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管理办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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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车改革管理办法范文

公务用车改革关系全体干部职工切身利益，对城市供水这样一个生产服务型企业更是一大难题，特别是近年来，居民对供水服务要求提高，供水服务区域扩大，营业管理难度增加；工程建设任务繁重，工程点多面广，政策协调难度大，很多地方交通不便，车改工作相对复杂。为全面贯彻主管局关于局属企业单位实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意见精神，确保改革符合企业实际，方案切实可行，任务如期圆满完成，公司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有序组织落实公车改革前后的各项工作。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是企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制改革的前奏。改革牵涉面广，难度大，要取得成功，首先要领导班子转变观念，统一认识，坚定改革信心。为此，公司党委高度重视，专题讨论，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多次召开会议，及时传达局关于车改的意见要求，加强宣传，加强沟通，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统一思想，消除顾虑，正确理解改革的重要意义，明确公车改革后交通补贴不是福利，确保车改后工作效率是每位干部员工的职责，要求全体干部员工从维护公司发展稳定大局出发，积极支持参与改革，为改革顺利实施建言献策。

二、加强领导，统筹部署。公司将车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为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成立了由总经理王军海为组长，相关分管领导，业务部室、单位负责人组成的公务用车改革领导小组，提前做好车辆梳理，开展意见征询，进行细致调研，制订工作计划，明确工作要求，落实责任，加强协调，精心组织，及时做好督查，确保每一工作环节操作规范，措施落实扎实，任务完成及时，员工队伍思想稳定，企业生产经营正常。

三、发扬民主，操作透明。整个车改工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阳光操作。方案制定前，公司及时将局车改实施意见转发至各单位，要求各单位予以传达；车改领导小组走访相关单位，听取对企业车改的意见。方案形成后，先后召开不同层次会议，广泛征求意见，及时与局进行沟通，争取局领导对车改方案的支持，并根据局党委意见调整方案，召集职工代表联席会议、全体干部大会，同时，按公司厂务公开程序进行公示，再次征询意见，确保方案切实可行。

四、精心组织，实施高效。公司改革车辆多，驾驶员安置难度大，改革时间紧，涉及面广，任务重、要求高。公司领导本着对上级、对企业负责的态度，坚持动真格、求实效原则，务实制订方案，确定车改数量，严格纪律要求，按“以岗位定标准，合理拉开差距”原则，客观公正核定个人公务交通费发放标准，坚持“包干使用，按月报销，超支自负，节余奖励”方针，区别核定各部门交通费报销标准，杜绝平均摊派；从便于工作，节约能源角度出发，建立搭车收费制度，明确不同距离的搭车收费标准。方案确定后，及时对过渡阶段车辆管理、车辆调配、车辆封存、相关管理制度完善等工作进行部署，相关部门加班加点，抓紧落实驾驶员考核、分流安置工作，根据考核结果，对20余名用工驾驶员解除劳动合同，其余30多名驾驶员进行分流，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完成了上述各项工作，确保了车改的如期实施。

第2篇：公车改革管理办法范文

公司领导：

2021年上半年财务工作，财务管理工作整体运行平稳，现将2021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 日常工作上

1、按集团公司要求完成了2020年度决算审计、税务审计、预算审计各项审计工作、财务管理工作符合国家各项规章制度

2、按集团工作部署，完成国资委、财政厅2020年度财务决算上报工作，完成与集团公司指定的审计机构各项财务数据审定工作，现各项审核已经全部通过。

3、按公司工作部署，完成了2020年度汇算清缴上报、2020年度工商年检工作。

4、按集团工作部署，完成了2021年预算编制工作、2021年度预算分解以及2021年NC预算上报工作。

5、按集团工作要求，完成集团公司2021年度NC报表上报工作2020年度公路局年报、2021年度经济运行分析工作，第一季度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工作。

6、2021年依据国家税务总局税改政策，完成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全员资料的整理、核对及录入工作，完成了2021年度增值税及附加纳税申报、印花税申报工作。

7、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21年1月1日起更换新版增值税发票的要求，完成了2021年度新版通用机打发票、定额手撕发票的申领、更换工作，及旧版通用机打发票、定额手撕发票的验旧核销工作。

8、深入学习集团公司总经理、总会计师在2021年集团公司预算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并贯彻落实。印发了《关于成立预算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9、预算按季度分解任务，严格预算执行，加强了预算季度分析，为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性提供依据。

