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区垃圾处理的建议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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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社区垃圾处理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农村　垃圾治理　污染

农村垃圾是村民以及其他人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倾倒在农村社区公共场地的综合废弃物。过去由于农村垃圾的数量和种类少、易分解，采用堆肥、简易填埋或自然腐烂等方式，基本就可以维系平衡。但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村垃圾数量猛增，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包围着农村，直接影响村民生活环境，危及人体健康。

一、我国农村垃圾治理现状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加速调整，大量工业企业搬迁到城郊、乡村，而环保监督又存在很大的缺位，使得大量的工业废水以及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严重污染水质。其次，大量地膜的使用带来了“白色污染”，破坏农田土壤结构，造成地力下降,使农村垃圾处理难度越来越大。2007年卫生部调查显示，农村每天每人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为0.86公斤，全国农村每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以江西为例，全省村镇日产垃圾2681吨，每年垃圾量达90多万吨，村镇垃圾基本未收集和处理。农村生活环境令人堪忧，农村垃圾治理问题亟待解决。

二、我国农村垃圾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资金投入不足

现阶段我国农村垃圾治理项目实施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资金困难。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长期存在，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垃圾处理资金主要用于城市垃圾处理，对于农村垃圾处理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重收入而轻环保，使得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污染视而不见。

2.政府治理主体缺失，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尚未在乡镇一级设置环保机构。县一级环保局是环保系统中级别最低的机构，但他们对于农村生活和农业环境方面的管理涉及很少。而农村党支部、村委会作为农村各项事务的管理部门，大都未将环境保护纳入其管理职责范围。我国已经颁布的《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虽然也适用于农村垃圾治理，并没有相应的执行细则，给依法管理带来了困难。

3.垃圾处理设施缺乏，处理水平落后，污染面逐步扩大

现阶段我国农村垃圾处理主要采取单纯填埋、临时堆放焚烧、随意倾倒三种方式，处理水平相当落后。农民习惯性将垃圾混合收集，加大了资源回收和无害化处理的难度，加上垃圾处理设施匮乏，垃圾处理水平达不到环保标准，也难以收到环保效果，使污染面积不断扩大。

三、国外农村垃圾治理方法借鉴

美国鼓励废弃物处理的研究开发并设有相关的经济奖金，对制定和修改固定废弃物计划的地方机关、对固体废弃物处理方法的研究开发以及实际验证、资源回收装置的设计、操作管理、监督和维护人员的训练计划均实行补助。在由于美国农村居民居住分散，采用的方式是垃圾公司深入乡村，一般由规模不大的家庭公司承担，全国范围存在数量巨大的小型公司负责垃圾收集运输。

德国对废弃物运输车实行免税制度，对垃圾生产者直接收取垃圾收集、处理等过程的全额费用。德国非常重视包装废物的回收利用。目前纸张的回收率已到达67%，居于发到国家首位，同时加大了玻璃瓶和周转箱等可重复使用的容器包装用量，其一次性塑料瓶的收运比其他欧洲国家要少的多。

日本实行垃圾分类，严格按照分类进行回收。也实行垃圾收费制度，收费标准分三种，按垃圾排出量收费，按户或人头收费，超量收费。实行收费制度后垃圾数量明显减少。

在欧盟乱倒垃圾是违法的。欧盟的农村垃圾收运多采用市政当局主导——社区居民监督的管理方式。市政当局集中收集处理所有农村社区的生活垃圾，配置安置社区垃圾箱等基础设置，用宣传板提醒居民按照规定收集垃圾。居民对政府垃圾收运服务和规划有异议可以上诉。主要采用分类收集模式，若是居民违反规定，工作人员将拒绝收集甚至罚款。

四、结合国内外农村垃圾治理经验，对我国农村垃圾治理的若干建议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村镇等基层政府对垃圾治理的管理力度

农村垃圾处理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方财政能力有限，不具备支撑农村垃圾处理的经济能力。因此要实现农村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有赖于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所以，应该从农村实际出发，制定一个长期的规划，将垃圾的收集处理列入地方公共预算支出，设立农村垃圾治理专项基金。

2.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基层政府在垃圾治理治理作用

基层乡镇政府要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监管，从源头上制止乡镇企业的污染行为。建立完善的农村垃圾管理体制，使农村环卫行业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竞争。建立建全农村的环保机构，县一级的环保机构应设农村环境治理小组，负责对所辖农村垃圾治理方面的监督和管理。乡镇一级设农村环境治理的办公室，负责农村垃圾治理的实际操作，村一级配备农村环保专管员，将垃圾处理工作落实到最基层。

3.积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有限的，所以可采用多种渠道筹措农村垃圾治理资金。如在较为富裕的村集体，可以由村集体自身提供资金；吸引旧货回收等相关企业出资解决等。

4.增强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倡导绿色消费，对垃圾进行收费管理

加强宣传与教育，提高农民环保意识、普及环保知识，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推行垃圾堆放收费制度或罚款制度，将减少农村垃圾的堆放数量和“三废”排放量，甚至当垃圾堆放收费和处罚数量高于自费处理垃圾的成本，就能基本上杜绝农村垃圾成堆的问题。

5.大力推行农村垃圾分类，加强垃圾回收，发展循环经济，给予废品回收企业政策优惠，鼓励旧货交易活动

王维平认为，“垃圾是循环经济链的供应商，我们应该把垃圾看成是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企业在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中产生利润，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家庭进行初步的垃圾分类，就能极大减少垃圾的产生量。政府可以设置专项奖金，鼓励相关机构进行垃圾处理技术研究；鼓励企业采用有机材料进行包装，减少塑料袋的使用；定期组织类似“跳蚤市场”的旧货交易市场，鼓励农村居民进行旧货交易。只要各方面都行动起来，就能有力改善当前农村垃圾治理的现状，提高农村环境水平。

参考文献

第2篇：对社区垃圾处理的建议范文

内容摘要:减量化和资源化是处理生活垃圾的重要原则。本文对贵州省贵阳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现状进行剖析,发现存在一些问题,由此提出了加强政府统一引导,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征收垃圾处理费由定额制向从量制转变;建设生活垃圾资源化市场,推进垃圾资源产业化;开展可持续填埋,实现填埋场向巨型中转站转变等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生活垃圾 减量化 资源化 分类 可持续填埋

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城市日常生活中或者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包括废纸、废塑料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和人口规模的增长,垃圾围城的局面在众多城市正日益显现,有效地应对生活垃圾危机受到广泛关注。为了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吕军和董斌(2007)通过模型从理论上证实城市生活垃圾收费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保护城市环境。孙晓杰(2009)等从社会进步和分工角度认为生活垃圾应先混合收集再分类。刘莉(2007)、周宏(2007)等分别就加拿大、日本等国生活垃圾的管理举措进行探讨,以期将其成功做法应用于国内实践。这些研究对于国内开展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但鉴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条件差异较大,有些做法在特定地区不具有普适性。而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规定,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原则是主导原则。为此,本文将以贵州省贵阳市为研究对象,对其在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方面开展的工作进行研究。

贵阳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现状分析

生活垃圾减量化是指尽可能减少流向垃圾填埋场的生活垃圾量,通常的措施有:生活垃圾产生之前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减量化;生活垃圾产生之后通过垃圾分类实现减量化。本文主要从垃圾分类角度对减量化问题展开研究。资源化指将生活垃圾中能回收的、可再利用的物质分离出来加以利用,使生活垃圾最终填埋量降至最低。近年来,贵阳生活垃圾清运量呈逐年上升态势,仅2009年市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71.02万吨,比2008年增加了17.86%,卫生填埋为主要处置方式。但是,贵阳目前营运的高雁和比例坝填埋场日处理能力仅为1530吨/日。显然,垃圾产生量已经远远超出现有垃圾填埋场的处理能力。为满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的需要,贵阳拟在花溪区、息烽县、开阳县和清镇市新建四个卫生填埋场。可是,填埋场兴建意味着巨大投资,同时因垃圾卫生填埋的技术处理、地点选择等因素影响,垃圾填埋可能会引发地下水、空气和土壤等环境污染问题。为此,减少生活垃圾填埋量,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是贵阳应对垃圾危机的重要举措。至此,贵阳市已开展了大量工作。

