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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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

离岸业务市场的发展过程是税收体系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共同特点是：涉及离岸业务的税收都处于很低水平，大多数离岸业务中心对其离岸业务提供部分或全部税收优惠。图1展示了离岸业务与税收的关系。1．离岸业务涉及的税种全球离岸业务中心在税收结构上以直接税为主，一般无间接税。对离岸公司而言，离岸业务涉及的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利息预扣税、资本利得税、股息预扣税、印花税等税种，因此多数离岸业务中心无营业税。例如，新加坡以直接税为主体税，所得税在其所有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50％。2．离岸业务的税率为了解离岸业务的税率，本文选取全球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离岸业务中心（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和菲律宾马尼拉）进行比较研究。这些离岸业务中心涉及的主要税种及税率见表1。以中国香港为例，作为全球著名的离岸业务中心，其优惠税收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香港早在1982年就取消了原先对外币存款利息收入所征收的16．5％的预扣税，因此在香港没有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股息预扣税，但是部分交易如股票交易，需缴纳印花税。从2011年起香港将企业以外的法人实体的所得税下调了1个百分点，即对除企业以外的法人实体的应税利润征收15．5％的所得税，对企业应税利润按照16．5％的企业所得税征收。而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之一的自贸区离岸业务市场，新加坡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多年来，新加坡为了保持其在全球离岸市场中的竞争力，对所得税进行不断调整。例如，2010年新加坡将企业所得税从之前的18％下调到17％，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总部享受10％的优惠税率，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享受15％的优惠税率。可见，这些离岸业务中心都实施较低的所得税率，并且都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和股息预扣税。对于离岸业务涉及的印花税，伦敦不予优惠减免，中国香港实行较低的税率，新加坡和菲律宾马尼拉则完全豁免。3．离岸业务的税收征管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税收征管都表现出简单和高效的共性。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例，中国香港的税收征管采用一级税制的征管体制，对税收征管主体实行规范化和简单化的管理，以通知申报纳税方式进行税收征管，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在征收环节上，征税机关实现网络化管理，与社会中介组织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信息交流，保障纳税人的“课税同意权”；新加坡税收征管的高效性主要体现在优惠税制的体系化以及税率的简单化，其实施的效果相当于实行了一种档次少、级距小的超额累进税率，降低征税机关的征管难度，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4．离岸业务的税收监管随着全球离岸业务的迅速发展，离岸业务市场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为了争夺外资，一些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有害的税收竞争举措，给国际税收秩序带来较大冲击。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愈发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希望通过加强税收透明度建设和国际税务合作来遏制有害税收竞争。目前，无论是国际组织或国家的监管机构都趋于加强对离岸业务市场的监管。监管主要针对避税活动展开，包括避税的单方规制和多方规制。避税的单方规制措施主要包括：限制本国居民在避税地设立离岸公司、制定受控外国公司的制度和完善纳税申报制度等；对离岸公司避税的多方规制措施主要包括：强化国际合作，与避税地国家签订情报协定，与非避税地国家合作等。另外，针对离岸公司常用的避税手法（比如转移价格），实行正常交易原则，采用预先定价协议（APA）机制等法律规制措施。

二、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现状

我国在离岸业务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相应的配套政策的制定较为滞后，使得离岸业务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了许多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相关税收政策仍没有明文规定，究竟应该对离岸业务的哪些纳税主体征税，征收哪些税种，税率是多少，等等。也就是说，我国还未制定出具体的政策和法规对离岸业务市场的监管进行规范，因此，目前我国离岸业务市场的税收政策处于真空状态。事实上，我国的离岸金融业务起始于1989年，而我国第一部离岸金融的正式法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于1997年10月23日才由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并于1998年正式实施相关细则。在税收管理的相关问题方面，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对离岸业务税收问题做出任何规定，这意味着我国离岸业务税收优惠也没有成文的法律承诺。以上海和深圳为例，两地同样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但是它们的税负却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在上海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面临5％的营业税和25％的所得税，而在深圳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免征营业税，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2013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截至2014年3月25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7492户，其中外资628户，平均每户注册资本468万美元。内资企业6864户，平均每户注册资本2116万元。如果再加上已办理核名手续但还没有设立的企业，数量将达到1万户左右。这意味着，在吸引企业入驻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半年交出的成绩单赶上了过去20年。但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目前吸引的外资企业数量远远小于内资企业数量。而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建立离岸业务中心，开展离岸金融和离岸贸易等相关业务，有利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吸引外资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尚未制定出台针对离岸业务的税收政策，如果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的税收政策难以与国际接轨，一方面会降低外资进入的积极性，大量的外资企业因为较高的税负而对上海自贸试验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较高的税负可能会刺激离岸业务交易主体逃避税收监管，对国内和国际税收竞争秩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在符合我国税制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以及不导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前提下，研究设计适合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不仅为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等级，也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

三、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设计

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上海自贸试验区是连接境内在岸市场和境外离岸市场、具有双向辐射与渗透功能的市场区域，因此，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应从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制度、税收监管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可复制、可推广等方面进行设计。1．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制度以最常见的离岸业务———离岸金融业务为例，其主要是吸收非居民资金为非居民提供的一项国际金融业务，是两头在外的业务活动（outsidetooutside）①。由于非居民个人或机构是资本的持有者，他们可以决定将资本投放于何处，如果对其资本投资收益征税，则不利于吸引外资进入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展离岸业务。为此，本文从设计原则、税种、税率、税收征管等方面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进行设计。（1）设计原则。根据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目标、主要任务等功能，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设计的原则是：第一，税制具有国际竞争性，至少在东亚具有相对竞争性，使上海自贸试验区快速成长为东亚乃至亚太离岸业务中心。第二，税收征管制度更简洁高效。这既是发展国际业务的要求，也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2）税种：单一直接税。依据全球离岸市场的共同点，税种少、低税率是推动全球离岸业务中心快速成长的助推器。为此，建议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中心只征收一项直接税，即所得税，免征包括营业税在内的所有间接税。对任何形式的外来资本投资收益所得免征资本税，即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股息预扣税等；取消离岸业务相关的印花税。（3）税率：多级分类所得税率。在税率的制定方面，要保证离岸业务的税率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保证离岸公司的税率不高于在岸公司的税率，保证离岸公司面临的税负不高于周边离岸业务市场的税负水平，这是发展离岸业务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同时，为适应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需要，税率设计须有一定弹性，以便于利用税收杠杆调控离岸业务结构。为此，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所得税率设计为15％～17％（见表2）。（4）税收征管。为实现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的高效征管，应从征管对象和征管机构两方面进行政策制定。征管对象的核心要素一是离岸业务界定，二是离岸业务分类。本文建议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行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模式，这种模式的业务链是两头在外，即为非居民提供服务，与在岸业务严格分离，便于识别界定。关于离岸业务分类，主要是对离岸业务包进行分拆，根据国家战略给予不同的税率待遇。例如，离岸金融业务的企业所得税率为15％；总部设在自贸试验区的跨国公司企业所得税率（离岸业务）为15％，地区总部设在自贸试验区的跨国公司企业所得税率（离岸业务）为16％。2．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监管制度国际避税行为是离岸业务税收政策的固有风险。在岸公司通过离岸业务中心设置子公司，采用转移定价行为①避税，转移了利润，侵蚀了在岸公司的税基，扭曲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增加了离岸业务中心以外的国家征收税款的成本，导致竞争环境缺乏公平性和有序性。国际上针对离岸业务税收监管的通行做法是采用预约定价协议机制和加强国际合作。（1）采用预约定价协议机制，规制国际避税行为。预约定价协议（advancepricingagreement，APA）机制就是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就有关关联交易的转移价格方法事先签订的协议，用以解决和确定在未来年度关联交易所涉及的税收问题。作为国际通行的反关联企业避税的方式（目前预约定价协议机制被认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最有效的方式，已成为美国、经合组织国家、韩国、新西兰、墨西哥、中国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普遍使用的反避税调整方法），预约定价显然可以被运用到离岸市场上，而且基于离岸业务的国际性以及离岸业务关联企业国籍的复杂性，在离岸市场上应主要采取多边预约定价①的方式，即纳税人与两个以上的税务当局达成预约定价协议。上海自贸试验区可以借鉴国际通行做法规制国际避税行为，即通过预约定价协议机制，离岸公司通过与税务机关进行协商讨论，预先确定税务机构和离岸企业双方同意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即将转移定价的事后税务审计变为事前约定。结合离岸业务的特点，上海自贸试验区也可采用多边预约定价的方式以防范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并充实完善涉及预约定价协议机制的法律规范。（2）加强国际合作，提高税收透明度。以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都纷纷加强了对离岸业务中心的监管。上海在建设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市场的时候也理应遵守相关的国际准则，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世界上部分低税率国家和地区以及部分国际离岸业务中心签订税收情报交换协议、双边税收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以提高税收透明度。3．税收政策的可复制、可推广自贸试验区区内与区外的税制协调是保障离岸业务税收监管统一化，防控在离岸市场中交易主体因内外政策差异而套利的风险。作为境内关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如何与区外税制改革衔接将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制度可复制、可推广的前提。此外，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制的制定，应借鉴全球离岸业务市场的经验，针对离岸业务设计具有普遍性的税收政策。基于此，税收政策的可复制、可推广应从技术、制度和管理模式国际化等层面进行。此外，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将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的税收政策纳入我国税法体系中，为今后我国境内成立的其他自贸区制定离岸业务税收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应加强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中心与我国其他各离岸业务市场之间的沟通合作，逐步使境内离岸业务市场的各项税收政策实现统一，实现资金在这些离岸中心的有效配置。

