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质量改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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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环境质量改善范文

关键词：农村环境；问题；现状；保护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环境污染逐步加剧，生态破坏日趋严重，使农业环境受到严重冲击，农民利益受到极大伤害。农村环境问题却日益突出，特别是环境污染严重，己成为21世纪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也制约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加快治理农村污染及农村经济建设的步伐，积极探讨对其进行治理的对策。

1农村环境问题根源及现状

1.1规模化养殖污染严重

近几年来，由于禽畜养殖业从农户的分散养殖转向集约化、工厂化养殖，禽畜粪便污染面明显扩大，已成为主要的污染源之一，并引起城乡普遍关注。据调查，养殖一头牛产生并排放的污水超过22个人生活产生的污水，养殖一只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污水。畜禽粪便年排放量已达19万吨，相当于工业固体废弃物年排放量的2.4倍。畜禽养殖及水产养殖是农民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由此带来的是集中、高密度养殖，其产生的污染往往超出了环境容量。早在1995年，我国牲畜总排污量就已达25×108t，是工业固体废物年排放总量的3.9倍，只有少量的牲畜排泄物在进入水体前被处理过。

1.2人口压力过大

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和需求急剧膨胀，加剧了生态环境要素的改变，加重了以水土流失为核心的生态环境问题。维持人口增长、提高收入造成了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人们不断提高资源利用强度、扩大资源利用范围，从而导致滥垦、滥伐、过牧等现象，使环境因不断超载而遭到破坏，出现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1.3土壤污染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已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百姓身体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0.1亿hm2，污水灌溉污染耕地216.7万hm2，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13.33万hm2，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土壤污染危害巨大。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1.4化学肥料造成的污染

我国化肥施用量居世界第一位，单位面积使用量居世界中等水平，但我国化肥利用率平均只有30%～50%，这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对环境也造成一定污染，对土壤、水、生物、大气及人体健康也产生了严重危害。同时，由于农药的过量和不当使用，不仅造成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浪费，而且其在土壤和作物中大量残留，造成农产品品质下降，有些甚至危及人类健康。化学肥料替代有机肥料造成的污染随着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严重，烈性农药成本低、效果大，厂家商家有利，农户使用方便，所以屡禁不止，使用这类农药后，暴雨冲刷，必然形成大面积污染。

1.5生活污染

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全国约4万个乡镇中绝大多数没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在60多万个行政村中，绝大部分污染治理还处于空白。据初步调查，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年产生量2.8亿t，露天堆放量超过30%，平均处理率为20%左右，绝大部分生活垃圾未经处理，不仅成为蚊蝇的孳生地，也成为地表水和地下水重要的面源污染。全国农村生活污水年产生量90多亿t，平均处理率15%左右，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

1.6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

城市工业生产的“三废”和市民生活产生的废物，未经妥善处理排入环境，同时，许多能耗大、污染重的化工、造纸等企业，在城镇中难以立足，利用农村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和农民致富心切，纷纷下乡进村。因此，乡村企业多为电镀、印染、造纸、化工、炼焦、炼磺和制苯等重污染行业，这些企业往往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此外，我国乡村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哄而上，没有配套的技术经济政策引导，具有盲目性和随机性，呈现“多、小、散”的格局，布局不合理，不利于污染集中治理。此外，工艺陈旧、设备简陋、能源消耗高，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污染防治设施，乡村企业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无力承担污染治理费用。目前，乡村企业污染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例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11%增加到45%，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过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

1.7生态环境

农村地区乱采滥挖、超载放牧、围湖造地、毁林开荒等行为依然存在，生物多样性减少，外来有害物种入侵加重，农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威胁国家生态安全。目前，全国水土流失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达37.8%。土地荒漠化、沙漠化速度加快，现有荒漠化土地2.636亿hm2，占国土陆地面积的28.3%，而西部地区最为严重，其荒漠化土地占全国的比重达97.8%，沙漠化土地占全国比重达95.6%，每年因土地荒漠化和土地沙化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近4亿人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2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对策

2.1加强农村环境政策体系创新

现行环境政策是在工业和城市污染防治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于农村和城市环境特点不同、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同，其在农村的作用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对现行环境政策体系进行创新：①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促使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进行利益补偿。当前，城市产生的污染向农村转移，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对农村进行生态补偿，这对农村非常不公，应将城乡之间的生态补偿上升到区域整体之间，并介入政府行为，增加可操作性和政府的认同。②逐步建立引导性环境政策体系，我国农村生产生活单位日益细化，对大量分散的生产行为进行环境监督不切实际。所以，环境政策由管制性向引导性转变是农村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要用市场经济等手段引导农民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

2.2提高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

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目前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水平还很低，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对环境保护缺乏迫切的要求和污染后果的危机感。因此，人为的、随意性的破坏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环境保护知识宣传教育，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广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开展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培训活动，培养农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能力。广泛听取农民对涉及自身环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意见，尊重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维护农民的环境权益。

2.3加大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力度

①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鼓励建设一批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通过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变从根本上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②推广农业生产规模制定政策，鼓励土地由分散经营向集中经营转变，由农户经营向农庄经营转变，努力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更主要的是有利于农业面源的污染控制。

2.4从农村环境治理上控制生活污染

当前，农村生活污染控制的重点应该放在环境治理上，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不应操之过急。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实力及技术手段的欠缺，一味地采用城市环境处理体系显然是不现实的，必须针对农村地区的资源与环境条件，开发推广切实可行、因地制宜的、较低成本的处理技术，然后共聚财力，分级实施。

2.5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己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切实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①强化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综合治理，推广畜禽养殖业粪便综合利用和处理技术，鼓励建设养殖业和种植业紧密结合的生态工程，积极发展农村沼气，使畜禽粪便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同时，加强渔业资源和渔业水域生态保护，合理确定养殖容量和捕捞强度，并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的综合防治示范教育。

②要有效地控制工业“三废”对农村环境的污染，加强资源与环境的监测与管理，坚决控制出现新的污染源。

③农业本身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物质，通过采用生物防治病虫害的办法和大量增加农家肥、种植绿肥等办法，减少化学物质的过量使用，实行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进而减少对土地、水源的污染，提高土壤肥力和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2.6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应是农村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因而应切实有效地进行制度安排。①加快排污管网系统和垃圾清运、处理系统的建设。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转变观念，通过各种途径多渠道利用资金，除将环保投资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外，在逐步加大环保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的同时，还应积极利用社会资金，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③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合理的价格体系，征收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费，多渠道加大环保投入。

3结束语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制约农业持续发展、威胁农民生命财产安全、扰乱农村稳定。我国环境质量的恶化与环保产业发展滞后也有一定关系。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需求，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不仅能有效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质量，而且可以通过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投入有效启动市场，带动经济增长，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张雪绸.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及其保护对策[J].农村经济，2004，（9）：87.

