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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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文化构建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11（a）-0164-0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是我国历史沿革过程中的文化结晶。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最后阶段，同时也是大学生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阶段，是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承担者。但目前我国高校民族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如何传承民族体育文化，使其更好地发扬积极作用已经成为重要研究课题。该文以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目的，探讨高校传承民族体育文化的途径，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做出一份贡献。

1 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及重要作用

1.1 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界定

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定范围内开展，并世代相沿不绝，至今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产生积极效应，还没有被现代化的体育及竞技同化的娱乐活动。它是一个相对于现代竞技体育的概念。[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则是在长期的历史沿革过程中，人们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各种生活，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物质、精神、组织制度的总和，并由这些总和对人们的行为、思想、道德产生影响。

1.2 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作用

1.2.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促进对自身的了解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挥重要作用的过程，伴随着人们从畏惧自然进步到依靠自身力量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加深了对自身的认识，提高了人的身心发展水平，开发了潜能，这是一种对人的身体、智意和意志的超越。

1.2.2 民族传统文化加强人与自然和社会的联系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和社会发生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与自然界有天然的联系，并作为一种中介调节人与社会关系，对于保证人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义。

1.2.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保存先进的积极的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发展的，并在不断吸收现代体育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对自身加以创新、改造，使人类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能积极的适应，更好地协调自身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2 高校在继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2.1 高等院校是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

高等院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高等院校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传承方式，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代表着最前沿的文化学术研究水平，同时拥有广泛的与其他文化交流的空间。因此，是传承民族体育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场所。

2.2 普通高校是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阶段

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生认知能力和接受新知识技能的能力较高，思想活跃，处在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时期。高校中积极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课程，把优良的民族体育文化经过转化编入教材，传承传统体育文化的知识和技能，这对大学生民族文化知识、技能的传承，民族情感的培养、民族团结意识的强化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2.3 能进一步融合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精髓

高校通过开展各种体育项目，对各种体育文化进行融和，既拓宽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与创造的空间，使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积极融合，使得学生进一步认识了各种体育文的特色及文化体验，又向全世界发扬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 目前高校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出现的问题

3.1 物质制约因素

高校民族传统体育场地、器材不能完全满足需求，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在高校中很好地发展。另外，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使用的教材、资料等物质资源相对缺乏，使得教学内容贫乏，不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3.2 组织制度制约因素

高校中民族传统体育课堂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广度和深度不够，开展的传统体育项目也较少，缩小了民族传统w育的范围。大多高校没有民族传统体育节日、比赛等固定的文化组织制度形式。同时缺乏专业教师资源，限制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拓宽，更不用说使得学生产生民族精神层面的升华了。

3.3 意识形态制约因素

3.3.1 来自于现代体育项目的冲击

现代体育运动是当今世界体育的主流体育文化，它因高参与度和广泛的观赏性高而受到了大学生的喜欢。另外，其对提高我国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和欣赏水平有一定促进作用，同时也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产生冲击。有调查显示，大学生对新潮的、流行体育文化元素比较喜爱，而传统体育项目则被束之高阁，成为小众项目。

3.3.2 网络文化的入侵

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化对现代社会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冲击了我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空间。大学生处于接受新事物的敏感阶段，有一部分学生丧失了辨别能力，对西方体育文化中非主流的糟粕趋之若鹜，容易形成消极的价值取向，对民族体育文化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导致大学生民族体育精神与意识的选择产生了冲击。

4 如何加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

4.1 改善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物质条件

高等院校对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课外活动、比赛的场馆器材等物质条件给予重视，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确保民族传统体育开展效果。

4.2 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资源的开发

各地的普通高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开设适合当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项目，把民族体育特色文化精髓纳入高校的体育教学，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从民间向高校课堂的转化。并结合课外体育活动、体育社团、运动会、俱乐部等形式，大力推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其成为固定的文化组织制度。

4.3 提高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教师力量

一方面，在各体育专业院校中，设置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师人才。另一方面，在普通高校中组织培养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教师，采用外出进修学习或请专家进来培训学习，使其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

5 结语

高校肩负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担，面对当前各种文化的冲击，应积极开发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创新，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力。使其具有传统体育特色的同时，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白晋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10-115.

[2] 范维.对我国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发展研究[J].体育科技，2010（8）：1-8.

[3] 韩兵.高校民族传统体育开展的现状调查[J].辽宁医学院学报，2013（11）：73-76.

第2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失业 界定 特征 成因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失业现象已经成为当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今后我们还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面临着失业所形成的压力，为此，探讨和研究我国的失业现状和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我国失业现状的分析和认识

关于失业的理论界定和统计标准

对失业及其范围作规范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由此而统计出的失业数量和失业率以及所反映出的就业状况是政府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失业衡量体系和统计方法有利于我们进行国际间的横向比较和研究，从而也有利于借鉴和学习世界发达国家在解决失业问题方面的经验和方法。

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大多从失业者的角度对失业状态进行界定。失业者在统计时被确定为“有劳动能力，愿意工作而没有工作，并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在这里，“有劳动能力”和“正在寻找工作”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具体的情况不同，对这两个问题的界定也各有差异，从而导致被认定的失业范围和失业率也就不同。以美国为例，规定16-65岁为劳动年龄，凡在这个年龄范围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下列情况下被认定为失业：新加入劳动队伍第一次寻找工作，或者重新加入劳动队伍正在寻找工作达4周以上的人。为了寻找工作而离职，在找工作期间作为失业者登记注册的人。被暂时辞退并等待重返工作岗位而连续7天未得到工资的人。被企业解雇而且无法回到原工作岗位的人，即非自愿失业者。国际劳工组织将失业人员定义为：在一定年龄以上，在调查统计的一定时间范围内没有工作，目前可以工作而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规定，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目前无工作（非农业户口），并以某种方式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员，包括就业前失去工作的人员和新生劳动力中未实现就业人员。

