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监管制度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环境监管制度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环境监管制度范文

第一条为加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和管理，规范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应遵守本办法的规定。

第三条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任务是通过建立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站网，对全国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状况实施监测，为实现为国家制定水土保持环境政策和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第四条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水利部统一管理全国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负责制订有关规章、规程和技术标准，组织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国内外技术合作与交流，全国水土保持公告。

水利部各流域机构在授权范围内管理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设立的水土保持机构、以及经授权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对辖区内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实施管理。

第五条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按水利部制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

第六条省级以上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机构编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规划，作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对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规划进行修订的，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查同意。

第七条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机构或报请同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监测站网的建设与资质管理

第八条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的指导下，按基本建设程序建设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站网，其运行实行分级负责制。

第九条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站网由以下四级监测机构组成：一级为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二级为大江大河（长江、黄河、海河、淮河、珠江、松花江及辽河、太湖等）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三级为省级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四级为省级重点防治区监测分站。

省级重点防治区监测分站，根据全国及省级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规划，设立相应监测点。具体布设应结合目前水土保持科研所（站、点）及水文站点的布设情况建设，避免重复。部分监测项目可委托相关站进行监测。

国家负责一、二级监测机构的建设和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三、四级及监测点的建设和管理。按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规划建设的监测站点不得随意变更，确需调整的须经规划批准机关的审查同意。

第十条有水土流失防治任务的开发建设项目，建设和管理单位应设立专项监测点对水土流失状况进行监测，并定期向项目所在地县级监测管理机构报告监测成果。

第十一条下级监测机构应接受上级监测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十二条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须由具有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资格证书管理办法由水利部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从事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专业技术人员须经专门技术培训，考试合格，取得水利部颁发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岗位证书，方可持证上岗。

第三章监测机构职责

第十四条省级以上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主要职责：编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规划和实施计划，建立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规划和实施计划，建立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网，承担并完成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任务负责对监测工作的技术指导、技术培训和质量保证，开展监测技术、监测方法的研究及国内外科技合作和交流，负责汇总和管理监测数据对下级监测成果进行鉴定和质量认证，及时掌握和预报水土流失动态，编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报告。除本款规定的职责外，各级监测机构还有以下职责：

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实施具体管理。负责拟定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标准，组织对全国性、重点区域、重大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负责对监测仪器、设备的质量和技术认证，承担对申报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资质单位的考核、验证工作。

大江大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参与国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和协调工作，负责组织和开垦跨省际区域、对生态环境有较大影响的开发建设项目和监测工作。

省级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负责对重点防治区监测分站的管理，承担国家及省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监测工作。

第十五条省级重点防治区监测分站的主要职责：按国家、流域及省级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规划和计划，对列入国家及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重点治理区、重点监督区的水土保持动态变化进行监测，汇总和管理监测数据，编制监测报告。

监测点的主要职责：按有关技术规程对监测区域进行长期定位观测，整编监测数据，编报监测报告。

第十六条开发建设项目的专项监测点，依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对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的水土流失进行监测，接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管理。

第四章监测数据和成果的管理

第十七条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和成果由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机构统一管理。

第十八条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实行年报制度，上报时间为次年元月底前。

下级监测机构向上级监测机构报告本年度监测数据及其整编结果。开发建设项目的监测数据和成果，向当地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机构报告。

年报内容按有关技术规范编制。

第十九条国家和省级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成果实行定期公告制度，监测公告分别由水利部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省级监测公告前须经国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审查。监测公告的主要内容：水土流失面积、分布状况和流失程度，水土流失危害及发展趋势，水土保持情况及效益等。

国家水土保持公告每五年一次，重点省、重点区域、重大开发建设项目的监测成果根据实际需要。

第2篇：环境监管制度范文

【关键词】检察机关；环境保护；法律监督；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7-125-02

检察机关对环境保护领域的监督，突出体现了检察机关履行打击环境领域违法犯罪、保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职责。然而，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检察机关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机制创新面临诸多难题。

一、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监督的现实性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督，是忠实履行宪法赋予职责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通过打击生态领域违法犯罪，查办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发出检察建议促使相关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完善环境保护领域“两法衔接”长效机制，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督，有其合法性和现实性。

为有效打击生态领域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降低了入罪的门槛。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有关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法律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增强打击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检察机关针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依法快捕快诉；对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特大案件，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新解释与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减少了对危害结果的要求，使得大量环境污染违法行为无需造成危害结果，只要实施了违法行为就可以进入刑事程序。同时，现行《民事诉讼法》“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规定，也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监督现状与影响发展的瓶颈

（一）司法立法不足

从立法渊源上看，关于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立法位阶，从宪法、环境基本法到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都有相应的的立法规定，然而分析环境公共权益监督的立法内容可以看出，这些关于环境公共利益监督的相关法律规定仅是停留在实体方面，而在程序法中却没有具体的实施程序，缺乏操作性。

我国的程序法中，除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外，另外两大诉讼法均未对公益诉讼作任何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看，虽然建立了公共检测预警机制、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扩大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确定了计罚按日无上限、强调了政府管理职责，但对环境司法保护制度规定仍然不足。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颁布的3400条司法解释中，与环境案件审判有关的仅有18条，而且针对地也主要是环境刑事案件，环境民事案件和环境行政案件涉及地极少。相对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监督职能而言，现有刑事规范与环保法律法规有相互渗透尽管令人欣喜，但其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

（二）监督途径单一

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立足检察职能，积极助力生态环境保护，主要途径有五：一是强化批捕职能，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二是完善诉讼监督机制，对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以及判决的执行进行监督；三是强化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法律监督；四是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五是面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支持、督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以上途径不仅使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责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导向相契合，更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三）监督机制缺失

职能属性方面，检察机关民事行政部门，是接触环境执法的具体部门，但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和“事后监督”职能性质约束了其部门执行力的提高。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者裁定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法律赋于的抗诉权来加以监督，但是对于没有达到抗诉条件但生效判决确有瑕疵的民事申诉案件，以及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执行等一系列活动如何进行监督，法律上都没有明确规定。

民事行政方面，职能特点决定了检察机关是提起环境公诉讼的适格原告。检察机关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价值追求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既是“能动司法”理念的具体要求，也是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要求。但是，检察机关是否具备公益诉讼原先资格，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但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仍不明确。

监督措施方面，法律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以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方式行使监督权。由于环境问题的潜伏性和复杂性，尤其需要防患于未然，检察建议对环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其作用多体现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高检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也规定检察机关可通过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的方式加以监督，但对检察建议的法律约束力却语焉不详，没有明确其强制性和约束力。检察建议并不具备必然启动法律纠错程序的功能。

三、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监督机制的完善途径

（一）建议完善立法

在利益的驱动下，企业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效益，结果导致环境恶化。但从现行《刑法》第四百零八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3年有期徒刑，容易诱发环境监管人员的侥幸心理，一些企业可能还会变本加厉破坏环境，轻刑导致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改善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必须立足我国国情，苛以重罚。特别是对主观恶性极大、情节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污染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建议增加无期徒刑和没收财产刑种，以大幅度提高犯罪经济成本，来达到有效控制环境犯罪的目标。

