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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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移动支付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移动支付业务；银行卡业务；发展影响；研究

一、移动支付业务与银行卡业务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技术的发展也随之加快，手机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基于网络技术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以及电子计算机的携带不便性，

“手机银行”应运而生。

1.移动支付业务

移动支付(Mobile Payment)：也称之为手机支付，是指交易双方为了某种货物或者服务，使用移动终端设备为载体，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实现的商业交易。移动支付所使用的移动终端可以是手机、PDA、移动PC等。

移动支付业务是由移动运营商、移动应用服务提供商(MASP)和金融机构共同推出的、构建在移动运营支撑系统上的一个移动数据增值业务应用。移动支付系统能够为每个移动用户建立一个与其手机号码关联的支付账户，其功能相当于电子钱包，为移动用户提供了一个通过手机进行交易支付和身份认证的途径。用户通过拨打电话、发送短信或者使用WAP功能接入移动支付系统，移动支付系统将此次交易的要求传送给MASP，由MASP确定此次交易的金额，并通过移动支付系统通知用户，在用户确认后，付费方式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如直接转入银行、用户电话账单或者实时在专用预付账户上借记，这些都将由移动支付系统(或与用户和MASP开户银行的主机系统协作)来完成。

2.浅析银行卡业务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银行的属性也越来越多，银行的种类也越来越多，银行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福利。银行卡由银行发行，由发卡市场、收单市场以及银行卡公司共同组成，此业务不利于银行业的良好发展。同时，持有银行卡的消费者在消费时用银行卡进行付账，避免消费者在由银行提现金后在付账的繁琐过程，不仅确保了自身的财务安全，更有效节省了持卡人的财力以及物力，容易取得广大消费者的信任。

银行卡业务促进传统商业模式的改变和产业结构升级。银行卡的不断普及，特别是互联网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银行卡的推广使用，在催生了各种新型商业模式的同时，也正在引起传统商业模式的深刻变革，促进我国相关产业的升级。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有机融合的银行卡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并在促进消费、提高经济透明度、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对银行卡业务发展的联系

近年来，我国大力支持扶持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且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与银行卡业务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进行“手机银行”时，消费者的手机需与相关银行进行绑定。并且，从政策环境上来讲，移动支付的监管部门涉及到银监会，且由二者在移动支付业务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经济消费上来讲，实行移动支付业务可以使消费者得到快速服务，大大的减轻了银行卡业务的工作负担。然而，移动支付业务也对银行卡业务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银行卡市场仍处于社会初级发展阶段，若实行移动支付业务势必会增强借记卡、工资卡等银行卡的数量，将导致活动卡占总卡量的比例偏低，给银行卡工作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工作负担；从技术环境上讲，我国的移动支付业务对银行业务之间的绑定技术仍不够完善，切技术水平低下，操作失误率较高，不利于移动公司以及银行企业的发展。

对比国外相比之下，我国各家商业银行显然已经落后一步，在移动支付领域并未出现其在手机银行领域一样的投入和关注，大部分银行还在思索和观望，特别是在近程支付领域，还未全面地推出银行独立主导的支付解决方案。

而国外在商业银行移动支付方面比较成熟，尤其是在应用环境方面。相比之后，我国移动支付业务有以下发展亟需解决以下问题：第一移动支付产业链协调问题。日韩主要采取移动运营商主导模式，欧美则主要采取第三方联合运营模式。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移动支付产业链模式。第二信用制度问题。用户在考虑是否使用移动支付业务时，首先考虑的是交易的安全性。因此，要普及移动支付，首先，需要金融机构分担用户风险，使用户能够放心使用。如美国联邦政府在《消费者信用保护法》有相关问题的明确规定。其次，要继续推广手机实名制，建立手机用户的信用账户，这样才能有良好的信用保证。第三相关配套法规。与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缺乏相关的配套法规。

二、新环境下移动支付业务对银行的影响

1.银行发展领域的扩大

银行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必不可少的工具；银行的发展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银行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的发展领域也在不断扩大，渗透到各个行业中，尤其在今天发展迅猛的房地产、建筑等行业。

2.与移动运营商强强联合的机会

随着银行发展领域的扩大，人们对银行业务需求种类增多，银行也在不断发展新的业务，寻找新的合作关系。我国手机民有7亿多户，手机移动通信也是发展迅猛，移动运营商和银行的合作就出现了手机银行这一电子银行，这是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手机银行可以实现移动支付服务，包括转账、提现、支付账单等功能，而且还可以为自身预充手机话费，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3.促进网络技术的发展

由于手机银行的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出现的安全隐患需要强大的技术来支持解决，这就需要不断提高开发人员的技术水平，移动支付关系到银行、手机制造商和移动运营商，但是它们三方是由网络作为纽带联系起来的，所以网络技术的发展成为移动支付的关键。从这个出发点来说也就促进了网络技术的发展。

4.加强商业银行的国际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外经济的发展，银行的服务范围扩大至国际，加快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而随着移动支付电子银行的发展，人们在国际国内可以很方便地办理存储、支付、转账、贷款等业务，这也就促进了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实现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5.与网络平台相关联，降低实体银行各方面操作的成本

移动支付电子银行是离不开网络平台的，其网上操作比起去银行网点办理业务要方便快捷得多，不仅节省了去网点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大大降低了实体银行员工和设备等个方面操作的巨额成本，是银行发展的趋势。

三、移动支付的安全策略探讨

1.法制法规方面：完善的法规制度是移动支付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移动支付的发展目前还处于成长阶段，其发展环境也表现出一个产业发展初期的特征。许多业务必须从移动支付业务准入、电子货币发行、业务监督管理等方面完善相关法规

制度，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保障广大用户的合法权益，为移动支付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2.中央银行要加强服务和监管。移动支付大量使用电子货币，如果电子货币管理失控乃至泛滥，会直接放大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将会对国家的金融政策监管、经济管理以及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中央银行必须进一步完善跨行支付清算系统，以适应移动支付的业务处理需要；要综合市场协调发展等多种因素，研究向非银行支付服务组织开放中央银行的支付服务设施；要密切关注移动支付的发展，加强服务和对移动支付的监管，采取一些措施逐步规范和统一电子货币的发行，研究电子货币发展对传统货币的影响，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操作水平。

3.技术措施。技术上我们可以采用WPKI(无线公开密钥体系)技术方法，提高移动支付的安全性。WPKI(wirelessPKI)是有限PKI的一种扩展，它将互联网电子商务中PKI的安全机制引入到移动电子商务中。WPKI采用公钥基础设施、证书管理策略、软件和硬件等技术，有效地建立了安全和值得信赖的无线网络通信环境。它是通过管理实体间关系、密钥和证书来增强电子商务安全的，与WAP安全标准相比，WPKI所采用的EGG(Elliptic Curve Crytography，椭圆曲线密码)密码系统更适合在无线设备中使用。

4.消费者自身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大多数消费者在移动支付中上当受骗是由于自己不小心或者贪图小便宜受害，因此，运营商不仅要规范自身问题，消费者更应该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

信息时代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移动支付较传统业务具有随身、实时、快捷等强大优势在支付行业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消费者安全意识的增强以及技术的提高等，也将很大程度地促进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很多网络支付品牌进入移动支付领域，对移动支付造成一定的冲击。移动支付的发展需要各参与机构的密切合作，也离不开相关管理机构的引导和扶持，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移动支付产业将取得更大、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建忠　缪尔宁：国内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与思考【J】，金融电子化，2010，(05)

第2篇：移动支付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公共服务外包;政府的边界;不完全合同;智慧城市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6.012

前言

政府选择将公共服务的供给在内部生产还是外包给市场,这无论在经济学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长期的热点问题。政府选择由内部(雇员)还是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决定了政府的边界。那什么是政府的边界?Coase(1937)创造性地提出市场和企业的边界问题,即对企业而言,一项生产和交易是放在企业内部进行,还是从市场上交易,这决定了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对于政府而言,一项公共服务是在政府内部(由其职员)生产,还是从市场上(向企业)购买,这就决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政府的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一直较大。政府不仅通过内部生产各种公共服务,还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参与市场活动。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不断尝试将公共服务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外包出去。总的来讲,市场化是我国政府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主流方向。西方国家政府的边界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此时公众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较少。30年代之后,在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增长的要求下,西方国家普遍扩大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范围,不仅宏观干预增加,而且在微观层次上,政府也在不断增加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但是,至70年代末,随着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低效率和财政危机的加剧,迫使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将公共服务向市场外包。这又以美国为代表,根据Savas(2000)的统计,美国至少有200种服务是由承包商向政府提供的。1987年美国人口超过5000的镇和人口超过25000人的县99%实行过合同外包(Warner and Amir,2001)。当前,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在全世界已经普遍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化途径之一。

