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理论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城市规模理论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城市规模理论范文

施的综合部署，区域规划空间的理论在城市规划的应用模式，为城市规划与区域空间经济建设发展，提供更有科学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城市设计；区域空间；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一、城市规划设计理论

城市规划设计是在一定时期对城市的未来建设及经济发展的研究，是土地规划利用、合理布局及综合统筹安排城市各项工程及诸多因素建设的综合规划实施部署。

（一）理论基础

1．规划设计目标，其包括适用性、宜居性、社会性、环境性、形象性;对城市设计主体所要求的居住生活、生态环境和空间结构风格等作出发展规划目标。

2．规划设计特征，其包含以人为本、综合性、时间性、特色性；依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城市发展特色、间间静动态景观统一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特征；而精华典范的城市民居建筑沉淀了民间多年的艺术，是最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历史文化写照的特征[ 黄志文.广西那坡县大石山黑衣壮族群干栏民居保护研究[J].民族学刊2011年12月专辑:第101页-105页.]。

3．规划设计要素，城市设计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用地性质、用地建设强度和环境指标。规划设计要素包含整体布局、建筑形态及其组成、开发用地、街道城区、公共设施、标志、外部空间及主体辐射。

（二）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关系理论

1. 两者关系。

控制性详细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对局部要素进行设计，都有“定性、定量、定位、定界”的特点。

(1) 评价标准方面，城市规划较多地涉及用地的各类技术经济指标，适用经济，与总体规划的匹配是其评价的基本标准。城市设计是与具体的城市生活环境和人的实际空间体验的评价。

(2) 规划设计重点方面．城市规划更偏币于用地性质、设施配套、道路交通布局总体安排。而城市设计更侧重于三维的城市空间结构、建筑景观特色等内容的设计。

(3) 规划设计内容方面．详细规划更多地涉及工程技术问题实施的步骤和建设项目的安排，考虑的是局部与整体、设施工程配套等。而城市设计更多涉及感心理影响，表现为具体空间环境设计．

2 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结合。

据我国国情，城市设计必须且和城市规划结合。（1）城市设计应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2）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主要结合点是控制性详细规划。（3）城市设计的思想观点在城市规划条件要求上有主要体现。（4）两者结合关系:城市规划为城市设计提供指导和框架；城市设计为城市规划创造空间形象；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的继续和集体化。

二、区域发展理论

（一）原理阐述。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增长与均衡来反映，增长与均衡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美·威廉姆逊收集了24个国家横断面数据，他在对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大多数正在开发的国家，其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大多经历递增、稳定、下降这样三个阶段，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差异逐渐扩大，随着发展，区域之间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在成熟阶段，区域差异缩小。威廉姆逊结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必然会出现区际收入差异的扩大和南北二元结构的加剧，而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则会出现区际收入趋同和尖锐南北问题消失”，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扩大后缩小，形成一个倒写的“u”字母，被区域经济理论界称为威廉姆逊“倒U形”学说，如图-1所示。

图-1

从“倒U形”理论内容可见，该理论揭示的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长期趋势。威廉姆逊的“倒u形”学说发表后，促使区域经济理论界的一些学者，利用多个国家的统计资料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虽有不同，但大多数研究还是支持“倒U形”学说的。

（二）区域发展在城市规划的应用。城市规划的发展将随着区域空间经济这种发展过程而呈现出相应的演化规律。在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区域空间发展的扩张，区域空间经济快速增长，城市规划同时迅速扩张；随着经济总量增加、增长速度放缓，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发展也呈现出缓慢发展的趋势.

此后，为防止或消除规模经济现象和进一步促进区域发展，需控制规划的集聚程度，即在一个区域内保持一定数量的城市节点，而不是节点数量越多或越少越好。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呈趋发展态势。城市发展水平则表现为先快速发展，在达到一定的覆盖规模后呈现出内涵式发展到接近某一相对值的规律。有关该规律概念模型图（略）。

三 、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相互作用理论）

（一）理论阐述。空间结构研究始于德国，该研究把一定主体的有关事物看成是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并且要考虑其时间上的先后变化，将空间结构理论视为动态的、总体的区位理论。

空间结构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以城镇居民点的空间结构；最佳的城市企业规模、居民点规模和中心地等级体系；以及社会经济客体空间集中程度及空间相互作用.

（二）空间结构理论作用

乌尔曼（美国地理学家）认为空间相互作用指地理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是某一地理区域内人～地通过“互补性”及“干扰机会”和“可转移性”的空间相互作用。

区域发展从一些点开始，然后沿轴线在空间上延伸；点与点之间相作用，沿着空间交通线联成轴线，点线交织成区域网络。其具有不同的动态阶段过程及空间结构。

区域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而空间结构是最明显变化且受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影响。其区域经济增长只涉及区域内发达与非发达地区的生产和消费的增加。

四、核心～边缘模型理论

（一）核心～边缘理论

弗里德曼结合区域规划发展的阶段提出空间结构的演化经过低水平均衡发展阶段～极核发展阶段～扩散发展阶段～高水平均衡发展四个阶段, 并给出了一幅近似完美的演变过程图。现实世界的“核心～边缘”图景存在多种类型和结构。

从空间结构演化角度看,“核心～边缘”结构体系始终存在的, 只是在表现形式、联系机制和强度、耦合机理等方面存在时空差异。顾朝林( 1995)在研究区域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提出, 区域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演化分孤立体系阶段～区域体系阶段～区际体系阶段～大区体系阶段四个阶段。从其对不同阶段对应的空间结构可以归纳得出核心和边缘结构始终存在。第一阶段核心比较独立, 为小区域中心;第二阶段形成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 第三阶段次级核心生成, 形成多级多核核心～边缘结构; 第四阶段区位升级, 形成大区系核心～边缘结构。

（二）新核心—边缘理论分析

旧核心—边缘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冷战时期的全球分割对峙时代,它强调是一国之内的区域系统,核心和边缘的演变机制局限于极化和扩散效应的解释,受依附理论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倾向于控制和依赖关系,对于核心与边缘互动发展问题、核心和演变问题、边缘区的类型和升级发展等,都必深入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国内外区域差异、统筹发展需要新理论,因而对 “新核心—边缘理论”研究会产生积极的政策推动。新旧核心边缘理论比较（如表-1）

表-1

参考文献：

第2篇：城市规模理论范文

关键词：城镇规模 关天经济区 城市群

关中―天水经济区包括陕西省西安、咸阳、铜川、渭南、宝鸡、商洛三县一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6.96万平方公里，这使得其与四川、重庆共推“西三角经济圈”，共同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设想成为现实。它位于新丝绸之路的最东段，其向西连河西走廊和新疆段，向东接我国经济活力较强的中东部省份，地理位置显赫。2012年，关天经济区以占甘肃和陕西不足11%的土地面积，集中了这两个省份近40%的人口以及近46%的经济总产出。1995-2012年，关天经济区从拥有一个特大城市、一个大城市、6个中等城市及7个小城市发展到了拥有一个特大城市、两个大城市、10个中等城市及23个小城市，城市规模发展良好，尤其是中小城市，增长较快（见表1）。

城镇规模演变

首先引入城市首位度指数体系来定量反映经济带沿线的人口首位城市的集中程度，具体指数有：城市首位度指数（CFI）：CFI =P1/（P1+P2+…+P49），2城市指数（CI2）：CI2=P1/P2，4城市指数（CI4）：CI4=P1/（P2+P3+P4），11城市指数（CI11）：CI4=P1/（P2+P3+…+P11）。其中P1-P11表示位序处于1到11的城市人口数。为了定量刻画城市规模的离散变动趋势，本文算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进行测算。理论情况下，CI2、CI4及CI11数值应为2、1、1。本文选取了关中-天水经济区1995-2012年51个主要城市，利用上述公式，对这49个城市进行测算，具体结果参见表2。

其一，CI2、 CI4在1995-2012年间均高于理论值，计算结果表明，关天经济区城市群第一大城市西安对整个经济带的带头作用显著，处于垄断核心的地位，并且这种垄断地位有加强的趋势，次核心城市以及中等城市发育不足；CI11数值低于理论值，说明了该区域内相对较低位次的城市发育较为迅速。其二，表2可以看出以上情况有加剧的趋势，虽然CI2、CI4及CI11在17年间均有所波动，但是这三个指数总体处于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在较高位序的城市中，核心城市的垄断性不断增强，更加进一步地折射了大中城市或次核心城市发育不足的事实。其三，但是从城市首位度（CFI）来看，1995-2012年间指数值有向下波动的趋势，这一指标总体上验证了在本区域内，处于低位序的城镇发展较快，从而使得核心城市的垄断性有向下摆动的势头。同时关天经济区城市群的赫芬达尔指数（HHI）在1995-2012年间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值有向下运动的趋势，即：关天经济区城镇人口总体有发散的趋势，本文认为小城镇的发展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

位序规模验证

自从Auerbach在1913年提出城市规模分布模式以来，城市规模问题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学及城市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国内外很多文献都已经证明了：位序规模法是度量城市规模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核心含义是在某区域内描述城市规模与其位序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具体表示为：

Pi=ARi-q （1）

其中：Pi为第i城市的人口数，Ri为城市位次，q为Zipf维数，A为首位城市理论规模值。（1）式经过对数变形为：

LnPi=lnA-q lnRi （2）

若q1，表明该区域城市规模较为集中，首位城市垄断性不高。当然还有两种极端情况，本文不做赘述。

通过对1995-2012年关天经济区内51个城市进行分析，通过表3可以看出：

1995-2012年两种表征城市规模的R2都大于0.840，城市规模分布都满足位序规模分布，而经济规模比人口规模更加符合位序规模，本文认为这说明关天经济区内经济规模分布比人口分布更加趋于均衡，这也说明了地域空间内核心城市经济垄断性或者说经济辐射带头能力不够强。

城市首位理论人口规模在1995-2012年呈现了波动性的变动，并没有表现出稳步增加的趋势，而实际人口从369.92万人增加到了572.76万人，通过q*可以看出关天经济区的人口规模明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一，1995-2004年间，区域内第一大城市理论值高于实际值，首位城市西安人口规模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阶段二，2005-2012年，区域内首位城市理论规模低于实际规模，即西安的人口规模在区域内有“超载”现象。本文认为造成模拟结果中首位城市理论人口规模较低的一个原因是区域内小城镇发育较快，而首位城市之下的大城市发展却缺乏活力，同时天水和宝鸡等大城市距离较远，人口吸引力不足，因此人口增加较慢。

从Zipf指数来看，人口规模的Zipf指数在1995-2010年均高于1，即人口是均衡分散的，各级城市均衡发展，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不强，核心城市人口规模不太显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口规模的Zipf指数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到了2011-2012年，其值已小于1，即核心城市人口规模较为突出，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度较大。同时，反观经济规模的Zipf指数却是另一种风景，其值不仅大于1，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长，这就说明了区域内核心城市经济规模垄断性不明显，各级城镇经济发展规模较为合理。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相反表征值得我们思考。

本文认为，关天经济区内人口处于集聚而经济处于分散的现象是畸形的发展。空间内人口的集聚却没有引起更多经济规模的集聚，说明区域空间内仅仅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区域内的发展是不利的，有可能形成一种“畸形城市病”的现象，即“城市病”的出现是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大，造成了城市拥堵、成本高等现象，而“超前城市病”即城市实际规模没有达到应该存在“城市病”时，却提前出现了人口过多、城市产出低、运输成本高等情况。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分析

（一）空间极化特征

从图1可以看出来，关天经济区城镇空间结构“一核”发展趋势显著，经济区内次核心城市为天水和宝鸡，而杨凌区、咸阳及渭南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没有进入到大城市的行列。1995年，整个区域内以小城镇居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关中城市圈为核心，中小城市发展较快，关中城市群结构体系不断完善，圈层结构明显，形成了以西安为核心、众多中小城市组成的一个功能完备的城市群。然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关天经济区内小城镇及小城市空间布局不断趋于合理，发育较快，而中等城市发育较慢，进而造成了区域内由中等城市晋级为大城市的活力不足。

因此区域内空间差异也显著存在，“中心-”特征明显，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范围内，是城市发育最快的区域，关天经济区计划所有的中等城市都位于关天城市群内，而作为区域内的大城市宝鸡和天水，周围没有中等城市作为“跳板”，尤其是天水，周围仅有5个小城镇，这样就难以发挥大城市“二传手”的功能。

（二）轴带发育特征

自从增长及理论被佩鲁提出来以后，增长极便成为了区域内重要的研究，关天经济区内定为“打造西部大陆新的增长极”，在关天经济区内部，西安作为核心城市，宝鸡、天水作为区域内的大城市，增长极的作用显著。然而增长极必然要通过带动区域发展来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因此，发展轴带的思想就应运而生。

通过图2可以看出，关天经济区内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天经济区为核心城市圈层，以韩城-渭南-西安-咸阳-兴平-杨凌区-宝鸡-天水等大中小城市为重要节点的发展轴带，是本区域内城市分布最为密布、人口最为集中及经济活动最具活力的发展经济带，轴带发育特征显著。