第2篇：环境质量改善范文

[关健词] 环境质量 经济结构

Grossman指出，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经济规模扩大会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水平，导致污染的增加；经济结构从污染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有利于减轻污染程度；技术进步对污染的影响取决于技术的类型，一般“红色”技术进步有增加污染的趋向，而“绿色”技术进步则有利于减轻污染。

由于经济规模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国家的财政、税收、预算、就业等都得利于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靠压缩经济规模解决环境问题不仅政府不同意，企业和居民也不会同意。虽然技术进步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不足够改善环境－收入关系的方向，即技术进步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因素。只有在结合规制措施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有可能改善环境质量。

结构调整可以采用“存量调整、增量改革”的方法，存量调整主要针对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采取增长方式转变、清洁生产等改善环境质量。增量改革指的是新增的经济成份要以有利于环境保护为导向，首先是行业调整，缩小第二行业所占比重，接下来是行业内的产业结构调整，缩小污染性行业所占的比重、减轻污染行业的污染压力。

一、实行非物质化的经济策略

这种策略可以称之为“激进的非物质化”。是一种渐进而大规模的反向替代，以人类劳动替代从环境提取的化石燃料和物质。急剧削减经济过程中投入的物质和能源是削减正开始超过环境同化能力的废弃物和污染的惟一可靠途径，因此激进的非物质化策略也是最有效和可行的长期绿色策略。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是必须的，但继续沿着现行轨迹继续的经济发展却是生态无法承受的。因此可持续的经济必然大大缩减第二产业的比例，以服务为基础。罗伯特?艾尔斯提出，以服务为基础并不是不再需要物质商品（特别是资本品和耐用品），而是意味着企业不再能将产品卖给最终消费者。相反，他们将出售这些产品的服务，而保持产品本身的所有权（以及长期责任）。产品责任和回收法律将变得非常普遍。只有在这样一种重构的经济体系下，企业才会有动力提高运行效率和实施耐用品的恢复、再利用、改装、再生产和再循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2007年《财经蓝皮书》指出，中国服务业目前吸纳就业人口不及全部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远多于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高等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也是第二产业的2倍到3倍。由此可见，我国实行非物质化的经济策略有很大的空间。

二、严格实行产业准入政策

要严格实行产业政策，特别是基础设施和企业的准入制度。那些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企业和基础设施，达不到治理条件的，一律不能再上。制定严格的污染行业的准入条件，准入条件由国家发改委制定。新建和扩建项目必须符合准入条件，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送省级以上环保部门审批，报国家环境总局备案。项目上马后出现环境问题负责审批的环保部门应负担责任。现有企业也要通过技术改造达到环保、能耗、资源消耗、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准入条件。达不到准入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决定撤消或者责令关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三、区域经济结构调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

我国中西部地区是国家生态屏障之所在，大部分地域环境生态基础脆弱，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将是中西部开发的重要任务和切入点。西部开发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规划。规划应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实行经济建设与生态和环境保护并举。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构建高科技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实施产业结构生态化。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型之路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实现由“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向“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转变。

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要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从体制入手。一是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Fisher-Vanden等人在2004年对2500家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55%归功于价格调整的结果，17%是研究与开发的结果，20%归功于工业所占份额的变化，其中价格的调整作用最明显。二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职能存在“错位”、“缺位”的问题，应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换，把政府职能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道路上，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三是加强物耗、环境方面的规制建设。由于我国在物耗、环境方面的规制不严，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给其他经济主体造成的负外部效应很少被算入生产成本，大大刺激了企业的粗放型生产行为。一套完善的规制体系有利于一国经济的集约化发展。四是加大科技投入，增强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水平，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向技术进步型经济增长的转变。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 NBER working paper, no3914,1991

第3篇：环境质量改善范文

关键词：教育；乡村小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 G629.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6.19.060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小学教育作为教育的基础，也将面临新的问题。本文笔者利用到农村做社会实践的机会赴吉林省的磐石市、榆树市、永吉县、公主岭市等地农村进行了乡村小学教育方面的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乡村小学面临着较多的问题，并且它的发展更应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正如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过：一株树在最初的几年中就从自己的树干中发出了它以后要有的一切主要的枝芽，而以后它们仅仅是繁茂起来而已。同样，我们想赋予一个人一生所有的那些东西，也应当是在这个最初的学校中赋予给他们。

1农村小学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1.1上学儿童的人数越来越少，许多村小面临无生源的境况

一是长期实施一对夫妻一个孩的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庭就一个孩子，儿童人口基数下降；二是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选择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走，从而能够在打工的过程中更好地教育孩子；三是目前越来越多的家长非常重视教育，他们选择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镇里或者市里的学校，让孩子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例如榆树市的双合村小学目前只有34名学生，磐石市滚马村小学只有54名学生。在永吉县口前镇的务本村调研时了解到，这里曾经有600多人的小学最后只剩下了6名学生，这是由于务本村距离口前镇十分近，所以很多人选择到镇里的小学读书，这样可以保障学习质量；四是人口总基数减少，由于农村生活待遇不够优厚，很多走出去的农村青年不愿意再回农村生活。医疗保险等体制在偏远地区不够完善，农村大部分地区还存在因病致贫的现象，所以人们便把目光投向了有生活保障的城市里。