环境刑事犯罪的刑罚设置，还应注重刑罚种类的多样化，建立宽严有度的刑罚体系，要从立法层面补足生态环境危险犯刑事法网。

（二）严查职务犯罪

环境保护领域问题频发，折射出背后监管渎职问题严重。环境监管失职罪与污染环境罪往往是“伴生的”。检察机关可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从涉及民生民利的事情入手，从热点领域入手，依职权主动出击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破坏环境事件、污染环境行为，深挖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积极查处与环境相关的职务犯罪。同时，也要搞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2011至2012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高检院开展了“全国检察机关严肃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专项工作”，2013年开展了“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2014年3月至10月，又开展了“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通过专项行动，对惩治和预防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落实“两法衔接”

侦查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依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集中排查有案不移、有案不立等情况，加大监督移送、立案的力度，防止以罚代刑。健全检察机关与安监、公安、环保、工商等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联系和配合，进一步加大渎职案件查办力度。建立案件移送监督及快速受理、审查机制。协调公安、行政执法部门在发现污染环境等破坏生态环境案件线索后，及时向检察机关做出反馈，检察机关应当及时介入案件调查，发现违法行为涉及犯罪的，及时督促公安机关立案侦办。在相关部门移送案件后，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应快速受理，及时流转环境案件办理部门或专门人员进行审查，保证质量的同时从快审查。

2013年3月，最高检专门部署开展专项监督活动，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侵犯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民生犯罪案件。为进一步加大依法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力度，2014年2月底，高检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了为期8个月的以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为重点的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并将该项工作与高检院部署开展的查办与预防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相结合，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加强环境司法保护的呼声和诉求。

（四）强化捕诉职能

一是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继续加强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中的漏罪、遗漏犯罪嫌疑人的监督，及时督促移送和监督立案，提出量刑建议，依法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坚决防止和纠正对环境犯罪打击不力问题。

二是适时介入侦查，加强对侦查活动合法化的监督。对于重大复杂的环境破坏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适时介入侦查活动。

三是强化审判监督，对量刑畸轻的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及时提出抗诉，确保打击效果。司法实践中，环境监管失职犯罪的惩处有罪判决率偏低，免予刑事处罚及缓刑适用比例偏高。

（五）提起公益诉讼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与传统诉讼类型不同，这是一种新出现的诉讼类型，可称为环境公益诉讼。它对于解决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有着重要作用。探讨当前阶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介入模式，这对理顺检察机关职能、促进司法体制改革；对建立有效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对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检察机关进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摸索还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进行环境公益诉讼更是一片空白，这些问题都困扰环境公益诉讼的展开。因此，我国目前应从程序角度上进行环境公益保护的相关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环境公益诉讼权，实现对受损环境生态的司法救济，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六）提出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在把污染环境犯罪作为打击重点的同时，应当结合环境问题执法办案，及时向土地、环保、水务部门提出加强监管、堵塞漏洞的检察建议，帮助其完善制度、强化监管，从源头上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加大对生态领域的违法犯罪打击力度，深挖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积极发出检察建议促使相关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探索环境公益诉讼，完善环境保护领域“两法衔接”长效机制，才能使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监督机制得以健康发展，才能为解决环境问题、建设美丽国家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郭英华，李庆华.试论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J].河北法学，2005（4）.

[2]郝海青.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前置程序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5-90.

第3篇：环境监管制度范文

1.1 为了强化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工作，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有关规定，结合我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1.1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生产车间、各部门。

二、内容和程序

2.1 对认真执行上级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公司颁布的各项安全生产制度，防止事故发生和职业病危害作出贡献的车间、班组、个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给予适当奖励：

2.1.1 对安全生产有所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被采用有明显的效果者。

2.1.2 制止违章指挥、制止违章作业避免事故发生者。

2.1.3 及时发现或消除重大事故隐患，避免重大事故发生者。

2.1.4 对抢险救灾有功者。

2.1.5 积极参加公司、车间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安全生产活动，被评为先进车间、班组、个人。

2.1.6 被评为上级各级部门的安全生产积极分子给予表彰和奖励。

2.1.7 对消防、安全工作和其它方面做出特殊贡献者。

2.2 奖励程序

2.2.1 安全生产先进班组和个人，由车间(部门)汇总材料上报生产部，经审核后报告诉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通过。

2.2.1 先进班组由生产部提出意见，交公司安全生产小组讨论，审核通过。

2.2.2 对2.1条有关人员和单位的奖励，由车间和班组提出，经生产部审查，报公司领导批准。

2.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惩罚：

2.3.1 事故责任者。

2.3.2 违章指挥或强令职工冒险作业导致事故发生者。

2.3.3 违章违纪，情节严重，性质恶劣者。

2.3.4 破坏或伪造事故现场隐瞒或谎报事故者。

2.3.5 事故发生后，不采取措施，导致事故扩大或重复事故发生者。

2.3.6 对坚持原则，认真维护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制度人员打击报复者。

2.3.7 其它各种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造成严重后果者。

2.3.8 对提出的整改意见有条件整改而拖延整改的责任人。

2.3.9 擅自挪用消防器材、损坏消防器材者。

2.4 惩罚类型

2.4.1 经济处罚根据危害程度和损失情况、责任大小，可处以罚款20-500元、赔偿损失的3-50%、降低工资、扣除奖金、没收押金等。

2.4.2 行政处罚根据危害程度和损失情况、责任大小可处以警告、辞退警告、降职、降级、留用查看、辞退、开除。

2.4.3 性质特别严重、情节恶劣，触犯刑律者，追究法律责任。

2.5 处罚程序

2.5.1 经济处罚由安全检查小组提出，报主管安全生产副厂长批准后执行。

2.5.2 行政处罚由有关部门提出，按告诉有关规定参照任命程序，报有关领导批准后执行。

三、 违章处罚

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出现的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现象(行为)、污染环境、影响他人身心健康的现象(行为)以及违反公司管理体系文件要求的都属违章处罚范畴，对违章行为的处罚采取分级管理的办法。

3.1 现场管理

3.1.1车间(部门)接到《整改通知书》，无故逾期不整改的，对责任部门罚款100-200元/次;

3.1.2 违章指挥造成严重后果的，据情节轻重对当事人按事故管理规定处罚;

3.1.3 不听从领导、安全管理人员和他人劝告，违章蛮干或违章操作造成后果者，根据情节轻重对当事人按事故管理规定处罚;

3.1.4 在生产岗位上，违反劳动纪律(如睡岗、脱岗、酒后上岗以及做与生产岗位无关的事情等)，视情节轻重对责任车间扣50元，对责任人罚款50-100元;

3.1.5 不按时巡检、不按时填写记录报表、不按规定开展班组安全活动(包括班前、班后安全会或讲话等)，视情节轻重对责任车间扣50元，对责任人罚款50-100元;

3.1.6 生产作业人员不穿戴、不使用或不正确穿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工具，视情节轻重对责任车间扣50元，对责任人罚款50-100元;

3.1.7 在生产作业场所私拉乱接电源线或使用非生产电器，对责任人罚100元;

3.1.8 特种施工作业未履行作业手续，对施工单位处以罚款500元;

3.1.9 不具备相关作业操作资质的人员从事作业操作，除限制操作外，对当事人罚100-200元;

3.1.10 生产出现异常情况时，车辆、人员不听指挥，擅自闯入禁区者，对责任人罚款200元;

3.1.11 在检修施工现场或生产区域内，随意高空抛物，对责任人罚款100元/次。施工器具摆放影响安全通道的，

对责任单位罚款100元/次;在检修有毒介质装置时，首次打开设备人孔、阀门等作业时，未按贮存有毒介质进行设防的，对责任单位罚款100元/次;