(一)加快生活垃圾分类的进程

2009年12月,贵阳市委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情况调研后指出在2010年开始进行垃圾收集试点工作。为逐步形成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削减、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运行机制,贵阳市城管局在云岩区和南明区选定30多个社区和学校作为试点,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运输。在这些试点区域分别设置垃圾分类收集桶,并向居民和学生发放绿色和黑色两种垃圾袋,垃圾袋上印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种类。可回收垃圾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等,而不可回收垃圾包括普通生活垃圾、废旧电池等有毒有害垃圾以及其他固体废弃物。计划从2010年开始,按照先试点推行、再逐步推广的方式,在贵阳全市范围内逐步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作。

(二)引入新式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长期以来,大多数城市生活垃圾都以混装为主,家庭通常是“一袋制”,垃圾箱是“一桶制”,贵阳也不例外。目前,云岩区、南明区的部分街道,仍然可以看到混装式垃圾箱或大型垃圾桶。近年来,贵阳在生活垃圾收集上逐步引入垃圾分类收集思想,如在中华路等主干道用三格式垃圾箱替换混装式垃圾箱,摒弃了“一桶制”,这种垃圾箱与混装式垃圾箱的不同在于,垃圾箱分为三格,分别存放不同类型的垃圾;箱外喷涂“可回收”、“不可回收”、“废旧电池回收”字样及标识,便于市民正确投放垃圾。除三格式垃圾箱外,在其他街道还有两格式垃圾箱,但这种垃圾箱仅包括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个格间。

(三)尝试开征生活垃圾处理费

根据垃圾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国内许多城市都开征了生活垃圾处理费。目前,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的途径有:第一,将垃圾费收缴附征于营业税和产品税等。第二,将垃圾处理费附征于水、电等公用事业收费。第三,直接向公众收取垃圾费。按计价方式不同,分为定额制和从量制。定额制以户或人头作单位,收取固定垃圾费;从量制按垃圾量收取费用。为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贵阳垃圾处理收费选择定额制。从2010年1月起,对产生城镇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户、城镇居民等开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其中城镇居民为2元/月•人,一般随水费代征。垃圾处理费的收取为贵阳生活垃圾的安全处置提供了资金保证,可以扭转因资金短缺而导致垃圾处理不力的局面,建立垃圾处理产业,同时提高了市民的垃圾付费意识,强化了环境卫生观念。

贵阳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贵阳在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依旧制约这两方面工作的开展,具体表现如下。

(一)市民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不高

生活垃圾分类有利于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但却未引起市民足够的重视。主要因为:第一,长期养成的垃圾混装习惯短期难于改变。因垃圾分类异于传统垃圾处理,客观上要求市民分类放置垃圾,这需要人们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了个体工作量。第二,市民开展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很好保护。有些市民对垃圾进行了分类,但因贵阳生活垃圾多采用混合运输,使得市民垃圾分类的努力没有得到体现。第三,缺乏相应的垃圾分类设施和设备。目前,贵阳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垃圾分类收集装置,无论街道、社区还是企业用于装垃圾的垃圾箱和垃圾桶各种样式的都有,难以引导人们正确地投放垃圾。第四,缺乏相应监督机制和强制性惩罚措施。目前,生活垃圾分类都建立自愿基础上,垃圾分类与否、分类是否正确没有相关的组织和机构来监督和管理,使得倡导垃圾分类流于形式。第五,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和教育工作力度不够。很多市民对如何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不了解,这客观阻碍了垃圾分类在社区和家庭的开展。

(二)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套不足

生活垃圾分类配套设施的缺乏,使得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很难推动。贵阳垃圾分类处理设施较为落后,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垃圾容器配置不规范。市区街道配置的垃圾箱部分是混装式,部分是两格式,还有部分为三格式,且前两种垃圾箱所占比重较大,这种设施布局不利于生活垃圾的安全处置。因为前两种垃圾箱无法阻止废电池、日光灯管、杀虫剂容器等危险废物进入生活垃圾。同时,许多居民小区也是混装式垃圾箱与分类垃圾箱并存,并建有垃圾池,而这些垃圾池实质上就是大型的混装式垃圾箱,这些均不利于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第二,运输设备配置不合理。目前,市区生活垃圾的运输工具主要有手板车、人力三轮车和垃圾车。当垃圾运输时,不论垃圾是否分类,都将垃圾直接倒在车上,垃圾分了又混、多种垃圾互混现象普遍,运输工具没有做到专车专运,专类专运,使得垃圾箱的分类效益无法体现。

(三)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不完善

没有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垃圾资源化工作难于开展。贵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不完善主要表现为:第一,征收定额制垃圾处理费不能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化。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将为贵阳生活垃圾的安全处置提供经济支持,但是定额制收取方式对减少生活垃圾产生起不到激励作用,可能还会产生负作用,排放更多生活垃圾。第二,混装运输降低了分类效率。贵阳生活垃圾运输一般先由手板车、三轮车将垃圾箱、垃圾桶的垃圾收集到垃圾转运站,再由大型垃圾车运至垃圾填埋场。这样常出现将已分类好的垃圾混装后拉到垃圾转运站,这客观上要求进行二次分类。但是,转运站的分类程度非常有限,价值较高的垃圾通常被分拣出来,而价值较小、分类难度大的垃圾往往得不到妥善处理,从而导致可回收垃圾不断涌入垃圾填埋场,缩短了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寿命。第三,生活垃圾处理尚未产业化。尽管生活垃圾可在不同层面开发利用,但是目前贵阳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为卫生填埋,对其开发利用还处于较低级阶段,并且贵阳生活垃圾处理行业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参与生活垃圾开发利用企业较少。

(四)生活垃圾资源化没有延伸到垃圾填埋场

卫生填埋是垃圾处理必不可少的最终手段,也是现阶段我国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随着贵阳生活垃圾处理量的增加,填埋用地的需求也同步增加。目前,贵阳在拟增建四个垃圾填埋场,再次突显了贵阳生活垃圾处理方面所面临的巨大用地压力和环境压力。垃圾填埋用地是有限的,但生活垃圾产生却是无限的。不断增建垃圾填埋场应对生活垃圾处理危机,从长远看不可持续。同时,出于垃圾焚烧厂可能带来环境危害的考虑,贵阳市取消原定在高雁垃圾填埋场二库区建设垃圾焚烧场的计划,这表明通过焚烧垃圾减少填埋用地的做法暂时在贵阳行不通。因此,当前唯一可行的是加大对填埋场生活垃圾的开发利用,提高填埋场的使用寿命,但在现实中对被填埋生活垃圾的开发利用关注较少。

促进贵阳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对策建议

生活垃圾减量化及资源化是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和减轻生态环境压力的必要举措,是贵阳生活垃圾管理理念的一次变革,是贵阳市民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提升。

(一)加强政府统一引导,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为更好地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工作,首先应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系统的统一规划,避免垃圾分类收集流于形式。为此,贵阳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垃圾回收系统,如向市民下发“垃圾回收日历”,规定不同类型垃圾的回收时间(王子彦,2008),引导市民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最大限度地保证源头分类的实施。其次,应该明确垃圾减量进度规划,制定长期的削减目标,并随时公布削减进度,让民众了解垃圾分类效果,有利于赢得到民众支持。最后,应该加大对垃圾分类配套设施的建设,如推广三箱式垃圾收集方法,即给每个家庭都免费配备红绿黑三个垃圾箱,其中红色的装普通生活垃圾,绿色的装玻璃瓶、易拉罐等可回收物;黑色的装厨房垃圾。同时,在社区也配备红绿黑大垃圾桶,从而实现垃圾分类回收。另外,改变混装式运输,力求做到专类专运、专车专运。垃圾分类运输承接源头分类,客观上要求对现有垃圾清运车进行整改。