1.2较弱的师资力量与家长日渐对教育的重视产生的矛盾

随着经济的发展，曾经“重男轻女”，或者认为“没有必要花钱读书”等这类思想大部分已经不存在了。家长都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走出贫困地区，去大城市生活，而教育问题便是“走出去”至关重要的一步。村小教师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转正的民办教师，第二种是“特岗”政策招来的教师。民办教师多数都已经年长，有的教育视野落后、文化水平不高。而关于第二种特岗教师，例如在磐石市驿马镇的滚马村调研时了解到，本科毕业的大学生都是工作满三年后便离开了，这种短期任教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教学进度以及知识体系结构的建立，导致总体教学质量较低。

2改善乡村小学教育的措施

2.1教学设施以及教学环境方面

镇中心学校与市属重点学校的硬件设施差别非常小，而与乡村学校的差别较大。政府应多关注偏远地区学校的设施建设情况；解决农村部分的道路问题和校车安全问题。

2.2师资力量方面

现在乡村小学并不缺少教师，而是缺少能够长期任教的高学历教师。如滚马村小学的老师与学生比例达到了1∶6，榆树市双合村的比例达到1∶3。按这个思路来说，小班制教学是很多中国小学想要但又无法实现的一件事情，而这却不能成为村小教育质量的一个提分点，这是因为教师的学历水平不高。而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不愿到农村教课，“特岗”政策也不能根治这种现象，所以只能留下一些比较年长但又缺乏完善的知识体系结构的教师任课。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考虑以下几种解决办法。一是拨款鼓励大学生下乡支教；二是针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让大学生们有意识地去偏远地区服务于他人，为社会做贡献；三是着重考虑家在本地的大学生，这样能够保证教师下班后可以每天回家，延长了任课周期。同时在调研时还发现，永吉县口前镇务本村的大部分家长选择让孩子去镇里读书的另一原因是可以让孩子接触到基础教育外的课外活动，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农村小学在招聘特岗教师时，也可以考虑增加相应的课程来供孩子们自己选择，就如同大学的选修课一样，这样也可以开阔孩子的眼界。

通过短暂的调研，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农村小学的艰难坚守，这一所所学生数量不多的乡村小学是那些“盼子成龙”的家长唯一的希望，所以我们要争取建立更高标准、更高质量的乡村小学，不要让人们以后在田间里听不到银铃般的笑声，也看不到童真的面庞。

参考文献

[1] 安晓敏.解决农村教育贫困问题的政策思考[J].江西教育科研，2007，（01）.

第4篇：环境质量改善范文

【关键词】 阿立哌唑； 康复训练； 精神分裂症； 生活质量

阿立哌唑是一种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具有独特的受体作用机制，可以部分激动多巴胺（DA）D2受体及5-羟色胺（5-HT）1A受体[1]，能够明显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阳性、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2]。并且阿立哌唑的药物不良反应较低，患者长期治疗的依从性较好，还可明显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3]，患者能够回归社会更好地生活、工作或人际交往。本研究以氯氮平为对照，探讨服用阿立哌唑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安全性，进一步观察了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2012年12月在湖北省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90例患者，符合CCMD-3中有关“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4]，年龄19～65岁，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5]（PANSS）评分≥60分。排除脑器质性精神病、严重躯体疾病，排除药物或酒精依赖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排除对阿立哌唑、氯氮平药物过敏者。所有受试者或其合法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按随机排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其中阿立哌唑组45例，男24例，女21例；年龄18～55岁，平均（29.3±8.7）岁；病程1～13个月，平均病程（7.5±5.1）个月。氯氮平组45例，男25例，女20例；年龄19～57岁，平均（27.4±10.5）岁；病程1～13个月，平均病程（7±5）个月。两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药物清洗期一周。阿立哌唑组采用阿立哌唑（商品名：博思清，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规格：5mg/片）治疗，初始剂量10 mg/d，剂量范围10～30 mg/d，平均（21.3±9.7）mg/d；氯氮平组采用氯氮平（上海医药有限公司信谊制药总厂，25 mg/片）治疗，初始剂量50 mg/d，剂量范围150～400 mg/d，平均（228.4±89.7）mg/d，疗程8周。可酌情使用抗胆碱能药物及苯二氮卓类药物改善锥体外系反应或睡眠障碍。

1.3 康复训练措施 两组患者均接受精神科的康复训练。由受过专业培训的康复治疗师负责实施，每周一次。两组患者在每周规定的不同时间点内集中在康复治疗室，由治疗师决定的训练内容，依次开展以下项目的训练计划：（1）生活技能训练；（2）文娱治疗；（3）社会交往技能训练；（4）作业治疗；（5）家庭康复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要注意帮助患者建立康复观念，不要过分依赖医生；解决患者目前的主要问题；康复训练师要与患者平等交换意见，制定改进计划；实施计划时应有奖惩措施；要对康复定期记录，阶段总结培训中的问题。

1.4 评定方法 于治疗前及治疗2、4、8周末进行PANSS量表及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同时监测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及心电图。以PANSS减分率评定疗效：≥75%为治愈，50%～74%为显著进步，25%～49%为进步，

1.5 统计学处理 研究数据录入Epi-Data 3.1建库，采用SPSS 1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字2检验，治疗前后的评分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两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阿立哌唑组治愈17例，显著进步16例，进步11例，无效1例，显效率73.3%；氯氮平组分别为20、14、10和1例，显效率为75.6%。两组显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PANSS评分比较 治疗后4、8周，两组PANSS总分、阳性症状分、阴性症状分和一般精神病理评分均有显著下降（P

2.3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阿立哌唑组不良反应主要有静坐不能9例，震颤7例，失眠4例，视力模糊2例。氯氮平组不良反应主要有嗜睡20例，头晕15例，体重增加12例，流涎11例，粒细胞减少和心电图异常各2例等。阿立哌唑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氯氮平组（P

2.4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WHOQOL-100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6个月后两组在各领域均较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病理机制尚未阐明的精神疾病。长期持续存在的阳性、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损害是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的原因[6]。抗精神病药物虽然缓解精神症状，但药物的不良反应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不利影响。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精神症状和治疗的不良反应呈负相关，与整体功能呈正相关。