3.1.12 各种作业票的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以及现场安全负责人，必须由本人在作业票上签字认可，不得代签。发生代签处以罚款50元/次;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以及现场安全负责人未履行职责，擅离职守且未酿成事故时，对责任人罚款100元/次，酿成事故时，按事故处罚规定进行处罚。

3.2 防火安全管理

3.2.1未按规定程序办理工业动火手续或未按动火措施进行动火作业，按情节轻重对现场有关责任人罚款100-200元;

3.2.2 易燃易爆岗位内不按规定堆放可燃物，按情节轻重对责任人罚款100元/次;

3.2.3 按规定对消防设施、器材和标志进行检查和维护。未按规定执行的，对责任人罚款50元;

3.2.4 损坏、擅自挪用、拆除消防设施，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按情节轻重对相关责任人罚款100-200元;

3.2.5 严禁在装置区内任何部位吸烟，违者罚款200元/次，如发现烟头，对烟头所在的责任区分管车间每个烟头扣一分;

3.2.6 严禁携带火种或引火物进入生产区，违者罚款100元;

3.2.7 进入防爆区的人员，必须关闭手机，违者罚款50元;

3.2.8 机动车辆进入装置区域内必须有排烟防火帽，畜力车不准进入装置区，违者罚款200500元/次;

3.2.9 禁止穿带铁掌和带钉子的鞋进入装置区域，违者罚款200元/次。

3.3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特种设备：是指锅炉、压力容器、防爆电器等(以下简称特种设备)。

3.3.1 特种设备未设专人管理，不建立台帐，管理混乱，给予管理人员罚款50元;

3.3.2 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检验给予主管部门领导和办事人员各罚款100元/次;

3.4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

3.4.1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配发给员工劳动防护用品。未按标准配发的，对有关部门罚款100-200元;

3.4.2 采购和使用未经审核、批准的厂家生产的劳动防护用品者，对部门负责人和经办人按采购数量原值的10%20%罚款;

3.4.3 集体使用的护品护具，使用车间应设专柜存放并有专人负责;

3.4.4 暑期按照管理局下达的标准为员工发放防暑降温饮品，并做好发放记录。未按标准发放的，除补发外，按不足标准部分的10%对有关人员进行罚款;采购未取得准入证厂家的产品，按第2条处罚。

3.5 安全培训教育管理

3.5.1 新入厂的员工，凡未经三级教育上岗的人员，一经发现，对有关责任人罚款50元;

3.5.2 特种作业人员凡未经培训或复审取证上岗的，一经发现，对有关责任人罚款50元;

3.5.3 对转、换工种人员，应重新进行安全技术培训，凡未经重新培训上岗，一经发现，对有关责任人罚款50元;

3.5.4 使用的临时工和其他临时进入企业的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技术培训，并有培训教育记录，如发现未经培训教育的人员上岗，对有关责任人罚款100-200元。

3.6 环境管理

3.6.1 排污系统管理未按规定加强巡检，出现污染物跑冒等情况，对相关责任人罚款50-200员;

3.6.2 未按规范堆存废渣，随意丢弃、倾倒固体废物或未采取措施，造成污染环境的，发现一次对相关责任人罚款50-100元;

3.6.3 出现污染物异常排放未及时汇报的或采取措施不及时，对相关责任人罚款100元;

3.6.4 检维修前未进行污染物排放预报、未制定有效环保措施、制定的环保措施未经生产办批准或措施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对相关责任人罚款100元;未按环保管理规定进行检修，或预报措施未有效落实的，发现一次对相关责任人罚款100元;对外来施工队伍，有私排乱放现象，发现一次罚款200元;

3.7 连带责任的处罚

3.7.1 如发生重大以上责任事故，对有关责任人按事故处理程序进行处罚;

3.7.2 在同一施工现场交叉作业，有严重违章行为，现场的其他人员不劝阻、制止不力，对负有连带责任的人员，视情节轻重罚款。

3.7.3 对污染环境、损害员工健康的行为经研究后按有关规定处罚。

3.8 处罚实施

3.8.1 由主管生产领导签发《经济处罚单》，车间(部门)或个人罚款上交生产部或由生产部通知财务部门从被罚部门或个人的工资(或奖金)中扣除。

3.8.2 事故、违章罚款资金纳入安全生产奖励资金管理，要公开管理，任何人不得挪用。

四、 附 则

4.1 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相关规定不一致时，按上级规定执行。

第4篇：环境监管制度范文

关键词：企业环境行为制度动因监管路径

一、引言

企业作为社会财富主要的创造者之一，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破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国开始建立相关法规来限制企业对环境的破坏，随之完善政策来约束企业的环境行为。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其想要通过改善环境行为来赢得竞争的需求逐渐增加。企业环境行为就是企业接受外界环境压力，并将其转变为环境成本的信息，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将一部分乃至全部认可为企业预算成本，做出相应的行为响应，使得原来由社会承担的环境外部负效应逐步为企业所认知并承担。本文目的在于把握我国企业的环境行为现状，分析企业环境行为的制度动因及监管机制，从而为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和企业环境战略管理决策的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二、企业环境行为的制度动因分析

1.内部制度动因。企业的内部制度动因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企业的道德因素以及在环境行为制度与实施方面形成的一贯性因素。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造成的，仅仅依靠经济利益作为引导，依靠政府等企业经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压力督促企业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将企业环境责任看作一种工具，然后将其实施于企业，要求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这种方式企业所承担的环境责任是不全面的。这种方式下，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及投资决策时难以主动考虑环境问题。因此，上述被动的引导方式是不可取的，企业环境行为的实施应该使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需要企业自主树立良好的环境责任意识，从而避免企业环境问题治标不治本的行为。另一方面，公司内部治理是否完善也影响着企业环境行为。公司治理理论中指出，公司治理最基本的要素即合法和合规，而企业合法和合规的重要方式之一则为信息披露，企业环境行为的信息披露，特别是自愿性的信息披露受到公司治理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企业环境信息的功能也可以被公司治理加以利用，帮助公司更好的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综上，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应该考虑到企业的环境责任，对企业信息披露机制进行健全和完善，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进行提高。

2.外部制度动因。企业为了可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求得生存以及发展的空间，其经营往往需要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此受到的外部制度动力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组织以及文化施加于企业的压力，包括强制性和激励性的环保法律法规。第二，来源于消费者的选择偏好。随着当今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环境友好型产品，此时，消费者也就成了环保行为的最直接推动力之一。第三，模仿压力。企业迫于激烈的竞争，会倾向于效仿同行业国内外领先企业的行为，以维护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可见，外部制度促进企业克服惰性，积极实施环境保护创新和实践，并借助市场力量引导企业在这种限制下有效利用资源和生态环境，推动企业逐步改善环境质量。

三、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路径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环境规制在日趋完善，但总的说来，我国仍是以强制性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来管理，多数的环境手段归属这一类型，这类规制占主要部分，而激励型规制和自愿性环境行为则处于从属地位。实际中，企业的污染状况却很复杂，命令、控制型规制的环境管理手段略过单一，而且缺乏创新，所以政府要借鉴国际上较为先进的多元化环境规制，加强环保制度创断。

在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过程中，政府的治理成本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对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进行完善，建立健全排污权交易市场，实现企业环境成本节约，从而推动企业环境行为的开展。政府也需要从信息和资金两方面给予企业环境行为激励与支持，建立企业环保数据库，为企业环境行为创造良好的关注与监督的平台；创建环境信息交流平台，企业间相互学习、提高，从整体上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改进；建立企业环保投资援助机制，为企业环境治理提供专项借贷资金，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实施环境优惠政策，通过环保资金奖励，减免税费等手段激励企业采取环境行为。