政府选择内部生产还是将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取决于政府在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多个维度上目标的权衡,这些目标包括成本的节约、公共服务的质量、服务的均等化等。这些不同维度上的目标因其所具有的合同(可缔约程度的)属性不同,其所能够被实现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从而也影响到政府选择是否将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交易成本。而上述合同属性则在一定程度上深刻依赖于能够衡量上述目标实现程度的信息的性质——是不可被第三方证实的“软信息”还是能够被第三方证实的“硬信息”。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无疑会影响到上述信息的性质。例如,电子邮件或者传真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效率,而且也使得信息(相对于电话或面对面沟通)变得更能够被第三方,比如法院所采信。

以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应用,使得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一些过去难以被证实的“软信息”变成可以被证实的“硬信息”,这就使得过去难以执行的“不完全”的合同条款变得更加“完全”或可执行,而信息的综合搜集和智能处理也会降低政府选择公共服务外包时可能遇到的多部门或多企业以及多个交织服务之间协调的成本。这些都将改变到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选择,并影响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在主流的经济学中,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除了作为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外,就是在当“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替代市场成为直接参与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众多市场失灵的情况中,公共品的供给通常被认为政府最有理由作为生产者代替市场而直接参与资源配置的情形之一。就经济学中的概念而言,本文所论述的公共服务更接近于被经济学教科书定义为“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如国防、警察、监狱等。当然,政府通常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仅仅包括公共品,那些具有较强外部性或政府具有较强的实现公共利益或自身利益的服务也往往由政府供给,例如,消防、基础教育、垃圾处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运输、公共电视台等。

虽然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政府来充当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无疑是理由充分的,但是,是否由政府自身来生产公共服务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政府像市场一样也可能“失灵”。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在生产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等。在出现“政府失灵”的情况下,该如何选择公共服务的供给呢?事实上,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方式的选择是多样性的,既可以选择由政府雇员直接生产公共服务,也可以选择向市场中的私人企业购买,而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的选择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变化及其理论争议

对于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在选择内部生产还是向市场购买的方式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世界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外包浪潮之后,公共服务外包发展的趋势也并非直线型。国际市县管理协会对美国地方政府合同外包发展的长期追踪调查(ICMA,1982,1992,1997,2002,2007)显示,1992年与2007年美国地方政府的完全合同外包在所有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比例仅为28%和30%,而2002年仅为18%;1982、1992、2002、2007年由公共部门直接提供的服务分别为59%、54%、59%和52%。而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趋势中,部分公共服务行业的供给方式也曾出现过市场化后又被重新改为政府供给的情况。例如在北京、十堰等地,公交服务在经历了民营化过程之后,又回归政府提供的情况(句华,2010)。

与现实中的政府在选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的不断变化情况对应的是,政府选择内部供给还是向市场外包,在理论上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政府外包的倡导者认为,私人供给者相对公共雇员而言,能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公共服务(Savas 1982,1987,Logan 1990)。而反对政府外包的人则强调,尽管私人供给成本较低,但私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对于公共雇员而言质量较低(AFSCME 1985,Schichor 1995)。

那么,政府选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依据是什么呢?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早期研究着重于强调竞争的作用。关于竞争能够促进效率提高观点在主流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已然得到充分论证,这里自不必多言。然而,现实中,竞争在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上的作用却往往很有限。而就理论而言,让政府所有的几个企业相互竞争来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几个管理团队相互竞争来经营一家政府企业从而提升竞争程度都是可能的。这无法体现将公共服务向私人企业外包后的变化。而且很多公共服务行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垄断,即使是较容易引入竞争的行业,公共服务的生产往往也需要作长期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这就要求政府与承包企业缔结长期合同,而这也意味着,政府与作为公共服务承包方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在缔约后会发生“根本性转变”(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Willianmson 1985),即从一个竞争性的关系转变为双边垄断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引入竞争对于改进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将会大打折扣。

三、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多样性的根源在于合同的不完全性

如果不是竞争方面的因素,那么决定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在较多反对公共服务外包的观点中,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公共服务外包往往会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因为私人企业往往比政府部门有更为强烈的降低成本的愿望,而成本削减通常对质量是有负面影响的。那么为什么私人企业与政府部门在成本削减和提高质量上的表现存在差异呢?在没有引入合同不完全的思想之前,这一点是难以解释的。因为,如果关于公共服务的生产可以订立一份在成本和质量等多个维度上囊括各种可能情形的完全合同,那么,政府同其内部的雇员所订立的激励合同与同私人企业所订立的购买服务的合同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Hart,Shleifer and Vishny(1997)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视角。他们认为,成本和质量两方面的创新在事前都是不能被写入合同的。虽然不管是政府雇员还是私人签约者都可以将其时间、精力或财力投资于服务质量的改进或成本的削减上。但是,对于这两种类型创新的执行需要资产所有者(在政府内部供给的情况下所有者是政府;在外包的情况下,所有者是私人企业)的批准。如果供应者是政府雇员,执行改进就需要政府的同意,因为政府保留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其结果是,雇员只能得到质量改进或成本削减产生的部分收益。相反,如果供应者是一个私人签约者,他拥有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因此削减成本不需要得到政府的同意;同时,如果他想要改进质量以获取更高的价格,则需要与政府进行谈判,因为政府是该服务的购买者。其结果是,相对于政府雇员,私人签约者从事质量改进和成本降低的动机通常更强。但是,私人签约者进行成本削减的动力通常过于强烈,进而会忽视成本降低对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成本削减对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内部供给的优势就越大。内部供给的效率还要视政府雇员的激励强度,以及政府进行质量创新的重要性而定。

四、合同的不完全性取决于信息的“硬度”

Hart等(1997)在给出政府与市场边界的一种较合理解释的同时,其重要贡献在于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分析方法引入到分析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政府边界的问题上来。政府在公共服务质量和成本上的控制之难,根本原因在于合同的不完全,即:由于外部和缔约人自身的原因,现实中的合同往往存在难以囊括未来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情况的条款,或者即使条款详细、全面,但是到事后出现纠纷之时,这些合同条款也难以执行。

在众多导致合同不完全的因素中,信息难以被第三方证实,可以被认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为,一旦能够准确反映缔约方行为(比如是否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上付出努力)的关键信息可以被证实,那么,缔约双方总能够签订一份能够事后被执行的完全合同。而在完全合同情况下,政府选择由内部的雇员还是由外部的私人企业来供给公共服务就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了,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都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其结果早在合同签订时就已经被完全规定好了。即使存在多个维度上的冲突——比如成本和质量,政府也总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函数找到生产者在成本削减和质量提升方面的一个最优努力水平。

在经济学中,能够被第三方所证实的信息通常被称作是“硬信息”,而不能够被第三方所证实的信息通常被称作是“软信息”。就影响合同的执行效率来看,合同中关键信息的“硬度”——被第三方可证实的程度,对于选择公共服务内部供给或外包给私人供给的政府而言,其影响是一样的,这取决于公共服务自身的性质。

五、信息的“硬度”影响不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效率

关于信息的第三方可证实性对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还可以通过之前受到热议的一则新闻看出: 2012年5月份北京公布了公厕管理服务标准,规定公厕里苍蝇不得超过2只。事实上,这样的标准并非特例,南昌市对公厕的管理标准是“公厕内苍蝇不多于3只”。虽然将苍蝇的数量写进起到合同作用的公共服务标准中看上去有些滑稽,但却是政府管理部门的无奈选择,因为相对于其他的反映公厕卫生质量的指标信息,苍蝇的数量还算“硬度”较高的。

因此,公共服务供给合同的执行效率与在合同中选择哪些信息来反映政府关心的多个维度上的目标有关。一方面,关于公共服务的评价的维度本身就具有多样性,除了之前提到的成本和质量方面外,还包括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反映公共服务供给的各个维度的信息也较为复杂。比如,就质量方面而言,其本身也可能存在多个维度的评价,而且公共服务的质量本身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例如,我们以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质量评价标准,那么如何找到能够体现公众满意度的有“硬度”的指标信息,事实上也是一个难题。

