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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劳动力转移;实证分析;VAR模型;测算
中图分类号:F320.1;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24-6423-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24.084
Abstract: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evel for reference, by using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78 to 2012, and through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n the VAR model was built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long run, labor transfer positively promoted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ccordingly countermeasure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abor transfer; empirical research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农业现代化又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基础。党的十报告指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报告2012》,2008年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比中国现代化水平低10%。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必然导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滞后,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不能协调有序发展。马克思认为“超过劳动者个人所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中国现代化发展报告2012》显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而劳动力的转移又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所在。因此,从劳动力转移视角分析其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卓有成效。国外对现代农业的研究由来已久,最具代表性的是舒尔茨对改造传统农业的研究,提出要把传统农业部门改造成一个高生产率的部门,其后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及其合作者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现代农业的研究不断深入。首先关于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体系的构建,一般采取层次分析法(AHP)、专家评判法、数据包络法(DEA)和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如徐星明等[1]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农业保障水平两个子体系对农业现代化进行测评;辛岭等[2]通过专家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AHP)对各地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评;孙燕[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农业劳动力资源;农业产出;农业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生态化发展程度;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农业投资等6个方面,利用30个统计变量分析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就目前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来说,存在较为繁琐、过多、过细,指标不突出等问题。近几年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率方面结合研究农业生产的文献还较少,郭熙保[4]通过生产率的对比研究发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最为重要。汪小平[5]利用1952 ― 2003年的有关数据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特点和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高帆[6]采用逻辑分析方法推演出结构转化与资本深化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式。然而,众多学者在分析农业时只是针对与农业的某个方面来分析,很少有学者分析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的影响。
拟通过构建一个科学测定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并且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和提高路径。
1 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指标体系的选取原则
关于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但要遵循以下原则:①指标的系统性。所选取的指标最好全面地反映农业系统的各个方面。②指标的综合性。典型性指标与关联性指标兼顾。③指标的重点性。重点选取能够反映所研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侧重点。④指标的可比性。指标设置要符合各地实际又必须具有一定的可比性。⑤科学性原则。所选指标要有经济学和数学意义,保证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⑥易操作性。数据来源应该权威、易得。各种统计年鉴和其他统计资料具有权威性并且较易获取。
1.2 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根据以上原则,借鉴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参照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农业生产水平、农业投入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5个一级指标,5个一级指标又包括12个二级指标,数据样本区间为1978-2012年,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业生产水平指标:农业劳动生产率(X1),以GDP中第一产业总值作为农业产值(GDP1),第一产业从业人数(L1)作为农业就业人数,X1=GDP1/L1;土地生产率(X2),耕地面积(A),X2=GDP1/A。
农业投入水平指标:人均农机总动力(X3),单位播种面积施肥量(X4),有效灌溉率(X5)。
农业经济结构指标: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X6)、林牧副渔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X7)、农业从业人员比重(X8)、城镇化水平(X9)。
农民生活质量指标:农村恩格尔系数(X10)、农民人均纯收入(X11)。
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农业成灾率(X12)是度量农业防灾抗灾能力的指标。农业成灾率(X12)=农业成灾面积/农业受灾面积×100%。
2 农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测算
主成分分析法主要对具有相关关系的多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转化为相互独立的几个综合变量。彼此相互独立的多个变量保留了原始数据的绝大部分信息(一般为80%以上),极大地简化了原本复杂的评价问题。进行提取后的综合指标就被成为主成分。
首先,利用SPASS 17.0对样本数据进行Bartlett球体检验,KMO为0.766>0.7,Sig小于显著水平0.05,说明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适合作为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简化数据,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因子,根据1960年Kaiser提出的Kaiser准则,提取出2个主成分,其方差累计贡献率已达95.167%(表1),且特征值均大于1。主成分1主要载荷X1-X11一共11个指标,主成分2主要在X12指标上载荷较大(表2)。根据SPASS 17.0得出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3)建立因子得分模型如下:
在主成分分析中出现了负数情况,由于在后面的动态计量分析中需要正数作为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利用廖进中等[7]的处理方法对结果F根据统计学中的3σ原则进行非负化处理。
3 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动态计量分析
3.1 变量和数据的选择
劳动力转移数据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例X(%)来表示,比重越高代表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越多,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农业现代化水平采用非负化后的综合指数Y来表示。为了减少数据的波动和异方差的存在,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均采用了对数化处理数据。
3.2 单位根的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可能存在非平稳性问题而产生伪回归现象,因此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中国采用ADF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水平。
由表5可知,LNY、LNX时间序列在1%的水平上均是非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非平稳的原假设,说明DLNY、DLNX是平稳的,均为一阶单整序列I(1),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3 基于Johansen检验的协整检验
Johansen检验是基于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来进行的,首先建立VAR模型。综合考虑AIC、SC和LR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中国采用Johansen的“迹”检验确定模型的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下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选择农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对数形式(LNY)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为:
LNY=1.547 662LNX (1)
由式(1)可知,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因此,通过方程可知劳动力转移在长期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劳动力转移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带动作用为1.547 662%。这种情况符合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关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众多学者的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蔡P[8]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不会使农业减产,而且对缓解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陈吉元等[9]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利用农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降低农业生产。李琴等[10]指出农村家庭成员的流出不仅使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参与率发生变化,而且参与农业劳动的时间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中西部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显著增加了老年人参与农业劳动的时间。这种农业劳动力年龄的老化不利于新技术和新品种推广。夏莉艳[11]认为劳动力的大量流动使得农民兼业化严重,农村青壮年的大量流出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无人解决,威胁农业的发展。盖庆恩等[12]通过对2004-2010年全国固定调查点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男性和壮年女性的转移会降低农业产出增长率,已经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进而推断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结合协整方程和众多学者的分析,劳动力转移尽管可能短期内对农业生产的某一方面可能存在不利影响。但长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整个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起促进作用的。