四、结论与思考

目前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战略，但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从而阻碍了企业的生态化和我国生态文明发展进程。同时，受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制约，政府行为也可能短期化和具有自利性，使得政府和企业进入更复杂的博弈过程。为此，本文针对改善企业环境行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尊重民众的环境主人地位，提高全社会的参与意识。利益相关者的主要部分就是民众，任何对于环境的损害都是对全体公民根本利益的损害。实际上，当前我国很多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也体现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之处，这都是公众缺乏参与权、监督权和话语权的结果。想要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和监督，就一定要从法律上将环境权规定为一项基本权利，尊重公民的环境主人地位。同时，要实施国民环境教育，提高全社会的参与意识。

2.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在监管中政府的行为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在现有的国民生产总值评价指标体系下，政府缺少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驱动力，甚至会导致政府与企业间的不正当密谋。因此，必须调整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生态建设导向型的综合评价体系，激发其在建设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求政府在严格排污标准，加大处罚力度时，使行政部门对排污企业的治理、督导情况与工作业绩相挂钩，严格规范政策执行部门的工作。

3.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建立绿色企业文化。企业应将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作为目标，这要求各方要从长远利益角度、树立长远利益的观念和培育自觉保护环境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要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改善企业环境行为。要想将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与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实现持续发展，只有转变生产方式，从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转变为减量型、清洁型的绿色生产，才符合企业自身利益，才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孟庆峰，李真，盛昭瀚，杜建国.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9）：100-106

[2]王凤，王爱琴.企业环境行为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2（1）：124-129

[3]李朝芳.企业环境行为的价值实现机理研究――基于制度环境的过程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2）：52-56

[4]周曙东.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22）：181-183

[5]李永波.多维视角下的企业环境行为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11）：75-82

第5篇：环境监管制度范文

关键词:环境保护；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1、 环境责任保险概述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事故以及突发性的事件频繁发生，比如，2010年5月5日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2010年7月16日我国大连新港中石油油库的一条输油管道发生爆炸，等等，这些环境污染事故对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以及对环境造成了重大损害。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其对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危害，因此，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公众环保意识得以逐步增强，并且促使许多国家相继制定环保法案，这些法案对污染行为造成的后果实行严厉惩治，而且，民事侵权责任制度也伴随着发生了有利于受害方求偿的变化，例如，无过失责任原则以及举证责任倒置等，这些举措增加了企业的排污风险。因此，环境责任保险便应运而生，环境责任保险为企业转移环境污染责任风险、避免因非故意污染行为导致破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在发生环境污染和环境事故时，责任保险人根据责任保险合同的约定，代被保险人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方式的保险。环境责任保险是伴随着环境事故的不断出现和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而出现的。“世界范围内的环境责任保险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环保浪潮，到了70年代，公民环境权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环境侵权理论的发展，西方国家一系列环境保护法案纷纷出台。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各国都实行严格责任，对污染行为给予严厉的处罚，金额之高甚至会使造成污染的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因此，企业迫切需要将这些不确定的风险转嫁出去，环境责任保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环境责任保险的意义有：1、有利于分散行为人的责任风险，并可以及时补偿受害方。2、环境责任保险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分散风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3、环境责任保险有利于环境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现状

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保险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极其微小，只在相关的保险业务，比如公众责任保险以及第三人责任保险中有所规定。直接涉及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业务目前只有油污责任险和渗漏污染责任险。其中，油污责任险主要承保被保险船舶的漏油或其混合物对沿海的污染而造成的责任，其最高赔付限额为每一事故1亿美元。渗漏污染责任险则主要承保因为生产作业从而产生的渗漏污染，并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污染责任。此外，海上石油开发工程建造险条款、石油与天然气钻井设备一切险条款、陆上油气钻井险条款等也有少量涉及环境污染责任的内容。 这些在我国的立法中也有体现，如我国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3年）第9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作业者应具有有关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8条第2款也规定“：载运2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或《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信用证书》，或提供其他财务信用保证。”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的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主要局限在海洋石油勘探和油污损害赔偿两个方面，而对于其他亟待解决的环境责任问题却几乎没有涉及。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保险业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但是收效甚微：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保险公司和环保部门曾经合作推出了污染责任保险，并先在大连试点，之后推广到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但是这种污染责任保险在我国开展的成效并不大，只有几个或几十个企业投保，并且投保呈不断下降趋势，有的城市因为无企业投保，已陷入停顿状态。污染责任保险陷入无人投保的尴尬境地。

3、构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建议

3.1完善配套的法律制度（下转第21页）

（上接第108页）首先，建立《环境责任法》，并将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纳入环境责任法。在《环境责任法》中应明确规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并且在各单行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做出配套规定，根据专门规定的某一环境要素，确定具体的对于何种环境污染损害和何种企业实行何种的环境责任保险；为开展环境责任保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基础。其次，应完善激励机制。环境责任保险的性质是属于准公共产品，为了提高保险公司的承保积极性，其中心思想是设计怎样的机制，让保险公司在不亏损的前提下，有效率地向社会提供保险产品。最后，加强执法监督并严格执法。保险公司对投保企业应该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查和查处工作，把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真正落到实处。

3.2借鉴发达国家地保险业先进经验，提高企业投保积极性

我国要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同时，还要考虑自身企业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构。在制度的构建中，我们要不断学习国外保险企业提高企业投保积极性的方法，并不断增强企业的管理人员的投保意识和风险意识，并使其在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

3.3设计科学合理的环境责任保险体系，并完善环境责任保险的产品设计

第6篇：环境监管制度范文

关键词 肺腺癌 化疗 静脉留置针 效果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17.013

AbstractObjective:Intravenous catheter system in patients with lung adenocarcinoma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to reduce the effect of hardening.Methods:Of 78 cases of adenocarcinoma of the lung with chemotherap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ach 39 cases),in which the observation group selected Closed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infusion catheter. Control group,use an 7th ordinary hair-pin on the infusion chemotherapy.Results:The observation group to avoid puncture failure,drug leakage,prevention of phlebitis and th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concerns and so much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Conclusion:Patients with adenocarcinoma of the lung with chemotherapy intravenous catheter needle,not only can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vein puncture sharply,protect blood vessels to reduce venous sclerosis,and increas intravenous usage,but also a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the suffering of the patients and nursing staff of the burden,and improving the patient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Key wordsAdenocarcinoma;Chemotherapy;Venous catheter;Effects

资料与方法

2008年6月～2009年4月收治肺腺癌患者78例,男38例,女40例;年龄30～82岁,平均423岁。所有病例均无肝肾功能损害和凝血机制异常。根据入院先后顺序编号,奇数号为静脉留置针化疗(观察组)39例,偶数号为一次性头皮针浅静脉化疗(对照组)39例,两组患者在年龄、化疗方案、病种上差异无显著性。

方法:观察组选用贝朗公司生产的型号为18～22号静脉留置针,留置针胶布选用3m小贴膜。对照组采用普通一次性静脉输液针,选用7号头皮针。观察组根据患者血管情况、穿刺部位及治疗需要选择不同的型号,并选好静脉和穿刺点,备好常规输用物后,严格消毒皮肤范围大于5cm,左手绷紧穿刺点远端皮肤,右手持针柄与皮肤呈15°～30°进针,见回血后压低角度再进针少许,并借助针芯将套管送入静脉内,确认无误后退出针芯,固定留置针。对照组采用7号头皮针,按常规护理操作,每次穿刺均更换部位,由远心端向近心端进行。两组均在滴注化疗药物前后,先输入生理盐水冲管,再续接化疗药物或封管、拔针。