分析和对照上述关于失业的定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对失业的界定与国际通行的方法以及国际劳动组织的定义有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中国对失业人口的统计口径偏小，没有将下面两类人员列入失业范畴：一类是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因为中国对失业人员的统计仅限定在持有城镇户口的人口中，从而将目前存在而且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排除在失业队伍之外；另一类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所特有的下岗人员。虽然这两部分人员是否属于失业，是否应该统计在失业人口之中，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和争论，但这些人口绝大部分没有就业、没有工作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统计的标准和方法上的问题，对失业人口统计的结果也与人们一般的理解和感受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失业的实际情况。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和采纳世界通行的失业统计方法，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我们的失业状况，才能够有利于我们的正确决策。否则，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统计数字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目前的失业状况

国家统计局200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0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68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如果仅从上述数字来看，目前中国的失业问题并不算严重。600多万的失业人员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近9亿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国来说并不算多，3.6%的失业率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相当低的。但考虑到我们上面所讲的统计标准和方法上的偏差，实际存在的失业问题比数字所显示出来的情况要严重的多。

鉴于中国目前的特别情况，在政府公开的失业统计之外，分析、研究失业状况还必须注意到如下的因素：

中国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 随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中科技投入量的增加，可耕地面积的减少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平均每个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为4.2亩，但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可耕种土地约有8亩，这就意味着中国农村中约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一数字和由国家计委主持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中指出的1.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相吻合，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十五”期间我国农村中估计每年还要新增500-600万人的剩余劳动力。

下岗职工 下岗职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特指那些在企业无工作岗位3个月以上，但尚未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继续从原企业领取低于工资的生活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福利，且未在社会上有其职业的人员。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问卷调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推测，目前下岗职工中，约有75%需要就业，这部分下岗职工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依此计算，中国目前的1300多万下岗职工中，约有1000万左右属于失业人员。

没有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仅限于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而没有正式登记的就不算在失业之列。由于中国人的市场经济意识普遍淡乏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失去工作的人员，并没有进行失业登记，这就造成实际的失业人数和登记的失业人数之间有一定的差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1996年、1997年调查的失业人数与登记的失业人数之差分别为262.2万人和410万人，由此造成的可能的登记遗漏占登记失业率的比重分别为47.4%和71.9%。依此，1996年、1997年中国城镇公开登记的失业率则分别由3%和3.1%扩大到4.40%和5.33%。由此看来，由于中国国情，没有登记的失业人员数量相当可观。

隐蔽性失业 隐蔽性失业是指表面上虽然有工作，但实际上对生产并没有作出贡献的劳动者，即有“职”无“工”的人，当经济中减少就业人员而产量并没有下降时，就可以认为经济中存在着隐蔽性失业。隐蔽性失业更多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通常与较低的经济效率联系在一起。据测算，我国社会存在的隐蔽性失业超过2000万人。

综合上述因素，中国社会目前实际的失业状况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严重的多，应该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经济理论界应该加强对中国失业问题的全面研究，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将降低失业率放在重要位置。

中国当前的失业特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不断深入，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将进一步加快，就业中的深层次矛盾日渐突现。

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相比较，既有共同的特征和原因，又有由于中国国情所形成的一些特殊性因素，分析中国失业的特征有利于我们对当前失业问题的正确判断和理性把握。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失业问题具有以下特点：

城镇中的隐蔽性失业进一步公开化

在我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广泛就业”的指导思想，在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和各类事业单位形成了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人员。一方面，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存在是由于中国不合理的体制性因素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庞大的隐蔽性失业队伍的存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劳动效率低下，组织中纪律涣散、人浮于事，大量的人力资源严重浪费，社会成员间不良情绪互相感染，产生了诸多不良的消极影响。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的作用，这部分隐蔽性的失业将不断公开化，沉积在内部的大量冗员进一步释放出来。

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而且还将会继续增加，急需转移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内，中国社会经济仍然是以农业为主体，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会是漫长的。目前农业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85%左右，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这些人急需转移，但目前社会上适应这部分劳动力的工作却非常有限，形成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游荡于社会之中，这些人迫于生计多从事一些季节性、临时性或者那些较高素质的人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对社会经济的秩序形成了巨大的潜在性威胁。加之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这部分失业人员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增加了他们的不满情绪，据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农村中20岁以下的人对这种现实的接受程度要远小于他们的兄长和父辈。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形成了大量的下岗人员，生活困难、再就业难度大

据统计，1993年，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仅300万，1996年上升到891万，1992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分流及下岗职工总计1274万人，占当年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7%。1996年底，全国下岗人员的再就业比例下降到仅为26%，领取社会保障救济金的仅1.8%，职工人均年生活费为925元。平均每月领取生活费77元，其中国有企业90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47元。全国共有22个地区人均生活费低于100元。

失业人群中普遍素质较低

失业人群大多缺乏专业技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就业观念落后，“等、靠、要”的隋性思想严重，再就业难度大。

结构性失业特征明显

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的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动所引起的失业。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使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一时难以改变其技术结构、地区结构和性别结构，从而出现“失业”与“空位”并存，即一方面存在着有工作而无人作的“空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有人无工作的“失业”，这种现象在短期内难以克服。

我国失业的成因分析

经济学理论对失业的成因有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既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性因素的失业，也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性因素的失业，还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过渡性因素的失业。既有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失业，又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形成的失业，但总来说，体制性因素是中国目前失业的主要原因。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历史性遗留原因所形成的失业

错误的人口政策形成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实施了鼓励生肓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人口在短期内急剧增加。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8793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0%。养活大量的新增人口消耗了大量的国民收入，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后来纠正了错误的人口政策，但就业压力在短期内难以缓解。

“全面就业”的就业政策造成了企事业单位的大量冗员 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和使用实行统一招收、统一调配、统一使用和统一管理的制度，大部分的劳动力通过行政干预和统配的方式实现就业。计划型的就业政策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取高的就业率，形成了“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现象。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的取向，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必然会使大量的业已存在的冗员释放出来，形成新的失业。

“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限制了就业数量 我国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产业政策上重视重工业、重视生产资料的生产，忽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走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产生结构重型化的道路。

重工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生，资本有机构成高，吸纳劳动力能力差，等量资本投资于重工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要远小于投资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

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堵塞了劳动力的就业门路 在所有制结构上片面追求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限制、排斥甚至是禁止其它经济成份的发展，从而使劳动力就业渠道极为单一，造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同时人为地制造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分，更加剧了就业渠道的单一和阻塞。