随着不完全合同理论自身的发展——不仅研究事前投资激励的效率问题,而且关注事后行动的效率问题(蒋士成,2008),我们还会发现,合同的不完全性不只是影响到了上述政府雇员和外部私人承包方在公共服务的多个维度上的事前投资的努力程度。事实上,因为公共服务生产者的事后行动往往也是不可证实的“软信息”,所以政府会面临一个事后协调的问题。比如,一项公共服务可能不是一个部门或一个企业的事,它可能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或多个企业,多种公共服务也可能会出现相互交织,这就出现了要求在它们之间进行协调的问题。而在不完全合同的条件下,这种协调的成本在公共服务外包的情况下可能非常巨大,因为政府不能像对待自己的雇员一样命令参与公共服务外包的私人企业。考虑到这一点,一些政府也会选择由内部供给公共服务。

六、“智慧”的城市改变政府的边界

我们之前的分析逻辑是:公共服务供给中信息的可证实性会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合同的完全性,而合同的不完全是不同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之间存在效率差异的根本原因。所以,信息的可执行性——“硬度”——无疑会影响到政府对公共服务外包的选择。如果外部信息条件的变化(如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公共服务供给中多个维度上的信息的“硬度”,那么,这无疑会影响到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选择,从而影响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目前,以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也在改变着城市的管理方式,使得城市更加智慧。自2008年底IBM提出智慧地球及智慧城市理念以来,国内很多城市都推出了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所谓智慧城市,其实质是以信息、知识为核心资源,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手段,通过广泛的信息获取和全面感知、快速安全的信息传输、科学有效的信息处理,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提高城市运行效率,进而改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城市的智慧化首先就是对城市运行进行完整、准确、及时、量化的信息收集,而大量可以存储的信息不仅将使公共服务过程中原来不被观察到和不能被证实的信息得以“硬化”,而且可以更方便的搜集过去难以得到的信息。比如说,反映公众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信息搜集和采集在以往是难以实现的,而新技术的发展则会改进这一情况,即可以通过利用诸如移动互联网等设备实时采集公众对某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信息。

这样一来,一些过去导致合同不完全的难以被证实的“软信息”变成可以被证实的“硬信息”,这就使得过去难以执行的合同条款变得更加容易执行,从而提高了“不完全合同”的“完全性”,从而使得政府——公共服务的购买者——更容易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缔结可以被执行的“激励合同”。但是,这一变化对于政府是选择内部供给还是将公共服务外包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信息技术的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应用使得政府可能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公共服务成本削减方面缔结强激励合同,而质量等其他方面的信息和合同不完全的属性不变,这对政府的边界的影响将是使政府更倾向于由政府内部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如果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政府可能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公共服务质量方面缔结强激励合同。而如果在成本方面的信息属性不变,这对政府的边界的影响则是使政府更倾向于外包公共服务。

之前我们还论述到,公共服务涉及多个政府部门或多个企业,甚至多种公共服务交织出现,会提高政府管理、协调公共服务的难度或成本。这一问题在公共服务被外包情况下往往尤其突出。对于上述合同的不完全性导致的事后协调成本高的问题,城市的信息化和智慧化也会使之得到改善。因为,城市智慧化要求组建政府信息中心,建立市级数据库,改变目前政府各级部门所处的信息孤岛的状况。当然,网络技术的应用,尤其是云计算的发展使得政府信息中心并不需要将存放于各部门的庞大原始数据搬到自己的机器中,而是使这些数据库保持实时连接,并统一到同一个数据平台上,按照使用目的或主题进行分类,以便于查找和调用,同时也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和提炼。这样一来,建立在经提炼和整理后的大数据基础上的多部门数据分析和协调也成为可能。而在未来,借助于新一代的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优化等智慧技术,通过感知化、物联化、智能化的方式,可以将城市中各领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地整合起来,使之可以指挥决策、实时反应和协调运作(郑立明,2011)。这无疑会使得政府在协调多个政府部门或多个企业、以及多种交织的服务时变得更为容易,也就是说,能够降低这类协调的成本。而这将促进政府更多地选择外包公共服务的生产,从而改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说明: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研发外包组织模式与控制权分配研究:基于创新的交易成本视角”(71002051),华东理工大学探索研究基金项目“企业研发的最优组织模式研究:从市场到一体化”的资助。

参考文献:

[1]句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适用范围:理论与实践的反差[J].中国行政管理,2010(4).

[2]蒋士成,费方域.从事前效率问题到事后效率问题——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几类经典模型比较[J].经济研究,2008(8).

[3]郑立明,关于建设智慧城市的战略思考[J].现代管理科学,2011(8).

[4]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AFSCME), Does Crime Pay? An Examination of prisons for Profit [R].Washington, DC: AFSCME, 1985,1992,1997,2002,2007.

[5]Coase Ronald. 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 [J].Economica, vol. 4.

[6]Hart Oliver, Shleifer Andrei and Robert W. Vishny.1997.“the Proper Scope of Government: Theory an Application to Prisons”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1127-1161.

[7]Logan Charles H. Private Prisons : Cons and Pros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Savas Emanuel, Privatizing the Public Sector ; How to Shrink Government [M].Chatham House Publishing, 1982.

[9]Savas Emanuel.Privatization: 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 [M].Chatham House Publishing, 1987.

[10]Savas.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M].Chatham House Publishers,2000.

[11]Shichor David.Punishment for Profit [M].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5.

第3篇：移动支付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三支一扶；本土化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新农村建设成为全中国的历史性任务。农村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社会文明整体的进步。而农村发展离不开人才的输入，政府“三支一扶”计划的开展有效的为基层建设吸引了大批高等教育人才。三支一扶计划开展10年来，不断的有毕业生走进基层。但是在具体工作层面，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发挥了哪些作用？如何提高此类人才的地方贡献？本文结合作者在东营市亲身参与“三支一扶”的工作经验，分析影响高校毕业生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因素。

一、三支一扶计划背景分析

为了给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单位落实就业问题提供具体的指导和保障，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06年颁布关于“三支一扶”的通知，鼓励毕业学生到基层支教、支农、支持医疗事业，以及参与扶贫工作。每年招募大约2万名毕业生，进入基层开展为期两年的服务，政府提供生活补贴以及就业手续。在服务期满后，参与的毕业生自主择业，并享受相关的就业优惠政策。

多年的实践工作已经证明，开展“三支一扶”计划，能够通过人才输入促进农村发展从缩短城乡差距；更可以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培养了毕业生的综合能力。

但是“三支一扶”计划开展10多年来，也具体政策落实层面也出现了新的挑战。例如参与毕业生目的功利化，自身文化和能力多元化，而三支一扶在执行中重招募轻培训等问题，都影响着每一名毕业生在基层的作用发挥。

（一）毕业生在基层社区工作的作用

结合作者，作为国家“三支一扶”计划的参与者，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东城街道辽河社区工作经验，分析毕业生在基层社区如何发挥作用，贡献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

首先，毕业生能够较快的掌握计算机信息技术，有效的补充了基层工作中的信息化任务。计算机技术可以有效的促进工作效率，但是基层的本地工作人员，往往因为年龄和工作习惯等原因，而对计算机使用不熟悉，例如做表、报告、以及制作PPT。但是这几项工作确实基层社区在管理计划生育、党建、民政救助等日常工作中必须使用的。这时，高校毕业生可以很快的上手工作，比如熟练的制作报表，编辑报告、通知、海报，制作PPT等，从而提高基层社区工作效率，减轻领导和同事的工作负担。

其次，高校毕业生的主动学习精神和参与精神，能够活跃基层工作氛围。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向一张白纸一样，对社会充满好奇和新鲜感，愿意学习和参与。因此，基层社区可以通过引入“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利用大学生的活力与工作参与热情，调动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活跃办公室氛围。

第三，高校毕业生在信息收集处理上，更具能发挥工作优势。90后的大学毕业生，从小生活在信息化的环境中，能够熟练的进行网络检索和信息分享。这些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有助于推进农村信息化发展，例如农村品信息的汇总，市场需求信息的整理，以及发现先进农业技术等。与外界信息的高度接轨，有助于毕业生在公共事务讨论中发挥出更多贡献，例如提供新鲜的思路或其他地方的做法等。

