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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能源价格;环保技术;碳排放;DSGE模型;环境质量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25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116-05
Energy Pri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Based on the DSGE Model Containing Carbon Emissions
WU Xiaoli
(School of Economics,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DSGE model of dual systems and three departm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ynamic effect of exogenous impact such as ener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to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ecosyst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energy price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for output and energy consumer products, and has the negative effect for energy consumption, investment, employment and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for carbon emissions is stronger. (2)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for production,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But this factor will increase carbon emissions in a long time. (3)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ical level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for output, non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also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nd green technology impacts sustainability is stronger for the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than other factors. (4) Energy price only has a shortterm influence on output, b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improve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level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output and investment for a long time, realiz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energy pri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arbon emissions; DSGE model; environment quality
1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包括雾霾在内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大量耗竭自然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实务界以及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能源消费(包括居民能源消费和企业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作为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也必将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
关于能源价格冲击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在研究初期,国外学者主要基于Kydland和Prescoot提出的RBC理论研究能源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如Rotemberg和Woodford构建多部门RBC模型,将能源作为生产原料引入生产函数,研究能源价格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等等[1,2]。之后,由于DSGE模型具有显性建模框架、微观与宏观分析的结合、长短期分析的有机整合等优点,使得该方法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并采用DSGE分析框架研究能源价格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Alina和Roland构建包含石油价格冲击的DSGE模型研究货币政策、生产技术和石油价格等因素对经常账户波动的影响,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具有较强的负效应[3];Radde基于DSGE框架探讨石油价格冲击的传导机制,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对通胀和产出波动能够产生内生的权衡机制[4];Kormilitsina考察能源价格冲击下宏^经济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等等[5]。
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较晚,且研究思路较为相似。如魏巍贤等通过构建三部门的DSGE模型,研究能源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结果显示各种冲击源中能源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力度最大[6];然而,孙宁华和江学迪研究发现能源价格冲击的初始效应大于技术冲击,但技术冲击的持续性更强[7];王云清构建包含能源生产原料的DSGE模型,研究发现能源价格上涨对实体经济会产生负效应等等[8]。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污染因素”引入DSGE模型对减排政策进行比较评估。如Fischer和Springborn采用DSGE分析框架比较了碳排放强度、碳排放税和碳排放配额3种政策的有效性,发现碳排放强度目标为最优政策[9];Dissou和Karnizova构建DSGE模型比较在技术冲击下碳排放税和碳排放配额两种政策的经济效果等等[10]。
国内的相关研究考虑到中国特有的经济环境与制度背景。如郑丽琳和朱启贵采用DSGE分析框架,分析了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冲击对最优污染排放量的影响[11];杨翱和刘纪显利用包含碳税的DSGE模型,模拟多种外生冲击对总产出和环境质量的影响[12];朱军利用DSGE模型,模拟比较了“许可证”制度、“庇古税”和协议规则的环境污染治理效应等等[13]。
可以发现,关于能源冲击的研究主要是将能源因素以生产原料的形式引入到DSGE框架中,分析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关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是比较碳排放强度、碳排放税和碳排放配额3种政策的有效性。然而,同时将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很少。鉴于此,本文在武晓利和晁江锋的研究基础上,同时考虑能源价格、碳排放及环保技术对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动态影响,进而寻找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绿色发展路径[14]。
2模型构建
本文DSGE模型包括3个部门和2个系统,3个部门分别是代表性家庭、厂商和政府,2个系统分别是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代表性厂商利用雇佣劳动、租赁资本和能源类生产原料进行生产,代表性家庭每期均消费能源和非能源消费品,同时向厂商提供劳动和私人资本,以获得劳动报酬和资本租金,两部门均产生碳排放。政府部门的收入来自于厂商缴纳的产出税,且假设政府收入全部用于治理环境污染。
21代表性厂商
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厂商均是同质的,且具有相同的技术条件。代表性厂商通过租借私人资本和雇佣劳动,并利用石油原料进行生产。假设厂商生产函数的表达形式为:
Yt=(1-ω0-ω1Xt-ω2X2t)AtKtα1Ntα2(PtQt)α3(1)
其中,ω0,ω1,ω2分别表示二次耗损函数的系数;α1>0,α2>0,α3>0,且α1+α2+α3=1;Yt、Kt与Nt分别表示t期的产出、资本存量与劳动;At表示t期外生的技术水平,假定其服从AR(1)过程:
logAt+1=1-ρAlogA*+ρAlogAt+εAt+1,
εAt+1~N(0,σ2)(2)
其中,A*是稳态值,εAt+1+∞t=0是白噪声过程。
资本积累方程为:Kt+1=It+1-δKt。其中,δ表示资本的折旧率,It表示t期的投资。
22代表性家庭
假定经济系统中包含无数个同质的家庭,每个家庭偏好相同且能够生存无穷期,效用函数采用CRRA效用形式,则代表性家庭在每一期规划其能源与非能源消费、劳动供给和投资以最大化其一生效用,即:
maxTCt,Nt,St+1E0∑∞t=0βtTCt1-θ11-θ1-Nt1+θ21+θ2-lnXt(3)
其中,E0表示基于0期信息形成的条件期望算子;0
假设家庭每期均消费能源消费品Qt和非能源类消费品Ct,则第t期的总消费可表示为:TCt=CηtQ1-ηt。其中,η表示家庭消费在非能源和能源消费品之间的权衡值。
第t期家庭的预算约束为:Ct+St+1+PtQt=1+rtSt+WtNt+G1t。其中,Pt表示t期的能源类消费品的价格,假定其服从AR(1)过程:
logPt+1=1-ρPlogP*+ρPlogPt+εPt+1,
εPt+1~N(0,σ2)(4)
其中,P*表示稳态值,εPt+1+∞t=0是白噪声过程。
23政府
假定政府收入来自于每期向厂商征收的产出税,即Gt=τYt[14];由于碳排放的负外部性,故对家庭和厂商均会产生负效应。但对于家庭和厂商而言,由于碳排放的边际损失小于减排的边际收益,故其不会主动采取减排措施,此时政府必须承担治污费用,因此假设政府支出用于转移支付G1t和治污费用G2t两个部分。
24环境
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由于能源会以能源类消费品和能源类生产原料分别进入家庭的消费和厂商的生产中,所以家庭的消费行为和厂商的生产行为均会形成碳排放副产品。同时政府的治污投入也会影响碳排放量。假设在t期产生的碳排放量为:ΔXt=Qσ1tEPtGσ22t。其中,σ1,σ2分别表示碳排放产出弹性和治污产出弹性;EPt表示环保技术水平,假定其服从AR(1)过程:
logEPt+1=1-ρEPlogEP*+ρEPlogEPt+εEPt+1,εEPt+1~N(0,σ2)(5)
t期碳排放存量的积累方程为:Xt=(1-λ)Xt-1+ΔXt。其中,λ表示自然环境对于碳排放的正常分解率。
当市场达到出清状态时,St=Kt,Ct+It+Gt+PtQt=Yt。
3参数的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本文模型中的参数根据其特征分别采用两种方法进行赋值。关于静态参数,结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和已有文献,采用校准的方法进行赋值;关于动态参数,在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贝叶斯(Bayes)估计方法进行估算。
31静态参数的校准
弹性系数α1、α2与α3。基于张军的估算方法,根据厂商的生产函数形式,估计出3个产出弹性的取值[15]。同时,参考孙宁华和江学迪,校准为α1=40%、α2=45%、α3=15%[7]。
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θ1和θ2。关于消费的规避系数θ1,参考黄赜琳的实证结果,校准为θ1=085[16];关于劳动的规避系数θ2,胡永刚和郭新强基于效用函数估计出θ2的取值为2或3,结合我国宏观经济特征,校准为θ2=3[17]。关于权衡值η,参考孙宁华和江学迪,令η=07[7]。
资本折旧率δ与主观贴现因子β。国外文献对δ的取值均在01左右,而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及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参考黄勇峰等,校准为011[17]。采用1979~2014年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估计,β值校准为95%。
其他参数。参考郑丽琳和朱启贵,将二次耗损函数的系数校准为ω0=00015、ω1=-065×10-5、ω2=015×10-6,弹性系数σ1、σ2分别设定为02344和01077[11];同时基于Reilly的研究,把自然环境对于碳排放的正常分解率λ设为00083[19]。
32动态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以我国1979~2014年间实际GDP和能源消费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Bayes估计方法对动态参数进行估算。关于先验均值的选取,根据已有文献和冲击源的特征,设定生产技术冲击和能源价格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的先验均值均为07,环保技术冲击的先验均值为08;对于随机扰动项,设定生产技术冲击随机扰动项的先验均值为01,能源价格冲击和环保技术冲击的先验均值均为05。关于先验分布的选取,参考Khan和Tsoukalas,设定一阶自回归参数均服从Beta分布,波动参数均服从逆伽玛(Inv. Gamma)分布[20]。
4模型动态模拟和效应分析
本节对理论模型进行动态模拟,分别考察能源价格冲击、生产技术冲击和环保技术冲击对各变量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最后,研究基于能源价格调整与环保技术更新状况下的敏感性分析。
41能源价格冲击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分析
由图2可见,给定1%单位正向的能源价格冲击,非能源类消费和产出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之后迅速反弹,并在第六期达到正向偏离的峰值,然后缓慢回归,大约均在第二十期附近回归到初始状态;能源消费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立即达到负向偏离的最大值,之后缓慢回归,大约在第十二期附近回归到初始状态;碳排放量在冲击发生当期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之后持续偏离并在第十期作用达到负向偏离的低谷,之后持续偏离,但有微幅回弹;投资在冲击发生第二期达到负向偏离的最大值,之后缓慢回弹,并在第十期左右回到初始状态;就业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立即达到负向偏离的最大值,之后缓慢回弹,约在第十二期左右回到初始状态。
总之,面对正向的能源价格冲击,居民的非能源类消费和产出的反应在较长的时间内为正向,能源消费、投资和就业的反应在一段时间内为负向,而碳排放量的反应也为负向,并且持续性较强。产生这些效应的传导机制可概括为:(1)能源价格上升短期内提升了厂商的采购成本,产出规模必然下滑;但从中长期来看,能源价格上升会从生产端传导至销售端,刺激厂商改变已有生产模式,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产出规模在一段时期内会出现回升;(2)能源价格上升使得家庭财富缩水,短期内对非能源消费产生负效应;然而,由于比价效应,使得居民会相应减少能源类消费品的消费,增加对非能源消费品的购买;(3)能源价格上升短期内使得生产规模缩减,碳排放量下降;中L期内刺激厂商的生产方式向资源集约型转变,使得碳排放量下降;(4)能源价格上升增加厂商的采购成本,必将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就业水平的下滑。
42生产技术冲击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分析
由图3可见,给定1%单位正向的生产技术冲击,非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和产出均正向偏离初始状态,并在第四期达到偏离的峰值,之后缓慢回归,约在第二十五期左右均回归到初始状态;碳排放量逐步正向偏离初始状态,并在第十八期达到偏离的峰值,之后有微幅回归。投资和就业均在第二期达到正向偏离的峰值,之后逐步回归,约在第十期左右均回归到初始状态。
总之,面对正向的生产技术冲击,各变量的反应在较长的时间内均为正向的,且碳排放量的反应持续性较强;产生这些效应的传导机制可概括为:(1)生产技术改善必将促进企业产出规模的上升,进而促进投资的进一步扩大和就业水平的上升;(2)生产技术在刺激企业盈利水平上升的同时,居民财富也在同步增长,从而使得居民的能源与非能源消费出现上升;另外,技术改善刺激企业的投资规模,从而使得碳排放量持续上升,环境质量下降。
43环保技术冲击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分析
由图4可见,给定1%单位正向的环保技术冲击,非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和产出均正向偏离初始状态,均在第二十期左右达到偏离的峰值,之后有微幅回归;碳排放量逐步负向偏离初始状态,并在第十五期达到偏离的低谷,之后有微幅回弹。投资和就业均在前2期微幅负向偏离,之后均正向偏离初始状态,约在第十期达到偏离的峰值,之后有微幅回归。
总之,面对正向的环保技术冲击,居民的非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产出、投资和就业的反应均为正向的,而碳排放量的反应为负向的,且各变量的响应持续性较强。产生这些效应的传导机制可概括为:(1)环保技术更新短期内对产出、投资和就业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这体现在新旧设备的更换所产生的成本和时间以及新技术工人的引进和培训,导致短期内企业难以保持高负荷生产,从而使得企业盈利出现短期回落,居民就业发生波动;而中长期内环保技术更新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带动投资以及就业的提升;(2)环保技术更新带动企业盈利水平上升,居民收入增加,能源与非能源消费量持续上升;同时环保技术改善也使得碳排放量显著下降。
44能源价格的敏感性分析
图5给出了能源价格上下浮动15%对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出:价格下降15%使得产出短期内快速上升,但一定时期后其回落速率也显著高于之前水平;价格上升15%时的情形与之相反。这体现出能源价格对产出刺激具有显著的短期性特征。价格变动对非能源与能源消费的影响较为相似,价格下降刺激能源消费增加,同时通过影响就业与收入间接提升非能源消费。价格波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非常显著,价格上升15%使得碳排放量快速回落,且长期均保持较低水平,这体现出合理调节能源价格能够有效削减碳排放。
45环保技术的敏感性分析
图6给出了环保技术上下浮动15%对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出:技术提高15%使得产出、投资与就业均显著上升,且在长时间内保持上升趋势,这体现出技术改善有效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刺激投资规模与家庭就业;技术改善刺激能源与非能源消费快速上升,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技术更新使得企业在保持较低碳排放量的情况下扩大投资,并进一步提升社会的整体就业水平;技术改善显著降低企业的碳排放规模,且下降幅度持续扩大,这体现出技术更新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一环,有效提升环保技术水平是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具有双系统特征的DSGE模型,研究能源价格、环保技术等外生变量对我国经济系统及环境系统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1)能源价格短期内对产出具有负效应,但中长期会刺激厂商的增长方式由资源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表现为正效应;同时能源价格上升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量,提高环境质量;由于比价效应存在,能源价格上升对非能源消费具有正效应,但对能源消费会产生负效应;同时能源价格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投资,影响就业。(2)生产技术提高对产出、非能源与能源消费、投资和就业具有正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碳排放,导致环境质量下降。(3)环保技术改善不仅对产出、非能源与能源消费、投资和就业具有正效应,而且有效减少碳排放,同时环保技术冲击对各变量的影响持续性较强。(4)能源价格因素对产出、投资及就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短期性特征,而环保技术改善能够在显著降低碳排放规模的情况下长期提升产出与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路径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降低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力度,遵循市场规律合理定价,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积极鼓励企业开发清洁型能源;第二,应加大环保技术研发投入,提高环保技术水平;第三,改变企业的传统生产方式,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含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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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生态环境;进展