(二)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逐步实现垃圾收费由定额制向从量制转变

市民观念上的认同是实施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关键因素。市民应当成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主力军,使垃圾源头有效分类成为可能,这需要他们对生活垃圾分类有着正确的认识,积极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因此,应采取多种手段进行多层次宣传,着力提高市民环保意识,争取做到人人管垃圾、处处管垃圾和时时管垃圾。广泛开展循环经济教育,使市民懂得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对个人、社会和环境的积极意义。另外,垃圾处理费征收逐步由定额制向从量制转变,并提高费率。随着垃圾付费意识增强,特别当很多家庭按从量征收的垃圾处理费较低时,实行从量制将使垃圾排放量大大减少。

(三)建设生活垃圾资源化市场,推进垃圾资源产业化

贵阳是商务部确定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第一批试点城市之一,目前已建成再生资源社区绿色回收站500个,乡村绿色回收站119个。可以说,在生活垃圾减量化方面贵阳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生活垃圾资源化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以前,垃圾处理投资主要来源政府,这使得当地政府背负了很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应逐步开放、规范管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站建设与运营市场,引进具有较好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企业,鼓励兴办专业化的垃圾处理公司,将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有机衔接起来,使企业实现对生活垃圾有效处理的同时得到发展壮大。另外,虽然价值较高的生活垃圾得到了回收利用,但有大量价值低的生活垃圾被填埋。基于此,本文建议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分拣中心,力求使可回收垃圾得到最大限度利用,在资金、市场、技术投入方面政府给予企业必要支持。

(四)推进可持续填埋,实现填埋场向巨型中转站转变

因土地、资源等紧缺,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正朝着可持续填埋方向发展。可持续填埋使生活垃圾这种资源得到重复有效利用,同时填埋场的空间能够得到持续有效的重复使用(楼紫阳等,2007)。为达到此目标,一方面必须采取人为措施提高填埋场内微生物的活性,加速填埋场的稳定化,另一方面则需尽快导出并利用填埋场降解过程中的产物,尽可能减少垃圾在填埋场中的停留时间,即填埋场仅作为部分垃圾的最终归属。具体来讲,作为垃圾填埋场主体物质的生活垃圾,可从两方面加以利用:第一,原位利用,主要用作相关植物种植的苗圃;第二,异地利用,主要包括矿化垃圾的开采与利用。另外,除了对生活垃圾的实体进行开发利用外,还应加大对填埋场沼气的开发利用,从而实现填埋场作为部分垃圾的巨型中转站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部.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通知[EB/OL].中国环保网,2000-5-29

2.吕军,董斌.城市生活垃圾收费及其政策效应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7(5)

3.孙晓杰,王洪涛,陆文静.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和分类方式探讨[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9(10)

4.刘莉,李晓红.加拿大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化管理[J].环境保护,2007(20)

5.周宏,涂晓玲.日本生活垃圾的管理及处理[J].城市问题,2007.7

第3篇：对社区垃圾处理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44-02

从工业生态学的视角看，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的垃圾处理方式是资源（商品）―消费―（废物）丢弃；垃圾分类回收的意义在于改变这种模式：资源（商品）―消费―回收利用（再生资源），是实现垃圾无害化和最大限度的减量化、资源化的必要途径，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

一、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必要性

随着城市数量的增长和城区范围的扩大以及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从图1可看到特别是在20世纪90 年代中期之前，城市垃圾清运量增速较快，从20世纪90 年代中期到2000 年其增速明显下降，但到了本世纪初，垃圾清运量增速的又开始加快。快速增长的城市生活垃圾，不仅加重了城市环境污染,而且给城市管理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改变垃圾处理方式，实现垃圾无害化和最大限度的减量化、资源化势在必行。

同时，随着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的增长，垃圾组分的含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由图1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成分变化的特点：（1）垃圾中的有机物(主要是厨余垃圾) 所占比例开始下降，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43 %左右。（2）垃圾中无机物（砖瓦陶瓷等）所占比例也基本呈下降趋势。（3）垃圾中可回收物所占比例有大幅增长，其平均值由1995年的11.79 %上升到2000 年的26.62 % ，增长了1 倍以上。这种变化趋势显示出垃圾分类回收的必要性。

二、源头分类是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和前提

垃圾分类回收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回收方法。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遵循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从居民生活源头分类开始（分类收集、装袋）；接下来是分类集装运（分类投放到分类回收箱、分类装运）；最后根据垃圾不同的成分进行处理，处理方式有填埋、焚烧、堆肥和再生。可见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是一个多环节的一体化系统。具体流程见图2。

居民家庭是垃圾分类回收的主体，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从外国的经验看，成功地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都是从每个庭做起的。瑞士是世界上垃圾处理最有效、最彻底的国家之一，瑞士人一般均能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在垃圾回收点，经常能看到父母带着孩子来扔分类的各种瓶子，孩子从父母手里接过废瓶，然后准确地将不同的瓶子扔进不同的回收箱。有些回收站离居民点较远，但当地居民仍会开车将废品运来。日本居民将生活垃圾分为五类分别装在不同的塑料袋中，按照规定的时间将垃圾送到指定堆放点。

三、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难的原因分析

目前国内城市分析生活垃圾回收源头分类难以展开的原因很多。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很多，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居民的环境意识比较差；居民对于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处置的知识非常有限；垃圾分类收运作业不分类，以及主要以填埋方式处理垃圾，这些因素也都影响了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为了客观的了解城市居民垃圾源头分类难的根源，笔者作了一次实地访谈调查。2008年8月12―14日，笔者在大连市4个放置了分类收集垃圾箱的居民小区随即拦截了20名正在倾倒垃圾的居民，进行了访谈。在这20名居民中，有2位居民把纸质包装箱和饮料瓶子与其他生活垃圾分类包装；还有1位居民单独包装了几块电池；有8位居民表示垃圾已经进行了分类，报纸、纸板还有塑料瓶卖给了收废品的，没有随便丢弃。但他们的垃圾袋里的厨余、塑料袋、还有棉织品、纸张等垃圾都混装在一起，没有经过分类。通过访谈，居民对生活垃圾不分类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几点：

1.政府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约束机制

对于垃圾分类回收，现阶段中国政府的作用主要还处于提倡、指导阶段，没有形成相关的法律条文，也没有具体的实施措施。对于广大居民来说，生活垃圾分类是很不方便的，也会增加生活成本。在分类与不分类两种行为的后果一致的条件下，通过自觉来实现源头分类是很不现实。即使发达国家也是用法律、法规来保证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包括居民的源头分类行为。“限塑令“颁布以来，取得一定的成效。由此可见通过法律、法规约束对提高环境意识有积极促进作用。

2.环卫作业手段、垃圾处理方式落后，缺乏动力

虽然有了分类回收的垃圾箱，但环卫工人的作业方式并没有改变，垃圾装运过程仍然是混装；而且现阶段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仍以露天堆放和卫生填埋为主。如文中图2所示垃圾分类回收是多环节一体化过程，源头分类了，运输过程中发生混装就不能实现垃圾的分类回收。所以有的居民说源头分类是毫无意义的。

3.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宣传教育少，缺乏指导

现阶段中国关于垃圾处理和垃圾分类方面的宣传和教育非常少。大多数居民对生活垃圾处理相关知识了解非常少。大部分居民不知道所在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有的人听说过生活垃圾要分类；对于分类好处和分类的意义也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于怎样分类才是正确的，了解的人非常少。

4.垃圾分类要求没有落实到户，缺乏规范

根据访谈结果，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已经比较高了，但是缺乏把环保意识转化成环保行动的指导。主管部门对于居民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没有明确的规定，缺乏规范，结果自然是大家随便扔。

5.对居民垃圾投放情况不进行检查，缺乏监督

在居民区放置分类回收的垃圾桶，但对于居民丢弃的垃圾是否进行分类，并且是否按规定投放没有必要的检查，缺乏监督。

四、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管理创新

解决生活垃圾源头分类难的问题，关键在于管理上的创新。搭建由政府、社区和居民共同参与的、层次分明的、分工明确的管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应该突出主导作用，是战略的制定者；社区应该是一个策略中心，负责把法规、政策分解为具体措施，并指导监督实施；居民则是基层的执行者，但对于政策、措施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具体见图3。