心理护理:对清醒病人应做好解释工作并介绍其优点,使病人消除紧张情绪,操作者的细心、稳健、熟练均有助于在病人面前树立威信,使病人对医护人员有充分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结 果

两组结果比较,见表1、2、3、4。

讨 论

静脉留置针作为一种新的护理技术被广泛用于临床。它不仅减少静脉穿刺次数,减轻患者的痛苦,而且有利于临床用药,为抢救赢得时间,提高了护士的工作效率,是肺腺癌专利护理研究的重点课题[1]。肺腺癌在肺癌中所占比例有所升高,虽然其倍增时间长达187天,但远处播散较快。确诊时大多已属晚期,化疗治疗成为这些患者的主要姑息性治疗手段[2]。

从表2、4可以看出,留置针有效地预防了药物的渗漏,从很大程度上减轻患者的心理顾虑。保证静脉营养发挥最佳治疗作用,为病人减轻了痛苦,也减少了感染几率,提高了疗效[3]。

化疗药物具有化学性及酸碱性,容易导致静脉穿刺部位的局部发红、肿胀、灼热、疼痛。化疗患者血管脆性大、通透性强、弹性差,随着疗程增加,静脉穿刺难度也逐渐增大,留置针较头皮针穿刺成功率高,在静脉内留置时间较长,一般外周静脉留置针可安全保留达144小时,无需像金属头皮针那样经常更换血管。先进的留置针材料,对血管内壁损伤小,无促使凝血因子激活的物质,对出凝血功能正常的人一般不会引起凝血。抗曲折能力强,在静脉内可随着静脉的走行弯曲,降低静脉硬化及静脉炎的发生率[3]。从而提高外周静脉在化疗中的使用率,使患者顺利完成各个周期的化疗,而且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毕美兰.输入液体在小儿静脉留置针封管中的应用研究.临床护理杂表,2007,6(3):9.

2 黄淑梅,尚春丽,汪小蓉.静脉留置针在恶性肿瘤化疗中的应用及探讨.九江医学,2003,18(2):100-101.

第7篇：环境监管制度范文

[关键词] 环境侵权；公益诉讼；程序规则

[中图分类号]D916.3；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4-0051-05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诉讼制度，弥补了私诉的法律漏洞，将更为广泛的社会纠纷置于司法的控制之下。.[1]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武器，因为从私诉角度看，人应当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而公益诉讼则不要求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要求人是法律关系当事人。在公益诉讼制度发展较为迅速的国家，不仅公益诉讼制度本身具有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而且，这些国家通常具有相对发达的公众参与制度以及比较强大的环境保护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这些都是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有效力量。而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明显滞后于中国当前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需要，如原告资格、受案范围、诉讼费用、举证责任等问题都不甚明确，致使公益诉讼在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很多案件得不到及时、合理解决。上述问题中原告资格问题是困扰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瓶颈，究竟哪类主体可以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一直是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学界及社会关注的焦点。笔者试对此加以探讨。

一、适格主体之争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的关键问题所在，只有明确了原告资格、赋予当事人启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才能够进一步处理环境公益诉讼，维护环境公益。同时，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的其他内容关系重大，如原告资格与环境公益保护的范围、诉讼费用、举证责任的配置以及诉的利益等等都有着重大关系，不同原告对于环境公益诉讼进程的影响也不同。因此说，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关键。在中国，私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诉讼法已经规定得比较明确，即只有与案件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有资格成为适格当事人，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仍是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一）学界主要观点

从传统的诉权理论来看，只有因为自身利益受到侵害而意欲对侵害行为提讼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诉讼的适格原告。当事人的直接利益与案件争议事实直接相关，这是普通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制度中对原告资格的起码要求。众所周知，公共利益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利益相一致的方面。公共利益的特点决定了，如果要允许通过诉讼的途径救济受到损害的公共利益，就不得不扩大原告资格。环境权益也是一项公共利益，因而，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也应当突破私益诉讼的直接性的限制。环境公益诉讼所要维护的利益具有公共性这一特点决定了，该制度中原告资格的范围应当相对宽泛，即不应以受到侵害为限。所以有学者主张，有关机关、社会组织、普通公民等都应当被赋予启动环境公益诉讼以救济环境公共利益的权利。.[2]

（二）现有法律规定

中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从这些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适格主体可以是检察机关、环保行政机关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而普通公民则明确被排除在外（但普通公民在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提起私益诉讼，见下文所述）。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且没有适格原告时，作为原告启动诉讼，以保护公共利益，是符合法律精神的。环保行政机关针对环境侵权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包括在必要时对其提讼，应该说这都属于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拥有的权力。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其穷尽必要的行政监管权力之后，对于环境权益进行有效救济的唯一途径，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且它也有能力应对环境侵权案件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但是，环保部门作为环境保护的行政机关，其行为的正当性容易受到质疑（见下文所述）。至于新《民事诉讼法》中提到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很多学者评价，这是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中的里程碑，因为它明确扩大了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但是，此项规定显得比较模糊，而且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组织在原告资格问题上仍具有很大的争议。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

第29卷第4期冷凌，等：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优势及程序制度的完善

由此可见，在法律层面上，包括宪法在内，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可以说规定得仍不十分明确。这也是导致学界对于此问题存在很大争议的原因这一。

（三）实践中的主要做法

因为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呈现出实践先于立法的趋势。由于法律中一直缺乏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明确规定，因而，各地在处理此类案件的具体做法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有的地方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采取宽松的态度，以地方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明确允许检察机关、环保机关和有关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3]；有的地方法院则拒绝受理某些组织提起的诉讼；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其境遇也是千差万别。

结合以上所述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担任环境公益诉讼原告是最合适的选择。

二、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优势

在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检察机关一直是提起、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力量，各国普遍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使检察机关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检察机关在参与环境公益诉讼中也做了不少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中国应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例，并结合实践经验，由检察机关担当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以此推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并最终实现保护环境公共权益的目标。

（一）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优势

第一，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具有最坚实的法律基础。如上所述，中国的检察机关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新《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机关”虽不够明确但也可以理解为含有“检察机关”，因而，检察机关在主体地位上更便于获得合法的身份。同时，检察机关具有调查取证的权力和对相关执法部门监督的权力。这些都是其担当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法律基础。

第二，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具有举证能力。作为原告，按照现行的诉讼法，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或部分举证责任。环境侵权案件具有特殊性和专业性，而在中国目前信息公开制度并不乐观的情况下，环境侵权案件的举证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这就决定了普通公民和一般组织很难实现举证责任。而检察机关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具有较为丰富的资源，使调查取证成为可能。

第三，检察机关担当原告可以有效避免滥用诉权，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质量。很多人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不宜设置得过宽，特别是普通公民不应当成为适格原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原告门槛设置过低，会导致滥用诉权，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这种担心在中国现阶段确实不是杞人忧天。而由检察机关担任原告，既可以保证诉讼质量，又可以保证诉讼效果，更有助于实现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初衷和目的。同时，由检察机关担当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也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证标准与判决标准的统一，避免因当事人分别可能造成的当事人诉求各异、法院裁判千面的现象。