以上是“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给基层新农村建设的积极贡献。当然，身为毕业生，难免稚嫩和缺乏经验。这是需要毕业生自己主动学习以及时间的积累。

（二）影响毕业生在基层工作中发挥作用的因素分析

如上文所说，虽然“三支一扶”计划的高校毕业生在基层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整体上值得肯定，但是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仍然面临挑战。结合作者在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东城街道辽河社区工作经验，尝试分析出以下影响毕业生发挥作用的因素。

首先是高校毕业生进入基层后的快速本土化问题。“三支一扶”的毕业生很多都不是本地人，即使是本地人，也因为一直在校园而不了解基层工作，更不了解农村工作。当毕业生不了解农村工作时，难免会出现工作使不上劲，或者工作中感到落差，既影响大学生工作积极性，也妨碍了起才能的发挥。对此，毕业生本人和接收单位应该一起努力，让毕业生在到岗的半年内迅速本土化。

对“三支一扶”毕业生的培训跟踪工作应该落到实处。作为人才引进，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工作效果如何，遇到哪些困难，对这些信息的持续跟踪才有利于支持毕业生高质量的完成两年的服务期。因此，本文建议，首先应该加大对“三支一扶”毕业生的培训，培训包括基层工作内容、国家政策认知以及工作和沟通技能，帮助毕业生迅速摆脱学生气，建立职业素养。第二，应该由专门的部门对“三支一扶”的毕业生进行定期的跟踪评估，例如每年度的评估，评估来自其主要领导和群众代表。评估的目的不仅仅是监督和鞭策，更多的是促进毕业生思考和改善工作。而评估记录，也可以作为“三支一扶”结束后，享受相关就业优惠的凭证之一。有了培训和评估体系，对于有突出贡献的毕业生，还可以给与名誉以及就业优惠方面的奖励。

二、结论

“三支一扶”计划执行10年来，数十万的大学生进入基层，参与到新农村建设的洪流中。该计划通过引进人才，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起积极贡献值得肯定。然而在具体工作层面，本文认为应该毕业生和接受单位应该共同促进引进人才本土化，并建立针对“三支一扶”毕业生的培训和评估体系，才能更有效的发挥高校毕业生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骆文伟.“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个体障碍因素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0（04）

第4篇：移动支付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 鲍曼不动杆菌； 氟喹诺酮； 主动外排泵； 泵抑制剂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efflux pump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utant strains against fluoroquinolones. Methods The mutant strain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separated from clinical sample were selected by ciprofloxacin. The antibiotic activities of ciprofloxacin， levofloxacin and gatifloxacin were detected by 2fold agar dilution method with or without efflux pump inhibitors， carbonylcyanidemchlorophenylhydrazone (CCCP) or reserpine. Results CCCP and reserpine could reduce the minimum inhibition concentration (MIC) to below 1/4 of former in some of the mutant strains against fluoroquinolones. Positive efflux pump strains existed in mutant strains which were susceptible to them. Conclusion The excessive expression of efflux pump was related to the higher MIC in mutant strain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KEY WORDS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Fluoroquinolone; Efflux pump; Efflux pump inhibitor

鲍曼不动杆菌日益成为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之一，其广泛的耐药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1］。鲍曼不动杆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产生耐药性在很大程度上与氟喹诺酮类药物广泛及不合理使用所造成的强选择压力有关。泵抑制剂可以提高氟喹诺类药物对不同致病菌的抗菌活性国内已有报道［2～4］。本文应用环丙沙星诱导的鲍曼不动杆菌突变株，研究其对氟喹诺酮产生耐药突变过程中泵抑制剂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

来源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临床微生物室保存的临床分离株。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CLSI 2006年标准，根据纸片扩散法结果，选取一株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均敏感的菌株作为诱导突变的实验菌株。该菌株经法国BioMerieux公司的API系统鉴定确证为鲍曼不动杆菌。

1.2 试剂及仪器

环丙沙星(批号130451200302，含量84.9%)、左氧氟沙星(批号130455200202，含量97.2%)和加替沙星(批号130518200402，含量97.2%)标准品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CCCP、利舍平标准品购自Sigma公司；MuellerHinton(MH)琼脂培养基为美国Difco公司产品。SHP250型生化培养箱(上海京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比浊仪(美国Becton Dickinson公司)。

1.3 MIC测定

采用CLSI标准琼脂平板二倍稀释法，测定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及加替沙星三种氟喹诺酮药物对各实验菌株的MIC。各实验菌株在MH琼脂平板上接种，37℃孵育过夜，挑取单个菌落以生理盐水稀释至浓度为1.5×108CFU/ml，再将该菌悬液稀释100倍，之后取10μl点接种于含不同浓度氟喹诺酮类药物的MH琼脂平板上，35℃培养20h，观察细菌生长情况。药敏结果根据CLSI 2006年标准判读(环丙沙星：敏感≤1μg/ml，耐药≥4μg/ml；左氧氟沙星和加替沙星敏感≤2μg/ml，耐药≥8μg/ml)。选择铜绿假单胞菌ATCC27853为质控菌株。

1.4 环丙沙星诱导突变株的筛选

参照崔俊昌等报道［5］，将筛选的敏感株接种于MH琼脂平板，37℃培养16～18h，取单菌落，配制成浓度为1.5×108CFU/ml的菌悬液，取100μl菌悬液接种在含有2×MIC和4×MIC浓度环丙沙星的MH琼脂平板上，以玻璃棒均匀涂抹，37℃培养24～72h。选取典型菌落，接种于不含药的MH琼脂平板，传代1次，再接种于原药物浓度的MH琼脂平板，以确定筛选株为突变株。共筛选出10株突变株，编码为2C1、2C2、2C3、2C4、2C5、2C6、4C1、4C2、4C3和4C4。

1.5 泵抑制剂对菌株MIC的影响

在含氟喹诺酮类药物二倍稀释浓度的MH琼脂平皿中加入CCCP至5mg/L，或加入利舍平至20mg/L。测定泵抑制剂存在的情况下氟喹诺酮类药物对鲍曼不动杆菌诱导突变株的MIC，同时制备仅含泵抑制剂的培养基作为生长对照。比较应用泵抑制剂前后菌株对抗菌药物MIC的变化，MIC值降至原值的1/4或更低判定为外排泵阳性株。

2 结果

2.1 敏感株和诱导突变株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和加替沙星的MIC

经含有环丙沙星的MH琼脂平板筛选出的突变株的MIC比诱导前升高了8～64倍，与CLSI 2006年标准中环丙沙星的药敏范围比较，有2株对环丙沙星中介，编号为2C6和4C3；1株对环丙沙星耐药，编号为4C4。对左氧氟沙星及加替沙星的MIC值也分别升高了4～32倍，但各实验菌株对左氧氟沙星和加替沙星均敏感(表1)。

2.2 泵抑制剂加入后对诱导突变株MIC的影响

加入泵抑制剂后临床筛选的敏感株MIC值没有明显变化，由其筛选出的10株突变株的MIC值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有7株MIC值降低至原值的1/4或更低，即为外排泵阳性株，占诱导株的70%(表1)。加入利舍平后有7株外排泵阳性株，加入CCCP后有6株外排泵阳性株。在环丙沙星的单药和加入泵抑制剂后MIC值比较可以看出，有2株菌为仅与利舍平有关的外排泵阳性株，分别是2C6和4C3。在左氧氟沙星的单药和加入泵抑制剂后MIC值比较中有1株菌为仅与CCCP有关的外排泵阳性株，编号为2C6。在加替沙星的单药和加入泵抑制剂后MIC值比较，5株泵抑制剂阳性株的MIC值下降与两种泵抑制剂都有关。对环丙沙星中介的2C6，利舍平仅降低环丙沙星的MIC值至原值的1/16，对左氧氟沙星和加替沙星没有作用，但CCCP却能降低左氧氟沙星的MIC值至原浓度的1/8，对另外两种药物没有作用。另外1株4C3，利舍平仅降低环丙沙星的MIC值至原值的1/4，对另外两种药物没有作用，而且CCCP没有筛选出外排泵阳性株。本实验筛选出的耐药株4C4对两种泵抑制剂来说都不是外排泵阳性株。 表1 外排泵对鲍曼不动杆菌诱导突变MIC的影响

