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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落实责任;夯实基础;缠访
一、落实责任,包案处理,全力化解突出问题
河南油田牢固树立“稳定是第一责任”的工作理念,主要领导亲自抓,主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一岗双责”,全力化解问题。(1)专题研究,解决涉及职工群众的重大利益问题。(2)逐级包案,处理疑难事项。(3)下访约谈,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一是坚持领导干部每月20日定期接访制度,党政主要领导参与接访,不论双休日、节假日,坚持接待群众来访。二是坚持包案领导定期下访到基层、小区,下访到人和困难职工家中,与居民拉家常、谈思想,沟通交流,疏导情绪。三是专门开辟了人约谈局领导渠道,由人填写约访申请表,局领导抽出专门时间与人约谈,宣讲政策,解决问题。(4)追究责任,强化维稳意识。进一步细化了考核办法,强化责任追究。
二、夯实基础,建立机制,有效防止不稳定危害发生
(1)完善制度,规范办理事项。一是建立了备忘录制度。油田根据自身特点,专门设计了备忘录,用于事项的处理。二是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事项办理的通知》和《河南油田来信来访业务流程》,规范事项的办理。同时,在全局实行“三级终结制”,让压力层层传递,使基层真正担负起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责任,从而使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把矛盾分散化解在基层。三是根据集团公司意见和“稳定考评暂行办法”制定了《河南油田2010年工作要点》,制定了河南油田工作十二条,指导全局工作。(2)加强宣传,营造维稳舆论氛围。一方面,建立了以新闻部门、社区和基层单位的宣传格局,大力宣传集团公司和油田的重大决策部署。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3)深化群众工作,打牢群众基础,畅通八条服务渠道。即通过“1890,快捷服务、畅通矿区便民服务渠道,通过“工作站”、畅通服务渠道,通过“居民论坛”、畅通政策宣传咨询渠道,通过“广场文化”、畅通文体服务渠道,通过“一助一”、畅通扶贫帮困渠道,通过“从(就)业咨询指导站”、畅通就业服务渠道,通过“亲情邻里节”、畅通文明创建服务渠道,通过“三会一队”、畅通平安小区建设渠道。(4)建立联动机制,形成维稳合力。一是与地方部门和业务部门联动;二是部门联动:三是区域联动。以社区为主,辖区所在单位参与,每季召开一次联动会议,通报情况,协调工作。
三、源头治理,解决问题,努力消除不稳定因素
(1)加强评估,避免产生不稳定因素。对于重大疑难和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业务部门及时听取部门的意见,制订了稳定评估报告。(2)坚持矛盾排查,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勘探局每月开展一次大型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二级单位每周进行一次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敏感期24小时开展排查工作,把各种问题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内部。(3)解决实际问题,从根上消除问题。坚持解决职工群众利益诉求的“四个原则”,全力解决问题。一是努力化解老户a二是高度重视协解职工的问题。面对协解人员生活困难等实际情况,调整了公益性岗位待遇,解决了协解人员一批实际困难和问题。三是切实解决劳动家属实际困难。在劳动家属继续享受发放生活补助费的基础上,按照地方政策,为劳动家属建立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四是关心困难家庭。
21世纪伊始,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二的美欧日经济同时减速。美国从2000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9·11”恐怖袭击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2001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为-0.4%。日本和欧洲经济也呈衰退或减速迹象。
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严重依赖美日市场。美日经济减速使东南亚国家出口受挫,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慢。拉美的情形更是糟糕,拉美国家出口的60%多集中在美国。美国经济大滑坡使拉美国家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担心,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是否具有持久性质并引起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答依赖于人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一,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第二,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当前的经济衰退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二、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回顾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1776年发表的。亚当·斯密观察的是18世纪下半叶的市场经济。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产品的商品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尚不发达。即使某个经济部门发生波动,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扩展到经济的其它部门。市场竞争以及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因此,斯密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看不见的手”),会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供给总是自动地等于需求,政府不需要干预。不仅如此,由于黄金输入点和输出点自动地调节着顺差国和逆差国的价格水平,从而使国际收支趋于均衡,不需要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来协调。
但是,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不时地被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所打断。事实上,从1825年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开始,直到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和剧烈,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10年就爆发一次。马克思率先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世界进入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理论一直持否定态度,他们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能够自动使供求达到平衡。—直到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才真正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反思。