结论与启示

1995-2012年，关天经济区内大城市发展较慢，而中小城市发展相对较快，核心城市发育也较快，而次核心城市规模发展较慢，同时由于区域内小城市及小城镇规模发展较快，造成了关天经济区内城市规模有分散分布的趋势。

区域内部经济规模较人口规模分布来看更加均衡，人口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断区域集聚的趋势，而经济规模却呈现出了均衡发育的势头，即区域内核心城市对人口的吸引作用大于其引领周围城市经济发展的吸引作用，这值得我们思考。同时，关天经济区空间结构上表现出了空间极化、轴带发育等特征。

关天经济区做为一个跨省域的经济区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为横跨数省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其1995-2012年的城市规模及空间演变给予我们一些启示：应着重培育区域内做为“二传手”的次核心城市的大城市，给予有条件的城市适当的发展倾斜，缔造区域内新的增长极；区域内城镇发育应以经济引领为主，不能单独靠吸引人口来提高城市规模，这样就容易出现“超前城市病”的现象；发展轴带应以首位城市为核心、次级核心城市为重要节点、中小城市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发展轴带之上，这种空间结构对于提高整改发展轴带的辐射作用至关重要。而关天经济区关中城市群以西的发展轴带上，中小城市发育缓慢，是提高整个区域带头作用的瓶颈。

参考文献：

1.朱显平，邹向阳.中国-中亚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构想[J].东北亚论坛，2006（5）

2.陆铭，高虹，佐藤宏.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

第3篇：城市规模理论范文

关键词：Zipf维数；城市规模分布；“一小时经济圈”；重庆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51-03

2006年11月，重庆市提出了“一圈两翼”（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发展战略，“一小时经济圈”是以主城为核心、以大约1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范围的城市经济区，主要包括主城九区以及永川区、江津区、合川区、双桥区、万盛区、南川区、涪陵区、长寿区、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昌县、璧山县、綦江县（共23个区县），总面积28661km2，

2008年总人口1 820.7万，非农业人口677.62万，城市化率37.32%。根据未来重庆的战略构想，2020年“一小时经济圈”将形成1个特大城市、5个大城市、7个中等城市、若干小城市的城市体系。本文以“一小时经济圈”的非农业人口为测度指标，用Zipf公式为主要分析方法，对该区域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分析。

一、“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现状分析

1.城市首位分布显著――城市首位度分析

1939年，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提出了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即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总要比这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得异乎寻常，体现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智能和情感，在国家中发挥异常突出的影响。代表城镇体系中的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有下列三个城市首位度指数：

两城市指数：S=P1/P2=9.80

四城市指数：S=P1/（P2+P3+P4）=3.73

十一城市指数：S=2P1/（P2+P3+…+P11）= 3.03

按照奥尔巴赫(F．Auerbach)的位序―规模的原理，正常的二城市指数应该是2，正常的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应该是1。“一小时经济圈”的两城市指数为9.8，四城市指数是3.73，十一城市指数是3.03，均明显高于正常值，说明“一小时经济圈”首位城市的垄断性非常强，人口分布差异大，城市规模分布是首位分布。根据表2“一小时经济圈”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个数为1、0、6、8；非农业人口占总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为57.9%、0%、26.34%、15.76%。

2.城市规模分布的分形特征――城市位序―规模法则

城市位序―规模法则是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设想一个区域，其中分布若干聚落，设置一个人口尺度r进行度量，规定人口规模P≥r的聚落为城市，改变人口尺度r，区域内城市数目N（r）发生相应变化。在一定条件下N（r）与r满足幂律关系：

N（r）=Cr-D（1）

可以认为城市的规模分布是自相似的，即具有分形性质[1]。式中C为常数，D为分维。

1949年G.K.Zipf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城市规模分布法则，Zipf公式（可由（1）式变换得来）：

Pr=P1r-q（2）

式中，r为城市位序（r=1，2，3…，n；n为城市总数），Pr为位序为r的城市人口数，系数P1为首位城市人口数，q为参数，有人称之为Zipf维数[2]，实则为分维的倒数，即q=1/D，Zipf维数可以指示区域城市规模分布的特征[3]。令（2）式中r=n，则有：

P1/ Pn=nq（3）

对（2）式做对数变换可得：ln Pr=ln P1-qlnn（4）

式中，Pn为最小城市人口数，则有：

1.当q=1，即D=1时，首位城市与最小城市的人口数之比恰为区域内的城市总数，这是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

2.当q>1即Dn，此时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

3.当q1时，P1/ Pn

4.当q0即D∞时，所有的城市一样大；当q∞ 即D0时，区域内只有一个城市。这两种极端情况在现实中一般不会出现。

可见，Zipf维数的高低指示区域城市规模分布的性态，从而反映了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特征。人们关心的是，Zipf维数是否有一个合适的数值，是否可以随意变化，将Zipf定律置于城市结构和功能模型体系，可以发现q具有深刻的地理意义。

为了清楚表现“一小时经济圈”城市分布的总体特征，根据上页表1作（r，Pr）双对数散点图（见图1），次位城市相对于首位城市陡降，说明“一小时经济圈”的城市规模存在中间层次严重断层。用线性回归进行模拟得到位序―规模方程式：ln Pr=5.2540-1.1756lnr（R2=-0.8994），q的绝对值大于1，说明“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

二、“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时序分析

根据“一小时经济圈”各区县（市）1999―2008年非农业人口数，计算出历年的Zipf指数。表3显示：1999―2008年位序―规模方程的相关系数R2都大于0.89，相关性较好，说明“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形特征。q值在1999―2008年期间一直大于1，表明“一小时经济圈”人口向特大城市（主城区）聚集比较显著，城市规模分布一直比较分散（如下页图2），主城区的非农业人口数量一直占了该区域总非农业人口近60%；同时由于该区域次位城市与首位城市的差距非常大，因此要达到整个区域的城市规模协调仍需要很长时间（二、四、十一城市指数分别从1999年的11.85、4.21、3.49下降为2008年的9.8、3.73、3.03）。

q值在1999―2008年间表现为两段：1999―2005年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即 “一小时经济圈”非农业人口向主城区聚集数量逐年增加，主城区对该区域非农业人口增长百分比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34.72%增长为2005年63.01%；2006―2008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即“一小时经济圈”非农业人口开始逐渐趋向于转移到主城区周边的城市（如图2），主城区对该区域非农业人口增长百分比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从2006年的64.42%下降为2008年的50.50%。

三、结论

1.“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的时空分布具有自相似的分形性质，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上述结论与地理学、经济学角度分析城市化的结论相一致：2008年重庆市与主城区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分别为933.04平方公里、443.6平方公里、1999年重庆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仅为302平方公里；2008年主城区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市的44.10%、50.34%。

2. 1999―2005年，“一小时经济圈”非农业人口一直以逐年增加的趋势向主城区聚集（2001年构建了三大经济区），① 2006年“一圈两翼”的提出，较好地带动了“一小时经济圈”主城区外圈城市规模的发展，要实现2020年5个大城市、7个中等城市的目标，应重点培育非农业人口数大于25万的江津、涪陵、合川、永川等区县。随着“成渝”、“渝遂”高速公路（铁路）主骨架的建成，由公路、铁路、水运交织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将“一小时经济区”主城区外的各级城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城镇连片发展趋势明显，形成了合川、永川、江津三个区域中心城区，众多小城镇构成的城市群框架；上述区县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主城区“退二进三”企业大量入驻和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两大因素成为其城市化的重要动力。

参考文献：

[1]陈勇，陈嵘，艾南山，等.城市规模分布的分形研究[J].经济地理，1993，(3):48-53.

[2]张济忠.分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3]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冯涛，吴国玺，秦耀辰，等.基于分形理论的河南省城市规模分布研究[J].许昌学院学报，2006，(3):53-56.

[5]朱士鹏，毛蒋兴，徐兵，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镇规模分布分形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9，(1):19-22.

[6]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城市体系分形特征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8):175-178.

[7]易小光，张泰春，屈伸，等.“渝西板块”在重庆1小时经济圈中的地位及作用初探[EB/OL]..

[8]重庆统计年鉴(2000―2009)[EB/OL].cqtj.省略/szcq/tjnj/.

Chongqing “One Hour Circl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of Fractal Research

TANG Hong-ling

（ChongqingCityManagement College，Chongqing401331，China）

第4篇：城市规模理论范文

关键词 新经济地理；城市体系；整合模型

AbstractReview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nderson urban system models,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was good to underst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Economics model,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on policy.

KeywordsNEG； urban system； integrated model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两大发展来自于阿隆索-米尔-莫斯（Alonso-Mills-Muth）和亨德森（Henderson）--前者讨论了单一城市的均衡问题，后者则讨论了多城市（城市体系）的问题。阿隆索-米尔-和莫斯将中央商务区和通勤者分别替代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与农民，将杜能区位地租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间结构均衡分析，是对杜能理论的直接延伸。Henderson（1974）则基于Alonso-Muth的城市内部结构模型框架，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把Alonso-Muth的模型扩展到具有有限产业部门的城市体系上，建立了城市体系形成的静态模型。

在Dixit-Stiglitz（1977）的工作以前，将报酬递增的技术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进行模型化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难题。Dixit-Stiglitz（1977）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性》一文，提出了D-S模型，将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纳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加入运输成本，Paul Krugman（1991）发表了《递增收益和经济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开辟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研究领域。“中心-”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石（Neary，2001），继克鲁格曼的工作后，众多的学者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延伸。总体上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NEG models)包括三类（Fujita，Mori， 2005）：中心-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城市体系模型（urban system models）和国际（贸易）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但是这两个领域却是几乎不兼容的。前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后者则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前者充分考虑了土地、通勤等要素，长于区域内部结构的考察，后者则充分考虑运输成本等要素，长于区域间结构的考察；从机理上看也存在巨大差别，比如前者的经济活动分散力量来自于本地的人员拥挤带来的生活费用上升，后者则来源于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和运输成本等因素通过市场形成的竞争效应。这种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两种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事实上，近年来，力求整合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为了一个前沿研究领域（Fujita，2005）。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等在两区域的框架下，加入了城市住房的地租作为分散力量，模型得到了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即当运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制造业会分散。陈良文（2008）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整合到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之中，结论显示，作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内部通勤成本和作为重要集聚力量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响。邓永新（2008）则基于新增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整合模型，提出了一个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概念模型，认为基于动态要素的比较优势和基于积聚经济的竞争优势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

另一个方面，新经济地理学的数理模型是比较复杂的，限制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力和可应用性（Duranton，2005）。为此，Duranton等（2005）提出了一个图形分析框架，整合了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和几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该分析框架具有简洁易懂的特点，并且极其有利于进行情景分析（Scenarios analysis），方便政策上的应用。为此，本文主要介绍这个分析框架。不同的是原文讨论了凸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情形，本文讨论凹的情形，并相对规范的对该分析框架略做扩展，以求促进数理上比较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及其在政策上的应用。

二、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模型中，引起经济集聚的微观机制各种各样，主要包括内部规模经济1 、中间投入品、基础设施共享、劳动力池匹配效应和知识外溢等。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则直接假定生产的外部性，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由于考虑的集聚机制不同，各种模型有所差异，但结果都是造成经济集聚，从而使人均产出为总就业人口的增函数。如果假定资本完全流动，土地完全不能流动，那么只需要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讨论上，通过让劳动力供需均衡进而确定产业规模等2 ，然后讨论作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因素（如环境、基础设施等）对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影响，进而理解区域如何对经济冲击做出响应。为此，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的分析框架围绕劳动力的工资展开。我们将这一分析工具称为C-D-O分析框架。

（一）劳动力需求

假定区域总产出为Y，总就业人口为N，人均产出为y，劳动力名义工资为w，那么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有（1）式：

有理由承认规模经济的存在，但是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随着规模的提升可能逐渐导致更高的管理成本，由于这里要讨论规模经济所以避免讨论这种成本会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但是将这一因素给与力所能及的考虑是必要的。为此，有理由相信尽管人均产出是总人口的增函数，但是递增的速率是下降的。采用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中的生产函数（2式）考察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凹凸性：

（3）式即给出了（1）式关于人均产出递增的证明，也表明人均产出关于总人口N的曲线是凹的。这表示，劳动力需求曲线、劳动力反需求曲线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3。所以用反需求曲线反映劳动力需求，得到（4）式。

但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由于运输成本存在“阀值”现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达到某个点，经济将完全集聚，否则按照原始的农民的分布状态分散），所以在用这个框架讨论新经济地理学时，必须区分不同运输成本条件下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并且由于“阀值”的原因，劳动力需求曲线可能是负的斜率。可以推论，在运输成本低的情形下，上述命题合适；在运输成本高的情形下，劳动力需求曲线斜率、凹凸性正好相反。

（二）区域拥（成本）挤效应

区域的拥挤效应反应了当地生活的成本，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的外部性。随着当地人口的上升，住房成本，通勤成本都可能增加。由于地租增加，本地制造业的消费品价格也可能增加。但是如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所指出的更大的市场（人口），也意味着更多供应多样化产品的产商，若消费者是多样化偏好的，在给定贸易成本的条件下，这会导致一个较低的价格指数。

