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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城商行”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称谓,与其说是先验计划的结果,不如说是改革进程的偶然产物。为了解决城市信用社遗留的诸多问题,国务院于1995年9月《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决定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分批组建城市合作银行,后改名为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初步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的运行体系。截至2009年底,全国城商行共有145家,总资产在全国银行业占比近10%,逐渐成为中国银行业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2004年6月起,在银监会的地域经营限制逐步放松后,城商行群体开始了“更名重组、跨地域经营、上市”为主题的大规模改革与发展浪潮。以此为契机,部分实力较强的城商行脱颖而出,相继迈出了跨区域发展的步伐,城商行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其突破地域限制,进行跨区域发展有利于市场化、多元化发展,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推动我国银行体系的良性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资产质量下降和经营风险增加等问题。由于城商行最初的市场定位是“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而现实中城商行大规模扩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促使人们思索:城商行的“去地域化”会给中国的金融行业带来什么影响?城商行的规模是越大越好吗?银行规模是否存在一个最佳区间?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 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研究综述
城商行是我国金融改革的特殊产物,在国外没有这个概念,但由于城商行本质上是商业银行,因此国外关于商业银行的研究对于我国城商行克服缺陷,促进自身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六七十在这些研究中,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经济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
针对中小银行规模经济问题的研究肇始于Benston(1965,1972)和Bell、Murphy(1968)对银行成本问题的研究。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Benston、Hanweck和Humphrey(1982)才首次用更有弹性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CF)来衡量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他们利用美国1975~1978年数据对美国的中小型商业银行规模经济进行了分析,得出不管是整个银行还是单个银行的分支机构,美国的商业银行长期成本曲线是U型或是向上倾斜的;在存款规模在100万美元与250万美元之间,存在着最有效规模,低于这个规模或是高于这个规模,银行表现为规模不经济。
Hunter和Timme(1986)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对1972~1982年美国28个州的91家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研究,考虑了技术因素对银行规模经济的影响,发现单银行制的银行控股公司其规模经济的上限时42亿美元,而对于多银行制的银行控股公司,其规模经济的上限则可以提高到125亿美元;Hunter,Timme和Yang(1990)将这一上限重新界定为250亿美元;Shaffer和David(1991)则认为应该是370亿美元。Lawrence(1989)认为,在小型金融机构中规模较小的银行存在规模经济,在总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银行中,往往存在规模不经济或规模经济不明显的现象。
受经济体制、理论水平及银行数据资料的限制,我国学者对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较晚,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早期主要采用的是利润指标分析法,(于良春、鞠源,1999)。后来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得到广泛应用,(徐传湛、郑贵廷和齐树天,2002;阚超、王付彪、沈谦和陈永春,2004;程婵娟、郭芳玉,2008;朱建武,2006)结果发现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之间的效率存在差异,大型银行一般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中小银行存在的非理性规模扩张行为导致其规模经济逐步递减,这和运用其他方法研究的结果大致相同。
国内的研究比较多地关注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中小银行尤其是城商行的研究比较少。多数学者把重点放在银行的效率变化趋势,认为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大,逐渐显现出规模不经济的状态,不过也有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本文将着眼点放在城商行的规模经济这一问题上,力图用数据与实证呈现出我国城商行目前大致的规模经济发展状况。
三 模型设定和数据选取
1.研究方法的选择
在研究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方法:参数估计法和非参数估计法。参数估计法主要是以银行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为分析对象,估计出生产边界函数中的参数。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具有易估计性和包容性等优点已经逐渐成为研究银行效率的主要方法。非参数估计法主要是指包含数据包络分析(DEA)的线性规划方法。鉴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已经成为一种研究银行规模经济的成熟的方法,本文利用这一方法对我国城商行的规模经济情况做实证检验。
2.模型及变量的设定
在选择指标的时候,首先注意所选择的指标能够满足银行规模经济效率评价的要求,能够客观反映银行的竞争力水平,其次是从技术上应避免投入(产出)集内部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最后要考虑指标的重要性和易获得性。在上述原则下,将以上投入和产出指标选择的方法相结合,我们将营业支出总额(记为TC)作为银行的总成本,将存款(记为Y1)和贷款(记为Y2)作为产出指标。由于现有的公开资料中,大部分城商行并不提供职工工资和福利支出、固定资产折旧等具体数据,而将其归入财务报表的业务及管理费中,所以本研究选用业务及管理费替代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成本的支出总额。这样既可以反应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成本支出,又可避免使用估计值或均值引入误差之类问题的发生。同时,经统计发现职工人数和固定资产净值与银行总资产高度相关,因而使用资本费用率(等于业务及管理费除以资产总额,记为P1)作为劳动力价格和实物资产价格的替代指标。将存款价格(等于银行的利息支出总额除以存款总额,记为P2)作为投入变量。根据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形式以及所选择的投入产出指标可以建立以下成本函数模型:
(1)
其中Yi为第i项产出数量,i=1,2;Pj为第j项投入价格,j=1,2;均为待定参数,为随机误差项。
由投入要素的线性同质性和交叉影响项的对称性,可得如下模型参数约束条件:
(2)
将约束条件带入(1)式,并化简得:
(3)
本文研究的是银行经营规模变动对银行总成本的影响,因此,
定义总成本对银行规模的弹性系数E,用来衡量银行的规模经济性。E等于(1)式关于lnY1和lnY2偏导数之和:
(4)
展开得:
(5)
规模弹性系数E表示银行规模变化1%将导致总成本变
动的幅度。当E=1时,表示银行规模变动1%将引起总成本发生1%的同比例变动,此时银行处于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点;当E>1时,表示银行规模变动1%将引起总成本发生大于1%的变动,此时银行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当E<1时,表示银行规模变动1%将引起总成本发生小于1%的变动,此时银行处于规模经济状态。