3.4 格兰杰因果检验
因为已经通过单位根的平稳性检验,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表6)。
由表6可知,X是Y的格兰杰原因,即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存在因果关系,可以认为劳动力转移是农业现代化水平变化的原因。
3.5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协整分析只是显示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脉冲响应是反映一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VAR模型中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图1为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转移的响应路径。可以看出,在初期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是基本没有影响的,证明中国存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剩余劳动力,随后劳动力转移开始对农业现代化起促进作用,在第四期达到峰值,随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影响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释放了多余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中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趋于稳定。
从图2可以看出,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转移都具有正向作用,并且逐年提高,在第五期左右达到峰值,之后趋于平稳。这说明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不断释放出多余的农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趋于稳定。
方差分解方法就是衡量VAR系统中的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从表7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刚开始就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且影响为100%,随后所受影响逐渐下降,最后稳定在91.365%;农业现代化水平受劳动力转移波动的影响逐渐增加,在第五期达到最大值12.766 71%,最后稳定在8.635 00%。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随后建立VAR模型,对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劳动力转移在长期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4.1 不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2013年中国第一产业总值为56 957亿元,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0%,然而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为24 171万人,占整个就业人口的31.4%。农民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 595元,其中工资性收入高达12 239.4元,占整个收入的62.5%,然而收入最低的甘肃省农民工资性收入仅为上海的18%。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依然需要不断地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第一产业人员的转移,不断提高第一产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4.2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土地的流转和集中是实现中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而要实现土地的流转和集中,首先还需要农村人口的转移和流动。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土地流动大多数朝着“散户-散户”的方向流动,而不是以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为目的的“散户-大户”的土地流转。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土地流转制度,建立全面的养老保障体系,削弱土地对转移劳动力的基本保障功能,促进以规模经营为目的的土地流转形式。
4.3 推进新型城镇进程
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以城镇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然而中国的城镇化还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中国非正式转移的农民工总量为2.63亿,他们更多处在一种边缘化状态,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镇生活。高质量的城镇化必然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切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也是中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基本保证。
参考文献:
[1] 徐星明,杨万江. 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评价[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0(5):276-282.
[2] 辛 岭,蒋和平.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6):646-650.
[3] 孙 燕.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信阳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研究[J]. 安徽农学通报,2013(22):14-17.
[4] 郭熙保. 农业剩余劳动问题探讨[J]. 经济学家,1995(3):63-69.
[5] 汪小平.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特点与路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4):14-25.
[6] 高 帆. 结构转化、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上海为例的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2):66-73.
[7] 廖进中,韩 峰,张文静,等. 长株潭地区城镇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30-36.
[8] 蔡 P. 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 社会学研究,2001(4):44-51.
[9] 陈吉元,胡必亮. 农村人口流动与农业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J]. 经济纵横,1995(11):4-13.
[10] 李 琴,宋月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J]. 中国农村经济,2009(5):52-60.
关键词: 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 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们要力争在30~5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不再将这口号作为他们的目标,因而国际学术界农业现代化的声音已甚为微弱,西方已将现代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待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谈不到农业现代化。第二,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第三,在经济上,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指导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规模化、社会化。第四,资源环境良化。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最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步进行,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化。那种匆忙将农民真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美元时就拔高为“小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论文摘要: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中国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目标与农户理性经济行为不兼容,财政支农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影响财政支农政策效果。为改善财政支农效果,必须优化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结构,改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环境。
一、问题提出:财政对农业投资效益的反思
财政对农业投资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其原因主要在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独特的地位、作用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稳定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等。财政支农政策目标体系内部各项目标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优化财政支农政策,协调财政政策目标,对于提高财政支农绩效,促进“三农”问题解决和城乡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财政对农业的投人总量也逐年增长,但其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却在降低。从绝对量来看,财政对农业投人从1978年的150. 6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 97亿元,增长了20. 1倍,而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13. 43%下降到7. 85 % 。与此同时,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值、主要粮食产量和农民纯收人增加的各项目标和各项目标协调程度来看,效果均还有较大改善空间。
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农绩效的实证研究都是检验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和结构对农业产值、农民收入和主要粮食产量的影响。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就业领域扩大和农民收人来源的多元化,应该用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的产业结构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和主要粮食产量等的影响来衡量。为此,利用1978一2007年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和结构数据以及农民收人产业结构等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和主要粮食产量作实证分析,以真实反应财政支农资金的绩效,揭示财政支农支出中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分析财政支农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对财政支农绩效的影响,为提高财政支农绩效提供理论支撑。