10、完成了预算日常执行1至5月份NC数据上报工作。

11、完成向集团公司各项经费请示拨付工作，包括日常经费、路政经费等；完成各站区报账、审核、入账以及各项税费上缴等工作。

12、完善合同台账管理，监督合同履约执行情况。结合《合同管理制度》严格按合同审批程序订立合同， 2021年1-5月份签订各类合同**份，金额合计***万元。

13、加强内部管控，全面贯彻、落实纪检监察监督、问责职能，为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护航。

二、2021年1-5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一）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预算***万元，1至5月份累计完成***万元，预算完成率**%。

（二）降本增效方面

1、公司办公室在机关、各单位开展“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度电”活动，树立全员节约意识，从小事做起，精打细算，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同时结合实际，编制《水电费月度分析表》、《办公用品月度使用情况分析表》、《办公车辆月度维修保养费用分析表》以及《通行费月度征收费额与车流量分析表》等各类数据统计表格，进行数据分析对比，责任到人，使每个人树立勤俭节约，以站为家的思想，都参与到节能降耗的活动中来。

2、正确使用办公设备、定期维护，保证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设备良好，减少更换频率。抓住公车改革机遇，加强办公车辆内控。按照上级公车改革要求，我们已对公司名下的公务车辆完成了“三化”管理，对所属各单位办公用车进一步管控，健全了公车管理台帐、车辆油耗管理台账等。根据出车事务轻重缓急，尽量做到不重复派车。办公车辆实行定点维修、保养，年终统一结算，做到最大限度的降低费用。四是严格低值易耗品管理。建立健全低值易耗品管理制度，做好出入库登记，建立日常领用台帐，同时做到定期盘点，按需采购，避免造成积压现象。严格管控办公耗材领用数量，根据办公用品性质，做到交旧领新。利用办公系统软件，促进无纸化办公全覆盖，节约耗材。

三、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

（一）财务制度管理方面

制定了较为完整的财务管理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严格执行财务收支审批制度，对款项支出的合理性、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进行严格把关，保证公司的经济活动合法、真实、准确、安全、完整，使会计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二）财务预算执行、分析方面

1、建立预算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制度，每季度对预算执行情况向预算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进行报告，分析执行结果、明确责任，提出改进措施；财务预算报告内容应全面、完整，包括收入、成本、费用和利润情况，现金流情况，影响预算的重大事项，拟改进的措施等，为编制2020年度预算做好工作。

2、按集团公司总体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继续加强降本增效，实际支出中以预算执行为根本，加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强化事前审核，规范财务支出流程，圆满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三）财务报账管理方面

财务报账要以年度预算为基础，在实际执行中，要以预算科目及账簿科目为基础制定支出明细表，在支出明细表中要将年度预算分解到各月，报账时，明确责任，要重点核实大额现金支付，确保支出的合理性、规范性。

（四）按集团要求建立、完善存货的计量及管理，实现降本增效。

（五）各类专项审计方面

加强固定资产审计、专项工程审计工作，落实固定资产制度执行，加强资产购置、验收、入库程序及日常资产台账管理工作，配合资产管理部门做好资产盘点清查。

（六）票证管理方面

加强对各站通行费收入账户的管理，严格执行公司制定的《收入管理办法》，重点检查各项收入上缴是否及时，是否滞留款项，加强对通行费发票的管理，严格执行公司制定的《票据管理制度》，重点对通行费票据领用、保管、使用、上报、核销等流程进行检查。

（七）合同管理方面

加强合同管理，于11月中旬做好年度《合同履约情况报告单》,监督各类合同的履约及支付情况，做好本年度成本费用的确认工作。

（八）问责纠错方面

第3篇：公车改革管理办法范文

学界的争论不一,使得研究此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以上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全面、更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即应把是否增加行政费用同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联系起来,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把判断行政费用高低与否的标准变成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不是官员的政绩需要或是一些浮于表面的数据指标。

一、行政管理支出现状

我国行政改革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机构等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却仍然存在行政支出扩张、预算软约束化,行政支出存在“越位”和“缺位”等问题,由此带来了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艰难。

到2003年,行政支出已在公共支出中占到19%。跟改革开放前相比,行政管理经费(亿元)本身的增长快:1950年为13.13,1970年为32.00,1978年为52.90,1985年为171.06,1995年为996.54,2003年达到4691.26。改革开放以来,竟增长了87倍,年均增长3.5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逐年上升:1978年仅为4.71%,1985年为8.53%,1995年为14.6%,2003年达到19.03%的高度。25年来每年平均提高0.57个百分点。这一水平在财政总支出的五大类型支出中比重排列在第三位,以2003年为例,经济建设费占30.05%,社会文教费占26.24%,行政管理费占19.0%,国防费占7.74%,其他经费占16.91%。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晰地看到,控制行政费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同时,考虑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必须控制行政费用的增长,把更多的财政支出倾向于科研教育经费和农业投入。笔者认为,只有这样,财政结构才会日趋科学化、合理化、制度化;国家的各项事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财政风险指数才能降到最低限度。