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不仅仅能为人类提供自然资源,还能保障人们的生存环境。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人们想要发展,希望利用环境、改造环境,使环境更好地服务与人类。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又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制约,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提升其质量很有必要。对生态环境的质量进行评价,能够更好地掌握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从而有效的进行生态环境建设。
1、我国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研究现状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展开了环境质量评价工作。八十年代末期,由单纯的环境质量评价进一步扩展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此后,随着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发展盲目从原来的关注灾害和污染逐步转向了涉及多方面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区域生态环境预警的原理基础上,傅伯杰立足于生态破坏、资源枯竭以及环境污染等方面,使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我国的主要省区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等级划分与排序。1995年,范常忠等对广东省的是个主要城市进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对省内的生态环境进行分级,并根据其特点总结出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同年,马玉增等人对我国的山丘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并制定出相应的指标体系。2003年,胡会峰等人通过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大量研究,提出了湖泊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以上的各个研究,针对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行质量评价研究,拓展了质量评价的新思路。
作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基础,指标体系需要遵循可操作性、稳定性的原则。不同指标构建侧重于不同的属性与功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础建设,诸如道路、绿化、景观等,二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如教育、消费等,三是自然条件,包括地质、水文等。评价方法主要使用的是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投影追踪法等。
2、我国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研究方法
2.1层次分析法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提出了层次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讲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从而实现多目标决策。层次分析方法不仅能够减少主观因素对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还能够检验是否正确,因此逐渐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层次分析法首先需要建立起递阶层次结构,然后在对矩阵标度进行判断,然后再计算权重并排序,最后进行一致性检验。该方法在复杂的系统评价中独具优势,能够很好地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2.2指数评价法
作为一种特定的相对数,指数主要是对食物或是现象的动态变化进行反应。当指数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观察其他指标的变动。在我国广泛使用的是综合指数法。该方法可以对多个因素指标进行分析,保持一个或多个因素不变,可以用于观察其他因素的变化程度。
2.3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法
该模式是建立在人工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应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建立起神经网络结构,增强该结构的自适应能力,从而能够以更加贴近人类的思维模式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通过神经网络可以模拟人工对环境质量进行定量的评价,相比与人工更加准确、高效。首先需要确定评价指标集,并将BP网络中输入节点的个数作为指标个数。其次还要确定BP网络的层数,确保具有三层网络模型结构。另外,还需要通过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的处理,以进一步明确评价结果。最后确定正确的评价。
2.4生态足迹法
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主要使用生态足迹法,以衡量某地区的生态承载力。首先需要对各项主要的消费项目人均年消费量值进行计算,其次计算人均占用的土地面积,最后计算出生态盈余。该方法缺乏对自然系统提供更自然功能的完全描述。
3、我国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由于人们的生活、工作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对于生态环境的质量进行评价的相关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虽然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生态环境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各种情况十分复杂,都会对评价的结果造成影响,再加上生态环境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其中某一个环节的质量进行评价有一定的困难性。其次,在评价指标层面,由于缺乏针对特殊指标、常用指标的系统、定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缺乏全面性。在评价手段层面上,虽然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我国发展越来越迅速,但是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领域,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作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辅助手段,遥感能够及时地提供信息,但是却不能及时地解译信息,及时获得了很多信息也不能对其有一个综合的利用。在评价方法层面上,虽然对方法的应用效果有一定的研究,但是缺少各种方法之间的比较。在评价对象方面,普遍还是将视角放在了省、市、工矿区等宏观层面,很少有奖区域内的组织结构和区域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得出的结果却少了量化的分析内容。最后,缺少了对影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的因素的范围的研究。人在生态环境系统中,既是感受着,也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而对于生态环境指标因素的影响也是两个方面的,需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应当逐步对生态环境影响、响应机制不断完善,让各个指标因素的影响效果更佳明确。其次还应当关注遥感分类提取的评价指标因素,并不断对其进行规范。此外,还需要不断对遥感获取的信息进行分类,通过模型化和规范化,使得评价的模型不断完善,从而确保评价的准确、高效。还可以通过各因素影响程度评价模型的钢构件,明确评价对象存在的问题。最后,使用多个不同层面的尺度对评价对象的结构进行评价,能够使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更加完善。
4、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对于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由此很多人开始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生态环境的质量进行评价,能够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参考依据。虽然我国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研究已经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还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从理论上保障了质量评价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很有必要。本文就在分析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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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Deyang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study area, Landsat satellite image as data source, select the land cover,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elevation of three evaluation index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 Deyang city in 2015,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Deyang city was divided into excellent, good, medium, poor in four grad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of woodland and grassland, arable land, human engineering activities and geological disaster are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s poor,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actual situation, indicating factors and model selection objective and reasonable.