1．城市经济学的考虑重点。在城市经济模型中，通勤费用、土地是重要要素，是经济参与者面临的成本因素。“房价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是城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上述基于劳动力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名义工资是人口数量增函数的结论。所以，我们假定拥挤成本是人口数量的增函数，并假定递增的速率递增 1。设成本为C，则这一命题由（5）式表示。

2．新经济地理学的考虑重点。新经济地理学不考虑地理上个体消费者的拥挤效应2 ，或者说这种个体的拥挤（集中）3 ，不仅没有坏处，反而将获得更多的多样化产品，降低价格指数，使个体获利。因此，这里的成本是随着总人口数的增加而下降的。但在低运输费用存在的条件下，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进一步假定，对于恒定的运输成本，成本的下降速率是人口总量的减函数。这一命题由（6）式表示。

（三）劳动力供给

假定劳动力供给是实际工资的增函数。沿用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反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则反劳动需求曲线为凸。这一命题由（7）式表示。

（四）均衡

简单起见，这里采用城市经济学框架内的方程来讨论均衡，用来说明该分析框架的应用。

（4）-（5）得到净工资曲线方程：

W（N）=w（N）-c（N）,W'（N）=w'（N）-c'（N）,W"（N）=w"（N）-c"（N）＜0 （8）

将（4）（5）（7）（8）的曲线描绘如图所示。

如图1所示，供给曲线与净工资曲线相交于F，E两点，其中F点是不稳定的均衡，E点是稳定均衡。通过E点，可以求得（城市）人口规模、名义工资、成本。

三、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应用

（一）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

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假定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资本与劳动总量固定且可以完美流动。初级土地要素使用的机会成本为0；经济中生产贸易品、住房和区位（site）三种产品。模型的结论是：①均衡时，所有的城市都是专业化的；②同样专业化的城市拥有同样的城市规模；③存在多产业类型时，均衡时每一专业化类型的城市规模都大于城市最优规模，但引入城市开发商后，所有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规模。

这里不妨假定存在两种类型的产业A、B，假定产业B有比产业A更高的规模经济，那么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某个城市必定只从事一个行业，因为假定它从事两个行业，人口的完美流动使均衡点必定在产业A与产业B名义工资曲线相交的k点1 ，但是此时劳动力从二者中的任一行业流向另一行业，都可以获得更高的名义工资，因此均衡是不稳定的,如图所示。

进一步假定，如果经济中只存在两类区域A，B，那么他们分别从事什么行业？亨德森的模型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人口流动将使得劳动在两类行业分布直到净工资相等2 ，均衡点为A1,B1,在这种情况下，分别专业化从事产业A，B的两类城市规模都相对净工资曲线上的最大工资点3来说过大了，如图所示。

现在引入大者（政府，开发商）来创造城市。对于者来说最优的策略是创造一个能达到净工资曲线最高点的新城，然后征收该点与市场工资点之间的差额。这样，在人口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人口从旧的城市流向新的城市，旧的城市规模下降，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城市规模。同时，者优先选择能产生相对更高净工资点的产业（产业2）创建新城，这意味着该类产业的产品供给增加，从而使得产品价格相对拥有较低最高净工资点产业（产业1）的产品价格更低，使得两类产业的净工资曲线发生相对移动，直到最后净工资都处于最高点且在产业间相等，均衡为A2,B2点，如图2所示。

（二）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

中心模型假定存在东部（本地，home）和西部(其他，foreign)两个区域，劳动力可以完全流动，存在多样化偏好，存在产商层次的规模经济，制成品有冰山运输成本，农业人口均匀分布且不能流动。给定这些假定，克鲁格曼模型得出较低的运输成本、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占支出的份额或较大的规模经济（三者的某种组合）将产生中心-结构，反之则出现对称的均衡。

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存在集聚和分散两种作用过程。可以直观的理解，对于代表性区域，当处于集聚情形时，名义工资随总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处于分散过程时，名义工资必定随总人口的增加而下降。从模型中的机理看，这两种作用分别对应本地市场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哪种效应处于主导地位。给定消费者的替代弹性和工业制品占支出的份额，这两种效应力量的对比取决于运输成本的大小。随着运输成本下降，这两种效应都减弱。但是Baldwin等（2003）证明了市场拥挤效应减弱程度更大(杨海余等，2004)。这表示，运输费用较低时，本地市场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相比，处于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增函数。反过来，当运输费用较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增加的程度更大，市场拥挤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减函数。进一步考虑名义工资与运输费用的关系，当本地人口较少时（这表示制造业人口较少，因为农民均匀分布）意味着本地厂商较少，同时由于运输费用高使得本地产商面临的外部竞争小，企业索要一个更高的价格，促使本地名义工资高；而当运输成本低的时候，本地就面临外部大量的产品竞争压力，促使本地名义工资下降。因此，本地人口少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增函数。同理，可以证明本地人口多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减函数。在C-D-O分析框架中的区域拥挤效应部分已经指出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生活成本是总人口数的减函数，但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

图3反应了上述结论。其中E点是均衡点，此时制造业均匀分布；K点不是稳定均衡点，制造业将或者全部集中到E1点，或者全部集中到E2点，达到均衡。

（三）资源环境指向、技术冲击与新城开发、城市规模调整

在亨德城市体系模型中，城市在哪里出现是不确定的。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模型未考虑空间差异。在现实的经济中，地区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条件是有差异的，从产业层次看存在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这也是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不同城市区域存在的原因。由于有限的自然景观资源、矿产资源等在区域上的不连续分布，或者即使是连续分布，也由于开发时序与强度的不一致而导致了实际上的不连续，进而使得特定的产业在空间上进行不连续的调整。假定现实世界分为已开发区域与未开发区域，空间特性能够带来产业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那么经济会如何调整？

考虑某个地区，不妨设为沿海未开发地区，该地区由于未开发和沿海区位两个因素与已开发地区相比具有更好的自然景观和资源条件（由于运输优势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利用全球资源）。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假定，进一步设B产业（如重工业）对上述的资源环境因素高度敏感。由于开发政策的实行，经济中新增加了该地区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设为Bn），并与大量的所有其他地区相比更高，如图4（a）所示。但是，现在该地区并不能必然被开发，因为在人口到达No之前，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低于其他地区。若人口达到No，则大量的其他地区的人口将自发的流入该地区，该地区将具有内生的增长能力，直到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与所有其他地区相等，实现短期的均衡1 ,如图4（c）所示。长期而言，由于该地区的差异性，不能被新的城市开发商创造，最终该地区的城市规模将大于最优的城市规模，但所有其他地区能实现最优的城市规模，并且所有地区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长期均衡，如下图4（d）所示。

从上述经济调整的分析中，能够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一个新区即使是从事自己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必须有一个最小的投资（补贴）规模；在完成最小投资（补贴）规模后，新区的规模经济效益才能足够使城市实现内生发展。最小投资（补贴）规模由（1）式给出，同时满足（2）式。其中Wc为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为常数；W(N)-c(N)为新区拥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产业的实际工资。

上面讨论的是地区差异的情形，是一个城市群内城市间的调整问题。那里由于假定了城市区域无限大量，所以现有的城市面对这种冲击做出的调整很少。放松这个假定，一个直观的结论就是由于资源环境要素在地理上的变动导致了城市产业人口向新区的迁移。但是，对于一个既定的城市群内的某个城市区域，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会如何做出调整呢？下面考虑技术冲击的情形。

假定在现有的城市框架下，B产业经历了一个正的技术冲击，从而使得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上移。现在可将图4中“新地区B产业名义工资曲线”看成是“技术冲击条件下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其他对应曲线做类似处理。由于经济的总人口不变，所以从事A产业的城市产业人口流向从事B产业的城市，直到两类城市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短期均衡，最终走向长期均衡，皆能达到最优的城市规模。与技术冲击前相比，技术冲击后，从事A产业的城市变小，从事B产业的城市变大，但是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都上升了。这表示，哪怕是不是从事经历正向技术冲击产业的城市，也能从该产业技术冲击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即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成本是城市人口的下降。

进一步放松上述关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假定，假设劳动力不完全流动，从而劳动力供给曲线就变成了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此时城市的规模与标准的亨德森模型相比可能偏小，外部正向的技术冲击不仅提高整体人口的实际工资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城市规模更大而趋向于更为合理，如图4（e）所示。若实行城市规模管制政策，如控制人口规模为图4（e）中的L点，此时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造成福利损失D由（3）式给出，无证人口的流入有利于城市整体福利的改进。

（四）交易成本、价值链分工与城市功能演化

不管是城市经济学中的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还是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模型，企业是一个完整的单元。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总部经济、制造基地等事实表明，企业的组织在空间上可能是分化的。Duranton和Puga(2005)建立了一个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这实质是一个中间投入品为特征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Krugman等（1995），Venables（1996）较早的研究了这类模型。

假定企业的价值链分为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两个环节之间的产品互为投入品，皆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假定从行业层次讲商业服务比生产制造的规模经济性更强），那么企业就面临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还是集中布局的决策。若布局在一起，好处是节省了交易成本，坏处是布局在一起共同拉高了生活成本（比如造成拥挤，即两个环节之间存在负的外部性）；若分散布局，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规模经济，坏处是存在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是基础设施、通讯技术等参数的函数。考虑极端的情况，在极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对各环节而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布局比布局在一起显然会有更高的名义工资曲线；反之，有更低的名义工资曲线。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字符假定，并对各情形下的名义工资曲线编号，在考虑了拥挤的成本效应后，得到了对应的实际工资曲线。短期均衡如图5所示。

三个结论如下：①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城市规模不断扩大。②在高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小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在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大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③同等交易成本条件下，由于规模经济的假定，商业服务型（或称总部经济型）的城市规模大于生产制造型的城市规模。

现在考虑另一情况，假定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的产品并不是互为投入的，而只是生产制造环节需要商业服务环节的投入，那么交易成本只计入生产制造环节。设想初始经济的状况，由于高的交易成本，那么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与商业服务环节布局在一起形成一体化型的城市。长期而言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直到下降到某一程度，专业化建设城市就构成了城市管理者最优选择，将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迁到新生的专业化的城市（或郊区）就是有利可图的，则原有的城市逐渐转向提供商业服务的城市。这个过程可能表现为城市的郊区化、去工业化和更多新的工业城市的创建。

（五）贸易开放与城市群内部差异和规模调整

3.4节交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贸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但是，那里是一种投入产出层次上的贸易成本，而不是最终商品贸易成本，采用的模型是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下面采用新经济地理模型探讨商品贸易成本变化时城市结构的调整问题，首先讨论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再考虑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沿用3.2节“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讨论中的基本假设，进一步加入城市经济学别关注的不可流动并且有限供给的土地因素，可以将土地作为投入要素也可以作为生活的成本要素。为了讨论方便不妨假定土地为生活成本的影响要素，且其贡献的成本为人口的增函数，从而该因素构成了经济的又一个分散力量，用曲线c(N)表示，如图6（b）。此时，经济的总成本因素就由图6（b）中的两类曲线合成为钟型曲线，如图6（c）所示。

加入土地等拥挤因素后，城市间的调整与经典的中心理论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在城市间贸易成本极高的时候，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的均衡；随着贸易成本一定程度的下降，对称的均衡不再稳定，在K1或者K2达到非对称的稳定均衡，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的制造业，但其中一个占有的份额更大；最后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均衡,如图6（d）。总结这个结论是：随着城市群内城市间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间经济差异先增加后下降，显示出一个倒U型的过程。这与Krugman，Venables（1995）建立的模型结论类似。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不妨考虑三区域的情形：东部、西部、国外。假定东部与西部的贸易为城市群区域内的贸易，劳动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商品贸易成本为固定为T；东部、西部与国外的贸易成本分别为T1,T2。

先考虑T1= T2时的情形。显然，相比T1,T2低的情形，在T1,T2较高时，企业的主要市场是国内，劳动力在东西部间的流动有更强的后向关联效应。此时。企业必定在东西部间非对称的积聚，类似于上图中K1或者K2均衡点时的情形。因为如果对外贸易成本高时显对称积聚，那么就不能得出在对外贸易成本低时更加均衡分布的结论，这与不同对外贸易成本条件下后向关联效应不同的前提相抵触。现在，让T1,T2足够降低，此时东西部就是外向型的地区，东西部间劳动力流动所能带来的后向关联效应很弱，等价于积聚力量减弱。此时，巨大的人口带来的土地拥挤成本使得非均衡分布的城市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变化。对这种情形一个直观的理解是：当T1,T2降低时，东西部的产品出口国外，对东西部而言如果分别将彼此看成国外，则相当于东西部互相之间的贸易成本T降低，东（西）部出口产品到西（东）部，类似于上图中E＇均衡点时的情形。这个过程的结论是：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之间的差异缩小。

再考虑T1与T2不相等的情形，不妨假设T1逐渐下降。此时，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可以将更多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西部地区劳动流向东部地区带来的竞争效应减弱，并且由于进口产品也更加便宜，制成品价格指数降低，两方面的影响使得东部地区的实际工资曲线上移。均衡的结果是，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城市规模增大，如图6(e)所示。这个过程的结论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与外部贸易成本更低的地区规模更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介绍了整合新经济地理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C-D-O分析框架。该框架由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提出，以劳动供给与需求为核心，是一个简单的供需分析，但是能够重现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结论，并且可以延伸到诸如贸易成本、资源环境等变量的考察上，显示出了很强的理论兼容性和解释力，有利于相关理论的传播和在政策上的应用。

然而，尽管C-D-O分析框架是一个易于应用的分析工具，但是从理论的严谨性讲，却是不足的。因此，建立规范的数理模型，整合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仍然十分必要。如果有一系列这样规范的数理模型，那么使用C-D-O分析框架将更加令人信服。这是以后的一个研究方向。当然，本文的C-D-O分析框架对相关数理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参考文献

[1]Combes, Duranton,Overman.2005.Agglomer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Spatial Economy（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4(3):311-349.

