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文明的看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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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现代文明的看法范文

希夏邦马的前进营地位于海拔5630米，在野博康嘉勒冰川的末端，没有太多植被，野生动物却不少，野兔、野鸽子、乌鸦、雪鸡经常在我们帐篷边上转悠，也不太怕人。

因为可以用牦牛运送补给，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希夏邦马前进营地比珠峰条件好很多，物资颇丰富，帐篷内有折叠的桌椅，还有发电机可以全天供电。饮用水是从旁边的小山坡上背来的，路不太远，但每天要背上十桶，是比较辛苦的。

经常下雪，有时候早上醒来，营地已经是白茫茫一片。晚上最低气温也就零下十几摄氏 度——9月份的山南，在这个海拔上，这个天气算是很舒适的了。

营地里一人一顶帐篷，很惬意，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

餐厅也是活动中心，一些队友喜欢打牌，主要是四个人的拱猪，输了就钻桌子。

登山队员在山里都吃些什么呢？这次攀登希夏邦马峰，饮食供应方面分三段：大本营、前进营地、冲顶（一号营地到三号营地），这三段的食物配给是不一样的。

大本营的生活条件非常好。饮食方面，正餐三菜一汤，甚至可以吃到西餐和火锅。大部队向前进营地开拔之后，后勤也随之跟上。但再向上就没这么优裕了，一号营地到三号营地属于高山营地，厨师和大量的装备都上不去，配给的是高山食品，比如压缩蔬菜、维生素、巧克力、果冻、苹果和梨等，它们的特点是高能量，而且运送比较方便。如果能烧水的话，就可以泡方便米饭、泡方便面，至少保证每天能吃到一顿热餐。

在山里，空气稀薄，高山反应令人无法入睡，甚至没法洗脸刷牙洗澡，每天吃的都是同一种饭菜，有时还没有热饭热菜可吃，物质条件艰苦，更不用说随时要面对危险环境了。这样的日子有的时候让人感觉乏味至极，痛苦不堪，忍不住要骂自己！可爬着爬着，还没登顶，又开始想下一次该登哪座山了……

现代文明提供给城市人太多的生活享受和方便，以至于我们熟视无睹，已经不懂得珍惜。在山上待一段时间，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没有热水器，没有电灯电话，甚至连空气里氧气含量都是不足的，再返回城市，看到一切都是新鲜、可爱、可亲的。这种体会让我重新审视、珍惜自己长期忽略的许多东西，唤起我对现代文明生活的热爱，也学会对周遭的事和人更加宽容。

俭朴的生活方式对环境更加有利，包括饮食上的俭朴。吃素原来是教徒或修行者提倡的生活方式，并因此排斥肉食，将之视同杀生。但在今天，吃素被赋予了环保的意义：美国的一个肉食者每年比素食者多产生1.5吨的二氧化碳，因为肉畜会排泄大量的甲烷和氨气，同时肉类食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石化燃料，也排放了温室气体。吃素竟与使用再生能源一样，成为遏止地球变暖的重大行动！

第2篇：对现代文明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生态视野；沈从文；生态问题；生态意蕴；生态思想

沈从文生于1902年，卒于1988年，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原名为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著有《老实人》、《阿丽思中国游记》等小说集，《云南看云集》、《不知为什么忽然爱上你》等散文集，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于浪漫主义，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浓郁地方色彩，彰显乡村人性所特有的风格和特点，这与沈从文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态度密切相关。本篇文章主要对生态视野下的沈从文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论述，对生态问题的补救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希望能够对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构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沈从文的生态思想

对沈从文的生态思想进行分析，主要需要从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具体内容和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形成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以下为对这两个方面的具体分析。

（一）沈从文的生态思想

沈从文的生态思想具体分析，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为生态自然观、生态哲学观、生态伦理情怀以及生态正义观。

1. 生态自然观

沈从文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能够在沈从文的《蜜柑》等小说集、《云南看云集》等散文集中清晰可见，热爱自然、向往自然也是沈从文生态思想中的重要要素。沈从文所提出的“神即自然”思想，也能够彰显沈从文对大自然的独到见解，是沈从文对自然的深刻体会[1]。

2. 生态哲学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世界的核心问题，也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中，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在沈从文的思想观念中，将“人与自然契合”作为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将生态哲学观念融入于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2]。

3. 生态伦理观

沈从文的个人经历和生活环境为其文学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沈从文对生命意识也随着其文学的创作不断升华，达到“博爱”和“生态良心”等思想境界[3]。

4. 生态正义观

沈从文对征服统治欲望的批判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塑，在其文章当中十分常见，沈从文的文章也带有一定的批判文学主义色彩，也同样是沈从文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是沈从文生态正义观的具体表现[4]。

（二）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形成

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形成与沈从文的文化水平以及生命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直接影响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风格以及生态观念。

1. 文化渊源

湘西是沈从文生长的摇篮，也是沈从文生态思想孕育的重要场所，沈从文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点的作家，他积极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作家的文学创作方式，进行自我创作手法的创新，沈从文生态思想并不是对其他思想的生搬硬套，而是具有对当前现实社会的一种批判和怀疑态度，具有超前的眼光[5]。

2. 生命体验

沈从文有着学生、军人和作家等多重身份的经历，同时在乡下的生活和城市成活的对比，也为沈从文带来了更多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经历，为沈从文文章中心思想的写作和文章中生态思想的渗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沈从文创作中的生态意蕴

沈从文创作中的生态意蕴主要表现为“乡下人”意识：生态的标尺；“桃花源”：诗意栖居之所；“失乐园”：贫血的荒原；女性：生态的表征四个模块。

（一）“乡下人”意识：生态的标尺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具有独特特点和风格的作家，被称之为“艺术家的小说家”，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沈从文创作中乡下人的意识主要来源于沈从文独特的生态视角，正如当代文学家罗成琰先生对沈从文的评价：“在所有现代中国作家中，始终保持着‘乡下人’的意识，拒绝被都市所同化[6]。”沈从文“乡下人”的意识，使得沈从文更加热爱生命、热爱自然。

（二）“桃花源”：诗意栖居之所

“桃花源”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所描述的场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7]。”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世人所向往的场所，桃花源同样也是沈从文所向往的生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生态文化中的最高法则。

（三）“失乐园”：贫血的荒原

人们向往“桃花源”，却由于当前社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破坏，逐渐成为了“失乐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贫瘠的土地、虚伪的人性和繁忙的都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逐渐减少、人之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自然成为了人们征服和掠夺的对象，在这一点中，《腐烂》、《黄昏》等文章中都有所表现，描写了出一幅当前社会中生态破坏之景。

（四）女性：生态的表征

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天然的同一性，自古以来人们就习惯把大地比作母亲。沈从文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女性崇拜情结，对女性有着一定的尊重情感。沈从文认为，女性和自然同为一体，女性同样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对女性多有赞扬之情。在沈从文的笔下，有很多文章中，都借助青山绿水或者绚丽晚霞，来展现女性的柔美和清丽，在晚霞中是那么的婀娜多姿，引发联想。与女性的和谐相处，正如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女性却遭遇着不同的待遇，甚至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例如在小说《丈夫》中，女性的命运是卑贱的，是处于屈辱和服从的地位，是对女性不公平的一种表现。

三、生态之境的重建：生态问题的补救之方

生态之境的重建，首先要分析生态问题的文化根源，其次在明确问题的基础上，寻找生态问题的补救方法，以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生态的平衡构建。

（一）生态问题的文化根源

文化力量和文化氛围的构建对于生态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生态问题从根源上来讲，也是一种文化问题，是由于人们对生态保护的认知能力较差所造成。正如著名的生态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所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文化体系的构建对于生态文明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影响。

沈从文较为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生态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忧虑情感和居安思危的态度。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能够感受到沈从文对社会的希望，对人与人之间冷漠的斥责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渴望。沈从文将文学创作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融为一体，这种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沈从文看来，都市现代文明是导致生态失衡的内在根源。如果说，鲁迅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武器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批判的话；那么，沈从文则以湘西本土文化为参照，对都市现代文明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二）生态问题的补救方法

生态问题的补救，首先要保证自己能够拥有一个纯真、自然的心态，能够真正做到“皈于自然”。生态思想即为人类在科学认识自然界中一切事物之后，所形成的特定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点，沈从文虽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生态思想学习和相关哲学的思考，但是沈从文所著的文章当中，富含着诗情画意的诗篇和富含哲学思辨思想的散文，仅仅通过文章的阅读，便能够感受到沈从文思想中的生态思想以及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一直都是沈从文坚守的信念和追求，也是沈从文生态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在明确当前生态问题的基础上，对人们的思想和认知进行健康的教育和深入的指导，使人们能够具备更多的生态意识，形成一定的生态情怀，正如沈从文一样，更加热爱大自然，渴望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构建更多的“桃花源”。

结束语

沈从文的文章具有一定的生态学视角，在沈从文所著的文章当中，富含着诗情画意的诗篇和富含哲学思辨思想的散文，沈从文将“人与自然契合”作为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将生态哲学观念融入于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仅仅通过文章的阅读，便能够感受到沈从文思想中的生态思想以及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在当代生活中，我们需要具备沈从文一样热爱大自然，渴望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具备一定的生态情感和生态意识，正如沈从文一样，更加热爱大自然，渴望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构建更多的“桃花源”，创建文明、和谐和发展的社会新形象。

（作者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龚丽娟.和谐・诗意・虚无――东方文化生态视野中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审美理想之比较[J].广西民族大学，2010，（04）：105-106.