四、结论与启示

离岸业务是上海自贸试验区重要的功能性业务。离岸业务的发展要求有相配套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业务税收政策的支持。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和启示。1．结论（1）全球离岸业务的产生到现在只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其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与税收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2）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共同特征就是涉及离岸业务的税收都处于很低水平，大多数离岸业务中心对其离岸业务提供部分或全部税收优惠。（3）具体而言，全球离岸业务中心在税收结构上以直接税为主，一般无间接税。全球离岸业务中心都实施较低的所得税率，并且都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和股息预扣税。对于离岸业务涉及的印花税，大多实行优惠减免或完全豁免。（4）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税收征管都表现出简单和高效的共性。征税机关实现网络化管理，与社会中介组织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信息交流，相当于实行一种级距小、档次少的超额累进税率，降低征税机关的征管难度，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5）各国都趋于加强对离岸业务市场的监管。监管的措施主要是对避税的单方规制和多方规制。此外，针对离岸公司最常用的避税手法即转让价格，实行正常交易原则，采用预先定价协议（APA）制度等法律规制措施。2．启示为使上海自贸试验区快速成长为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离岸业务中心，需要根据我国国家战略即自贸试验区总体目标，设计离岸业务税制和税收监管制度。同时，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不仅能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等级，也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借鉴国际经验，对制定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有如下启示：（1）建议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中心只征收一项直接税，即所得税，免征包括营业税在内的所有间接税。对任何形式的外来资本投资收益所得免征资本税，即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股息预扣税等；取消离岸业务相关的印花税。（2）为适应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需要，税率设计有一定弹性，采用多级分类所得税率，以便于利用税收杠杆调控离岸业务结构。为此，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所得税率设计为15％～17％。（3）为实现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的高效征管，应从征管对象和征管机构两方面进行政策制定。就征管对象而言，其核心要素一是离岸业务界定，二是离岸业务分类。本文建议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行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模式，这种模式的业务链是两头在外，即为非居民提供服务，与在岸业务严格分离，便于识别界定。关于离岸业务分类，主要是对离岸业务包进行分拆，根据国家战略予以不同的税率待遇；就税收征管机构而言，征管机构的核心要素一是设置“离岸业务税务登记证号”，二是设置“离岸账户”。（4）针对离岸业务的税收监管，上海自贸试验区应从采用预约定价协议机制和加强国际合作两方面来规制国际避税行为。（5）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制的制定，应针对离岸业务且具有普遍性，以便未来能在全国其他自贸区范围内，从技术、制度和管理模式国际化等层面进行复制和推广，为今后我国境内成立的其他自贸区制定离岸业务税收制度提供法律依据。

第2篇：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

当今世界，避税已是不争的事实，探讨避税的成因是税务理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这对于完善税收执法，堵塞漏洞，维护国家的税收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哲学的观点，探索事物发生的原因应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入手。

一、避税形成的主观原因

任何避税行为其主观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条，那就是利益驱动。据美国联邦收入局1983年对1034个企业到税收优惠地区从事经营活动愿望所做的调查显示，有934个企业表示愿意到税收优惠地区去处理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其原因主要是税负轻，纳税额少。众所周知，价格=成本+利润+税收，在价格和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利润和税收就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也不管税收是怎样的公正合理，纳税都意味着纳税人直接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失。所以在利益的驱动下，使得一些企业除了在成本和费用上做文章外，也打税收的主意，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企业主体利益的驱使是产生避税行为的前提，避税的形成是物质利益刺激的结果。纳税人由于税收取走了他的一部分收入，使他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了，因此有着强烈的欲望来减轻自己的纳税义务。而在实现其欲望的种种“选择”中，避税是一种最为“安全”或“保险”的办法。偷税是违法的，要受法律制裁;漏税须补交;欠税要还;抗税要追究刑事责任。

二、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

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在国内避税与国际避税中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先来分析国内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

(一)税法自身的原因。

任何税法都不是尽善尽美的，税法上的缺陷和漏洞使纳税人的主观避税愿望有可能通过对税法不足之处的利用得以实现。就我国发生的避税活动而言，税收法律方面的因素有：

1.纳税人定义上的可变通性。任何一种税都要对其特定的纳税人给予法律的界定。这种界定，理论上包括的对象和实际包括的对象的差别极大。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纳税人的变通性。正是这种变通性诱发纳税人避税行为。特定的纳税人交纳特定的税收，如果能够说明自己不是该税的纳税人，那么自然也就不必成为该税的纳税人了。例如，我国营业税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行为按其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也就是说，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的单位或个人，只要经营的项目属于国家税法列举的征税项目，就是按其营业额的金额和规定的税率纳税。现在某企业从事销售不动产业务，但该企业熟知纳税人是营业税列举的征税项目的产品，那么，只要该企业能证明它的业务不属于列举范围，他就不是营业税的纳税人。这种不成为纳税人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该企业确实转变了经营内容，过去是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由于经营内容的变更，成为非纳税人;二是内容和形式脱离。企业通过某种手法使其形式上证明了不属于营业税的纳税人，而实际上经营内容仍应缴纳营业税;三是该企业通过合法形式转变了内容和形式，使企业无须缴纳营业税。在这三种情况下都是通过改变纳税人而成为非纳税人。其中第一种情况合情合理也合法。第二种情况虽然在情理之中，但由于手法非法属于“不容忍避税”，是反避税打击的目标。第三种情况有时属于“不容忍避税”，列在打击之内，有时是合法避税，只能默认。

2.课税对象金额上的可调整性。税额的计算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课税对象金额;二是适用税率。税额就取决于金额的大小和税率的高低。纳税人在既定税率的前提下，由课税对象金额派生的计税依据愈小，税额也就愈小，纳税人的税负也就愈轻。为此，纳税人想方设法尽量调整课税对象金额，使其税基变小，如企业按销售收入缴纳营业税时，纳税人尽可能使其销售收入变小。由于销售收入有可扣除调整的余地，从而使有些纳税人在销售收入内任意扣除不应扣除的项目。又如，我国中间产品应纳税额的计算，须计算组成计税价格，而组成计税价格与成本成正比，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人为缩小成本，来缩小计税价格，从而达到减少税额的目的。

第3篇：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

关键词 社会化 会计 浙大模式

伴随着后勤社会化改革，我国高校后勤会计管理吸收了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财务会计改革的成果，摒弃了早先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核算体系和管理办法，普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制度，加强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强化了成本管理，实现了向管理要效益，追求经济效果的可喜进步；促进了高校后勤管理观念的转变和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的创新，实现了后勤管理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全国范围后勤社会化进程受阻，出现了向“总务处”时代的回归潮，不少高校曾花大力气建立起的社会化后勤机制遭遇解体，其会计管理也向事业非营利模式的倒退，且具有普遍性，与之前未能有效解决的系列问题叠加，形成了会计管理的洼地。