从影响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财政支出来看,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增加0. 61亿元;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占总收人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第一产业收入减少2615. 75亿元。主要粮食产量和财政收人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有显著影响,但主要粮食产量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弹性系数很小为0. 035,即主要粮食产量增加1亿公斤,农民第一产业收人仅增加0. 03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对滞后一期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弹性系数为0. 75,即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下一年第一产业收人增加0. 75亿元。农民收人结构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没有显著性影响。
从影响主要粮食产量的财政支出因素来看,财政支农支出绝对额对主要粮食产量没有显著影响;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比重提高对主要粮食产量有显著负面影响,即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比重提高导致主要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支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第一产业收人,但对增加主要粮食产量的效果并不明显,农产品产量增加对农民第一产业收入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财政支农效果有待改善,支农政策目标系统内容各子目标兼容性较差,主要体现在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增加和主要粮食产量增加之间的关系不密切。
二、财政支农微观基础和政策传导机制
农户是农村的生产经营主体,是财政支农政策的微观基础和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对财政支农政策的反应模式直接影响财政支农资金运行的效果。研究我国特殊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农户行为目标、约束和模式是深人理解财政支农政策绩效的重要突破口。
从财政支农政策目标看,宏观上包括增加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距,保护生态环境等。财政支农政策应该为农户经济行为提供稳定的、目标明确的、预期稳定的导向,要尽量减少政策目标间的冲突,增强协调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是农业和农村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财政支农政策落实的主体,其经济行为对财政支农政策的反应方式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效果。
农户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受要素察赋结构等因素影响,小农经济是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商品意识逐渐增强,家庭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户的非农化经营不断发展,甚至成为家庭的主要收人来源。但是,传统农业内部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分散经营仍然是我国农村家庭经济的主要特征,所以,农户经营行为必然包含着传统农业中农户经济行为与整体经济市场化的矛盾,以致影响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效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理性经济行为模式表现为在制度和要素约束下追求家庭收人最大化。在行为目标上,农户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为主的效用最大化。家庭效用函数包括收人、稳定、尊重等,由于收人以外变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者是收人的函数,追求收入增加成为农户的主要经济行为目标。在约束条件上,包括外在于家庭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社会保障、要素流动、产权保护等制度和家庭可支配的资金、劳动力、技术、土地等实体要素。行为模式是在服从市场经济逻辑的条件下,适应、利用外部条件,合理配置家庭资源,实现家庭效用(主要是经济收人)最大化。
作为传统农户经济行为最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公共财政角度看,具体表现为,城乡二元的公共品和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和机制,包括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农村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用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这直接约束了农户的经济行为,导致独特的经济行为模式,影响财政支农政策的效果,具体体现在:
第一,财政支农的宏观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的微观目标不兼容,是财政支农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从农户家庭效用函数与财政支农目标的关系来看,农户收人最大化目标与财政支农目标是兼容的,即财政支农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能够通过农户追求家庭收人增加目标的行为得到实现。但农民增收目标与农产品供给增加目标存在不协调。受政府农业投人等政策影响,我国农业内部农户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传统手段为主,这导致农业、工商业和农业内部不同生产领域较大的比较经济效益差别,导致农业生产行为的扭曲。在农户经济活动中,农业、非农业构成其经济活动集。增加粮食产量是增加农户收人途径之一,但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要素收益率远远超过传统农业,且风险较低,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在内的传统农业内部,传统种植业收益率最低,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在内的种植业中,传统粮食作物经济效益又最低。因此,从追求经济效益目标出发,传统农业中的农户在要素约束允许的条件下将偏离增加农产品供给的目标,这导致农户增加收人目标与增加粮食产量的财政支农政策目标不兼容和冲突。
第二,增加收人和农产品供给增加目标的经济执行主体错位。农户要素察赋与其经济行为的产业、行业选择密切相关,不同经济领域对主体要素数量和质量要求不同,理性的农户都根据家庭要素察赋选择综合收益率高的经济领域。一般地,资金充足,文化水平高,经营管理能力强的农户选择要素收益率高的工商业为其主要经济活动;资金实力弱,文化水平较低,经营管理能力差的农户被迫选择收益率低、经营风险较小的传统农业,尤其是传统粮食种植业。前者有利于收人增加,不利于农产品供给增加;后者有利于农产品供给增加,但不利于收人增加。因此,财政支农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人的目标实现主体分离,影响目标的实现。
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财政支农目标和农户经济目标冲突的出路在于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采取新的、高效率生产方式,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收人需求弹性的农产品,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高,能够实现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和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和谐统一,即既有利于财政支农目标达到,也有利于农户收人增加和家庭效用增加,使财政政策有坚实的微观主体基础,政策传导机制顺畅。
第三,财政农业投资与农业现代化要求错位,不利于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要求劳动者知识技能、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方式等诸要素整体协调和层次的提升,任何一个方面的落后都将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从农业生产的要素构成来看,劳动力、土地、劳动工具、农产品品种、基础设施、技术等要素的有机协调,才能有利于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以及其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农户从农产品产出增加到收人增加之间还必须经受市场的考验,即完成从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到销售,或者从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的全过程。事实上,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传统农业经济内部,传统种植技术不能适应农产品新品种的要求,气候等自然条件受控性差,农业自然风险大;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制度不完善,农业经营市场风险大等制约着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实现农产品产量增加和农民收人增加的统一,财政必须有所作为,如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整治土地,改良土壤,改变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被动服从局面,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业科研投人,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增强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研究开发、推广先进适用机械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等等。以上措施的综合配套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是农业走出传统农业困境的重要前提。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影响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人的增加,也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
由此可见,一定规模的财政农业投资和投资结构的合理化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产品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和农业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条件,是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缩小农业与现代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构建和谐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
三、提高财政对农业投入效益的对策
理论上,要提高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必须使财政投人方式与农户理性经济行为相协调,财政支农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目标相兼容,促使农户增加对农业的投人,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事实上,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与农户经济投入的互补性较差,不能产生协同效应,这是财政农业投人绩效不理想的根本原因。提高财政支农绩效必须改变不合理的财政支农投人规模、结构和机制,使财政支农投人能够适应、引导农户经济行为,促使农民收人增加、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生态改善。
第一,增加财政支农的资金投人力度。财政支农资金总量投人增加是结构优化的前提,只有在投人总量增加的前提下,投人结构才能得到有效的调整和优化。根据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农业投资比较率这一指标值应该接近1。可是,我国的这一指标值还不到0. 2。当前,我国已经开始进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阶段,应该通过完善财政支农制度,强化财政支农政策执行,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逐步提高财政投资比较率和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局面。这是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增强农产品供给能力、增加农民收人的重要前提。
在现代农业走向信息农业的趋势下,我国发展信息农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如何实现对农民进行信息服务的无偿化和科技载体(物流)应用服务的有偿化?