现代经济学认为,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的存在是造成市场失灵的四大根源。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就表现为价格刚性和预期的非理性。价格刚性使得价格无法灵活调整以使经济迅速达到供需平衡的市场出清水平。预期的非理性使得经济主体的消费和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凯恩斯所说的“血气冲动”性质(animal spirit)。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得出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说,当经济面临某种外部冲击的时候,市场的力量并不足以使经济迅速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经济将面临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主要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价格水平大幅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家们和宏观经济决策者们的看法。凯恩斯描述的生产能力过剩、失业率上升、市场不景气这样一种经济状态,被称之为“萧条经济”。
二战后,40%多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是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计划经济国家基本没有参与世界产品市场的竞争。相反,虽然有冷战、禁运,计划经济国家还是通过各种途径从西方市场经济吸纳了一部分商品、服务和过剩生产能力,为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再加上欧洲战后重建和西方国家的需求管理等因素,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提高并没有演化为全面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即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的飞速发展,使得世界经济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危险。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是我们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一个中长期判断。在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下,任何局部的市场波动都有可能迅速蔓延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从而使整个经济发生大的波动,市场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也就日益凸现出来。凯恩斯所描述的“萧条经济”回来了。 三、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是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的重要原因
短缺经济的消失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92年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完成,这些国家逐步摆脱了短缺经济的阴影,长期被计划经济束缚的能量很快释放出来。不仅如此,中国和其它转轨经济国家正在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国“六五”期间(1981-1985)和“七五”期间(1986—1990)在贸易上是逆差,五年贸易逆差累积分别为123亿美元、214亿美元。到90年代,中国贸易顺差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八五”期间和“九五”期间贸易顺差分别为223亿美元、1495亿美元。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贸易上的情形和中国有类似的地方,从1992年到1999年,这些转型经济国家贸易上基本是逆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转轨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科技进步带来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日益凸现,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短缺经济逐步消失。近年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现了贸易和经常项目的顺差,2000年转型经济国家的经常账户在连续五年逆差之后首次实现顺差,达267亿美元,2001年为135亿美元(图1)尽管目前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整个世界贸易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但可以预见,随着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完成,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的崛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的短缺经济消失必将对世界经济的总体供需格局产生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科技进步使世界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包括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和基因工程在内的高技术成果不断涌现。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周期不断缩短,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为直接、更加迅速,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60%—80%是由科技进步推动的。
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了世界经济的供给能力,当需求旺盛的时候,供给能够迅速上升。可一旦需求发生波动,这些新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会大量闲置,变成沉没成本,大量商品卖不出去,世界经济将面临着生产能力过剩的危险。
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增长是不对称的。按理说,科技进步在增加供给能力的同时也创造需求,因此,不一定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但是,事实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大部分由发达国家得到,而技术成果在全世界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进步只在发达国家创造了需求,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科技进步所创造的利润,收入没有增加,因此需求增加得很少。
科技进步增大了危机传播的可能和速度。科技进步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使得分工更加专业化,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限制越来越小,各国经济之间的依赖性增加了。因此,当一国经济出问题时,极可能传染到其它国家并在传染过程中逐级放大,正所谓一只蝴蝶翅膀扇动可以引致远方的一场风暴。