3.数据的选取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我国24家城商行2006~2009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基础。将这24个城商行又根据资产规模的大小分为三组,资产规模大于800亿的为大型城商行;资产规模介于300亿和800亿之间的为中型城商行;资产规模小于300亿的为小型城商行。据此分类,本文选取的大型城商行有12家: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徽商银行、杭州银行、南京银行、天津银行、大连银行、哈尔滨银行、包商银行和重庆银行;中型城商行有8家:西安商行、齐鲁银行、河北银行、锦州银行、富滇银行、南昌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洛阳银行;小型城商行有4家:烟台银行、日照银行、莱商银行、乌海银行。本文数据来自各城商行公布的年度报告,由于个别年份部分银行的数据缺失,共采集到的有效样本点96个。
四 数据的描述统计与计量结果
本文的样本为24家银行4年的面板数据,因此在计量方法上将运用Paneldata模型进行分析。面板模型分成“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种,对于具体应该使用哪种Paneldata模型,应该进行相应的检验。因此在本节的实证分析之后,会对选择的模型是否正确进行检验。
1.回归结果
本文的数据均以2006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调整。由于本文仅是对我国的城商行进行研究,所以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比较适宜。本文采用的估计方法为最小二乘法,数据的处理采用的是eviews 6.0软件。经过回归,得到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值(见表1):
*表示在0.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资料来源:根据各城商行公布的年报整理所得。
表中只有系数a0的估计值在统计上是非显著的,其它系数的估计值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利用这些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得到各银行E值(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一是这24家城商行大都呈现出规模经济的状态,只有个别银行的个别年份规模经济系数大于1,呈现为规模不经济的状态。说明我国城商行目前规模经济状态良好;二是从2006年到2009年,部分城商行的规模经济效率值有一个逐渐增大的轻微变化,说明规模经济的程度在逐渐减小。这说明我国城商行正处于平均成本曲线下降的阶段,且下降的幅度日趋缩小;三是2008~2009年的转折点,规模经济状况趋于显著,可能是金融危机影响了国内金融市场,城商行趁机发展的缘故。这样的结果显示了我国城商行还有很大的扩张区间。
将各种类型的城商行的产出弹性进行求和平均,得到不同规模城商行规模经济状态,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虽然整体显现出规模经济状况,但相对于大型和小型城商行来说,中等规模的城商行的规模经济状况更让人满意,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2.对模型选择的检验
对上文的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4:
由P值可以看出,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系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拒绝原假设,应该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估计。说明本章选取的模型形式正确,模型的参数估计是有效一致的。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城商行的数量在逐年增多,竞争日益激烈,高服务质量、高经营管理水平、组织结构完善的银行体系正在逐步建立。从实证的结果来看,我国大部分城商行处于平均成本曲线下降的阶段,呈现出规模经济,但是近些年来,规模经济的程度在不断减小。而且相对于大型和小型城商行来说,中等规模的城商行的规模经济状况更为显著。
为推动我国城商行的发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快引进境外战略投资步伐,学习国际经营理念。借助外力推动,以国际经营管理理念来引导改革是解决目前制肘城商行发展的瓶颈行之有效的办法;二是减少地方政府干预,优化银行股权结构。地方政府直接持股比越高,对城商行的干预就越多,城商行的效率就越低。城商行可以积极吸收民营资本入股,提高抗地方政府干扰的能力;三是加强风险管理,降低不良贷款率。从研究的结果看,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影响规模经济的情况。城商行应该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对不良贷款进行专项稽核,将风险降到可控范围内;四是扩充资本金,建立长效的资本补充机制。资本金不足是城商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障碍。增资扩股、提高资本充足率应当成为城商行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五是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目前有些城商行把谋求跨区域经营、规模扩张作为其发展目标,但是不是所有的城商行都适合跨区域经营之路。特色银行、社区银行和微型精品银行都是很好的发展方向,关键在于结合所在地城市的经济结构、产业背景和发展模式,找准自己的市场地位、办出自己的特色、打造自己的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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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颡鱼;规模化培育;成效;措施
中图分类号 S9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13-0134-02
为了促进黄颡鱼规模化养殖,2013年7月,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联合六合区渔政监督大队、浦口区水产技术指导站、江宁区水产技术指导站、南京现代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及溧水区渔业技术推广站共同实施了“黄颡鱼大规格苗种规模化培育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该项目为江苏省三新工程项目,项目编号:D2013-2-1。通过3年的项目研究示范,完成了黄颡鱼大规格苗种培育、夏花苗种培育、开口饵料培养等技术研究,建立了二级苗种场27.6hm2,繁苗7122万尾;培育夏花5113.8万尾,夏花培育成活率达79.1%;完成了黄颡鱼大规格苗种规模化培育技术操作规程,培训420人次。
1 项目实施情况
1.1 提升了规模化繁苗能力 项目组连续开展全人工繁殖技术研究,通过保存技术、微孔增氧及网片孵化等技术的应用,解决了在常规繁殖方式中需要大量杀雄取精、雌雄不发育不同步、孵化增氧效果不佳及繁苗效率低等问题,大大提高了规模化繁苗能力。项目实施以来,繁苗量逐年提高,2013年4260万尾、2014年4680万尾、2015年繁苗量达7122万尾,完成了项目的指标任务。
1.2 建立了黄颡鱼二级苗种场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完善各区示范苗种场育苗设施条件,培训技术操作人员,建立了4个黄颡鱼二级苗种培育场,为完成项目的育苗任务提供了保障。至2015年,在项目区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规范化黄颡鱼二级苗种场27.6hm2,其中六合区马鞍8.1hm2、六合区龙袍7.4hm2、溧水区陈家圩3.3hm2、江宁区湖熟8.8hm2。
1.3 示范推广了黄颡鱼苗种培育技术 项目组在生产试验的基础上,总结了“一个方法、两种模式、四项技术”的黄颡鱼苗种繁育技术模式,并成功加以推广应用,显著提升了项目区黄颡鱼苗种规模化育苗成活率及效益。2015年,项目区共培育黄颡鱼夏花5113.8万尾,平均成活率达79.1%,其中江宁周岗1215.5万尾,成活率80.4%;六合马鞍1579.3万尾,成活率84.6%;江宁禄口1572.7万尾,成活率78.5%;溧水晶桥746.3万尾;成活率69.1%。
2 项目实施成效
2.1 提高了黄颡鱼规模化繁苗能力 本次示范项目通过黄颡鱼保存方法的应用研究,大量减少黄颡鱼雄鱼的使用量,降低了劳动强度,有效提升繁苗效率,大大提升了黄颡鱼规模化繁殖能力。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开展黄颡鱼繁苗生产试验,筛选出一种应用效果较好的保存液。通过应用研究表明,在规模繁殖生产中,应用本项技术,可将单尾雄鱼配组繁殖的雌鱼数量提高到500尾,单组繁苗量达45.2万尾,有效提升黄颡鱼雄鱼使用及规模化繁苗的效率,从而大大提高了黄颡鱼规模化繁苗能力。