[2]Dixit AK.Stiglitz JE.1977.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297-308.

[3]Masahisa Fujita, Tomoya Mori.2005. Frontier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4(3):377-405.

[4]J. V. Henderson .1974.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4): 640-656.

[5]Krugman PR.1991.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y 99:484-499.

[6]Krugman P, Venables A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4): 857-880.

[7]Yasusada Murata, Thisse.2005.A simple Model of Economic Geography.àla Helpman-Tabuchi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8: 137-155.

[8]Neary，P．2001. of Hype and Hyperbolas: Introducing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2)：536-561．

[9]Venables, A. J.1996. Equ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 ries (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7: 341-359.

[10]Tabuchi, Takatoshi.1998.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A Synthesis of Alonso and Krugma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4(3):333-351 .

[11]陈良文，杨开忠.集聚与分散: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整合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8（1）：53-68.

[12]邓永新.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研究--要素结构、集聚经济和产业的视角（D）.北京：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第5篇：城市规模理论范文

关键词：城市宜居规模 长三角地区 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219-04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城市规模正在不断扩大。然而，城市病频繁爆发，居民生活质量日益下降。欧洲太空总署公布的卫星数据显示，北京汽车废气污染一度较为严重，拥堵使北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废气污染沉积中心”。深圳市在建市不到30年的时间，人口总数已经从几十万迅速增长到2009年底的1200多万(其中流动人口占85%)，迅速步入全球超大城市的行列，人口密度位居全球第五、全国第一。与此同时多条河流已经被严重污染，土地资源严重紧张,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糟糕的空气质量、拥堵的交通状况、令人头痛的住房问题，还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城市规模的不断膨胀带来的似乎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日益下降。如何应对城市病频发的困境，分析影响城市宜居状况的主要因素，找到城市宜居规模是一个我们急需破解的难题。

城市科学发展的前提是以人为本，因而城市的宜居性是影响城市规模的极为重要的属性。在研究城市宜居规模前，首先要明确城市规模的概念，城市规模是指城市地域空间内聚集的人口、物质、经济要素在数量和层次上的差异，是用以衡量城市大小的数量概念，包括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用地规模、经济规模三种指标。其中人口规模指城市人口的数量，是最常用的指标，一般用市区非农人口数量表示。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经济理性人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不论高端人才还是体力劳动者，都更倾向于选择宜居效用最大的城市生活，会在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安全卫生、商业繁荣、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集聚，这些吸引力带来人口的流动将会极大的改变这些城市的规模，最后形成的这个适宜人民居住的城市规模就是宜居规模。

如何衡量城市的宜居性，WHO提出了安全性（safety）、健康性（health）、便利性（convenience）、舒适性（amenity）的居住环境基本理念，这也成为宜居城市评价的重要依据。2007年，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单位牵头完成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验收。根据该标准，可从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综合评价七大项来评价一个城市的宜居程度，综合宜居指数在80以上，就可称之为“宜居城市”。

为了考察宜居和城市规模的关系，本文选取我国长三角地区的16个城市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试图通过分析回答以下实际问题：什么样的城市规模最适宜人居？如何改善一个地区的宜居水平，提高一个城市的宜居规模？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下阶段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对宜居和城市规模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Howard（1902）提出的田园都市理论，他提出的最小成本理论被认为是早期最佳的城市规模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最佳城市规模是成本的函数，而实证中心城市的最优规模是5.8万人，而的“田园城市”的人口最优规模是3.2万人。后来，以米尔斯（1967）、阿隆索（1970）为代表城市规模研究主要的基于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城市成本―收益分析逐渐成为研究城市规模问题最普遍的一种方法。Henderson（2005）以中国200多个城市为样本，建模估计了城市集聚的净效益。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集聚效应非常高，中小城市的规模只要上升一点，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明显的增加；即使城市规模到达顶点时，集聚的净效益才会缓慢的下降。

但成本收益角度的研究并不是唯一视角，因为这些研究只以城市为主体，并没有考虑到居民对于城市宜居的感受和城市运行的效率。当然，外国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York（1986）通过对中国城市化及城市规模的研究，分析了中国各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和宜居性的关系。他指出，外向型的大中沿海城市具有较高的经济水平发展，但并非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即宜居性。但他的研究只是描述性的，并没有深入。国内的研究也很有限，李文宇（2011）对我国26个省会城市规模与宜居程度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我国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是以宜居程度下降为代价的，同时也产生了拥挤效应。李虹颖，张安明（2010）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重庆市主城九区的城市经济水平、城市环境状况、城市居住状况、城市保障状况以及生活便捷程度等方面对其宜居性进行评价与分析, 认为重庆市城市宜居性主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城市规模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孙浦阳（2010）从“城市宜居最优化”的角度来分析城市最优规模问题，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教育、通讯，交通、环境等9个方面的因素进行评估，得出我国城镇人口增加将增加城市的宜居水平。

二、指标选取

（一）宜居因素

参考前文对宜居的定义和指标设置，本文认为对长三角地区的城市而言，交通状况、环境状况、经济富裕状况和科教文卫事业的水平都是影响城市宜居规模的重要因素。

1.交通状况。现代城市的发展和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城市内外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发达程度。交通状况的好坏决定了城市以物流、人流、信息流为主要标志的内外部市场容量和市场结构，城市的内外部市场容量和结构又决定其要素和产业的聚集，从而决定着城市的规模。我们发现许多特大城市都存在着极高的拥堵成本，即便耗费巨资拓宽街道，修筑地铁和轻轨等轨道交通设施，甚至使用车辆限行和限购等行政措施，但城市交通始终无法得到改善，其原因在于，城市人口超过一定规模，边际城市交通渠道投资对城市交通通达性呈递减趋势。

2.环境状况。一方面，优美的环境本身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人们更倾向于在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地方定居。风景名胜也将吸引成千上万游客的到来，这将给城市的消费和经济带来巨大的帮助，创造许多就业岗位，从而为城市规模增长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城市环境容量限制着城市规模发展，当达到城市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最大负荷量，即城市自然环境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的极限时，污染物排放就会造成城市生态系统的恶化。因而需要一个合理的城市规模保障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经济富裕状况。经济富裕状况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包括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岗位数，人均住宅面积等指标。有些地方GDP很高，但是居民并不富裕，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并不高，这样的富裕就不是宜居意义上的富裕。居民富裕状况更多的取决于人均收入状况，例如长三角地区的物价水平接近，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的生活满足感和幸福度也就相对更高。此外，产业结构对一个地方的经济模式和居民生活方式拥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4.科教文卫状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有科技优势或科技水平发展迅速的城市可以吸引高素质人才的集聚，居民也会在科技的应用中得到快乐和方便。教育则是当下家长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调查显示，在家庭的意愿支出中，排第一位的就是子女教育支出，可见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文化事业涵盖的领域很广，包括新闻媒体，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电影院等公共设施，随着人们水平的提高，市民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影响到注重生活品位的市民宜居感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老龄化进程加快，卫生服务需求不断提高。一个城市是否拥有适应人民健康需求、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否能满足当地的医疗卫生需求，成为影响城市宜居性的一大因素。总之，科教文卫体事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也是一个城市是否有吸引力，是否宜居的重要指标。

（二）宜居影响因子

基于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依据2.1中的分析，结合长三角地区的实际，从宜居视角出发，本文选取了影响长三角地区城市宜居规模10个指标，编号及对应指标设置如下表1：

三、宜居城市的因子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方法

虽然采取多指标评价体系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长三角各城市的宜居水平，克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但是多个指标之间可能存在高度相关及信息重复。而因子分析法可以使用较少的因子综合反映和描述多个指标之间的联系，它将相关性较高的指标转化成一个因子，通过较少的因子就能反映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息，同时能掌握影响因子得分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将通过构建因子得分模型，综合分析和评价长三角16个城市的宜居水平。

本文通过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和200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数据量纲不一致，所以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求得数据相关系数矩阵（表2）。

（二）因子选取

由相关系数矩阵可知，部分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同时进行KMO检验发现，KMO=0.86>0.8，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而可求得因子特征值和贡献度表，以及因子载荷矩阵表。由于初始载荷矩阵结构较复杂，各因子的代表变量不明显，导致因子难以命名和解释，所以本文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以简化因子载荷结构，使之易于分析。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前3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84.44%＞80%，这说明这三个公因子可以基本反映样本的大部分信息，因此可以用这3个因子代替原来的10个指标进行分析，这使得对城市宜居性的综合评价得以简化。对上表进行旋转之后，得表4：

由表4可知，第一个因子中人均绿地面积（X2）、煤气天然气用户比（X4）、职工平均工资（X5）、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10）的载荷较大，而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第一个公共因子可以命名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第二个因子中人均教育经费支出（X1）、人均医院床位数（X6）、互联网用户数占比（X7）的载荷较大，而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因此第二个公共因子可以命名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第三个公共因子中人均铺装道路面积（X3）、人均房地产投资额（X9）的载荷较大，而这两个指标主要反映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因此第三主成分可以命名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状况”。即公共因子1、2、3分别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状况”

（三）因子评分

下面将计算各主因子得分，并以各自贡献率为权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城市的工业经济效益综合得分及排名。根据表3，得到因子得分模型：

Fj=αiXi+εi,i=1……14（1）

同时可得综合得分函数：

F=0.45*F1+0.36*F2+0.19*F3（2）

依据综合得分函数，对长三角16市的三个主成分进行因子评分，并计算总得分排名，结果表略。

由有关数据可知：1.长三角16个城市中，宜居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其次分别是南京、苏州、无锡与杭州。上海作为宜居城市的主要优势是其发达的经济水平，包括较高的城市职工平均工资、良好的能源消费结构、良好的三次产业结构、较高的人均城市绿地面积。此外，上海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也非常优秀，仅次于杭州与苏州，其原因在于上海的人均医院床位数、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和互联网用户数占比都是16个城市中最好的。而上海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状况并不好，显示上海在人均铺装道路、人均住宅投资方面并不突出，这也说明上海有限的“硬件设施”成为了限制上海宜居水平或人口进一步增加的主要因素。南京城市宜居水平较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较高的职工平均工资、良好的产业结构，苏州和无锡则主要依赖于良好的城市公共服务以及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杭州的最大优势也在于城市公共服务。

2.长三角16个城市中，宜居水平最低的是南通，其次是台州、湖州、扬州和泰州等。虽然南通在第二公共因子“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表现尚可，但是其在第一、第三因子得分都最为落后，这显示限制南通宜居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且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备。而台州、湖州这两个浙江城市宜居水平的主要短板在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落后，扬州和泰州则表现出与南通类似的特征，这也显示了浙江与江苏两省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浙江更加注重民间与资本的力量，而江苏则更多体现了政府的推动力。

3.分项来看，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优势较为明显的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无锡、舟山等；在城市公共服务方面优势明显的城市包括杭州、苏州、上海和宁波；而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排名靠前的城市则是苏州、无锡、南京和绍兴。而保持这些优势，补足自身短板是城市宜居规模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综合评价分析

1.城市宜居规模和效率分析。为探究不同规模城市的规模效率如何，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如何,本文选择了7个指标来反映不同规模的城市资本、土地、劳动力的利用情况,进而体现出城市宜居规模。反映投入产出效率的指标有：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产出；反映土地利用状况的指标有人均建成区土地面积和土地产出效率；反映劳动力利用状况的是就业人口比重和职工平均工资。人口规模根据长三角地区实际，划分为四个等级，即0~100万人，100~200万人，200~300万人，300万人以上。各指标的计算结果表略。

由有关数据可知：在人均GDP方面，大规模城市产出水平相对较高，其中人口在200~300万的城市人均GDP最高。投入产出的效率方面，规模越大城市一般单位投资的产出更高，这可能是由于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更强造成的。在就业方面，人口规模大于300万的大城市的就业人口比重最大，职工的平均工资也最高，大于100万的三个等级的城市出现了约1000元的收入差，说明在规模越大的城市，收入水平越高，这也是人们涌入大城市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在土地产出效率方面的差别却很大，规模大于300万和规模在200~300万的城市的效率分别是200万以下城市的三倍和两倍，说明大于200万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更高。