一、当前高校后勤会计管理的主要问题

1.后勤会计管理存在制度，水平提升缺乏体制性动力。（1）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税收制度没有提供足够的鼓励和支持。对后勤注册实体的税收减免，缺乏长效机制和足够的耐心。临时性的减免导致了对未来税收优惠和支持政策的犹疑进而产生政策预期的心理恐慌。

（2）资产管理现状上，形成了巨大的“小金库”。十余年来的社会化运行结果，后勤实体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自有产权资产，以非注册实体为大，并且以“小金库”状态存在。原因在于高等教育事业体制和后勤剥离初衷使得非注册后勤实体会计信息在高校预算管理和财务会计报告中被边缘化，导致了该部分资产管理的真空状态。

（3）后勤和高校之间产权关系不清，完全社会化难以克服法律和制度障碍。现有后勤实体按照社会化要求注册成为独立法人，面临着房产和其他固定资产与学校难以分割、产权清晰难以实现。法人实体基本以局部业务注册登记，在经营上和后勤整体业务混同难以区分。

（4）社会化实践中存在甲乙方关系难以理清的情况：（1）费用支付标准校际间差异迥然，后勤事实上承担着高校建设的历史包袱。（2）甲乙方之间身份不对等，沟通协调成本大。（3）公共财政框架下经费划拨和支付存在困难。（4）甲乙方人事制度改革不同步，导致乙方没有真正的用人自。后勤成为高校人才引进的家属安置所和分流地。（5）高校对后勤改革的效果和绩效评价，存在多重标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化运作的经济效益诉求之间取舍艰难。

2.后勤会计管理制度选择的随意性，导致了管理混乱。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推进了后勤管理的企业化进程，但是在业务规范、业务拓展和盈利水平提升相关的会计管理方面，一些高校遵循企业会计制度，但是所提供的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值得研究和商榷。有些则选择事业体例。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会计核心要素管理的实质性措施不够，后勤资产整体效益不佳，一些高校后勤由于会计管理混乱而出现经济案件。归纳起来，后勤会计管理的问题主要存在核算方面、制度方面、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质量方面、信息与沟通方面。

二、一个成功案例――后勤会计运作的浙江大学模式

浙大后勤以起步早规范好，开创且坚持了自己独特的会计管理体制（本文称为浙大模式，以区别通常对浙大后勤治理和组织架构称谓的浙大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上述缺陷。

1.浙大后勤与会计组织架构。业务架构上，浙大后勤是典型的甲乙方模式，甲方是后勤管理处，乙方习惯称浙大后勤集团，从上至下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对内是浙大后勤服务中心，对外是注册法人杭州浙大同力后勤集团有限公司（最早于1983年由老浙江大学注册，后来改由作为大学和企业防火墙的浙大控股公司投资，增加了注册资本），中心主任同时是公司总裁。后勤集团旗下设十三个业务单位，对内称为业务中心，对外除饮食服务中心、幼教服务中心、通信服务中心外注册了十一个二级公司，部分二级公司下面有不止一个法人单位。二级中心和二级公司也是一套班子同步运作。浙大后勤集团最高治理机构为董事会，由校领导和主要职能部门负责人构成。监事会负责监理，对董事会负责。各业务中心（二级公司）及其下属对集团负责。

2.浙大模式会计核算体系及运作特点。浙大后勤各业务中心（二级公司）财务部分别对内对外业务两个账套，独立、平行核算各中心和注册公司的营业收支、成本费用以及资产等事项，提供会计报告和财务分析，所不同的是对外核算账套要向外部工商、税务等机构提供基于税务管理信息的报告和资料。每期财务报告由集团财务投资部统一汇总或合并，报送学校有关领导和部门。集团财务投资部除核算本级收支、与学校的拨缴款，协助总裁和各业务中心（二级公司）制定考核指标，汇总或合并各业务中心（二级公司）的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并向学校汇报。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在整个大学的财务决算体系中，浙大后勤集团整体资产负债表并入大学的部门决算，抵消与学校的内部交易事项后做合并（非汇总）反映。

具体说，浙大模式有以下特点：（1）业务边界清晰。对校内服务业务与社会服务业务的清晰划分，契合了后勤社会化做大做强、切实减轻大学办学负担的基本初衷。（2）实现了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对内业务合理合法避税，对外业务严格执行税法和相关政策，浙大后勤各级会计组织内职责明确，内控规范，相关管理制度完善；银行账户、印章票据管理规范，资金收付与调度严格执行一支笔审批程序，大额资金支出前有预审和联签制度，会计监督到位；会计核算及时准确，对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的意图贯彻到位；档案管理规范科学。（3）会计管理流程规范手段先进会计考核指标科学。浙大四个校区后勤业务会计处理流程规范有很高的效率。以饮食服务中心为例，财务部设在紫金港校区，四校区之间设专岗传递每日大量配送采购与报销结算单据。会计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则进一步优化了业务全流程。（4）实现了后勤与学校报表项目的整合，后勤资产负债状况每年度终了并入浙大部门决算，弥合了宏观资产总量统计管理的漏洞。

三、浙大模式的启示

1.浙大模式有利于深入推进后勤社会化。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扩张转型期的特殊产物，浙大模式是高校后勤社会化会计管理的一个创新，遵循了后勤管理的客观实践，对内对外业务规范核算、规范报告，符合现行政策框架；会计计量符合客观性和明晰性要求的公认会计原则。浙大模式相对理顺了高校和后勤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产权关系，资产并入大学的部门决算体系，在观念上符合大学法人所有制思想，在会计指导思想上不仅实践了决策有用观，体现了对大学的受托责任。一般来说，后勤治理的业务模式和组织机构架构，决定了会计管理机制及其作用效果。但会计管理不是被动适应，它反过来引领后勤整体管理水平。十多年来，浙大模式稳妥推进，没有迂回和反复、更没有停滞，坚持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也推动浙大后勤服务实现了高端化、品牌化，突破象牙塔而成功渗透到广泛的社会领域。

2.高校后勤社会化会计管理应纲目并举，坚持规范化路径。实现后勤会计管理的实效，必须在保障业务顺利开展而成本不至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抓好三个“规范化”和两个“重点”建设，以此为业务部门提供支持，三个“规范化”指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会计核算规范化、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质量规范化，意味着会计管理“不缺位，不越位”，因此需要制度化建设来保障。（1）完善后勤治理架构，理顺会计管理的体制机制。浙大模式的一个前提是规范的后勤治理架构：董事会、监事会和以总裁为首的管理层。后勤财务总监具有副总裁的超脱身份，会计机构层级明确，管理科学。我国高校后勤应进一步完善治理架构，进而优化会计管理的体制机制。会计机构负责人是对总裁负责，还是对董事会负责，应予以明确，并且规范。（2）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包括会计管理体系、账务处理程序、内部控制制度、稽核制度、定额管理制度、计量验收和仓储管理制度、财产清查、授权审批、成本核算、财务分析等诸多方面，要重点加强。（3）加强财务分析，提高会计报告信息质量，为治理架构层面和内部组织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

3.加强后勤会计团队职业化和核心人才遴选任用机制建设。（1）关于后勤会计管理团队的职业化建设。植根于浙江大学，浙大后勤人在更高平台上，对会计管理问题做出了深刻思考和精准把握。但从全国范围看，后勤会计团队专业素养不高，直接影响了对政策法规的理解和对后勤经济形势判断存在偏差，对新的管理思想、方法不够敏感。后勤会计机构要创造条件，建立竞争和成长成才机制，鼓励团队成员有意识去充实和提升职业能力、服务水平，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和工作业绩的共赢。（2）关于会计核心人才遴选问题。管理也是生产力。浙大模式的关键在于一批水平高能力强、敢想敢做、高度敬业的专业化队伍，专业水平高、沟通力强的核心人物是其灵魂。核心人物在会计管理的机制体制设计中起主导作用，形成了会计管理的核心能力。核心会计人才身份地位与负责对象，是影响众多高校后勤会计管理的重大事项。