2.2 突破了黄颡鱼规模化杂交育苗技术 在开展杂交育苗技术研究过程中,使用瓦氏黄颡鱼作为父本,本地普通黄颡鱼作为母本,应用人工授精的繁殖方式进行规模化繁殖取得了成功。生产试验表明,黄颡鱼×瓦氏黄颡鱼的杂交繁殖不存在技术障碍,通过对比分析,表明本项杂交繁殖的最适雌雄数量为500~600∶1。经规模化生产试验,结果表明,用125kg普通黄颡鱼雌鱼与瓦氏黄颡鱼雄鱼3尾杂组,繁殖出杂交水花苗共116.8万尾,平均受精率达75%,出苗率达85%。
2.3 创新了一种黄颡鱼工厂化育苗技术 通过研究不同的放养密度、饵料转换、投饵量及环境因子对鱼苗生长及成活的影响,充分l挥室内育苗饵料及环境条件可控的优势,解决了黄颡鱼苗初期开口率不高、适口饵料不足及室外培育的病虫害难控制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采用卤虫与中华鳖高蛋白粉料结合喂食的工厂化育苗方法。
2.4 创建了温室培育黄颡鱼一龄鱼种技术模式 通过项目实施,建立一种温室培育黄颡鱼一龄鱼种的技术模式,即将池塘培育的黄颡鱼秋片放养至温室养殖池,开展一龄鱼种培育试验,通过设置简易微孔增氧及水流动组合装置,创造良好的水环境条件,并通过天然的温室效应提高水温,延长苗种的摄食时间,提升苗种出池规格,取得了较好的养殖效果。
3 项目实施措施
3.1 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为了按时完成三新工程项目,该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由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协调、责任落实、资金调拨、项目进度监管等,确保项目畅通执行。项目实施小组由项目组成员及各个项目实施点技术负责人组成,是项目实施的主体,负责项目的计划、组织、落实以及材料总结。项目实施小组主要工作包括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技术路线;分解项目工作,制定岗位职责,落实实施责任人;配备技术研究人员,确定子项目研究内容和具体落实;掌控项目实施节点和关键点,组织技术难点攻关;收集相关资料,组织交流培训,信息和总结验收。
3.2 联合高校,增强科技团队研发能力,解决技术难题 为了增强科技团队研发能力,确保项目顺利实施,项目实施小组与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开展技术合作,建立南京大学教学实践基地及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基地,充分利用其科研设施与人才资源,充实与完善黄颡鱼杂交育苗、生物饵料开发及水质调控等方面研究内容,及时解决技术难题。另外,该项目还与信阳农学院、泰州牧校开展合作,充分利用其优质的应用技术型人才资源,联合开展了黄颡鱼苗种繁殖、培育等项目技术研究,并取得较好的合作效果。
3.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黄颡鱼良种生产供应体系 项目实施强化了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进一步完善黄颡鱼良种繁育场设备,改造池塘、配备增氧等设施,增加室内繁苗孵化池及相关设施,实现年繁苗能力达到0.7亿尾,满足了项目对苗种的需求。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及完善黄颡鱼二级苗种场27.6hm2,通过提供黄颡鱼优质杂交苗、组织培训、现成指导及发放技术材料等方式,提交提升了各苗种场的优质苗种生产供应能力,使苗种场的苗种平均培育成活率达70%,形成了规范化、规模化的黄颡鱼良种生产供应体系。
关键词:环境质量 经济增长 实证分析 可持续发展
引言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能源消费总量的不断攀升。2011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34.6亿吨,比2010年增长8.8%;2012年能源消费37.5亿吨,比2006年增长8.3%。因此,“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整体的经济消费模式依然不会有所改变,但是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未来趋势而言,依然要不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随着环境恶化以及高能耗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凸显,我国近年来逐步重视节能减排工作,积极倡导低碳发展模式。由于石油、煤炭等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不可持续性,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寻求新的石油替代品,无论是生物能源的研发还是对于太阳能、风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与研究都在积极的开展,由此也预示着未来的能源发展的重大趋势以及方向。
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当今社会的焦点问题,人类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本文拟采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计量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探讨目前环境质量本身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以及促进作用,并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针对现有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可持续发展建议。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包括:第一调查分析,到相关经济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进行调研,进而获取一手资料。第二资料研究,对中国政府所公布的《2012年统计年鉴》以及《2010年中国环境质量公报》进行搜集,并基于上述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第三理论探讨,通过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及微观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从理论研究方面对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第四实证研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关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都是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基础上进行的。国外的学者的研究更多是侧重于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验证。
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倒“U”型曲线关系,如图1所示。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开创性地将库兹涅茨曲线引入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并发现SO2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假说。
Inmaculade对22个OECD国家23年历史数据研究,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N型曲线关系。Antle and Heidebrink (1994),Shafik and Bandyopadhyay(1992),Simon.Dietz and W. Neil.Aclger (2003)和VanLantz (2002),涉及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并没有从整体环境质量(包括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研究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除此之外,国外学者的研究还集中于低碳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研究。如:D・约翰逊等学者通过对英国碳排放的研究分析,认为到2050年英国在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前提是英国继续实行现有的低碳经济政策,不断加大对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与发展投入。澳大利业学者约翰(John)以化学的视角研究生产和消费,从经济学创新理论出发研究可持续发展与低碳经济问题。特雷福斯等学者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措施的支持,德国在2050年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少碳排放80%是可能的。Birdsall在对全球现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增长中得出影响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温室效应加剧的主要因素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对于社会资源的需求的增加,而资源的增加则会带动能源的消耗,包括汽车尾气、垃圾焚烧、煤炭的消耗等都会增加全球的碳排放量,另一方面是植物的大面积采伐会导致全球空气净化能力的下降。