精神康复又称社会心理康复[7]，就是应用现有的设施和手段，尽量改善精神疾病患者掌握代偿性的生活与工作技能，设法降低残疾程度。其目标是使患者的工作和生活得到重新安置，使患者能独立从事一些工作和操持部分家务劳动，提高患者适应社会的能力，提高其社会角色水平和生活质量。精神康复治疗可以使患者掌握一定的精神分裂症的相关知识，改善人际关系，改善一些不良行为，从而提高患者的自我能力，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更好的适应生活、缓解病情有促进作用。

阿立哌唑被称为DA和5-HT系统稳定剂，它可根据内环境中神经递质水平的变化发挥相应的激动或拮抗作用，达到系统的平衡状态[8]，对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有良好疗效，保护患者的认知功能[9]。同时，它对胆碱能受体较少亲和力，不完全阻断黑质纹状体通路DA活动，可使DA系统去抑制，从而维护DA/Ach，不影响运动功能和催乳素水平，从而减少或避免体质量增加[10]，过度镇静和锥体外系副反应发生，不良反应相对轻微[11]。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PANSS总分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说明阿立哌唑与氯氮平对精神分裂症均有较好的疗效，且疗效相当。而阿立哌唑不良反应明显低于氯氮平组，锥体外系等不良反应较少，患者躯体不适感轻微，经减少剂量或对症处理后均能很快缓解。生活质量量表显示，治疗6个月后两组在各领域评分均优于治疗前（P

综上所述，阿立哌唑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药物治疗的同时进行精神康复治疗，可以明显降低精神残疾率，提高生活质量，促进患者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 崔菁.阿立哌唑与利培酮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的对照研究[J].中国药物与临床，2012，12（6）：787-789.

[2] Wood M，Reavill C.Aripiprazole acts as a selective dopamine D2 receptor partial agonist[J].EXpert Opin investig Drugs，2007，16（6）：771-775.

[3] 韦群武，廖家广，利永聪.阿立哌唑与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研究的Meta分析[J].精神医学杂志，2012（25）4：297-300.

[4]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M].第3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29-168.

[5] 何燕玲，张明园.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及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7，7（1）：353.

[6] 董琳琳.阿立哌唑与喹硫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疗效及认知功能的影响[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2，18（6）：506-507.

[7] 张莉.康复训练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对照研究[J].中国民康医学，2011，23（12）：1505-1517.

[8] 闫俊，张鸿燕，舒良，等.阿立哌唑与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随机双盲多中心对照研究[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8，41（2）：81.

[9] Owenby R K，Brown L T，Brown J N.Use of risperidone as augmentation treatment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J].Ann Pharmacother，2011，45（1）：95-100.

[10] 刘翔宇，储，刘友兰，等.阿立哌唑与氯氮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1，21（1）：47-48.

[11] 汤庆军，宋博，魏绪华.阿立哌唑与奥氮平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对照研究[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2，18（5）：431-433.

第5篇：环境质量改善范文

[关键词] 压力管理；胸腔镜手术；非小细胞肺癌；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6（b）-0170-05

1.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Urumqi 830054， China； 2. Nursing Department，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Urumqi 83002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tress managemen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reated by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Methods Date were from 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n intervention study of 60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reated by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who were admitted from August 2014 to August 2016.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3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30 case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Two groups were received conventional care， and implemented stress management o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for 6 month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wo groups was assessed using the cancer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scale developed by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EORTC QLQ-C30）.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physical function， role function， emotional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such as pain， nausea and vomiting， dyspnea， insomnia， loss of appetite， constipation， diarrhea， and economic influence. Conclusion Stress management can relieve the pressu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reated by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Key words] Stress management；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Quality of life

在入院时及出院6个月时，由课题组成员统一指导患者填写问卷和量表，并当场收回复核，避免漏项、误填等，以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入院时，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干预组患者总体生活质量及5项功能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干预后，干预组患者疼痛、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失眠、食欲丧失、便秘、腹泻及经济影响等项目得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2。

3 讨论

肺癌是全球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其高发病率及高死亡率，给人们生命健康造成极大威胁[2]。手术是早期NSCLC的主要治疗方法，早发现、早治疗并及时行淋巴结清扫术可提高NSCLC患者生存期[3]。近年来，随着胸部CT的普及，NSCLC被早期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胸腔镜手术逐渐成为早期NSCLC的重要治疗手段。胸腔镜手术的优点是创口小，减轻了术后疼痛，减少了术后镇静剂的用量，更大程度保留了胸廓的完整性和患者的呼吸功能，能缩短术后的恢复时间[21]。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肺癌患者的生存率明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是衡量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能更全面地反映人体的健康状况[5]。由于疾病本身以及手术创伤给患者带来较大的压力，患者容易出现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导致身心不适，影响患者疾病的恢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为此，人们不断探索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方法，其中压力管理能增强个体应对压力情境和/或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负性情绪的能力，并针对由于压力而导致的个人身心不适的症状进行处理，将作用于个体的压力调节到适宜的水平，使患者积极应对压力事件，主动进行康复，从而改善其生活质量[6-8]。