（二）环保行政机关不适合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尽管在立法中可以找到环境主管部门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环境主管部门作为原告受到了各方广泛的质疑。在经济学领域，20世纪中后期逐渐兴起的“俘虏理论”是对环保行政机关担当原告合理性的最大挑战。其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机构将逐渐被部分被监管者所俘虏，那么监管机构很可能会因为出于保护小集团利益、地方利益的需要，产生逐渐牺牲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4]这种理论恰恰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印证。目前，中国地方环保部门对环境损害行为监管不力的情况并不罕见，多数是因为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压力或利益分配的影响。所以，环保部门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可行性是有待商榷的。

对于行政机关是否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笔者认为，虽然实践中存在许多行政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例，现行立法中也有关于环保部门参与诉讼的规定，但由于行政机关在中国体制中所处的地位，行政机关仍不宜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行政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容易突破民事诉讼中的平衡原理。行政机关属于法律执行机关，握有强有力的执行权，如果行政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容易将行政权与诉权相互混杂一起运用，这样对对方当事人来讲会形成一种强力的预期，很可能破坏诉讼平衡原理。第二，行政权与作为原告资格的行为矛盾。行政机关作为法律执行机关，执行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不具有行政行为的特点，而是更多的带有司法属性，这与检察机关的职能相符，而与行政机关的法律定位相矛盾。第三，行政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会成为掩盖行政行为失误的挡箭牌，不利于行政机关严格执法，不利于公众追究其行政不作为行为。因此，行政机关不宜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三）普通公民和一般环保组织不适合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针对新《民事诉讼法》对于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排除了普通公民个人这一规定，在学界和实务界都有较大的反响。反对者认为，这不利于推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赞同者则说，这种规定可以有效地防止普通公民滥用诉权，导致司法资源浪费。.[5]笔者认为，普通公民确实不适合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普通公民的环境权利如果受到直接侵害，完全可以以个人身份对该侵害行为提讼，以救济自己的合法权利，但这不应当是典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其性质仍然应当是普通的私益诉讼，只是他们所要救济的权利是个人的环境权。.[6]对此，很多国家是通过立法明确区分这种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7]在典型的环境公益诉讼中，权益未被直接侵害的公民或社会组织，也可以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讼。是否存在本人利益直接受损，不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构成要件。即环境公益诉讼的启动，往往只是原告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必然承担裁决结果是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区别于普通诉讼原告的最显著的特点，因而其法律地位在诉讼中很特殊。但是，如果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则依照中国现实情况，公民以的方式救济环境公共权益，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诚然，考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较为完善和发达的国家，确实有很多国家赋予普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例如美国 1970 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1990年修改）第304条（a）规定“任何公民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8]。但我们不得不看到，普通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实际可能性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信息公开、知情权的保护、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等等。而在中国现有情况下，并不足以使普通公民具有承担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诉讼能力。因而，仅仅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普通公民原告资格，不仅无益于推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反而会给实务界造成一定的混乱，浪费司法资源。

民间的环保团体对保护生态环境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国外也确实有允许环保组织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立法，但在中国，由于环保组织发展还不够成熟以及受限于其举证能力，环保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也很难承担起原告的责任。

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与发展中，我们需要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和立法例，但这种借鉴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由检察机关担任环境公益诉讼原告最为合适。

三、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程序制度的完善

检察机关承担环境公益诉讼原告意味着检察职能的扩展，同时，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又有别于普通公民和一般组织，因此，在程序设计上必须进行一些相应的完善。

（一）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原告资格

从过去的实践看，检察机关通过直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督促、支持等多种形式，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维护公共环境利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积累了经验。立法者应适时总结经验教训，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从一般意义上讲，所有的违法行为都破坏了国家法律的实施，破坏了法制统一，因而都需要检察监督。诚然，检察机关由于权力分工的要求和检察力量所限，不可能对所有违法行为实行全面监督。但对特殊问题实行重点监督，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题中应有之义。.[9]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不仅存在于刑事领域，同样存在于严重违反民事、行政、经济法规的其他领域。.[10]对于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和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启动、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既符合法律监督职能的需要，也符合中国的体制。

对于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地位，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与参与刑事诉讼一样，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在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应如刑事诉讼一样，定位为国家公诉人。

（二）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调查权

环境公益诉讼证据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检察机关是否应享有环境公益诉讼调查权；另一方面是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所取得的证据如何运用，证明责任如何来确定。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享有环境公益诉讼调查权。如在美国，许多州立法规定，为了维护经济公益，授予检察总长广泛调查权以提起经济环境公益诉讼。其他国家也有相关规定。.[11]中国检察机关在启动环境公益诉讼之前，应当查明案件事实，收集与案件相关的主要证据材料，以证明诉讼主张。在刑事诉讼中，案件证据的收集一般由侦查机关完成；而在环境公益诉讼过程中，证据的收集则一般只能由检察机关自己完成。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对侵犯公共环境权益的行为进行追诉，有时需要面对的也是较为强势的组织或机关，如果不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就难以收集充分的证据，难以完成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当然，检察机关在行使调查权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慎重务实的态度，防止出现公权力对民事领域的不当干预，应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调查权。

另外，从环境监管以及公众参与制度考虑，应着力加强环境监测告知义务。监测机构要如实、完整、及时地为公众提供环境监测数据，这不仅保障了公众环境的知情权，还有助于提高原告的举证能力。.[12]

（三）严格规定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处分权

当事人的处分权包括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两部分。按照近现代诉讼当事人理论，诉讼当事人只是一个程序概念，特别是在蓬勃兴起的公益诉讼制度中，更适合用“形式当事人”来界定诉讼当事人。因为扩张的原告资格决定了，适格当事人往往只是具有被认可的诉讼权利，而并非具有直接的实体权利。在原告资格扩张和当事人资格扩大的背景下，如何真正实现公益诉讼所承载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决定了公益诉讼制度是否真正具有存在的意义。因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在于，合理限制原告的处分权。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原告时，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而仅仅是程序适格的当事人。国外相关诉讼制度在立法中几乎都对非直接利害关系原告进行了处分权的限制。中国公益诉讼制度立法也应当借鉴这些规定，适当限制原告的处分权，以保证公益诉讼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

制度设计的原则应当是：凡是可能影响到环境实体利益的诉讼权利的处分都应当进行限制，处分权适用的审查权应当由法官实施。具体的制度设计可以包括以下几点：（1）原告如果撤诉，要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法院负责审查，除已提起的公益诉讼证据不足外，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均不得撤诉。（2）诉讼和解应受到限制。只有在和解更经济时，或者更有助于保护公众的权益，或者更有助于弥补先前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时，才允许和解，否则不应当允许和解。

（四）明确损害赔偿金的归属

公益诉讼具有很强的正义性和外部性，诉讼的成果是普惠大众的，而不是原告专有的，因此诉讼所得理应返还于社会公众。通常状况下，赔偿可以用于以下三个与受害人或社会公众有关的方面：第一，作为基金的来源资金，列入已经建立的环境公共基金，或由法院建立新的环境公共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恢复遭破坏的生态环境和环境资源的保护；第二，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按比例支付给诉讼案件中法院登记了的受害人，作为损害赔偿；第三，可以作为奖励支付给为公益诉讼或其他环保做出贡献的公民或社会组织。

综上所述，中国的检察机关既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理应重视并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立法部门应尽快通过立法确定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和相关诉讼程序，以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13]

[参考文献]

[1] 徐祥民，凌欣，陈阳，等.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探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20.