【关键词】3S;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德阳市
【Keywords】3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evaluation; Dengyang city
【中图分类号】X8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3-0146-03
1 概述
我国的环境评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Τ鞘谢肪澄廴鞠肿醋龅鞑椴⒔行评价,80年代开始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影响做评价。80年代末以来,主要对城市环境质量做综合评价,并开始对县级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做综合评价。随着RS和GIS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空间数据进行获取、处理、分析技术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RS和GIS在调查、监测、评价等方面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使得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由单一因子的调查与监测,逐步发展到多种数据综合评价,且用数值分析方法描述生态环境状况[1-3]。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关于生态环境脆弱性方法的研究,例如人工神经网络方法[4]、模糊判定分析方法[5]、综合评价方法[6]、景观生态学方法[7]、ES方法[8]、层次分析方法[9]、P-S-R模型方法[10]、ESA方法[11]、灰色评判法[12]等,但是目前并未形成一种大家一致认可的评价方法,而且上述方法基本均局限于定性的、定量的、静态评价方法,并且专家的意见占较大比重,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不够好且实际应用价值不够高[13]。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动态评价的方法,在此之前,也有人应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进行了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14-16]。
德阳市位于四川省中部是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近年来随着德阳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围绕资源环境的竞争更加激烈,使其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为推进德阳市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之路,对德阳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做出有效的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生态环境评价
2.1 研究区概况
德阳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东经103°45′-105°15′,北纬30°31′-31°42′之间。西邻阿坝,东接遂宁,南靠成都,北临绵阳。全市面积5818km2,现辖绵竹市、什邡市、广汉市、旌阳区、罗江县和中江县。德阳市境狭长,南北长约162km,东西宽约65km,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198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省辖地级市,是四川省重点建设的九大城市之一,也是成都周边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生态环境评价指标
2.2.1 指标选取原则
建立科学、完善、可行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危险性评价的关键,合理有效的指标选择是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必要过程。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①科学性,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遵循科学规律,所选取的评价指标应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态环境的特征、揭示生态环境的内在特征和外部触发原因。同时要考虑指标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数据精度如何、是否可定量化。②全面性,生态环境质量是在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多重作用下的状态,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应该综合考虑。同时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要全面分析生态环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③动态性,不同的地区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差异,对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在选取评价指标时,需结合研究区的情况作调整。
2.2.2 指标选取
针对德阳市的环境状况,在参考了已有研究并多次听取专家意见基础上。本文选取土地覆盖、植被覆盖度和海拔高程三个评价因子。①土地覆盖:结合相关资料,确定研究区的土地覆盖类型:耕地、有林地、居民地、草地和水域;②植被覆盖度:根据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提取德阳市植被覆盖度;③海拔高程(DEM)。德阳市低海拔处高程310m,高海拔处高程4950m,海拔高度差异较大。
2.2.3 数据源
遥感影像数据:本文采用2015年Landsat影像,空间分辨率为30m,影像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成像质量良好。德阳市区域跨轨道号129/038和129/039两幅影像,采用WGS-84坐标系,UTM投影,影像均已完成了辐射校正和几何纠正。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采用空间分辨率为30m的DEM数据,数据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2.3 生态环境评价模型
根据前人的研究,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选取了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即空间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空间主成分分析的步骤如下:①原始数据标准化;②建立每个变量的协方差矩阵R;③计算矩阵R的特征值以及每个特征值的特征向量;④通过对特征向量的线性组合进行分类提取主成分;⑤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利用数学模型计算式(1)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⑥利用自然断点法,将计算结果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优、良、中、差。
式中,Fi是第i个主成分,Wi是它的相应的贡献。结合每个主成分及其对应权值,进行代数计算得到综合评价指标,来表示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情况。EVI的值越大,表示其生态环境越脆弱。
2.4 评价结果
根据德阳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德阳市生态环境质量为良的区域占35.32%,质量为中等的区域占31.39%,质量为优等的区域占20.02%,质量为差等的区域占13.27%。与德阳市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相比,得到林地和草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较好,耕地次之,人类工程用地和汶川地震后造成的地质灾害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最差。生态环境质量优和差等主要分布在德阳市的西北部,该区域植被覆盖度较高,森林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抵抗力稳定性等因素使得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上好于其他地区。草地的生态环境质量多为中等,草地生态系统由于物种单一,抵抗力稳定性较差,但恢复力稳定性很强。耕地受人类影响较大,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除地质灾害区域外,德阳市生态环境质量为差等的区域还广泛分布于人类工程活动集中的地区,该地区由于工程活动造成了地下水下沉、破坏了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降低了该区的恢复力,使得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恶化。
3 讨论
正确认识生态环境现状是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条件,通过对特定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可以了解生态环境质量的整体情况,追寻生态环境质量退化的原因,是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方法与途径。德阳市自1999年10月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截至目前,研究区完成退耕还林17.75万亩(1亩≈666.67m2),其中生态林16.3万亩,经济林1.45万亩。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成就显著,取得了生态、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综合效益。
为进一步提升德阳市生态环境|量,可采取以下措施:
①对研究区西部山区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地区治理的可行方法主要是在一些地势比较平缓或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区域建立多功能混合生态林、农业经济林以及规范化牧场等混合生态系统;②加强环境质量监管力度,引进新技术,鼓励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改善全市环境质量;③提升全民环保意识,积极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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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河三角洲;改进的ahp;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1672-1683(2011)01-0099-03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using the improved ahp method
chen shuang,yang guo-fan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86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hp,the index system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was built in this study.the improved ahp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each appraisal index,and consequently to determine the main factors,secondary factors,and general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s on the eco-environment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lood regulation function of the delta had been highly emphasized by the sectors concerned while the climate regulation function of the delta had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which c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landscape planning,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key words:yellow river delta;improved ahp;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湿地生态系统是陆地与水域之间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特殊的自然综合体,被誉为“自然之肾”。人类对湿地的关注和研究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退化、湿地丧失及由此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而开始。目前,湿地的保护与持续利用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由于历史原因和认识偏差,中国在过去较长时间过分强调对湿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忽视了对其的保护。随着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人心,人们日益认识到保护湿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传统的层次分析法(简称ahp)[8]是对一些较为复杂、较为模糊的问题做出判定的简易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于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为解决多目标决策问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目前已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普及和发展,并在社会、经济、军事、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戴新等[1]利用传统的ahp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使得难以定量化的湿地生态质量指标定量化,为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规划、管理和保护提供决策依据。然而,传统的ahp方法在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传统的ahp中的判断矩阵一般不满足一致性,此时说明决策者对被比较的元素所赋的值,有些是不准确的[2]。石建等[3]指出,t.l.saaty等人提出的层次分析法采用“1-9”标度构造成比较矩阵,其一致性效果不理想。传统的ahp没有充分利用已有定量信息,认为传统的ahp是研究专门的定性指标问题,对于既有定性指标也有定量指标的问题讨论得不够[4]。传统的ahp提出对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讨论得较多,而对判断矩阵的合理性考虑得不够,这是因为对标度专家的数量和质量重视不够[5-6]。基于此,本文以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为例,将传统的ahp方法中由“1-9”标度,改进为ahp层次分析法的“9/9-9/1”的新标度,构造成比较判断矩阵,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进一步的评价,以得到更加科学、精确的结果,并将所得结果与戴新等[1]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