科技进步增加了投资风险。科技的快速进步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不确定性增强。一种技术、一个产品从发明到投资,到批量生产,最后到淘汰,周期越来越短。所谓生产能力过剩在很大程度是由这种超快速折旧的淘汰机制所致,这使得投资的风险增大。
结论: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使得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不确定性加大,全球范围内生产过剩成为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在这一大背景下,任何来自需求面的负面冲击都可能使这种危险变为现实,从而使世界经济迅速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这一判断指出了一种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因素正在形成并不断强化。根据本文分析可以预测,中国将来的贸易摩擦将有加剧的趋势,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如何应对。 四、扩大内需,刺激民间投资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判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失业的压力将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政策选择上,要从宏观和微观政策同时着手,双管齐下。
1. 黑龙江农村的早期的境况
在改革开放前,农村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与农村合作社相结合的经济发展体制,这样的体制下发展的农村经济,会对经济产生阻碍作用,农村人民生活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只能是降低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活力,使农村经济得不到发展,甚至是出现负增长。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会降低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也会降低,导致降低粮食产量,从而会影响到地区经济的发展,再者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人私有经济得不到高效的发展,使人民生活艰难困苦。
2. 黑龙江农村经济的发展
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农村经济的政策进行了重新调整,我国农村经济逐渐进入了正轨,也慢慢得到了发展,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城乡经济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从原先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走出农村,到学习先进知识后纷纷返乡,振兴发展农村经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变得越来越乐观。从最初打破了我国农村计划经济体制,废除了,到开始建立以的经济体制,到后期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和土地承包关系相结合,全面的发展了农村农产品发展的市场,就此走出了一条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改革道路。
二、黑龙江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 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技术人才缺乏
对于传统农村来说,人们的文化素质水平相对偏低,没有很好的技术水平支持,很难让农村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投入较高的成本却得不到较高的收入的情况。因为人们普遍缺乏具体细致的科学技术,然后则是留在农村中的人们都是只会传统种植的人们,一些懂得技术的人们不甘埋没在农业生产中,而外出务工。所以在物价上涨的今天,土地种植的成本也在提高,可农民的技术产量没有提高,就会降低收入,国家的补贴的又少,所以农民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
2. 现行的土地政策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
现行农村的土地政策,成为了制约农村发展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应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式,改变土地政策变成了当务之急。那些机制不完善、流转行为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是其主要困难问题。这些问题下又包括以下几个具体的问题:
2.1 农产品的价格相比较生产所花销的费用来说相对较低,农民对农产品的贩卖上得不到利润,而土地的附加值又偏低,这时农民就想将土地承包出去,可是这样赔本的生产方式,又会导致土地转包困难变大。
2.2 土地就算被承包下来,可是经济压力大,又让人难以承受,所以承包关系也是很难稳定下来的,土地转租现象严重,频繁的转租使土地的肥力下降,大型水利设施应用量也会降低,抗灾能力也就变差。
2.3 土地承包时间太短,多次这样的短期承包,会对土地肥力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从而对土地的资源产生一种掠夺式的经营方式。这样的行为,既不利于农业生产,也不利于土地的使用年限,对自然资源在相对情况下也是一种破坏。
3. 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及产值降低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条件的发展,人们对农业产品的需求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市场需求也就变得更加多样化,需要向高品质方向转型,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
3.1 农产品过于单一,农业总体结构单一,大多以传统种植业为主,这样的生产方式会导致产品的附加值不高,效益低下,难以提高综合的收益。
3.2 农业结构与地区区域经济结构不相适应,农业经营没有产生一定的规模性,所以农业的经济发展也难以出现协调发展的效果,因此农业规模化发展也就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
3.3 农业与其所服务的市场不能很好的适应,也就是说,农业的资源不能与市场的配置相适应。从农业内部的结构分配上来看,市场在农业发展的资源配置上,几乎没有发挥到任何作用。这样会影响农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会利于农业对市场经济建设上的作用。
三、针对黑龙江农村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具体措施
1. 对于高技术人才的问题
为农村专门引进高技术人才,对农村的发展提供高技术人才的帮持工作,同时在农村设立新兴技术培训基地,对于一些新兴的高新技术的操作对农民们进行手把手的教学,让他们对于新兴技术能够更快的适应,才能够让高新技术更好、更快的进入农村,让大部分农民所接受和运用。
同时,对于高新技术人才进农村政策,在大部分大学内进行推广,让当代大学生了解农村的状况,从而更好的进入农村,来帮助农村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再而,要对于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们进行教育,让他们认识到回到家乡建设家乡的好处,从而才会有更多的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返乡,来为自己的家乡的建设尽一份力量,提高自己家乡的技术水平。
2. 对于现行土地政策的问题