(二)国内研究现状
【关键词】北部湾经济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
2012年教育部新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把原来的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调整为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两个专业。新专业目录的调整旨在更好地培养资源环境开发与城乡规划与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四市,以下简称北部湾经济区) 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北部湾将会形成以南(南宁)、北(北海)、钦(钦州)、防(防城港)为中心城市的区域城市群,这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目前在广西 75 所高校中,本科院校只有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财经学院、桂林理工大学3所高校开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仅占4%。可见,北部湾经济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不足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未来针对本专业人才需求存在较大的缺口,在这种形势下探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的创新培养模式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北部湾经济区建设需要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
(一)北部湾经济区城乡规划管理的需要
北部湾经济区已进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乡格局正处于重大转型和调整时期,城市和乡村内部及城乡之间的诸多矛盾正成为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在城乡建设中,小城镇布局不够合理、城镇规划滞后于建设、有新屋无新村、用地失控、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突出等问题,也大大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各地、各部门缺乏一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和城乡规划专业的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不无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改善城乡居民的生存环境,就必须实施科学的城乡规划管理。社会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方面的人才提出了市场需求,该专业培养的人才具有具备地理学、规划学、管理学、环境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掌握国土资源调查评价、城乡规划与管理、旅游景区规划、开发、策划与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方法,具有较强的GIS应用能力、遥感分析能力和地图制图能力,具有一定的国土、城乡、旅游规划与管理的基本能力,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北部湾经济区各类规划和管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二)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升级的必然选择[4]。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工业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明显的效果,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根据《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临海重化工业集中区将作为北部湾地区城市空间布局的重点区域,一批大型炼油、造纸、能源等重化工业项目将陆续在沿湾地区落户,在对GDP 带来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会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这必然需要具有系统思维、前瞻性以及全球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结合了环境科学、地理科学、规划科学、管理科学的内容,但又主要着眼于这些学科的交叉点,综合了规划学科、环境学科的前瞻性、可操作性,地理学科的分析性、系统性,同时具备管理科学的系统性、条理性,该专业培养的人才能够满足目前北部湾经济区在新形势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二、当前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定位不准确
目前,绝大多数院校都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目标定位为培养掌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具备地理学、城市规划和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科研、城乡规划管理与建设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从各学校培养目标看,该专业学生就业去向人多定位为交通、土地、城建、规划等政府部门从事管理或规划工作;从专业去向看,主要定位在市政工程设计、城乡规划与管理以及科学研究等领域。但事实上,土地资源管理部门有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培养专门的人才,城市规划与建设部门有城市规划和建筑专业培养专门的人才,在交通领域更有相应的专业培养专门人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囊括了以上多个专业领域,专业定位比较模糊,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对国内部分高校的问卷调查进一步验证了这一问题的存在,问卷结果显示有14%的同学不清楚自己的专业方向,说明有的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定位不清晰,学生的专业目标比较模糊。
(二)课程体系不合理
从目前国内部分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看,大部分学校本专业课程体系是由地理科学、环境科学、管理科学类专业主干课程简单叠加而成,追求专业主体课程的细而全,特色不明显,交叉性课程建设、分流培养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机制没有形成。多数学校的专业培养目标存在趋同性和模糊性,课程体系设置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另外,实践课程设置也依赖原有专业条件,缺乏适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创新体系。对部分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该专业学生对课程设置满意度较低,大多数学生认为课程设置很杂乱,实践性教学与实验课应该加强。
三、财经类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一)找准专业定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的专业,需要不同类型院校根据自身优势,寻找与社会经济最紧密的切入点,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师资力量、学校所处区域发展的特点具体定位,在办学模式上体现特色。基于此,作为广西唯一的财经类院校,广西财经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定位更多的依托了财经类院校以经济、管理类为主的办学特色,人才培养有别于区内其他高校(师范类的广西师范学院、理工类的桂林理工大学),突出管理的特点,致力于城乡规划管理人才的培养,学生毕业授予管理学学位(区内其他高校多授予理学)。学校进步结合师资及学科发展布局特色,将本专业发展纳入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建设任务,结合该学科下工程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形成了规划、施工、营销的有效协同创新。
