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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首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且对失业者和贫民提供补助,实行社会救助,在城市建立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公共教育体系和职工福利服务体系。在农村施行家庭保障、集体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的完整化和系统化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福利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发生了新的转型。政府首先改革了住房制度,解决住房困难问题。并且改革了劳动保险制度,由原来的企业保险改为企业个人共同保险。90年代把城市社会救济改革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障方面由原来的政府完全承担改为政府和市场相结合,和商业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是一场大变革,社会福利总体水平提高,社会福利整体效率和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三)当前中国社会福利状况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社会福利也在经历着新的变革和发展。中国的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社会福利也在向精细和集约的方向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以低保为主要体系,现在也在向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的方向转变。而且在当今中国社会,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养老问题、医疗问题、工伤问题的重要性。慈善事业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发展。
二、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和制度的变迁
(一)英国社会福利思想和制度变革历程
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社会由于圈地运动的影响,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先后颁布了《教会救济法》、《济贫法》等一系列法令来减少贫民生活压力。在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是配合着重商主义思想,以古典经济学中的福利思想为基础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一系列改革,其主要变革方式还是通过颁布法令,主要有《失业工人法》、《养老金法》、《失业保险法》、《国民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除了立法以外,英国政府还通过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的方式保证工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求建立廉洁政府,提高工人待遇,而且还顾及了工人的幸福感受。
现今社会英国的主要福利制度包括社会基金、失业福利、退休福利、儿童孕妇福利、低收入人士福利、疾病伤残福利和寡妇福利,这些福利制度主要是通过21世纪以来的各项法律和政策改革。
(二)德国社会福利思想和制度变革历程
早在16、17世纪,德国就模仿英国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完整社会保险制度的提出,却是在19世纪的俾斯麦政府。他对工人阶级实行又镇压又让步的政策,《疾病保险法》、《老年与残疾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三部法律组成了全世界第一个较完整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保障了老人、残疾人、工人的合法权益,并且符合规定的公民都可享受福利待遇。在这一时期,德国社会福利思想主导主要由社会历史学派的社会福利思想组成,要求政府实行一系列政策发展社会福利。
三、中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差异和原因探讨
(一)改革的差异
1、中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思想差异
中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差异主要首先是因为中西方福利制度思想基础的不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福利思想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思想,二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思想,三是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而西方的社会福利思想一直坚持一条主线,就是在保证资本家权益的基础上,适当的给予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一些社会福利。从一开始的最低工资理论到后来开始注重工人幸福感和工人家庭教育医疗方面的福利,再到后来的新自由主义,都是以资本主义性质为前提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说,社会性质的不同直接导致了社会福利思想的差异。
2、中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措施差异
首先,在维护人民最低生活限度方面。中国建国以后主要政策是以工代赈、移民垦荒、并且针对人群具体困难提供救助,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又通过劳动就业制度和保障住房来保证人民生活,当前中国的主要社会保障为最低生活保障。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后主要是通过"最低工资"、建立济贫院、收容所等措施保障人民生活,后来分别在18、19世纪通过立法等方式,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并且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其次,在对于老人、残疾人、社会弱势群体方面。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并没有特定的政策来提高其社会福利,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立法保障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到如今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保障社会特殊群体的法律体系。而在工业革命前后,17世纪时,西方主要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已经通过《济贫法》资助老人、盲人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后来在通过40多年的立法和改革,已经形成了很完备的医疗、养老、失业、意外保险制度体系。