单纯的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由此带来的虚假就业及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都必然在改革的过程中反映出来。历史的失误造成我们今天发展的代价和改革的成本。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形成的失业

体制性冗员在改革中释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打破传统旧体制和新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旧体制下形成的冗员必须在新体制的建立过程中释放出来。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不断推进，客观上要求企业和政府在内的市场主体行为符合并适应市场化原则。广大企业，特别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将会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化原则自主选择、独立决策，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推广，一方面使许多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破产或濒临于破产，这些企业的裁员以及按照劳动合同正常的解聘的职工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用工自的落实，使企业中长期以来通过行政手段安置的大量的富裕人员受到排挤和向社会的释放。特别是对国有企业“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政策的推广，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培育资本市场，鼓励资本运作，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一些不适宜的生产要素将不断地从原有的统包统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劳动用工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冗员、债务和企业承担大量的社会性职能成为企业深化改革的最主要的体制性因素，减员增效成为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必然选择。

上述分析说明我国当前的失业和下岗职工之所以不断增加，从根本上来说是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突现，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当中，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内部隐性失业显性化、公开化和社会化的必然结果。

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管理职能的调整。“精减、高效”是纳税人对政府职能管理体制的要求，“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职能管理改革的方向。在这个转变和调整过程中，也将会产生相当一部分的富裕人员，需要分流。

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环境的变化，经济结构必然会不断调整和优化，特别是我国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变型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会加快，我国当前有相当部分的失业人员，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直接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开始由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大部分的产业领域生产能力过剩，产业缩减和产业的优化升级成为新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一些传统的落后产业不断萎缩，甚至被淘汰，新兴的产业不断涌现，结构性失业人数还将不断增加。

中国的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对中国现阶段的失业问题在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把握其特征，找到产生的成因，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和解决的办法。

参考资料：

1.斯蒂格利茨著，《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第12版

第3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

[摘要]企业统计工作是对企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信息进行援集和整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实施统计监督的过程。企业统计工作不仅是企业管理的要求，同时也要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本文阐述了企业统计的应用性的作用及准确可靠的统计信息，便于决策和管理者正确地把握形势，客观地剖析问题，从而做出科学的夹策。

一、认识统计

传统概念中统计”一词通常解释为数据的收集与数据的解说。其实现代的统计学已被积极推广到如何收集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进行模型分析、如何做统计决策以及动态数据如时间序列趋势分析与预测等多个领域。现在不仅政府部门需要用高效率的统计方法来调查人口、财经、交通、教育、国防等状况，民间各大行业、工商业界的经营者，也常借统计数据来评估公司是否处在预定的目标状态、营运状况是否有效率等问题，并借此来比较其他同类型企业的营运状况用以评估或改进企业自身的发展策略，寻求最合适的经营模式。

二、企业统计的作用

企业统计是用多种手段与方法收集汇总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和情况，整理成表格或文章，供各级领导了解情况、进行分析对比之用同时向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报送有关报表。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就像是个国家的大车间，企业统计是为填报上级管理部门的报表而设置，因而为上级管理部门服务自然主要是首要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生产经营者，要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拼搏这样虽然企业统计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有关报表的职能还是存在的，但已经不是首要的，首要的任务是如何从企业统计这个企业管理基本手段的专业特点出发来为企业生存发展、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统计为企业高层决策提供快速、高效、直观的数据信息。由于财务核算其数据往往是事后，不能非常及时地提供各种数据。同时财务数据也具有相对抽象性相对来说比较难以理解。统计数据可以根据企业不同部门不同人员的需要提供不同的各种格式的数据，如产值完成情况、订单完成情况、利润完成情况等数据，格式也可以灵活提供。统计可以是动态的随时随地的。

统计为企业在向国家政府等相关部门申报各种项目、获取各种荣誉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和必不可少的资料。企业在申报如国家名牌、驰名商标、高新技术企业、各种优惠政策、评优等活动真实、准确、及时的统计数据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规范、科学的统计台账等资料，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有的企业统计数据无案可稽，往往数据问自相矛盾。经常出现“数据打架”，前后不一致，延误了项目或优惠政策的及时申报给企业带来无形的巨大损失。统计也促进企业财务管理和财务的现代化建设。财务管理的内容很多是企业统计的内容，财务分析、财务决策许多工作是靠统计工作来完成的，是相辅相成的。

三、企业统计的现状

1国外企业统计现状

发达国家经济状况较之中国仍然保持了较大的优势其市场经济体制也比中国完善，统计学也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国外大型企业拥有一套完整的统计系统，其对企业经营信息统计的重视程度非常高通过科学的统计方法对企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实施统计监督，为企业的决策层提供准确可靠的统计信息，便于决策和管理者正确地把握形势，客观地剖析问题，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

2国内企业统计现状

我国的企业统计工作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适应国家统计制度和统计调查方法要求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企业统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统计报表制度为国家制定计划提供了大量统计数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计制度还没有根本变化，新的统计调查任务要求又不断增加。面对这一形势要求企业统计人员，审时度势，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完成国家法律规定的各项统计任务的同时，不断为企业统计工作的转轨变型积极进行探索紧跟企业改革的步伐不断有新进步。但是统计工作目前还面临困境，重要表现在，

(1)“报表型”工作状态没改变

由于受多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企业统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统计机关和行业主管机关统计部门。企业在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条件下，需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参与市场竞争，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各种信息，但面对政府部门和主管机关的多层需求，企业统计工作忙于应付上报的统计报表任务。这种“报表型的工作状态还没有根本改变。

(2)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能力不足

目前企业统计工作手段虽然已做到人机结合但基本上还是以手工为主，使用计算机的水准，一般只能利用上级部门下发的现成软件来完成数据汇总、计算和报表生成任务对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能力则严重不足。

(3)统计人员配置与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存在反差

企业统计队伍构成、素质、工作能力与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存在明显的反差。目前不少企业统计人员配置一般都是按照统计报表任务的要求进行的，缺乏中高级统计人才，加上继续教育的力度不够和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严重影响统计队伍的稳定和提高。

第4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

中国农村贫困落后既有历史成因，又有现实原因。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但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日益严重，究其本质就在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严重滞后，新旧体制出现断层。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成因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从基本内涵的视角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内涵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达的工业部门两个产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显著差异，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目标追求。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经历以农支工、农工协调与工业“反哺”农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经济现象。