[2]纪秀明.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1979-2010）――兼论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的演进[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123-124.

[3]张丽军.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42-145.

[4]刘恒健.生态自然美及其有无之境――兼论生态美学视野中的自然美[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104-106.

[5]周璇，陈逸群，李颖，曹何稚，等.整体与碎片的辩证想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问题讨论会[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3，（03）：176-178.

第3篇：对现代文明的看法范文

摘要：本文通过国内外关于“现代化”这一进程的研究，通过比较“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两者的概念和外延之间的异同，认为:（1）提升人的现代性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2）提升人的现代性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现代化 人的现代性 内涵 关系

一、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Modern），通常作为一段时间的概念来定义。主要指当今这个时代，可以涵盖“当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古今对于“现代”一次释解各异。我国著名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就曾对“现代”一词做过这样的解释：“Modern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最先使用的，是相对于Medieval即中世纪而言的，即把文艺复兴看作一个与中世纪相对立的新时代。”今普遍的看法是：现代不是一个绝对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相对于传统而言的词语。

“现代化”一词来源于现代，主要是用以概括人类社会近期发展急速转变的一个过程。因此，“现代化”一词是表示一个动态的，不断进步的过程，而非固定的、静止的状态。

1．国外学者对现代化的释解

国外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可追溯到二战以后，但较集中的研究还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美国兴起。当时的研究中心主要是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过渡；发展中国家如何向现代化国家过渡，研究认为不发达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矛盾。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各有侧重。部分学者从历史发展纵的方面对现代化进行说明，如学者戴维・波普诺说：“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的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部变革。”部分学者却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变化。

从上述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普遍的共识是从十六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全面的、总体性的社会变革包括着社会的各个方面。然而由于各学者关注的焦点及所站的立场不同，故强调的方面也不尽相同。

二、人的现代性

对于人的现代性目前缺少统一、标准的定义的。从人的现代化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1)人的现代化是人自身生产、综合素质以及实践活动能够适应并推进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传统人像现代人全面转化的过程：（2）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文化素质的现代化；（3）人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价值观的现代化；（4）人的现代化是人的观念、素质、能力、活动、交往等各方面表现出的同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普遍而深刻的变化；（5）人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化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全面发展。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人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理解存在着的角度是多样的。

一般来讲，人的现代性的内涵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人的品质而言的，表现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的品质和属性；人的这种现代性的外延包括多种不同内容和形式，如人的社会意识的现代性、观念形态的现代性、心理状况的现代性以及行为方式的现代性等等。

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的关系

现代化的社会是一种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充分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社会形式。现代化社会的基础就是现代文明建设的核心，即人的现代性。马克思所言：“社会产生人”，“人产生社会”。一方面，“社会产生人”。因为人的活动时时、处处受到社会制约，人们的活动形式上是个人的而实质上却是社会的。

(一)提升人的现代性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

首先，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体系的健康快速发展要求人的发展。市场经济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目标，经济活动就是为了满足需求从而调动一些因素去追求最大的经济价值。生产是追求价值的过程，生产过程中人的体力和智力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直接影响着产出、利润以及经济的增长。

其次，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系要求配备发达的政治体系。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支持和协调，具有现代性的高素质的人才对于现化化的政治体系的建构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公益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经济的不足，而充分就业、稳定的货币购买力，稳定的经济增长等问题又对政治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现代化政治体系这种高要求必须需要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去建构。

(二)提升人的现代性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要

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的现代性也提出了要求，21世纪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人的竞争、国民素质的竞争。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人的现代性已成为我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首先，人的全面提高要求国民具有伦理道德素质，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治精神的基础是人的自律能力。而市场经济也需要人们必须有高度的自觉性，只有自觉地遵守社会中的各种规则，市场经济才能实现高效、有序的运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伦理道德经济，伦理道德经济指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规范以及相应的意识、信念和行为活动。我国经济社会中大到假冒、劣质产品，小到乱丢垃圾等现象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道德规范的建设和价值观的建构都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迫切需要。

其次，人的全面提高更要求人们具有人文素质。人文素质是具有现代性的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是人文科学、人文教育在教育身上所体现的成果，较全面的文化知识素养、较高品位的艺术鉴赏能力是构素质的基础。在生活中，我们总是批评大众文化的低俗、缺乏艺术感，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大众文化来自于国民文化素质的反映。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的对文化品位以及鉴赏力将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直接表现为综合国力的强大，一个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的现代化国家同时也是稳定发展的社会，它里面综合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换句话说，他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拥有民主政治体系下的社会稳定，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体系，不仅经济的发展要求国民素质的提高，而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体系和稳定的政治体系，较高的艺术鉴赏力都需要人去建构。因此，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是一个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的现代性是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两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整体。

参考文献：

[1]（美）A・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第4篇：对现代文明的看法范文

2012年3月，“毕加索中国巡回展”在成都当代美术馆举办，展览组委会精心策划了“毕加索与80年代新艺术”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国内的艺术史家、批评家、理论家共30余人参加。尽管与会专家发言的角度不尽相同，但议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下文中的毕加索；二是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切入，讨论毕加索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中国美术界视野的；三是，毕加索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

前些年，美术界曾流行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中国当代艺术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将西方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样式统统过了一遍”。这句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80年代尤其是“新潮美术”期间当代艺术界对西方现代艺术学习的情况。“毕加索与80年代新艺术”这个主题也正是基于这种现象而提出的。但是，这句简单的描述也存在不少问题，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并不是没有选择的，并不是所有的风格都赢得了中国艺术家的青睐。譬如，在80年代当代美术界，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波普”是比较流行的，像后印象派、未来主义、象征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甚至包括立体主义，其实并没有引起中国当代艺术家太多的兴趣。这是为什么呢？粗略地分析，就会发现，中国艺术家更偏向于第一类风格，主要是因为当时美术界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反传统、追求个性解放、推崇思想启蒙；相反，后一类风格在大多数人看来，仅仅只是语言、修辞方面的革命，并不能解决80年代当代艺术内在的文化诉求。对于80年代的当代美术而言，虽然说语言学的转向与文化诉求均重要，但两者比较，后者仍重于前者。也就是说，社会学的叙事远远大于审美叙事。

因此，在80年代的艺术语境中，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毕加索的意义主要还是来源于语言学，或者审美叙事方面。从当时的接受情况来说，一方面，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自身的发展进程与历史语境缺乏深入的认识，这就注定在接受的过程中会出现“错位”与“误读”。另一方面，向毕加索学习的目的，也主要是希望借助于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来冲击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于存在着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80年代的时候，绝大部分中国艺术家完全是从自身需要的角度来接受毕加索的（包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也同样如此）。至于毕加索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逻辑中到底有多重要，其实不需要有太深入的了解。于是，作为西方艺术史研究视域中的毕加索自然就给遮蔽了。

在“毕加索与80年代新艺术”的研讨会上，沈语冰教授的发言非常学理化，他着重谈到西方艺术史界是如何研究毕加索的。他介绍了四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约翰・伯格的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研究、符号学分析，以及女性主义研究。从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与成果入手，毕加索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意义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在其后的个人发言中，我谈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毕加索”，“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毕加索”。就第一个问题，我沿着沈语冰教授的思路，介绍了另外三种西方学界研究毕加索的方法。前几年，美国一位年轻的艺术史学者出版过一本专著，他对毕加索的研究既不是从传统的形式主义、也不是从前卫艺术的角度切入，相反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角度展开。他主要讨论了毕加索1912到1914年的作品，核心的论点跟经典现代主义的形式研究也有很大区别，他认为，毕加索这一时期的绘画主要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影响，具体的证据是，在当时的“拼贴”中，毕加索大量地使用了海报、包装纸，以及一些消费性的图像。此前的学者也重视对“拼贴”的研究，但他们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毕加索如何继承了塞尚的结构表现方法，如何将“拼贴”发展成为一种方法论，最终改变了形式与结构的发展轨迹。如果从使用流行图像的时间上看，毕加索自然就比安迪・沃霍尔要早近半个世纪。同样，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批评家罗萨林・克劳斯也提及过毕加索这一时期的创作，尤其讨论了1911年前后的作品。她的疑问是，为什么毕加索会在作品中使用红白蓝的条状形式呢？克劳斯认为，这主要跟毕加索当时的身份危机有关，由于受到卢浮宫1911年作品失窃事件的关联，毕加索担心法国政府将他遣返回西班牙，所以在当时的创作中，他有意识地使用了象征法国精神的红白蓝三种颜色，主要想表明自己对法国文化的认同。显然，这是毕加索当时的一个策略，但很少有艺术史家注意到这一点。不过，从研究方法上讲，克劳斯在讨论毕加索作品时，主要跟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史界有意识地吸纳视觉文化研究的一些方法相关。