3 讨论

鲍曼不动杆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分为两类：①靶位点的改变，即DNA促旋酶或拓扑异构酶活性位点的改变，降低了与氟喹诺酮类的亲和力；②细胞内药物浓度降低，即内源性主动外排系统表达增强使药物的外排增加，或者膜孔蛋白改变降低药物的内流。其中主动外排系统是细菌抵御外界不良环境的重要手段，是一些致病菌内源性和获得性多重耐药的重要原因［6］。鲍曼不动杆菌中存在着铜绿假单胞菌MexABOprM样外排系统，由adeABC转座子编码，可排出氟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和多种其它抗生素［7］。主动外排泵抑制剂CCCP是一种抑制质子转运的解偶联剂，可以抑制主动外排系统能量来源的质子浓度梯度，使药物在细菌体内的蓄积量增加，恢复细菌对药物的敏感性，但毒性较大。另一种外排泵抑制剂利舍平为某些外排泵的底物，可竞争性抑制外排泵对抗生素的排出，两者是目前研究比较广泛的外排泵抑制剂［8，9］。

本研究中，加用CCCP或利舍平后部分鲍曼不动杆菌诱导突变株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和加替沙星的敏感性进一步增加，说明CCCP和利舍平均能抑制部分突变株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排出。在我们的实验中外排泵阳性株主要集中在对环丙沙星的MIC在1μg/ml的诱导突变株，这些突变株对三种氟喹诺酮均敏感，提示在鲍曼不动杆菌由敏感株向耐药株转变的过程中既有外排泵表达增强，抗生素的应用可能是导致外排泵表达增强的诱因之一。在以往的报道中多以临床分离的耐药菌株为研究对象，结论证明外排泵表达增强是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机制之一［10，11］。在我们的实验中，环丙沙星耐药的突变株4C4虽然泵抑制剂的应用使其对三种氟喹诺酮药物的MIC值有所降低，但仅降低1/2，并不提示有外排泵表达增强参与其耐药性的产生，其耐药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如环丙沙星作用靶位的变化等引起的，由于本实验中筛选出的耐药菌株较少，这种结果只能说明泵抑制剂表达增加不一定参与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

本研究还发现，虽然CCCP和利舍平同为主动外排泵的抑制剂，但其抑制作用有所不同，两种抑制剂并未完全呈现同步抑制作用。有些菌株CCCP抑制作用为阳性，而利舍平为阴性，反之亦然，如2C6和4C3。在鲍曼不动杆菌的相关研究中未见报道，但该结果与Vadezate等提出的嗜麦芽寡养单胞菌可能存在不同的主动外排泵，不同泵抑制剂的作用可能有所不同的结论相一致［12］。另外，我们还发现2C1对左氧氟沙星和加替沙星是外排泵阳性株，但对环丙沙星并不是如此；对于突变株2C6利舍平仅降低环丙沙星的外排，CCCP则只降低左氧氟沙星的外排，两者对加替沙星没有作用。分析原因可能是抗菌药物结构的差异所造成的疏水性等生化特点的不同，使外排泵对其排出的能力不同。

我们的实验应用环丙沙星诱导鲍曼不动杆菌突变，发现突变株对左氧氟沙星和加替沙星的MIC值升高，而且在应用泵抑制剂后对左氧氟沙星和加替沙星也有外排泵阳性株出现，说明鲍曼不动杆菌在对氟喹诺酮耐药的过程中存在着交叉耐药的情况。

综上所述，通过本实验室诱导突变株的外排泵表达增强，泵抑制剂CCCP或利舍平均能抑制外排泵对氟喹诺酮药物的泵出。但氟喹诺酮存在交叉耐药，临床上一旦出现细菌对某种氟喹诺酮耐药，就应避免选择其它同类药物。因此，从药物研发的角度寻求更加有效且安全无毒的外排泵抑制剂，将其与氟喹诺酮类药物联合应用，可能会克服或减少某些菌类的耐药现象，达到临床有效治疗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岳文香，黄绍光，姚洁，等. 重症监护室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子流行病学［J］.中华传染病杂志，2002，20(2)：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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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移动支付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 马来酸曲美布汀；益生菌制剂；糖尿病性腹泻；胃肠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 R5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62（2016）10（a）-0039-02

糖尿病腹泻是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腹泻进一步加重了代谢紊乱，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目前认为糖尿病并发自主神经病变引起的胃肠动力以及胃肠激素改变是引起糖尿病性腹泻的重要原因[1]，需要应用药物调节肠道菌群以及调节激素水平的变化，在该次研究中我们联合应用了马来酸曲美布汀及益生菌制剂双歧杆菌四联活菌对此类患者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于2013年1月―2015年1月间收治的90例糖尿病性腹泻患者。就诊时空腹血糖为10.1～18.9 mmol/L，其均表现出了腹泻症状，主要为慢性、顽固性腹泻，5～10次/d，多为稀便，在夜间及进餐后感腹泻，大便常规检查未见脓血，OB试验阴性，大便培养未见菌群生长，未发现虫卵，采用数字随机分组方法将90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每组45例，其中观察组中男31例，女14例，年龄41～86岁，平均（54.6±3.4）岁，糖尿病病程6个月～20年，平均（12.1±2.3）年，腹泻病程4个月～7年，平均（3.6±0.8）年，对照组中男29例，女16例，年龄40～87岁，平均（53.7±2.7）岁，糖尿病病程5个月～19年，平均（11.4±3.8）年，腹泻病程4个月～6年，平均（3.3±0.6）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糖尿病以及腹泻病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口服降糖药物或注射胰岛素的方法对血糖进行控制，以空腹血糖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根据参考文献，将疗效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显效：腹痛、腹泻症状消失，大便性状恢复正常；有效：治疗后腹痛、腹泻症状明显好转，排便次数为1～2次/d，大便性状基本正常；无效：治疗后腹痛、腹泻症状无明显改善或加重，大便次数仍>5次/d。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胃肠激素水平，检测方法：分别采集各组患者的空腹静脉血5 mL，应用肝素抗凝，将血浆予以常规分离，应用放射免疫分析方法检测血浆胃动素（MTL）、胃泌素（GAS）、生长抑素（SS）指标变化。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9.0的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形式表示，应用student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相对数表示，采用pearson 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经过2个月的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91.11%（41/45），对照组为68.89%（31/4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14，P

2.2 两组治疗前后的胃肠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SS、MTL、GAS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治疗后SS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不论是1型或2型糖尿病患者中均有50%以上的人群伴有胃肠代谢功能紊乱，该疾病与糖尿病周围自主神经病变、平滑肌变性以及高血糖状态对胃肠功能起到抑制剂糖尿病引起的胃肠激素失调有一定关联[2]，糖尿病性腹泻患者肠道中的双歧杆菌、拟杆菌以及乳杆菌等优势菌群的含量显著降低[3]，同时血浆胃动素是一类与腹泻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胃肠道激素，其分泌水平受到了迷走神经的影响，随着糖尿病患病时间的延长累及自主神经时，血浆胃动素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从而损伤胃肠道自主功能，诱发糖尿病性腹泻[4]。

目前对于糖尿病性腹泻尚缺乏标准的治疗方式，多采取控制血糖、止泻、营养神经、益生菌制剂联合应用的综合治疗方式，也有应用生长抑素物质使胃肠道收功能增强，胃动素分泌抑制，有效缓解腹泻症状。马来酸曲美布汀属于一类而外周阿片类受体激动剂，对全消化道的运动功能发挥调节作用，使得细胞膜上K+例子通道出现去极化作用，有效提高了平滑肌细胞的兴奋性，也能够阻断钙离子通道中Ca2+离子的内流，松弛平滑肌，选择性调节去甲肾上腺素以及乙酰胆碱的释放，所以能够发挥兴奋剂抑制的双向调节功能，恢复正常的胃肠动力。通研究证实马来酸曲美布汀能够有效改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腹痛、腹泻症状[5]，但是其应用于糖尿病性腹泻患者尚未有报道。糖尿病患者的胃肠蠕动缓慢，肠腔中菌群失调导致肠道中微生态紊乱，引起腹泻。益生菌制剂双歧杆菌四联活菌能够补充人体中的正常菌群，促进肠道蠕动，调节菌群失衡，激发了机体中的免疫力[6]，有效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及吸收。通过该次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应用马来酸曲美布汀联合双歧杆菌四联活菌治疗后的有效率达到了91.11%（41/4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8.89%，治疗后两组的血浆SS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MTL以及GAS水平显著下降，但观察组的改善水平较对照组更为明显，提示马来酸曲美布汀联合益生菌制剂治疗更能够调节胃肠激素水平，抑制胃肠道平滑肌的兴奋性，有效延缓胃肠排空状态，缓解糖尿病患者的腹泻症状。

综上所述，马来酸曲美布汀联合益生菌制剂治疗糖尿病性腹泻可以明显降低血浆胃动素水平，提高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潘劲，胡如英，龚巍巍，等.浙江省2007至2012年糖尿病流行特征的描述性分析[J].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15，31（10）：846-850.