按照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约束与现实困境。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农村贫困落后的加剧。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二元经济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经济体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它通过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短缺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困境，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从长远发展的视角出发，这种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长期低速增长，也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并且，伴随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业和工业的矛盾、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等，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在各个层面对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也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到1985年以后，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本应再接再厉时，改革的重点却转向了城市，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远较城市缓慢，以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这主要表现在：城乡隔离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对立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没能及时成长起来，造成了城市市场化在农村出现空档，这种结构转换的相对滞后必将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难题。

二、体制断层是中国农村落后的根本性原因

从表现上看，我国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即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而从本质上看，它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即“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化的城乡分割，加剧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分化，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实践证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和深层次矛盾，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本质在于二元经济体制

1．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

造成城乡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要素资源投向农村的最主要因素。我国现行的体制基本是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加快工业化建设，国家一方面运用行政手段，如通过强制性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下来，尽管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因为隐藏在背后的社会福利等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较高，进展还不大，因而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未根本改变。

2．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

从商品市场看，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低，一般只能进入城市集贸市场进行零星的、小规模的现货交易，基本上没有进入批发市场，更难以参与大宗远期合约和期货交易。从要素市场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因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和受利益驱动，主要面向城市经济，城市相对充裕的资金没有进入农村，农民参与、进入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条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农村土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还不能直接市场化，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分享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增值收益。

3．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

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农村资源推进城市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实行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没有形成有机联系，农民难以分享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收益；乡镇企业在管理体制上独立于行业管理之外，既无所不包，又自成体系；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并行发展和过度竞争，使得农村工业在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后，发展空间受到明显制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农民分享工业化的成果。

4．实行有别的投入机制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国家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时依靠农业积累支持城市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经济效益驱动下，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继续向城市倾斜，农村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由此带来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体制性因素事实上形成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相互隔离，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所在。

(二)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向农村延伸

中国的改革是分阶段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又确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顺序。纵观

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方式，如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在短时期内直接从计划体制强行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一种是渐进的过渡方式，即在计划体制基本保持不动的情况下，通过引入市场因素来发展新体制，逐步对旧体制进行渗透、替代，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国经济改革由于市场化起点太低，加上转轨的双重性特点，市场化改革是十分复杂的，因而走上了渐进式的市场化道路。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十分正确的，但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要素资源投向农村的最主要因素。

如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跨入进一步完善的阶段。虽然经济创新从农村起步，但自农村经济改革向城市经济改革转移之后，经过20多年的市场经济培育和1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农村经济这一块已远远地被抛在了后面，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农村经济处于严重弱势地位，弱就弱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严重滞后。因此，“城乡一体化”这个核心层次的“一体”，就是“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上，提升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一样共享市场经济体制优势。

三、农村现代化战略对策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如何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二元经济向一体化经济的跨越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尽快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从“二元体制”入手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就是要以体制和政策创新为突破口，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各项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阻碍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使城乡经济体制向不断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方向转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包括用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要素重组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城乡产业有机整合和组织方式的变化等，还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组织、文化等的变迁。这是一个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加快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

(二)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加快推动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进入21世纪后，国家在强调GDP增长的同时，也提出了绿色GDP发展的概念，就是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为代价。国内大型、特大型城市已经因为人口过度密集，资源环境过度污染，给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阻碍。以大城市为龙头，加快周边小城镇建设，形成梯次发展的经济带，不仅有利于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实现和谐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的增长动力。同时，小城镇的建设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注意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二元结构一元化的重要特征是工业部门(现代部门)不断吸收农业部门(传统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第5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

    转轨进程中的作用?

    评价1978年以来财政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首先需要确定适当的角度和标准,如在转轨进程中财政与经济的基本关系是怎样的,不同阶段财政实际发挥的作用与政策预期目标的关系如何,财政改革与运行的制度合理性如何?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是国民经济活动的枢纽,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运行起着保障作用。因此,就经济转轨过程而言,财政的职责可以简单描述为如何实现财政自身从主导经济运行到调控经济运行的转变,如何推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如何确保这一过程中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政体制演进与财政政策取向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运行绩效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其核心内容体现为财政始终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作为推动经济转轨、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不断根据体制演进和经济运行的变化进行创新;二是本身作为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适时进行改革,保持与整个体制的同步性和一定的运转效率。由于整个制度处于非平衡演进中,这两项任务兼顾和完成的情况也就成为评价财政改革与运行绩效的基本角度与标准。

    此外,由于渐进转轨中的阶段性和财政体制在不同阶段所承担的任务的差异,一个时期财政运行的评价始终只能相对于特定的体制演进阶段来做出。因此在探讨财政绩效之前,还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转轨进程作必要的时段划分,并将不同阶段的预期政策目标与该阶段的财政实际运行效果对应起来,建立评价的时空概念。

    以政治生活事件为标志,我们可以从总体上选取三个变革点而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划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一个是以1978年党的确立“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起点;一个是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此后不久实际经济运行告别短缺作为中国经济转轨总进程中发生部分质变的转折点;一个是以党的“十六大”确立的2020年为计划市场的经济体制转轨的终点。由三个标志点所决定,1978——1992年属于转轨的前期,其转轨进程是从改革发动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1992——2020年属于转轨中后期,其转轨进程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到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实现全面小康。根据这样的划分,1978年以来的中国财政体制变动线索可以3个标志性事件来贯穿:一是由党的提出搞活经济政策目标引出的延续较长一个时期的财政“放权让利、分灶吃饭”的体制与政策;二是1994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划分税种为基础而确立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税收体制框架;三是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尖锐矛盾而迅速出台、连续实施至今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公共财政取向的改革。这三个事件中,前一个事件与转轨前期相对应,后两个事件则与转轨中后期的特定阶段相对应,并由此构成了评价财政改革与运行绩效的基本框架。