而跟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或同阶段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各国一般公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数据采取从低到高排序如下:日本(1993年)为2.38%,英国(1999年)为4.19%,韩国(1997年)为5.06%,印度(2000年)为6.3%,法国(1997年)为6.5%,加拿大(2000年)为7.1%,俄罗斯(2000年)为7.6%,美国(2000年)为9.9%,巴西(1998年)为14.16%。以美国为例,其国内是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政府职能可以说比我国完善,管理的社会事务也非常多:大到立法选举,小到居民违反交通规则,“事无巨细,皆辖之。”可美国的行政费用并非同其军事支出一般高涨。2000年,美国行政支出占其财政支出9.9%,而我国竟然高达17.4%,几乎是美国两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美国的行政效率较高;另一方面,美国各级政府树立了廉洁行政的良好风尚。反观我国,虽然政府机构改革早已启动,精简了部分机构和人员,但仍然存在官员冗杂,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不仅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相对较低,而且加重了财政的负担。当然,官民比例的不断增加,也是我国行政费用不断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实际比例高达1:18,真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官民之比也仅为1﹕981,已经形成一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而同期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例仅为1对94。

二、现状原因分析

当前的问题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政府机器庞大,机构臃肿重叠,财政养人过多,行政管理费呈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中央财政看,尤其是从地方财政看,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其他一些重点建设支出、社会公益性的重要支出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这与财政养人过多、行政费用膨胀具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经济的增长使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相应增加,于是行政管理支出就产生了扩张的可能;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行政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又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二者相互促进。众所周知,行政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而政府作为公共商品的提供者,必须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因此在公共支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行政管理支出也不可避免地攀升。这一点无可厚非,要想高产出,还真得高投入。当然,高投入的方向要对,渠道要正。

其次,政府机构的膨胀、编制的扩张、人员配置增加、工资及办公设施的标准提高,都势必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水涨船高”。而且,由于机构和人员数量增加所导致的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具有“刚性”,因此在实际中难以压缩。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实行工资改革,逐步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提倡“高薪养廉”;并且,各级政府用于提供公共商品和社会福利的成本进一步提高;再者,由于近年来人口流动频繁,使得各级政府管理当地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治理社会环境时的行政支出增多。以上三方面都势必直接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攀升。对此,笔者认为历史经验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北宋王朝成立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防止统军大将拥兵自重, 功高欺主,于是选派大量文官到地方各州府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知州。同时为了收归财权和司法权,又向各地增派了转运使和通判。一时间,北宋官员数量激增,给当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且进一步导致地方实力空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

再次,行政管理支出中的项目涵盖范围不明确。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超标购房、超标购车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讲排场、铺张浪费、公款消费的不良风气,导致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如在去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教授就曾发表“公车改革”提案,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节约行政支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只考虑社会效益,而忽略了项目的实际成本。政府中一些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业绩,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所谓的“标志工程”、“形象工程”,其中一部分不具任何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造成了财政资金的巨额浪费。

最后,政府的行政支出预算编制仍没有完全摆脱“基数+增长”的传统做法。“基数+增长”方法使以前年度的不合理因素延续下来,容易形成支出上的“越位”和“缺位”、浪费与紧缺并存,会加剧各部门的苦乐不均。因此打破基数法,实行部门预算和零基预算,已成为行政预算管理改革的重点。目前我行政支出预算编制是以定员、定额、定标准为起点的零基预算编制,但在实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并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零基预算。

当然,行政经费的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传统观念都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政治气氛很浓厚的国家,权力相对集中,“官本位”的意识也是深深的扎根于大部分炎黄子孙的心中,而这些都是行政费用激增的因素。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费用的过快增长,除了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人事安排等因素外,思想观念以及文化传统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要超过之前那些因素的效果。

三、控制我国行政费用膨胀的有效途径

针对现阶段我国行政费用不断膨胀的事实,我们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依据财政学原理,行政支出的管理方式主要有:第一,全额经费包干,结余留用;第二,部分经费包干,结余留用;第三,总额控制,结余上缴。正如国家在通货膨胀时期要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样,在今后经济体制的转轨中,为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必须从多方面采取过硬措施,从严控制行政人员和行政经费。