对于现行的土地政策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的问题,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也就导致了农村的经济落后。因此,解决现行的土地政策才能够更好的使得农村得到更好的发展,才能进一步的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在这一方面上,开始是取消计划经济下的土地政策,从土地公有转变成为私有,农民自己开始拥有土地的使用和所有权,再到后来的的出现,更加进一步的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再到现在高新技术应用到土地当中,更加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 对于农村生产结构的问题
农村的生产结构方面是对农村经济发展阻碍最大的方面,倘若农村不能拥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结构方面 ,农村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快速的发展,永远就只能停留在落后的生产结构当中了。
所以,对于农村生产结构方面,要在注意传统农业的种植上,更应该注重农业的转型,不能只埋头种植而不利用高新技术,去发展新型的农业产品,从而吸引消费者的目光,这样才能提高农业收入,提升消费者的购买力度。
三、有效发展黑龙江农村经济的途径
1. 改革需要践行创新
农村的改革是充满实践的创新、理论的创新、体制的创新、组织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其实说到底就是要将农村的发展推到一个科学的发展的道路上,要以正确的科学发展观来引领人们来建设处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也就成了在新形势下推动的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
2. 注重经济的发展过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注意且要突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注重科学发展观中的第一要义——发展。只有农业事业不断发展,才可以在根本上推动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维护国家的安全等,才能够在作为改革创新最重要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成长的新农村经济体制,才会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充满活力。
3. 重视全面协调工作
要注意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建立健全农村经济发展机制,兼顾农村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农村的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共同进步。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分析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家财政注资形成的实收资本和公开储备,称为核心资本;二是作为附属资本的各种准备金。根据2004年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应建立在充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等各项损失准备的基础之上。商业银行计算各项贷款的风险加权资产时,应首先从贷款账面价值中扣除专项准备;其他各类资产的减值准备,也应从相应资产的账面价值中扣除。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仅按上年末风险资产余额(扣除委托贷款和拆借款项)的1%计提呆帐准备金,而数目更为巨大的专项准备和减值准备均未扣除,虚增了附属资本从而夸大了资本充足率。
为了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并逐步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我国政府在2003年底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同时划转2787亿元不良资产,并分别发行260亿元和233亿元次级债后,使得国有银行资本金数额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资产扩张速度快,而银行资本来源渠道单一,效益欠佳甚至亏损,几乎不可能用经营利润来补充资本金,大量的呆帐核销更是侵蚀了银行资本金的基础,财政受财力所限也无法拿出足够的钱继续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导致资产规模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资本金的增幅,资本充足率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
二、主要成因
(一)受制于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和先天不足
尽管10余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不断推行银行商业化的改革,但由于商业银行经营者受制于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缺乏风险意识,加之一些政策性和非商业化潜在因素的存在,如不良贷款最终需要国家财政核销及前些年银行监管力度不够,银行资本对于经营决策者的约束机制难以形成。
(二)一味追求规模扩张带来负面影响
从运作上看,我国经济的发展,在过去20多年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8%的奇迹,这确实为商业银行适度规模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机遇,而且为赢得银行间的竞争优势、追求适度规模经济效益提供了前提。从经济增长的周期来看,经济的增长是存在波峰和波谷的,波峰时期投放的大量贷款极可能就是波谷时期的不良贷款,而且还有国家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把握规模增长的度,使规模与资本相匹配。
(三)外部干预和腐败行为侵蚀
从外部环境看,银行系统在计划经济时期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使得银行充当了“财政出纳”的角色,一个时期地方行政干预达到“有恃无恐”的地步。在银行体制改革中,这种状况也时有发生,只是转换了方式,由过去行政的指定令变成了行政商议,或谓之“支持地方经济”,这尤其表现在贷款的争夺。
三、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方法
(一)提高管理水平推行全面风险管理,严防新增不良贷款的发生
以前不良贷款、“一逾两呆”最后侵蚀资本金的问题极为严重。据统计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2002、2003年不良贷款高达20%以上,而若严格按国际标准衡量这一数字能达到4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是无论如何也搞不好的。要尽可能的减少不良贷款以使得资本充足率达到甚至超过所规定的水平。
(二)通过公开上市以充实资本金
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上市,不仅是产权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募集资本金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惯例。国际上著名的大银行几乎都是上市银行。目前,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银行有900多家,东京交易所有160多家,香港也有40多家。现实地看,通过银行上市就可筹集到数量可观的资金,使社会资金成为银行资本金募集的强大后盾,为银行的持续经营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可以增强银行经营的透明度,使银行承担更大的责任,受到更多约束,利用多方面的监督来促使银行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资产质量,是建立起现代银行制度的必由之路。