    1.第一阶段的财政体制改革与政策总体上表现为通过财政体制的调整与退让,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释放旧体制活力、酝酿新机制的形成。这一阶段延续15年,是时间最长、体制变动最频繁的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渐进的制度激励效果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体制内活力的释放。通过体制退让打破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分配格局,放权让利扩大了地方配置资源的权力,形成了各地在其隶属关系内开展创新的积极性,实质是通过条块关系的变化释放出了旧体制内部尚存的活力,地方利益激励的强化形成了“诸侯”争先的发展冲动。二是体制外活力的培育。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调整促进了多元化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化价格机制的形成,逐渐形成了传统体制边界上的另一套微观经济运行系统和以金融为主的社会资金积累模式,体制退让实质孕育了新机制的活力。三是为转轨路径的优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在这一除旧布新的过程中,财政以供给、需求双向补贴的方式吸纳、抵消了大部分通货膨胀的压力,保证了价格机制改革、商品交换关系建立,实现了平稳过渡。正是财政的放权让利取向使转轨过程中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选择有了可能。

    在已有的改革回顾中,关于这一阶段财政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的日益积弱和数度面临收支危机还常常成为备受指责的理由。事实上,从经济转轨全局而言,财政一直居于启动和支撑改革的枢纽地位,财政体制的连续退让、补贴的增长、借款的增长都有着服从于改革进程的制度创新的内在合理性,和服从于改革路径的被动适应性。对于这一阶段财政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笔者曾将其评价为转轨前期机制创新的核心内容,并用其创造性地突破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原理来解释其全局意义(吕炜,2001)。即中国经济的启动采取了“财政收入超分配——提高家庭、企业部门收入水平”的结构性调整策略,以此来垫高低收入形成的发展“瓶颈”,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一策略启动和支撑该阶段改革的逻辑顺序为:财政让利在分配领域的突破带来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个人、企业的利益得到认可和增长,脱离计划控制的货币剩余增多,由此孕育了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并自动创造了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储蓄动机与投资动机导致金融地位凸显,金融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储蓄——投资的转化。由分配领域发动的这一系列改革,还伴随着计划控制的必然削弱,流通环节的必然修补,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商品交换的基础关系得以建立。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反作用于生产过程,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经济运行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货币资本化所带来的资本运动不断扩张,以市场配置资源、以资本再生产方式推动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逐步确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第一阶段财政的“开闸放水”不仅是一个逐步削弱自身财力、增强激励的过程,更深刻的意义是削弱传统体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刺激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的过程。正是财政体制在退让中使传统体制失去了封闭运行的完整性,改革因此突破并获得持续的支撑。

    2.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是第一次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的分配关系的调整,在财政改革史上具有转折点的意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当时直接的动因是财政收支矛盾激化、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不足,是应急的、被动的调整,但实际上是具有制度创新的内在合理性的。这一变革是在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的,整个经济制度的质的演进意味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单纯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已不再适应下一阶段的要求,政府公共支出责任的增强需要一个全新的财政体制框架来承载。就经济运行而言,市场与政府关系调整的核心是配置资源权限的划分,即重新界定政府的事权,并提供相应的财力保证,这是整个经济体制变迁作用于财政体制的更为深刻的内涵。

    这样的判断可以从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前后的财政、经济状况来印证。改革前的困境就财政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来看,过渡性的财政体制设计已经不能适应市场机制演进中的经济运行要求。突出的一点是按行政隶属关系实行的利益分权模式越来越助长地区经济封锁和市场分割,一些地方为了扩大自身财源,着力在当地发展税高利大的企业,强化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造成了经济生活中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而各地为了当地财源按行政隶属范围设置的保护性措施,形成了“块块”之间的封锁,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与此同时,以财政退让政策提高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就财政自身运行来看,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要求,财政运行得不到宏观体制的保障,状况不断恶化。在渐进转轨的过程中,多种规则并行的矛盾导致财政体制的分割局面,形成传统职能、过渡性职能、新职能的并行与冲突,并最终导致财政收入的分割与下降。这种体制性分割在总体按隶属关系确定的“分灶吃饭”体制下,又与地区利益导致的地区性收入分割交织在一起,使全国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连续下滑。到1988年被迫实行多种形式的包干办法时,中央财政基本放弃了调控的权力和财力,只求保证日常运转的开支需要(吕炜,1994)。

    改革后的效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财政运行局面的迅速改善。1994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财力结构的调整,是财政在财权上的振兴。“两个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分税制改革划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所带动的积极性的提高来实现的。1994——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长17.8%,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55%左右,实际运行中一直在52%——56%之间。这种情况表明财政运行得到了适宜的体制保障。二是新体制总体上适应和支撑了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体制、财力等方面的要求,保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表明新的财政体制基本可以满足目前阶段市场体制下的政策调控需要。关于这个问题将放在后面详细讨论。

    3.1998年以后的政策效果以1994年体制为基础,体现了体制实践的意义,体现着体制的效率。

第6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民营经济 宏观制度障碍 制度供给 制度创新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又需要按照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实行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30多年来我国经济改革最为深刻的方面之一就是多元所有制的形成。在整个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演进过程中，对于加速经济市场化改革最具决定意义的是民营经济的成长。据统计，截至2011年末全国共有私营企业150万家，从业人员1.3亿，民营经济的投资比重约占全年新增投资的35%，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约占60%。民营经济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顺利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民营经济概念的界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认为是民营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改革初期，民营经济的主力军是乡镇集体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逐步成为民营经济的主体；现阶段，民营经济的主体是个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20多年来，民营经济的兴起，为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体现在：第一，民营经济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投资总额上近年来都显著增长，己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2001年，民营经济（包括外资经济）占中国GDP的比重已超过一半。第二，民营经济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体制改革的主力军，并且规范化经营程度逐渐提高。第三，民营经济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就业，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

二、民营经济发展的宏观制度障碍分析

我国在供给主导型或者强制大型制度变迁中，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制度供给的不足与制度供给剩余在现实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我国现实中多表现为二者的混合状态。比如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行政干预等。本文把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宏观制度障碍分为市场竞争的体制障碍、资金供给的渠道障碍以及产权保护的法治障碍。

（一）市场竞争的体制障碍

所谓体制障碍，指的是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与习俗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中的典型表现是围绕行政目标展开行政管制，即各项经济活动（如投融资、市场准入等）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运用行政机制进行审批、监管和处分。