[2] 贾琪.西利治疗老年糖尿病患者胃肠功能紊乱[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24）：4897-4898.

[3] 王涵，顾成娟，逄冰，等.仝小林教授辨治糖尿病胃肠功能紊乱经验[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5（12）：1654-1656，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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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伟，高明松，段苗，等.马来酸曲美布汀联合依帕司他治疗糖尿病胃轻瘫的临床观察[J].实用药物与临床，2015，18（2）：153-156.

第6篇：移动支付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冠心病；骨桥蛋白；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疾病，其发病与多种因素有关。骨桥蛋白是一种分泌型的糖基化磷蛋白，在细胞外基质损伤、修复中具有重要的功能[1]。研究表明，OPN在心肌梗死后通过调节细胞外基质来促进纤维化和损伤心肌的修复[2]。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部位和缺血、损伤心肌中，OPN呈高表达。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参与了上述过程[3]。

目前，支架置入术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冠心病患者中超过了90%，已成为临床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仍然很高，尤其是冠状动脉复杂病变及合并糖尿病等并发症者更易发生。因此，支架内再狭窄依然是PCI治疗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本研究在接受PCI的冠心病患者中检测血浆OPN的表达，观察术后OPN的变化及ACEI和醛固酮阻滞剂对PCI术后OPN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2011年1月～12月我院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为冠心病并接受PCI治疗的住院患者100例（男59例，女41例），平均年龄（59.3±8.9）岁。选同期冠脉造影显示冠状动脉狭窄

1.2方法 100例接受PCI治疗的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福新普利组、依普利酮组、联合用药组（每组25例）。常规治疗组予抗凝、抗血小板、调脂、降压、降糖、改善心肌缺血等治疗；福新普利组给予福新普利（10mg/d，1次/d）；依普利酮组给予依普利酮（10mg/d，1次/d）；联合组给予福新普利5mg/d+依普利酮5mg/d（1次/d）。药物治疗自PCI术后第1d开始，持续14d。

1.3标本处理 入院当天、术后3d和14d早晨抽取空腹静脉血5ml，置于10ml肝素抗凝管，以3000r/min离心10min，取上清液血浆分装于EP管，置于-70℃保存以备检测。

1.4血浆 OPN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浆OPN水平。试剂盒由美国Assay Dsign，Inc公司提供，具体操作严格按说明书。

1.5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用（x±s）表示，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用χ2检验进行分析，P

2 结果

2.1基本资料 各组患者入院时均详细记录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吸烟史、血压、血糖、总胆固醇、置入支架数与裸支架比例等情况。四组患者在上述指标上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PCI术后血浆OPN水平 各组患者术前血浆OPN水平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对照组术前、术后3d和14d OPN水平无明显变化（P>0.05）。PCI术后，各组血浆OPN呈时间依赖性升高，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有显著差异（P

3 讨论

PCI术后再狭窄是冠心病患者PCI治疗术的最主要并发症，也一直是心血管病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有研究显示，OPN可能参与PCI术后再狭窄的病理生理学过程。

OPN因介导骨组织细胞与骨基质的连接、参与骨基质矿化和重吸收过程而得名，是细胞外基质中一种重要的功能性蛋白[4]。OPN介导多种生理功能，对单核细胞具有粘附和趋化作用， 促进单核细胞分化成巨噬细胞，它可以促进平滑肌细胞的粘附、增殖、迁移，诱导炎症因子表达[5]。心血管系统中，一系列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和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的活性因子，如碱性成纤维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血小板衍生因子、血管紧张素Ⅱ、表皮细胞生长因子、醛固酮等，均能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表达OPN。高血压、心力衰竭和心肌梗死等疾病的病理发展过程中，OPN能促进心肌纤维化和心脏肥大，且在容量或压力负荷过重及心肌损伤后的调节和心肌梗死后心肌重构中起到重要作用[6]。研究发现，正常情况下，动脉壁中层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呈收缩表型，无增殖和迁移能力。在多种刺激因素作用下，VSMC可由收缩表型转变为合成表型，并从中膜迁移至内膜进行大量增殖，导致再狭窄。研究显示，OPN的表达决定了VSMC的表型，差异显示技术证明OPN是VSMC表型转化的标志基因。

本研究结果提示，PCI术后血液OPN含量增加，可能参与PCI术后血管再狭窄，而ACEI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能明显抑制PCI诱导的OPN表达增加，且联合用药效果更佳。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应用ACEI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可作为今后预防PCI术后血管再狭窄的治疗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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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移动支付的影响范文

相比日韩欧美等移动支付相对普及的地区，我国的移动支付现阶段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移动支付将会融入人们的生活，哪些因素影响消费者选择使用移动支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

移动支付；感知价值；模型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4-0177-01

1 移动支付现状

与传统电子商务比较，移动电子商务在2007年已经被纳入了中国“国家电子商务十”核心示范项目中。除此之外，2009年1月，中国工信部分别给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发放了3G牌照；2013年12月，中国工信部分别给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发放了4G牌照。这些使得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预示着移动支付在良好发展前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消息，截至2012年12月，中国互联网网络支付的用户已经达到2.21亿，占据8.8亿互联网用户的40%，但使用移动支付的用户数只有0.57亿，占移动互联网用户4.89亿用户的10%。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新兴的支付方式，已经吸引了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目光。但是，相比日韩欧美等移动支付相对普及的地区，我国的移动支付现阶段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

在研究移动支付采纳行为中的研究有一部分了，大多数模型都是应用了TAM理论和和UTAUT理论。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研究中，主要有施华康（2006）对移动支付采纳实证研究、邓朝华（2009）分析我国手机用户采纳移动银行服务的态度和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杨水清（2011）的基于跨渠道的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研究；在UTAUT模型的研究中，主要有陈华平（2006）、曹媛媛等（2009）的关于移动支付使用者使用意向与使用行为的实证研究。而在当前的研究中，学者大多重点从技术感知的角度去解释在移动环境下用户采纳行为，如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移动性等。但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里面就被认为，消费者的心理和创新意识和社会影响因素对用户采纳行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2 概念模型

2.1 感知价值与采纳意愿的关系假设

感知价值是个体在自己认知基础上对某个选择的总体评估，基于这种评估，个体选择其行为。移动支付中用户的感知价值是指移动支付用户基于其所得与损失的综合感知对移动支付效用所做的总体评价。感知利得表示能够满足用户的某种需求、便利等，而感知利失则可以包括如经济成本、各种风险等。郑称德（2012）的感知价值和个人特质对用户移动购物采纳意图的影响研究，杨永清等（2012）的移动互联网用户采纳中都得出感知价值对用户采纳有正向作用。因此，本文得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用户感知价值显著影响用户的采纳意愿。

2.2 感知有用性与感知价值的关系假设

移动支付是对货币形式进行一次变革。移动支付是对用户可以快速的完成支付活动，使得用户免去了携带现金、银行卡的不便、同时可以减少用户因为支付所需排队等候的时间，实现资源更加有效率的分配和利用。因此，移动支付快速、高效的功能能增强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感知有用性是TAM中核心的变量之一，对用户感知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Kim&Chan（2005）对移动互联网的研究中发现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影响感知价值。

因此，本文得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感知有用性会直接正向影响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

2.3 感知易用性与感知价值的关系假设

感知易用性也是TAM的一个变量，感知易用性一般指用户在某项系统的早期认为使用它容易程度，如果用户觉得某系统很容易使用，则可增加用户的使用意愿。Blomqvist K.The Role（2008）、杨永清等（2012）的移动互联网用户采纳中提出易用性正向影响用户感知价值。

因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3：感知易用性会直接正向影响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