1.作为主导者的政府：（1）规范和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政府在宣传、动员发动社会各界参与垃圾分类收集的同时，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一套关于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的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2）支持并推广各种垃圾回收利用的现代科学技术。如新型可降解的垃圾分类回收袋；适合家庭和办公室进行垃圾分类的废物箱等。（3）改造基础设施。投资垃圾车辆、箱桶、垃圾处理设备等，改变混合收运和单一填埋的局面。真正实现垃圾分类收集和垃圾分别处理。（4）推进垃圾回收服务的市场化。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实行政府“牵头”、环保部门监督、环卫部门管理、专业公司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管理模式，提高工作效率。

2.作为策略中心的社区：（1）坚持长期的、形式丰富的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要把环境意识渗透到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中；另一方面还要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对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教育，通俗地向每个居民讲述各种生活垃圾的处置方式及原则，使垃圾分类深入每个居民的生活中。（2）把垃圾分类要求落实到户。通过编写实用的《垃圾分类指导手册》等方式指导居民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在日本每个家庭都有政府发放的垃圾分类一览表。表中的栏目有将家庭的用品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为便于阅读，使用了很直观具体的小图片；还有指定的塑料袋的颜色，回收的日期、回收中的具体说明等，很容易理解。（3）监督和检查居民的垃圾分类情况。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一方面由社区组成监督检查组，检查社区内的垃圾堆放点；另外规定社区中的每一个家庭轮值一天做值日生，在轮值日如果垃圾堆存处发现没有分类的垃圾，就由当日轮值家庭负责进行分类。这种方式有助于居民的培养自觉意识和自律性。

3.作为基层执行者的居民家庭在这个体系中是基层的执行者，遵守法律法规、自觉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同时居民也有权利对政策、法规以及相关措施提出意见和建议，监督政府和社区的行为。

加强对生活垃圾处理的各个环节的管理是实现垃圾分类回收的保证。

参考文献：

[1]建设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Z].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第4篇：对社区垃圾处理的建议范文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断增加，从2000 年的1. 18 亿吨增长至2012 年的1. 71 亿吨; 与此同时，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从244. 39 万吨增加到648. 31 万吨，2012 年人均垃圾日清运量达到1. 0kg，而台北市已降到0. 37kg。随着垃圾处置量稳步增加、处置标准的提高、用工成本的增加，垃圾处置的政府责任和资金压力也越来越大。然而，现有公开的统计资料仅包含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费用，不是生活垃圾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并且，缺乏详细的界定，以至于误导社会并影响正确的决策。因此，文中尝试在界定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管理内容、管理标准的前提下，应用市场价格估计成本，即文中所称的社会成本核算，旨在为社会提供生活垃圾管理的成本信息，揭示生活垃圾管理所占用的社会资源，纠正公众的认识偏差，促进垃圾分类。

生活垃圾处置属于城市公共产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垃圾产生量迅速增加，其管理成本呈逐渐增加趋势[3]。很多发达国家采用各种措施努力控制生活垃圾管理成本，包括垃圾处置经营模式改革、实施垃圾分类促进减量等[4]。Lohri 等[5]将生活垃圾管理的总成本按照成本类型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按照管理环节将其划分为收集成本、运输成本、处置成本、垃圾费征收成本、公共部门管理与服务费、资源回收成本。Debnath 等[6]建立了生活垃圾管理服务的全成本核算框架，按照成本要素将其划分为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进而按照生活垃圾的主要管理过程将成本要素划分为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处置成本。Kinnaman[7]为确定生活垃圾最优回收率讨论了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的估算方法，对社会成本进行了界定，认为社会成本包括垃圾收集与处置成本、家庭回收成本、处置外部环境成本、回收外部环境收益等。Fiorucci 等[8]和Costi 等[9]采用非线性优化模型核算了意大利热那亚市的生活垃圾处置成本，包括回收成本( 含收集费用) 、运输成本、处理成本。此外，学者还研究了生活垃圾管理各环节成本的构成，如，运输成本包括人工成本、燃料和车辆费用( El - Hamouz) [10]; 填埋成本包括基建成本、操作运营成本、垃圾运输到填埋场地的成本( Assamoi) [11]。国外针对生活垃圾处置成本核算的研究较为成熟，由于国内外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经营管理模式、垃圾处置标准的差异，在成本的界定与划分上有所不同。

国内学者在生活垃圾成本核算方面做了尝试。陈科等[12]基于垃圾计量收费的定价思路，估算北京市1998 年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填埋的社会成本，分别为21. 7 元/吨、37. 0 元/吨、39. 1 元/吨。何品晶等[13]认为垃圾处置成本应涵盖收集、运输、转运、处理等环节的费用，计算了2009 年杭州市余杭和临安的垃圾处理成本，分别为253. 5 元/吨和276. 6 元/吨。褚祝杰等[14 - 15]围绕生活垃圾按排计费的费率，根据边际成本定价法核算了垃圾处置的边际费用，包括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国内研究已对生活垃圾处置成本进行了初步核算，但尚未准确界定生活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并不是以市场价核算的全成本，核算所用数据资料不细致不系统。

北京城市规模大，垃圾产生量多，生活垃圾处理面临严峻挑战; 北京的生活垃圾管理是我国特大城市的典型，良好的垃圾处置成本控制具有示范效应。文中参照国外的成本划分方式，并结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现状，对生活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进行界定，进而提出基于市场价格的全社会成本核算方法，据此测算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的社会成本，以揭示当前垃圾处置所占用的社会资源。

1 生活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与核算方法

1. 1 社会成本界定

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和其他垃圾三类，如果可回收物、厨余未分类并混入了其他垃圾，则算作其他垃圾。文中估算其他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若可回收物、厨余已分类存放并单独处置，则不进入其他垃圾处置系统，文中不对此继续分析。北京市虽然试点垃圾分类已有14 年，但至今基本没有实现源头分类，因此，文中使用的生活垃圾( 进入填埋场处置的) 实质是其他垃圾。生活垃圾处置是指将生活垃圾从小区公用垃圾桶运送到密闭式清洁站、转运站直至垃圾卫生填埋场或焚烧厂进行安全处置的过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包括收集、转运与安全处置环节。以北京市为例，收集环节通常由各区环卫中心负责，将社区、机构公用垃圾桶中的垃圾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 转运和安全处置环节的责任主体通常是市环卫集团或各区环卫中心，将垃圾从密闭式清洁站送至大型垃圾转运站，而后负责垃圾的卫生填埋或焚烧。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并未包含资源回收成本，原因是可回收物与其他垃圾并不属于同一管理系统，资源回收利用以价格和利润为导向，属于市场行为，并非公共支出的范畴[16]。北京市卫生填埋的比例为70%，是主要的无害化处理方式，文中针对最终卫生填埋处置的垃圾进行全社会成本核算，焚烧处置文中不做研究。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指全过程的、社会为其安全处置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并以市场价核算的成本，包括财政支出的费用和未以货币形式体现的成本( 如，土地成本) 。由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并非完全的市场化行为，运输环节的真实成本用市场价反映; 同时，北京土地资源稀缺且土地存在机会成本，在核算中应考虑土地成本。

社会成本应包括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由于生活垃圾处置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因此，其社会成本实际为公共成本。按照生活垃圾管理的生命周期，文中将其社会成本划分为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和卫生填埋成本。收集成本指从社区公用垃圾桶将垃圾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和清洁站的全部成本，不包括社区内的垃圾清扫。转运成本包括密闭式清洁站至转运站的运输成本I、转运站建设和运营成本、转运站至卫生填埋场的运输成本II。其中，转运站成本指垃圾经过筛选、压实及最终渗滤液达标处理等产生的费用。卫生填埋成本指在渗滤液达标排放、填埋气回收处理条件下，垃圾填埋场的建设及运行成本。按照成本发生的时间尺度，将其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其中固定成本即为基建成本，需计算固定资产折旧，可变成本即为运行维护费，直接构成当年成本。而且，在生活垃圾处置缺乏市场化的背景下，垃圾处理厂建设用地、运输等多个环节存在隐性成本。