（二）资金供给的渠道障碍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和其获得的金融资源极不相称。据调查统计，在民营经济（私有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中，继承家业、劳动积累以及合伙集资即所谓内源融资的比重占65.2%，而银行与信用社贷款等外源融资仅占10.7%。这种内源性融资以一种自然发展的方式，给民营经济奠定了一个能够不断发展并适应进一步改革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合理资本结构基础，但它同时又在融资规模上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民营经济发展进入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产业升级阶段后，这种融资状况与民营经济进一步大规模发展的融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更加突出。

（三）产权保护的法治障碍

产权保护的法治障碍主要包括：产权地位不平等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国家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过渡，我国产权运行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逐步向合理分权的方面转变，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除了继续作为国有产权的具体执行者外，己经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要求。二是在传统体制边缘和周围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然而，在国家产权运行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作为国家产权基本组成部分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彻底走出政企合一或政企不分的格局。其次是对个人产权法律保护不够，使民营企业财产权利难以避免各种侵害。

三、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

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转轨的完成，或新的制度替代旧的制度，往往是以新的制度规则的确定为标志的。新的制度规则一般都是基础性的规则，这些基础性的规则通常表现为宪法或重要性法律的修订。

（一）建立产权保护的法治环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最有效、最关键的激励方式是产权。在缺乏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私有产权的拥有者便会对未来发展产生不确定性预期，结果会使民营经济减少或丧失投资要求，最终导致其增长减缓或停滞，甚至萎缩。如此也将极大地延缓国民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进程。法治意味着任何其他社会规范都不能与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所以，为民营经济确立有效的私有产权保护是保障其不断发展的关键。

（二）健全社会服务的支持系统

民营经济早期的发展主要是以“自发”的方式实现的，政府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被动适应的特点，并且对民营经济在较长时期存在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以至于民营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一些社会服务严重匾乏。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的支持系统，是根本解决民营经济社会服务匮乏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

尽管民营经济在其发展历程和现实条件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障碍，但始终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由于其内在机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使它不仅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目前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以制度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为主要特征的宏观制度障碍，但笔者相信我们有30多年改革开放创造的物质基础、不断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调控能力不断增强的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突破这些障碍迎来民营经济发展的灿烂明天。

第7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

已有研究认为，由于东北下岗职工存在由收入、阶层和社会态度等方面促成的“人力资本失灵”。这种现象使得原有的产业工人无法运用其人力资本存量完成二次就业的状态。因此，从理性经济人假设模型出发，对犹豫产业结构调整引发的结构性失业进行判别和分析，将对研究东北失业问题提供了兼具社会和经济双向特点的思路，同时也必然为岗位培训为主的提供更为贴近生活的政策建议。在有关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理论探讨中，学者大多倾向围绕着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国企改革的产权理论方面展开。如此思路将资金和技术放在了解决东北问题的第一位。但影响东北崛起的除了经济和技术层面的补给外，还有必要关注社会结构其对社会发展目标的限制和束缚。因此，有必要在比较宏观的市场化程度的区域性社会结构差异和相对微观的传统体制和单位制组织的社会结构对下岗失业群体人力资源影响的有关方面作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和市场经济体质共同影响社会生活，同时不同地区市场化的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影响在区域之间的不同。市场化结构地社会生活的影响，包括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对人力资本失灵问题进行分析，将能够在洞悉下岗失业群体人力资源本身局限性的同时，进一步地挖掘出人力资本之所以失灵的深层次原因。显然，这种深层次的原因也反映了宏观层面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影响。毕竟，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后期进入的市场体质交融在一起时，这种全新的社会结构会完全地颠覆原有以户籍为划分标准的社会类型。即，传统以户籍为划分标准的二元社会结构应被体制内和体制外这两种凸现经济体制和社会机构的标准所取代。在这种新型划分标准下的社会模式可以成为新二元社会结构，它以市场化在传统体制逐渐让予出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发展为前提，以依托于两种不同社会机制上的群体理念和习惯特征来区分。而依托体制内外的新二元社会的划分标准也为东北地区人力资本失灵现象的社会结构分析做出了绝佳的理论铺垫。