结合3因子评分的结果，我们发现，长三角16个城市中，宜居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其次分别是南京、苏州、无锡与杭州。这五个宜居水平最高的城市，恰好是城市规模相对较大的城市，除上海外，其余四个城市的人口水平介于200~500万之间。这样的城市规模能够支持较高的产出水平，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就业与工资，在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方面也有一定优势。同时，宜居水平相对较低的南通、台州、湖州、扬州和泰州等城市，人口规模主要集中在100~200万人之间。限制这些城市宜居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备及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落后，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导致现有的城市规模无法最有效的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宜居性有待提高。

综合而言，我们发现200万人是长三角效率提升的一个门槛人口，大于200万人口的城市一般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宜居性也更强，人民生活的舒适度满意度高。因而在实践中，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努力迈上200万人这一门槛，以便进入高效发展的快车道，提升宜居水平，寻找到适合城市最有发展的宜居规模。

2.综合评价。本文将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分成了三个方面，并通过因子得分模型对宜居规模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在其现有规模的宜居性方面，各有优劣。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和杭州等城市的宜居水平较高，说明在现有条件下，这些城市的规模基本符合居民的宜居需要。本章分析结果和其他一些机构的研究虽然选取指标的角度不同，但结果基本相近。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选出的2009年十大宜居城市中，苏州排名第二，宁波排名第五名，且两地在该会的评选中连续多年名列前茅。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住房绿皮书《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09-2010）》综合各地的经济情况、房地产发展情况以及具体地理位置，得出了居住环境前10名城市中，上海、杭州也榜上有名。

虽然我们找出了这一地区基于现有规模的宜居城市，但要指出的是，这些宜居城市在某个主成分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例如上海由于人口规模较大，导致其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虽然在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增加了居民的宜居感，但仍面临着一定的人口规模过大而导致的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从更纯粹意义上的宜居看，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状况是与城市规模相关更为紧密的主成分，也更贴近居民的生活感受。在一定时期内，道路、医院、图书馆、学校等的数量不会急剧变化，而人口的快速增加则会降低人均拥有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这两项仅有苏州和无锡的得分均为正值，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的规模最为符合长三角地区的宜居规模，巧合的是，苏州和无锡的市辖区非农人口数均在230~240万人这个区间，这个区间应该就是除去上海这个中心城市外，同类城市宜居规模的一个标准值。

如果一个城市提高了其公共服务提供水平，改善了基础设施状况，他们就能拥有一个更大的宜居规模。而且如苏州这样的城市，仍需要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上面下功夫，提高城市居民的整体宜居感。这个评价只代表当前的状况，随着时间的变化，评价的结果也将有所变化。但从宜居的视角寻找合理的城市规模，分析其中影响要素，却为现有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一个贴近民生的新思路。

五、政策含义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城市宜居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效率密切相关。如何在宜居的前提下提高小城市规模，这需要加快长三角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积极促进生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比重。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减轻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使城市成为一个高效宜居的场所。

2.控制城市蔓延，实现精明增长。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展似乎也无法避免，如何达到或保持宜居规模，关键在于城市规模如何增长。要改变城市规模的粗放式增长，防止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大，就要确立城市精明增长的概念，严格控制城市蔓延，合理引导城市增长。所谓精明增长，就是在节约土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城市存量空间，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对废弃和污染的工业用地重新开发，密集组团，尽量拉近生活和就业单元距离。要实现精明增长，就要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通过科学的规划平衡资源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设置城市成长边界，对绿地，农田和敏感区域保护。

3.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要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一方面要提高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量，另一方面，还要提高公共设施的可达性，促进公交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仅要满足当前城市规模的需要，还要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超前性。要注意不同城市间基础设施的衔接与合作，还要加强长三角与其周边区域重要交通通道的衔接。科教文卫事业一直是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的主业，城市政府要重视这些与民生相关的行业，促进其和谐发展，改变对城市GDP的过分追求，合理分配财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此外，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政府也需要实现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着力将长三角地区造成文化底蕴深厚、国际化环境较好的世界宜居区域。

4.疏堵结合，补足短板是大城市病的药方。如何解决本文绪论中提到的城市病问题，一方面要解决城市自身存在的问题，例如上海要努力补足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短板，改善城市交通和住房状况，提高城市的宜居属性。另一方面，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要构建政府规划、市场调控、信息共享的外来人口管理体系，减少人口盲目流动对城市经济和稳定带来的冲击。通过合理规划进行疏导，通过发展超大城市周围次一级城市，建设卫星城和开发区有效疏导城市中心区的人流，从而减轻超大城市的压力。只有解决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多个合理城市群体系，才能有效减轻个别超大城市的膨胀压力。

[注：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产出=GDP/固定资产投资，土地产出效率=GDP/土地面积。资料来源：中经网数据库和200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1.George C.S.Lin.The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of Chinese cities:a contextual and geographic analysis[J].Cities.Vol.19，No.5,p.299~316,2002

2.Mills E S.An aggregative mode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 metropolitan are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1:197-210,1967

3.Alonso W,Location and land us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4.Alonso W.The Economics of Urban Size[J],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26,678,1971

5.Henderson J.V.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4，pp.640-656.2,2005

6.York W.Bradshaw and Elvis Fraser.City Size,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Quality of Life in China: New Empirical Evidenc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No.6(Dec.,1989),pp.986-1003

7.孙浦阳，武力超.城市的最优发展规模:基于宜居视角的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0（7）

8.李文宇.我国中心城市规模与宜居程度关系研究:基于26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西部论坛，2011（1）

9.李虹颖，张安明.宜居城市的主成分分析与评价：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0（24）

10.薛薇.SPSS统计分析方法和应用[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第6篇：城市规模理论范文

【关键词】核心—边缘理论；空间结构；整合研究；黄河三角洲

空间结构的研究是旅游规划研究领域的热点，也是旅游学中研究的重要话题。空间结构的研究几乎都离不开城市或旅游城市。现代系统论的观点认为，旅游城市空间结构对城市旅游业的进步和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对城市旅游空间结构优化整合方面的研究基础上，运用核心-边缘理论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城市旅游进行整合优化研究，深入挖掘城市旅游空间整合的手段，尽可能地促使城市旅游空间结构在短时期内发生变动，最终使旅游城市空间结构向有序化方向发展。

一、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1）国内外研究。国外旅游空间结构始于20世纪60年代，国内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空间相互作用研究、空间组织形态研究、旅游流研究以及旅游资源的研究。而运用核心边缘理论研究的学者如：Jundgren、Hills两人都强调了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程度。Weaver通过核心-边缘理论的模型对安提瓜、巴布达群岛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内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有：李炳宽（2009）、方世敏（2012）对城市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研究，张敏（2012）空间结构模式研究；另外，还有运用各种理论对空间结构进行深入研究的，如高楠（2012）、李红波（2011）运用点—轴理论阐述了空间结构；王佳（2011）的共生理论；尚雪梅（2010）的社会网络理论；王思琪（2012）、庞闻（2012）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对推进空间结构的优化、整合、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该理论的整体结构。（2）小结。1966年，弗里德曼（Friedman）在他写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研究经济空间结构模式的理论：区域的发展需要创新，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核心地带，我们称为“核心区”，而其他相关的地区地带我们称之为“边缘区”；核心区处于统治地位，处于前沿地段，边缘区的发展依赖于核心区的带动，两者的关系也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和调整。核心-边缘理论在研究旅游空间结构整合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黄河三角洲位于山东省，包括德州、滨州、东营、烟台、潍坊和淄博等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也是全国最年青的湿地生态系统，湿地约4500平方千米。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面积5450平方公里。黄河三角洲地区1992年就成为国家自然保护区。东营市是黄河三角洲主体城市，其海岸线长350平方千米，占全省的1/10。黄河三角洲独特的自然环境吸引着众多的植物和生物，矿产资源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价值，特别是油气资源。总之，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土地资源、海洋资源、生物资源都很丰富；交通也是四通八达的。黄河三角洲地区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12处、5A景区1家、4A景区3家、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6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358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本文以2005～2010年旅游人数作为研究黄河三角洲城市旅游空间结构变化的基础数据来分析。研究过程中的数据来源于山东省旅游政务网、山东旅游网、《山东统计年鉴》、山东旅游统计网上政务综合平台、山东统计信息网等。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旅游结构及其演变规律基本上都采用城市地理学上的这两种方法，而实践证明这两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效果非常显著。

1.首位分布方法。马克杰斐逊在1939年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规模差距，比其它相邻位次城市的差距大得异乎寻常，这已经构成一种规模。称为城市首位律。城市首位度：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比，反映该国该地区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聚程度。城市首位分布是指城市规模分布中首位度比较大的城市分布，称为城市首位分布。总的来说，城市首位度的高低与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本文是通过运用黄河三角洲地区六个主要城市2005～2010年的入境旅游人次，基于城市首位分布理论，分析黄河三角洲地区入境旅游发展空间的不均衡度，其公式为：S=P1/P2，式（1）。公式中的P1、P2分别是旅游规模第一位的城市入境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规模第二位的城市入境旅游接待人次，而S表示旅游规模首位度，这里的旅游规模用的是黄河三角洲地区以六个主要城市入境旅游接待人次来说明，以此来证明黄河三角洲地区各城市的入境旅游业的发展的总体水平。

2.位序-规模法。奥尔巴克（FAerbach）在1913年发现了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需要城市规模和城市规模为序的关系来界定。并从美国的城市人口资料和5个国家分析得出公式：其中Pi是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城市的人口数；Ri是第i位城市为序；K是常数。后来经过罗卡特、辛格、捷夫等人对公式做了如下改变：PiRiq=K，对此公式分别取10为底数，可转换为下面的公式：lgPi=lgK-qlgRi，式（2）。将公式（2）放到旅游区域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中，令P为城市规模，R为城市按旅游规模排序后的位次，K、q为常数。然后对城市规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q|>1，说明城市旅游空间分布不均衡，首位分布显著；|q|

3.影响制约因素分析。第一，资源禀赋度是通过资源优势来反映的，我们可以利用下面的公式（式3）来评价旅游资源禀赋的黄河三角洲地区之间的差异。本文以2009年黄河三角洲各城市入境旅游接待量为例，代表入境旅游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资源优势度、旅游接待能力等相关因素，利用SPSS12.0进行相关分析，来研究黄河三角洲地区相关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空间各影响因素与结构差异与之间的联系。Rj=■L■N■，式（3）。在该公式中R代表城市的资源优势度，Li代表不同资源的权重，本文的1A、2A、3A、4A、5A级旅游景区（点）分别赋1、3、5、7、9分；代表j城市拥有1A到5A级景区（点）个数。第二，我们也可以用搜集现成的数据来分析黄河三角洲入境旅游人次的影响因素，这种调查分析法：比较直观、直接、更形象、通俗易懂。所以本文采取此方法来分析。

三、黄河三角洲地区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分析

1.根据核心-边缘理论分析。随着区域入境旅游业的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区域空间结构分为初期水平均衡、空间核心集聚、空间边缘扩散和空间高度均衡等4个阶段，并呈现出聚集形、扩散形、离散形和均衡形等空间结构形态。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几个城市，呈现出的发展态势不一样：有的发展比较快速，有的发展比较慢，其原因很多，但绝大多数都与该地区的资源禀赋、环境条件、地理位置、可进入性、旅游设备设施状况等因素有关。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入境旅游业受其可进入性、环境条件、资源丰富状况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根据入境旅游人次的多少进行排序，依据公式（1）计算出黄河三角洲的城市入境旅游规模首位度（表1）：

表1 黄河三角洲城市旅游首位度变化

从中可以看出：（1）黄河三角洲入境旅游首位分布大体上比较均衡。黄河三角洲入境旅游城市首位度的，充分各项指标充分显示出空间结构形态以集聚型为主要方面，黄河三角洲入境旅游空间结构的核心作用及其明显。从首位度变化表上来看，2005年的首位度相对比较低，变化不大，但2006～2007黄河三角洲地区的首位度急剧增加，幅度比较大，2008～2010黄河三角洲地区的首位度有所下降，但这三年趋于均衡。总体上黄河三角洲还是处于入境旅游发展的核心区域。2010年烟台市的入境旅游人数占全省的17.74，入境旅游收入占全省的21.2%，另外，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东营市、潍坊市、淄博市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黄河三角洲地区这种入境旅游首位度状况短期内还是处于均衡。我们应该积极发挥主要城市的带头作用。（2）黄河三角洲地区入境旅游首位度分布不断减弱，后来渐渐平稳。2005～2007年，黄河三角洲地区入境旅游首位度分布呈现出平稳态势但总体上说明黄河三角洲地区发展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极化作用显著。2008～2011年每年增长的幅度在2左右，说明黄河三角洲的其他城市如：滨州、德州等地区的发展态势开始好转，黄河三角洲各城市扩散作用不断增强。

表2 2005～2010年黄河三角洲入境旅游城市位序规模回归分析

2.位序-规模法则。核心-边缘理论的位序-规模法则来分析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入境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空间形态基本上可分为离散型、集聚型、扩散型和均衡型。如表（2）：