4.加强高校后勤会计监管和指导体系建设。当前，无论是高校、教育主管机关还是国家财政会计管理部门，对高校后勤会计的监管和指导，都相对薄弱。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因缺乏硬性约束而相对有限。因此应加强监督和指导体系建设。一是要继续加强行业指导与监督，二是高校的监督与评价要到位，三是政府监督和管理，包括行业主管部门的地区性成本和效益基础数据库建立、完善，以形成行业评价机制，政府审计监督部门对效益效果和管理过程的审计评价机制和体系，要完善对后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体系，探索建立和完善后勤行业成本分担的量化和标准化机制。

四、结束语

后勤会计管理是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面向新世纪和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回避后勤社会化问题，自然也不能对其会计管理问题避而不谈。后勤社会化的根本路径在顶层设计上非常明确。而浙大后勤会计管理模式解决了当前后勤会计管理制度的体制选择，遵循企业会计准则，规范操作，依法纳税，会计基础工作和会计报告均实现了规范化，因应了国家税制政策的改革调整，具有示范效应，值得在当前后勤社会化阻力重重、高校艰难抉择的时刻进行推广，以切实推动高校后勤社会化，为大学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保障。

参考文献

第4篇：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

关键词：电子商务；国际税收利益；常设机构

一、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冲击

在传统的贸易方式下，国际间长期的合作与竞争已经在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方面形成了被各国所普遍遵守的基本准则和利益分配格局。

在所得税方面，国际上经常援引常设机构原则，并合理划定了居民管辖原则和收入来源地管辖原则的适用范围，规定了对财产所得、经营所得、个人独立劳务所得、消极投资所得等来源地国家有独享、共享或者适当的征税权。在流转税方面，国际税务中一般采用消费地课征原则。在消费地课税惯例下，进口国（消费地所在国）享有征税权，而出口国（生产地所在国）对出口商品不征税或是实行出口退税。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这些基本准则的共同遵守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对合理的国际税收利益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保障了对生产国和来源国的利益，促进了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税收中传统的居民定义、常设机构、属地管辖权等概念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传统贸易方式下所形成的国际税收准则和惯例难以有效实施，由此使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电子商务在所得税上对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影响

1.电子商务环境下所得来源国征税权不断缩小

（1）在个人独立劳务所得方面。由于电子商务形式给个人独立劳务的跨国提供造就了更为方便的技术基础，越来越多的个人独立劳务将会放弃目前比较普遍得到劳务接受地提供的形式，采取网上直接提供的方式，而被判定为在劳务接受国有固定基础的个人独立劳务会越来越少，也在实际上造成了来源国对个人独立劳务所得征税权的缩小。

（2）在财产转让所得方面。由于按现行规则，证券转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等，转让地所在国没有征税权，而由转让者的居民国行使征税权。而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跨国从事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直接买卖活动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来源国（转让地所在国）征税的规则，将使税收利益向转让者居民国转移的矛盾更为突出。

（3）在消极投资方面。由于电子商务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工业产权单独转让或许可使用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工业产权转让或许可使用与技术服务同时提供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因此，一些目前表现特许权使用的所得，将会改变存在形式而转变经营所得。这也会影响到来源国在特许权使用所得方面的征税利益。

2.常设机构功能的萎缩影响了各国征税权的行使

常设机构概念是国际税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确定缔约国一方对缔约国另一方企业或分支机构利润的征税权问题。《OECD范本》和《UN范本》都把常设机构定义为：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按照国际税收的现行原则，收入来源国只对跨国公司常设机构的经营所得可以行使征税权，但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现行概念下常设机构的功能在不断地萎缩。跨国贸易并不需要现行的常设机构作保障，大多数产品或劳务的提供也不需要企业实际“出场”，跨国公司仅需一个网站和能够从事相关交易的软件，在互联网上就能完成其交易的全过程。而且由于因特网上的网址与交易双方的身份和地域并没有必然联系，单从域名上无法判断某一网站是商业性的还是非商业性的，因此无法认定是否设有常设机构，纳税人的经营地址难以确定，纳税地点亦难以掌握，从而造成大量税收流失。

3.税收管辖权冲突加剧，导致各国税收利益重新分配

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主要是指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与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冲突，由此引发的国际重复课税通常以双边税收协定的方式来免除。但电子商务的发展，一方面弱化了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使得各国对于收入来源地的判断发生了争议；另一方面导致居民身份认定的复杂化，如网络公司注册地与控制地的分化。这些影响都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税收管辖权的冲突。

（1）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现行税制一般都以有无“住所”、是否“管理中心”或“控制中心”作为纳税人居民身份的判定标准。然而，电子商务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促使国际贸易一体化，动摇了“住所”、“常设机构”的概念，造成了纳税主体的多元化、模糊化和边缘化。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国际贸易的一体化以及各种先进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企业的管理控制中心可能存在于任何国家，税务机关将难以根据属人原则对企业征收所得税，居民税收管辖权也好像形同虚设。

（2）电子商务的发展弱化了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电子商务中，由于交易的数字化、虚拟化、隐匿化和支付方式的电子化，交易场所、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和使用难以判断，使所得来源税收管辖权失效。外国企业利用互联网在一国开展贸易活动时，常常只需装有事先核准软件的智能服务器便可买卖数字化产品，服务器的营业行为很难被分类和统计，商品被谁买卖也很难认定。加之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服务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提供服务一方可以远在千里之外，因此，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各国对于收入来源地的判断发生了争议。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和经济利益，必然重视通过税收手段（比如扩大或限制来源地管辖权）来维护本国的利益，给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加剧了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冲突。

（二）电子商务在流转税上对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影响

在流转税方面，现行消费地原则在实施时将遇到很大的障碍。在国际电子商务中，在线交易的所有商品交易流程都在网上进行，在现实中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消费地要对之征税就显得困难重重；而在离线交易中，由于购买地和销售地分离，买卖双方并不直接见面，出口国一家企业销售商品可能面对众多进口国的分散的消费者。这样，消费地要对所有的消费者课征税收也存在很大难度。例如，数字产品（如软盘、CD、VCD、书、杂志刊物等）如果以有形方式进口，在通常情况下是要征收进口关税的，但如果这些产品通过网上订购和下载使用，完全不存在一个有形的通关及交付过程，因而可以逃避对进口征税的海关的检查。因此，在电子商务状态下由消费者直接进口商品的情况将会越来越普遍，而对消费者直接征收流转税将会使税收征收工作出现效率很低而成本很高的现象。相对而言，由销售地国课税更符合课税的效率要求。

（三）电子商务免税政策对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影响

发达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电子商务的免税政策不但不会对其既有的税制结构造成太大的冲击，反而会加速本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对电子商务免税尤其是免征流转税，会给这些国家造成的税收负担远远大于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在传统的经济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均能达成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但是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多数是电子商务的输入国，如果对电子商务免税，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因此变成税负的净输入国，从而在因电子商务引起的国际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此外，对电子商务免税会在不同形式的交易之间形成税负不均的局面，从而偏离税收中性原则。

二、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调整

（一）对现行的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原则和分配方法作合理的调整

建立新的国际税收秩序的核心问题是要在不同国家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找到一种新的税收利益分配办法，国与国之间税收利益的划分必须依照新标准进行。

1.重新定义常设机构

按照现行常设机构的概念，常设机构可分为由固定营业场所构成的常设机构和由营业人构成的常设机构。从常设机构的发展来看，不论常设机构的概念如何变化，物（由固定营业场所构成的常设机构）和人（由营业人构成的常设机构）始终是常设机构的核心要素。在国际互联网上，不论电子商务如何发展，物和人这两个要素依然存在。因此，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必须对现行常设机构的概念及其判断标准作出新的定义。

（1）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与提供商可以构成常设机构。对于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能否构成企业的常设机构，主要从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能否完成企业的主要或者重要的营业活动，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来考虑。在电子商务中，尽管没有企业雇员的存在，但由于网络技术的自动功能，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可以自动完成企业在来源国从事的营业活动。因此，该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完全可以认定为居住国企业设在来源国的营业场所。通常情况下，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总是与一定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存在空间上的固定性和时间上的持久性。网络提供商变动网址和移动服务器，主要是为了逃避纳税，并非是由网络贸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网址和服务器的固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能够构成企业的固定营业场所。根据固定营业场所构成常设机构的理论，只要企业通过某一固定的营业场所处理营业活动，该固定营业场所就可以构成企业的常设机构。因此，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与提供商可以构成常设机构。