1. 2 成本核算方法

基于管理环节划分的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卫生填埋成本需涵盖各环节的所有费用，核算方法详。其中，采用平均年限法①估算固定资产折旧，净残值率按照其原值的4% 确定。采用机会成本法估算垃圾处置占用的土地成本，且认为商业用地价格能够反映土地的机会成本。运用市场价格替代法估计运输成本，主要通过对物流公司的访谈获取相关数据。

2 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核算

2. 1 收集成本

北京市生活垃圾收集费用尚无统计资料，收集环节采用案例社区核算方法。以西城区阜外西里社区为例，该社区占地129. 1985 万m2，常住人口6159 人。社区其他垃圾清运量1168 吨/年( 2012 年调查数据) ，人均其他垃圾日清运量为0. 49kg，与北京市城八区居民户的人均垃圾日产生量0. 44kg 近似②。尽管2012 年北京市城区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为1. 0kg，但由于居民具有流动性，差额0. 51kg 应是在机构的产生量，假定机构和社区的收集成本差异不大，可用社区的代替。其他垃圾由西城区环卫中心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进行压缩并以集装箱形式由市环卫集团送至大屯垃圾转运站，在转运站进行压缩并装入大型集装箱，最终运至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

该社区的收集成本具有代表性: 首先，北京市90% 以上生活垃圾经过密闭式清洁站运至垃圾转运站或处理设施，且密闭式清洁站均执行北京市统一标准③; 其次，多数密闭式清洁站由所在区县环卫部门负责管理运行，该社区密闭式清洁站由区环卫中心运营，在运营方式上较为一致; 再次，密闭式清洁站之前的收集成本主要是从公用垃圾桶到密闭式清洁站的运输费用，而收集工与收集设备一般由环卫部门根据社区规模统一配备，另外，由于核算的是单位垃圾收集成本，可避免不同社区因其规模、垃圾产生量不同而导致收集工及收集设备配备不同引起的成本差异。并且，本研究核算其他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与社区是否进行垃圾分类关系不大。

西城区阜外西里社区有38 个其他垃圾专用桶，平均一个桶服务162 人，垃圾采用电瓶车密闭收集。密闭式清洁站位于社区内，占地约140m2，主要固定投资为一套吊装设备。收集成本分为公用垃圾桶成本、运输成本、密闭式清洁站成本。其中，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根据北京市2011 年的商业用地价格以及商业用地40 年使用年限计算，为38. 3 元/吨。收集成本合计727. 2 元/吨。

2. 2 转运成本

( 1) 转运站成本。大屯垃圾转运站位于朝阳区大屯乡，是国内首座密闭压缩式②且符合卫生条件的垃圾转运站，执行《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适用标准有关问题的公告》。该转运站于1994年投入运行，2008 年12 月经过改建后正式运行，占地9667m2，其主体建筑物为垃圾压缩车间，另有车库、门卫、地磅、污水池等附属建( 构) 筑物[20]，主要承担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的垃圾转运( 涵盖阜外西里社区) ，总投资10417 万元，设计转运能力1800 吨/日，若按20 年使用寿命，其单位垃圾基建折旧为7. 6 元。2012 年，大屯垃圾转运站运行维护成本为39. 1 元/吨，包括人工费、动力费、材料费( 含轮胎) 、工艺费、修理费、设备折旧、资产税费、期间管理。其中，人工费占比最高( 49. 26%) ，其次是工艺费( 12.38%) ，动力费和设备折旧费分别占4. 72%、4. 30% 。参照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计算方法，转运站土地成本为4. 7 元/吨( 2011 年数据) ，转运站成本合计51. 4 元/吨。

( 2) 运输成本。考虑到不同社区生活垃圾运输路线及运输距离不同，本研究以大屯垃圾转运站和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主要服务区域( 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 的平均距离核算垃圾运输成本。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的中心位置距离大屯垃圾转运站分别为17. 1km、10. 9km、12. 5km，即运输I 的平均距离为13. 5km，而运输II 即大屯垃圾转运站至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距离为24. 0km，因此，垃圾的平均运输距离为37.5km。北京市生活垃圾均由集装箱密闭清运，可按普通货物运输价格估算，根据对物流公司的访谈，按照平均运输距离37. 5km 计算，单位垃圾的运输成本为150. 0 元( 2012 年价格) 。

2. 3 卫生填埋成本

2011 年北京市环卫集团阿苏卫、安定、北神树三个垃圾填埋场处理的垃圾量占北京市城六区垃圾清运总量的53. 5%。其中，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位于昌平区百善乡，是北京市第一座符合现代卫生填埋标准的大型垃圾填埋场。填埋区实施气体表面收集及全密闭工程，通过点燃和沼气发电两种形式对填埋气进行综合利用; 渗沥液出水执行《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适用标准有关问题的公告》。该填埋场于1994 年建成并投入运行，填埋场工程主要包括防渗处理系统、渗滤液收集处理系统和沼气收集利用系统。该填埋场占地604000m2，总投资1. 1 亿元，使用寿命17 年，日垃圾处理能力2000吨，主要承担东城区、西城区的全部生活垃圾以及朝阳区、顺义区、昌平区的商业垃圾的卫生填埋( 涵盖阜外西里社区) ，单位垃圾基建成本为8. 5 元。2012 年，环卫集团三个填埋场的运行维护成本均为110. 0元/吨，即为政府补贴价，其中，材料费占比最高，为50. 09%，其次是工艺费21. 77%，动力费和设备折旧分别占1. 34%和2. 65%，成本结构详。参照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计算方法，垃圾卫生填埋的土地成本为264. 5 元/吨。因此，卫生填埋末端处置的社会成本合计383. 0 元/吨。

2. 4 可比价格调整

为了更加准确且完全可比，有必要对不同年份的价格调整为以2012 年为基期的可比价。贴现率的选择在跨期成本( 或收益) 分析中非常重要，结合2000 年以来2. 24% - 4. 14%②的国有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文中选择4% 作为基准贴现率。同时，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③调整因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波动。调整后的单位垃圾填埋处置社会成本为1530. 7 元。

3 讨论

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社会成本核算结果表明，收集成本占全成本的比重高达59. 1%; 转运成本占13. 3%，其中，转运站和运输分别占3. 5%、9. 8%; 卫生填埋成本为421. 7 元/吨，占27. 6%。收集与卫生填埋成本构成全成本的主要部分。垃圾收集环节属于劳动密集型，人工费占收集成本的36. 5%; 而真正用于垃圾处理的费用较少，转运站和卫生填埋的作业成本合计188. 4 元/吨( 未包括土地成本) ，其他1342. 3 元主要产生于收集与运输环节以及往往被忽视的土地成本。此外，在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中，土地的机会成本为328. 1 元，占全成本的21. 4%，垃圾处置占用的土地资源不容忽视。

根据《中国环境年鉴》中相关数据核算北京市2012 年生活垃圾处置成本为151. 2 元/吨。该成本包括垃圾处理厂的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维护费用( 能源消耗、设备维修、人员工资、管理费及与垃圾处理厂运行有关的其他费用) ，为垃圾处理厂的处置费用，仅占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的9. 9%。依据公开统计资料估算的垃圾处置费用仅为末端处理作业成本，远低于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

2012 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清运量648. 31 万吨，根据1530. 7 元/吨的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估算其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总额达99. 23 亿元，占当年北京市财政支出的2. 1%，人均垃圾处置支出高达556. 4 元/年。不难看出，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已经非常高，垃圾减量已刻不容缓。

4 结论与建议

文中依据生活垃圾的管理环节，明确界定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提出基于市场价的全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北京市的案例核算，得出如下结论:

( 1) 2012 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的社会成本为1530. 7 元/吨，包括收集成本905. 1 元/吨、转运站成本54. 0 元/吨、运输成本150. 0 元/吨、卫生填埋成本421. 7 元/吨。通过该方法核算的成本涵盖垃圾从收集到卫生填埋处置的全部成本，远高于由公开统计资料估算的处置成本，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被低估。

( 2) 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已经相当高，人均垃圾处置支出达到556. 4 元/年。

( 3) 垃圾收集成本、转运站成本、运输成本、卫生填埋成本所占比重分别为59. 1%、3. 5%、9. 8%、27.