(二)设计教学内容,优化课程体系建设
财经类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首先要明确地理科学的内容体系。这是因为该专业的根基在地理科学,它本身就是由地理科学演变而来的,只有发挥地理科学综合分析的优势,才能实现其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其次要确定经济学理论的内容体系,特别是要加强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区域经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内容体系,这是财经类院校的突出优势,也是有别于师范类及理工类院校的特色之一。通过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教学,使得学生学会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再者,要体现管理学的内容体系,管理学是财经类院校的强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是体现该专业在财经类院校的突出特色,也是学生未来发挥作用的长项,要结合方法目标开设相应的管理学理论和方法课程,特别是要开设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实际管理方面的课程,强化专业的实用型原则。广西财经学院在本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就开设有管理学基础课程,并吸收工程管理专业的师资,开设有项目管理学、项目策划与可行性研究等课程,以满足毕业生今后从事规划项目的实际需求。
结束语:
北部湾经济区快速发展及城镇化进程加快加剧了对城乡规划及管理人才的需求,广西区内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人才培养高校较少,人才需求压力大,而财经类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又具有其独特性。本文分析了当前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财经类院校的特点,以广西财经学院为例,提出了本专业的专业定位及人才培养目标;设计了更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结合北部湾实际需求,从而凸显本校办学区域特色。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教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2]中国高校之窗:http:///collegemanage/contentzhuanye26417.shtml
作者简介:
王德光,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博士,从事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研究
一、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化也叫城市化(以下均称为城镇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镇)集中的聚集过程,也是城市(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城市化其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农村地域变为城市地域的过程,即城镇化的数量过程;一方面是指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即城镇化的质量过程。城镇化的数量过程和质量过程是城镇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数量过程而没有质量过程,即进入城市或被划入城市的人口没有被城市文明同化,不能算做真正的城镇化。
二、城市规模问题
讨论城镇化问题时,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城市规模的认识,狭义的城市规模,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广义的城市规模,是指在城市地域空间内聚集的物质与经济要素在数量上的差异及层次性,它主要包括城市人口、经济活动及其能力、建成区土地面积这三个互相关联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定的经济规模吸纳着一定的人口规模,而一定的人口规模又要求有一定的土地规模。我国目前在城镇化与城市规模上,存在一些不很正确的认识与做法。
1、凭国外经验来预测城市化水平,再确定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我国目前许多城市在做总体规划时,往往凭国外经验来预测城市化水平,再根据城市化水平确定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也就是先制定该城市在规划期限城市化水平,然后根据城市化水平确定城市规模,再用城市规模(人口)反过来指导城市的一些建设,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做法不科学,因为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的产生背景和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我国前段时期城市化快速增长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用户口等政策限制农民由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使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背景下,政府放开政策鼓励农民买房而成为城镇人口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等条件下爆发出来的,它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蓄积。因此,下一阶段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是可以肯定的,但它的加速或许会比较小,并不能完全拿外国已有的城市化发展经验来指导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预测,来指导城市建设,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城市有城市的具体情况。
2、拘泥于城市适度规模。从理论上说,城市依其不同的发展条件,总是存在某个临界点,高于或低于这个临界点,城市的发展都处于相对不经济中,这个临界点的城市规模就是城市适度规模。专家学者们都企图找到这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上可以实现城市的综合效益最佳。于是,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争论一直未有穷期,可以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在影响城市发展的经济规律中,不只有规模经济效益规律,还有集聚经济效益、优位经济效益、外部经济效益等其他经济规律在同时以不同的方式和强度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作用体系。因此,城市规模即使增大到了临界点处,规模经济效益规律的调控作用也并不一定会使城市增长停滞。相反,它仍有可能在其他经济效益规律的综合作用下保持这种增长,即前者的调控力被后者削弱或抵消。这种作用机制是客观的,它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开放性使然。而且,城市的形成、发展
本身就有一种内在机制,过多地强调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小城镇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的实际意义。
三、资源环境问题