（2）网络提供商可以构成独立地位的营业人，进而构成常设机构。通常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商在来源国建立服务器提供各种形式的网络服务。相对于销售商而言，网络提供商就是按照自己的营业常规进行营业活动，其地位是完全独立的。有鉴于此，可把网络提供商提供服务器使销售商能够开展营业活动看作一种活动，这样，该网络提供商就应当属于独立地位的人，可以构成销售商的常设机构。如果该网络服务提供商仅向某一销售商提供网络服务，根据UN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第7款规定，同样可以构成该销售商的常设机构。

另外，对网上商品的特殊性问题，可以通过对一些传统概念进行重新修订和解释，使其明确化。如对于特许权使用的问题，在征税时可以把握一个原则：如果消费者复制是为了内部的使用，就将其划分为商品的销售；如果用于销售，则将其划分为特许权使用转让。

2.调整营业利润与特许权使用费的划分方法和标准

此项调整工作，可结合前面所述有关数字化商品有偿提供的应税行为类别判别的方法和标准来进行。凡是属于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而取得的所得，应被认定为经营利润；凡是有偿转让受法律保护的工业产权的许可使用权转让而取得的所得，应被认定为特许权使用费。

3.对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原则的适用范围进行调整

主要是扩大来源地管辖权原则的适用范围，相应缩小居民管辖权原则的适用范围。（1）将网上提供独立个人劳务的所得，全部纳入所得来源地国的税收管辖范围；（2）将网上转让特许权利的所有权的所得、证券转让所得等财产转让所得，纳入所得来源地国的税收管辖范围；（3）将网上提供劳务所得，至少是将提供技术劳务而获得的所得纳入所得来源地国的税收管辖范围。同时，进一步明确来源地管辖权的优先适用，以及来源地管辖权优先行使后居民管辖权再行使时缔约国在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方面的义务。

（二）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

在传统贸易方式下，国际税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处理各国因税收管辖权重叠而对流动于国际间的资本和个人的所得进行重复征税方面的问题。国际间长期的合作与竞争已经在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方面形成了被各国所普遍遵守的基本准则和利益分配格局。但是对于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跨国交易而言，国别概念已经日渐淡出，几乎每个国家的税收都紧随其贸易跨出了国门，与其他国家的税收交汇于一处，从而形成了税基的“世界性”，并由此构成了远远大于以往国际税收范围的新的国际税收范围。因此，传统贸易方式下所形成的国际税收准则和惯例难以有效实施，由此使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各国政府从本国的长远利益出发，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全面、更深层、更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即构建一种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更具一体化特征的国际税收制度新框架，对世界各国的网络贸易涉税问题进行规范和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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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京华。电子商务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3]维托。坦兹。经济全球化对税收的影响（王逸译）[J].税收译丛，1999，（1）。

[4]陈卫东。电子商务发展对现行税制的影响[J].税务，1999，（10）。

[5]安德鲁。C.李。最后的新领域-对电子商务应怎样征税（罗宁、杜毅辉译）[J].税收译丛，1999，（5）。

[6]雷超。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的冲击和挑战[J].税务研究，1999，（11）。

第5篇：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

关键词:环境税 法律制度 环境保护

前言

当前，人类环境正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和威胁———气候变暖、大气污染、资源枯竭等。从经济学上讲，环境污染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外部不经济的典型表现，为了克服这一市场机制的缺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求助于环境税，希望通过税收手段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目的。现代法治社会中，我国已明确规定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环境税作为集政策性、技术性、经济性以及法律性于一体的强制性手段，也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目前专家学者们从经济角度对环境税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如何通过法律来构建和保障环境税收体系却研究甚少。本文将对环境税法律制度作以粗浅的探讨。

一、构建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的政策性基础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曾呼吁:“各国应制定关于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责任和赔偿受害者的国家法律”，“考虑到污染者原则上应承担污染费用的观点，国家当局应该努力促使内部负担环境费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据此先后建立起有关防止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专门性税法[2]。我国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指出:“各级政府应当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中国21世纪议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战略中指出:“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国家将着手研究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收费政策和环境税收政策。”虽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税，但是，根据这些政策性要求，已在相关税种中规定了一定的环保税收措施。

如今我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规则的要求完善国内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必须履行的一项国际义务。根据《GATT》第2条的规定，缔约方可以在国民待遇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环境计划自行决定对进出口产品征收各种旨在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已有专门的环境税，而我国在此却是空白。结果可能会导致那些易于造成环境污染的外国产品轻易进入我国，而我国企业的产品进人别国时则会面临征收环境税的境遇，这对我国非常不利[3]。为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规则，也为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以及企业利益，环境税立法应提到日程上来。对此，我国在《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体系”;“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经济综合和有关主管部门要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贸易、科技等政策”等。这表明，我国也十分重视环境税等经济手段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功能。

“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两个孤立的阶段。政策发展后，法律即应随后而至，法律法规是政策在制定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后的归宿。”这些政策性的要求为构建我国的环境税法律制度提供了支持。

二、我国环境税费制度的问题分析

我国现行的税制中，涉及环境保护内容的措施散见于某些税种的规定中，包括资源税、消费税、城建税、车辆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税、关税等。如:在消费税中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焰火、汽油、柴油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入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在企业所得税中规定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奖励措施，例如《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五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这些规定的确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但是，税收手段在环保中的效用性却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

究其根本原因，是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独立的环境税，专门的、独立的环境税是应该体现环境价值的，是以环境保护为直接目的的。环境资源的效用性和稀缺性决定了环境的价值性，而进入市场交易则是其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同时，环境资源又具有公共性，单凭市场机制不可能使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利用达到社会所需要的最佳状态，低成本甚至无须成本的自由取用方式必然驱使市场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尽可能多地占用资源，同时又肆无忌惮地向环境排污，这就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和自然资源的市场流动及合理配置进行干预。因而，环境税体现的应该是环境的价值。可是，现行涉及环保内容的税种并不是以环境价值为基础的。以消费税为例，它的设立主要为调节消费结构，抑制超前消费需求的，不是直接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相关税率(税额)在最初确定时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些产品的消费所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因此它没有把容易给环境造成污染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如煤炭和其他一些大气污染源等。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税收政策不可能像国外直接以环保为目的的环境税那样，在控制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方面取得显著的效果，它只能对环境保护起到微弱的补充性的作用。

除了含有环保内容的相关税制外，我国还将收取排污费作为控制污染的主要经济调节手段。我国《环保法》规定“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根据规定收取排污费”;“征收的超标排污费必须用于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一方面，对排污活动收费必然加大排污者的财务负担，从而促使排污者为减少排污费开支而减少排污，另一方面，收取的排污费可以用来治理污染。这似乎起到了有效防治污染的作用。但是，换个角度考虑，排污收费制度实际上是承认了污染的不可避免，并让污染者以“付费”的形式取得了污染环境的合法身份，使得排污者心安理得地认为是花钱买污染，而不采取其他预防性措施控制污染。这是建立在“污染不可避免”的认识基础之上，采取“命令—控制”模式治理污染的模式，是典型的“末端控制”思想的体现。而环境税是基于庇古的“外部效应内部理论”，使企业承担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促使企业改变生产方式，预防污染的产生。显然，排污收费制度与环境税的精神是相悖的。那么，我国就应加快环境“费改税”步伐，通过立法的方式开征专门的环境税，以充分发挥税收在环境保护中的调节作用。

三、环境税法律制度之构建

一些发达国家都将税收等经济手段作为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将环境税引入其税收体系。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由分散的、个别的环境税发展为比较完善的环境税收制度体系，并且被广为运用，效果良好。实施比较成功的有美国、荷兰等国家。如美国通过其完善的环保立法，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环境税收政策体系，其环境税大致有十类，即氯氟烃税、形成“超级基金”的税收、形成漏油责任基金的税收、形成地下储藏罐泄漏基金的税收、形成废弃矿井再利用基金的税收、对空气污染课征的税收、开采税、高耗油车税、煤炭税、环境收费，此外，美国联邦和州法律中还规定了环境税收优惠政策;荷兰政府为了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同时也为了筹集环保资金，推行了各项环境税收政策，其税种主要包括燃料税、能源调节税、铀税、水污染税、地下水税、废物税、垃圾税、噪音税等，环境税的收入主要用于环保支出，由荷兰环境部来负担掌握，实行专款专用。