5%，收集环节成本远超过中间转运成本和末端处置成本。

( 4) 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中的土地成本所占比重高达21. 4%，在成本核算中不应忽略。

第5篇：对社区垃圾处理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垃圾分类；垃圾处理；日本；韩国

一、常熟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现状

据调查，近10 年，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大幅度增加。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人均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440 kg， 全国城市垃圾的年产生量达1.5 亿t， 且每年以8%～10%的速度增长， 全国历年垃圾存量已超过60 亿t，约有2/3 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

为有效解决垃圾回收问题，常熟市城管局环卫部门作为垃圾分类工作的组织实施单位积极采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垃圾分类收集率也相对有所提高。

但据相关统计， 2013年常熟三环路以内城区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足有16.9万t，这些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却与它消耗的庞大资源不成正比。市民参与度不够、分类习惯难以形成、缺乏系统性的垃圾分类收集清运处理运行机制等严峻问题，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们小组走访了常熟市环保局，并就有关问题向环保局的王主任进行了咨询，同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新闻网站、问卷调查，对垃圾分类回收产生问题的原因总结如下：

（一）从总体政策层面：相关人士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没有形成相应的垃圾分类配套法规。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固体废物污染染环境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垃圾的回收处理规范、惩奖条例，设立相关部门进行主管，但至今仍存在不少问题。

（二）从城市居民层面：据调查，近八成的城市居民平日没有分类扔垃圾的意识和想法，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标识关注度不高，仅为了寻求方便，很少注意是否按分类垃圾桶扔垃圾，甚至有人认为只要投入垃圾桶，就是环保，以至于所有的分类垃圾桶内的垃圾都是混装，使得后续的分类尤为复杂，甚至无法进行。

（三）从垃圾处理站层面：垃圾最终的筛选过于粗略，处理的基础设备及资金较为匮乏。我们走访发现垃圾最终只会进行粗略的筛选，只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挑选出可直接利用或变卖的垃圾，其余垃圾会一齐焚烧供于发电，虽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垃圾利用，但还是造成了大量可利用垃圾资源的浪费。

综合而言，主要原因有三点：分类方式欠科学，可操作性差；后续分类运输和处置的硬件设施不配套；公众环保意识及分类收集相关知识缺乏。

三、日韩垃圾分类回收对比及借鉴

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日韩两国在垃圾分类回收方面有显著成效，他们都有着一套针对本国实际情况的分类回收方式，垃圾回收利用比率很高。对比探索韩日两个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回收方式，对我国垃圾分类回收问题有所借鉴。

（一）、韩国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就设立了关于垃圾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废弃物管理法》1995年，韩国开始在全国内实施“垃圾手续费从量制度”。2000年，韩国又推出了“垃圾违法投放举报奖励制度”，不断提高公民对于依法投放垃圾的意识。

在韩国垃圾分类管理有着非常细致的运作方式。首先是分类收集：将家庭垃圾分为食物垃圾，普通垃圾和再利用垃圾分别搜集。其次是分类运输，对于大型的废弃垃圾首先被运输到地方政府进行临时保管，再区分可利用与不可利用；可利用的再利用，不可利用的垃圾经过破碎装置破碎后焚烧或者填埋。在这样细致的处理方式下，垃圾中可以利用成分被很大程度的利用起来，不可利用成分也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处理。

（二）、日本

日本政府对于垃圾处理本着3R原则，先后制定了三层法律，一是2000年12月份公布的《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二是2001年4月开始实施的《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和《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 。三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具体的法律法规，即《家用电器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通过这三层法律的规定，对公民平时生活中所产生的垃圾进行系统的管理。

日本的家庭垃圾是要在家中完成分类的。垃圾通常被分为四类：一般垃圾、可燃性资源垃圾、不燃性资源垃圾、可破碎处理的大件垃圾。日本很早就对中小学进行环境教育，把垃圾问题纳入到小学社会课课本。

对比韩、日两个国家，对于垃圾的分类回收处理，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点。两个国家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有利保障。两国都在唤醒民众垃圾分类的意识上花了很大的努力，对于垃圾分类回收之后的处理方式都有详尽、科学的处理方案。

四、对于常熟市垃圾分类回收的建议措施

首先，政府应高度重视垃圾分类回收的问题，制定详细的垃圾处理政策，实行垃圾分类奖励制度。提供给居民足够的垃圾分类设施，增加垃圾回收站、垃圾运输车辆等。同时政府应转变思路，从只重视经济发展到重视居民的生活质量，更加人性化、效率化地为人民服务。

其次，教育宣传方面，相关部门如应积极配合。如在社区、学校、公交车站台等明显的公共场所设立广告牌；另外要将垃圾分类知识带进课堂；向本市各小初高校征集垃圾回收宣传标语、举行关于垃圾分类回收的征文比赛等；社区积极开展相关讲座及活动。同时利用大众媒体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

再次，重视非政府（NGO）力量。特别是关于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它们更具有专业性、组织性，能更加有效地引导人们采取更合理的措施。

最后，最重要的还是居民的力量。居民应主动去了解垃圾分类的好处及分类方式，培养个人素质，将垃圾分类回收形成一种行为习惯，并将这种优良的习惯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

这是一场比较漫长的改革，但这场改革的胜利者无疑是整个地球。为了我们的环境与后代，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实在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叶凯贞，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思考[J].环境卫生工程，2007，15（5）：19-20.

第6篇：对社区垃圾处理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生活垃圾分类；问题；建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城市垃圾激增，垃圾处理已然成为困扰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南京目前日产垃圾总量已达5000吨，轿子山、水阁和天井洼三个大型填埋场离最大容量只有3年左右。为切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南京市于2011年10月～2012年5月间展开了分类试点工作，并逐步推进，拉开了南京垃圾分类试运行的序幕。

一、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现状

1.实施办法。生活垃圾实行四种分类：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它垃圾、有害垃圾。其它的特殊垃圾实行专项分流。在源头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及处理。在投放及收集阶段，设立垃圾分类督导员进行统计和指导；分类后，由城管部门负责直收直运。沿街单位的垃圾分类后直接投放到城管部门的专用收集车。物业小区在小区出入口及主要通道设置有分类标识的垃圾桶，以便收集无法按规定时间投放的各类垃圾。分类运输和处理的具体办法是：厨余垃圾用厨余运输车直收直运至厨余垃圾处理试验站处理；可回收物由各区商务部门收运至资源回收中心，由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处置；有害垃圾由城管部门收运至环保部门指定的储存点并统一集中处置；其它垃圾由专业部门按原收运体系进行直收直运，由现有填埋场和规划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卫生填埋及焚烧。

2.存在问题。（1）政府部门间协作不畅，试点推广存在困难。虽然市政府签发的垃圾分类试点方案组织领导明确，但在实际运行中，政府自身管理体制的弊病，导致各部门相互推诿、部门间协作不畅。如虽规定了市商务局负责可回收物的收集运输处置，负责全市各区再生资源回收中心的建设、管理、处置和协调等工作；市环保局负责有害垃圾的监督管理和处置工作；市工商局负责可回收物（再生资源）回收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除了主要负责工作的城管局外，其他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并不高。一方面政府制定的行动细则还不够具体、贴近居民实际，导致基层组织不好操作；另一方面垃圾分类设备及资金投入上的困难，基层组织的工作积极性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目前试点的几个小区均为基础设施、经济实力、组织能力都比较强的优秀社区，其试运行还相对容易。但如以相同的模式推广到其他小区，尤其是一些没有物业的居民自治小区就会有不少阻力。（2）垃圾分类模式设计存在不足，有待调整。首先，由于分类较多，增加了居民的分类难度。居民在家中放置四类垃圾桶，既占空间，又难以落实。中青年人接受能力强，但忙于工作，时间紧张，对垃圾分类的热情不高。老年人时间相对宽裕，垃圾分类热情较高，但是接受能力弱。垃圾分类要简便易行，否则就很难开展。其次，分类标准也不清晰。调查发现，目前最难以区分的是“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主要问题是“其它垃圾”中的“不可回收垃圾”与“可回收垃圾”的边界不清晰。最后，四分法也不利于垃圾分类的指导和监督。要让居民从垃圾混合丢弃改为垃圾分类的习惯需要长期监督才能实现。（3）居民的行为形成率低。居民的落实情况是搞好垃圾分类的关键。目前居民还没有自觉执行垃圾分类的习惯。一是由于对垃圾分类的宣传不足，居民的积极性并不高，对相关知识也知之甚少。二是垃圾投放线路设计、垃圾桶的配置、回收体系的不完备等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加上责任意识、公民意识不足，部分居民不愿配合。三是法不责众心理，因监督不力而产生的侥幸心理等社会心理因素也影响了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使得试点中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的行为形成率低。