在西方批评界与艺术史界，对毕加索雕塑创作的研究是非常普遍的。早在1948年，美国批评家格林伯格在《新雕塑》的一文中就着重讨论了毕加索作品中的拼贴。他认为，从拼贴――到浅浮雕，其形式与材料的表达反而为结构主义雕塑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就结构主义雕塑后来的发展，格林伯格提到了另一位来自于西班牙的雕塑家冈萨雷斯，他曾是毕加索的助手，后来独立门户，成为现代雕塑领域的一位重要艺术家。当然，格林伯格在研究毕加索创作对雕塑领域产生的影响时，似乎也有私心，因为，当结构雕塑发展到冈萨雷斯时，也就自然为戴维・史密斯的出现做好了铺垫。也即是说，美国后来这批雕塑家的路子是纯正的，它们的合法性是从毕加索开始的，是对形式――结构的持续推进。格林伯格的研究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如果按照他的思路追溯，就会发现毕加索开辟了一条不同于罗丹为起点的现代雕塑的前行轨迹。在这条脉络中，还可以将马蒂斯甚至更早的德加放进去。而事实上，这一批非雕塑领域的艺术家，其雕塑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压于罗丹及此后的现代雕塑家。同样从“拼贴”出发，另一种不同于格林伯格的方法是，从“拼贴”材料的媒介物性，然后将其延伸到对现成物的使用。如果这种研究成立，就会形成另一条不同于杜尚为代表的“达达”到――以沃霍尔为代表的“新达达”的路径。因为毕加索的脉络是从架上的媒介物性发展过来的，而杜尚、沃霍尔对现成品的使用主要是基于“反艺术”。

当然，另一种研究是将毕加索现象与现代艺术市场结合起来讨论。前两年国内出版了《制造现代主义》一书，其主要的角度就是从艺术市场与商业操作的角度入手。在本次研讨会上，沈其斌先生、吕澎先生也谈到商业运作与现代艺术所形成的“共谋”关系。在该书中，研究者较为细致地分析了毕加索不同阶段作品的收藏，以及商业运作情况，在这个过程中，还包括了展览与收藏家的推广。不过，从方法论上看，从市场出发已不再新颖。

在西方批评界、艺术史界，尽管研究者的方法十分多元，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就是充分肯定了毕加索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中的重要性。于是，这就自然会延伸到在研讨会发言中，我希望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下的毕加索”。也即是说，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认识毕加索、接受毕加索，以及毕加索到底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研讨会的发言中，许多批评家谈及中国的艺术家是如何接受毕加索的。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众多的原因中，最核心的一点是来自于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完成现代语言学的转向。这种对“转向”的诉求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一方面源于对既定的一元化的现实主义语言的批判；另一方面在于，在西方现代艺术与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中国艺术家不仅要摆脱“”以来的“艺术工具论”，还要从艺术本体建设的角度，将其推进到现代形态。这就意味着，和其它一些现代主义的风格相似，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所带来的意义主要仍体现为，它能为当时的绘画创作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

不过，“”结束后，新时期艺术创作的起步主要仍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开启的新局面。其内在的推动力，还在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反思”与“解放思想”。但是，从艺术嬗变的轨迹来看，变革之路仍然是从现实主义内部的裂变开始的，即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只有等到80年代初“伤痕”与“乡土”慢慢退潮之后，当代艺术的发展才从批判现实主义转到现代主义阶段。换句话说，只有到了“新潮”时期，西方现代艺术才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寻求变革的主要资源。但是，“新潮”期间的当代艺术并没有解决好“语言反叛”与文化启蒙的问题。前文提及的“语言学的转向”与文化诉求之间的矛盾在此时变得尖锐起来，最终出现了“社会学叙事”压倒“审美叙事”的局面。就当时的创作来说，1986、1987年前后，美术界一部分批评家、艺术家曾提出了“纯化语言”。所谓的“纯化”，实质就是批评“新潮”期间，一部分艺术家的创作仅仅是对西方现代艺术风格简单的、甚至是极为粗糙的模仿。针对“纯化语言”，批评家栗宪庭提出“重要的不是艺术”，相反主张“艺术需要大灵魂”。在当时的艺术情景中，栗宪庭的本意并不是说艺术语言的变革就不重要，而是与之比较起来，文化的反叛与思想的启蒙更迫切。这也是他提出“大灵魂”的真正意图。

在“新潮”期间出现这种矛盾，更为内在的原因是1985年前后，随着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在新的政治、文化、艺术的语境下，一批敏感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焦虑感。这种“焦虑”具有双重的维度，既有对现代化变革的焦虑，也有对文化现代性建设的焦虑。简单地理解，前者来源于国家希望在最短的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后者则来源于在西方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的刺激下，希望尽快地完成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按照现代性发展的规律而言，如果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步调一致，相辅相存，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将不会发生冲突。但实际的情况是，由于改革开放在不同领域推进的程度并不一致，难免会出现矛盾。换言之，一方面是国家在体制改革上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又担心西方现代文化中那些自由化的思想对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产生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领域都在国家有效的管理和把控范围之内，对于那些渴望现代艺术的艺术家而言，文化现代性的焦虑就会迅速的显现出来，譬如，如何在文化上拥有发言权和话语权，如何实现创作主体的解放与自由，如何让作品具有自身的文化身份等都将成为问题。于是，主流文化与前卫文化的冲突与砥砺、对抗与妥协成为了整个80年代文化艺术运动的主要特征。当然，仅仅从对文化现代性的追求角度讲，其维度也是多元的，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也保留了“文化寻根”的取向；既有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憧憬，又有对东方文化情怀的怀念。其间，最大的张力来源于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憧憬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即是说，在那个时期，越是渴望西方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就愈猛烈。

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表征，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冲突自然会在艺术创作中有所显现。换言之，“语言反叛”与“文化启蒙”之间的矛盾，最终也就会表现在“纯化语言”与“大灵魂”的碰撞中。也正是因为“大灵魂”占了上风，或者说“社会学叙事”压倒了“审美叙事”，这反而说明了一个基本的情况，即在80年代的艺术史情景中，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几乎是在一种错位、误读的状态下完成的。而且，一个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为了达到对抗现实主义的目的，我们在接纳西方现代绘画的同时，也接纳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于是，在短短的十年中，前现代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的都出现了。然而，问题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它会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我们在接纳西方现代艺术的时候，很容易就忽略形式变革背后所依存的线性发展逻辑。另一个就是造成空间、地理上方面的混乱，比如立体主义来源于巴黎、“达达”来源于苏黎世、未来主义来源于意大利，等等。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在接纳西方现代绘画的语言与风格时，几乎忽视了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所形成的艺术史上下文关系。既然存在着“错位”，也就必然会导致“误读”。于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那就是需要认识到，西方现代绘画是在分裂的现代性中产生的。如果不注意到这个特点，中国的艺术家在学习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风格、语言的同时，就会仅仅停留在表面，会忽略形式背后所置身其间的艺术史传统，这个传统不但与19世纪中后期的前卫艺术传统相关，也与西方至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批判精神紧密相连。

所谓当代艺术的“三级跳”，也就是在这十年中，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接跨入到后现代。“三级跳”的背后其实也是当代艺术在这个阶段需要同时完成的三项任务，一个是打破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另一个是实现本土艺术的现代转型，同时还需要消化西方的后现代艺术。在西方艺术史的进程中，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差不多用了一百年的时间，而我们只有短暂的十年。或许是因为时间太短暂，这三项任务最终都没有完成。譬如，就现实主义内部的变革来说，以“伤痕”、“乡土”为代表，艺术家用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打破了“红光亮、高大全”的创作模式。但很遗憾的是，这种批判性的传统并没有得以维系与延续。而且，当时的批判现实主义仍然无法回避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因为“伤痕”的出现，原本就是国家自上而下“反思”的结果。所以，一旦后来的政治思潮发生了改变，艺术家也就策略化地开始淡化作品的批判意识。其实，在这“三级跳”的过程中，还出现过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批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博弈。虽然在“新潮”期间，现代主义的浪潮曾压倒了批判现实主义，但是，90年代初，以“新生代”和“玩世”为代表，在反“新潮”宏大叙事的思潮下，现实主义又重新占了上风。不过，“新生代”与“玩世”所带来的也是一种变异后的现实主义。就现代主义的转型来说，虽然我们向西方学习，但最终并没有出现类似于西方的，以纯粹的形式反叛为目的的现代主义革命。相反，我们几乎是在同时接纳了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艺术，这两者之间的博弈，反而让我们忽略了后现代主义原本就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抑或是解构。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几乎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起步的。首先，当代美术置身于社会学转向的文化情景中。1992年，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开放对其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接踵而来的是商业社会、都市文化、流行文化的兴起。其次是艺术语境的转变。1989年的“现代艺术展”标识着“新潮美术”的式微，因为当早期的文化批判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答案时，这也意味着此前那种宏大、崇高、充满启蒙意识的现代主义叙事方式的没落。尽管这一系列变化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充满戏剧性的是，90年代初的当代艺术几乎完全与80年代脱节。更为严重的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当代艺术原本具有的批判性与前卫意识开始遭到各种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功利主义的剥落与吞噬。