最后,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方面。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后来主要通过征税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西方在17世纪实行从较富裕地区征税补贴贫困地区等方式维护社会公平缓和社会矛盾,后来通过"普惠"的方式给广大社会成员都提供福利待遇,维护社会公正保证人民生活。
(二)改革差异的原因探讨
1、改革的现实背景和条件差异
首先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政治体制的不同,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领导者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改革措施也就不同。第二,自身发展状况不同,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实行社会福利的平台也就不同,其改革措施也就不一样。第三,现实条件的差异,中国多人口、多民族、多阶层的现实状况使得社会福利改革难度更大,也导致了改革的差异。
2、改革的目的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由于社会性质的限制,其目的永远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合法合理化和利益长久化最大化。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改革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在不同的具体目的下,改革也就不同。
四、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应该向实现社会福利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在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过程中,西方政府根据现实条件变化,对政府,企业、社区和家庭在社会福利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其所起到的作用大小不断进行调整。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担负所有社会保险责任,企业福利只覆盖城市国有企业的员工,这个体制给政府赋予了太大的压力。
(二)社会福利的资金的来源应该具有多渠道
在当今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资金一般是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目前我国的筹资社会福利资金的渠道较单一,主要是国家财政支持,这就导致了我国社会福利规模很难扩大化,所以我国应该调动各因素各团体和个人的力量,才能使我国的社会福利向全面化、优质化、效率化发展。
新时期,能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市场经济作用下的必然选择,能源经济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炭资源占能源经济之首,是国民经济发展之保障。然而煤炭资源属于一次性的自然资源,在计划经济时代对能源经济存在许多认识上的错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无度的开采。但在新时期,这种无度开采已产生系列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调整煤炭经济产业结构,解决能源经济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资源等问题,对新时期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时期煤炭经济特点分析
新时期煤炭经济是在煤炭资源的开发与加工的基础之上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具有独特的经济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煤炭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与波动性
煤炭经济的发展受国家政策与社会经济形式的影响大。国家在不同时间段,对能源资源开发的政策与法规,对煤炭经济的发展具有多重影响。如国家鼓励能源开发,会加大煤炭开采量,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如果家限制资源开发,会降低产能,经济迅速下滑。
(二)工业化时代的低层次发展
我国的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点15%,煤炭开采占工业产值很大的比重,但是煤矿资源开采机械化程度不高,煤炭经济结构单一,二次加工行业薄弱,起步低,呈现工业化时代下的低层次发展现象。
(三)煤炭经济的发展面临能源的枯竭与环境的双重问题
煤炭经济是煤炭矿业资源开发与深加工,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随着无度开发的加剧,可利用能源的数量迅速增长下降,尤其是不合理的开采导致资源的利用率更低,出现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最后出现能源枯竭。同时,由于煤炭的开采给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大气质量,水体质量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四)煤炭经济具有强依赖性
煤炭经济的发展有强的地域性,我国产煤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能源的使用却在中东部以及沿海地区。煤炭经济的发展出现西煤东调的现象,加大了产业成本,并受中东部、沿海经济影响大。
三、新时期煤炭工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新时期,煤炭经济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系列问题已逐步彰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时期煤炭经济产业结构缺乏合理性
虽然我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资源以开发为主导,以输出为目的的思想,导致煤炭的附加值低,资源利用利不高,经济效益低增长模式,严重阻碍了新时期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受传统生产模式的影响,我国的煤炭产品还是以原煤为主,煤炭的深加工投入严重不足,加工能力低下,进而使得煤炭产品附加值太低,虽然我国对煤炭深加工也做了很大的投入,但深加工的总量不足原煤生产的5%。