根据控制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现实需要，借鉴国外环境税制度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和税制改革的趋势，对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作如下构想。

(一)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1.以生态理念为基础

税收活动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传统的税法更多关注的是税收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作用。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税则是要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讲到“倡导生态文明”，“强化环境法治”。这就要求我们构建环境税法律制度时，不能仅考虑到经济发展，“而更应该关注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自然环境，牢固树立环境本位的思想”，“从生态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建立有利于环境和资源的合理的税收结构。正如国外正在进行的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理念的环境税收改革那样，把税收负担“从经济产品转移到环境破坏方面”;“从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如就业、投资等，转移到那些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如污染、资源耗竭和浪费等”。从而构建一种以生态理念为基础、体现环境价值的环境税法律制度。

2.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制定政策、法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理论，其实质是要求“经济的持续发展既不能忽视环境的制约因素，更不能建立在破坏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在发展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因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制约”。环境税是要通过税收制约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因而环境税法律制度在税种的设置和纳税环节的选择、税率的设计，以及环境税收的专款专用和补偿等方面，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使环境税能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发挥引导作用。

3.以环境友好的方式调整税制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惠共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一次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纲要》的这一规定将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产生良好的影响，推进环境法制向环境友好: 型方向发展。环境税法律制度也需要在生态文明理念下，体现人类对环境的“友好”，以一种“环境友好”的方式调整环境税制。例如对一些容易造成污染的产品和行为征税，从而降低污染、减少资源使用量，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二)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内容

1.税种

基于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税，在税种的设计上，应立足于开征各种环境税(主要是对污染物和污染行为征收污染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征收资源税)，同时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完善现有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相关税种。

(1)污染税。污染税是根据污染物排放量或有污染的产品的数量征收的一种税。它主要是调节污染行为，控制污染物的产生，是一种最能体现环境税本质的税种。具体的内容包括:对废气排放征收的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水污染税，对垃圾排放课征的垃圾税。二氧化碳税是根据油、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等燃料中的含碳量而征收的一种税目，目的是抑制产生二氧化碳的燃料的使用，促使释放二氧化碳的企业改变生产工艺和流程，采用清洁生产方式。二氧化硫税是对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收的一种税，是为了督促生产者采用污染控制措施减少二氧化硫的释放，进而转向使用含硫量低的燃料。水污染税以企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个体经营者及城镇居民排放的含有污染物质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为课征对象。垃圾税不仅是对企业排放的工业垃圾征税，而且还应对家庭排放的生活垃圾征税，改变只象征性地征收卫生费的做法，为收集和处理垃圾而筹集一定的资金。总之，征收污染税的意义在于促进企业和个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刺激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使用节能生产技术和清洁工艺，把排污量降到最低。

(2)资源税。资源税是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征收的一个税种。我国目前的资源税是以资源的销售量或使用量为计税依据，以土地、耕地、矿产资源等部分资源为征税对象的。从保护自然资源的角度看，这种模式是不合理的。资源税应从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促进或限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重新设计，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和实际价值性。首先资源税应尽可能涉及所有应该给予保护和节约的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动物资源等。如果考虑到目前的征收管理能力还不足以对所有资源征收资源税的话，至少应当将目前高消费比较严重的可再生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纳入征税范围。其次是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销售量改为开采量，而不论是否从资源开采中获利。这可使企业开采后而无法销售的或自用的资源也成为应税资源，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改变其不计成本滥采滥伐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模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开采和浪费。

(3)完善消费税。现有税收体制中的消费税的职能是调节消费结构、抑制提前消费。在当前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时期，应以生态的理念，对消费税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充分的作用。将对环境容易产生影响的产品征税，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方式，减少对环境不友好产品的消费使用，倡导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完善消费税的基本思路有:将电池和餐饮容器、塑料袋等一次性产品纳入征税范围;为减轻大气污染压力，可考虑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对清洁型煤炭则免征消费税;将汽油和汽车类征税项目分离出来设立独立税种，实行含铅和无铅汽油的差别税率，抑制对含铅汽油的消费;在农业发达地区征收化肥和农药税等。

2.税率

税率是衡量税负高低的重要指标，是税法的核心要素。因而环境税税率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笔者以为，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税率往往是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反映，那么，环境税率的设计应遵循公平、效益原。一方面要达到控制排污、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一方面又不能抑制社会生产，为治理污染付出过高的代价。其二，环境税的税率不能高度统一。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自然资源的分布量不同，环境污染的程度不同对清洁环境的要求不同，因而环境税税率的确定应从各地实际出发，将各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其三，环境税的税率要适时调整。环境税的税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所需资金不断调整具体的环境税税目的税率。主要依据是治理污染的技术不断提高，用于改善环境的成本就会降低。体现了税赋与污染相适应的公平原则。其四，应实行定额税率。基于废物排放的特点以及税制的简化、便利原则，环境税的税率结构不宜过于复杂应尽量采用定额税率，如荷兰除燃料税外均实行定额税率美国、瑞典等国都采用定额税率。

3.纳税人

纳税人是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主体。建立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必须要将纳税人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依据我国环境税税种的设计，纳税人的范围大体包括:实施污染环境行为、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人;开采、利用应税自然资源的单位或个人;消费列入环境消费税范围的消费品的单位或个人。

4.征收征管

环境税的征收征管制度直接关系到环境税实现的有效性，因而在这一制度的设计上必须处理好几种关系和问题。

第一，处理好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关系。环境税是以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的行为等为征税对象的，它需要对排污种类、数量、浓度以及资源的开采量等进行测定，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环境税收不能像传统税收那样仅由税务部门就可以独立完成。它必须由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其专业技术进行监测，为税务部门提供各种资料，然后由税务部门计征税款，并对纳税人进行监督管理。因此，环境税收应实行由环境保护部门和税务部门发挥各自的职能，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征管机制。第二，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环境税的征收管理应坚持充分发挥中央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原则。在征收方法上，可以采用源泉扣缴、定额征收法和自然申报法进行征收。纳入中央财政的环境税收主要用于全国性跨区域、跨流域的环境治理及其他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环保工程的投入;地方获得的税收收入用于本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开支。第三，做到专款专用。环境税收一定要做到专款专用，只能用来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及其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事业。

第6篇：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

关键词：价值链；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008-02

1 产业集群与竞争力理论

1.1 产业集群的概念

产业集群是企业组织在空间上有序群居或集中的高级形态。它总是以某一产业为核心，并包含所有紧密连接的厂商、机构和产业，不论它们是水平还是垂直的关系，因此，产业集群本身具有企业网络的基本结构和特点。作为产业价值链细分的单元，集群内的中小企业通过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与合作，形成了一个关联性的网状结构，它能够更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既获得专业化分工的好处，又不失协作效率，这是产业集群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

1.2 产业集群竞争力涵义

目前，国内尚未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尝试性地对产业集群竞争力作出界定：产业集群竞争力是在一定区域内，以产业集群的各种资产要素（包括企业、资源、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等）为基础，通过集群内企业间的竞争合作以及集群各行为主体（企业、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科研机构、政府）在产业价值链上形成的特定的网络结构关系，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种具有组织特性与时空特性的可持续竞争能力。

2 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与构建

产业集群竞争力不是这些单个集群行为主体竞争力的加总，它的形成不仅与集群内部的竞争个体有关，更取决于集群内部资源配置与合理化程度。集群内部形成的网络状组织结构是其竞争力形成中的关键环节。产业集群竞争力是在一定区域支撑产业持久生存和发展，提供相关产业长期依赖并开发的核心技能的集合，是保持产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动力和源泉，体现产业集群外在的竞争业绩和集群内在的潜力和持续竞争能力。