日前,在福建武夷山召开的第一届国际计算机及计算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论坛(CCTA2007)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发展走向信息农业,并认为,今后中国农业发展可能出现的大趋势是:从农业现代化走向农业信息化,从现代农业走向信息农业。
一般来讲,农业发展的历史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原始农业、古代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如果今后走向信息农业就可以延伸为四个发展阶段。从农业发展历史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各个阶段之间都有一个交叉重叠的发展时期,或是一个叠加的时期,并没有一条绝对的划线使各个阶段断开。在上一个阶段尚未完成的时候,下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要素已经成长并逐渐壮大,直至上升成为主导要素,这就标志着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叠加时期,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是发达国家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遇到的历史机遇。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非传统的农业现代化。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样一个叠加时期的叠加效应,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农村信息服务分三级
发展现代农业,首先就要建立健全农村信息服务。农村信息服务与农村信息化建设密切相关。农村信息化涵盖农村管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等诸多方面。与此相适应,农村信息服务也涵盖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方方面面。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信息服务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农业的发展问题(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市场竞争力,农民的收入等),现在开始主要是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问题,包括农业的发展、农民的素质(即培养新型农民)以及农村建设与和谐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要转变为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这不仅有形式的变化,而且也有内涵的变化。
一般来讲,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是一个包含县、乡(镇)、村三级服务主体、客体,信息服务内容、渠道、模式、机制和支撑体系,以实现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为目标的复杂系统。该体系主要包含农业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存储以及分析、等多个环节,涉及多种信息传播渠道,多级政府部门、科研单位、社团组织和经济实体组成的农业信息服务工作的主体以及农民、科技示范户等组成的服务客体。其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机制是维系信息服务体系运行的核心,以组织、技术、政策为主的支撑体系是信息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和保障,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在发展信息农业的过程中,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1.大城市郊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粮食主产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因地制宜,合理选择适应当地发展的服务模式,这也是政府部门选择基层农业信息服务的模式。
2.建设基层农业信息体系要把重点放在服务内容实用、准确、可靠和主客体间的互动性上,并在此基础上优化服务模式的其他主要影响因素。
3.农村信息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应由政府承担,农村信息服务公共设施建设必须走低成本之路。
4.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资源整合,探索以龙头企业和农业中介组织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的多元化发展的现代农技(信息)推广新体系,是我国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5.应该进一步打破信息产业的行业垄断,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大力推进、加快建设和推广“三电合一”和“三网合一”农业信息服务平台,摆脱体制壁垒,有效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和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道坎”的实际问题。
6.推动农业信息的无偿共享,打破信息资源的封锁和壁垒。
7.营造良好的农业信息服务政策法制环境,实现信息服务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
8.多方引导,确保投入,保障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9.制定农村信息化人才培养规划,构建农村信息服务人才体系。
服务体系须多元化
我国农村信息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整体上看,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发展信息农业还面临着诸多的瓶颈因素。