2.4 社会影响与感知价值的关系假设

Ravald（1996）提出了顾客价值不仅包括核心产品和附加服务，维持关系而做出的努力也应该属于顾客价值，因为，企业可以发展良好的顾客关系创造价值。Kloter（1996）认为社会影响是感知价值的一部分；陈华平（2006）、曹媛媛（2009）、杨永清（2012）等对移动支付的研究中都表明社会影响正向影响感知价值。

因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4：社会影响会直接正向影响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

2.5 感知成本与感知价值的关系假设

Zeithaml（l998）&Lee（l999）指出感知成本是感知利失。在用户对移动支付进行价值评估的时候，考虑成本是必不可少，包括了一切为使用移动支付而所需要的费用。金皓瑜、王全胜（2002）发现感知成本通过感知价值显著影响虚拟灰色市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杨永清（2012）发现在移动互联网下感知成本对感知价值有负向影响。

因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5：感知成本会直接正向影响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

2.6 感知风险与感知价值

Wood&Scheer（1996）认为感知风险是为获得某产品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之一；Broydrick（1998）发现如果降低风险能够使得顾客的感知价值提升；Agarwal（2001）在其实证研究中证明了感知风险与感知价值的关系，顾客感受到的感知风险越小，其感知价值会有相应提高。杨永清（2012）的研究也证明感知风险对感知价值有负向作用。

因此，本研究得出如下假设：

H6：感知风险对移动支付的感知价值有负面影响。

2.7 个体创新的关系假设

根据IDT理论，由于用户个人接受创新意愿的程度不同，所以采纳创新的时间和积极性不同，按照这个把用户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和落伍者。创新意识是指消费者个人对创新产品或服务的使用采纳意愿。在对创新意识的研究中认为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方面有两部分：一部分认为用户的创新意识会直接对其是否采纳产生影响；另一部分认为创新意识只是在里面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在已有的研究中，杨水清（2012）、杨永清（2012）等都证明了个体创新和采纳意愿之间的密切关系。

因此，本研究得出如下假设：

H7a：用户创新意识正向调节用户感知价值与采纳意愿之间的关系。

H7b：用户创新意识对移动支付的用户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

基于前文的研究假设，提出概念模型，如下图：

参考文献

[1]邓朝华，鲁耀斌，张金隆.TAM、可靠性和使用能力对用户采纳移动银行服务的影响[J].管理评论，2009，（1）：59-66.

[2]黄浩，刘鲁，王建军.基于TAM的移动内容服务采纳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8，（06）：42-47.

[3]杨水清，鲁耀斌，曹玉枝.基于跨渠道的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研究[J].科研管理，2011，（10）：79-88.

[4]朱阁，敖山，戴建华等.手机移动支付的价值接受度模型及实证[J].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报，2011，（1）：42-48.

第8篇：移动支付的影响范文

在移动支付时代，人们只需拥有一部手机，就能解决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所要面对的种种琐事，这显然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与快捷。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支付手段，从诞生之日起，移动支付便承载了人们对于信息化、数字化生活的憧憬与渴望，受到了产业各方的积极追捧。

移动支付在我国的推行并不是近两年的事情。早在2002年，中国移动重庆分公司就推出了国内第一个移动电子商务平台，开始试水移动支付领域；第二年8月，中国移动与中国银联合资成立了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联动优势，旨在为广大用户提供“手机钱包”和“银信通”等服务。近年来，无论是运营商、银行还是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纷纷开始发力移动支付，推出了“小额支付”、“手机信用卡”等诸多品牌，并得到了相应的关注。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我国的移动支付都没有理由不火。

手机是移动支付的载体，我国的手机用户已经接近7亿，这个全世界最庞大的手机用户群是国内银行卡、信用卡等支付手段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而它将是移动支付的潜在市场。

全业务运营的口号已经被我国运营商喊了多年，尤其在电信重组之后，三大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全业务运营的范畴也随着3G与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而更加宽泛。有人将移动支付、移动广告和移动电视(含流媒体)称之为通信领域继传统杀手级应用语音、短信、彩铃之后的“新三剑客”，而移动支付以其广覆盖面占据首位。

知名分析机构Strategy Ana[ytics前不久的报告对全球移动支付来说是一个值得振奋的消息。报告称，未来几年全世界手机支付替代现金或者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手段的速度将快速增长，预计到2011年，将有360亿美元的交易通过移动非接触式方式进行支付。易观国际也了一个针对我国移动支付的报告：2009年中国手机支付市场规模将达到19.74亿元，从2006年到200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0.40％；此外，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在2009年也将达到8250万人。未来移动支付巨大的市场空间，从这些数字中可窥一斑。

不过，相比美好的愿景，现实显得有些残酷。事实上，即使今年移动支付能够实现8250万人的目标，在近7亿人的潜在市场中，与仅支付宝一家就拥有过亿用户数的网上支付相比依然相距甚远；联动优势推行的“手机钱包”虽已全线运营，但其业务范围仍然以数字化产品为主，比如软件支付、手机费、游戏点卡等，期待移动支付推动人们对消费模式的转变，将应用业务覆盖到实物交易的距离似乎还很遥远。

任重道远

产业各方都在吆喝，但收到的用户反应却并未尽如人意。在这条产业链中，无论作为运营主体的移动运营商、银行、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商家还是用户，都存在着诸多阻碍移动支付发展的问题。

这些问题人们已经不再陌生：运营主体间合作模式的局限，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及存在的安全隐忧，相关配套法规的缺失，技术与标准的不统一以及用户使用习惯尚未充分培养等等。其实它们都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各参与方都把满足用户需求作为发展根本，但实际运作中却忽视了用户体验。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有不少人对移动支付表示出了浓厚兴趣，也早已进行了尝试，然而我国用户规模的扩张速度却始终迟缓。

运营主体间的合作模式主要有以移动运营商为运营主体、以银行为运营主体和以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为主体等模式。无论哪种模式都存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显然，上游利益分工不清晰，将会影响移动支付的收费及业务的开展，从而影响用户体验。

调查显示，我国只有不到15％的手机用户完全信任移动支付，约40％的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安全性缺乏信任，而65％的手机用户拒绝通过移动网络发送自己的信用卡资料。安全，是用户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运营商、银行与第三方最经常的承诺，但更是制约移动支付普及的重要因素。

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支付宝套现”风波曾向人们警示了信用卡的信用危机，而移动支付却是将随身携带的手机变成了“手机卡+信用卡”，这使得很多人担心其丢失与泄密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同时，对于很多习惯了使用现金或信用卡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对移动支付的使用习惯尚未培养起来，这也影响了移动支付的市场普及。在互联网专家姜奇平看来，“用户的使用习惯实际上仍然反映了移动支付信用制度的不健全，这需要运营商、银行及第三方努力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改变人们的意识和观念。”显然，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移动支付技术与标准的不统一也是制约移动支付发展的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国际上没有一家机构和组织能够提供一个为多方所接受的移动支付技术。因此，移动支付的参与者们纷纷成立各种组织，以期推出自身主导的技术标准或业务标准。目前看来，基于近距离无线通信NF C功能的非接触式移动支付手段，或许将是未来一个趋势。

我国的移动支付产业尚在初级阶段，由于没有相关的配套法规予以保障，至今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有专家认为，为使运营商、银行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之间协调互助达到共赢，发放电子支付牌照不失为良策。

第9篇：移动支付的影响范文

论文关键词：移动支付；计划行为理论；移动终端；产业价值链；应用模式

0引言

移动支付对于国人已不是一个新概念了，早在2000年初便得到移动运营商的大力推广。但当时技术、政策、商业模式都处在萌芽阶段，并没有条件投入大规模商用，只是尝试性的测试，小范围内试运行，且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几年过去了，国内的移动支付依然是不温不火地发展。而欧美，特别是日韩的移动支付已发展地如火如荼。移动支付是否能推广关键在消费者手里。因此研究消费者如何评价这几年的国内移动支付技术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很重要。

1潜在的巨大国内市场

1．1巨大的手机用户群体

GSM协会于2008年4月16日在网上的最新调查报告称，全球已有超过30亿的手机用户数量。

GSM协会指出全球最大的GSM市场在中国，手机用户数量己达5亿9000万，并且每月增加700多万新用户，对这第3个10亿的贡献为14％，毫无疑问2008年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必将突破6亿。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1．2巨大的银行卡持有量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地方金融十一次论坛上，中国银联总裁许罗德介绍，到2007年9月底，中国银行卡发卡量超过13亿张，发卡机构达到183家。可见银行卡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而手机与银行卡合二为一也成为一个大趋势。