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少,耕地更少,城市用地与耕地之间的矛盾突出,一些矿产资源占有量虽然在世界排名在前,但是人均量很少,而我国的资源利用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我国目前城镇化走的不是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我国7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分化出来拥向城市,使大城市摊大饼式发展的同时孕育着严重的城市病:城市交通拥堵、市民出行日益困难、人居环境恶化、防灾功能衰退。在小城镇方面:有些小城镇盲目追求高标准,搞大马路、大广场,如有的小城镇道路宽度达40~50m,甚至超过80m,造成大量耕地被占毁;有些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往往忽视对旧城镇的改造利用,丢弃老城镇区,另辟新城镇区,这种现象在建制镇中尤为明显。而在城镇土地利用结构方面,存在着布局分散零乱和功能分区混乱的现象,特别是乡镇企业用地大多未经科学规划,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及其他用地混杂交错,其中工业用地占城镇用地面积比重很大。如无锡某县(市)工业用地占城镇用地的比重超过30%,而高度工业化的日本和新加坡,其工业用地占城镇用地的比重仅为13%和9.2%,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乡镇工业用地中普遍存在着粗放型利用和低效利用的现象。我们的城镇化必须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因此,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必须走城市与生态,城市与农村,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路子,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这三大都市圈,未来都会产生东京和纽约这样的特大城市,这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特大城市的职能相适应的。不能简单地把今天中国特大城市的问题归结为人口规模。这方面,目前存在诸多认识误区。
误区1 中国已出现大城市人口过密问题
现代城市经济以第二、三产业为主,随着经济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大城市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然而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始终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中国已出现大城市人口过密问题。事实上,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城市人口也在高速增长,但从国际比较的视野看,不能简单判断我国的大城市已经太大。
对于特大型城市,不能简单从统计上的总人口数量得出其规模过大的结论。中国的城市是按行政辖区来定义的,特大型城市(特别是直辖市)的面积都非常大,严格说来是城市群而不是单个城市。在做比较时,必须区分核心城区、市郊和卫星城。我们将北京、上海、广州分别作为环渤海湾、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地区与东京和纽约进行比较。数据显示,如果简单地计算上海、北京和广州的人口密度,这几个城市的人口密度明显低于东京、纽约,但辖区面积远远大于东京和纽约。
我们特别计算了与东京、纽约面积大致可比的北京、上海、广州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结果发现,北京和上海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基本上相当于东京和纽约的密度,但广州的人口密度还较低。如果将东京圈作为比较对象,则北京辖区、上海加苏州、广州加佛山在面积上分别与东京圈大致相当,可以看出,上海加苏州范围内的人口密度已经与东京圈相当,而北京辖区和广州加佛山的人口密度则仍与东京圈有明显差距,这一差距主要来自于中心城市以外的地区。
城市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于发展大城市的忧虑是“城市病”,主要体现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和犯罪三个方面。但不能简单认为“城市病”与人口密度正相关。从北京2009—2010年间的区级数据能够看出城市发展的得与失。一方面,人口密度更高的区,平均工资明显更高,失业率则更低,显示出人口集聚对于提高居民收入和创造就业的效应。进一步考察人口密度与犯罪率和环境指标的关系可以看出,人口密度居中的地区犯罪率较高。在环境方面,人口密度更高的地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度更高,而人口密度居中的地区空气质量较差。虽然受制于数据量上述分析不太严谨,但这至少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将城市问题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联系在一起。
从美国城市发展历史来看,在拥挤方面,虽然大城市总体上的通勤时间更长,但在1980—2000年,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其通勤时间却没有比小城市长更多。这背后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大规模且快速的市内公共交通网的发展使大量居民能够较快地上下班,缓解地面交通拥堵,相应缩减了开车上班的居民的通勤时间。另一方面,在大城市扩张过程中,出现了人口和就业岗位的同时郊区化,住在市郊的居民无需赶往市中心上班,这部分居民也更多地开车上班。平均来看,大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并没有明显增加。如果只比较那些住得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居民的通勤时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从中国特大城市的情况来看,当前要做的不是限制人口,而应是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引导企业将一些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分散至市郊,推进生活设施、公共服务(特别是优质教育)向郊区分散,减少市中心的交通需求。
误区2城市扩大导致污染更严重
城市扩大导致污染更严重,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大城市依靠密集的地铁网络来解决出行难题,加上对使用汽车的限制,比如香港提高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伦敦和新加坡对特定路段征收拥堵费。城市汽车密度得到有效控制,有效减少了私家车的尾气排放。同时,汽车保有量的控制也使出行车速不至太慢,对于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也有益。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教授郑思齐在对中国74个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碳排放所作的分析中发现,城市人口密度与出租车碳排放、公共汽车碳排放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均每平方千米增加1000人会减少全年平均每户家庭出租车碳排放0.424吨,减少公共汽车碳排放0.837吨。另外,大城市的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城市以服务业为主,相比工业城市更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许多欧美城市曾经历环境污染到改善的过程,改善的关键是城市功能日渐变化。同样的产业结构之下,在高密度、高容积率的城市楼群里,能源的使用更集约,更有利于控制整个城市的碳排放。
误区3 城市规模与犯罪率正相关
哪里能够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呢?答案是大城市。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一直得到国家优惠的投入,所以才成了吸引人的地方。这是值得推敲的,不能简单认为大城市占有更高的投资比重就是得到了优惠政策。有些投资是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另外有些投资只可能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才有回报,比如大型的文化、体育和会展设施。
事实上,最近十年来,恰恰是内地得到了更多来自国家层面的优惠政策,内地在土地供给和财政转移支付中所占的份额呈现出上升趋势。内地的中小城市数量更多,倾向于内地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倾向于中小城市。户籍方面,中小城镇的落户政策也更松,目前已经基本放开。但是,人口仍然在往东部和大城市集聚。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就业。
大城市更能创造就业,这主要不是因为政府的投入,而是因为城市的规模经济。一方面,人多的地方商机多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本地,所以越是到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大城市的规模经济优势越重要。规模经济的另一层含义是学习效应。所有职业都有经验积累的过程,做得越多,做得越好。依赖知识与技能的职业更是如此。