1 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简介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三大三角洲之一,地理位置位于东经118°07′-119°18′,北纬36°55′-38°12′之间,处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环抱的渤海湾南岸中心地带,处于京津唐经济区与山东半岛经济区的结合部,同时又是环渤海经济区与沿黄经济带的交汇点。三角洲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海岸线全长约590 km,湿地总面积约4 150 km2,是全国最大的三角洲,也是我国温带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湿地,是国际重要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各类湿地面积如表1所示[7]。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油田开采和石油加工业等所产生的工业废气,给其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例如黄河三角洲9条入海河流的河口水质均受到污染。潮河、挑河、溢洪河、广利河、神仙沟等河口污染严重,致使鱼、虾、贝类数量减少,鸟类失去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食物条件。浅海、滩涂水质均受到了石油类污染,影响了浅海滩涂生物的多样性。因而,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分析,维护该区域内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刻不容缓。
2 改进的层次分析法(ahp)的基本原理
最初由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它是将半定性、半定量问题转化为定量问题的有效途径,将各种因素层次化,并逐层比较多种关联因素,为分析和预测事物的发展提供可定量依据。
2.1 层次分析法的标度改进
传统的ahp在应用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使用“1-9”的原始标度准确率会降低;各层次之间联系设立混乱;数据处理过程繁琐等;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本文对传统的“1-9”标度进行了优化改进,采用新的标度“9/9-9/1”,详见表2。
2.2 改进的ahp在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2.2.1 明确问题并建立层次模型
为便于成果引用和结果比较,参照文献[1],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也依据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结构、特征、社会发展现状和规划,筛选出形成和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3类,共计13个主要特征因子,如图1所示。总目标层a,在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建立的总目标就是黄河三角洲湿地ahp综合评价;要素层b,根据湿地生态功能及湿地影响因素从湿地生态环境、湿地功能、湿地环境质量指标3个方面分析,用这几个方面特性的非线性相加来反映总目标的价值;指标层c,具体反映要素层的多项指标,根据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
在上表中取b13=9/5,其含义表示在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湿地生态环境指标相对于湿地环境质量指标而言,属于稍微重要;b31=5/9表示湿地环境质量指标相对于湿地生态环境指标,属于较不重要。依据文献[8]的相关公式计算,求得最大特征值λmax=3.000 8,一致性检验系数cr=0000 7,cr<0.1,建立判断矩阵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按照上述方法,以此类推可得要素层对指标层的最大特征值、归一化特征向量,并对特征矩阵进行一致性分析,结果均满足要求。要素层对于相应各评价层的计算结果,见表4。
2.2.3 层次总排序
利用上面层次单排序的结果,综合得出本层次各因素对更上一层的优劣,最终得到指标层对总目标层的优劣顺序。对求出的各间接判断矩阵的向量进行权重计算,并进行排序得出表5。根据文献[8]计算公式所得,层次总排序随机一致性比例cr=0.0050,cr<0.1,层次总排 根据归一化后各指标权重值排序结果,可以把13个指标划分为重要指标(≥0.12)、次要指标(0.07~0.12)和一般指标(≤0.07)3类,结果见图2。
2.2.4 结果分析
从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因子指标划分图可以看出13项评价因子中,指标 c1、c6为重要指标;指标c3、c5、c10、c12、c13为次要指标,共计5项指标;c2、c4、c7、c8、c9、c11为一般指标,共计6项指标。
3 结论
经分析,得到以下初步结论:重要指标c6(权重极大值)与一般指标中权重最低的指标c7(权重极小值)二者之间的权重相差比较悬殊,差值达到0.1225。说明在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相关部门在三角洲的洪水调节功能(指标c6)这方面,重视程度相对较高,投入力度也比较大;然而,在气候调节功能(指标c7)方面,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显示结果中,一般指标里面的其他几个指标的权重也相对较小,都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和警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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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绥化市地处黑龙江省中部,其头朝东北,尾在西南,斜卧在塞北的松嫩平原上。具体地理位置是东经124°13′至128°30',北纬45°3′至48°02'。绥化市的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即由低丘陵、高平原过渡为河谷平原。全市地貌按其形态特征可分为低山丘陵、岗丘状高平原、岗阜状高平原、微倾斜高平原、一级阶地、高漫滩和低漫滩。地貌特征“二山一水七分田”,耕地2854.9万亩,森林660万亩,草原557.2万亩,湿地530万亩。
2.绥化市位于北半球中温带。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冬季冰雪覆盖。夏季降雨集中,气候温热湿润。春、秋两季气候宜人。
全市年平均气温在1.3℃至4.0℃之间,≥10℃积温2 400℃至2 700℃,无霜期120至140天,日照时数2 600至2 900小时。全市平均降水量483毫米, 7至8月份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60%左右。呼兰河、通肯河、泥河等河流控制区。以呼兰河、通肯河和克音河等多条河流将绥化市北林区和望奎县分成三大块。东北部为丘陵高河漫滩区,中部为双河冲积平原区和西南部的河川低岗河漫滩区。
3.绥化市有两大水系,即松花江水系和呼兰河水系。水资源总量为47.82亿立方米。理论水利资源蕴藏量为500千瓦以上的河流18条。地表水资源量为25. 4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为22.2亿立方米。
松花江在市南部,流经肇东市;呼兰河干流在庆安县发展乡柴德福屯东南入境,在兰西县长江乡律家店南流入呼兰县,在绥化市流长345公里,流域面积27 600平方公里。呼兰河在绥化市境内共有流长超过15公里,流域面积大于50平方公里的一、二、三级支流共36条,河流总长2 933公里。主要支流有安邦河、拉林清河、格木克河、泥河、依吉密河、欧根河、尼尔根河、诺敏河、通肯河等。
二、 生态环境状况分析
生态环境质量指标是在前一年度Landsat8 TM遥感数据基础上完成的,反应前一年生态环境质量,因此用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数测算分析数据的实际获取年份来表示年度。
2013年、2014年、2015年,绥化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数分别为57.91、60.80、61.54,三年指标持续上升,生态环境质量类型三年均为良。
基本情况
绥化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主要基于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相结合的“3S”技术,通过人机交互解译,获取土地利用/覆被数据信息。
1、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评价数据由三部分组成:遥感解译数据、
其它基础数据和规范参数。
(1)遥感数据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遥感数据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提供的资源卫星及高分卫星影像,分辨率为10M。
(2)其它基础数据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的其他基础数据包括水土流失数据、河流长度、水资源量、降水量及SO2、COD和固体废物年排放量。其中水土流失数据是黑龙江省水利厅提供的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数据;河流长度数据是从全国2000年1:25数字线划图数据库(DLG)中提取的,来自黑龙江第二测绘工程院;水资源量和降雨量数据源自2013年、2014年、2015年的统计年鉴;SO2、COD和固体废物年排放量数据来自绥化市环境保护局2013年、2014年、2015年环境统计数据库。
(3)规范参数
在计算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退化指数和环境质量指数时,多个归一化系数均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提供。
2、评价体系
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T91-2006),对绥化市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评价。
(1)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层次多,相互关联,相互依托。
评价指标分为四级:一级评价指标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二级评价指标包括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退化指数、土地协迫指数、污染负荷指数和环境质量指数;三级评价指标包括林地、草地、水域湿地、耕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的面积以及河流长度、湖库面积、水资源量、土地轻度侵蚀面积、土地中度侵蚀面积、土地重度侵蚀面积、SO2、COD和固体废物年排放量等指标;四级评价指标包括评价区域内土地利用/覆被21种二级土地类型的面积。
(2)指数计算方法及分级标准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指标体系中,下一级评价指标经过加权计算得出上一级评价指标。四级评价指标通过算术加和得到相应的三级评价指标,依此类推,最终得到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的数值,将生态环境状况分为五级,即优、良、一般、较差和差。
3、评价结果
2013年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退化指数和环境质量指数分别为55.2、60.37、18.13、25.16、89.59,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57.91,评价等级为“良”。
2014年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协迫指数和污染负荷指数分别为39.28、84.81、17.23、11.34、0.36,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60.80,评价等级为“良”。
2015年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协迫指数和污染负荷指数分别为39.29、88.35、16.17、11.34、0.28,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61.54,评价等级为“良”。
2013-2015年度各项指标情况见下表:
三、加强生态环境监测建设的感想
加强对重点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开展生态系统脆弱区和敏感区的监测,提高监测技术水平与完善专业监测设备,建立长效生态监测和预警网络,有利于提高生态系统监测能力建设、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细分项目评价。
参考文献:
[1]2014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报告》
[2]2015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报告》
[3]2016年《黑江省生态环境质量报告》