(一)在财政内部全面实行“下管一级”的管理办法。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行政经费总量限额、行政人员编制及人均行政支出综合定额提出控制指标,进行动态考核,辅之以一定的奖罚措施。

(二)推进行政改革,精简机构,这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和压缩行政经费的治本之策。笔者认为,精简机构是降低行政管理支出、减轻财政负担的一种最彻底和最有效的办法。一方面要确保正常的行政经费提供,按照“精简、效能、廉洁、高效”的原则,保证必要的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又要严格控制经费的支出规模,控制不合理开支,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三)建立有效的政府公务员系列的竞争机制。这不仅包括公务员的公开考试录用制度,而且要逐步推行机关干部的辞退制度,改变行政机关人员只进不出的现象,改变目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状,努力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节约财政支出,减轻社会负担。

第4篇：公车改革管理办法范文

摘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府职能的形式不断转变，行政队伍的人数不断增加，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快速增长趋势。行政支出的直线上升加重了财政的负担，造成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提高财政风险的几率。此外，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官员腐败、滥用权利等的产生。本文从财政支出学角度出发，结合实际，论述我国行政支出的现状、原因、解决方案，以期为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和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费用逐年增长。突出表现在：预算外支出不断增加；“三乱”现象日趋严重；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步步攀升。有关专家针对这些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部分认为：由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职权范围的不断扩大势必导致行政费用的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建设蒸蒸日上，由此相关的行政费用飞速增长也就不足为奇。而另一部分则对此持质疑态度，他们认为，行政费用增加的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增长过快以及不均衡增长就属于不正常现象。目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建设是重头戏，因此，必须给过度增长的行政费用泼泼冷水，降降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效率的提高以及把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

学界的争论不一，使得研究此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以上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全面、更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即应把是否增加行政费用同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联系起来，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把判断行政费用高低与否的标准变成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不是官员的政绩需要或是一些浮于表面的数据指标。

一、行政管理支出现状

我国行政改革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机构等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却仍然存在行政支出扩张、预算软约束化，行政支出存在“越位”和“缺位”等问题，由此带来了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艰难。

到2003年，行政支出已在公共支出中占到19％。跟改革开放前相比，行政管理经费（亿元）本身的增长快：1950年为13.13，1970年为32.00，1978年为52.90，1985年为171.06，1995年为996.54，2003年达到4691.26。改革开放以来，竟增长了87倍，年均增长3.5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逐年上升：1978年仅为4.71％，1985年为8.53％，1995年为14.6％，2003年达到19.03％的高度。25年来每年平均提高0.57个百分点。这一水平在财政总支出的五大类型支出中比重排列在第三位，以2003年为例，经济建设费占30.05％，社会文教费占26.24％，行政管理费占19.0%，国防费占7.74％，其他经费占16.91％。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晰地看到，控制行政费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同时，考虑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必须控制行政费用的增长，把更多的财政支出倾向于科研教育经费和农业投入。笔者认为，只有这样，财政结构才会日趋科学化、合理化、制度化；国家的各项事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财政风险指数才能降到最低限度。

而跟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或同阶段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各国一般公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数据采取从低到高排序如下：日本（1993年）为2.38％，英国（1999年）为4.19％，韩国（1997年）为5.06％，印度（2000年）为6.3％，法国（1997年）为6.5％，加拿大（2000年）为7.1％，俄罗斯（2000年）为7.6％，美国（2000年）为9.9％，巴西（1998年）为14.16％。以美国为例，其国内是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政府职能可以说比我国完善，管理的社会事务也非常多：大到立法选举，小到居民违反交通规则，“事无巨细，皆辖之。”可美国的行政费用并非同其军事支出一般高涨。2000年，美国行政支出占其财政支出9.9%，而我国竟然高达17.4%，几乎是美国两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美国的行政效率较高；另一方面，美国各级政府树立了廉洁行政的良好风尚。反观我国，虽然政府机构改革早已启动，精简了部分机构和人员，但仍然存在官员冗杂，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不仅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相对较低，而且加重了财政的负担。当然，官民比例的不断增加，也是我国行政费用不断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实际比例高达1：18，真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官民之比也仅为1﹕981，已经形成一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而同期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例仅为1对94。