2.1 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集群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主要有集群企业、集群辅助机构、市场资源、基础设施和政府。集群企业是集群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集群竞争优势体现，是集群竞争力的本质来源。政府、辅助机构、基础设施、资源是集群竞争力的辅助要素，是集群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基础设施与资源有利于形成集群所在区域的差异性，增强集群的竞争优势；政府与辅助机构有利于集群企业的完善，进而增强集群竞争优势。市场是集群竞争力的最终体现，集群竞争优势通过市场表现为集群的竞争力。通过上述表述，我们构建五个衡量指标体系来衡量集群竞争力，分别为，规模竞争力、管理竞争力、政策与环境竞争力、学习与创新竞争力和市场开拓竞争力，他们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2.2 我国产业集群竞争力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2.2.1 规模竞争力

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低成本优势，企业规模偏小，由于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为核心的企业的附加值很低，知识与技术的扩散非常有限，由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必然大而不强，竞争力严重不足。由于产业链不健全，支持性产业链如新产品研发、人员培训、管理咨询、中介机构等普遍存在缺位现象，这些都制约了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大多数还处于同类企业“扎堆”阶段，缺乏关联、配套与协同效应，集群效应较弱。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我国不少以劳动力低廉、生产成本低、出口价格优势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均面临着国际市场上巨大的竞争压力。

2.2.2 管理竞争力

由于集群内大量企业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处于集群产业价值链的同一环节层次，具有相似的生产技能，生产相同或相近的产品，企业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在企业人员素质不高、不知道也不愿意用符合市场规则的正当手段进行竞争且又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的情况下，一些企业为了争市场、争客户、争货源，往往用低价招揽、商业贿赂、甚至诋毁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使集群失去了协同共存、合作共进的基础，而不正当竞争所导致的两败俱伤和由此带来的相关费用的上升，又使企业负担沉重，最终会影响整个集群的良性发展。

2.2.3 政策与环境竞争力

我国产业集群往往是自发形成的，对于产业集群作为一种集约型发展道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尚未形成共识。政府虽然已经颁布或正式起草若干推动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政策法规，但针对区域创新产业集群的政策寥寥无几。此外，政府及相关团体对集群的认识不足，从政策层面常出现概念混乱，由于因为目标和认识的错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与集群发展相配套的产学研体系、标准体系、社会服务体系、会议制度、人才引进培养制度、税收制度、公共信息平台等各软硬环境的欠佳导致了产业集群的发展还很不充分，竞争能力不足。

2.2.4 学习与创新竞争力

由于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非常有限，大多以适用、简单的技术应用为主，且模仿多于创新，低水平重复现象十分严重，这种机制使产业集群内几乎没有用来支持技术升级的连续性知识，严重影响了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造成了传统产业集群长期在低技术水平上徘徊的局面；又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的互动机制不健全，缺乏高素质人才，使得集群区内企业的研发能力较弱，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配套，以致许多传统产业集群缺乏持续发展的后劲。产业集群区内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薄弱，不仅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且导致集群企业技术结构的升级难以实现，无法在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上捕捉价值。

2.2.5 市场开拓竞争力

我国产业集群目前主要是依靠降低成本而生存，集群中很多企业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合理有效的管理机制，企业活动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没有长远的发展目标，企业的经营活动缺乏方向感；设计创新能力弱、企业品牌运作能力差；营销策略原始简单，国际市场营销观念淡薄，还没有形成面向国际的现代化营销网络。这样低成本优势虽然在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中占有有利地位，但是对集群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我国产业集群区内的许多企业因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无力自拔，难以在跨国公司新的相关产业价值链上去创造价值。

3 我国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路径

3.1 建立健全经济技术合作机制，拓展产业集群发展的幅度

产业集群要想做大做强，首先分析产业和产业价值链，找到占据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高附加值和关键的环节，也就是创造价值的环节，然后结合自身的资源特点，获得培育核心竞争力资源。根据企业战略和价值链的特点，进行战略定位。在培育竞争力时，需要必要的制度保障，如充分利用产学研体系的来培育生产、创新机制，加强企业与企业、产业与产业、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通过交流、学习的机会，提升产业的规模竞争力。

3.2 规范产业内企业竞争行为，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价值链不是孤立存在的，正是因为各个环节的活动不同于竞争力对手，才是企业有竞争优势存在，所以对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管理是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集群内企业要充分管理好自己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实现供应链价值最大化，变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产业链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有效的利用价值链管理和供应链一体化管理。

3.3 突出政府及辅助机构在集群创导中的作用，为核心竞争力营造软环境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因此，中国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培育和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各国政府的支持，这就需要各国政府在战略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完善相关的政策框架、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提供必要的技术质量检测和产品质量检测，引导和推动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建立健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与企业关系、协调行业纠纷、保证行业公正等方面独有的作用。

3.4 实行创新战略，强化创新理念，构建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技术创新网络

目前中国产业集群区的许多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较低或“”分工的地位。要改变这种现状，集群企业必须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与技术积累，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构建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技术创新网络。通过该网络，区域内这些组织之间建立起在长期合作基础上的稳定关系。美国的硅谷、中国台湾的新竹、意大利的萨思索罗陶瓷县等都是这方面成功的案例。

3.5 培育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战略目标确立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应根据自己的竞争能力，细致划分在相关产业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及价值来源、构成与分布，从而确定清晰的市场角色与目标定位。我国产业集群区内企业只有作为跨国公司价值链上的节点在价值链体系中运行，并充分利用价值链中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等资源，才能提高其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才能立足于国际市场，最终达到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和实现产业集群升级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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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范文

摘要：现代学徒制是我国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大重要创新，但我国高职院校在会计专业现代学徒制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校热企冷”、配套机制不完善、保障体系不到位、缺乏国家法律保障等问题，通过加大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力度、探寻校企合作利益的共同点、构建校企结合的“柔性化”教学管理模式与实施计划、打造优质师资团队等策略能更好地发挥现代学徒制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效能。

关键词：高职院校 会计专业 现代学徒制 校企合作

计职业能力作为影响会计人才市场需求的核心要素，是解决现阶段我国会计人才市场供需矛盾问题的根本性手段。现代学徒制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作为我国会计专业教育教学的新型模式，对于提升会计专业学生的会计职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地增强学生的会计技能，帮助其打造一个良好的会计素养培育平台。所谓现代学徒制是指以校企合作为基本手段，以促进学生会计职业技能发展为目的，通过实施科学的课程教学，在学校、企业、教师、师傅等共同参与下而形成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国家教育部门逐渐加大对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重视，并在高职教育中进行试点，相关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也在全面展开。现代学徒制成为我国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大重要创新，为我国高职教育开创了一片新天地，是一种与我国现代经济发展需求高度契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现代学徒制在高职院校中的探索与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高职育人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为此，国内高职院校纷纷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育人模式，学徒制无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内学术界关于学徒制的研究由来已久，而关于现阶段我国实施学徒制的条件是否成熟的观点还未统一。国内学徒制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大阶段：第一，现代学徒制的初级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是齐齐哈尔职业技术学院于2003年启动的“现代学徒制”探索，并提出了“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第二，双元制学徒制。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是浙江省成人职教提出的“四个双元”模式，即采取招生、计划、教学以及管理评价等四大领域的双元策略。第三，现代学徒制探索。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是江西省新余市推行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政策。江西省新余市教育主管部门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职业类教育的需求，在充分分析自身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在严格按照“企业用工和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核心原则的指引下，实现了高职教育在招生和招工、教学和上岗、毕业和就业等方面的充分融合，在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高职院校在现代学徒制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且收效明显。首先，现代学徒制在高职院校中的应用，有效地提升了校企合作模式在专业型人才培养方面的效率，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压力。其次，现代学徒制是一种建立在校企合作基础之上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较强的技能实践能力，毕业即可就业，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用工的稳定性。再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对学生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因此，该模式培养出的人才不仅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素养，其实践经验也较为丰富，毕业后即可快速地融入到工作当中，有益于学生专业生涯的发展。最后，现代学徒制试点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人才资源供给，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高职院校实行现代学徒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高层级规则和政策的滞后。我国高职院校在实施现代学徒制这一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过程中，离不开一定的外部环境支撑，例如与之相配套的政策、经济环境以及制度等。现阶段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等建设较为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实施的难度，例如政府的财政预算、校企合作激励机制以及就业准入机制等都未明确体现出现代学徒制的具体需求。德国是世界上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典型代表，十分重视教育模式运行的外部环境打造，其在现代学徒制实施之初就专门出台了《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当前我国相关法律、政策等方面较为滞后，阻碍了我国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发展。