现代农业生产的集约经营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矛盾制约了农村信息化的进一步持续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的标准化、精准化、集约化、自动化、安全化,无法在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方式下实现。如何在农村千家万户经营农业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现代化信息农业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因此,在我国经济发达和有规模经营基础的地区开展适度规模化经营体制与模式的农村信息化探索和试验,然后逐步推广,是我国新农村信息化必由之路。
在现行农业经营模式下,以政府机构为推广主体的基层农村科技(信息)推广与服务体系基本上是“网破、线短、人散”。如何构建以龙头企业和中介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化现代农村信息服务新体系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迫在眉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根本途径是加速科技进步,加速科技进步的关键举措是加强农业技术(信息)推广与服务体系。然而大学与科研院所又远离农村与农户。因此,在现阶段,日益发展壮大的龙头企业和农业中介组织可担负起基层农业技术(信息)推广与服务的重任。探索以龙头企业和农业中介组织为主体的,政府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的多元化发展的现代农技(信息)推广新体系和运行模式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一站式;农机合作;推广
中图分类号:F3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532078
引言
要想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在这个关键步骤上中,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在农业生产有效融入机械化,推动农业与机械的融合。机械化农业的成熟有效利用,有利于避免不利的自然条件带来的缺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的使用率,增加收益,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就当前实际情况看,在农机推广时,存在诸多缺陷,有关学者根据实际考察与科学研究,并借鉴他人宝贵经验,从机械化农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站式农机合作的模式。
1 一站式农机合作模式
一站式农机合作模式是以农户为合作社的主体,但由政府的有关规章约定来进行管理,并依靠科学有效的新型方法对农户进行引导和帮助,形成相辅相承且运营方便的新型推广模式。这种推广模式有利于密切联系农机用户、生产农机的企业、农机院校及科研单位等相关主体,使农机推广工作更好发展。除此之外,政府应当加大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设置专项资金来保障扶持一站式农机合作模式的有效利用,提高有关研发机构的创新性和积极性。[1]以农村合作社为农机合作推广的核心,农机生产厂家将农机都放置在合作社中,并对农户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团结合作进行农机销售等。还应构建相应的便民服务工作点,对于购买农机的消费者,给予一定的补贴,提高农户对购买一站式农机的积极性,积极的利用一站式农机进行农业劳作,进而获得高于以往的收益。[2]
2 一站式农机合作推广模式的重要性
一站式合作模式的发展理念是良性发展,同时还重视和强调农机的工作效率与可操作程度。一站式农机合作推广模式在我国目前处于新兴发展阶段,要想使其长期稳定的持续运行下去,政府、企业及农户的努力缺一不可,其中政府在主导地位,起到引导和支持的作用,企业是前提,而农户则是中心,它完全是农民们自主组成自主管理的,民主性强,这有利于农户表达诉求提出意见。通过有关农业部门的帮助和企业技术的支撑,农机合作社的管理体系越来越成熟,发展状态良好。科技的发展,使得与技术相结合的农业生产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参与工作的人员必须在注意其合作的典型特征开展模式推广工作,要相应的安排专业的训练任务,在农业生产中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比重,发挥农机技术对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智能化的一站式农机的发展对于提高农业总体产值和农产水平意义重大,增加机械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使得农业生产能力得以提高,在推广一站式农机之后,有利于帮助农民可以灵活运用新技术和新设备,从而优化农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的总体产量,进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3]
3 推广一站式农机合作的特点
这种推广模式是多部门合作而成的,合作性较强。因此,参与工作的人员必须注意其合作的典型特征开展模式推进的工作,要相应安排专业的训练任务,这不仅能够推动农机的推广,还能促进农业结构的协调,推有利于有效提高农村农业生产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农业的整体发展,实现对一站式合作推广模式的有效应用。而且一站式农机合作推广模式的一体化性能很高,有效避免了资源的浪费,进行了多方面资源的整合,促使农业智能化机械化的迅猛发展。
4 结束语
在考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并结合了中国现阶段农机推广的有关分析,有关人员提出了一站式合作社这种农机推广模式。科学化系统化地运用该模式有利于推进农业的发展和农机的普遍应用,是三农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从农机发展现状着手分析,能够增强农机推广的实践性。一站式合作推广模式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Y金的大力支持、科研部门方法的不断创新,同时还需要广大农户积累生产经验学习农业知识及生产技术,谨慎负责地管理农机合作社,科学合理的使用农机技术,从而推进农机的广泛应用,为农民经济效益的增加做一份贡献。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智能化的机器是农业发展的必备条件,只有不断对农业所需的机器设备进行创新,才能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竞争力,推动农业生产的长效发展,同时,要建立完善的一站式农机推广体制,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孙振举.立足基层农机推广现状切实做好农机推广工作[J].吉林农业,2015.