第5篇：对现代文明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现代性社会学反思性韦伯福柯

〔中图分类号〕C9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121-08

追溯现代性话语的研究谱系，依靠哲学式演进思路进行梳理解读的研究成果占主流，体现出浓厚的抽象化学科特征，与嵌入现代性研究图景中的社会学视角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明显缺少社会学持久关注的以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为核心的主题内容。二者比较，社会学更能契合“深描”现代性和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需要。社会学重点关注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理解现代性，即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展示现代性的发展脉络与结构特征，这和许多学科对现代性的阐释有了截然不同的论调。因此，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重新反思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社会学独特的学科优势和研究特色，有利于厘清现代性的内涵。同时，社会学的学科视域涵盖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现象及其有待阐释的相关时代议题。

一、融入现代性：思考背景和蕴涵价值

多维多变的时空观创造了一个“新面孔”――现代性，其作为现代社会的思想代言者，在宏观叙事结构层面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回应了社会结构变动的走向。因此，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需要跨越“断裂性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形塑了每段社会变迁的时空边界，也引发了日常生活中社会个体的适应性问题。进一步来看，“断裂性鸿沟”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转变，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调整，着重体现在文化观念协调、代际关系处理、经济社会地位调整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对日常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关于现代性出现后的复杂性，吉登斯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强烈化更加普遍化了”。①

现代社会面临一系列挑战，从宏观社会结构到微观个人日常世界，由于原有社会发展“轨道”出现了变动调整，社会思想认识容易陷入失序状态，这些历史事实逐步投射到社会结构中产生连带影响。随着社会结构形式和内容发生大量变化，直接导致现实生活世界呈现出碎片化的可能，使得社会个体对自身所处时代的变迁无法理解，也想象不到社会发展远景的清晰全貌，更无法指出这对理性产生的深远影响。因而，现代社会的整体架构需要引入新的话语来诠释当下的时代特征及其价值，通过这种方式把现代性全景和个人生活经历整合为一体，有助于厘清时代论题背后的现代社会本质。可想而知，每个转型断裂时代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评判尺度，以概括当下世界的内外状态，如果不具备相应尺度，会导致现代社会的理性可靠性被质疑。所以，期盼出现更为坚实的理性知识观，清晰地阐述现代社会的思想轮廓和实践经验。

提出现代性的意义，重点在为多变社会转型状态下现代性匹配好相应的社会图景，并与以往曾发生“断裂”的动力机制区别开来。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性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有三个支撑点：一是现代社会已形成了变动不定的时空观。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互动格局中，互联网、通讯设施及交通设施等大幅改进和持续创新为认知现代性提供了充分注脚和现实例证；二是全球化演变成为现代性的“民间版本”。全球化目的不是消解异质性，相反保留了特质，消除了地域界限，并为现代性完成推进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历史任务不断进行实践层面的努力。围绕全球化的推进力度和发展趋势，仅依靠反思性的个体化力量无法准确把握，需要差异化的社会个体/共同体同步互动交流达成共识，并借此厘清历史变革背后的真实社会秩序；三是当“异化”成为一种常态，技术制度化成为主流话语，现代性时代主题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确立。当下社会状态已把暗藏的结局逐步展现于人类历史整个视域内，技术与人的同一性为反思该现象作了更为简洁有效的回答。

现代性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和结构化演进路径，其特征正不断走向明晰化、透明化、具体化。正是由于现代性源自现实的现代社会，要贯彻反思性就得深入到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的每段实际发生过程，感受来自现代社会一系列实践中的反思。所以，现代性的真正价值在于重建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思想历程变化。在实际重建过程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现代性反思主题，现代性内容在反思作用下通过自我解构的方式呈现于人前，并在现代社会的真实场景里得到见证。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体的反思能力，现代性和反思主体总是徘徊于传统与现代社会互动的边缘，双方通过概念、特征的再理解、再解释，互换观念加深认识。当反思主体进入现代性世界后，如果没有深入观察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带来的冲击和后续效应，必将自我迷思和茫然。当然，现代性也需要以反思主体作为互动载体，充分展示现代性在不同类型社会的存在形式、实践状态和个体影响。

由此，现代性通过对现代社会进行全方位 “扫描”，影响现代社会的理性行动者――现实世界生活中有自我行动能力和认知意识的个体。与此同时，理性化的现代性又引导着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个体，完成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生成和秩序塑造，从容地把现代性知识镶嵌到社会的理性视角中。进一步来看，要深入理解现代性带来的现代社会结构化变革，并对其所处的变迁/转型时代进行理论判断，依靠新的社会理论反思和解构方式重建及解读现实生活世界的社会结构特征，同时提出新的概念框架建构和巩固现代社会的观念根基和运转逻辑，消解那些在理论层面上原本无法应对的现代性多重困境，远离现代性“认识误区”和“理论陷阱”。

二、现代性的概念化梳理

现代性可以理解成对各种理论进行批判、反思、解构及再建构的变化过程，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他们各自认同的概念范畴差异很大，相互之间时有观点争执抑或态度冲突，但这也为厘清现代性提供了进一步对话交流的场域。现代性的概念解释虽纷繁复杂，但通过比较分析其不同关注点，可以归纳出一系列典型特征。

解读现代性可基于社会学研究的三重视角展开，分别为理性的现代性、类型化的现代性及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就理性的现代性来说，在观察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个体更多的是以理性为中心逐一探讨、对话以及梳理影响现代社会形成的“前因后果”，并在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中确定其范畴变化，同时注重体现理性对整个社会结构整合与离散的形塑逻辑；着力体现时空发展阶段、社会形态特征、社会反思性等研究主题，关注这些领域十分契合类型化的现代性对象指向要求，它试图在社会整体与社会行动个体之间寻求理论思考和观点互动的张力；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则重在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等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走向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个体以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社会乃至处理二者之间认同或背离的关系状态。就此来说，无论现代性在理论和实践中涉及到哪一类具体的对应领域，都能挖掘出它与时代精神变化、社会发展变迁历程之间互动融合的“亲密程度”。

第一，理性的现代性。以现代性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为研究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如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理性启蒙时期，到工业社会开辟新天地，这些都为其诞生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孕育土壤。特别是，理性占据着相对拥有丰富内涵的现代性内容，甚至横跨从古典社会理论到现代社会理论中有关现代性的诸多论述，“理性”这一中心概念凝聚着涂尔干、齐美尔、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对现代性所持的学术立场和社会情怀。[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理性化的现代性，在社会学理论指引下，凝结成“思”的状态，言说着正处在社会转型时论扩展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空间。

回顾现代性在传统社会/古典社会理论时期或向下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前移几步，不乏理性主义者的身影晃动，包括齐美尔、韦伯、哈贝马斯等人。相对哈贝马斯而言，齐美尔和韦伯更像是理性的现代性拥护者中坚守传统主义的一员，他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存在着更多交集，如理性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都极为重视工具理性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理性增长带来的双重后果，尤其关注经济因素在推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塑造，这可以从齐美尔对“货币哲学”孜孜不倦的探索，韦伯对宗教、伦理及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中探知清楚。而哈贝马斯将齐美尔和韦伯的理性主义思想向前再推进了一步，强调理性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突出理性运转逻辑的双重性特征：工具性和沟通性，治愈“现代性的病理”，顺利走出现代性的历史循环困境。

第二，类型化的现代性。细数史上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们，他们在围绕现代性这一理论命题和社会实践具体环节的过程中，并非都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价值取向和研究立场，而仅有寥寥几位社会学人参与其中，把现代性作为其学术历程中颇为厚重的一条主线，这几位社会学者由于自身的思考积淀程度厚薄不同和学术目标指向各有千秋，反映在现代性的类型化起始点选择上的重大差别，如比较典型的晚期现代性（吉登斯）、[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流动的现代性（鲍曼）、[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自反性现代性（贝克），[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等等。

在涉及到类型化的现代性相关内容的社会学家们眼中，现代性本身带有鲜明的现代社会时代特征。如吉登斯谈及晚期现代性，指明现代性与技术、制度等消融在一起，意味着与工业化的凭证或代言人纠缠于现代社会图景中。现代文明的特征多样性更多体现了现代性的存在意义，工业化世界在不断从片段输入到整体的过程中证明了现代性的象征符号内涵。再看鲍曼重视的流动的现代性，看到现代性本身在动荡中成长，多维多变的特征预示着其性质的不确定性，通过对现代性自身性质界定其定义，发现了全新的维度和视角――动态化的现代性。与前两者相比，贝克则开辟了截然不同的另一条现代性思考道路――自反性现代性。在贝克的理论构建历程中，自反性现代性是第二次现代性，是对第一次现代性的积极质疑和有效回应，他着重阐释的自反性带有双重特征：自我消解和反思。其中，自我消解的自反性是站在与现代性相对立的位置上，形成“自我对抗”、“自我抗拒”，导致部分冲突性的社会后果出现；反思的自反性与自我消解的自反性区别明显，而自反性的反思特征实质上是现代哲学对现代性所依附的哲学思想传统的适度批判和理论建构。