二、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落实具体措施。要加快制定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管理法规、实施细则和具体办法。尽快颁布实施《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适当条件下，可以尝试立法，使之走上法制管理的轨道，同时建立完善的执法保证和监督体系，提供制度保障。落实岗位责任制，加强管理。市分类办要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加强指导；各区分类办推动本辖区内试点工作落实，各区城管局、街道、社区要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明确职责，将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列入各部门绩效考核内容，对在推进过程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提高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小区层面上的垃圾分类是一个基础性工作，后续还要在社区、街道和行政区层面上进行推广。试点小区结束后，要以街道或行政区为单位进行试运行，为系统性的开展工作积累经验。（2）调整分类模式，完善回收体系。在初始阶段，让居民在家庭内部实施简便可行的垃圾两分方法，即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并将有毒有害的垃圾在社区内单独收集；对于可回收垃圾交由市场运作。待垃圾分类步入正轨后，再实行垃圾分类四分法甚至更多类别。垃圾分类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形成 “分类收集—回收再利用—消费—再分类收集”资源循环利用的闭合环，分类收集才会有生命力。要建立政府监督指导、专业化公司具体承担的管理运行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将垃圾的分类、回收和处理连成一个网络。在具体运行时，可通过社会招标，吸纳社会资金改造原有的废品回收系统，成立配套的垃圾处理企业和废品回收企业，同时，政府还应给予企业适当的扶持，如政府补贴、减免税、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等，以弥补总体投入的不足，提供必要支持。

三、加强对居民的引导和激励，促进居民自觉分类

（1）加强宣传，提高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热情。宣传内容应包括分类模式、垃圾收集线路、末端处理、分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等方面。社区垃圾分类宣传应落到实处，采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和相关知识普及程度。同时可在全市范围内扩大宣传，营造舆论氛围。如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公益广告，邀请有一定知名度、又有环保热情的公众人士作为形象大使，实现全民动员。（2）设计合理的垃圾投放线路，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各社区要根据本小区的实际情况，本着“尽量减少居民的负担，人性化，可操作性”的原则设计切实可行的投放线路。南京市主管部门也可以总结各小区的经验，设计多种模式供各社区选择。如若保洁员上门收集，最大程度的方便了居民，也很容易监督，但会增加保洁员的工作量；如若居民投放到垃圾桶，居民将承担较多责任，也较难对居民的分类质量进行监督，建议在垃圾桶旁配备监督员。总之，各小区要因地制宜，保证分类投放得到落实。（3）加强对居民分类投放的正向激励，并加以规范化的监督和考核。对于一些积极分类的先进家庭和个人，可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表彰，发挥榜样的正向激励作用。同时，日常的监督与考核也要落到实处，小区的舆论压力对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如每天由保洁员定点收集，并进行垃圾分类工作的登记考核；在各个单元门口张贴公布本月每家垃圾分类的情况，形成小区的舆论压力；对优秀家庭加以适当奖励，对分类差的家庭，由社区干部进行提醒、劝导。当大部分居民都能够养成自觉分类的习惯后，才可因时制宜地推行惩罚性措施，这才具有可执行性。

参 考 文 献

[1]郝明月.垃圾分类中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性探究[J].内蒙古环境科学.2009（2）

[2]高秀花，潘玉玲，李海明等.城市生活垃圾治理问题的思考及其对策

[J].环境科学动态.2005（3）

[3]陈兰芳，吴刚，张燕，张仪彬.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现状及其关键问题[J].生态经济.2012（2）

[4]杜艳丽.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市场化改革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

第7篇：对社区垃圾处理的建议范文

本版从本期起，将连载这份报告。

一、调研的背景与目的

快速城市化和滞后的处理设施，使得我国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问题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年的664个，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加到48，064万人。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目前城市化水平达到37％左右。城市数量与规模的迅速增加与扩张，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问题。近10年来，我国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每年以5％的速度递增，在1999年首次超过工业污水排放量，20*年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221亿吨，占全国污水排放总量的53.2％。同样，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近年来以5～8％的速度增加，20*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1.34亿吨。

与此同时，我国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严重滞后和不足。到20*年底，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厂452座，排水管道约15.8万公里，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36.5％，其中生活污水二级处理率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几。大量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城市河道，导致约63％的城市河段受到中度或严重污染。全国生活垃圾处理厂（场）740座，垃圾处理率58.2％，无害化处理率约10％左右。大量未经处理的垃圾，不仅占用了全国大约5万公顷土地，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以及疾病的传播。

设施短缺和处理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和运营效率不高，它直接影响到“十五”环保计划目标的实现，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和实行市场化。

从“九五”开始，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治理逐渐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领域。国务院批准的“十五”环保计划要求，到2005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要达到45％，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要达到60％；新增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15万吨／日。资料表明，要完成污水集中处理目标，全国需要新建1000多座污水处理厂，新增处理能力2600万吨／日，总投资达千亿元。实现垃圾处理计划目标，约需投入450亿元。

第8篇：对社区垃圾处理的建议范文

杭州主城区日产垃圾2000余吨，并始终保持高位增长态势，2010年主城区垃圾增长率达10.2%；

杭州59%的垃圾仍使用填埋方式处置，每6年的垃圾就能填满一个西湖；

作为杭州最主要的垃圾填埋场，天子岭的使用寿命仅剩8年，一旦其丧失填埋功能，仅需3天，杭城就会变成一个“臭城”；

…………

这些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杭州当前正面临的现实问题。

“垃圾围城”，对于杭州来说，已是一个亟待破解的困局。为了不让“天堂”变“臭城”，杭州市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就杭州市垃圾分类、清洁直运等工作展开了持续监督。

冷看成绩，直面危机

天子岭，位于杭州北郊的半山镇石塘村青龙坞山谷，终年葱茏，绿树成荫。自20世纪80年代起，这里成了杭州市天子岭废弃物处理总场。

那时的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只是简单的垃圾倾倒场，无害化处理几乎为零。当老填埋场接近饱和时，2004年3月，天子岭又动工开建了杭州第二垃圾填埋场。

眼看“垃圾围城”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天子岭废弃物处理总场不断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努力使垃圾这一“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得以循环利用。2006年12月，杭州市天子岭废弃物处理总场改制重组为杭州市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集废弃物处理和环卫科研于一体。

自2009年起，杭州开始在部分城区试行垃圾分类和清洁直运工作，采取“边试点、边听意见、边完善”的方式，逐步向所有城区推广，受到了市民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2010年，智慧的环境人又化腐朽为神奇，利用封场后的老填埋场覆土绿化，在天子岭建成了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全国首个建造在垃圾场上的生态公园。

…………

经过16年的发展，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已承担了杭州市80%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任务，并先后被评为国内首个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全国城市环境治理优秀工程”、“全国垃圾卫生填埋示范工程”。

可与此同时，杭州市区的垃圾总量依然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生活垃圾减量难、基础设施建设拓展难、焚烧和厨余垃圾项目破题难、新的垃圾填埋场选址难、垃圾处理齐抓共管难等五大难题，始终困扰着杭城。更令人担心的是，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寿命仅剩8年。

如何破解这“五大难题”，真正实现垃圾处置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当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所有库容都利用完毕时，杭州的垃圾又该何去何从？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对此十分重视，从2009年10月开始，先后6次到天子岭垃圾填埋场考察、调研，并两次专程赴台湾考察垃圾处置工作。

多次视察，寻求破解

有生活的地方必然有垃圾，“垃圾围城”是现代城市发展中必将面临的一道坎。可垃圾处置是一个涉及收集、运输、处理等多个环节的系统工程，既取决于人们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又取决于垃圾运输和处理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