关键词:农业产业集群;龙头企业;科技进步;合作组织
中图分类号:F30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2.2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46-02
农业产业集群是指在地域上临近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机构,围绕农产品生产基地而形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中不仅包括生产农产品的农户,而且包括农产品的加工、运输、销售的企业以及其他互补机构,例如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等。作为一种创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农业产业集群利用相关企业的竞争与合作获得竞争优势,使产业集群的发展得以良性循环。要想推动安徽省农业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利用农业产业集群的优势,在全省范围内鼓励农业产业集群发展。
一、安徽省农业产业集群的现状
安徽省农产品资源丰富,近年来农业发展较快,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农业发展中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业的现代化建设作为安徽省发展农业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可以通过发展农业的产业集群,促进传统农业的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安徽省各地出现了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并且在一些地区形成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链,以具有地理标志的区域品牌为主,大大促进了安徽现代农业建设。
二、安徽农业产业集群的四种主要模式
(一)龙头企业带动型
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龙头企业功不可没。龙头企业可以是生产加工农产品的企业、中介服务组织或流通企业。在龙头企业带动型的农业产业集群中,龙头企业起到了连接农户和市场的作用。龙头企业的资金实力雄厚,科研开发能力强,经济效益好,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高,可以带动较多农户,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明显。龙头企业逐渐成为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带动者和主导者,以几个大型龙头企业为中心,带动大量中小企业和农户围绕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或原材料供应而组成农业产业集群。
例如:亳州市的古井集团作为当地的龙头企业,带动了亳州白酒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发展, 促进了当地农业关联产业、运输业和下游产业链的发展。亳州现有大小白酒企业上百家,年产量近8万吨,占安徽省产量的三分之一;年销售收入千万元左右的企业20余家。古井集团不仅带动了原材料――高粱等粮谷的农业产业集群快速发展,还促进了旅游业、运输业等第三产业发展。
(二)农民合作组织协调型
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自愿参加的,以专业大户联合众多农户共同从事某项专业生产经营活动,实行资金、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组织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合作组织与科研机构、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及批发市场等组织以各种方式联合,为农户提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服务,成为了农业产业集群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安徽省农产品集群发展过程中,活跃的农民合作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安徽砀山县,共有4.67万公顷(70万亩)果田,其中砀山酥梨3万公顷,年产酥梨7.5亿公斤。为了发展酥梨产业、提高经济效益,广大果农自愿联合,把分散的果农组织起来,形成了砀山县绿色食品工程协会等经济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谈判能力。为了推广优良品种、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水果质量,各个水果协会对果农统一技术推广,统一供应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目前,该县共注册水果专业合作组织354家,入户社员10.1万人,共有16.3万农户依托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水果产业。砀山县以合作组织为核心形成的农业产业集群,提高了果农的市场地位和经济效益,推动了水果产业的发展。
(三)市场依托型
以市场为依托而形成的农业产业集群,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首先形成专业化的市场,由于市场交易条件和信息条件的吸引,使得生产加工过程逐渐聚集在市场附近,形成了“生产+市场+产业+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最终形成大规模的农业产业集群。这是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为降低成本、方便流通而自然形成的一种农业产业集群形式。
亳州的中药材有着悠久的历史,素有“药都”之称,目前亳州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3.3万公顷,品种达209个,为全国之首,拥有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占地200公顷,日上市中药达6000吨左右,品种多达2500个,日客流量为5―8万,年成交额50亿元,药材经济发展迅速。交易中心的建立有力的促进了药材的生产和加工,以市场带动基地,基地再连接农户,成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典型。
(四)依靠科技、专业优势建立的高科技农业集群模式
以宿州市农业科技示范园为例,该园坐落在宿州东南郊外环南路南侧,始建于1995年,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2002年5月被列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试点)。园区自办企业有宿州种苗研究所、宿州市农业生物工程开发中心。园区核心区面积150公顷,示范区面积2400公顷,已投入资金6000余万元,主要建有生物工程实验室、种苗繁育基地、果树展示园、园艺园、农作物品种园、仓储加工中心、种畜场等7个部分,以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农科院、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农科院为技术依托,聘请国内外专家28人为技术顾问。园区采取“园区+协会+基地+公司”的模式就脱毒甘薯、马铃薯、水果、瓜菜进行产业化、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目前已在全市五县区建立了脱毒甘薯、马铃薯、西甜瓜、蔬菜、水果、果苗等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24个,面积8000多公顷,其中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3000多公顷,带动农户6万余户。园区还承担国家、黄淮海和省玉米、小麦、油菜、旱稻等品种区试,参试品种300多个,已筛选出一大批优新品种,在省内外推广。
综上所述,不管哪一种农业产业集群的模式,对于提高区域农业的竞争优势、促进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三、农业产业集群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要素投入集约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和经营形式产业化是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现代农业建设中农业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集约化
农业产业集群使得经营某一产品的相关企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该农产品的各个企业可以降低信息成本、谈判费用和运输费用,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达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比集群外的同类企业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农业产业集群导致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性和产业间的密切联系性,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得以提高,这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弥补了传统农业规模不经济的缺陷。
(二)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文化的丰富,传统的初级农产品已经很难满足市场需求。消费者需求的细化和多样化注定了农业的产业链越来越长,农产品从研发、生产、深加工、包装、运输、流通的系列过程很难由单独一个企业来完成,需要相关企业的合作,这是农业产业集群产生的内在原因。而另一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要想脱颖而出,就要具备必须的竞争优势。农业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涉农企业为降低交易费用和违约成本,就要扩大规模,把一部分市场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在农业集群区域内,各企业既有竞争,也有合作,通过经济的自发调节,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