第三，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在福柯看来，应采取一种批判式眼光审视“现代性”的存在，自启蒙以来，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及其附属物需要有限度地运用“理性精神”，并在厘清启蒙与现代性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划定理性在启蒙历史以及整个社会变迁历程中的活动边界，赋予其灵活性、可及性、有限性的特征。也因为现代性历史缠绕及其观点复杂并存，清理其被赋予的含义和意义就成为一件短时难以完成之事。福柯曾经用一种略带反讽的语气委婉地表达了对“现代性”认识的困惑和不可能性――似乎四处贴满标签才能证明它或者类似的概念存在。关于这种疑虑和不解其实也能从福柯围绕现代性所表达的另一种观点中看出端倪，他“主张将‘现代性’理解为某种特定的态度，而不是特指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作为一种态度的现代性，就是对现实所采取的某种模式。进一步强调对现代性的态度，就是对于现实的某种关系的模式，意思是指同现实所保持的关系”。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123页。由此看来，福柯的研究工作揭示了现代性自身 “不可捉摸的状况”，其产生过程虽然越来越凸显复杂性，但仍然取决于现代社会发展历史和理性实践事实关系的清晰程度。

综合来看，现代性谱系中的各个时点概念在不同社会理论/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发展阶段互有交织，共议论题甚多。同时，该思想空间充满着无限解读张力，其理论饱和度也从未停止变化增长。在社会结构不断自我演进和现代社会发展实践过程中，现代性历史内涵逐渐凝聚形成，足以使其能够支撑和回应人类文明社会种种复杂变局的挑战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现代性与社会学同行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除了在社会学的学科范围内成为一类流行的讨论主题，也有逐渐转变为一个属于通用范畴基本分析单元的趋势，还在哲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内多姿多彩地演绎变化着。一般来说，社会学对现代性的阐释是把其还原到现代社会的真实语境下去重新解读的结果，并对其多维的元成分内容进行再组合建构出来。

不少社会学家认可现代性成为现代社会的驱动力，并指出社会学崛起对现代性后果的意义。社会学研究背景其实就是现代性，社会学从古典阶段向现代阶段转移的内在驱动力实质是对现代性不断寻求在社会层面予以解读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社会学作为关注现代社会制度性转变过程的学科，其产生与现代性的衍生规律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同时，社会学属于一类分支领域庞大且复杂的学科体系，从学科演进史看，其经典理论视角全面、观点多元，兼具宏观、微观分析角度。因此，外界很难用一套完全相同的方法重复多次地论证社会学的存在性和价值性，而且，面对社会学“浩如烟海”般理论体系分布，任何尝试简化社会学的意图都是不切实际和难以实施的。然而，通过梳理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相关内容，从中挖掘出以现代性为主题的分析要点和显著特征，并相应抽离出一系列参照概念解读现代性：“第一个概念涉及到对现代性作出制度性诊断，第二个概念与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焦点‘社会’有关，第三个则是社会学知识和这种知识所涉及的现代性特征之间的联结点”。[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页。

上述从社会学学科视角引出了现代性三个概念，实际上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制度维度，现代社会结构中以社会为核心主题的角度以及现代社会知识观三个方面，严格界定了二者交集范畴，明晰了社会学和现代性的真实关联程度及互动方向，因此，现代性也成为理解社会学“社会”内涵起源地的重要一环，这是以追述“社会”为线索，呈现两者正在同行的完整过程。但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与社会学的“携手同行”充分反映出现代性的历史命运和社会学的时代变局，因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最强音符”，支持和推动着现代社会的种种变迁和转型。现代性多变和不稳定特征也颠覆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结构，创造并诠释与现代性相容的成长空间，顶着社会学符号的现代性坐标也会随之发生转变，它以往展示人前的“整体面貌”正在闪烁不定，失落、缺失并不是现代性理性化的后果，但之后到底是什么尚无法完全确定。

通过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和整体状态可以重构现代性的结构领域，同时促使其自身不断反思社会学知识以及对现代性起作用的行动范式。现代性有时无法用一种明确而准确的说法来描述或定义，这种状态等同于现代性所承担角色不断转变的过程。吉登斯曾经恰如其分地指出这一点：“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页。在吉登斯理论话语的诠释下，对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认知不断获得强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为现代性增添了“孕育”其产生的时空背景和来自社会变迁、转型的经验事实支撑，而从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到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观念演进变化，则为现代性的思想内容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多元化观点。因此，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双重视角聚焦，摆脱了以往社会学各种视域传统限制，把现代性最为真实的一面呈现于现代社会空间内，有助于全面理解现代性的内涵、特性、指向及局限。所以说，现代性和社会学特征的密切程度用二者同行来表达恰如其分，社会学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在追问现代性定义中一步一步走向真实的“自我”。

同时，现代性成为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整个社会理论体系、分析概念和实践路径都频繁地与现代性进行直接或间接互动，以此来建设甚至“规训”现代性理论内容和行动策略。而且，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建构产生了双重效应：其一，塑造了社会学视域中的现代性，把社会学想象力加入到现代性日常活动中，可以说现代性的社会学色彩浓郁，其社会学思维、行为特征明显；其二，现代性“改造”了社会学所能覆盖的对象空间，传统“残留”的社会学功能作用领域正在被扩大，即现代性重塑社会学的可及性日趋明显。因此，现代性与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对接结果，为其赢得了社会信任和各方支持。

吉登斯有关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与社会学相互纠缠的特性，明确指出了二者同行在社会学语境下的解读和被解读的现状，现代性进一步成为反思对象，尝试用一种学科思维的方式，即依靠带有社会学学科特征的分析立场阐释问题和提供解决方案。现代性命运变化更趋复杂，而现代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学思考立场的转换。可以说，现代性已深深嵌入到社会学的学科知识生长和理论逻辑演进的历程中。

基于上述分析，社会学和现代性具有内在的关联发展逻辑，无论抽象价值还是社会事实都会体现在被社会学日常关注的主题之中。同时，社会学与现代性正处于互构共生的状态之中，社会学的诞生被现代性的内在特征打上了牢牢的时代印记，而现代性也紧接着嵌入到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

四、现代性理论反思与再实践

由于现代性与社会学的“纠缠互构”特性，社会学的理论源起及其发展同时涌现出现代性的几个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是古典时期的现代性，韦伯提出“理性化”概念为其确定了发展方向；第二个阶段是现代时期的现代性，“现代化”作为主题取代了他题，成为不同学科领域学人共同探讨的题目；第三个阶段是当代时期的现代性，吉登斯批判和再反思现代性，打破了现代性的内在结构和原有秩序，现代性产生了断裂。由现代社会向全球社会发生转型的时期就是现代性的再分裂时期，即进入全球化的现代性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对现代性重新认识过程即是对生活中的自我进行反省的过程，也是对现代性结构和机理再梳理更新的过程。

与古典社会学时期其他著名社会学家相比，韦伯对现代社会的看法极为悲观。他认为，社会发展进步和物质丰富改善都离不开“扼杀”社会个体的活力和能动性，同时伴随着科层制不断扩展膨胀，导致现代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更出乎人意料的是，任何社会个体都无法预判到现代性的未来走向，令人担忧它会不会“反噬”现代社会，现代性没有完全示人的另外一面值得高度关注。就此来说，经典社会学理论有其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对现代性展开的诠释，却为人们展示了现代性的其他面向。“社会学自身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代性内涵之中的。因此，关于现代性特征的描述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对社会学知识特征与地位的哲学与方法论之上的争议，现代性问题自然也成了社会学话语中的中心议题”。文军：《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代译序），载于[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学家们对现代性内涵做了自我界定：理性化（韦伯）、反思性（吉登斯）、启蒙理性/权力关系（福柯）等。要从社会学角度阐释现代性，韦伯必然是一个首先要直面的人物。韦伯认为，站在客观立场，现代文化依靠思想“祛魅”过程加上理性化的扩张，为现代性的出现提供了解释框架，由于有自身的理性分析逻辑和价值目标，对非理性化工程做出反思性理解，现代社会成长的基础在于理性化追求，理性化类型的行动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韦伯论题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驱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祛魅”的过程是把思想符号化，构建理想类型的象征，同时也会造成精神的“铁笼”，导致思想、文化、价值等不断地被剥离和排除。

在吉登斯视野中，现代与传统结合紧密，反思性能够在理性基础之上界定现代性的特征，也构成了断裂时代的行动因素。传统社会局限为研究过去领域的思想，反思理性的不确定性特征构建了思想知识世界，在这种环境中对必然性知识的质疑进行回应。社会世界并不会因为经过知识的反思就会立即实现现代社会深刻内涵的理性化，由于不确定性价值观不停地变化，知识在反思中得到强化输入和再生产。现代性和反思性就被吉登斯较好地联系在一起，并借此重新渲染了现代性的理性色彩。

比较而言，福柯拥有更为强烈的理论批判特质，深刻把握现代性极端化的外在形式，不断地质疑现代性分析框架中的制度和技术等固有因素。他一再提及知识再生产和知识产生权力的理性判断，并指出放弃个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心化主体的地位，围绕疯癫、身体、性、权力等颠覆性的解读，批判以往的术语，摒弃传统历史的轮廓。他通过描述启蒙理性在历史分析中凸显的作用，慢慢弱化规范意识，引导他人进入他的自我世界，尤其在强调启蒙方面就是为了批判的目标指向。