（二）未从根本上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现代学徒制是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学徒制的出现表明校企合作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深化，但是当前“校热企冷”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一方面，高职院校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其社会服务能力长期得不到发展，拿不出足够的资本去吸引企业参与到高职教育的事业当中来，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得不到充足的资源补给，导致其发展受阻；另一方面，“偷猎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学徒制的实施。部分现代学徒制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基于自身在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方面的优势，在毕业或就业一段时间后自己选择跳槽，或被其他高薪企业挖走，极大地增加了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成本，久而久之这些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积极性就会逐渐降低，进而影响现代学徒制的实施。

（三）配套机制不到位。现代学徒制是一种在工学结合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它的出现与运行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提供保障。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在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采取的依然是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局限于学校内部的管理。现代学徒制相比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其教学的空间、教学涉及的行业等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显然这种仅以校内、课程以及学生为中心的管理形式已然无法满足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对教学管理的实际需求。基于此，各高职院校应采取多元化的管理策略，在保证教学管理具有一定灵活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教学管理的规范性，以更好地促进现代学徒制的发展。

（四）保障体系不完善。首先，高职院校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无法有效调动教师参与现代学徒制的积极性；其次，部分企业基于自身经营生产方面的考虑，对从未有过企业工作经验的学生和教师进入企业工作的能力表示担忧，学生和师傅间存在的这一隔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学徒制的运行；再次，虽然近年来政府对现代学徒制试行的财政投入有所增加，但还远不能满足企业培训学徒的实际成本需求；最后，由于高职院校教师缺少参与实际项目开发的机遇，导致其理论素养和实践素养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

（五）学生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度不高。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对于高职教育而言，其在进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生理论知识、专业技能等方面能力的发展，同时更要强调对学生职业操守、人文道德等方面素养的提升。然而，现阶段我国高职教育对人才的思想道德、职业精神等方面的重视程度不高，由于“就业导向”认识错位，导致我国高职教育异化问题越发突出。现代学徒制强调的是校与企之间的有效对接，包括学校开设的专业以及专业开设的相关课程等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一旦对接出现偏差，就会导致学生就业困难。职业教育首先应强调对人的教育，现代学徒制推行的过程中如若过分强调眼前的就业，而忽视对学生职业道德、人文素养等方面的培养，将会对学生的长远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三、我国高职院校推行现代学徒制的具体对策

（一）加大对相关法律政策的建设力度。我国在推行现代学徒制的过程中，应结合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高职院校的实际，进一步加大对相关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建设，积极调动各个行业的优势资源，快速构建出有利于我国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发展的法律体系，针对企业、学校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的权责进行明确界定，同时，要设立明确的现代学徒制财政补给制度，为我国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实行提供必要的资金扶持，构建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首先，要针对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制定完善的管理机制，充分明确现代学徒制中学校、企业、教育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的具体权责。其次，制定明确的税收制度、信贷制度以及财政补贴制度等，以保证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实行有足够的资金来源，调动校企参与现代学徒制的积极性。最后，制定完善的现代学徒制激励机制。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对参与现代学徒制的企业进行定期考核，对考核中表现优异的企业进行适当的政策、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进而激发出其参与现代学徒制的热情。

（二）探寻校企合作利益的交集。校企合作的深化为现代学徒制营造了有利的衍生环境，企业的积极参与则是现代学徒制得以高效推行的基础条件。现代学徒制在推行的过程中，学生需要直接参与到合作企业的实际运行当中，由于学生的实践经验不足，其介入必然会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要想让企业从根本上参与到现代学徒制的发展中来，为现代学徒制提供必要的人才、岗位、空间、时间等资源，就必须使其能够从中获得一定的收益，这就要求在现代学徒制的推行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参与方的利益分配问题。学校方面，要充分发挥自身在学术研究以及教学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为企业生产、经营、税收等方面的管理以及筹划等提供帮助，为企业的会计制度制定、完善以及财务风险管控等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建议。企业方面，则应积极配合学校的教育工作，为学徒制的实施提供必要的人力、技术、场地等资源，不断提升学徒制运行的效率，更好地发挥学生培养与企业生产力转化的价值。通过双方优势资源的有效互补，全面提升校企合作的效率，快速推进现代学徒制的发展。

（三）构建并实施校企结合的“柔性化”教学管理模式。现代学徒制的实行改变了传统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的角色定位方式，在现代学徒制环境下，“学徒”成为了学生兼具的一个新身份，这一变化不仅引起了现代学徒制环境下学生学习内容的变化，其学习的场所与传统模式下也存在一定差异，学生不仅要在校内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同时还要深入企业，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水准。上述变化必然要求高职院校的管理模式也发生改变。为了保证现代学徒制的顺利运行，高职院校必须全面提升自身管理体制的灵活性、多元性以及激励性。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进一步强化对现代学徒制常规活动管理机制的建设，包括学徒考勤制度、学徒工作评价制度、学徒实习指导等。其次，校企应共同参与现代学徒制教学计划、课程计划以及教材编写等教学文件的制定工作。现代学徒制是校企深化合作的结果，校企共同参与教学文件的制定能够有效提升教学与企业实际人才需求的吻合度，提高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产出效率。第三，校企共同参与现代学徒制的课程管理。现阶段，虽然大部分高职院校在试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已经对自身的课程体系以及教学内容等进行了一定的改变，但是由于受传统课程体系的制约，现代学徒制的课程体系以及相应的教学内容等依然不能满足其实际运行的需求。为此，学校和企业应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共同参与到课程体系的开发以及教学内容的设计中来，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实用性以及多样性水平。第四，建立健全现代学徒制的评价体系。充分结合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需求，分别针对学生、教师、师傅、学校、企业制定出精细化的评价标准，同时，还要不断丰富评价的形式，逐步提升现代学徒制评价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四）构建与会计专业相符合的现代学徒制实施计划。首先，加大对现代学徒制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学生、教师、企业认识到现代学徒制的价值，吸纳更多的资源参与到现代学徒制当中来。其次，要从高职院校办学理念以及现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出发，构建科学的现代学徒制管理组织体系，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管理水平。第三，建立会计专业现代学徒制的协议机制。通过签订《教学保障协议书》《就业保障协议书》及《校企合作协议书》等相关协议来明确各方的职责，为会计专业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提供基础性保障，解决各参与主体的后顾之忧。第四，构建科学的经费保障机制。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增加对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实施的经费投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的方式，确保现代学徒制人员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最后，强调学徒班发展的可持续性。突出知识要素和关键能力设计，采取灵活性和流动化的学徒就业策略，为学徒的职业生涯规划做好铺垫，不仅要强调对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培养，还要重视企业责任感和忠诚度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五）建立现代学徒制优质师资团队。会计专业是一门综合性极高的专业，这就要求会计专业师傅的选择既要充分考虑到会计岗位的具体特征，还要考虑到不同企业以及不同业务部门岗位的需求。在优质兼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高职院校应不断拓宽师傅的来源渠道，通过公开招聘、企业举荐以及毕业生引荐等多元化方式，获取具有较强会计专业水准和一定教学素养的优秀企业师傅，并通过构建兼职教师资源库的方式，不断积累学校的优质兼职教师资源。在优质专职师资建设方面，高职院校应从专业教师队伍中挑选出部分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教师到企业中进行深造和学习，不断增强其技术技能方面的能力，提升学校专职教师的整体业务水准，另外，还可以通过构建企业兼职实习平台，实行专兼合作、共同发展策略，创造良好的学术科研、课程创新与改革环境，进而全面提升高职教育师资团队综合素养。

四、结语

现代学徒制作为时下国际上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其是产教融合基本制度得以真正落实的有效载体，它为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进一步深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满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职教育人才的培养需求提供了有效路径，对促进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正处于摸索阶段，其内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建设，为了有效推进我国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推行，需要政府、学校、企业以及社会等多方主体的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够构建出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学徒制长效发展的机制体系，更好地发挥现代学徒制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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