(二)新时期煤炭工业面临的环境问题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煤炭经济在快速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煤炭的开采面临巨大的环境污染。我国在采煤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石与原煤的比例达到1:1,其中煤矸石的比例达到30%左右。这些废石对空气,水资源以及自然生物链造成巨大的污染,就煤炭企业对环境的补偿力度远远不够,不足煤炭销售额的5%。
(三)新时期煤炭收支分配严重失衡
煤炭经济快速发展,出现收支分配失衡现象严重,投资企业通过对煤炭资源的开采,获取巨大的利润。然而矿区的居民与煤炭企业的工人,因煤炭开采遗留下的环境问题,个人健康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使其深受其害,煤炭经济中的收益分配不均衡现象引发的矛盾日益彰显。
(四)煤炭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资源浪费问题
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每开采一吨煤需要消耗2.5吨的资源,同时还会损耗共生的铝矾土、高岭土与耐火粘土等资源8吨左右,消耗水资源约2.5吨。在新时期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下,资源浪费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浪费现象严重。同时,过度开采造成的环境补偿大幅增加,煤炭经济对环境的治理与植被再生费用投资巨大。
(五)煤炭经济的发展,缺乏对地方经济的补充
煤炭企业属于集体性质的生产企业,拥有专门的煤炭运输与可开采的资源。但是煤炭企业的收入所得税25%归中央财政,而地方财政只收17%的增值税,中央收益与地方收益相差甚远,煤炭企业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低。
四、新时期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煤炭经济发展也迎来新的转型期,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演变,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在新时期,如何推动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我国物流企业融资障碍分析
1.物流企业经济效益低下,资产信用不足。
造成我国物流企业效益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性因素。在计划经济时期,物流行业执行国家指令、实行政策性经营,充当政府调剂物资的运输工具,在其运行过程中,形成大量政策性负债,经济体制转变后,国家财政对物流企业政策性负债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二是自身因素。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部分物流企业没有适时转换经营角色,缺乏竞争意识,自身发展意识淡薄,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经营性亏损。同时,在计划经济时期,物流企业注重社会效益而忽视了企业效益,无法积累利润。经济体制转变后,物流企业普遍存在“重消费,轻积累”的倾向,短期行为比较严重,真正用于企业自身发展的资金较少。由于自身发展资金长期不足,物流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丧失发展动力,造成物流行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1999年,物流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70%以上。物流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导致资产负债比例较高,难以从银行取得信贷资金,更不容易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从我国物流行业固定资产技术含量来看,总体技术装备落后:所拥有的设备和设施,大多数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建或配置的,大部分已经陈旧、老化;高效专用运输车辆少,装卸搬运机械化水平低。物流企业在利用资产进行抵押融资时,由于资产信用度不高,金融机构对其评估价格自然偏低。同时,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物流企业资产技术水平偏低,发展潜力不足,银行不愿对其贷款,物流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融资额度有限。
2.信贷机制制约物流企业融资需求。
金融部门在贷款过程中均实行“谨慎性原则”,首先考虑的是资金的安全性,并建立了一套手续繁杂的审批程序,同时实行严格的财产抵押担保制度。而物流企业由于自身发展的限制,经济效益普遍低下,依靠自身的实力不足以提供担保,而且担保连带责任重大,很少有单位或个人愿为物流企业提供担保。在办理财产抵押过程中,抵押登记和评估费用较高,而贷款抵押率较低。一般房产抵押率为70%,生产设备抵押率为50%左右,动产抵押率为20%—30%,而专用设备抵押率只有10%,而物流企业的资产主要由专用设备构成,贷款抵押率明显较低,同时金融部门还要根据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信用度来调整贷款抵押率,并且抵押物品还要满足金融部门的其他要求,在这种体制下,物流企业融资额度十分有限。由于金融部门贷款门槛较高,融资费用较高,贷款抵押率较低,现行信贷机制大大降低物流企业的融资需求。其次,金融部门注重“盈利性”,在信贷过程中倾向于“短、平、快”项目,而物流企业属于国民经济基础行业,投资回收期较长,金融部门不愿对其贷款。
3.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可以直接向社会筹集资金。目前,我国企业尚不能完全享有自由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权力。如果企业要发行债券和股票必须经营业绩良好,达到一定的标准,然后经过有关部门严格审批,通过后才能向社会筹集资金,而且所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主要在公开市场交易。由于资本市场的严格限制,物流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26家上市物流企业,从分布情况来看,上市物流企业主要集中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效益良好的大型物流集团。从融资规模来看,26家上市物流企业共筹集55亿元资金。无论从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从融资规模来看,我国物流企业在A股市场所占的比例都比较小。发育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不能成为物流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