2011年5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再次组织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和视察活动。其间，实地视察了杭州李家桥社区和睦垃圾清洁分类直运点、和睦环卫中转站、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等，并听取了市城建投资集团、市城管办有关工作汇报。

李家桥社区和睦院是此次调研的第一站。在那里，视察组成员发现，原来恶臭扑鼻、污水横流的和睦垃圾中转站，如今已变得干净整洁，附近居民也不再怨声载道。视察时，代表们还饶有兴致地观摩了直运压缩车的垃圾回收作业过程，并就垃圾中转站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提出了建议。

随后来到天子岭垃圾填埋场，视察组成员兴致勃勃地漫步在石块铺就的游步道上，欣赏着四周如画的景观。很难想象，这个8万平方米的国内首座垃圾堆上的生态公园下面，竟埋着杭州人1991年至2006年所产生的900多万吨生活垃圾。

而在“天子岭环境教育基地第二课堂”，视察人员看到了整齐排列的5个大小不一的布袋，这是1个人在1天、5天、10天、20天、30天里分别产生的生活垃圾的重量。视察人员上前一试身手，1天的1.2公斤、5天的6公斤……30天的36公斤，在感觉到手中垃圾分量不断加码时，视察人员也体会到了生活垃圾减量任务的艰巨。

针对尚未破解的“五大难题”，参与视察的人大代表积极出谋划策：要进一步加大垃圾焚烧处理的比例，减少垃圾填埋对耕地资源的损害；建议杭州率先设立垃圾研究所，对垃圾处理这个世界难题进行研究。

对此，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也向市政府发出调研意见书，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

——实施垃圾处置费随袋征收制度，明确规定居民投放垃圾必须使用专用垃圾袋，垃圾袋越大，所需支付的费用也越多，对不按规定投放垃圾的进行处罚。

——对城市生活垃圾进行科学分类，建立生活垃圾资源化、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加强资源再利用的科学规划，鼓励全社会参与垃圾分类。

——攻克厨余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处理技术难题，将厨余垃圾分成生熟两类，熟料可作为饲料，生料则可用作堆肥。

——着手开展垃圾分类直运立法工作，逐步建立“三大机制”： “谁产生谁付费”的机制、 “谁导入谁受益”的机制、 “谁邻居谁补偿”的机制，为杭州垃圾处置提供法制支撑。

…………

这些意见建议，字字珠玑，不乏真知灼见，引起了杭州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变废为宝，任重道远

第9篇：对社区垃圾处理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生活垃圾；去向； 组成； 处理方式

中图分类号：X79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8011702

1农村生活垃圾的现状

目前中国农村约有常住人口6.5亿人。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垃圾随之增多。仅生活垃圾部分，若按每人每日产生0.5 kg计算，一年就可产生约1.1亿t垃圾，这还不包含农村地区产生的建筑垃圾、农村工业废料。农村垃圾生产规模大，且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城乡二元在环境治理上差距明显。由于对农村垃圾治理问题长期忽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问题。乡村垃圾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2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

2.1垃圾来源

农村生活垃圾以有机垃圾为主（果蔬皮、粪便、木板、纸屑），还有一部分可回收垃圾如塑料袋和废旧窗纱、废旧塑料瓶等废弃的生活物品。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农村生活垃圾也逐渐城市化。不光村里的生活垃圾，游人肆意抛掷遗留的垃圾，也给农村环境带来不小的压力。

2.2农村生活垃圾处置现状

目前农村对垃圾的处理方式，常见的一种是随意倾倒，通常是沿沟、河、渠倾倒[2]。更严重的是，农村自来水使用率偏低，饮用水多数来自水井，由于农村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极易产生对土壤、水源地造成二次污染。此外，外来污染也在加剧农村环保所面临的严峻处境，如一些城市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运至城郊乡村地区，使得很多农村成了城市的“垃圾处理场”，将以往的“垃圾围城”变成了“垃圾围村”。还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是就地燃烧，不进行任何处理，造成了二次污染。农村垃圾处理不当，影响的已经不仅是农村的生活环境，还有对农村土壤和水体的严重污染，威胁着健康。如果没有进行垃圾分类，不仅加大了真正需要进行焚烧、填埋的垃圾数量，也极大地降低了资源回收率。

2.3农民卫生意识不高

当地农民对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习以为常。由于卫生意识落后、环保意识比较淡薄，需要上级部门不断进行宣传教育，如采取发传单，办讲座等方式，来提高当地农民的环保意识。

3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对策和建议

3.1配合相关法规进行宣传教育，营造氛围

通过召开各种会议，结合开展创建卫生村镇活动，编写宣传材料，刷写固定标语等大力宣传，努力营造全民动手，人人参与的良好风气，利用广播、墙报、电视、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发动，教育农村居民树立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行为，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遵守卫生管理、自觉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和房前屋后的环境清洁。及时宣传、推广一批好的典型，对工作不力的要进行曝光批评。

3.2保障经费，建立机制

一是各县（区）要将农村垃圾治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农村垃圾收运、处理的日常运行经费和相应设施的运行、维护和修缮经费；整合资源支持农村垃圾治理工作，多渠道筹措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垃圾治理，并逐步将农村保洁、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营管理委托给企业运行管理。二是坚持把农村垃圾治理作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全面、持续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还要积极创新、建立确实可行的长效工作机制。

3.3因地制宜，实行垃圾分类，强化回收和利用，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引导村民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可家里放两只垃圾桶，分别标上“可腐烂”和“不可腐烂”的字样，便于农民对垃圾进行分类。立起垃圾分类的标志，村干部带头在村里设立垃圾站。对农村人口密集、居住集中的村庄污水要进行集中处理，对人口较少、居住分散的村庄要结合农村改厕，建设户用污水处理设施，对农村畜牧养殖（场）点污水要集中规范处理，解决好农村畜牧养殖（场）点的污水处理问题[3]。要进行生活垃圾回收和资源化，选择焚烧、堆肥与填埋等处理处置方法就必须要实行生活垃圾科学分类。大量的农村生活垃圾如果未分类就处理，是对资源的浪费，也会造成环境污染。 “零排放”[4]，即农村居民自发的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包括有机生活垃圾的堆肥、生活垃圾分检、有害有毒垃圾专门集中、家中不可处置垃圾定点的投放等。而促成农民自发“零排放”的关键在于社区形成“内化”的“零排放”强制，比如建立村子里的“垃圾分拣”约定。通过垃圾的分门别类，一部分垃圾能够“资源化”回收利用，从而变废为宝，例如通过堆肥变成有机肥料。如此，能够大大减少真正需要进行焚烧、填埋处理的垃圾。

3.4严格控制城市垃圾侵蚀

随着城市规模的膨胀和工业的发展，城市垃圾正向农村蔓延，城市周围的郊区或农村到处是垃圾。经过风吹日晒，这些垃圾被刮得到处都是，并且散发出很大的异味，以致周围环境被弄得污浊不堪。因此，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必须重视城市垃圾污染农村这一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城市垃圾向周边的村庄蔓延。

4锦州市现状及目标

为切实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锦州市按照“城乡一体、区域统筹、设施共享、经济适用”的原则，紧密结合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3年行动方案，积极推进农村垃圾就地源头分类减量和资源回收利用，采取“户集、村收、乡镇转运、市县处理”模式。预计到2017年底，全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推进农作物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原料化等综合利用，在2015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0%的基础上，到2017年基本实现全市秸秆的有效利用。合理处置农药包装物、农膜等废弃物，加快废弃物回收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改水、改厨、改厕、改圈力度，全面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任务，2017年底前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力争达到80%。这样锦州地区的农民健康将得到进一步保障，人们的生活环境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边炳鑫，赵由才. 农业固体废物的处理与综合利用[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2]武攀峰，崔春红，周立祥，等. 农村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生活垃圾的产生特征与管理模式初探――以太湖地区农村为例[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06， 25 （1） ： 237～243.

[3]潘美媛.杭州市余杭区农村面源污染状况与治理对策[J].能源工程， 2003.1：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