(三)发行长期次级债券,提高附属资本比率
针对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核心资本比重过高,附属资本严重匮乏的现状,发行长期次级债券,提高附属资本比率,进而提高资本充足率,不失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优良途径。银行通过债权融资可避免稀释利润或削弱管理层目前对银行的控制权,银行还可从税前盈利中抵扣对资本票据支付的利息,这将带来可观的税收方面的好处。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券来增加银行附属资本的方式,较好地利用了银行资本与长期债券互换的理论,并可实现债权融资的杠杆作用,在国际银行界已被广泛使用。
关键词:合同市场 内生 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市场的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 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 ——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化计划(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市场化
由于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现在我国天然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过去的城市天然气企业垄断行业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的天然气企业应该转变思想,改变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式,了解现在的天然气市场,天然气与电力等新能源的市场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要想在新能源的日益强烈的竞争占有一席之地,天然气企业必须进行新的营销策略的推行。
二、天然气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
天然气的价格传导机制没有建立健全,我国的天然气企业主要赚取的是价差,依据我国目前天然气的发展趋势,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并没有制定出相关的管理制度来完善价格传导机制,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天然气价格还会出现,价格倒挂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天然气的市场营销产生不良的影响。其次,我国天然气企业长期的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垄断经营模式,天然气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管理理念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的弊端就是轻视市场的需求,不在乎客户的需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人们意识到了市场营销的好处与作用。但是对于市场营销的经营理念还是不是很了解,对于市场营销的必要性还是没有清楚,有许多企业的经营理念还是停留在垄断阶段的经营模式,必须要正确的引道他们,改变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市场为中心,把市场营销的经营理念深入到企业的领导心中,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最后,就是不良市场竞争手段,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大多数的天然气企业都能够进行正当的市场竞争。但是也有少数的企业进行不正当的竞争,对客户的服务态度比较差,工作不认真,对用户带来很多不良的影响。
三、天然气市场营销中的管理问题
在天然的市场营销的管理上不到位,对于市场营销不够重视,对于新进人员的市场营销培训不到位,由于天然气企业对市场营销的不重视,导致市场营销的人才流失,储备不足。总之,现在天然气企业的市场营销人才还是不足,对于市场营销的培训计划和培训活动做得都不是很到位。对天然气的使用新技术还是储备不足,天然气的使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于我国的天然气技术也应该是比较好的,但是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对新技术的储备还是不足的,例如燃气热点和联供项目的技术就是不足,缺少确实有效的好的案例,这样也会阻碍我国天然气在市场营销中的竞争能力。
四、树立新的天然气市场营销理念
在营销的理念中,营销必须与市场相结合。只有时刻的了解市场和掌握市场变化的信息并做好市场调查,只有完全的掌握市场才能进行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只有依据市场制定天然气供应和销售计划才是可行的。制定营销策略时要根据市场变化而变化,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管理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天然气的销售市场。市场营销要以市场的需求为理念。要做好市场营销就应该做到诚信为重,客户是上帝的营销理念,提供好的天然气商品。天然气厂家也应该为客户提高优质的服务,坚强用户的负担。
五、天然气市场营销策略探析
(一)加快天然气的管网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天然气运输管网
由于天然气管道陈旧回导致管道的漏气和破损,对人们的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天然气管信息化系统的管理,保证能够为人们提供安全可靠的运输管道,这也是加强市场竞争能力的一个方面。其次,要提高天然气企业对外的形象,优质的服务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竞争力,现在的人们生活不仅仅需要品质,更需要的是优质的服务。天然气企业要想提高自己的销售量必须提高企业的服务意识,服务不仅仅是指提供售前和售后服务,还包括其他的可以便民的服务项目,只有赢得了消费者才能赢得市场,这是市场营销的主要手段和策略。
(二)加强营销团队的技术水平
天然气市场营销需要的是营销方面技术性人才,因此企业应该加强市场营销人员的技术培训,对于培训的内容进行认真的考核。通过对营销人员的市场营销策略的培训,使得他们更加了解市场营销的理念和策略,在培训的过程主要是加强营销团队的技术培训,只有过硬的技术才能在面临问题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解决问题。
(三)建立健全市场营销激励体制
企业应该建立营销的奖励机制,必须将市场营销人员的利益与企业的销售挂钩,才能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好的奖励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刺激销售人员,使得销售人员更加努力的工作,除了完备的奖励机制外还应该给销售人员提供升值的发展空间,这样销售业绩会更加可观。