4.社会信用危机的不良影响。
目前,我国金融部门的不良贷款比例较高,使得金融部门产生“惜贷”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①经济普遍不景气,企业负债偏高,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②企业信用意识淡薄,有意拖欠银行贷款本息,多头开户,分散资金,逃避监督。③企业借改制之名,恶意逃避银行债务。社会信用的危机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金融机构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被迫采取严格的审查程序,并制定一系列贷款条件和担保措施,将一些有强烈融资需求的企业拒之门外。物流企业也被这些条件和措施限制在门外。同时,由于社会信用危机的影响,企业间资金相互拖欠问题也比较严重,制约着物流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融资。
5.社会各界对物流重视程度不够。
长期以来,受“重生产,轻流通”思想的影响,国家财政对物资流通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明显不够。造成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国民经济建设,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瓶颈效应。另一方面,受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企业界对物流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多数企业对生产和管理比较重视,但忽视购运和储运等流通环节。虽然近几年来市场掀起物流热潮,地方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也在积极研究发展我国物流的对策,部分企业开始发展现代物流。但是,“物流”这一概念引入我国时间较短,进入实践领域需要一个过程。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各界对物流的重视程度不够,对物流企业的融资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完善我国物流企业融资体制的建议
1.扩大物流业的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部资金。
我国政府承诺:入世后3—4年内允许外资拥有运输和储运等企业多数股份或拥有全资子公司。因此,物流领域应立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引导国外投资者向国内物流领域投资,与国内物流企业兴办各种物流方面的合作项目。如广州市政府已经引导运输企业与沃尔玛、UPS、联邦快运等国际著名物流集团合作,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现代物流企业集团。我国物流企业资产比较落后,尤其是一些年代较久的仓储设施,需要进行改造,我国应利用“入世”的有利时机,扩大物流开放领域,积极引进外资,缓解我国物流企业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
2.完善资本市场,扩大物流企业融资比例。
国家证监委应对物流企业在股票上市、债券发行的审批上适当放宽限制条件,允许有发展潜力的物流企业发行不同期限的长期债券和进行股票发行试点。有关职能部门可以考虑在每个区域性物流中心建立“二板市场”,为该区域物流企业提供筹资场所。
资本市场的完善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物流企业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融资体系,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应尽快建立正常的债券或股票的柜台交易市场体系,给物流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3.完善金融体制,调整信贷结构。
在现行金融体制中,金融机构偏爱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或者投资于利润率高的成长型企业。因此今后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政策性银行,应以国家产业发展目标作为信贷标准,积极调整信贷结构,促进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同时,金融机构在执行信贷过程中,要增加透明度,切实减少贷款环节,缩短贷款时间,降低融资费用。
随着我国金融机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服务于某一产业或者行业的专业性金融机构必将应运而生。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支持建立物流行业金融机构,专门从事对物流企业的融资活动,提高物流企业的融资能力,促进金融业和物流业的共同发展。同时,同一区域的物流企业也可建立互金融组织,以加强共同发展和风险共担能力。
4.建立财政融资体系,筹集民间闲散资金。
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充足,而企业积累不足,大量的闲散资金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我们应适时建立财政融资体系,以国家信用作担保,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筹集民间闲散资金。该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根据国家的产业发展目标,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中长期低息贷款。这种融资体系的显著特征是不增加财政负担而实现资本的积累,将为我国物流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和良好的融资机会。
5.建立物流企业信贷支持体系。
借鉴国外发展物流的经验,我国物流企业信贷支持体系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构建:①直接贷款。主要由财政部门对物流企业提供贷款,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区域性物流中心。②协调贷款。由政府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进行协调,对物流企业进行贷款。③担保贷款。由财政部门设立担保机构,以财政预算、税收补贴等多种形式注入担保资金。由担保机构充当物流企业的贷款担保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实行担保贷款是物流企业信贷支持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该体系并不是为所有的物流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其所涉及的范围限于有发展潜力、布局合理的物流企业或物流中心。