2引进计划行为理论剖析移动支付遇到的瓶颈

2．1计划行为理论(TPB)

根据TPB理论，人的行为模式受到3项内在因素影响：

(1)个人行为态度：个人对自己行为可能出现的结果的一种看法和观点。

(2)主观规范：对他人的标准化行为模式的主观性感知。

(3)知觉行为控制：对于促进或阻碍行为效果的相关因素的认知。计划行为理论模式图如图1所示。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向的3个主要变量，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支持越大、知觉行为控制越强，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2．2建立移动支付TPB模型

计划行为理论是从信息加工的理论、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个体行为一般决策过程的理论。由于移动支付是一种个体理性行为，它不但受到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外界的客观环境等条件相关。所以本论文根据TPB理论，从个人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来分析影响移动支付的行为，如图2所示。

2．2．1影响移动支付的内部因素分析

TPB认为个人的行为意向是预测行为的最佳变量。在实际控制条件充分的情况下，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对于移动支付而言，个人想要使用移动支付的意向越强，代表他越可能从事该行为。

(1)移动支付的态度倾向

个人进行移动支付的态度倾向是个体对执行该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估。例如，用户在面对新的支付方式时，首先要先主观判断要不要更换手机，安全性如何，支付程序是否复杂，若不使用以后消费是否会不方便。这就涉及到移动支付中消费者比较关心的安全问题和成本问题。

安全是制约移动支付发展的关键因素。资金安全永远是银行考虑的第一要素，也是影响消费者体验的首要障碍。目前，我国手机支付实现技术主要有基于短信、WAP、BREW等技术，由技术原因造成的数据传输中的加密性和数据的实时性、完整性不够，使得支付面临安全隐患。手机由于携带的随身性，其丢失和损坏造成个人信息泄密的概率较高，这也是手机支付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ForresterResearch调查公司做过一份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认为信用卡安全是最大的问题。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手机支付的成本过高，支付程序繁琐。这也是消费者比较关心的一方面。成本包括直接交易成本和使用支付服务的固定成本，还有技术上基础设施的成本(例如用户可能需要购买新的移动电话)。而新的支付系统需要新的硬件设备来支持这是必需的。

支付程序繁琐一方面是由移动支付的产业链分工不明确，产业链效率低造成的。手机支付是个复杂的产业链，涉及银行、信用卡组织、移动运营商、手机终端厂商、手机支付平台提供商、商业机构、内容和服务提供商、用户等多个环节，需要各个环节的联合启动推进产业发展。从而造成产业链协作效率低下。无论对于运营商还是银行来讲，做手机支付都需要重新对自有的网络进行技术改造，并提供相应的额外服务。而对于银联来讲，受制于自身的体制限制，业务创新和市场反应能力也相对较差。

(2)移动支付的主观规范

移动支付的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策是否使用该服务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它反映的是重要他人或团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移动支付的一方：年轻人喜欢追求时尚，易于接受新事物，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移动运营商应该注重推广用户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移动支付的另一方：商家。如果商家不支持移动支付方式，当客户要求使用移动支付时，商家也会面对社会压力和需求压力。

(3)移动支付的知觉行为控制

移动支付的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知到执行移动支付难易程度，它反映的是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个人认为自己承担起移动支付带来的成本压力，或者是移动支付的资源或机会越多时，则他对执行该行为的控制知觉越强。移动支付的资源是指移动支付工具越来越电子化和移动化。移动电话、网络、信息技术通常会加速移动支付的发展。使用移动支付的机会有很多，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坐公交车刷卡，在商场买东西刷信用卡等。越来越多的场合都会用到移动支付。而此时消费者就会比较容易接受移动支付。

2．2．2影响移动支付的外部因素分析

影响移动支付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人自身的因素和政策环境的因素。本节以TPB理论的外部变量为基础，来分析影响移动支付的主要外部因素。具体包括：

(1)用户年龄：据中国信息产业部于2008年1月28日的最新统计显示，截止2007年末，中国手机普及率已达41．6％。而据“2007中国首届城市移动信息化创新论坛”上公布的数据，目前我过城市移动电话普及率为93％。而在年轻人当中这一数据更高。所以移动支付的用户群还是集中在20—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也更容易接受新事物。

(2)受教育程度：由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报告称，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获得就业和高薪的可能性越大脚。而这也直接关系到他们接受和使用移动支付的程度。

(3)使用手机或网络的技巧：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多功能手机，包括听音乐，手机上网，拍照等。而老年人只局限在打电话或发短信等简单的功能。

(4)政策环境因素：目前我国的信用体系不够健全。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信用缺失的现象普遍存在。信用作为一个文化问题，它的培养是需要一个很长周期的，需要一个真正完善和深入人心的漫长过程。根据调查显示，国内的手机用户中有超过90％的曾经收到过欺诈短信，更有半数以上的用户对通过手机进行支付的安全性抱有怀疑态度。

3移动支付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根据以上的分析，一下就手机终端的改造，支付的安全问题，支付的程序方面提出3个解决方案：

3．1手机终端的低成本改造方案

移动运营商和手机厂商定制合作是日本手机市场的通行法则。这一模式目前已相继被包括中国移动在内的运营商所借鉴。目前，主要的移动设备制造商，诺基亚、索尼一爱立信、西门子、摩托罗拉等提出了各自的移动支付解决方案。同时移动支付应用也对移动终端提出了特殊的功能要求。图3就提出了一种移动支付手机终端改造方案。

RF_ID(radi0frequencyidentiifcation)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可以同时识别多个标签，操作快捷方便。此技术已上公交卡业务上广泛应用。

在手机主板上嵌入RFID模块，只需对手机做些小的改动，就可以实现此功能。IC卡嵌在手机背壳上，IC卡是独立的，该卡既可以接受RFID读写模块的操作，又可以接受商户终端的操作。RFID读写模块主要作用是修改IC卡上的金额，比如用户消费或充值时。IC卡的独立性保证了Ic卡发行方的利益和积极性。

3．2安全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安全问题是最大的隐患之一。安全包括数据的完整性、用户身份的认证、验证、数据的保密性、交易的不可抵赖性。具体讲就是消费者认为，数据从手机向销售点读卡机传送过程中，无论其传递途径是移动网络、红外线技术或是蓝牙这类无线网络，都有极大的可能被拦截“。此外，手机被盗或丢失同样也带来安全隐患。我们就其中一个重要的交易环节来说明。手机支付过程如图4所示。

此交易过程有几个关键点：敏感数据从手机向读卡机传送，携带银行账号及支付密码的数据向银行或第三方传送及其返回过程都存在着安全隐患。

解决方案：要制定更高的技术安全规范。我们可以借鉴韩国SK电信公司的MONET业务方案，当使用支付业务时，设置个人认证号码(PIN)、账户密码和保安卡等，采用三重安全防卫。保安卡的功能类似副卡，一旦手机丢失或被盗就可以使用副卡。而当用户输入密码时，若超过规定次数，就自动锁住，避免用户手机丢失时他人的恶意盗用。

3．3成本、过程繁琐问题及解决方案

造成支付繁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支付产业链涉及众多角色。用户使用支付业务时要通过各方验证，输入各种验证信息，这导致了支付过程的繁杂和效率低下。本论文提出了一种优化的手机支付应用模式。如图5所示。

此种模式是采用银行与运营商合作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对银行而言，其机会与挑战就在于将其现有的服务连接到移动装置上去。银行拥有以现金、信用卡及支票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并在重要的相关服务中占据着垄断性地位。而在中国移动运营商是不可能绕开银行系统而自立门户，主管用户账户的鉴定、清算等敏感业务的。

目前在日韩用卡支付已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电视购物、网络购物、移动购物等日益成为流行的消费及购物方式，这导致了传统的银行业务不足以满足消费者对消费自由度、便利以及节约时间的需求。国内的银行应有危机意识，要重视消费者的需求。

对移动网络运营商而言，应尽快开发出能增加消费者使用量及建立忠诚度的业务，而只靠移动运营商来开展移动业务是不会一帆风顺的，而很可能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个领域银行拥有移动运营商所缺少的东西：现有支付体系的入口、精确的信用管理技巧以及消费者在进行支付时所信任的品牌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