通过上图表及数字模型显示：黄河三角洲地区入境旅游空间结构呈现出集聚均衡的特点。黄河三角洲东部地区的烟台市是经济强市，旅游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是沿海城市，知名度高，特别是入境旅游的吸引力强，这样就分别形成了核心区和边缘区，两者的关系互相依赖、互相联系，密不可分。但核心区起到了带动作用，边缘区依赖性比较显著。

3.核心-边缘结构形成的影响机制分析。通过位序-规模分析，验证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入境旅游空间结构是以东营、滨州为核心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核心区的作用，分析影响核心区的关键因素，有利于带动边缘地区，也为边缘区域和其他类似的城市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提高黄河三角洲各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突显。以2009年的相关数据为例，通过对黄河三角洲入境旅游收入与资源优势度、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旅游接待能力（星级饭店数）等利用搜集的相关数据来分析，探讨影响黄河三角洲区域的入境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1）资源禀赋度。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是说明该地区旅游业发达的关键性因素，是吸引旅游者的核心所在，是影响入境旅游收入的重要因素。2012年各市实现旅游总收入4519.7亿元，比上年增长21.0%。其中，入境旅游收入29.2亿美元，增长14.6%。A级旅游景区达583家，新评66家。其中，5A级景区7家，新评2家；4A级景区145家，新评19家。省级旅游度假区27家，新评1家。其中以核心城市东营市为例：共有2A级以上景区23家，4A景区1家，3A景区9家，旅行社116家，出境组团社9家，星级饭店29家：其中五星2家，四星4家，全年接待游客779.2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5684亿元，国内收入54.2亿元。住宿业和餐饮业359家。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黄河三角洲核心城市-东营的资源优势。（2）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而影响该地区的经济效益。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效益就越好，相反，经济效益就差。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提高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样才能带动该地区旅游行业的稳步发展。其中核心城市东营市实现2012年全年总产值2676.35亿元，第三产业（旅游业）增加值662.36亿元。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上涨势头。（3）城市规模和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规模的大小也是影响城市发展层次的因素。城市第三产业的比重直接影响到城市规模和城市化发展水平。黄河三角洲区域的入境旅游空间结构与第三产业比重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核心-边缘区的都必须优化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为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入境旅游业迅速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4）交通状况。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可达性比较顺畅。特别是黄河三角洲旅游空间结构与公路交通、水运交通和铁路交通之间关系密切，入境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是离不开交通的，这说明黄河三角洲地区交通的可进入性对该地区入境旅游业的发展起着生死存亡的作用。黄的河三角洲地区的公路四通八达，方便快捷。（5）对外经济条件。国际交往程度高低直接影响整个城市的知名度和该地区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入境旅游业的发展程度。黄河三角洲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发展与国际交往程度存在特别显著的关联，所以我们必须加强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各个旅游城市的国际交往力度。比如：滨州市2012年对外经济收入33.67亿美元，淄博对外经济30.63亿美元，潍坊市的对外经济80.8亿美元，德州市的对外经济14.36亿美元，烟台对外经济是342.94亿美元等。（6）旅游星级饭店。目前，旅游行业的竞争是服务的竞争和旅游形象的竞争，而接待能力是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空间结构与星级饭店的数量是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我们星级饭店服务水平和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提高接待能力、服务水平，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来吸引更多的入境旅游人员。如：滨州市5星级1家，4星级2家，3星级5家等等。

四、总结

（1）结论：本文充分运用了核心-边缘理论的首位分析法，非常好地解释了黄河三角洲地区旅游空间结构差异和整合优化研究，得出下列几条结论：第一，首位分布和为序-规模法则能很好地揭示黄河三角洲地区旅游空间结构形成的特点，这样有利于进行旅游空间结构模型的应用和促进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促进其他方法的拓展。第二，黄河三角洲入境旅游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状态。但扩散作用也在不断显现。第三，经过相关分析发现：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经济状况、城市规模、交通可进入性等是影响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核心-边缘空间的影响要素。黄河三角洲地区想要把入境旅游业快速发展起来，得高度重视这几个相关要素带来的影响。（2）不足：本文的相关研究丰富了核心-边缘理论的内容，也增加了理论广度和研究的领域，同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此项研究只针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了研究，加上收集的数据有限性，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和范围，对黄河三角洲地区未涉及的其他城市和国内旅游进行全面研究。第二，数据时间范围跨度较小：此次研究的时间仅仅在2005-2010年，对黄河三角洲整个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进程进行更客观和完整的阐述，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的对黄河三角洲地区旅游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另外，收集的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没有全面考虑国内旅游状况，这需要接下来进一步探究。

参 考 文 献

[1]唐仲霞.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的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旅游论坛.2011（8）：73～77

[2]段荣.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的江苏省入境旅游空间结构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9）：37～42

[3]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344～

345

[4]卞显红.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及其形成机制分析[J].商业研究.2010，62（5）：63～66

[5]Hills T.L.，Lundgren J..The impacts of tourism in Caribean，A Method

ological study[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7，4（5）：248～267

[6]S.Smith.Regional analysis of tourism resources[J].Annals of tourism Re

search.1987，14（2）：254～275

[7]黄细嘉，黄贵仁.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的九江红色点缀型旅游区的构建[J].求实.2011，11（4）：61～64

[8]梁美玉，史春云.长江三角洲城市-边缘结构的演变[J].旅游论坛.

2009，2（2）：229～233

[9]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

[10]山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2012年山东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disp/tjgb.asp？

第7篇：城市规模理论范文

关键词：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城区常住人口；规模结构；首位度；位序―规模法则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3-0102-07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土地承载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群内部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优化完善是实现城市间协调分工、合作共赢的重要保证，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就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问题，Rosen和Resnick[1]、Gabaix[2]、严重敏[3]、周一星[4]、刘继生[5]、陈彦光[6]、张守忠[7]、程开明[8]、魏守华[9]、王发曾[10]、王茂军[11]等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城市体系的发展定位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关于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梁兴辉等[12]以2005年市区人口为指标，发现京津冀地区整体呈“图章型”分布，首位城市优势不明显，整体呈双极分布；吴庆玲[13]选用2001年、2004年、2009年3年的非农业人口为指标，发现超大城市和小城市数量过多，北京、天津呈双核发展；孙雷等[14]选用2002、2005、2008和2011年4年的非农业人口为指标，发现京津冀城市群首位城市优势不突出，京津形成双核心城市，中小城市有了一定发展，逐渐向合理的规模结构过渡。从中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多采用“非农业人口”“市区人口”等衡量指标，得出京津呈双核发展格局。而根据周一星等[15]的分析可知，自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得“城市非农业人口数”“城市户籍人口数”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而真正反映城市建设规模的是城区人口。有鉴于此，兼顾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采用2014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相关城市规模划分标准，选用2006―201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数据，把城区人口和城区暂住人口加总得到的城区常住人口作为分析指标，运用首位度、位序―规模模型探讨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特征，并提出了优化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的整体特征

京津冀地区跨北京、天津、河北三大行政区域，包括35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其中北京、天津属直辖市，石家庄为省会城市。根据《通知》明确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因京津冀地区没有Ⅰ型大城市，可将该体系分为五类六档：超大城市（1 000万人以上）、特大城市（500万人～1 000万人）、大城市（100万人～500万人）、中等城市（50万人～100万人）以及小城市（50万人以下）五种不同规模等级，其中小城市可分为Ⅰ型小城市（20万人～50万人）、Ⅱ型小城市（20万人以下）。具体等级划分见表1。

（一）城市数量结构呈现“类金字塔型”分布特征

由表1数据可知，京津冀地区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结构呈现“类金字塔型”分布特征。2006―2012年，该地区内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结构构成相对稳定，近7年来保持1∶1∶4的数量结构比不变，中等城市数量由4个增加到6个，小城市数量由25个减少至23个，其中Ⅰ型小城市数量徘徊在7～8，Ⅱ型小城市数量明显减少，由2006年的18个递减到2012年的15个。由表1可知，2012年该地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数量比例为2.86∶2.86∶11.43∶17.14∶65.71，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Ⅰ型小城市和Ⅱ型小城市的数量比为2.86∶2.86∶0∶11.43∶17.14∶22.86∶42.86。

表1显示，京津冀地区地级以上城市一般集中在较高规模等级中。其中，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所含城市全部为地级市，且7年内其规模排序不变，依次为北京（超大城市）、天津（特大城市）、石家庄、唐山、邯郸和保定。Ⅰ型小城市等级中的地级市名单有所减少，沧州、承德和廊坊分别于2006年、2008年和2009年由小城市晋升为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数量随之增多，地级市中仅有衡水仍属于小城市之列。22个县级市全部分布在小城市中，且以Ⅱ型小城市为主。其中属于Ⅱ型小城市的县级市数量逐渐减少，而分布在Ⅰ型小城市的县级市略有增加。由此，京津冀地区分布在小城市的地级市减少而县级市不变，所以小城市的数量减少。

由此可见，2006―2012年京津冀地区各规模等级城市数量整体发展良好，少许城市在规模分组上实现跃迁。随着小城市内部地级市晋升为中等城市的空间逐渐饱和，小城市内地级市的数量将会保持不变或者减少至0，县级市将不断发展并晋升为Ⅰ型小城市或中等城市。由此，京津冀地区内中等城市的数量将会增加，小城市数量相应减少，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将不断完善（见图1）。

（二）人口规模结构呈现“T型”分布特征

由图2可知，京津冀地区不同等级城市的人口规模结构呈现“T型”分布特征。2012年，该地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人口占比分别为44.29%、16.13%、18.02%、10.92%和10.64%。其中超大城市北京承载了该地区近4/9的人口，剩余四个规模等级人口数量相当。2012年，北京的人口规模是第二位城市天津的2.75倍，是该城市体系中最小城市新乐市的199.74倍。特大城市天津的人口比重虽有波动但变化不大，大城市的人口比重呈现减少趋势，由2006年的20.41%减少至2012年的18.02%。中等城市的人口比重虽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增加的趋势，主要与该等级城市名单变动有关。小城市的人口比重有明显减少的趋势，2006―2012年Ⅰ型小城市和Ⅱ型小城市人口比重分别减少1.54%和2.30%。

由表2可知，就城市人口变化幅度而言，2006―2012年各个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人口均有所增加，但小城市中有少许县级市存在人口负增长现象，地级市的年均人口增速为3.29%，是县级市人口年均增速的2倍。其中，北京市的城区人口年均增幅达4.97%，2012年该市城区人口比2006年增加33.81%；石家庄市的城区人口年均增幅为1.76%，2012年该市城区人口比2006年增加11.04%；邢台市的城区人口年均增幅为6.96%，2012年该市城区人口比2006年增加49.76%。在人口年均增幅速度最快的10个城市中有6个县级市，分别为定州、武安、迁安、遵化、黄骅、河间，均属于小城市范畴；但由于少许县级市人口的负增长拉低了平均增长水平，因此，县级市的人口规模发展速度低于地级市。

三、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分布的测算

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是学术界研究城市分布的两种重要模型，笔者拟用两种方法分别对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进行分析。

（一）首位度分析

城市首位度（S2）是按人口规模排序下的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比值（S2=P1/P2），反映了城市体系中人口在首位城市的集中程度，此后学术界又提出了四城市指数S4=P1/（P2+P3+P4）和十一城市指数S11=2P1/（P2+P3+…+P11）的概念，以期更全面地反映城市体系中除首位城市之外其他高位序城市的发育情况。按照城市位序―规模原理，首位度为2、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为1是城市规模结构最为理想的状态[16]。京津冀地区首位度分析中的三个指标最多涉及十一个城市，研究对象属于地级以上城市，涵盖了全部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以及绝大部分中等城市。现将首位度结果罗列如下（见表3）。

由表3可知，2006―2012年京津冀地区S2指数大于标准值2，S4和S11指数均大于标准值1，尤其是S11指数，2010年之后增幅较大并突破了标准值的2倍。整体来说，京津冀地区首位度较高，首位城市北京的垄断地位明显。在罗列的数值中，S11指数始终大于S4指数，体现出该体系中大部分地级市并不发达，与首位城市差距较大，同时也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其中，2007年的S2、S4和S11指数相对其他年份偏低，这主要是由于2007年天津市人口涨幅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京的首位度，但其削弱程度并不明显，2008年后天津人口减少，首位度指数出现反弹。

从时序角度而言，京津冀地区的S2、S4和S11指数在2007年和2012年稍有下降，但总体呈现增加趋势，2011年三项指数均达到峰值，分别为2.828 4、1.640 7和2.053 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首位城市北京的集中度较高并有继续增强的趋势，地区差距将进一步拉大；S4指数的变化幅度较S11指数缓慢，但仍然较大，表明特大城市（天津）和两个大城市（石家庄、唐山）相对北京发展得较为缓慢，但是相对于余下7个地级市，其发展趋势较为乐观。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四点结论：第一，京津冀地区首位度基本保持在2～4，首位城市北京的优势较为明显，其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导致人口过度集中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二，天津的城市规模小于北京，但相对于京津冀地区其他城市发展较好。除2007年和2012年人口增长较快之外，其他年份与北京的差距较大，城市规模有待提高。第三，作为河北省的省会城市，石家庄的城市规模较小，与首位城市北京的差距过大。在河北省内，石家庄与唐山的发展水平相当，人口比值一直保持在1.1～1.3，石家庄不具备明显优势，城市规模有待增强。第四，包括邯郸、保定、秦皇岛在内的其他地级市发育程度相当，发展较为缓慢，与首位城市北京的差距过大并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城市规模急需增加。