二、人力资本失灵问题的宏观社会结构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市场化差距差异显著，社会生活开始受到市场化影响增强。因此，用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人力资源失灵现象进行研究时候，若忽略各地区的宏观市场化程度时，将有可能是其分析结构大相径庭。因为，经济改革所带的直接后果便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化。东南沿海地区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因此较东北更早和更快地接受了市场化体质。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整体社会生活更多地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的组织结构影响较小。反之，东北老工业基地一直作为国家重工业的要地，一度拥有着让人自豪的钢铁、煤矿等传统企业。这些传统企业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就具有大而全的特点，对职工的生活实行一揽子全包策略，对产销也完全依靠国家计划。因此，在某成程度上来看，这些机构似乎天生对市场体制“免疫”。虽然，随着经济和企业改革的深入，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在产权和管理形式上努力做出创新，但是毋庸置疑这些创新都是有限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滞后与国家整体经济改革的速度。显然，这种对市场信号反应的滞后性与其收计划体制影响较深不无关系。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中，国家以总设计师的身份出现，对资源进行调配和协调，起目的在于保证从经济从整体上处理平稳和有序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也没有必要对市场讯号敏感，因为一切供需关系都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操控。因此，东北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发展出对应的“等、靠、要”特质是尤其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的。此外，这种“等、停、靠”的特质还会进一步的延续至企业的职工中，他们也会默认地将企业组织对自己的管理融入到生活中，并具有类似的“等、停、靠”的个人生活特点。可以说，这种特质正是社会体制对社会生活渗透的一种具体表现。学者在研究中曾发现在东北地区存在农民工收益曲线上升，制度性失业群体的收益曲线下降的逆向互动。这种貌似悖论的现象背后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向配置发生配置的体现。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驱使，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巨大。大量农民工和毕业大学生涌入城市，在没有特定工作选择的前提下，他们将能够很快地找到工作，并安家落户。另一方面，原本存在的制度性失业群体和那些期望进入体制内的大学生，将有可能暴露出他们原有的各种制度性内生的弱点，在单位制环境下形成的多层依赖关系严重束缚了他们自主择业和创业的选择。由于目前东北仍存在一些较为“强势的”传统体制内单位，因此制度性失业群体和期望进入体制内企业的大学生，必然具有某些非理性的就业态度。特别是，当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持续低落的前提下，这依然成为了东北经济腾飞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对于目前东北没有就业的两部分人中，均出现人力资本失灵现象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第一部分是40~55岁年龄群的弱势群体，由于他们的年龄问题、身体健康素质无法和年轻人相比较。同时，他们以往所学习的只是很难和市场接轨，因此难以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是意料之中的。同时，这部分人受到传统体制内思想影响较多，因此在择业的时候也倾向于挑选，进而容易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状态。而另外一部分大学生则与之相反，他们虽然大多年轻、有知识，但是他们却也容易出现择业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心态造成，其父母的“重体制、轻市场”的传统观念会深刻地影响他们在择业时的选择。而另外一方面，现有大学课程设置的不恰当性，也使其无法讲所学知识迅速地转化成为市场所需，这也使他们没有办法更好地适应社会，进而出现“人力资本失灵”。因此，这两点因素的叠加效应，有时反而会让大学生就业显得更加艰难。与宏观的区域社会结构分析相联系，在社会政策方面，尽管中央政府已经投入巨额资金解决东北的就业问题。但是，人力资本失灵的现象却并不一定是能够依靠资金投入解决的。目前，大型国企组织仍然有较高的制度和技术门槛，因此这也决定了其注定无法吸收大规模的失业者。目前大多数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聘都明确规定了年龄和专业方向的限制，首先将40~55岁这一个年龄阶段的人员排除在外。同时，对于大学生而言，如此形式的用人规则也未必是恰当的。因为作为一些非热门专业的大学生往往相对更少有机会参加体制内的考试。因此，如果致力于更积极更长久的社会因素方面的治理，培育更有利于吸收失业群体的民营中小企业的市场环境，促使弱势群体摆脱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提高人们自主选择和创业的意识，则更有治本的功效。事实上对于国企转制后衍生的失业群体，主动的市场化顺应和被动的市场化压力以及政府的积极引导工作一直没有停歇，只是受强大的单位制社会存在的影响和制约，市场意识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改善打了折扣而已。据此，在东北的人力资本失灵现象，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且是区域性的社会结构的问题。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问题，可能不仅仅在经济因素方面，而且更主要的是在社会因素方面。

三、相关政策建议

第8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 统计机制统计制度改革目标模式

一、现行统计体制及统计制度的“不适应性”

1.“条条”统计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管理变化的要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经营机制是政府直接经营，并统负盈亏的集权式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经营机制是自主型的。一方面，行使政府职能的经济管理部门已经或正在改制改组为以资产为纽带的集团公司，其职能已由过去的政府职能转变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已不再行使政府赋予的综合统计管理职能。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客观要求和企业改制后大量无主管、民营企业的涌现，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的管理体制也发生着变革，“条条”统计管理体制是不适应经济体制管理变化要求的。

2.分专业实施的统计报表制度不适应企业经营方向多元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适应经济组织形式多元化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相当一部分企业逐步摆脱了按政府制订的单一行业计划确定经营目标的计划经济模式，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的要求，从事多种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许多企业很难用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来确定其行业性质，企业中类似“系统集成”的多行业的经营成果也很难进行严格的行业核算。企业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宽，融资方式的多样化带来了企业经营组织形式的多元化。目前我国统计制度规定的分专业实施以主营业务为主的统计“一套表”制度是不能适应企业经营方向多元化需要的。

3.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不适应统计调查任务日益加重的发展趋势，更难以保证统计数据质量。

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是以全面调查为主，非全面调查为辅，统计数据上报方式以统计报表为主，其他方式为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和社会各界信息需求量的增加，各级统计力量与统计任务的矛盾越发突出，虽然近年来统计网络化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全国各地区的统计调查方法改革虽然迈出较大步伐，但由于非全面调查方法相对单一，受单一的调查方法技术性影响，基层统计力量仍然难以适应，统计数据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

4.政府与部门的模糊分工和重复统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政府统计数据的权威。

首先，对不经政府统计部门审批的跨系统的部门统计项目的违法行为没有行政处罚手段，使基层单位的统计人员负担过重，《统计法》形成了“软法”形象；其次，由此产生的统计标准不一、统计范围不明的状况屡见不鲜，使统计调查市场处于混乱状态；再次，数出多门的状况破坏了政府统计的权威，使统计用户无所适从；最后，部门利益分割，统计信息封锁，信息不能共享，重复项目调查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

二、对现行统计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几点思考

现行统计体制需要改革，统计体制必须适应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才能具有活力，才能较好地反映客观实际，反映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才能更好地实现统计的服务、咨询、监督职能。

1.“单轨制”的实施。

当今发达国家的统计管理体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政府统计部门负责如人口、资源等一些基本国情的统计，而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一些行业经营状况的统计往往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如美国、日本等；二是主要国情国力、经济及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均由政府统计部门负责，其机构健全人员充足，其他部门基本不搞统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我国目前的状况是介于二者之间，有些政府统计部门在做的事情，业务主管部门也在做，数据既不完整又交叉重复，基层负担沉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需要对经济及社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应没有部门利益的统计部门提供客观、公正、全面的统计信息，应采取后者的方式。否则，统计数据有可能成为某些部门反映政绩的工具，统计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数据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实际上，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业务主管部门的职能正在弱化，很多下属企业划归地方管理，也难以再行使统计职能。

2.“一套表”制度的有效性。

以基本单位调查报表为基础，在反映企业各类属性指标的基础上，增加相当数量的经济指标、从业人员及劳动报酬指标、能源实物量消耗指标、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等，完善政府统计部门的一套表。首先，对现行的行业报表制度再进行细分，将服务业统计制度适当分解，并反映新兴行业、文化产业、知识经济的特点；其次，对不同行业的企业按规模区别对待，将一定规模以下企业的表式适当简化形成简表，有些行业甚至可设计一张表；再次，减少过时指标，不断增加反映企业发展变化如重组转制、多种经营、高新技术程度的指标；最后，将政府统计部门对基本单位进行的其他调查统统纳入一套表制度，必要时可增设新的指标群，限定部分企业填报。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将政府统计制度与部门统计制度合并。第一步，取消一些业务主管部门跨系统甚至跨行业的行业统计职能，将其统计报表纳入国家统计部门的基层表制度。第二步，将各业务主管部门系统内的报表与政府统计部门的报表合并成名副其实的一套表。以一套表制度为基础，设计制定不同行业企业的统计台账，使其既能与制度表式、指标相衔接，提高数据质量，又能满足企业自身管理需要，成为提高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