关键词:商业银行;金融生态;优质竞争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3-0061-03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要“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的具体要求。截至2008年6月,银行贷款占非金融部门融资总额的88.6%,商业银行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重达到73.1%左右。主要商业银行先后完成上市后,上市银行流通市值和总市值占我国股票市场A股流通市值和总市值的比例也上升到10%和28%。可以看出,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维系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安全。而保持商业银行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永恒的竞争推动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市场竞争机制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和权利寻租行为,而且可以弱化社会外部监管成本、有效降低商业银行的自身风险。十七大报告对提高银行业竞争力的具体要求意味着我国金融行业和银行业以国家信用作担保、只发“出生证”、罕发“死亡证”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国银行业必将进入一个更加迅速、更加健康、更加完善的发展时期。
怎样规划我国商业银行优质竞争的市场框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影响商业银行优质竞争市场框架构建的最重要因素是其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按照金融生态系统论的观点,金融生态是指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这个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竞争性。所以,作为金融生态环境最重要主体之一的商业银行,其优质竞争均衡的制度安排,必将依赖于商业银行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始终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在长期发展规划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构建完善的金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机制,强化商业银行竞争、效率的正向互动
根据金融生态理论,金融密度,即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与金融机构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密切相关。一般而言,金融密度和金融机构的出生率成正比,与金融机构的死亡率成反比。一个完善的金融生态内在调节系统,能通过自我调节保持适宜的金融生态主体数量。商业银行竞争和效率关系理论告诉我们,一定区域内适宜的群密度下,通过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够提高其运作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福利。但是当市场处于过度竞争时,由于商业银行所处的间接融资市场具有高固定成本的寡头垄断结构特征,会导致退出壁垒成本较高的市场上商业银行的数目过多,进一步导致金融产品过度供给。而商业银行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竭尽一切竞争手段将金融产品价格降低到接近或者低于平均成本的水平,从而使产业中的资金、劳动力等潜在可流动资源限于只能获得低于社会平均回报和工资水平的窘境和亏损状态,而又无法顺利退出。1996-2005年期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生态状况是个很好的例证。中国台湾地区银行密度过大,致使银行业整体竞争程度较高,但是过度的开放导致商业银行的竞争与效率逐渐成负相关走势。由于政府的长期直接干预和自由化中的监管缺失,韩国商业银行业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大规模重建后,商业银行垄断趋势明显,竞争与效率的关系由负相关转向正相关。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业的开放度较低,金融生态中商业银行的群密度也较低,竞争与效率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金融体系冲击较小与我国银行业开放度较低有密切关系;但我们对银行业开放、促进竞争既不能因噎废食,又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是要未雨绸缪、科学规划,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调节机制――控制合理的商业银行群密度、建立有效的价格机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始终把商业银行的竞争规治在促进效率提高的范围内。
二、构建有效的金融生态系统外部监管机制,探索基于金融安全的商业银行竞争模式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由此拉开了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和商业银行竞争为核心的金融改革的序幕。金融自由化和竞争在解除金融压抑、带来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效率提高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使得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强,金融危机频发。一份权威调查显示,最近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1个成员国中银行发生严重问题的就有133个。而重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几乎都发生在东亚和拉美等新型市场国家和地区。这些危机的破坏性和国际传递性空前严重,有些甚至演变成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我们熟知的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1998年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无不和其金融生态中监管职能的弱化有关;金融监管体制未能跟上金融创新步伐更是我们当前所面临金融、经济危机失控的关键因素。所以,在金融化日益成为全球主导力量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生态系统外部监管机制、探索金融安全下的商业银行竞争模式,成为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商业银行的竞争,所面临和可能引发的主要金融风险包括:由流动性风险引起的系统性倒闭、加剧的金融市场风险、违约和操作风险、过度竞争的风险和监管性风险。所以根据美、 英、德等成熟市场国家监管体制演变的经验和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监管弱化引致金融失败的教训,我国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必须建立在所有者即股东有效履行职责、行驶完整所有权的基础上。否则,监管将是隔靴搔痒,不会有预期的反应和效果。因此,有效监管的核心是如何把一切所有者的成本与收益内化到所有者身上。基于此,一个有效金融监管制度的核心原则应包含以下基本内容:首先,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严格审核商业银行资本和风险的真实性,由出资者对资本的真实性负刑事和无限责任,由经营者或董事对风险的真实性负刑事和无限责任。这是监管制度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新西兰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改革经验。其次,金融监管当局应对未能及时、准确、全面识别、评估商业银行风险和执行及时矫正措施负责。思考当前所面临的危机,我们认为应当强化监管部门对创新产品的主观判断和裁量的权利,同时采取相关技术手段尽量保证这种裁量的科学性及防范风险的有效性。实行监管专职人员的刑事责任和领导层的问责制,如委托中介审查,则由中介负刑事和个人无限责任。最后,营造一个动态的、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相匹配的有效金融监管制度环境,以适应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之特性。
三、构建健全的金融生态系统宏观环境,降低商业银行业竞争支付的社会成本
以金融法制、社会征信制度建设为基础的金融生态宏观环境质量,是决定商业银行竞争支付社会成本的关键因素。金融法制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金融产权法律建设和破产清算法律的完善。确立健全的金融产权法律制度才能真正杜绝商业银行转嫁竞争失败和违背预算硬约束的成本、实现产权结构竞争与合作的和谐统一;而完善的破产清算制度可以通过有效保护债权人的有关权利为商业银行提供规范有序的竞争环境。不仅如此,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还能够改变金融生态系统中包括商业银行和借款人在内的微观主体预期、形成稳定的规则,提高金融生态系统中微观主体竞争的违约成本、降低交易成本和恶意违约行为发生的概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竞争支付的社会成本。金融法制建设的第二个层面是提高金融执法效率,加大执法力度。金融案件执行时间长、程序复杂、执行费用高、抵债回收资产效果差,仍然是当前维护金融债权面临的突出问题。司法部门在处理涉及金融纠纷的案件时,其执法效力软弱、缺乏应有的司法保障作用。总而言之,金融法制建设通过完整保护产权的实现,保障各产权主体的地位平等和公平交易,降低商业银行竞争支付的社会成本。
金融的本质是社会信用,商业银行竞争的基础和基本特征是大量负债的运作,所以,没有社会信用的支持其竞争就会举步维艰。一份商务部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因信用问题造成的损失已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其中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了20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为60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造假造成的各种损失约22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也超过了2000亿元。由于我国信用体系的缺失,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为无效成本。从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金融生态最重要宏观环境之一的信用体系是商业银行竞争时不可或缺的“剂”,能有效减少优胜劣汰的无效“摩擦”成本。欧美国家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推动下,在守信与失信的矛盾制衡中,逐渐确立了守信的经济市场地位。然而信用的建立和征信体系的完善要靠“无形的手”――市场竞争规则和“有形的手”――对失信的严厉惩处的法律和制度,两方面的共同维系。所以,保障商业银行优质竞争的信用体系的构建是一项迫在眉睫而又极为艰巨的工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征信体系主要应注意解决信息分散和建立信用征信业务的专业中介机构两方面的问题。具体工作包括建立全面的征信立法和监管、发挥人行在金融信用建设初始阶段的主导作用、发挥政府的协调和整合作用尽快实现信用信息互通共享、加快专业信用评定中介机构市场的建设等。
四、构建全国均衡的金融生态系统环境,弱化商业银行业竞争的区域差异
受经济水平、政策偏好、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呈现严重非均衡状况。实体经济对银行贷款利率、贴现率的承受能力受利润率的制约,利润率较高的实体经济能够支付较高的资金价格(利息率、贴现率),即有相对较强的资金需求,利润率较低的实体经济只能支付较低的资金价格。在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贴现率水平区域间几乎无差别的既定条件下,一方面,利润率较高的实体经济消化资金的能力较强,对资金的需求旺盛,另一方面,较高的利润率能够有效保障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盈利性。所以,以银行信贷业务为重要竞争内容的我国商业银行,在密度和空间的分布上区域差异明显。从商业银行的区域结构看,占全国GDP一半以上的东部地区聚集了我国60%以上的银行业金融资产。这表明,目前我国东部较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深度和激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加剧了金融资金流向的“马太效应”,即急需资金支持的欠发达地区资金越少、发达地区资金越多的资金单向聚流状况;另一方面,这种区域差异也加剧了商业银行竞争的风险积累。
全国均衡的金融生态系统环境形成的预期过程包括区域金融生态改善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方面。一方面,欠发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区域外金融资源净流入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降低区域间金融生态系统环境的差别程度。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能吸引更多的区域外金融资源流入满足产业项目的资金需求,从而引起区域产出增加和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总量增加,弱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非均衡现状。而建设一个具有透明的政策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状况良好、银企关系融洽、中介机构健全、金融债权得到切实保护的区域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包含这两方面预期过程实现的关键所在。而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区域发展缺少启动资金,这就需要国家在财政、政策性金融、优惠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这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区域和谐、公平发展上的优越性,也是商业银行竞争要构建全国统一均衡市场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刘朝明等.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基本性状模型研究[J].金融研究,2008,(4).