本研究发现，对干预组患者实施压力管理后，其总体生活质量、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疼痛、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失眠、食欲丧失、便秘、腹泻及经济影响等生活质量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这说明对肺癌患者进行压力管理，能改善患者的各项功能，减轻疼痛、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失眠、食欲丧失、便秘、腹泻等症状，提高患者总体生活质量，增强手术治疗效果。可能的原因是，护士应用压力管理软件科学地评估患者的压力情况，针对患者的压力源实施压力管理，帮助患者认识压力，释放压力，积极面对疾病，提高战胜疾病的信心，有利于疾病的恢复，其生活质量也就随之提升。临床实践证明，心理和情绪因素在疾病的治疗和转归中具有重要作用，压力管理能够有效处理由于心理压力导致的身心不适症状，改善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11-12，22]。压力管理不仅能够使患者深入了解自己所患疾病，还有助于患者正视疾病，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疾病的治疗中[10]。本研究也是通过压力管理使患者对肺癌有客观的认识，从而主动配合手术，积极进行康复，加强压力管理，获得家人和社会的帮助，提高自己应对疾病的能力，改善预后和生活质量。据报道，患者的病情变化、治疗效果与情绪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压力管理干预，使患者有效释放心理压力，从而减轻其焦虑、抑郁症状，患者能正确认识疾病，采取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从而会减轻症状，早日康复[22]。有学者认为一旦健康出现问题，来自社会、家庭及自身的压力显著增加，运用交谈、触摸、微笑、聆听等多种沟通方式，激发患者正性情绪，使患者通过肌肉放松训练，调节自我心境，达到身心放松的目的，控制疾病，加速身心疲劳恢复，提高生活质量，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似[11]。文献报道，患者容易产生紧张、焦虑、抑郁、恐惧等不良情绪，进而影响治疗效果，压力管理通过评估患者的病情、心理状况，识别患者压力过大的表现，找出产生压力的原因，明确压力源，给予个体化压力疏导，缓解心理压力，提升生活质量[12]。本研究通过压力干预，患者在术后6个月时，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其可能的原因是实施的压力管理具有针对性、整体性和延续性的特点，不但在住院期间对患者进行压力管理，帮助患者积极应对手术，而且在患者出院后，成立健康俱乐部，使患者能够得到延伸护理服务，更好地处理压力事件，激发正性情绪，逐渐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这与以往研究相一致[5]。

总之，肺癌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影响了生活质量，其生活压力大，需要积极进行压力干预。通过压力管理，缓解了患者的心理压力，激发正性情绪，积极主动参与康复训练，积极寻求帮助，提高其生活质量，提高微创手术治疗NSCLC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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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环境质量改善范文

关键词: 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基本方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 X501 文献标识码： A

一、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概念及现状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条件下，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限制，其总量控制目标可以按环境容量确定，也可以将某一时段排放量作为控制基数，确定控制值。

近年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越来越强调总量控制的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促进作用，这符合国家发展宏观需求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基于行业宏观调控的总量因子（如COD）选择往往不一定是环境质量超标的定类因子，受到发展阶段、经济转型等因素影响，总量减排仍然处于守势，表现为抵消了污染物的新增量，但尚未取得全局性突破，没有表现为区域性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区域、流域的环境状况不佳，城市、区域、水域的环境容量难以准确定量。因此，国家在制定总量控制目标时，将总量减排潜力作为主要考虑因素，环境质量因素作为次要因素。部分区域的目标总量指标与环境容量并未直接挂钩，污染控制偏重排放量控制和治污工程建设，并未明确指向与环境质量特别是与人群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水体和空气质量改善。“十一五”期间，在国家和区域大尺度层面，总量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协同作用表现得不十分突出。

二、总量控制的基本方法

（1）容量总量控制。按照受污染环境的保护目标和容量确定环境总量控制目标，并根据该目标规划分配污染源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环境容量：在污染物浓度不超过环境标准或者基准的前提下，某地区所能允许的最大排放量。环境容量是一个变量，因地域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环境要素不同以及环境质量要求的不同而不同。

（2）目标总量控制时代。以某一时段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基数，规划分配总量控制目标。我国从“九五”到现在实施的是目标总量控制。比如：2013年国家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是，与2012年相比，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2%，氨氮排放量减少2.5%，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3%。

三、总量控制完善发展的几点建议

（1）加大总量控制和质量管理协同增效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强调环境质量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并不需要对目前实施的污染减排予以全面否定后才能确立。多年来，总量控制制度的实施成效，已经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可以更加量化地讨论总量、质量关联的新阶段。环境质量改善更应从总量―质量输入响应关系出发，加强治污减排的针对性，并将总量控制合理归为手段制度层次。

未来总量减排工作，必然逐步与环境质量挂钩，通过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分析，制定总量减排计划和要求。环境质量好的地区和流域可以少减或者不减，质量差的强制多减。在“十三五”期间，可优先在现状质量良好、污染来源明确、有特殊要求的城市、区域或小流域，根据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改善的实际需求，开展环境容量测算研究，制定基于环境容量的总量控制方案，实现污染减排任务与环境质量改善要求直接挂钩。对于污染较严重、污染物排放量远超环境容量的区域或流域，可暂时实施技术、经济可行的目标总量控制，远期再实现以环境质量要求为约束控制区域排污的目标。对于环境质量优良且不涉及敏感区域、水域的地区，可在保证环境质量不恶化的前提下，允许其污染物排放量持平或略有增加。

（2）总量控制仍是环保工作最重要的手段和措施

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处于世界产业格局的低端，产业结构不合理、调整偏慢，二产比重依然较高，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且仍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产业低端化特征明显，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推动和资源利用的扩展，资源能源高消耗、污染排放高强度、产出和效益低下的特征明显。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突出，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环境容量、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差异仍然十分巨大，污染物排放量削减任重道远。

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必须以污染物排放量持续稳定下降为基础，污染物排放量持续稳定下降必须以资源能源消费量大幅度下降为前提，资源能源消费量大幅度下降必须以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型为根本。通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环境问题转变的分析，从宏观层面和总量控制角度来看，在发展方式没有取得全局性突破之前，在资源能源消费总量下降和工业化完全实现之前，作为优化发展方式之重要手段的污染减排仍需坚持，作为改善环境质量之重要手段的污染物总量控制仍需坚持，治污减排仍然需要作为主线坚持、完善与加强，并需要国家在战略层面上做出统筹长远的安排。

（3）把工业污染源管控作为总量控制工作的重点

以排污许可证管理推进污染源有效管控，提高工业污染总量控制的成效，加大对有毒有害物质的管控。

污染减排的根本任务，还是对污染源进行排污管控。从2000年以来，生活污染占据比重逐步上升，不少地区将城镇污水处理厂等生活污染治理作为绝对重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工业污染防治这一长期阵地。工业污染排放量大、危害重、风险高，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我国工业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和风险防控水平，其仍然是我国污染防治的重点。

因此，必须通过总量控制落实对工业污染源的有效监管，通过最严格的手段对其进行综合管控，使各地政府不再只注重污染减排任务的数字完成与否，而是转变到对全部污染源的有效治理、有效监管工作中来，并实现新型工业化。