二、现状原因分析

当前的问题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政府机器庞大，机构臃肿重叠，财政养人过多，行政管理费呈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中央财政看，尤其是从地方财政看，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其他一些重点建设支出、社会公益性的重要支出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这与财政养人过多、行政费用膨胀具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经济的增长使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相应增加，于是行政管理支出就产生了扩张的可能；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行政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又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二者相互促进。众所周知，行政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而政府作为公共商品的提供者，必须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因此在公共支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行政管理支出也不可避免地攀升。这一点无可厚非，要想高产出，还真得高投入。当然，高投入的方向要对，渠道要正。

其次，政府机构的膨胀、编制的扩张、人员配置增加、工资及办公设施的标准提高，都势必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水涨船高”。而且，由于机构和人员数量增加所导致的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具有“刚性”，因此在实际中难以压缩。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实行工资改革，逐步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提倡“高薪养廉”；并且，各级政府用于提供公共商品和社会福利的成本进一步提高；再者，由于近年来人口流动频繁，使得各级政府管理当地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治理社会环境时的行政支出增多。以上三方面都势必直接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攀升。对此，笔者认为历史经验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北宋王朝成立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防止统军大将拥兵自重，功高欺主，于是选派大量文官到地方各州府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知州。同时为了收归财权和司法权，又向各地增派了转运使和通判。一时间，北宋官员数量激增，给当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且进一步导致地方实力空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

再次，行政管理支出中的项目涵盖范围不明确。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超标购房、超标购车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讲排场、铺张浪费、公款消费的不良风气，导致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如在去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教授就曾发表“公车改革”提案，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节约行政支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只考虑社会效益，而忽略了项目的实际成本。政府中一些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业绩，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所谓的“标志工程”、“形象工程”，其中一部分不具任何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造成了财政资金的巨额浪费。

最后，政府的行政支出预算编制仍没有完全摆脱“基数＋增长”的传统做法。“基数＋增长”方法使以前年度的不合理因素延续下来，容易形成支出上的“越位”和“缺位”、浪费与紧缺并存，会加剧各部门的苦乐不均。因此打破基数法，实行部门预算和零基预算，已成为行政预算管理改革的重点。目前我行政支出预算编制是以定员、定额、定标准为起点的零基预算编制，但在实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并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零基预算。

当然，行政经费的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传统观念都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政治气氛很浓厚的国家，权力相对集中，“官本位”的意识也是深深的扎根于大部分炎黄子孙的心中，而这些都是行政费用激增的因素。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费用的过快增长，除了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人事安排等因素外，思想观念以及文化传统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要超过之前那些因素的效果。

三、控制我国行政费用膨胀的有效途径

针对现阶段我国行政费用不断膨胀的事实，我们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依据财政学原理，行政支出的管理方式主要有：第一，全额经费包干，结余留用；第二，部分经费包干，结余留用；第三，总额控制，结余上缴。正如国家在通货膨胀时期要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样，在今后经济体制的转轨中，为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必须从多方面采取过硬措施，从严控制行政人员和行政经费。

（一）在财政内部全面实行“下管一级”的管理办法。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行政经费总量限额、行政人员编制及人均行政支出综合定额提出控制指标，进行动态考核，辅之以一定的奖罚措施。

（二）推进行政改革，精简机构，这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和压缩行政经费的治本之策。笔者认为,精简机构是降低行政管理支出、减轻财政负担的一种最彻底和最有效的办法。一方面要确保正常的行政经费提供，按照“精简、效能、廉洁、高效”的原则，保证必要的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又要严格控制经费的支出规模，控制不合理开支，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三）建立有效的政府公务员系列的竞争机制。这不仅包括公务员的公开考试录用制度，而且要逐步推行机关干部的辞退制度，改变行政机关人员只进不出的现象，改变目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状，努力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节约财政支出，减轻社会负担。

（四）有效配置政府资源,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政府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重新认定公共产品提供的范围。对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财政支出;对混合产品,如:教育、卫生、科技等,可以采用市场提供和公共提供相结合的方式(即部分公共提供的方式)。其中,公共提供的份额应该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从而既能较好地避免市场提供可能造成的消费不足的效率损失,又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提供可能造成的消费过度的效率损失。

（五）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对财政收支的监管。1.制定细致的预算管理办法,明确各级领导的审批权限和范围,并承担控制预算的经济责任；2.建立增收节支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3.建立事中、事后监督制度；4.建立一整套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实行阳光采购。

参考文献

[1]刘京焕、陈志勇、李景友.《财政学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

[2]赵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政税收问题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

[3]王雍君.1999年.《建国以来公共支出结构的演变》.《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10期

[4]汤亮.《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政府效率》.《江苏党校报》.2003年9月25日总第244期

[5]任保平、钞小静.《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978-2003》

[6]《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4、20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