对比三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可以发现存在一条基本概念分界线。韦伯不仅建构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内容，还把相应的理论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吉登斯、福柯与韦伯所处的时代差异很大，社会背景差异导致他们的思想成长轨迹会有较为明显区别。前两者更多地关注国家状态和全球社会，并将其作为自身的天然使命，后者关注社会个体同时也把目光投向国家和社会，但这种目光来源是有时代印痕的，可以此作为比较重点，这也是入手分析现代性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中的存在意义。吉登斯等人或多或少地都强调过这两个概念，它们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其实可以在社会宏观叙事的历史结构中去寻找，两者属于同一种历史状态，但能否延续或何时进入社会理论家的视野，需要我们加以认真探讨。社会学历史上的三位思想大家为后现代性的诞生铺垫了社会建构与知识再生产的工作，后现代性不是为了取代现代性而出现的，但二者由于自身所特有的时代背景早已为今日的争议埋下了伏笔。总之，社会学语境下两者的意义就是要指出社会需要它们的历史价值何在，无论是社会学的古典阶段还是现代、后现代阶段，现代性的定义都表现出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

综合来看，从韦伯、吉登斯再到福柯的现代性思考中既有令人收获感十足的内容，也有使人疑窦丛生的地方。首先，应关注三大著名社会学家/社会理论家对“理性”的自我诠释已然成为勾勒和呈现现代性思想轮廓的最初出发点，这些触及到“理性”的理解实质上是一种“”式的解读，虽然彼此之间存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使用略带差异的话语进行表述，但透过“理性”概念的历史变化痕迹，还是可以相应发现现代性各种观点的修正过程及其与现代社会结合的松紧程度。如果截取一段由韦伯出发到福柯为止的理性演绎过程及其回应现代性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到在社会理论不同时期这些社会学家对现代性议题所坚持的“真知灼见”。围绕现代性主题，理性在韦伯、吉登斯、福柯眼中分别被认为是“理性化”、“反思性”、“权力关系”的代名词，这些不同的概念事实上都成为了学者们解读和认知现代社会发展和存在的核心特征。其次，韦伯、吉登斯、福柯看到的“理性”状态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获得新的知识积累的“理性”积淀的结果。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主轴和影响因素调整变化，围绕在现代性周边的有关观点层出不穷，恰如“理性化”、“反思性”、“权力关系”等概念的出现，表明可能存在着一种近似的、相对清晰的现代性衍生变化动向。这一组概念展现了背后的演变逻辑：赋有理性的、能动的社会个体被某种力量“裹挟”进现代性与现代社会互构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无论挣扎与否都不可能改变现有的知识-权力、理性-惯习等能产生重要吸附力的社会结构关系，一定程度上，几者之间的冲突融合反而为现代社会的“进化”提供了发展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社会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整体取向之间的消减与增长博弈关系变化。最后，人类社会的种种发展轨迹显示，总有一种试图通过现代性的理性核心特征影响现代社会走向和结局的潜在力量，但是也总会遇到现代文明中“非理性”的一面，二者形成了一种互相掣肘关系，由此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努力似乎有些力不从心。针对这些方面如何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结局尚令人存疑，也为现代性危机潜在爆发留下了隐患，这不仅是现代性的命运，也是现代文明的命运。

五、结语：现代性危机及其回应

现代性危机实为潜藏着的现代社会矛盾或现代性悖论。因为现代性是一类结构化的社会整体单元，对其理解必须经过社会行动主体――个体化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化过程，这也是现代性自我“救赎”和反思的过程。现代性悖论是现代社会发展逻辑中已有内在矛盾冲突升级后的具体表现，这一有待解决的悖论成为现代性的日常思考主题：应对现代性思潮的元成分进行前期描述和深化解释，推演现代性后果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能产生的反响和实践效应，孕育和生产出新的社会学范式，扮演好一种方法论角色，有利于摆脱和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困境与“沉疴”，较好地回应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及潜藏的问题。

苏国勋曾明确指出现代性危机的软肋之处：“韦伯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见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苏国勋：《“韦伯热”及其三种形态――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15日。据此对现代社会发展实际展开反思，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不是类似以丰裕社会为目标的发展，不少时候夹杂着各种表象，如经济数量规模化、经济质量结构优化、社会物质生活丰富改善等与现代性成长相对应的现实结果；而另一方面现代性亦会导致社会个体被赋予难以摆脱的“理性计算”、“行为工具化”等社会现象症结关联性表现，围绕市场与社会关系处理，经济需求与人的精神追求关系协调，合理解决社会问题、矛盾、冲突等而提出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行动策略和推进政策，现代社会与社会个体就在这种对立互动所形成的张力过程中逐渐向前“演进”，现代性也从中获得了冲破理论和实践局限的最大可能性。

社会学视野中现代性产生的驱动力正好来自于现代性悖论。在现代社会整个塑造过程中，理性的种种冲突与“挣扎”充满着这一社会变迁转型的前后阶段，它甚至可以看成是一条“规训”现代性变化历程的主线。同时，在这一悖论话语体系中，理性视域下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共同构成了其指向内核和阐述形式。整体上看，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着一定“碰撞”空间的二元张力，两者经过不断调适、消解及融合，为现代性发生“争议”和存在危机时提供合理解读。导致现代性危机的原因本质上来自上述二元张力的影响，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恰好演绎着相应的角色：它存在于社会科学多个分支领域中，通过理论对话、实践总结、观点分享、解读诠释，甚至具体到解构现代性在现实生活中推进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程度和方向，以尽量避免出现现代性危机不断被“发酵”、升级、扩大的趋势变化。另外，作为社会个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直接“拒绝”或者单方面改变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对现代性危机的刻画在时代差异和思想碰撞中逐渐深化，社会行动个体需要主动地置身于这类危机中，不断感受并揭示出内在悖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令人吊诡的是，做出任何选择都有可能造成对现代性阐释的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是极端化，因为现代性悖论的动态特征早已造成危机中所有的社会结构呈现出转移状态，从“观点争执”阶段进入另一个极端状态，却不知未来走向如何。这样看来，现代性研究社会变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种现象，应以思想批判和实践印证为基本的逻辑基础，对现代性的理解要去中心化、去主体性，加强社会层面的自我反思和理性塑造，这不失为突破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可选方案。

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学危机也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反思体现在“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在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这一论断框定了现代性危机的思考边界，它需要社会学理论的“自我突破”和“实践创新”，依靠社会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其提供理论和实践维度的“滋养”，最后，在现代性视野中，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学术话语的凝练为化解危机拓展出更多的理论融入社会实践的机会和空间。

第6篇：对现代文明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　生态伦理学　特征　背景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1 环境伦理学及其特征

1.1 生态伦理学的科学定位

对于生态伦理学的科学定位，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环境伦理学是生态学、环境科学与伦理学交叉的学科，或是介于生态学与伦理学之间的独立学科；也有人认为环境伦理学把道德关怀对象从人际领域扩展到自然的领域，是人际伦理的应用和拓展。”

环境伦理学需要把生态学和环境学两者结合起来作为它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但它实际上是关于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的学科。可是，传统的伦理学认为伦理关系只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并不适合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从表面上看，它绝不可能将道德对象扩展到人际关系之外，更不可能让人对自然讲道德。环境问题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它是在环境保护的现实要求中发展起来的，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深层反思。当环境保护要求人们以新的观念和方式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那么环境伦理学就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美国环境伦理学家汤姆·雷根（Tom Regan）在《环境伦理学的性质及其可能性》中指出，只有满足了两个基本条件才能算得上是一门真正的环境伦理学：第一，必须承认某些非人类存在物拥有到的地位；第二，必须主张拥有道德地位的存在物不仅局限于拥有意识的存在物。如果不能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再好的理论也不是环境伦理学，甚至连虚假的环境伦理学也算不上。如果一种伦理学声称，只有人的利益才与道德有关，保护环境仅仅是为了使人（包括后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那么，这种伦理学只能算得上是一种“利用环境的伦理学”；真正的环境伦理学“要求我们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地位。”按照这种说法，环境伦理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传统的伦理学只关注人与人的关怀问题；而环境伦理学则试图用伦理道德来约束人对自然存在物的行为。

环境伦理学不仅把对非人类存在物的义务纳入了伦理学研究的范畴，而且把传统伦理学关注的人际关怀扩展到人对自然的关怀，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新兴的新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理论表现方式，环境伦理学不是对现有的伦理原则的简单沿袭，而是对传统伦理学的批判和创新。

1.2 生态伦理学的特征

（1）扩展性。“古典主义伦理学探讨的主要是人际义务，而且主要是存在于同一个时代中的人之间的义务。环境伦理学从两个方面拓展了伦理学的视野，一是使伦理学的关注领域从共时性的人及义务扩展到了历时性的代与代的人际义务，一是把对非人类存在物的义务即种际义务纳入了伦理学的关注视野。”

（2）交叉性。不光是生态伦理学，许多学科都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像环境科学、环境美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神学、浪漫主义文学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这些科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都对环境伦理学产生了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些学科也从环境伦理学中吸取了许多合理性因素，他们之间往往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