6.建立财政扶持体系,提高物流企业融资能力。
一、古希腊的社会与思想状况
希腊从公元前12世纪到8世纪开始由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过渡。在公元前8世纪至6世纪之间,希腊进入奴隶制国家形成时期,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希腊是西方奴隶制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奴隶制时代所形成的文化,对后来西方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西方最早出现的经济思想是古希腊思想家所阐述的奴隶主经济思想。这种思想体系是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见解在历史上成为后来财政学这门学科的基石。因此,研究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思想,都有必要追溯到古希腊财政思想的发展阶段。
古希腊由许多奴隶主城邦国家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是奴隶主寡头制的国家,少数贵族和大奴隶主掌握政权。雅典是奴隶主民主制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为了争夺霸权爆发了一系列战争,经过公元前431—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终于战胜了雅典,但希腊各城邦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公元前14年,希腊被罗马征服而覆灭。
古希腊奴隶主阶级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都出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奴隶制所暴露的矛盾迫使奴隶主思想家们去探索维护和巩固奴隶制和奴隶主国家的办法和途径。由于斯巴达最终战胜了雅典和解决了雅典民主制内部的矛盾,从而使这个时期的奴隶主思想家把斯巴达制度理想化。这一时期对奴隶主经济思想作比较系统论述的思想家有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对者,为奴隶制辩护。
二、色诺芬与他的《雅典的收入》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5年)出生于雅典一个富人家庭,受过贵族教育,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在政治主张上,他拥护斯巴达的贵族统治,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主张上,色诺芬是奴隶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但并不反对简单商品交换的存在,因为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十分重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职业,对手工业则抱有鄙视的态度。他把组织和监督奴隶从事生产和家务劳动看做是奴隶主的一项主要任务。他肯定了分工的必要性,也意识到由供求变动而产生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到社会劳动的分配。他了解到货币有不同的作用,货币可以成为财富的积累手段。在学术研究上,色诺芬是古希腊出色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著述很多,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主要著作有:《记》、《希腊历史》、《苏格拉底回忆录》、《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等。他所写的经济方面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前者是古希腊流传下来专门论述经济的第一部著作,以文学形式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奴隶主经济思想与制度,大约在公元前387到371年之间根据自己管理领地经济的经验而写成。他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思想家,他所指的经济是家庭经济。后者是讨论雅典财政问题的著作,即谈公共经济问题。
《雅典的收入——增加雅典国家收入的方法》是色诺芬晚期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他论述了雅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负担而自谋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全书约有1.2万字,分为六大部分,讨论了雅典公共财政的主要问题。①
第一部分“关于亚狄加的土壤和增加其收入的可能性”。亚狄加为古希腊中部国家,主要城市为雅典。他认为亚狄加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优越,具有大量收入的来源,一年四季极为温暖,土壤肥沃,农业生产收入很高。石材资源丰富,可以大量出口。银矿、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这都可以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
第二部分“关于吸引更多外国人侨居雅典的可能性”。他认为只要对侨居雅典的外国人的利益予以照顾,国家将得到更大的好处。“他们不向公家领取津贴,即缴纳外国人应该担负的捐税”。“这样就会增加雅典的公共收入”。
第三部分“关于授予商人特权,以及增加贸易可能得到的利益”。他认为雅典是一个最好的和最能生利的贸易地点。首先,雅典拥有各种船只的最优良和最安全的港口。其次,雅典一方面拥有外国人所需要的大量出口货物,另一方面拥有便于输出的白银。“寄居在我国和来我国访问的人越多,显然就会有越多的商品进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会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贡赋。为使这些收入增加能够实现,我们只须采用宽厚的法令和谨慎的监督,不必另付任何其他代价。”为了获得更多的捐献,应该建立一笔基金,“大部分雅典人无疑每年所得将比他们捐献的还多”,“如果再将捐助我国的人的名字记载下来,传于后代,那么很多外国人以及某些城市都会对我们有所捐输,借使名传青史”。政府应该在市场上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铺,这样可以获得大量的租金收入。