提高工业污染总量控制的成效。加强总量控制与排放标准、功能区划、清洁生产、排污权有偿取得与交易、有毒有害物质控制、监督性监测等相关制度的联动，使总量控制在企业层面有的放矢，切实将各种监管手段应用于污染源。根据行业特征，出台行业性治污减排政策，加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同时，有机结合对地方政府、监管机构、排污企业等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完善的管控体系。

（4）以总量控制制度完善为切入点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总量控制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关键实践的核心制度条件基本具备，要积极探讨污染减排与其他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的有机衔接，将国家总量控制制度从区域落地到企业层面。

第7篇：环境质量改善范文

1．腐败通过作用于规模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这有助于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在改善当地环境的同时扩大了进口品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国内内需不足，促使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同时，内需不足一方面会直接减少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促使一国采取贸易保护而减少进口，进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2．腐败通过作用于结构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伴随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会整体优化，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结构，减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出口，从而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致使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3．腐败通过作用于技术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一方面，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较多，这有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随着腐败水平的上升，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会减少，这不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阻碍了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另一方面二是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较多，也有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有利于促进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腐败水平的上升会降低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也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

4．腐败通过作用于环境规制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伴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规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腐败水平较低时，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会促使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而提升社会福利，并且通过行贿以左右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较低，这些有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相反，当腐败水平较高时，外贸污染企业会加大行贿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当一个地区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会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外贸易会加剧当地环境污染。

二、实证研究

1．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对于环境污染水平的测度

现有文献一般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或综合环境污染指数来衡量，多数文献是采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测度。对于经济规模的测度，本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加剧;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即环境污染和经济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因此，为了验证该假说，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对于产业结构的测度，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资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方式会逐渐转向集约型增长，产业结构也会升级，此时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会迅速提升，从而会改善环境质量。对于技术进步的测度，本文借鉴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资本劳动比来衡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比较高意味着技术效率较高，能够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减污技术能力;并且，资本劳动比上升往往意味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也将随之增加。一般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得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会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环境。这里需要对资本进行计算，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劳动力投入量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对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费收入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也将提高环境规制，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惩罚力度，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对于对外贸易的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一方面，对外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发展中国家了解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别标准以及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当这些被发展中国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进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推动改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措施和提高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有着比较低的环境规制，对外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促使发展中国家降低环境规制以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的情形，从而恶化了环境。总之，对外贸易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和规制等多种渠道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是否改善或恶化环境取决于这些渠道作用的综合结果。对于腐败的测度，本文采用每十万地区总人口中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人数来衡量。腐败往往会通过扭曲一国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一国环境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测度，本文采用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外资流入把“绿色”节能技术或“清洁”技术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通过技术示范和溢出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产率，节约要素资源禀赋投入并改善环境质量，即外资的技术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资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业，且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规制吸引外资致使环境恶化，即外资的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上述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

2．内生性问题

如果这里直接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因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差，内生性来源于几种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作为动态项，该项易和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各地区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更多的环境污染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够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并且经济增长也能够带来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资流入和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可见，即使回归结果表明外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显著，也不能断言两者对后者有加剧作用，这里最小二乘法已经不能一致和无偏地估计系数，因此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3．实证结果分析

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表明，没有引入腐败变量时，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并不显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败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腐败通过扭曲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了环境污染。在模型3中进一步引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发现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腐败水平的增加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加剧了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这也说明对外贸易恶化环境是有条件的，而其中一个条件是腐败水平较高。中的回归结果还可知，由于加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的正数变为显著的负数，这说明控制腐败对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后，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货物出口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服务出口中的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31．4%和43．3%，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还可能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每年平均花费一百多亿美元进口了大量的技术和设备，促进了技术进步，加上中国的研发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增加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对外贸易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从而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还可能是由于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的就业人数，提高了人均收入，从而致使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国环境标准提高，导致环境污染下降;最后还可能是由于国外绿色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因素，使中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仅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趋势，从而致使环境污染下降。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对外贸易和腐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两者方向相反，所以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是否加剧将取决于腐败水平。本文依据回归系数计算出对外贸易加剧环境污染的腐败水平临界值约为2．97，也就是说当腐败水平低于2．97时，对外贸易会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对比200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可以发现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腐败水平低于临界值，对于这9个省市而言，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全国其他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均高于临界值，这意味着这些省市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即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而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加剧了当地环境污染。进一步从区域角度来看，2009年东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约为2．89，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分别约为3．64和3．91，说明在我国三大区域中只有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下面会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进一步验证该结论。还可知其他变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成倒U型曲线，说明EKC假说在中国成立，符合预期;产业结构降低了环境污染，这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在由污染产品向清洁产品的方向转变，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已初见成效;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变量均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由于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大于技术效应，致使其加剧了环境污染，但这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而中国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区也低于10%，各地区平均值仅为3%。

三、相关政策建议

第8篇：环境质量改善范文

我国污染物排放的

累积性、长期性、复合性及新型环境问题将相互交织，环境保护工作必将

更加复杂。同时，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老百姓对环境质量

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因此，重视并加快环境

政策创新与实践将

成为新形势下我国

环保工作的迫切要求。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环境管理政策核心仍是采取防范措施和加强环境管理，办求不产生或少产生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然而，随着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以防范为主的管理方式能否有效遏制持续恶化的环境质量？

中关村绿色国情与战略研究小组研究员曹凤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未来十年，我国污染物排放的累积性、长期性、复合性及新型环境问题将相互交织，环境保护工作必将更加复杂。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重视并加快环境政策创新与实践将成为新形势下我国环保工作的迫切要求。

积极完善 由污染控制转向质量改善

总体来看，我国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域选择了多维的环境管理模式。“十二五”时期，我国采取的主要是污染控制管理模式，并处于向环境质量与风险方法目标管理模式过渡时期。PM2.5环境质量标准出台就反映了这种趋势。

不过，这种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治理方式，已经通过实践证明效果并不理想。一位业内专家曾向记者直言，依靠目前的政策管理手段，严重的雾霾现象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都不能消除。