（3）整体性。环境伦理学的全人类性与其文化表现形态的多元性是相适应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日益加深，地球村正在实现。因此，全人类要想维持我们美好的家园，保护我们的环境，彼此之间就要相（下转第71页）（上接第51页）互合作，达成共识，并结合自己的民族特点，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伦理学的全人类性的另一个意思是，环境伦理学是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应遵守的公共伦理。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的生存源泉。

2 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背景

2.1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1980年3月5日，一份重要的文件——《世界自然资源保护战略》同时在中国、法国、前苏联、联邦德国等国家的主要报纸发表。该文件是由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联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组织定的。为了宣传这一文件，它的主编罗伯特·艾伦等人写了一本名为《如何拯救世界》的小册子，用通俗、生动的文笔阐述了文件的基本思想。翻开这本小册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么一段文字：地球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类的活动却逐渐使得地球很难适合人类继续生活下去。”

生态危机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危机，主要表现有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

（1）人口膨胀。全球人口数量过大和人口增长速度过快，造成了人口膨胀的局面。由于人口数量太多，世界已经显得十分拥挤，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许多国家与地区更是人满为患。像中国和印度，两国人口增长速度很快。随着人口的增加，消费需求也会相应的增加，这就使得人口赖以支撑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及支撑国民经济体系的生态体系不堪重负。

（2）资源枯竭。首先看耕地。我们这个地球的表面是由陆地和海洋构成，其中海洋占了大部分，而陆地只占一小部分，而陆地适于耕种的土地所占比就更小了。由于种种原因，世界人均耕地占有量就很少了。其次看森林，森林对于人类来说太重要了。它能够调节地球的空气，保护其中的动物，调节水源，保持水土流失，是大地的保护者，总之，森林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没有了森林，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会寸步难行。

（3）环境恶化。环境的恶化是指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像我们生活的美好家园——地球，它已不如以往了，环境遭到了大量的污染和破坏，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当然，最严重还是大气污染，特别是温室效应和臭氧空洞，对人类威胁最大。随着工业的发展，排入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会导致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至吸收太阳光中的长波，使大气升温。如果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上升的速率得不到控制，使气温升温速度加快，将导致两极冰层的滑动，是海平面升高，淹没沿海城市，其后果可想而知。

2.2 现代文明条件下的精神危机

第7篇：对现代文明的看法范文

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教学现状调查报告

为进一步了解并反映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现状,提高我校英美文学教学质量和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特对本校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07届大三学生(第一学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总人数为40人,发放问卷40份,收回有效问卷40份。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首先对学生是否喜爱英美文学这门课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30%不喜欢这门课,70%则比较喜欢。不喜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教材枯燥乏味、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课堂气氛较沉闷。其次对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进行了调查。《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文学课的目标有着明确的说明,即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比较清楚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但也有30%学生认为不清楚。对该门课学习难度大小的调查表明仅有10%学生认为学习难度不大,剩余大部分学生认为难度较大,并指出学后收获甚少。最后学生自答部分显示英美文学学习的最大难题是:学习内容多、内容整体缺乏系统性、主题分散、记忆困难;其次,教材枯燥乏味、课堂气氛较沉闷也是造成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

调查结果提醒教师,如果学生体验不到英美文学学习带来的乐趣或体验得不够必将削减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必须尽快找到合理而有效的对策。近些年国内学者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上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国内英美文学教学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五大视角对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现状或改革进行研究,分别为文学批评、教学法、实证研究、跨文化、计算机辅助教学视角。

文学批评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闫玉敏提倡在文学课上将传统的批评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心理学批评方法、神话与原型的批评方法等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学会如何去阅读作品32-36。然而,文章只是将文学批评方法作为文学课的教学内容而不是一种教学理念来提倡。随后出现了一些将文学批评理论作为课堂教学指导理念的文章,如有把读者反应理论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结合起来以增强学生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沟通的,也有从女权主义角度指导英美文学教学以建立一个师生平等、互帮互学的教学模式的。然而这些研究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文学课授课内容庞杂、学生记忆困难的问题。

教学法与英美文学教学。“抛锚”式教学是建构主义教学的一部分,张冰将这一教学模式应用到英美文学教学过程,认为通过教师的“抛锚”,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消化作品,并在作品的情景中把握作者的意图,有利于教师和学生更好得完成教学和学习任务[2]。吕洪灵则注意到独白式教学方式在英美文学课堂中的重要性,提醒教师在强调学生“动”的同时也要看到“静”的重要性,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不要一味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表现积极,也要给学生静下心来思考的时间[3]。

英美文学教学实证研究。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程爱民等学者的带领下,该课题组对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报告,分析总结了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以及在认识观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师资培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4]。但是该调查报告尚只发现问题,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或策略。次年,鲁吉进一步佐证了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现状不容乐观的状况并得出五点看法,即英语专业学生中真正喜欢英美文学的为数不多、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与作用认识不够清楚、学生感到这门课难学、学校对这门课的忽视和教师的教学手段太过单一[5]。

计算机辅助教学与英美文学教学。刘仪华总结了英美文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四点优势:高效省时,有利于文学能力的培养;丰富的教学活动和乐于互助;逼真理想的语言环境;新增的语言“实用技能”[6]。张显平指出文学语料库的构建与利用是改进英美文学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并提出构建文学语料库应注意文学性、对象性和反馈性三个基本原则[7]。然而,在我国语料库应用于英美文学教学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以文学语言基本素材的专业语料库在文学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还需要广大外语教学工作者去判别和验证。

跨文化交流与英美文学教学。曾洪伟提出应该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引入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打破“自闭症”走向开放,跳出英美文化的圈子,从第三者的立场考辨英美文化与其他民族和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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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英美文学教学发展趋势即是逐渐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不断朝跨文化、实证研究、与多媒体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强调教学内容输入的多样性与系统性,也不断注重提高教学输出质量与学生的接收能力。本文针对调查报告突显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归纳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及其主要特征,论证该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指导与应用价值。

3.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概述

诺思罗普•弗莱是加拿大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思想家,也是全球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著作《批评的解剖》的问世标志着神话原型批评作为重要的西方现代批评流派之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弗莱认为文学是远古神话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对某个神话故事按不同的形式和模式进行描述,为了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必须从理解神话入手。

“原型”是弗莱神话批评理论的核心概念。原型可以指在历史、文学、宗教或民间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具有继承能力的象征、意象、母题或主题模式;记叙神祗故事的神话模式是文学作品中最普遍的模式类型。原型是普遍的象征,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并且反复出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而在特定的文学作品中,原型并不容易被识别出来,因为文学作品是“移位的神话”。原始神话和宗教仪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按照各种模式移位到各具性格的神祗形象上。对弗莱而言,文学作品之间互相连贯的源泉是“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却反复出现、经过不同程度‘移位’的特定原型[9]。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原型反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因此对原型的每次不同 “移位”是由作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作者本身的写作天赋和个性所决定的。弗莱建议从两个不同的层次看待文学文本:叙事结构的直接表现形式,即表层结构和间接表现形式(原型),即深层结构[10]。表层结构可以复杂多变,但原型代表的深层结构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文学中的原型人物数量也应该是固定、可数的。在文学创作中,人们利用数量相对固定的原型进行创作。

4. 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指导作用

通过梳理、概括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笔者发现其有三大显著特征,而这三大特征恰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英美文学课堂上出现的主要问题。

趣味性。调查还显示92.5%的学生希望教师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进行英美文学教学,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听课兴趣,也更方便学生记忆和理解。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强调神话对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认为文学就是移位的神话。将英美文学与欧美神话、圣经故事、民间传说等联系起来进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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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弗莱认为原型是文学本身的再现,是传统文本与文本之间一种特定的再生现象。互文性从时间顺序即纵向联系的角度反映出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的联系。由于文学作品反映人类生活和经验,一些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如爱情、生命、追寻等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有所体现,作者不可能凭空创造出全新的文字或文学,历史文本对现代文本具有借鉴作用,现代文本总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借用或改写历史文本,文本与文本之间交织成密集的网,没有孤立存在的文本存在。基于以上观点和调查数据显示的继以讲故事的方式之后将近55%的学生希望教师在课上采用对比和串联的方式进行英美文学教学,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有意从某一主题出发,寻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文本让学生进行发散性学习,对比同一主题下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不同作家创作手法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甚至对比同一作家相同主题下不同作品的特点,而不是孤立地学习某一个作家的某一部作品。根据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互文性特征进行教学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某一特定主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对比学习中领悟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还有利于学生加强记忆。

系统性。弗莱理论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仅仅用一个原型单位就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原型纵横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让人不仅从纵向角度看到同一文明下不同文本间存在的互文性,还从不同文明、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作品间找到相似与相异之处,即横向联系。例如,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或传说,对比中国、印度、英美等国我们既可以找到不同点也可以找到相似点。教师在英美文学课堂上有意识地将英美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避免英语专业学生把目光局限在英美文学上而忽视本国或其他国家的优秀作品。