近日,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农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农业部负责人就《条例》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
问:为什么要修改《条例》?
答:农药是重要的农业投入品,农药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因此,加强农药管理十分必要。现行《条例》是1997年公布施行的,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农药管理工作的需要,亟须修改完善:一是临时登记门槛低,导致低水平、同质化农药供给多,安全、经济、高效农药供给少,需要依法促进农药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农药质量水平。二是农药生产管理存在重复审批、管理分散等问题,需要调整管理职责,优化监管方式。三是农药经营主体规模小、布局散、秩序乱,有的制假售假甚至销售禁用农药,需要依法推动转变经营管理方式,完善经营管理制度。四是农药使用中存在擅自加大剂量、超范围使用以及不按照安全间隔期采收农产品的现象,需要依法加强农药使用监管,促进科学使用农药。五是现行《条例》的法律责任处罚力度不够,需要综合运用民事、行政等多种措施,对违法生产经营者实行严厉处罚,提高违法成本。
为了切实解决上述问题,加强农药管理,保证农药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畜安全,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有必要修订《条例》。
问:《条例》在农药登记方面做了哪些修改?
答:《条例》对农药登记制度主要做了以下修改:一是取消临时登记,明确在我国生产和向我国出口的农药需申请登记,经登记试验、登记评审,符合条件的,由农业部核发农药登记证并公告。二是规定农业部组织成立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负责农药登记评审,并明确了登记评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三是规定申请农药登记,首先要进行登记试验,登记试验报所在地省级农业部门备案,新农药的登记试验须经农业部批准。四是规定登记试验由农业部认定的登记试验单位按照规定进行,登记试验单位对登记试验报告的真实性负责。五是规定了登记试验结束后,申请人应当提交的资料以及农药登记机关的审批时限等。六是规定了农药登记证应当载明的内容和有效期,以及农药登记证的延续、变更程序。
问:《条例》在农药生产管理制度方面做了哪些修改完善?
答:针对农药生产管理存在的重复审批、管理分散等问题,按照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精神,《条例》做了以下修改:一是实行农药生产许可制度,明确农药生产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并规定由省级农业部门核发农药生产许可证。二是规定委托加工、分装农药的,委托人应当取得相应的农药登记证,受托人应当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并明确委托人应当对委托加工、分装的农药质量负责。三是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材料进货记录制度,采购原材料要查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和有关许可证明文件并如实记录。四是规定农药生产企业应当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农药出厂销售应当经质量检验合格、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并建立出厂销售记录制度。五是规定农药包装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印制或者贴有标签,并明确了标签应当标注的具体内容,特别要求用于食用农产品的农药的标签标注安全间隔期。
问:《条例》在农药经营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答:针对农药经营主体规模小、布局散、秩序乱,有的制假售假甚至销售禁用农药等问题,《条例》做了以下规定:一是取消农药经营主体仅限于供销社、农技推广站等主体的规定,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对高毒等限制使用农药实行定点经营制度,明确了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农药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经营场所应当与饮用水水源和生活区域有效隔离等条件,以及申请农药经营许可的程序。二是要求农药经营者建立采购台账,采购农药时查验产品包装、标签、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以及有关许可证明文件,并如实记录,不得向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的农药生产企业或者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其他农药经营者采购农药。三是要求农药经营者建立销售台账,如实记录销售农药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企业、购买人、销售日期等内容,并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四是规定农药经营者不得加工、分装农药,不得在农药中添加物质,不得采购、销售包装和标签不符合规定,以及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未取得有关许可证明文件的农药。
问:农药的使用直接影响到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在农药使用管理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答:针对农药使用中存在的擅自加大剂量、超范围使用以及不按照安全间隔期采收农产品等问题,《条例》主要做了以下规定:一是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加强农药使用指导、服务工作,组织推广农药科学使用技术,提供免费技术培训,提高农药安全、合理使用水平。二是通过推广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先进施药器械等措施,逐步减少农药使用量,要求县级政府制定并组织实施农药减量计划,对实施农药减量计划、自愿减少农药使用量的给予鼓励和扶持。三是要求农药使用者遵守农药使用规定,妥善保管农药,并在配药、用药过程中采取防护措施,避免发生农药使用事故。四是要求农药使用者严格按照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等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不得使用禁用的农药;标签标注安全间隔期的农药,在农产品收获前应当按照安全间隔期的要求停止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的生产。五是要求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建立农药使用记录,如实记录使用农药的时间、地点、对象以及农药名称、用量、生产企业等。
【关键词】西酞普兰;慢性精神分裂症;临床症状;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R7490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2-0132-03
慢性精神分裂症疗效欠佳,有人试用SSRIs合并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取得效果[1-3]。作者在临床实践中用SSRIs时也发现其对女性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有一定的改善。为证实此类药中的西酞普兰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是否有效, 作者设计了该项针对女性患者的研究,现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选取2003年6月~2005年9月在我院(精神专科医院)门诊就诊,能保证按时服药的女性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52例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1)符合CCMD3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2)病程超过5年,呈连续性病程;(3)排除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和其它精神障碍。在自愿的原则下,对符合标准的对象依就诊顺序以“1、2”随机分组,1 组在原药物治疗基础上同时加用西酞普兰(10-20mg/d)作为研究组,2组在原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安慰剂作为对照组。疗程12周。当研究组收录30例时, 同期收录对照组22例。研究组平均年龄42±13岁,平均病程14±7年;对照组平均年龄43±12岁,平均病程14±7年,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P>0.05)。涉及本研究用药的平均剂量:利培酮3.3±0.8mg/d,喹硫平308±66 mg /d,舒必利395±139 mg /d,氯氮平232±99mg/d。
1.2 评定方法用PANSS[4]量表和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SI)评定疗效;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5]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GQOLI74含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四个维度,共74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1-5级评分,评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研究开始对参加研究人员(包括作者)进行量表培训,取得较好一致性(Kappa值>0.82)。采用PANSS、GQOLI74、 CGISI于治疗前及治疗后第12周各评定一次。按PANSS减分率判定疗效,减分率≥75%痊愈,≥50%且
1.3 统计方法采用χ2检验和t检验。
2结果
2.1临床疗效比较治疗后第12周, 两组痊愈均为0,研究组显进2例,进步21例,无效7例,有效率76.7%;对照组进步6例,无效6例,有效率27.3%。研究组疗效优于对照组(χ2 = 12.55,P<0.01)。治疗前两组CGI-SI评分、PANSS总分及各量表分、因子分差异均无显著性(均P>0.05),经12周治疗后,研究组PANSS阴性因子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总分及反应缺乏因子、抑郁因子分、CGI-SI评分均小于对照组(P
2.2 生活质量比较治疗前两组GQOLI总分及各维度分差异均无显著性,治疗后,研究组GQOLI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大于对照组(见表1)。
3讨论