[2] 孙巍.环境公益诉讼模式比较及立法构想[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7（2）：31.

[3] 廖柏明.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思考与建议[J].法学杂志，2011（6）：99.

[4] 王俊豪，鲁桐，王永利，等. 西方国家的政府管制俘虏理论及其评价[J].世界经济，1998（4）：25.

[5] 张镝. 公民个人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辨析[J]. 学术交流，2013（2）：60.

[6] 张梓太.中国环境行政诉讼之困境与对策分析[J].法学评论，2003（5）：139.

[7] Jona Razzaque. Public Interest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in India， Pakistan and Bangl adesh[M].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4：231.

[8] 谢雯. 可交易的空气污染权——以美国《清洁空气法》为中心[J].河北法学，2010（7）：180.

[9] 孙加瑞.检察监督的基本内容是查控违法[N].检察日报，20110323（3）.

[10] 常艳，马剑萍.检察机关与环境公益诉讼[M]//石少侠.检察前沿报告——理论与实务：第2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213.

[11] 吴卫星.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比较研究与借鉴——以美国、印度和欧盟为例[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3）：132.

第8篇：环境监管制度范文

【关键词】 超声；心外膜脂肪层厚度；相关性

DOI：10.14163/ki.11-5547/r.2015.27.047

颈总动脉位置表浅， 可方便检测， 回声跟踪（ET）技术为无创血管功能超声检查方法[1]。本文选取93例拟诊为冠心病并行冠状动脉造影患者， 分析超声检查冠心病患者EAT与颈部血管弹性相关性，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2年6月～2014年6月93例拟诊为冠心病并行冠状动脉造影患者， 按照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分成A组（15例， 冠状动脉无明显狭窄或单支病变狭窄程度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应用超声检查， 观察其收缩压、舒张压、谷氨酸（ GLU）、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检测超声参数IMT、β、Ep、AC、PWV-β、EAT、AI， 分析EAT与颈部血管弹性相关性。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分析。P

2 结果

2. 1 四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GLU、TC、TG、HDL-C、LDL-C水平对比，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 2 四组超声参数检测IMT、β、Ep、AC、PWVβ、EAT对比，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 3 经Pearson相关分析， 病变累及冠状动脉支数增加时IMT、β、Ep、PWVβ、EAT明显上升， 为正相关性（r=0.58、0.41、0.52、0.57、0.45）， AC值降低为负相关性（r=-0.46）， AI则无显著改变；EAT与颈总动脉IMT、β、Ep、PWVβ为正相关性（r=0.52、0.51、0.47、0.49）， 与AC为负相关性（r=-0.46）。

3 讨论

超声心动图检测的EFT与MRI检测到的EFT存在明显相关性， 与CT、MRI 检测的腹部脂肪量也存在明显相关性， CT、MRI对于估测内脏脂肪量具有“金标准”作用[2]， 但CT、MRI均具有较高费用， CT因需暴露在大量射线下， 使得人体受到损害[3]， 超声心动图相比较其他方法具有较高简便性、准确性、安全性， 在测量时具有较高重复性， 因此应用价值较高。经本文研究可知， 经超声检测， 病变累及冠状动脉支数增加时IMT、β、Ep、PWVβ、EAT明显上升， 为正相关性， AC值降低为负相关性；EAT与颈总动脉IMT、β、Ep、PWVβ为正相关性， 与AC为负相关性（r=-0.46）。

综上所述， 超声下EAT与颈总动脉弹性指标变化可以对冠心病病情严重程度进行合理预测， 值得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1] 杨毓雯.高频超声评价颈动脉管壁形态对冠心病的预测价值. 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 2012， 20（8）：607-610.

[2] 王秋燕， 李萍.心外膜脂肪与心血管疾病.中华高血压杂志， 2012， 20（10）：937-940.

第9篇：环境监管制度范文

关键词：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监管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1)01-0002-05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银行业监管是一场重大考验。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的银行业监管制度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为了保证我国银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经济建设继续提供有力的支持，建立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新型银行业监管制度是当务之急。

这次金融危机说明美国金融体系一直存在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商业性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及其脆弱性、松化的金融监管。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忽视和宏观审慎监管不足，长期以来，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为代表的宏观金融管理高层过份坚持自由放任的思想，缺乏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意识，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和“几个监管者比一个好”的理念。在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又缺乏有效防火墙的情况下，低利率的房贷政策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杠杆效应使泡沫迅速扩大，在这一宏观审慎监管缺失的金融体系中，系统性金融风险引致大面积危机的爆发就在所难免。

国际金融危机也暴露出《巴塞尔资本协议II》的一些不足，其中突出的就是缺少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框架。《巴塞尔资本协议II》强调了商业银行风险的精细化管理，并提出了一揽子实施的方法和方案，这些方法是值得充分肯定并需要继续推行的；但其忽略了在精细化计量条件下资产和风险对市场的高度敏感性，及其所导致的顺周期效应，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各国重新考量其金融监管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重新审视《巴塞尔资本协议Il》对商业银行监管的要求。一些美欧国家监管当局纷纷提出重构金融监管框架，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标志着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正在发生重大改变，旨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巴塞尔委员会正在着手完善监管规则，已提出《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简称《巴塞尔资本协议III》，2010年9月12日，27国已就该协议草案达成一致。《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正式颁布将对银行业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银行业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平稳运行，但是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建立的时间比较短，相关的工作基础比较薄弱，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我国应以美国金融危机为借鉴，改革现行的银行业监管制度，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

二、相关文献综述

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是指金融风险从一个机构传递到多家机构、从一个市场蔓延到多个市场，从而使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极为脆弱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具有突发性、传染性和外部性。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的相关理论都没有对系统性风险防范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理论上的局限也导致了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的缺乏，长期以来各国银行监管机构普遍偏重于微观审慎监管。金融危机表明仅仅偏重于微观审慎监管已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是宏观审慎监管(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公开文件中，它强调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安全，通过制定全面的金融稳定性政策来预防危机的发生(BIS，1986)。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金融稳定评估规划，为成员国提供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评估，但宏观审慎监管依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无论在研究还是实务层面的进展都比较缓慢。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才得到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巴塞尔委员会主席、荷兰中央银行行长Nout.Wellink(2009)指出，未来监管体制安排的宏观审慎取向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充，要投入更多资源用于研究金融机构之间关系以及机构与整个金融环境关系，监督和监管机构则应该力争找到用有限的资源“反制”银行业系统风险积聚的办法。由美联储原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萨默斯、克鲁格曼、周小川等组成的30人小组了《金融改革报告：促进金融稳定的框架》，提出的第一条金融改革指导性原则就把审慎监管的根本目标定位于“维护稳健的金融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30人小组，2009)。美国政府自2008年以来提出了三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和《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G20在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达成的共识也均把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重要内容，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学者还从《巴塞尔资本协议II》人手对宏观审慎监管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监管资本、准备计提方式和公允价值核算的顺周期性问题。根据G20金融稳定论坛(2008)的解释，顺周期是指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正向反馈机制)，这种相互依存的作用关系会扩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造成或加剧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众多学者认为，现有监管规则的顺周期效应加大了经济波动，从而导致更大的风险(Bernanke&Lown，1991；Blum&Hellwig，1995；Gordy&Howells’2006；]ean，2008)。关于监管资本的顺周期性，Heid(2007)证明了《巴塞尔资本协议II》的顺周期性确实存在，《巴塞尔资本协议II》相对于《巴塞尔资本协议I》大大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研究表明风险敏感性的提高必然伴随着顺周期性的增强。另外，银行贷款违约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方式和公允价值核算也可以导致显著的顺周期性。