第8篇：对现代文明的看法范文

许多伟大文明都通过强烈的耻感意识来维系基本的文化价值，其中犹以中华文明为典型。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有着强烈耻感意识的民族。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朱熹解释道：“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从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项羽；从耻为亡国奴的文天祥，到拒绝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无数铮铮傲骨的人物，都源自中国文化的耻感意识。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而耻感意识却受到普遍的解构与腐蚀。有论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不是道德理想的失落，不是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泛滥，而是中国文化中底线伦理的普遍崩溃。底线伦理崩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内心深处耻感和罪感意识淡化以至消失：没有了羞耻感、知耻感、耻辱感，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得出来，对任何羞辱的事情也无所谓；没有了负罪感、内疚感、忏悔意识，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

今年3月，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发表了“八荣八耻”重要讲话：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

——

总书记的“八荣八耻”荣辱观，可谓字字珠玑，既有对光荣传统的发扬与继承，也有对现代文明的创造和发展。它涵盖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不仅点出了中国社会的要害，也为重构中华民族的荣辱观、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荣辱观是对荣与辱的根本看法。人一旦不知羞耻，做人便难以做好人、办事难以办好事、从政就不会当好官。与此同时，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逸等便会被一些人引以为荣；而对于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却“不好意思”起来。这显然是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相悖的。因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已是时不我待。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学校坚持德育为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时代要求。我们每一个教师都要自觉担当起这一光荣任务，不仅要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者，更要做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引导者。

“八荣八耻”荣辱观，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牢固树立的，下结合到我们教师的具体工作，说说我的理解体会。

一、教师应以爱岗敬业为荣，树立崇高理想。

做好教师就必须有敬业精神，要毕生忠诚教育事业。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倡敬业精神，孔子称之为“执事敬”，朱熹解释敬业为“专心致志，以事其业”。教师要为人师表，尽职尽责，要以崇高的理想，完善的道德情操，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品质，去浅够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

为人师表是教师崇高品德的体现，作为塑造人的灵魂的教师，必须比其他任何职业的人更需要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等更加崇高美好。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学生美好的心灵。我们不仅要当好“经师”，更要当好“人师”。

“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兢兢业业做好教育工作，把实现理想的满腔热情投入到培养人才的工作中去，将这种坚定的信念转化为献身教育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一往无前、奋斗不息，并且通过每一环节对学生施加这种影响和教育，用自己崇高的理想之光去照亮学生的人生之路、奋斗之路。

二、教师应以学识渊博为荣，提高职业技能。

在现代社会，教师职业虽然具有谋生手段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教师职业是教师确认自我存在，服务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教师要想“传道、授业、解惑”，必需不断学习新技术，新观念，通过自身的教学实践，给学生传授新知识，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师职业技能是有效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是教师的教育影响能否引起学生积极反应的重要条件。教育的对象是人，主要是正在迅速成长的具有很强向师性和模仿性的年轻一代。教师历来被视为社会精神的楷模，如果职业技能水平低，就难以完成社会赋予的重任。教师本人的工作效果、工作技能，不仅代表着教师本人，也代表着教师群体，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率、学习动力和精神面貌。在教育活动中，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施加影响的过程，是一种师生双方的双边活动构成的复杂过程，是师生之间思想、品德、情感、知识等进行复杂且奇妙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教师职业以教育人为宗旨，要求从业者用自己高尚的品德、丰富的知识、充沛的情感，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在学生面前，教师不仅仅是抽象知识的化身和传递者，更是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有能力的师表，是学生的榜样。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是教师赢得学生信任和爱戴的基本前提。

三、教师应以热爱学生荣，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学生的确存在“好”与“差”的差异，教师应因材施教，对“好学生”关爱备至，而对“差学生”更应加倍的关爱与呵护。要倾注全部的爱去发现他们学习上每一点滴的进步，去寻找他们生活、品德上每一个闪光点，加以充分的肯定和激励，让他们感到温暖，增强自信，从而缩小师生间心灵上的距离，使他们产生“向师性”。这样，他就会把教师当成知心朋友，愿意向你畅开心扉，愿意接受你如何学习和如何做人的指导。

第9篇：对现代文明的看法范文

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现代社会步入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的变革，这种变革如此剧烈，以至于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断裂。也正由于这一断裂使现代人陷入“对物的依赖性”和“精神窄门”的心理焦灼中，焦虑便成为现代性道德文化危机最典型的心理表现，道德焦虑则成为描写现代性道德困境的重要范式。那么，如何看待道德焦虑，对它的关照不仅与个体的内在心性相关，而且它的凸显也意味着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现代性道德文化困境。

一、道德焦虑的伦理审视

关于道德焦虑意味着什么，目前各界学者看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道德焦虑是社会道德滑坡的心理表现之一，还有的学者认为道德焦虑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表现，具有净化和升华原始本能的作用，其本质是一种道德情感Ⅲ。学界对道德焦虑的这种相互矛盾的认识恰恰指出了道德焦虑自身的特性，从心理反应上看，道德焦虑作为一种消极情绪，展现为精神困扰，从道德的角度看它又代表着人类对自身道德状况的反思，而且这种反思又以向善性为其本质。所以，从：总体上看，道德焦虑代表着人类作为道德主体渴望过一种向“善”的生活的强烈情感，其自身包含着深刻的伦理本性。

第一，从人的本性看，道德焦虑体现着人类对“善”的向往和追求。伦理道德是人类智慧的显现，啦是人类的反思意识和主体意识的显现。这种智慧的集中体现就是人类对“善”的渴望和追求。从亚里士多德“关于这种善的知识岂不对生活有重大的影响”的反问和孔子“仁者，人也”的论断，到今天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角度对“善”的各种界定和反卑，都彰显着“善”是伦理道德的灵魂，也是人类的本真存在。既然“善”是人类的本真存在，那么当“善”在现实境遇中遭遇阻碍时，人类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善”的担忧，以及由这种担忧引发的痛苦，这种担忧和痛苦集中表现为道德焦虑。道德焦虑虽然是一种心理困扰，但是这种困扰的诱因是如何追求“善”。由此看来，道德焦虑体现着人类对“善”的渴望与追求，它具有一种引人向上的品格，能够组止人的不道德的行为。从伦理的角度看，道德焦虑能够激发人类向善的本性，与心理学意义上作为消极情绪的焦虑有着根本不同。

第二，从人的外部规定看，道德焦虑体现着对伦理“失序”的反思。秩序是人类整体生存于世的基本样态，它所指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为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这一关系构成了“秩序”的基本关系。“秩序”的道德哲学义就是如何通过“善”的价值引导与价值理想使个体与整体关系处于有机平衡中。秩序，对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旦社会失序，就可能导致其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上的混乱，使其产生道德焦虑，因此道德焦虑成为社会“失序”的重要信号，它表征着人类对现实道德生存困境的不满与担忧。而这种不满和担忧反过来成为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情感根源和精神动力。因为道德焦虑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情感，它不只是作为一种包含担忧、害怕、痛苦等心理因子在内的情绪表达，其更深刻的意义是能够发动行为，激励个体以至群体反思自身和社会的“失序”状态以及“失序”原因，在这种反思中，不仅把“如何建立秩序”作为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进行追问，而且还会付诸实践，通过各种途径使社会从“失序”走向“有序”。正如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的，“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畏惧从开始就包含了后来所有的要素，因为它自身隐藏着自己消失的秘密；由于它已经是伦理的畏惧，而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害怕，因此所畏惧的危险本身是伦理的”。可见，道德焦虑是维系外在伦理秩序的重要精神力量。

第三，从人的内部规定看，道德焦虑彰显着人的道德主体性。如前所述，道德焦虑与其他性质的焦虑情绪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以“善”为内在本性的，其道德本质为扬善去恶。这种扬善去恶最初表现为对“善”之流行受到阻碍的现实境遇的担心和隐忧。这种担心和隐忧虽然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和情感，但由于道德焦虑以“善”为根基和目标，它的显现意味着道德主体性的确立，意味着对道德行动者提出向善的道德要求。在“善”的引导和规约下，道德焦虑不再仅仅是停留于主体内部的情绪，而成为具有实践本性的道德情感，激发行为主体遵循道德规范，通过自我的努力、磨炼确立起具有强大力量的道德自我，把他律意识转化为自律意识，在面对各种道德选择时，能够突出道德主体的向善力量。这种主体力量能够使行为主体以一种人格挺立精神摆脱焦虑情绪的困扰，突出“普”的主导性。这也正是道德焦虑的积极性所在。道德焦虑一旦在“善”的引导下通过发挥道德主体“克己”、“成己”的力量摆脱焦虑情绪的困扰，就会以道德自我的姿态在道德磨炼中升华为具有积极性的良心。如弗洛伊德曾说过：“良心起源于‘对社会生活的焦虑，而不是别的什么。”因此道德焦虑不仅成为良心得以产生的源泉，而且还是良心发挥作用的原初动力，“人的内心有一大团情感(良心)，人们要做违反道德的行为必定要冲过这个感情的重围。这样如果他做了违反道德的事，这团情感事后就会变成悔悟、痛苦”。从此种意义上说，道德焦虑在与良心的共生互动中能够激发道德行为者向善的能动性和主导性。

二、产生道德焦虑的现代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