六、结束语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关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宏观经济调控,为市场运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长过程相比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成长过程,政府所起的作用不完全相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和扶持起来的,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在市场化过程中,中国政府不仅承担着一些基本的职能:提供公共物品、宏观经济稳定、外部性的管制、制定垄断行业的法规,而且承担着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职能。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也就是政府逐渐转变职能、精简政府规模、改革经济管理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一、政府规模不断缩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政府规模小一点,对市场自由运行有好处,但是在市场失灵面前,政府也不能无所作为,政府应有适度的规模,对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上通常用经济自由化的尺度衡量市场化程度,对经济自由化研究比较著名的两份报告——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共同主办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以及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都运用政府规模的大小衡量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并且他们都认为政府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政府规模越大,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借鉴他们的方法,利用1992-2001年的数据,从政府收入、政府机构与人员、政府消费支出、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等方面衡量一下中国的政府规模。
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体现了政府在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形态分配中所能直接分配的份额,这一比重显著下降,说明从收入的角度看中国政府规模明显缩小。1993年政府收入比重从1992年的42.02%急剧下降到20.83%,原因是1992年开始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有小企业改革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政府从国有企业中取得的收入大大减少。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20.83%上升到2001年的25.78%,提高了4.9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财源因素,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的提高扩大了财源;第二是政策因素,清理和取消了已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三是管理因素,强化税收征管,有效地堵塞了税收流失的漏洞,企业缓税、欠税得到抑制。
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1992年为13.11%,2001年上升到13.58%,十年间政府消费支出比重变化不大。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24%上升到3.9%,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要求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等基础设施的配套,而这些领域都需要政府进行投资。
政府补贴主要指价格补贴和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占GDP的比重从2.88%下降到1.08%。在政府补贴总额中,价格补贴的比重从1992年的41.96%上升到2001年的71.19%,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的比重从1992年的58.04%下降到2001年的28.81%,价格补贴大大超过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成为补贴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价格补贴属于宏观调控性支出,是政府调节收入、稳定价格的一种手段。
政府机构规模和政府人员的数量也是判断政府规模大小常用的标准。中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缩减政府规模的改革,1998机构改革后,政府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由1992年的5.16%下降到2001年的4.56%。
二、政府管理体制日趋完善
中国政府初步建立了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了国家计划和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基本取消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计划总体上的预测性和指导性。财税体制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变,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体制正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运行,促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发展过热时,通过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增发建设国债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扩大内需。同时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如运用调节利息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信贷政策等工具改变货币的供应量。
全面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200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重点对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彻底清理。2001年11月,国家计委对于不需要中央政府投资、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总投资限额以下的项目,属于地方政府出资的由地方计划部门审批的项目,属于企业出资的由企业自主决策的项目取消行政审批,第一批取消的审批事项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需要中央投资的农林水利项目、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建设的社会事业项目、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商贸设施项目等。对其他不应继续审批的事项,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将尽快予以公布取消。对保留的审批事项,提出了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等具体措施。同年,国家经贸委第一批取消了30项行政审批项目,财政部取消七项涉及企业资产与财务的行政审批事项。除对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安全长远规划和合理布局的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继续保留由政府审批外,逐步取消其它审批事项。凡是能由市场调节的、能由中介组织提供服务的、能由企业自主决定的事项都由市场决定,行政审批制的改革促进了市场作用的发挥,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三、政府大幅度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政府已大大减少对价格的直接干预。