3.“目录抽样法”的有利性。

建立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目录抽样法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通过普查，取得全面、详细的国情国力资料；通过目录抽样方法，取得日常的主要的或监控性的统计数据。首先，要完善健全周期性普查制度，主要有三点：突出基本单位普查的地位，使其发挥龙头作用；完善第三产业普查的内容，既要反映总的规模速度，更要反映结构和不同行业的特点；建立建筑业普查制度，填补空白，使国家普查制度覆盖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统计数据能够配套使用。其次，要大力推行目录抽样方法，有三点：确定合理的规模界限，确保规模以上的企业能覆盖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反映经济发展趋势；确保规模以下企业占企业数的多数，减轻企业和基层统计部门负担；对规模以上企业建立超级汇总制度，政府统计部门掌握对主要数据的控制力，并可进行各种加工分析；在完善目前的小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工业等专业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将抽样范围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延伸。此外，要在多种调查方法综合运用方面力争有所突破，弥补抽样调查的不足。

4.“计算机网络化”的先进性。

政府统计部门之间实现统计信息的网上传输（包括上报与反馈）。21世纪初，国家统计信息工程“九五”规划将告完成。在此基础上，要继续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省（市、自治区）、地市、县四级政府统计机构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有效连接；建成完整配套的数据库系统，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通过系统建设，各级统计站点不仅能根据自身需要对统计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处理，而且能使信息沿现代化网络系统快速传递，既可以及时满足上一级统计部门的工作需要，又可以向下一级统计部门反馈综合信息，并可以进行横向资料交换，还可以在网上公众需要的统计信息。要借助网络系统强化基本单位名录库的更新维护工作，力争实现即时的更新与维护，使其成为统一的动态的活库，能在统计管理和统计服务中充分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能实现上述改革目标模式，就能建立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并以相对稳定的状态及时反映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当然，就当前来看，向明确方法制度改革的方向迈进尚存在诸多障碍，一时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

但我们应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创造条件，统一看法，达成共识，抓住机遇，尽最大努力巩固统计队伍，明确统计工作的地位，适时地分阶段地推出一些能为多数人接受的改革措施，使我们的统计方法制度一步步地接近理想的目标模式。

参考文献：

［1］石亚军，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专项问卷调查数据统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第9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高校；和谐；人才培养；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025-02

当代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生力军和建设者，当代大学生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面对新的形势和发展，我国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符合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历史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更是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全面理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断坚持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离不开人才，更是离不开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

一、高校和谐人才的内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极其复杂而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中，人的和谐始终是第一位的，起着主导作用。那么一个富于个性的和谐人才，必须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并且有益于社会进步。因此，高校培养出来的和谐人才应具备以下几种特质。

（一）和谐人才应具备的道德行为

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反映其道德素质。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人们通常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或指令性计划来指导和开展生产，与此相适应，人们的道德养成也主要是上行下效的被动式顺应或顺从，道德教育的路径选择大多是自上而下灌输式或说服式教育，主要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其显著特点是“要我做”。由此人的道德行为表现在主要是出于某些外在因素影响产生的道德要求而去从事某种道德行为。虽不能否认这种道德纪律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但现在却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以一定的自主性，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从事经济活动。

（二）和谐人才应具有的价值理念

个人价值理念在一定情景中体现人的整体素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以及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会随之发展与更新，在此发展过程中也很容易形成一些负面效应：有的以拥有金钱多少作为衡量人价值的标杆，不择手段地赚钱，形成了拜金主义价值观；有的以个人享受为价值导向，骄奢逸、生活颓废形成了享乐主义价值观……凡此种种，都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对当代大学生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健康养成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甚至动摇了大学生们自小学教育起即树立的正确人生观、世界观的坚定追求。

（三）和谐人才应具有的能力水平

能力与知识、经验和个性特质共同构成人的素质，能力是人的基本素质之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相对稳定、封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造成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因循守旧和故步自封，同时由于科学技术手段的限制，绝大多数职业和岗位对人的专业技能素养要求不高，这样就使人们很容易满足于学习阶段所学习的知识，以几年或者十几年的学习谋求一生所需，不注重在工作实践中的再学习、再提高，更遑论终身学习。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科学技术在各行各业各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人的知识素养和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和谐人才应具有的社会适应力

社会适应力是指人为了在社会上更好生存在心理上、生理上和行为上的各种适应性改变，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的一种执行适应能力。良好的社会适应力包括个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劳动能力、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道德自律能力等，是人这个个体融入社会、接纳社会的综合能力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世界，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如：一些人为了达到某些个人目的，利用“人情攻势”向一切领域渗透，因而社会生活的原则规范被破坏；由于千年传统“官本位”的影响，权大于法，个人凌驾于集体，私欲高于一切等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社会现象时常见诸于报端、网络，严重败坏了我们党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二、当代高校和谐人才培养的现状认知

（一）从当代高校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外在环境来看

1.社会体制机制改革转型对当代社会和谐人才培养的正功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所倡导和弘扬的民主平等、自立自律、竞争进取等理性的意识，与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相伴相生，对正处于大学校园的90后群体影响深远。这些反应市场经济积极导向的意识和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正逐步成为当代大学生塑造人格、价值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大学生扬弃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糟粕，重塑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推进改革深化的现代化人格理念，培养新型和谐人才意义非凡。

2.由于市场经济“人依赖物”的本质，使得正处于社会化进程中的青年人极容易受其干扰和影响，以追求和获取外在的、显性的“名”“物”“利”等来片面发展自己，忽视或抑制深层的、正面的“价值追求”“精神情操”等，从而堕落为“物的奴隶”“金钱的附属物”。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远不止此。有些人由于受极端利己主义的影响，在个人发展和竞争中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甚至出现了不惜以牺牲和剥夺下一代人发展为代价的恶性事件。

（二）从高等教育自身的改革发展主体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