(三)有助于农业生产经营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
在农业中运用高新技术,将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拓展农业资源范围,节约农业能源,减少农业生产中的各种污染,因此,运用高新技术发展现代农业是各国农业发展的方向。我国传统的小农生产以家庭为单位,人均耕地面积少,如果采用高新技术,初始成本巨大,且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而在产业集群这一组织形式中,龙头企业比一般农户资金实力雄厚,为了获得优质稳定的货源和原料,必须将科学技术以各种形式传授给农户,这种集中式的技术推广效果好,成本低。龙头企业也会自动提高产品收购、加工、储运和销售一系列过程的科技含量,形成经济规模。而农户利用专业技术,增加了收入,扩大了生产能力,也获得了继续学习科技技术的闲散资金,激发了农户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和利用,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科技含量。
(三)因地制宜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在农业产业集群中,农户由生产初级农产品向农产品的深度加工、综合利用转变,由单纯务农向农工商一体化转变,农户开始活动在生产、流通、消费、信贷的各个领域。通过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体化经营,产业链条不断扩大和延伸,新的生产要素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种养加、产供销集中在某个区域,节约了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和资源配置,进一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格局。通过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的渗透、联合,打破了传统农业在生产、加工与流通各个领域相对分割的局面,形成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从而强化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农业产业集群既能激发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又提高了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较好地解决了规模小、分散化的传统农业条件下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综上所述,农业产业集群对农业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要构建现代的农业产业结构,就要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完善市场体系,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壮大农业产业集群。安徽各地在市场环境、农业基础等方面存有差异,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和主导因素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发展农业产业化、集群化的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深入考察区域的比较优势、市场基础和产业基础,选择适当的集群发展模式和路径,促进农业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因子分析;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4.1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4-38-02
新疆玛纳斯县农业优势资源丰富,是昌吉州的农业大县。2009年玛纳斯县提出以农牧民持续大幅度增收为目标,以品种优良化、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农民知识化、农村信息化、农业生态良性化、城乡一体化为重点,着力构建新疆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区和统筹城乡发展先行区,率先在全疆各县市中实现农牧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以农业产业化为主要特征,同时农业产业化也是实现工业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为城镇化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发展农业产业化成为玛纳斯县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说明
农业产业化是以农业产业为主体,相关产业为依托,使农业产业实现产业延伸和产业扩张,从而形成穿透产业层次,联通一、二、三产业,以农业为基础,二、三产业中相关行业协同发展并组成利益共同体,连接农业的前产业和后产业构成产业链,实现大规模、整体化、综合型、高效率的产业经营过程系统。从实践角度出发,农业产业化则是产品商品化、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和管理企业化等综合特征。根据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建立农业产业化指标体系,评价新疆玛纳斯县农业产业化综合发展水平。
指标体系的构建要遵循以下原则:(1)科学性。指标要能反映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同时要考虑数据的可获性。(2)综合性。指标体系的涉及要系统且相互配合,各有侧重形成有机整体。(3)统一性。评价指标的计算口径要统一,运用统计指标可以计算,要便于量化。
本文选取2005-2009年能够反映玛纳斯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经济变量,这些变量分别从产业化基础、产业化配套设施、产业化效益、产业经济实力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对农业产业化进行评价。经过反复筛选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7个指标作为评价玛纳斯县农业产业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分别为人均GDP(x1)、农产品加工能力(x2)、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x3)、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4)、城镇化水平(x5)、人均机械总动力(x6)、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x7)、单位面积用电量(x8)、社会化服务能力(x9)、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x10)、农产品零售业总额(x11)、农产品加工业从业人员(x12)、土地贡献率(x13)、产业结构优化程度(x14)、人均播种面积(x15)、人均农产品产量(x16)、劳动力规模(x17)。
二、玛纳斯县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因子分析是通过研究多个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依赖关系,找出能综合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这几个随机变量是不可测量的,通常称为因子。然后根据相关性的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因子分析的目的就是减少变量的数目,用少数因子代替所有变量去分析整个经济问题。因此,本文运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用因子分析法对新疆玛纳斯县农业产业相关的17项指标进行处理。处理后输出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从这17个变量中提取的3个因子所得到的累积方差占总方差的99.679%,由此可以说明这3个因子所包含的信息占17个变量所表示信息的99.679%。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主成分方差的贡献率分别是57.95%、30.873%和10.856%。
基于因子分析玛纳斯县2005-2009年农业产业化主要指标,分别对影响玛纳斯县农业产业化的主成分进行具体分析。因子一中的信息包括农业产业化基础、产业化配套、产业化规模、产业化效益和产业科技化,说明该因子是影响玛纳斯县农业产业化综合发展的因子,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到因子中各分量的得分,可以得到因子一的主分量方程为:
Y1=0.111x1+0.116x2+0.126x3+0.227x4-0.066x5+0.084x6-0.026x7+0.151x8-0.070x9+0.114x10+0.097x11+0.105x12+0.076x13+0.079x14+0.054x15-0.172x16+0.103x17
其中,x13和x14反映的是产业经济实力,对主因子的贡献最小,系数分别为0.076和0.079,虽然在因子中是最小控制农业产业化的因子,但土地贡献率是影响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因素,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既影响农业产业化发展,又影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结果。从分量式中可以看出,x6对因子的贡献率也很小,仅为0.084,它是反映产业科技化的重要指标之一;x11反映的是农业产业化效益,它对因子的贡献率是0.097,说明农产品的零售额对农业产业化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综上,玛纳斯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需要产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科技化程度有待提高,最终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体现在农业产业化的效率上,同时农业产业化的效率提高又能够使农业产业化不断向农业现代化转变。