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由1992年定价目录颁布时管理的141种(类)减少到2001年的13种(类)。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社会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比重分别从1992年的5.6%、10.3%、19.8%下降到2001年的2.7%、2.7%、9.5%。政府仅对极少数重要商品与劳务有定价权或价格控制权。《价格法》规定,在必要时政府可对以下五类商品和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1)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2)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3)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4)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5)重要的公益价格。目前,政府对价格的管理只是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持物价稳定、调节收入分配。
生产由市场调节。政府除了对少数重要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外,其余由市场调节或实行指导性计划。在工业品生产方面,指令性计划只局限于木材、黄金、卷烟、食盐和天然气等5种,其中木材、天然气和黄金只是在某些环节或部分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在农业生产方面,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对主要农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全社会各市场主体的生产主要是由企业和市场决定,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公平的生产和经营环境。
一、MPS退出的传统解释
MPS被SNA取代,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是有其必然性的。统计学家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研究,最后都指出, MPS与SNA相比,在方法上存在重大的缺陷。如沈士诚等[5]的研究。邱东教授[6]的研究,可以说是这类研究经典的总结。他通过对两大体系的比较研究,指出了MPS退出的内在原因:
第一,两大体系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不同。MPS产生于计划经济土壤,经互会国家又大多处于经济不发达状况,因而在核算体系设计上反映出这两大特征。SNA产生于市场经济土壤,其设计者又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因而, SNA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较多地反映发达市场经济的现实。
第二,两大体系的核算范围不同。从核算内容上看, MPS核算范围过窄,侧重于反映物质生产,侧重于反映实物流量,侧重于生产环节的核算,侧重于国内经济活动的核算,对第三产业的状况,对资金运动状况,对分配和使用状况,对国际收支状况反映不力,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中宏观经济管理对核算的要求。
第三,两大体系的核算方法不同。SNA以账户平衡表为主要核算形式,采用复式记账方法,可以系统地科学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MPS以单式平衡表为主要核算形式,采用单式记账方法。核算时往往注重平衡表内的平衡关系,而不大注意平衡表间的平衡关系,没有在方法上形成一个整体结构。这就难以系统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经济活动间的联系。[6]毫无疑问, MPS在方法上存在的重大缺陷,是有其被世界各国所弃用的方法论的内在原因的。下面所述,旨在将方法论的这些缺陷进行制度剖析,以揭示方法论缺陷背后的经济联系。这些新的发现,会促进我们在思考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不再局限在方法的某个技术问题上,而以制度变迁的整体思路来看待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制度的改革。
二、MPS退出的制度解释
为什么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模式选择上采用了SNA模式而放弃了MPS模式?笔者认为,对此需要借助制度变迁的有关工具来进行分析,这包括交易(制度)费用、外部利润和激励机制的分析。
1·MPS较SNA的制度费用要高交易费用是交易发生所导致的费用,在不同的制度下,达成交易的费用是不同的。MPS与SNA就是这样两种不同的统计制度。张五常[7]的研究指出,广义的交易费用这一术语,更好地解释应该是制度费用,这就解释了不同经济制度何以经济绩效相差悬殊的原因。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分析MPS与SNA两种统计制度的不同绩效。如前所述, MPS适用的对象是计划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经济并不发达。SNA适用的对象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当时的背景下采用MPS模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MPS对于中国当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核算基础。扩大开来,世界范围内追求经济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各国都在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国经济发展了,统计核算制度却没有将新的经济活动对象纳入核算体系中来,旧的核算方法及规则根本无法计入像第三产业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核算体系显然无法满足新的需要。
统计核算制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应用成本(制度费用)就远远高于一般的范围了。统计制度的绩效低于经济绩效。那么, MPS高于SNA的制度费用表现在哪?第一, MPS模式核算体系制定的成本加大了。这一成本的加大并不是指那些制定核算体系新增加的变化成本,而是旧核算体系制定的费用在新情况下出现了机会成本的加大。第二,将旧核算体系、旧方法实施的机会成本加大了。很显然,有些旧方法应用范围缩小了,甚至没有用了,那么,这种制度的费用相应就增加了。第三,摩擦成本加大了。由于不能准确、全面、一致地囊括市场经济体制中新的经济活动和现象,旧的统计核算制度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负担增加了。三方面的成本,造成了MPS制度费用的增加。而根据科斯定理,我们知道,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MPS制度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
2·MPS外部利润的存在即便MPS的制度费用很高,但如果没有外部利润的存在, MPS也不会被取代。这个外部利润,就是SNA所提供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潜在利益。当然,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个潜在利益,实际指的是采用SNA模式相对于采用MPS模式所能带来的各种好处,或言之社会收益。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假定之一,就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各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这种潜在利润是在A制度中无法获得的,但一旦将A制度变为B制度,这种利润就可以实现。SNA模式相对于MPS模式,解决了统计制度与经济制度的衔接问题,改进了核算方法,扩展了核算范围,使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基本方法论得以充分的实现,这实现了MPS所不具备的“外部利润”。当然寻求这个“外部利润”的主体,可以是以官方形式集中表现的各个主体的集合。