Goldman等报导加用SSRIs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开放性研究,结果阴性症状和阳性症状均有改善[1];王立伟对60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随机双盲对照研究发现氟西汀合并氯氮平能明显改善患者的阴性症状,并能提高氯氮平及其代谢产物N去甲基氯氮平血浓度[6];王定省的研究也支持其观点[7];徐俊冕等用舍曲林联合舒必利治疗精神分裂症29例,对阴性症状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3]。本研究结果也显示西酞普兰对阴性症状有改善作用。Carpenter认为有些阴性症状并非精神病理的直接结果,而是继发的,因素之一可能是抑郁的心境烦闷作用(缺失、动力减少)[8] ;杨永信等认为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与抑郁症状呈显著正相关[9]。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0%~70%[10],疾病本身和药物及心理社会因素等都会引发抑郁,使患者的心理自我调节能力降低、对自身能力消极的评价、主动性下降,加重患者的阴性症状,严重影响认知功能,加用选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西酞普兰可能有助于改善抑郁情绪,提高患者内动力、增加思维活性,改善认知,这可能是西酞普兰进一步提高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改善生活质量的原因之一。有认为SSRIs加不典型抗精神病药对精神病性抑郁特别有效[11]。本文可见西酞普兰对反应缺乏和抑郁同样有效。SSRIs和某些抗精神病药合用会升高其血药浓度,在治疗上已证明有一定的应用价值[12]。有人认为阴性症状与5HT功能不足有关,直接服用5HT前体L色胺酸能增加脑内5HT合成,并可能改善阴性症状[13],西酞普兰可能通过调节5HT起效。多研究证明西酞普兰有不损害认知功能和精神运动的优点[14]。本研究对象均为女性,较为局限,且样本量较小,是本文欠缺之处;在临床实践中,有时对阴性症状、抑郁症状和严重锥体外系反应很难区分,它们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在评价工具方面,未作抑郁症状和EPS的量表评定,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上述可能影响结果,故仅作临床参考。
[中图分类号] R473.7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6)34-0142-03
Effect of target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ostoperativ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rcinoma under laparoscopy
LOU Yafei ZHUO Zhihong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Ningbo, Ningbo 31501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ostoperativ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rcinoma under laparoscopy. Methods A total of 64 patients with laparoscopic endometrial carcinoma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6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32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egular nursing care,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was given target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scores of function and symptom domai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in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before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in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Endometrial carcinoma; Laparoscopic surgery; Psychological nursing; Negative mentality; Quality of life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好发于绝经的女性群体,近年来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且日趋年轻化[1]。子宫内膜癌传统治疗方法是开腹手术,但开腹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多、患者术后恢复慢。近年来,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广泛应用, 腹腔镜手术成为子宫内膜癌临床治疗的首选术式。腹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患者痛苦少、术后并发症少、恢复快等优点,患者易接受,但腹腔镜手术实施过程复杂,难度较高,手术过程需要护理人员的有效配合,才能显著提高手术成功率,缩短手术时间[2]。子宫内膜癌患者面对疾病常存在焦虑、紧张、害怕等负性心理,影响患者的治疗与护理进程,导致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因此,在对子宫内膜癌患者实施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同时给予良好的心理护理干预,对缓解患者的焦虑心理、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3,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2013年1月~2016年1月收治的腹腔镜子宫内膜癌患者64例,均通过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确诊。年龄42~70岁,平均(56.2±11.2)岁,64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心理护理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2例。其中心理护理干预组的年龄42~68岁,平均(55.5±8.4)岁;学历:初中及以下10例,高中、中专11例,大专及以上11例,对照组的年龄41~70岁,平均(57.9±9.2)岁;学历:初中及以下9例,高中、中专10例,大专及以上13例,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全麻,手术方式为腹腔镜次广泛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加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术。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如术前各项实验室检查、备皮、术前12 h 禁食、8 h 禁水,术晨排空大便,留置尿管及静脉留置针。术后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的变化,做好腹部及阴道的手术护理工作。
心理护理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包括情感支持、社会支持、认知重建、适应性技能训练[5]。患者入院后,与患者进行亲切地交流,了解其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家庭状况等基本情况,针对不同患者的心理特点进行心理护理。由于许多患者对腹腔镜手术缺乏相关了解,多产生紧张、害怕、焦虑等负性心理。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向患者详细介绍手术的目的和注意事项及腹腔镜手术的优点,以缓解患者的紧张、焦虑心理,同时鼓励患者家属共同配合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慰,使手术能够顺利进行,使其积极配合治疗与护理工作。
1.3 心理状态评价
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价[6],各包括20个条目,各条目分值评定分为4级,A、B、C、D分别计1、2、3、4分,将所有得分相加,再乘以1.25,取整数即可得到标准分值。焦虑、抑郁判断标准以标准分50分为界,分值越小越好。
1.4 生活质量评价
参照生活质量核心量表(EORTC-QLQ-C30)V3.0标准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EORTC的QLQ-C30是面向所有癌症患者的核心量表,共30个条目。其中,条目29、30分为七个等级,根据其回答选项,计为1~7分;其他条目分为4个等级:从没有、有一点、较多至很多,评分时,直接评分为1~4分。该量表可分为5个功能领域(躯体、角色、认知、情绪和社会功能)、3个症状领域(疲劳、疼痛、恶心呕吐)、功能领域得分越高,说明功能状况和生活质量越好;?Y状领域得分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差[7]。
1.5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分析均采用SPSS 12.0 统计学软件,其中计量资料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态比较
两组通过采用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心理护理干预组干预前的SAS评分、SDS评分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心理护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SAS评分、SDS评分分别较干预前明显降低,且心理护理干预组干预后的SAS评分、SDS评分分别显著低于对照组(P
2.2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通过采用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心理护理干预组干预前的生活质量功能领域评分、症状领域评分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心理护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生活质量功能领域评分与干预前比较显著升高,症状领域评分与干预前比较显著降低,且心理护理干预组干预后生活质量各项评分较对照组改善更显著(P
3 讨论
腹腔镜下子宫内膜癌根治术具有损伤小、并发症少、术后恢复快、手术根治彻底等优点。与开腹手术相比较,可以显著减轻患者痛苦,促进疾病的快速恢复。但腹腔镜手术难度较大,患者常存在焦虑、紧张、抑郁等负性心理,因此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尤其是心理护理干预,加强腹腔镜手术术前、术后的护理,对提高手术成功率及患者术后的康复起到重要作用[8-11]。
对于行腹腔镜手术的患者来说,术前存在复杂的心理变化和应激过程,进入手术室后此种心理应激达到高峰,且此类患者多发生于绝经后的妇女,面临退休或已经退休妇女,在精神上有较强的失落感,对手术耐受性差[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