事实上，不仅仅是雾霾问题。当前，一些传统污染物，减排边际成本开始大幅度增加，减排压力不断加大。尽管旧的环境问题有望逐步得以解决，但由PM2.5、重金属、危险废物等有毒有害物质引发的环境风险已处于高发态势，重金属、工业场地污染等累积性、难治理问题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污染防治重点也将由工业点源污染转向区域性、行业性、流域综合环境问题和农村环境问题等。

要解决这些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渗透的环境问题，显然需要更加有效的环境管理政策。曹凤中认为，未来十年内必须重视以环境质量和环境风险控制为核心的环保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建设。

可以看出，“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实施总量控制与质量改善双重约束目标控制期。“在工业化、城镇化压力未完全解决阶段，治污减排仍是环境保护的重点，短期内不能弱化，与风险防范一并作为环保工作的两大抓手。环境质量作为目标指向，可能建立总量与质量双重约束的考核机制。”曹凤中说，“十三五”以后，经济结构若能成功转型，经济增长与原材料消费逐步“脱钩”，环境压力可能逐步减轻。常规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必要性将有所降低。基于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平衡的环境质量导向预期，即创建舒适、优美、健康的生存环境，将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如果进展顺利，曹凤中表示，2015年后，我国应以环境质量为基准研究制定污染排放标准，研究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PM2.5等与环境健康密切相关的污染物的管理政策。按照环境质量改善的客观规律，逐步实施按要素的系统管理方式，实现清洁且安全的水体、清新的空气、保护与恢复的土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平衡的四大目标。研究以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导向的分区分类管理政策。鼓励各地方根据自身环境状况和突出环境问题，制定地方排污标准，实施特别排放限值，进行严格管控。

加大投入 提升环境经济政策的执行力

实现环境质量达标或者环境质量安全，需要大量资金持续投入，这些资金从哪里来？曹凤中认为，除了继续加大政府性财政资金的环保投入外，需要拓展环保工作的资金渠道。

从目前的产业发展情况预测，“十二五”时期，中国环保产业将继续快速增长。2015年环保产业总产值有望超过2万亿元。2011年至2015年，中国环保投资将达3.1万亿元。预计到2020年环境保护投入将翻一番。

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是指根据环境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原理，运用财政、税收、价格、信贷、投资、市场等经济杠杆，调整和影响当事人产生和消除污染及生态破坏行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制度。环境经济政策是实现环保规划的重要保障和基石，是实现污染减排的重要政策支撑，是未来环境政策创新的主要方向。为此，曹凤中认为，未来十年，应继续强化综合的排污许可证管理，使其成为一个污染预防和控制的重要手段；扩大排污收费、使用者收费、排污交易和其他经济手段的使用范围，加强其激励作用。

拓展环保资金投入还应多管齐下。“比如，积极推进生态补偿、完善排污收费政策，加快环境税改革，加快推进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贸易政策的运用，逐步构建体现环境资源成本的环境资源定价政策机制等。”曹凤中进一步强调。

让环境政策更加行之有效

随着我国环境问题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环境保护也越来越成为一项系统工程。曹凤中表示，环境保护已成为国家责任，环境政策必然要系统地融合到国家其他各项政策中，在制定工业、农业、渔业、交通运输、能源等经济政策时，均应考虑这些政策对环境的影响，应将有关环保要求纳入到这些政策之中。

目前，我国开始实施的环境保护综合目录的工作正在逐步发展。曹凤中介绍说，编制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就是要通过对产品、工艺、设备进行深入分析、科学论证，来反映其对环境的影响，通过差别化的政策，将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价值内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强化企业的生态环境责任。

为达到以环境保护倒逼企业技术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曹凤中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采取差别化的经济政策和市场监管政策，遏制“双高”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出口，鼓励企业采用环境友好工艺，逐步降低重污染工艺的权重，并加大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投资。

第9篇：环境质量改善范文

关键词：利用外资；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3-0042-05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投资环境的日益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2002年，我国成为全世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发展速度而言，作为世界上最大且最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恶化还是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状况？或者二者之间有没有相关性？对于二者关系的考察以及由此所作出的基本判断，对于全面地评价和改善我国的引进外资政策和环境污染治理机制，积极探索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协调发展的新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进外资影响东道国环境质量的理论基础

1.污染避难所假说及其检验

环境保护和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在1972年联合国发展与环境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家间环境保护标准之间的关系，最流行也最具有争议性的观点是由Walter和Ugelow提出的“污染避难所”假说。

Waiter和Ugelow在1979年提出了“污染擗难所”假说。该假说的理论依据是纳入环境要素的H-O理论。由于环境保护程度受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环境要素禀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状况不同，环境保护程度低的发展中国家，环境要素较为充裕；环境保护程度高的发达国家，环境要素较为稀缺。发展中国家将充分利用本国较为充裕的环境要素发展污染密集型产业，而环境保护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的高污染产业必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

此后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给“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证明。Feioek和Rowland（1991）认为，环境因素的介入使得生产的边际成本发生了变化，而这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尤其是新企业的区位决策，那些环境保护标准高的国家或地区将会日益失去其投资的吸引力。Dua和Esty（1997）提出了“向底线赛跑”规则。他们认为，由于自由贸易会赋予环境标准低的国家以竞争优势，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和产业国际竞争的加剧，发展中国家会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保护标准以维持或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规则，这给“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证明。Ulph（1999）和Markusen（1999）则用生产成本的差异来解释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他们认为，环境标准造成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所产生的“拉力”无疑会吸引污染产业到环境标准低的国家安家落户。尤其对于环境敏感型产业，这种影响会更加强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该假说所作的实证研究更是成为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热门研究领域。Mani和Wheeler（1997）、Eskeland和Harrison（2003）、Wagner和Timmins（2004）、Hoffmann，Lee，Ramasamy和Yeung（2005）等所做的大量实证研究都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低收入国家确立。尽管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污染性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的效率原则，但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显然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甚至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产生了这样一种担心：污染性产业的转移可能使得发达国家担心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从而产生放松环境污染监管的可能。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各国竞相放松环境保护标准以防止污染性产业的转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这种环保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的“竞次现象”将会导致全世界的环境保护水平降低到最低标准。