（二）位序―规模分析

为系统了解该体系中35个县级以上城市的规模分布情况，采用Zipf模型的罗卡特模式P（r）=p1×r-q，对公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即lnP（r）=lnp1-qlnr，其中，r为城市等级的位序（r=1，2，…，i），P（r）为该体系中r等级城市的人口数，P1为首位城市的人口数，q为常数，也可称为Zipf维数。学术界一般认为，q接近于1时，表明最大城市与某一位城市的人口比刚好为该城市在整个城市体系中的位序数；q1时，城市人口分布差异较大，首位城市的人口集中度高、垄断地位强，中小城市发育相对较弱；q∞时，表示该城市体系只存在一个城市，为绝对的首位型分布；而q0时，表示该城市体系中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分布较为均匀，各城市人口规模相当[5]。

根据2006―2012年京津冀地区城区常住人口数据，构建城市人口与位序的双对数散点图，回归结果见表4。分析可知，q值保持在1.4～1.5，回归直线的相关系数R2接近1，拟合程度较好，q值始终大于1，表明该体系中人口分布差异较大，首位城市人口较为集中，高位次城市发展较好，优势突出，而低位次城市发育不够，且与高位次城市差距较大，不利于地区间的合作交流，这与之前根据首位度指标测算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从时序角度而言，2006―2012年，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位序―规模散点图的截距总体呈增加趋势，即Zipf模型的系数（首位城市人口的自然对数）逐年增加，表明近7年来首位城市北京的发展速度较快，人口规模不断增加。q值整体呈增加趋势，即回归直线的倾斜度增加，表明其他城市虽有发展，但不及首位城市北京，整个城市体系中人口集中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人口逐渐向首位城市北京集聚，人口分布差异进一步拉大。

图3显示，代表特大城市天津的点逐渐由高于回归趋势线转向接近回归趋势线，表明天津的城市规模绝对值低于北京，且增速小于北京。大城市中，代表石家庄的点略低于回归趋势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远离回归直线，这表明石家庄的城市规模偏小，实际值与理论值离差逐渐增加，与北京的差距逐渐增大。

综上所述，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具有显著的单极核式结构特征，首位城市北京对该体系规模分布影响较大，人口不断向北京集中，使得q值偏大并不断增加，这将会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城市的差距。

四、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测算，可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第一，京津冀地区的城市数量结构呈“类金字塔”型分布特征，人口规模结构呈“T型”分布特征。超大城市承载的人口比重过高，而小城市承载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城市体系中两极分化趋势进一步扩大，对三地一体化发展产生一定隐患。

第二，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中所有城市均有发展，且高位次城市人口规模增加较快，低位次城市人口规模增加较慢。整个体系中，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分布的q值测算结果均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单极核式结构特征，首位分布较为明显，人口不断向首位城市北京集聚。

第三，特大城市天津的发展较为稳定，应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

第四，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从位序―规模散点图中可以发现，代表大城市的点基本位于回归直线下方，实际值小于理论值，表明大城市规模有待提高。大城市中的{位次城市石家庄发展较弱，应该加快发展速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首都北京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带动河北省其他城市的发展，使得该体系更加完善。

第五，小城市规模等级中，高位次城市发展较为突出，低位次城市发展不甚理想。在未来几年，小城市中发展较好的城市有晋升至中等城市的可能，小城市数量将不断减少，中等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体系将不断完善。

（二）优化对策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完善该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从推动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促进高位次城市之间合作、培育中小城市等角度为推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提出优化对策。

第一，推动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发挥辐射带动能力。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首位城市，北京的城市功能过于集聚，“大城市病”比较突出。按照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的原则，北京可以疏解的非首都功能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经济部门和公共部门。经济部门包括一般性产业部门和部分总部类项目。就一般性产业部门而言，非科技创新型企业、部分第三产业和低效设施均可疏解。非科技创新型企业迁出，包括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型企业，高端制造业中比较优势不突出的生产加工环节，特别是制造业零部件配套、石化产业及食品、酿酒、饮料等相关制造企业。

部分第三产业的疏解以区域性专业市场、区域性物流基地、后台服务功能以及服务外包等新兴服务业为主。低效设施的疏解以长途汽车站为主。此外，北京的电子信息、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成果转化功能也可向周边地区疏解，形成“北京技术研发―河北成果转化”模式。就部分总部类项目而言，如物流配送、研发设计、制造业的总部类项目，特别是央企二三级总部分支机构和各省市民营企业总部，可以促使其向通州、亦庄等周边地区外迁，通过这些总部类项目的产业链在周边区域、首都经济圈乃至京津冀等更广范围内进行梯度配置，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就公共服务部门而言，可以考虑集中疏解部分行政性、事业机构以及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

第二，促进高位次城市间合作，提升整体竞争力。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缺乏良好的合作机制，无序竞争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京津冀地区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2013）》指出，2007―2010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综合指数的排名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处于垫底位置。因此，京津冀地区内各中心城市应该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与协作，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保障、市场体系构建等方面加强合作，构筑分工合理、相互协作的城市体系，加强区域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提升其整体竞争力。

第三，着力培育中小城市，增加吸纳能力。中小城市是城市体系的基础。为了完善城市体系，一方面，应该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扶持力度，建立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实现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资源高效配置和开放共享；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应该本着“以人为本，以业兴城”的理念，明确城市功能定位，搞好服务，加大与周边大城市的融合，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产业对接，发展文化旅游、商贸物流、资源加工、交通枢纽等特色产业。与首都接壤的城市（涿州、三河、高碑店等）应该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同时，依托重要交通干线，积极发挥优越的区位优势，引入主导产业，形成职住平衡、设施完善、生态宜居的卫星城。

参考文献：

[1]K.Robson and M.Resnick.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ities：an examination of Pareto Law and Primacy[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80，8（2）.

[2]X.Gabaix.Zipf’s law for cities：An Explana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3）.

[3]严重敏，宁越敏.我国城镇人口发展变化特征初探[A].人口研究论文集[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4]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刘继生，陈彦光.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的分形维数及其测算方法[J].地理研究，1998，（1）.

[6]陈彦光，周一星.豫北地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多分形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6）.

[7]张守忠，李玉英.1985年以来黑龙江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8，（10）.

[8]程开明，庄燕杰.中国中部地区城市体系规模分布及演进机制探析[J].地理科学，2013，（12）.

[9]魏守华，张静，等.长三角城市体系序位―规模法则的偏差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3，（10）.

[10]王发曾，张改素，等.中原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组织[J].地理科学进展，2014，（2）.

[11]王茂军，曹广忠，等.基于距离和规模的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J].地理研究，2010，（7）.

[12]梁兴辉，吴秀青，等.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的规模与结构[J].中国国情国力，2007，（12）.

[13]吴庆玲.对京津冀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优化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12，（47）.

[14]孙雷，鲁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京津冀城市群规模结构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4，（4）.

[15]周一星，于海波.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重构[J].城市规划，2004，（28）.

[16]徐学强，周一星，等.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8篇：城市规模理论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步伐显著加快，城乡分割与对立的局面已开始改变，但是长期以来所存在的“户籍控制”，使得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平。1997年，我国市镇人口为36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9.9%（1998年为30.4%），尽管这一数字比1978年的19.92%增长了12个百分点，但是也只相当于195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横向比较不难发现，我国城市化水平同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199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平均为46%，其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5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28%，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78%。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仅比我国低1.9个百分点，但考虑到该年我国人均GDP（860美元）比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50美元）高一倍以上的事实，我们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显然是偏低的。（如果按世界银行选择的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我国的人均GDP，则1997年我国的该项指标为2920美元，而同年人均GDP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0.8%，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比其低20个百分点以上。）

目前，我国不仅城市化水平较低，而且城市的规模还很小。199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671个城市中，200万人以上的城市仅有12个，占1.7%；50－200万的为67个，占10%；15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有297个，占44.3%；另外尚有151个城市的人口少于10万；29个城市的人口少于5万；最小的城市仅有5000多人。从大城市（在此指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数量占全部城市人口比重来看，目前我国大城市人口比重仅占25%多一点，这与发达国家50%、世界平均35%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别。上述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国家长期以来所确立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无疑是密不可分的。从近二十年来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来看，虽然在具体的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或变化，但国家对“大城市发展规模”的认识则是始终如一的，如1978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1980年这一方针被进一步完善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90年不仅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而且还将其写入《城市规划法》。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议》，更明确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可见，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是我国的一贯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小城镇已成为我国城市化最直接的推动力量之一。1978年－1998年，我国城市数量由193个发展到671个，增加了2.48倍；而建制镇却由2173个发展到18925个，增加了7.71倍，小城镇的增加幅度远远超过了城市的增加幅度。另外，市镇人口的分布结构也印证了“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的结论。1998年初，在全国市镇人口中，大城市人口占28.7%，中小城市人口占29.1%，其他小城镇人口占42.2%。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与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密不可分，（因为第一，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使原有的镇和集市规模不断扩大，而且还形成了大量的新集镇；第二，乡镇企业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相当的资金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是理论界与政府部门推行“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转二、探索“中国城市化道路”必须首先界定“小城镇”的内含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便开始探索“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问题。在城市化具体模式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如“大中城市为主论”、“小城镇为主论”、“中等城市为主论”、“大中小城市并举论”、“中小城市为主论”、“中心集镇为主论”、“城乡一体化论”、“县城为主论”、“农村城市化论”等等，其中，最为激烈的争论是发生在“大中城市为主论”和“小城镇为主论”之间。

“大中城市为主论”和“小城镇为主论”究竟哪一种观点最终能在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之争中赢得“优势”，首先取决于我们对“城市”和“小城镇”等概念内含的界定。

一般说来，“城市”这一概念的界定较为容易，人们对城市的划分标准也较少存在争议。在实践中，人们基本上是按国家统计局的界定来使用大、中、小等城市范畴的，具体说，“特大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大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50－100万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20－50万的城市，“小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20万以下的城市。但是，在“小城镇”这一范畴的理解上，不仅学者们的观点不一致，就连国家的有关法律规章也有不同的界定。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小城镇”从外延上看究竟包括哪些部分？二是“小城镇”从属性上看究竟属于“城市”范畴还是属于“乡村”范畴？

首先，从小城镇的外延来看。尽管国家统计局对“小城镇”有明确的界定，即“小城镇一般是指建制镇”，但有的政府文件却将非建制镇或“集镇”也纳入了小城镇范畴之列，如我国的《村镇规划标准》第102条便将“集镇”与“小城镇”两个概念作为可替代使用的相同或相近范畴来处理。理论界在讨论“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主张时，也没有首先明确界定“小城镇”的具体内含，学者们其实是在各自不同的定义或理解基础上来赞成或反对“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城市化模式的。概括说来，在“小城镇”的概念界定上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见下表：

观点小城镇的组成部分

1小城市建制镇集镇（未建制镇）

2小城市建制镇

3建制镇

4建制镇集镇（未建制镇）

由上表可见，尽管大家对“建制镇”属于“小城镇”范畴的认识是相当一致的，（这也是国家统计局的观点）但是对于“小城市”与“集镇”是否也属于“小城镇”范畴则存在明显的分歧。如，汪凌青在《小城镇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文中便将“集镇”并入了小城镇范畴之列（本文将这一定义称为“广义小城镇”），在该文中汪凌青说：“目前全国共有小城镇近5万个，其中建制镇约19000个，集镇29118个”。持相同观点（即“广义小城镇”论）的还有姚士谋先生，在《我国小城镇发展战略问题初探》一文中，姚先生说：“全国目前有4万多个小城镇（包括乡村集镇），其中县城镇有1980多个，建制镇1.8万个，其余的为乡集镇。”而程李梅和庄晋财等同志则在另一层次上使用小城镇范畴，在《乡村工业、小城镇与农村城市化》中，他们将小城镇定义为“建制镇镇政府所在地”。对“小城镇”外延的不同理解，不仅造成了小城镇理论研究过程中的意见分歧；而且使实际部门在发展小城镇问题上也“无所适从”。因此，统一理解并规范使用“小城镇”范畴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从“小城镇”的属性来说，我国《城市规划法》规定，“建制镇”属于“城市”范畴，其规划应按《城市规划法》执行；但是国家的《村镇规划标准》则规定，县城以外的“建制镇”、“集镇”和“村庄”按《村镇规划标准》执行。显而易见，将“小城镇”（或建制镇）作为“城市”范畴，实际上是认为城市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包括发展小城镇在内；但是如果将“小城镇”作为“乡村”范畴来对待，那么，无疑表明“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等于实现城市化”。

由于发展小城镇是作为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战略途径之一而提出来的，因此笔者呼吁理论界在探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时，必须首先给予“小城镇”以明确的内含与外延。