笔者研究还发现,与生活在中小城市相比,低技能劳动力从大城市获得的就业创造和收入提升效应甚至强于高技能者。高技能者的确有非常强的向大城市集聚的动机,但也恰恰因此,他们之间会相互竞争,竞争就难免有失败者,甚至形成一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而低技能者除了享受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之外,还与高技能者形成互补的作用。不仅在具体的企业里,高技能者需要低技能者提供辅的工作,在生活中,大城市的高技能者也对低技能者提供的服务有更多的依赖。
北京师范大学邢春冰和美国克拉克大学张俊富研究发现,大城市有很多特征,除了更高的人口密度之外,大城市的人均GDP更高,基础教育的学校更大,工业排污更少。即使在控制了与城市规模相关的城市特征之后,农村移民仍然更愿意去大城市,他们愿意牺牲1.72%的月收入,去人口多出1%的城市。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到大城市去。即使是在没有制度障碍的情况下,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更高,这成为阻碍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市场机制。那么,在扣除了生活成本之后,是否移居在大城市的净所得就大幅度下降了呢?我们最近的研究显示,对于高技能劳动力来说,基本上各个城市间的实际收入(名义收入扣除生活成本)已经基本趋同,而低技能劳动力的实际收入仍然是在大城市更高。这符合中国实际的制度背景,城市的落户政策越是偏向于高技能者,他们的流动越会使各地的实际收入趋同。而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落户的门槛太高,越是这样,对于这部分人口,城市之间就仍然存在实际收入的差距。
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收入差距的情况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公共服务的适度均等化使得城市之间的实际生活质量差距尽量缩小。如果政府想增加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力,就必须想办法补贴这些地方的公共服务,主要就是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
在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靠近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应无缝对接大城市,借助低成本优势发展配套大城市企业的相关产业,包括提供居住。更重要的是,中小城市要发展那些资源无法移动的产业,如辖区内的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如果人口相对迁出,而这三大产业实现规模化经营,恰恰可以提高人均收入,这是中小城市发展的秘诀。
引言
1.规模经济
在经济学中,规模经济意味着当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较大的生产量时会产生的经济性,是指随着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2.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则意味着对多产品进行共同生产相对于单独生产的经济性,是指一个厂商由于生产多种产品而对有关生产要素共同使用所产生的成本节约。
3.小结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充分利用是推动大工业迅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被钱德勒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而由它们决定的产业组织结构和市场的竞争性,也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领域。但在现实中,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一般都比定义上的要复杂。
旅游经济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但适度规模的经营,加之以科学的规划管理,同样也能为旅游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一)规模经济
1.内容
规模经济包括部门规模经济、城市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经济。在西方经济学里,规模经济主要用来研究企业经济。但作为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范畴,规模经济的含义则更为广泛,它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能获得经济利益的各个层次的经济规模。
2.原因
专业化。从亚当?斯密的著作开始,人们认识到分工可以提高效率。规模越大的企业,其分工也必然是更详细的。学习效应。随着产量的增加,工人可以使熟练程度增加,提高效率;可以有效地承担研发费用等,提高运输、订购原材料等方面存在的经济性,加强价格谈判上的强势地位。
3.主要类型
规模内部经济。指一经济实体在规模变化时由自己内部所引起的收益增加;规模外部经济。指整个行业(生产部门)规模变化而使个别经济实体的收益增加。如行业规模扩大后,可降低整个行业内各公司、企业的生产成本,使之获得相应收益;规模结构经济。各种不同规模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和配比,形成一定的规模结构经济:企业规模结构、经济联合体规模结构、城乡规模结构等。
4.优势
能够实现产品规格的统一和标准化;通过大量购入原材料,而使单位购入成本下降;有利于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化和精简;有利于新产品开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5.制约因素
自然条件,比如,石油储量决定油田规模;物质技术装备,如化工设备和装置能力影响化工企业的规模;社会经济条件,如资金、市场、劳力、运输、专业化协作对企业规模有影响;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影响等。
6.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途径
通过进入与企业知识基础具有协同效应的产品市场从事多元化;沿着企业既有主导产品的价值链进行纵向一体化合并。
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会导致大型多元化企业的出现和发展,这在德国和美国的化工产业中的确是常见现象。
企业的规模经济除了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以外,还受到企业的管理能力、财务实力、市场营销等能力的制约。很简单,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那么过大的规模只会造成管理混乱而降低效益;营销渠道不够多,过大的规模就会造成产品积压;研发能力差,再大的规模、再多的产品也提供不了更强的发展后劲,反而造成过高的退出成本;财务实力差,资金短缺,正如人会贫血一样,规模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企业的贫血;正像木桶中的水容量只取决于长度最短的那一根木板一样,企业的效率也取决于效率最差的那一环节。所以,企业在购并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谨慎地进行决策。
(二)范围经济
1.内容
由于一个地区集中了某项产业所需的人力、相关服务业、原材料和半成品供给、销售等环节供应者,从而使这一地区在继续发展这一产业中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优势。
与规模经济不同,它通常是企业或生产单位从生产或提供某种系列产品(与大量生产同一产品不同)的单位成本中获得节省。而这种节约来自分销、研究与开发和服务中心(像财会、公关)等部门。范围经济一般成为企业采取多样化经营战略的理论依据。范围经济是研究经济组织的生产或经营范围与经济效益关系的一个基本范畴。
2.原因
投入要素具有多种使用价值;管理者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的充分发挥;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来探讨范围经济的合理性;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探讨范围经济的合理性。
3.竞争优势