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因子二中的各分量的得分,得到因子二的主分量方程为:
Y2=-0.053x1-0.128x2-0.005x3-0.247x4+0.242x5+0.068x6+0.194x7-0.021x8+0.221x9-0.006x10+0.020x11+ 0.061x13+0.024x15+0.229x16+0.001x17
其中,x5、x7、x9的成分得分系数最高,它们所表示的是农业产业化实现的基础性要素。城镇化水平的系数最大,其次是社会化服务能力。城镇化的发展对农业产业化有带动作用,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空间和良好的市场环境;社会化服务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和谐的配套服务和设施,能够推动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
因子三中成分得分系数最高的是人均农产品产量,它反映的是区域农产品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属于农业产业化的基础,农产品生产能力对农业产业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有利保证。根据因子三中各成分的得分得到因子三的主分量方程为:
Y3=0.024x1+0.103x2-0.128x3-0.171x4-0.131x5-0.131x6-0.034x7-0.701x8+0.084x9-0.076x10-0.064x11-0.048x12-0.075x13+0.050x14+0.100x15+0.475x16-0.045x17
综上分析,玛纳斯县近年来农业产业化主要是通过农业产业基础投入和产业配套完善带动产业化发展。但农业产业化科技投入不足,产业化规模比较小,没有依托农业主导产业为主的大型企业;产业经济实力不强,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产业化带动作用没有凸显;农业产业化效益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较为缓慢。
三、促进玛纳斯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发挥资源优势,形成县域主导产业
确立和培育主导产业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的长远基础。所以玛纳斯县必须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进一步巩固提高现有传统产业,通过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扩大生产能力。充分利用资源,发展具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形成主导产业,进而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
(二)培育龙头企业,带动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
龙头企业是提高农副产品比较效益、延长产业链、实现增值的关键,集中组建和重点扶持一批规模大、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科技水平高的龙头企业, 以便带动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现阶段玛纳斯县,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能力差,对农产品没有起到强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龙头企业的发展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适销对路、潜在需求量大的产品。对小企业进行整合,使其形成经营规模和经济优势雄厚、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销售、科技开发等大型企业。
(三)依靠科技进步,加强农业产业化进程
一是要建立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体系,为产业升级提供技术保障。二是完善科技推广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是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和农民技术教育,做到农科教结合。
(四)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以当地特色产业为基础,大力发展棉花和番茄产业,重点支持棉花、番茄生产和加工基地建设。综合考察多种因素,产业结构要适应消费市场和加工业原料市场的需要,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基地,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责任编辑: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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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津冀农业现状及发展方向
1.1北京市农业现状及发展方向北京市拥有1600万常住人口,1.64万km2土地面积,属于都市型现代农业。加入WTO以来,我国政府加强了对北京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但由于北京人口密度太大,本地区农产品尤其是品牌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也不断提高,现以输入外地农产品为主。北京市未来农业发展方向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生产标准化、产品安全化和质量化。
1.2天津市农业现状及发展方向天津市属于外向型都市农业,农业生产逐步向产业化发展。虽然天津农业产业化发展有很大进步,但也处于本地农产品供不应求的阶段。天津市未来农业发展方向是积极吸取外企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弥补自身的不足,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础。1.3河北省农业现状及发展方向河北省是农业大省,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北省农业投资总量显著增长,但农业投资增幅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低,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河北省农产品品牌化不够完善,农民收入低,消费者水平不高。河北省未来农业发展方向是改进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实现产品品牌化,以输出农产品为主,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加大与京津的农业合作。
2京津冀农业协作发展的制约因素
2.1区域利益呈非合作博弈京津市场准入门槛高,利益封闭,要素进多出少。京津冀相似的产业结构无法承担区域行政博弈中一些产业地位相对位次下降的风险,在现有利益机制下,河北省采取弃重(工业)强农战略的代价巨大,这也是在市场机制下京津冀农业难显协调发展,京津冀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
2.2缺少区域整体协作观念京津冀地区自身合作意识不强,根本原因是在各自行政区内考虑发展的成本低,从京津冀整体考虑持续发展的成本高,即外部性损失以及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负担都不愿意各自承担,都尽力以转移外部性换来区域内发展的福利最大化。因此京津冀地区缺乏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区域农业合作的意识,追求官本位秩序下的的惯性思维和行动的路径依赖,束缚了市场与政府的手段协调[1]。
2.3区域协作战略和规划难以整体设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天津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的制定和河北省提出“一线两厢”战略构想,虽然都提出了建立环渤海合作机制,但由于京津冀农业协作要跨行政区划,涉及首都、1个直辖市和1个相邻省,行政关系的整体协调,要跨越多层行政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水平上,要综合考虑短期与长远、部门与区域的复杂关系。三方既要在相互协调中优化资源配置的新建设,又要在整体利益良性互动约束下兼顾各方利益,其难度之大导致京津冀农业区域协作规划难以出台。
3京津冀农业协作发展可行性分析通过计算京津冀区位商来分析京津冀农业协作发展的可行性。区位商又称专门化率,用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全部产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与该部门在全国部门产值中所占百分比的比值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专业化水平。当区位商≤1时,说明该地区专业化程度低于全国,属于自给性部门;当区位商>1时,说明该地区专业化程度高于全国,专业化水平高[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年数据,计算出京津冀农业区位商(表1)[2]。
4京津冀农业协作发展模式根据京津冀农业的组织结构关系、要素投入整合关系和区位优势,提出未来京津冀农业的合作模式如下:
4.1龙头企业带动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型是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重点围绕1种或几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联合,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3]。在实际运行中,龙头企业联基地,基地联农户,进行专业协作。龙头企业带动型发展模式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不必再去市场上逐一谈判,不必花费过多的精力寻找供方或需方,生产者由此可实现区域化生产,引进先进技术,加工厂家和经销商可扩大规模,取得规模效益。以龙头企业为结合点,开展项目研究与开发,突破传统的生产模式,能够起到1+1>2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