三、对“广义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理论的反思

所谓“广义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理论是指，一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将“集镇（非建制镇）”包括在“小城镇”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我国的城市化只能走“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道路。（下文如不特别说明，“小城镇”的内含即是指包括“集镇”在内的广义小城镇。）笔者认为，在设计我国城市化的具体道路问题上，应当十分谨慎地对待“广义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发展理论。

首先，广义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的加速进行，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

众所周知，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密集性，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单位土地的人口和产出密度也越高，对土地的利用自然就越集约。如1993年，我国总的人口密度为123人／平方公里，但城市人口平均密度为297人／平方公里，特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密度高达2273人／平方公里，为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7.7倍。另据测算，容纳同样数量的非农业人口，小城镇占用的耕地远远超过大城市，以人均占有的建成区面积计算，小城市人均占地是大城市的两倍，而小城镇的人均占地则是大城市的三倍以上！目前，江苏省小城镇建成区面积大多是人均130平方米以上，多的达到190平方米，远远超过新《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人均100平方米的标准；另外小城镇周围的高度分散的乡镇工业，也增加了配套设施建设用地，降低了土地的利用率，乡镇企业职工的人均用地比城市职工人均用地多3倍以上。建国以来，我国城市扩展用地仅占全国耕地减少总量的1.4%，即使加上县城建制镇占地也不过5%左右。然而，仅乡镇企业占用耕地一项就占耕地减少总量的19%。有关资料已显示，我国目前的人均耕地只有0.75公顷，美国却为1.5公顷。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人均耕地警界线为0.05公顷，合0.75亩，而江苏省1998年底的人均耕地只有0.93亩，其中，已有14个县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警界标准，苏南一些乡镇企业发达、小城镇建设较快的地区人均耕地仅有0.3－0.4亩。我们认为，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唯一可以走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承载率。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且耕地资源极其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过度发展“广义小城镇”，所付出的代价将会非常巨大。

其次，控制广义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大中小各类城市，对减少环境污染、防止水土进一步流失、控制沙尘暴现象、维护我国的生态环境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我国东部地区来看，相当一部分小城镇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忽视了环境保护，乡镇企业的“三废”问题没能及时得到妥善处理，城镇内的生活垃圾和废水也不能及时清运。如苏南一些地区，即便是在建制镇的镇区中，都有约67%的镇没有工业废水专门处理装置，超过50%的镇不能及时清运居民生活垃圾，城镇周围地区的水质也大多在三类以下；同时，大气、土壤、生物等方面的污染也比较严重。苏南一些小城镇所流行的水资源在“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开始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喝了致癌”的民谣，无不反映了小城镇生态环境的严峻性。至于西部内陆地区，尽管乡镇经济不太发达，但城市化滞后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些人口较多的贫困地区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以“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区域经济”为借口，盲目开采林木资源和地下矿物资源，导致植被大量损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现象日趋严重；一些地区的稀有动物资源濒临灭绝，云贵川的一些炼硫区，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超过国家标准5－50倍，上万农民丧失了维持生存和养育后代所必需的农业生产环境。乡镇企业污染之所以如此严重，与其规模不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不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92%的乡镇企业分布在自然村，7%在建制乡镇，1%在县城，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分散发展的乡镇企业布局，对企业治污无疑造成了很大困难。消除乡镇工业污染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途径固然很多，但政府放宽户籍上的限制，以直接减少农村的生存人口则是一条带有战略性质的措施。毕竟，从有污染源的产业来看，城市企业所造成的污染是远低于乡镇企业的。（如乡镇工业中造纸业的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便是城市企业的2.25倍。）

再次，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没有城市规模的扩张，第三产业的发展终将是一句空话。

由于第三产业存在“生产与消费（或供求）在时空上不具备可分割性”，以及“消费者分布在空间上必须呈现出大规模聚集”等特征，故该产业的发展要求人口必须相对集中且达到一定的规模，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我国第三产业的区域分布资料也证实，城市的规模愈大，第三产业也就愈发达。据1996年资料，我国666个城市中，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平均为37.2%，其中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该项指标达到了49.3%；人口在100－200万的特大城市为43.8%；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为38.8%；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34.1%；20万人口的小城市只有29.2%。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与城市规模的正相关关系显然表明，放弃“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依靠乡镇企业和广义小城镇就地转移”的观点、积极推行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化战略，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世界银行1984年发展报告》曾指出：城市产生聚集效应的最低人口界限是15万人，而我国却有近一半的城市少于15万人。)

根据全国600多座城市1989年至1996年的数据，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了计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达到最大，大约相当于城市GDP的19%左右；此后逐步下降，直到超过800万人时才变为负值，即规模收益被外部成本抵消；再继续扩大规模才形成负效益。这一结果说明，发展150万至200万人的城市将会大大提高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王小鲁、夏小林还进一步认为，如果将范围再扩大一点，那么，规模在100万—300万人之间的城市都可以称为最佳规模的城市。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市发展政策确实需要进行较大的调整，即要从重点发展小城镇转向发展较大规模的城市。

此外，实施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化战略还是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途径。

有效需求不足的首要表现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下降，消费需求不足固然与城镇居民消费不旺有关，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则是更主要的原因。1978年，我国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52%，1984年达到最高值59%，之后便一直下降，1997年只有43.4%。因此增加农民消费需求才是提高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关键。然而增加农民需求的核心环节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虽然很多，但根本措施还在于减少农村人口，实现农村人口向现代化城市的转移，而不是单纯地向“广义小城镇”转移。目前，我国农村有近3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农村人口向各类城市转移，在刺激需求方面有着“一石数鸟”之功效：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减少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水平，进而增加了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那些有条件或有能力进入城市的农民，在现代城市里必定会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进而扩大其消费支出；此外，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投资需求无疑也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诚然，从理论上讲，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也是可以刺激国内需求增长的，但是从实践发展来看，小城镇建设真的能够通过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来有效拉动国内市场复苏？结论并非十分令人满意。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承担的“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集体产权问题研究”表明，1997年小城镇常住人口中，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并没有显著提高。该年非农人口比重为68.14%，这一数字反而比1990年69.09%降低近1个百分点，换言之，农民对转为非农户口进入小城镇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农民和小城镇非农居民在与就业机会相关的收入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农业部课题组通过调查发现，1990年，被调查的建制镇农民与非农业居民的年收入分别为811.35元和1853.84元，二者的绝对差距是1042.49元，后者是前者的2.28倍；然而1997年，农民和非农业居民的年收入分别增加到3383.5元和4666.05元，绝对差距基本稳定，但后者仅为前者的1.38倍。可见实证研究证明，企望小城镇建设有效拉动我国“内需”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对加快实现我国“个人现代化”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9篇：城市规模理论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显着提高,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2.5%提高至2009年的46.59%,全国城镇人口达到6.22亿人,已建成较发达的城市体系。目前世界各国的平均城市化率为46%,我国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大城市不断涌现,尤其是特大城市的不断涌现,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用地紧张、资源短缺、交通拥挤、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病”,城市的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在城市不断发展的同时,如何改善和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促进城市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EKC假说是指在经济发展早期环境质量逐渐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即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形关系。这种关系与库兹涅茨提出的收入差别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相似,所以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见图1)。

    图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EKC假说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1995)和Krueger提出[1],他们在1991年对60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变动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发展关系呈倒U型,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假说成立。他们认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是因为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这对环境产生了负面效应,但同时经济发展又通过正的技术进步效应及结构调整效应减少了环境污染物排放,因而改善了环境质量。

    自EKC假设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验证该假设的存在与否。以往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多数情况下,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例如在研究发达国家地区,如美国、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2]地区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基本符合这种倒U型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然而有些学者提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还存在着U型、N型等其他关系,如Inmaculada(2004)[3]在对OECD国家的研究中印证了Pezzey(1989)和Opschoor(1990)提出的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增长与“先上升——后降低——再次上升”N型曲线关系。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从区域的角度来专门实证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关关系,他们选用一些环境污染物排放指标,用回归分析法研究这些指标随人均GDP的变动情况,回归方程主要选取二项式、三项式和对数方程,通过对地区的EKC进行实证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地区在某个阶段的环境经济演替轨迹。如刘荣茂等(2006)[4]基于中国1991-2003年29个省级区域环境质量与人均GDP的数据,利用工业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等变量与人均GDP拟合方程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研究结果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人口密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的污染物有不同的影响,而工业发展对这三种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比较大。

    刘燕等(2006)[5]采用1990-2003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进行了计量分析,同时考察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同环境污染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倒U型曲线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之间表现为一种倒N型曲线关系,与工业废气之间表现为N型曲线关系,而只有与工业固体废物之间表现为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同时认为出口同中国的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而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环境污染之间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国内学者围绕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省级(直辖市)层面上,但是对城市EKC曲线规律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文对我国31个省和直辖市不同城市规模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以79个中等城市、29个大型城市和20个特大城市的城市经济、规模指标与环境污染的统计数据为支撑,构建2003-2008年的面板模型,以反映不同规模的城市环境经济的演替规律。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以往有关EKC的研究文献主要考察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而考虑城市发展规模变量的较少。国内文献认为,城市规模是指城市的大小,它涵盖了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本文试图通过建立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EKC模型来量化城市规模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将二次、三次函数与对数形式相结合,并加入GDP以外的城市规模因素。建立引入城市规模变量后的EKC模型为:

    (1)y环境污染水平:目前环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多方面,为消除城市间污染类型差异,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2类环境污染指标来表征环境质量,分别记为gas、water,指标数值越大,表示环境质量越差。

    (2)pgdp人均收入。用各省市每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2003年为基准年进行平减处理,得到实际人均GDP,以消除通货膨胀等价格因素的影响。

    (3)area建成区面积,以建成区面积来衡量城市土地规模。

    (4)econ能源消费水平,用电力使用量来衡量能源消费水平,反映了城市对资源的消耗水平,间接反映城市规模。

    (5)save金融发达水平,用经过平减的年末金融信贷机构存款余额代表金融发达水平,以反映城市的经济水平。

    (6)dens人口密度,反映城市人口聚集程度。

    (7)indus工业发展情况,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表示。

    为消除数据的异方差现象,对gas、water、pgdp、area、econ、save、dens等指标数据进行对数变换,而indus为百分率,不需取对数的处理。

    各变量的符号、单位以及数据的来源如表1所示。

    为考察不同规模城市不同环境经济演化规律,我们对119个研究对象按城市非农业人口进行了分类,根据我国1994年制定的《城市规划法》第四条规定,按照城市非农业人口的多少,把城市规模划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其中,大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五十万以上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辖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二十万以上,不满五十万的城市;小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不满二十万的城市,我国的一万多个建制镇均属于小城市的范畴。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规划法》对于城市规模的分类标准已经不符合目前国情,因此,本文根据目前的城市发展情况与相关研究将城市非农业人口50万至100万的定义为中等城市,城市非农业人口100万以上,不满200万的城市定义为大城市;200万以上的定义为特大城市。

    按照此标准,可将119个被研究城市分为70个中等城市、29个大城市和20个特大城市,具体如表3所示。

    三、实证研究

    考虑到各个城市污染物排放特征的差异性,为了消除异方差现象,采用了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法(GLS)进行估计。同时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运用了逐步回归法以剔除不显着的变量。

    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需要对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比较,通过进行Hausman检验,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均拒绝了运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最终结果如表4-表6所示,分别代表不同规模城市因变量为lngas、lnwater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运用逐步回归法剔除了不显着的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获得了较高的值,调整后的R[2]均高于0.95,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根据具体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比分析不同规模城市经济与环境水平的相互作用如下:

    (1)从长期来看,三类模型中,只有大城市的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呈现了U型的关系;而中等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大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特大城市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变动关系均呈现出倒N型的关系;特大城市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正N型的关系。可见,三类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变动轨迹趋势都不符合传统EKC曲线,规模不同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变动特征。

    从短期来看污染物排放与人均GDP的变动轨迹示意如图2、图3所示。由图可知,2003-2008年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与人均GDP的EKC曲线中,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处于倒N型曲线的下降阶段,而特大城市则处于倒N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人均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EKC曲线中,中等城市处于倒N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大城市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特大城市则处于N型曲线的下降阶段。

    (2)建成区面积变量只与大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了正相关,与其他因变量关系不显着,表明在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使用的增加,对环境的压力变大,一方面城区的扩建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新建城区人口的聚集与工业企业的建立对环境也产生了负效应。

    (3)能源消费变量与中等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5%显着性水平上呈正相关,能源消费每增加1%,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0.05%;而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则关系微弱,不显着。

    能源消费变量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均污染物排放在1%显着性水平上呈显着的正相关性,能源消费每增加1%,大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与人均工业废水排放就会提高1.21%和1.23%,而特大城市的此两项指标会分别提高2.35%和1.46%。

    图2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与人均GDP的EKC曲线的关系

    图3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与人均GDP的EKC曲线关系

    这说明城市规模越大,人口与企业的集聚程度提高,对能源的需求依赖度越强,对环境的压力越大,表明我国总体城市能源利用结构不合理,节能减排的工作仍不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