虽然上述担心不无道理，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所发生的污染性产业转移带来的全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标准的下降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一致支持，即使在很多人看来也许是显而易见的外资的流入一定伴随着污染性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仍然缺乏足够统一的经验研究的证明。

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复杂性

比污染避难所假说更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该假说源于20世纪90年代关于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利弊得失的争论和考察。人们普遍认为，美墨之间更自由的贸易政策和直接投资可能会恶化墨西哥的环境污染问题，并降低美国的环境管制标准。为了检验这一点，Grossman和Krueger（1993）利用简化型回归模型首次进行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人均收入与环境退化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环境质量首先出现恶化状况；但是，当收入水平持续上升到一定阶段，空气质量就会开始改善。借鉴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的经典论述，人们将环境与收入水平之间呈现出来的倒U型的变动轨迹界定为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或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贫困和收入水平低下，为了满足温饱的基本需要，人们更加关注收入增长、产出增加和就业机会的改善，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这就必然会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污染排放物的增加，从而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但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最终将会趋于好转。因为环境质量属于高档消费品，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而且。人们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增加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入，这时环境状况就会出现显著改善。环境质量和收入水平之间这种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一种经验概括，也给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选择提供了某种依据。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围绕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解释力所进行的讨论引发了人们更大的担心。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存在污染与收人间的倒U型关系，那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一些资料表明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生产下降的同时，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并未同幅下降，说明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并非同步，发达国家环境改善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环境恶化部分反映了这种国际分工的结果。这种解释显然构成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佐证。在特定条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向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促成了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改善。但是，现在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无法如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在强化其环境规制时，也无法将污染产业转移出去，将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的挑战。

环境库茨涅茨假说的提出引发了人们大量的并且经久不衰的关于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Hilton和Levinson（1998）以及Livison和Wilson（2002）等的研究都获得了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极具说服力的证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某些特定的污染物排放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确实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但是同样存在争议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绘的现象只反映出经济增长和环境状况之间的一种形态，未包括二者之间关系的全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绘的现象，可能是部分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但不一定是环境污染和治理的普遍规律。

二、外资流入影响我国环境质量的经验依据

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发展速度而言，作为世界上最大且最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环境恶化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和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所提供的理论分析思路。结合我国外资和环境质量状况的观察，我们可以从外资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三个方面得到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清晰判断。

1.外资流入的规模和环境污染之间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

从总量上看，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导致了生产活动的增加，这就直接导致了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的大规模流入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状况持续恶化的原因。这一结论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是完全吻合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持续提高。1990年大约为2.28%，1999年为24.74%，2008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29.52%。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同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以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为例，考察我国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和工业污染排放水平的变化可以发现，近十年来，我国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联动效应。如上图所示，1998年以来，随着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比重的持续增加，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一直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2004年到2005年以后，二者都呈现出相对轻微下降的变动趋势。

2.外资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的资产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外资流入的行业结构来看，污染排放水平较高的制造业是外资流入的首选行业。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均超过了50%，其中，2004年和2005年的比重高达70%以上。2008年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11568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8，9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42%和54%（见表1）。

进一步观察外资在制造业中的投资分布，近十年来，三资企业在主要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的资产占该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均大幅增加。2008年，主要污染密集型行业，如造纸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橡胶制品业等，单位产量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分别达到160.32吨、48.46吨和55.17吨，三大行业中三资企业资产占该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则分别高达45.69%、35.09%和45.5%（见下表2）。

3.外资流入加剧了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众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外资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量的研究从不同的分析路径，采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改革开放30年来。外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众多的经验研究表明，外资并未推动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入下降通道。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年我国人均GDP约970元，2008年增加到4690元。然而，在人均GDP的持续上升中，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持续下降的变动轨迹，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却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趋势，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则呈现出明显的先降后升的u型变动轨迹。这说明，对于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而言，外资流入加剧了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趋势，甚至使得污染加剧的上升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三、外资引进和环境质量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

以上分析表明，外资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非促进经济增长所能完全解释的。在我国环境状况恶化的影响因素中，外资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外部力量，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存在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某种警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状况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在综合考察并科学把握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政策和环保政策的内在统一，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外资政策和促进外资经济增长效应的环保政策。

1.严格的环境政策是减缓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最为重要的手段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出现向人们展示了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治理道路。然而，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成立，在部分程度上是通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的，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已经没有通过转移污染产业来达到环境改善的路径选择。在此前提下，政府的环境政策是减缓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最为重要的手段。

环境物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点。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环境质量很难通过私人投资者加以改善；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对环境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公共物品所具有的这种“搭便车”现象只能通过政府的集体行动加以约束。所以，治理我国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政府的环保政策。严格的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可以弱化发达国家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的制度诱因，也可以改变和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动轨迹。使环境污染持续上升的趋势变得更加平坦，或者使环境质量尽早出现改善的拐点。

2.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外资产业政策

首先，将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基本思路和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规划相结合。一方面，严格控制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程度高的外资项目的进入。在详细收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我国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手段。对外商直接投资中潜在环境风险较大的项目从严评价审批。另一方面，加大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外资企业的环境效应有关信息和数据的搜集和，提升对外资的环境监管能力。我国有关环境污染的信息和数据收集工作还不十分完善，尤其缺乏外资企业各行业的环境污染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资企业环境效应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同时，可运用税收等其他经济杠杆对环境友好的外资企业实施奖励，提高外资企业主动维护和改善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动力。

其次，加大服务业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力度。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上，第二产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超过一半。从行业结构来看，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而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来看，服务业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并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我国服务业开放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国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巨大的市场容量已经使我国具备了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基本条件。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更多的跨国公司有意将其非核心业务外包，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这使得国际服务外包成为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也给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带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相对于传统的制造业而言，服务外包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特点。所以，加大外资进入服务业的政策引导力度应成为我国未来外资政策和国内产业政策的重点方向。

再次，适当引导外资进入我国环保产业。随着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保护环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的环保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我国已明确提出加大环保方面的投资，并正在编制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我们应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我国环保产业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巨大发展前景，加大我国环保产业的开放力度，鼓励外资进入环保产业，特别是积极引进外资中包含的知识与技术要素，尽快建立起我国高技术水平的环保产业。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