针对监管制度导致的顺周期性，G20金融稳定委员会(2009)提出如下建议：(1)修正现有的以VaR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方法，扩大压力测试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权重；(2)提早确认贷款损失；(3)监管部门需要对杠杆使用情况建立数量化的监督指标和约束机制；(4)改进巴塞尔协议的资本监管框架，

建立动态准备金制度，在经济上升周期中要求银行保持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资本金，而在经济衰退期降低这一标准。

三、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银行业监管制度反思

本文以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监管制度、《巴塞尔资本协议II》以及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进行反思。

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并波及到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金融体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建设，已表现出相当的稳健性，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已达到相当的水准。近些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对美国的金融机构影响很小。正因为有这种自信，美国于1999年11月正式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式废除金融业分业经营原则，重新回归到金融业混业经营。1988年7月公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和2004年6月公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I》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美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设计的。但是；2008年9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在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出了大的问题。次级贷款产生于美国的银行业机构，美国一些大的商业银行包括花旗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等也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是包括格林斯潘等美国金融精英们所始料未及的。英国女王也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英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能够预见或提出忠告，引来了经济学家的深刻检讨。从整体上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系统性风险得以产生、积累、传播并最终爆发。

《巴塞尔资本协议II》的出台意在弥补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的不足，从微观层面提供了更全面地处理银行业风险的一揽子方案，反映了金融风险管理的最新成果；在处理信用风险方面，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对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处理和控制也提供了一套管理标准。《巴塞尔资本协议II》考虑了混业经营、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意在建立一个“精细计量和综合管理”的银行业风险控制体系。《巴塞尔资本协议II》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给予了重点关注，却在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存在不足，本次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些缺陷。《巴塞尔资本协议II》的顺周期性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遭到了业界的批评。

鉴于金融监管制度和措施的重大失误是导致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上述对美欧银行业监管制度和《巴塞尔资本协议II》反思的基础上，以他国经验教训为鉴，分析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制度框架，结合我国金融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进而分析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缺陷，是很有必要的。

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其独特的内涵、特性、成因、作用机制、传导路径和破坏金融运行的方式，建立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体系很有必要。考虑到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与银行业直接相关，还与证券业和保险业直接相关，因此，采用系统科学方法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和传播，以及研究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银行业监管时，不仅要涉及银行业各机构之间的关系、银行业与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的关系、银行业与各产业的关系、银行业与经济总体的关系，还要涉及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关系。研究银行业监管制度改革时，应把系统科学方法作为研究的主要方法，将整个银行业作为一有机整体。在研究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整个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作用和金融体系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并把银行业监管视为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认为，熵增加原理可以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理论支持。银行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各银行业机构的自发行为并不必然会保证整个银行业的有序运行。特别是在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情况下，单一银行业机构无序的自发行为会导致熵增加，直至引致整个银行业的不稳定甚至崩溃，所以，需要外部强有力的监管作为负熵的输入，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保证金融体系的有序稳健运行。

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核心是构建一个以宏观审慎监管为基点的银行业监管制度。传统的银行监管理论大都认为只要确保了每一家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就能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所以，本次危机发生前各国监管机构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微观审慎监管方面，事实上，金融体系中存在“合成谬误”问题，对单个银行来说是审慎合理的某种行为，但如果成为各银行集体的一致行动，则可能破坏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这次大的金融危机表明，仅仅强调微观审慎监管远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微观审慎监管不同，宏观审慎监管将所有金融机构视为一有机整体，关注金融系统的整体性风险，并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作为监管目标。

四、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的基本框架

实施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的监管制度，在这一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下实行专业化监管和统一监管相结合，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标出发，扩大监管范围，重构金融安全网，设立防火墙，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设计需从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两个方面考虑。

鉴于《中国人民银行法》没有给中央银行赋予足够的职能和宏观审慎监管手段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应当对《中国人民银行法》作出适当的修改，重视并发挥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风险防范中的作用，并将中国人民银行主持的金融稳定工作和金融生态建设作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主要从事特定金融行业的专业化监管，而中国人民银行并不具备针对系统性风险的统一监管的协调功能，应考虑建立国家系统性风险防范与控制委员会，并将其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如下：(1)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工作目标；负责构建中国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上报的信息进行系统化处理，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依据；指导“一行三会”对金融机构开展宏观审慎监管的工作。(2)有必要时，直接对金融机构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协调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工作，特别是协调交叉业务或综合化业务的监管工作。(3)启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快速反应机制，负责金融危机管理行动的协调和配合，稳妥地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

制度建设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立整体性监管制度。整体性即指银行业的整体效应不等于各银行业机构效应之和。相对于各银行业机构的效应及其简单总和而言，银行业整体的效应会发生质变。为了有效地解决合成谬误问题，宏观审慎监管需要考虑各银行业机构之间、各银

行业机构业务之间、银行业与社会经济体之间的相干性，将所有的银行业机构看作一个整体，建立能反映这一系统整体平稳运行的指标体系。监管主体从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国家金融运行整体最优出发，进行宏观压力测试，并根据这一指标体系的相关数据所对应的金融运行状况，按照一定的规则对银行业实施宏观审慎监管。

2　建立市场透明制度。为保证整体性监管的有效性，必须确保整体性监管指标体系数据的真实性。只有增强市场透明度，建立健全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才能使获得的有关数据和信息真实可信。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应对金融市场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标准进行规范，对银行业外部审计、评级机构、评级体系等方面的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3　建立金融生态建设制度。金融生态是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生存和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各种要素的总和。良好的金融生态包括和谐的信用环境、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治环境、适宜的行政环境和优良的金融服务环境等几个方面。良好的金融生态有利于促进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生态评估应纳入宏观审慎监管的工作范畴，有必要在全国分层次(国家级、省级、市州级、县级)推行金融生态建设制度。国家有关部门应对金融生态建设的内容和评估、管理制度提出工作要求。

4　建立逆周期审慎监管制度。这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必要条件之一，为了解决金融体系的顺周期问题，应建立逆周期监管制度，从监管上保证金融体系逆周期机制的正常运行。这需要适当探讨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基本内容、相关的监管办法和规则。应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经济资本管理等银行管理方法结合起来，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保证逆周期监管制度的贯彻执行，

5　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制度。系统重要性银行是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较大的银行，即如果倒闭可能危及金融系统稳定性的银行。美国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缺乏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有效监管。我国应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制度，以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委员会为牵头单位，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相应的监管职能，加强中国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有关职能。应根据机构大小、传染程度、关联程度、集中程度和市场条件恶化程度等方面设计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判定方法；从信息披露、高层职位设立和选拔、市场战略定位、业务扩张、金融创新、资产质量、资本金水平等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更高的监管标准；更深入地探讨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主体的合理分工。

6　加强金融安全网，着眼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目标选择、实施主体、实施客体、执行利率、操作方式等方面完善我国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实施“建设性模糊”策略，建立严格的事后信息披露制度，防止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分析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教训，研究我国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方式和时机。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办法。从存款保险机构、职能定位、资金管理方法、费率厘定方法、赔付机制等方面探讨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构建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动态预警体系及相关制度，以预防为主，实施动态化和持续性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