规定，这说明我国海洋环境资源立法还没有贯彻“海洋环境资源一体”观念，这对于海洋资源的生态保护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我国在海洋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应该注意融合海洋作为环境要素和资源要素这两个层面，以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一方面，应该修改完善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框架和内容，增加补充海洋资源的条款；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大海洋资源方面的单行立法，使之体系更完善、内容更全面。

（三）完善海洋单行法和法规规章。

在我国，由于海权意识比较淡薄，海洋法起步较发达国家晚。至今，我国的海洋单行法仍有许多空缺：如在很多重要的海洋权益方面尚缺乏立法；在海洋资源方面的法律也甚为缺乏；关于海洋活动的专门化法律、规章迄今甚少，尤其是关于新兴海洋产业的单行法仍付空缺。[9]这样的立法现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相距甚远，我国应该加快海洋立法，包括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立法。尤其是当前海洋强国战略和开发海洋资源的大背景下，更应该着手完善海洋资源单行立法，以完善整个海洋法体系。

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并参照国际先进经验，应适时出台一些海洋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海洋开发管理法”“海岸带管理法”“海洋警备法”“国际海底资源开发法”“海岛法”“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管理条例”“海岸工程管理条例”“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办法”“海域使用权转让管理办法”“海域评估管理办法”“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等。对于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如《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应尽快制定相应的配套规章，对现行海洋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和完善，使法律、法规、规章能够有效执行，提升其可操作性。完善我国海洋方面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不仅可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又可以使我国的海洋法与国际公约接轨。

（四）加强地方海洋立法。

地方海洋立法是我国海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海洋立法的健全和完善有利于保障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地方海洋立法的创新和探索也构成对国家海洋法律的有效补充。我国地方海洋立法中有很多创新，例如《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第一个规定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地方法规，这方面的专门立法在国家法中目前还是空白；又如《海南省沿海边防治安管理条例》是我国第一个以地方立法形式规范沿海边防治安管理的条例，对宣示和维护我国的海洋主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地方立法为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和海洋法律制度做出了很多首创性的贡献，同时也能够保障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

今后我国应当加强对地方海洋立法实践的支持与指导，提高地方海洋立法水平，制定和实施与国家法规相配套的区域管理和地方管理法规。另外，针对一些有区域特点的海洋问题，也应该推动地方立法对海洋法的创新，如专门针对渤海湾的海洋资源开发活动可以制定“渤海开发管理法”,针对南沙海域的海洋资源开发可以制定“南沙群岛及邻近海区开发管理法”,针对不同沿海省份的海岸带管理可以制定省级海岸带管理条例等。在国家立法不全面，或者针对地方海洋问题不能细致规定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地方海洋立法以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我国的海洋法体系。

第9篇：土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

(一)农业产品的弱质性决定了必须要有宏观调控的参与

众所周知,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产业,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农业上,自始至终都有自然力在协同发生作用。”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种类多,分布广,农民个体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足。除此之外,农产品本身具有易腐烂、保存难和不易运输等特性,这都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二)农业产品的风险性决定了必须进行农业宏观调控

首先,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以盈利为准则,对于像农业产品这样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配置无效力。其次,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而且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不均衡。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特性来看,其供给从生产到销售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如果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会引发经济的波动,并且扩散放大到整个国民经济中去。第三,市场经济下的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现实中的市场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完全性,并且市场本身不能缩小这种不完全性,只有借助政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才能将这种不完全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三)当前我国农业处于转型期的现实情况也要求政府的宏观调控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农业产业结构有了历史性的改变,现代农业有了初步的模型并不断发展。但近年来,农业发展不稳定,农产品供求波动较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情况和困境。特别是入世以后,面对国际上诸多方面的挑战,这种困难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掌握和控制了。

二、国外发达国家农业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我们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各国的经济基础、社会环境等大不相同,其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法各异,但抛去表面上的差异,不难发现有以下共同之处:

(一)农业政策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农业的天然弱质性和风险性使得农业生产者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为保障农民的利益并保证农业基础地位的稳定,西方发达国家大多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予以对农业的保护。如美国《1938年农业调整法》主要目的是保护自然土地资源,并为州际和对外贸易提出适量和供需平衡的农产品。日本农地政策最重要的《农地法》于1952年颁布并几经修订,它规定了日本农地的农民所有制。

(二)国家对农业予以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和补贴政策

发达国家一般通过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贷款的设立来为本国农业提供专项贷款服务,并在巨额利息补贴方面给与支持。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农产品供需平衡,各国还实施各种补贴政策以限制或保证农产品的供应,并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到农业投资中去。

(三)加大对农业技术的支持力度,鼓励农业技术的革新和发展

据统计报告,发达国家农业研究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2%左右,远高于我国目前0.3―0.5%的水平。这些国家都有一整套的研发、转化、运用和推广的完善的科研体系和组织,保证了农业科技成果能有效地被转化成市场生产力。美国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率高达70%,这对稳固美国世界头号农业大国的地位功不可没。

(四)设立农业保险制度来转移农业生产中农民所承担的风险

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进而稳定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实施农业保险制度。如美国设立了《联邦作物保护法》,日本成立了“农业保险合作社――农协组织”,法国有农业相互保险集团等,这些措施和组织都由政府给与大部分的经费补贴来弥补农民因灾所遭受的损失。

三、对我国在农业宏观调控实践方面的建议

(一)要加强对农业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保护

为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农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如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等必须予以特别的保护,特别是和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地资源――农地。就我国国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基本农地保护区制度,保证农地面积的相对稳定,避免工业用地、住房建设等对农地面积的侵占。除此以外,还要注意农地立法和农地政策的建设,建立完善科学的农村土地财产关系,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逐步地规范化、长期化和法制化。

(二)建立完善的农产品特别是粮、棉的价格保护机制

首先,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农副产品等实行最低价保护机制,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确保农副产品的稳定增长。其次,为平衡农业产品在与工业产品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应对与工业产品进行竞争的农业产品实施价格保护。第三、对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农业产品进行价格贸易补贴,以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三)政府应合理分配工、农业的投入比重,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首先、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水利、道路、通讯等方面的建设和管理。其次、要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加大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建立一支高效的农业科技队伍,并且要逐步地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教育和科学技术推广体系。最后、要积极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注入农业的发展,建立多渠道的农业投资体系,除了发挥农业金融机构投资的主渠道作用外,政府还应鼓励非金融机构甚至外资的注入,拓宽农业资本的来源。

(四)建立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是由若干功能各异而又相互补充的市场构成的,应包括产区收购市场、区域性批发市场、中央级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除此以外,还包括期货市场主要进行农产品的套期保值和对其价格产生影响。这些问题都非农户和市场自己能够解决,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建立引导的作用。

(五)建立完善的农业信息体系

处于信息时代的新农业如何在市场上错综复杂、良莠不齐的各种信息资源中选择有效信息是现代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手段。政府应起牵头作用建立覆盖面广、门类齐全的农业信息网络体系,并为广大农民提供有效地指导和服务,避免因信息不畅、虚假信息或无效信息带来的损失。此外,要强化广大农民的信息观念,提高其文化与科技素质,实现信息与农业的有机结合。

(六)建立健全农业法律法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