关键词:制度 税收矛盾 意义
一 、税收矛盾的概述
矛盾是指事物之间的差别。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存在各种矛盾,是因为有利益或思想的差别。一切事物都在矛盾与斗争中发展并贯穿始终。税收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税收矛盾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暴露的比以往更加明显。
税收矛盾包括狭义的税收矛盾和广义的税收矛盾。
狭义的税收矛盾是指传统的税收征纳矛盾,即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基于征纳关系紧张而产生的矛盾。
广义的税收矛盾既包括征纳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征税主体之间、纳税主体之间的基于税收利益分配失衡之间的矛盾。
二、税收矛盾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1.税收制度供给不足
1978年召开,我国正式实行改革开放,由此进入经济体制和模式的探索时期,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原来的利益集体解体并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在这个利益集团的形成期发生的社会内部变革使各地区和各阶层的利益获得机制有差别,从而拉大贫富差距。这急需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加以规范和纠正,然而在“摸石头过河”的体制下,税收开始无序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关系,却给大陆31个省市区相互间带来了明争暗斗的财税纷争,并成为当下产业结构跨省重组和国内市场统一的最大死结。
2.税收制度执行失范
税收制度供给不足的背后,普遍出现有章不循、有禁不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执法失范现象。地方政府无法在税收立法上施加影响,但在税收的执法过程中却寻找机会,采取非正式甚至违法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从国家利益的守护者变成地方利益的保护者,为了吸引大企业的投资大开税收优惠的条件,而且还对大企业欠税、偷税等行为明惩暗保。这种税收的无序化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加剧了税收矛盾。
3.利益格局形成并分化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管辖下的资源配置不透明和不公正是舍狐疑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税收制度缺失的背景下 ,各市场参与者税负承担有差别。人们对利益追求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由于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集团利益都具有排他性和独享性,既得利益关系稳固以及利益差距迅速扩大的过程,催生了税收矛盾的产生。
三、当前税收矛盾的主要表现
1.税负不公
2010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福布斯》公布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大陆排名第二。我的税收负担问题本来的就饱受争议,一方面是从1996年到现在,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率超过GDP的增长率,纳税人税收负担过重,另一方面是现行的税收制度下,税收的横向不公平。比如,在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体制下,公有制企业和大的民营企业工薪阶层成为主要纳税者,负担的税收负担超过百分之六十,而中小企业新富阶层的逃漏税现象比较普遍。在所得税方面,国有控股企业既是纳税人,又要向上上交利润,在税收负担上模糊不清,而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确是明确无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让民营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2.税费失衡
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虽然得到了部分税收收入的分配额,但地方税制并未得到大调整,基本延续了过去的税收制度。在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和“让权放利”的激励政策下,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驱动,税费失衡、以费挤税的现象加剧,收费的恶性扩增,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给我国的税收环境造成极大危害。
3.行业重复征税
车辆购置税,主要是要筹集交通基础设施养护和建设资金。而现在,随着燃油税的征收,养路费等交通行政征费已被取代,显然,车辆购置税如果仍旧以“筹集公路建设资金”的名目继续征收,属于重复征税,这不仅损害了税收的公正和公平性,也不符合税收民主原则。此外,房地产领域也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在目前的房价构成中,有契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印花税,另外,还有房屋销售所得税和二手房转让税等等。很明显,在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复征收的,正因为如此,税收成为了房价居高不下的推手之一。
4.分配不公
税收对初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效果不明显,目前我国有一部分人财富积累很快,像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民航等行业的收入高于其他行业5-10倍,但纳税贡献率却很小,高收入者钻了空子,而低收入者却是纳税主体。这种不合理的税收调节,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也造成人们的仇富心理,同时降低了人们对税收的遵从度,使税收矛盾日趋激烈。
四、我国应对税收矛盾的解决之道
1.整合税收矛盾
在法治的基础上,整合税收制度,规范利益分配关系;建立和维持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利益最大化的税收秩序,整合税收管理行为和方式。
2.规范纳税评估和弹性征税
由于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而被评估的80%的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纳税评估本身具有调节空间,将其制度化,让“利益”可以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征税妥协,这样可以使纳税人感到好处,提高了纳税遵从度,化解了税收矛盾。
3. 提升纳税服务观念
税收管理是帮助纳税人履行其纳税义务,实现其社会使命,而不是通过监督控制纳税人。税务机关的目标是确保公共利益观念,是要创造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而不是超额税收。服务公民而不是顾客,确保税收的运用是服务于公民、为公平谋福利。
参考文献:
[1]王守昆.对我国税收改革原则的再探讨[J].税制研究,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