生产成本优势,主要表现在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差异化优势,指企业提品的多样性,包括产品的质量、功能、外观、品种、规格及提供的服务等,这种多样性能使消费者认同该产品并区别于其他企业提供的类似产品;市场营销优势,范围经济形成的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体现了企业在产品、品质和价格方面的竞争能力。同时又能在内部建立的营销平台上,利用原有的渠道销售多种产品,还能更好地利用企业已经形成的品牌优势,为新产品开拓市场,使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同时也对跟进者形成巨大的进入障碍;技术创新优势,范围经济利益的驱动可以导致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抵御风险的优势,在成本、差异化、市场营销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增加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不同应用
规模经济是与比较优势联系在一起的,范围经济是与竞争优势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波特的发现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关注点在生产要素,在禀赋。也就是 “天生”的资源。竞争优势,除了取决于生产要素外,更取决于企业外部的需求、相关产业、战略等综合因素。比较优势强调的是企业向内部生产生素要效益的单打独斗的经济发展方式,企业竞争优势强调的是向外借用资源的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方式。
尽管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有各自明确的定义,但实际上范围经济也是一种特殊的规模经济,所不同的是范围经济中的产品是多样化,而规模经济较为单一,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则都是投资增加引起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结合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不同之处,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理应用在不同的地方。
要解决旅游企业小、散、乱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1.要在旅游企业外部运用规模经济,发挥企业比较优势。通过购买或合并来扩大旅游企业规模,在一定范围上使企业达到规模经济,降低一系列成本,比如购买设备的成本、开发新产品的成本、加大宣传力度的成本等,使企业在运营上更专业化,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快企业的发展。
【关键字】摊大饼;城中村;城市发展
一、“摊大饼”的一分为二
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发展需要建筑空间来支撑。为了满足建筑面积的需求,“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及其引起的问题势必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益处
1.社会需求: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剧增,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不可避免。
2.城市线路规划:城市的公交线网类型分为方格型、放射型、放射环型。从公交线网设计的非直线系数角度出发,方格型(1.4)和放射型(2.6)线网均偏大,即建卫星城(放射型线网)只会使城市愈加臃肿。因此,建立环路(非直线系数1.1)使得市中心区与各区以及市区与郊区之间联系更加方便。
3.规模经济:将某种生产活动在一个区域完成,由此带来巨大的规模效益。对企业来讲,方便其雇佣劳动力,运输原材料和成品等;对员工而言,解决其就业问题。
4.区域物价:城中区、高新区明显高于城市外延,就西安而言,北三环以外的物价就远低于高新区。因此,结合居民的收入结构,向外延迁徙成为趋势。
5.文化教育:例如西安市内高校的新老校区,对学习条件的改善。
6.城市地位:城市用地面积的大小,影响着城市的知名度、城内交通设施的建设规模,国家在重大项目上的审批、投资。
(二)弊端:
1.随着西安城市规模的扩大,东西郊里程增长,公交车上让座问题凸显,道德素质成为人们争议对象。但从乘客的心理分析,有谁愿意从头站到尾?这也解释了私家车是造成城市病的主要原因。
2.中国城市基本上都是农田,城市空间的扩张意味着农业用地的减少,保护农田意味着限制城市发展所需的土地供给,这势必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
3.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之间转折点难以权衡。
4.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
二、 “摊大饼”的解决
(一)对 “摊大饼”带来的让座问题的建议
从理论出发,在特大城市,线路长度应为城市面积的半径;大中型城市,应为城市面积的直径。这似乎已成标准,但实际中却仍有一系列问题,对此提出几点建议:
1、将公交车站的起点站设为相距不远的“座队站”和“站队站”,让重点旅客在“座队站”上车。保证照顾特殊群体并避免普通旅客争先上车抢座。
2、公交车重点旅客座位安置:可以将运距作为座位安置的一个考量因素。在车厢前后均设特座,将“路途远的旅客请往后面走”纳入旅客乘车指南。方便长途旅客选座候车,且利于车内秩序的维持。
3、从宏观角度分析,产生“让座”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城市规划过程中未注意到商业竞争,导致城市功能区布置过度集中、重复建设。建议从区域间土地利用功能置换角度着手,建立多功能小区,减小商业繁荣区的交通量。
(二)改善土地的不合理使用
以西安市体育场汽车站为例,现存的问题有:
1、只存在通往蓝田县、高陵县的车辆(混乱现象:开往西安不同郊区的车辆、起讫点相同(存在高低速差别)的车辆、开往同一县不同镇的车辆,其车站不同);
2、内部设施设备:没有车站必需的站务用房,仅有的是一桌一椅一帐篷;停车场地面凹凸不平,下雨积水,对车辆造成严重损害;
3、管理体制:车站规定不允许汽车超员,但每逢节假日,车刚出站就上人,不但没有严格落实相关规定,而且降低车辆运行效率;
4、安全隐患:该车站出入口处设有行人过街天桥、市内公交站点,且处于体育场出口处,对行人及驾驶员视距产生极大影响,易造成拥堵,引发交通事故。
针对该汽车站,提出两条建议:
1、进行车站的重建:合理规划土地,将附近商店及靠近五路口的IC卡销售点纳入车站,扩大现有的车站规模,完备车站的设施设备。
2、取消该车站:由于开通了地铁1号线,使乘客在城东客运站进行换乘成为可能。直接将车停在城市,不仅可以减轻市中心的交通压力,缩短乘客的出行时间,而且可以提高地铁的运营效率。
这只是一个引例,西安等其他城市肯定存在着诸多相似的问题,对现有土地的合理规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城市土地的需求,减少城市扩张的可能性。
(三)改造“城中村”建设
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城市边缘区土地被大量征用,原有农村聚落为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用地范围,成为“城中村”。西安市城中村大部分在三环以内,主要位于居民的工作区与生活区之间,例如西安曲江与高新区之间的居民区。城中村的存在,使得该地区无论是交通流的三要素还是道路通行能力均不能达到期望水平,给西安交通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包括人流阻力、车流阻力、道路条件阻力等。为解决西安交通问题,城中村改造应纳入其中。但实施的过程中需注意:
1、宏观政策:截至目前,国家级法规并无出台,因此西安市政府要做好相关的法律支持工作(技术标准、处理矛盾纠纷的依据);
2、具体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建成后统一低价补贴。着重于高品质高楼建设,一方面,高楼提高了土地使用率,避免低密度、大住宅的土地浪费现象;另一方面,降低居民的排斥心理;
3、前期融资:虽然改造需投入大量资金,但与交通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相比,实为值得。
4、经济因素:城中村是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廉租房的低收入社区,其房屋数量多面积小,房东每月可收取大额租金。统一规划后,房东出于自身利益,难免出现“钉子户”,且房客的去处也得妥善处理。
5、文化保护:要合理平衡村庄改造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间的关系。
三、总结
城市规模的扩大,主要分为三种形式:建新城或卫星城、城市土地的再开发和“摊大饼”。国际城市发展的经验说明,卫星城市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念。 “摊大饼”也存在诸多隐患,因此现代城市发展的重点是旧城区的更新与改造,合理使用土地,优化资源配置,减少物资流失。
参考文献
[1].丁成日.城市“摊大饼”式空间扩张的经济学动力机制.城市规划.2005年 第29卷第4期
[2].闵希莹.“摊大饼”的追问.城市规划.2005年第29卷第1期
[3].苏延莉.西安市“城中村”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科技信息.2009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