第四部分“关于亚狄加银矿的范围,如何使这些银矿对国家有利,对所提计划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的答辨”。色诺芬认为,“人们对于白银的需要更为迫切,因为土地闲置未耕,就更需要白银来购买粮食和支付外来援军的费用”。政府应该“允许任何愿意到矿里工作的外国人在矿里工作,只要他们同公民一样缴纳税款”。银矿需要奴隶,“象私人因拥有奴隶而获得经常收入一样,国家也应该拥有公隶,其数目应该三倍于雅典公民”。“购买奴隶所需的费用,国家获得这种费用显然是比私人更方便的”。奴隶每人每天带来一个奥波尔的净收入。私人除了可以从国家那里租公隶外,“也从国家那里租用供神用的土地、庙宇和房屋,并且也承包国家的捐税”。“所以,不仅出租奴隶的收入会增加城市的财源,而且,因为多数居民会聚集在银矿附近,就可以从那里举行的市集中、从银矿周围公共建筑的租金中、从熔炉和其他类似的泉源中得到大量的收入”。
色诺芬在这一部分中初步涉及了公共财政的性质,他说:“怎样安排公共事务,使全体雅典人居可以借助于我们的公共资源来维持充裕的生计”。公共事务必须妥善安排,“如果马上要百废俱举,我们就必须同时获得各种建设所需的手段;但是,如果现在先完成一部分,另一部分从缓,那么现在所得到的收入可以有助于置办将来事业所必需的东西”。他认为有效的办法是经常收入用于次年的行政开支上,而额外的收入“用在能够极度增加公共收入的用途上”。这其中体现了复式预算的一些精神实质。
第五部分“必须和平才能保持和增加收入”。色诺芬强调治安支出的重要性。他说:“要从全国征集到充裕的收入,必须有和平的环境,如果这点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们任命一些保安的官吏不是很适当的吗?”要使雅典成为希腊的统一者,“成为希腊的财政管理人”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灵活的外交手段,尤其是“现在海上已达成和平,收入正在不断增加中”。
第六部分“从上述计划中将得到的利益,祈求神助和神的保护”。他认为财政收入增加可以办更多的事情,“如果随着富庶的日增,我们就可以举行更为庄严的祭典,可以修缮神庙、重建城墙和船坞,并可以恢复祭司、元老院、地方长官和骑兵的公民权利”。要做到这些,应该派人到宙斯神庙去祈求神助。这反映了希腊对神和祭祀支出的重视程度。
三、色诺芬公共财政思想体系的启示
色诺芬对2300年前的雅典财政问题的论述极其详尽,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在文中他提出了财源、公共收入、公隶、公共事务、公共建筑、公共资源等原始的公共财政范畴。这都说明了色诺芬既是古希腊奴隶社会有贡献的财政思想家,又是现代公共财政学的开山鼻祖。他在西方财政思想发展中的历史贡献,相当于中国财政思想史中的孔子。色诺芬所提出的公共财政思想体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公共财政收入方面,色诺芬讨论了如何扩大农业收入、矿产收入、旅游收入、租税收入、捐输收入和租金收入等问题。认为雅典的传统财源优势要充分发挥出来,如农业、石材、银矿、旅游等,同时要积极地开发新的和国外的财源,如运用优惠政策吸引外国人来雅典居住、贸易和开矿,增加公隶的数量,增加捐税和租金的收入。还第一次提到了包税问题。
第二,在财政支出方面,讨论了如何保证和安排战费支出、建设支出、治安支出和祭祀支出等问题,说明了这些公共支出的安排对于公共收入的增加有积极的作用。尤其强调政府在保证行政经费之外,应该分轻重缓急,逐步增加基础设施(如公共建筑)、基础产业的建设,为雅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创造条件。把宗教设施也列入其中,这反映了早期公共财政思想的特征。
第三,在预算管理方面初步论述了复式预算问题。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并讨论了复式预算的范畴,明确了经常收支和额外收支的各自对应关系。
通过对色诺芬公共财政思想体系的初步探讨,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西方财政思想家从色诺芬、斯密到凯恩斯都是主张公共财政的,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就是公共的财政,因为社会经济天然地分为公共经济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在色诺芬那个时代,公共财政收入在基本保证了公共行政支出(如色诺芬所谓的公共事务)需要之外,还必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公共的条件,如修筑公共建筑、开发公共资源,甚至在奴隶社会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公隶,以备私人矿产开发的需要,这是为了诱导私人增加投资,从而增加公共财政收入。在斯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上升的阶段,经过原始积累,私人投资十分踊跃,政府少干预和保持“夜警政府”的形象就足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凯恩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利用政府投资的乘数和加数效应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本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有些国家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运动只是为了提高基础设施的效率,并不排斥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公共财政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财政包办一切,这是特殊时代与短时期内建立工业化体系的需要,随着这一基本任务的完成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我国的财政应该自动归位,回到公共财政的正确轨道上来,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办好“公共事务”和搞好“公共工程”上来。因此,我国过去越位搞“国家财政”是必要的,现在退位搞“公共财政”是正确的。
公共财政制度是我国财政改革的长远目标,对于怎样恰当地对公共财政进行定位,理论界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同的意见,甚至不愿意使用“公共财政”这个名称。但是,无论从政府的财政规划方面,还是诸多财政杂志来看,“公共财政”这一称谓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普遍化,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因此,对于公共财政的界定,需要形成一个明确的意见,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一、公共财政的一般界定
从本质上来看,公共财政与财政、国家财政并没有差别,都是特指国家进行的分配活动,都涉及财政收支、财政平衡、财政管理等内容。它们在中文名称上的不同,主要是翻译的问题,英文中的财政概念用“public finance”来表示,如果对其直译就成了“公共财政”。然而“finance”一词具有多种意思,可翻译为“财政”、“财务”、“金融”等,只有在其前面加一个“public”进行限定,才能明确地表示“财政”这一概念。可见,“公共财政”和“财政”都对应于“public finance”,二者并无本质区别。财政是国家进行的分配活动,本来就是公共性的,因此,在“财政”一词加上“公共”二字似乎有同义反复之嫌。
虽然从本质上看,公共财政与财政具有共性,但是,由于历史上认识偏差的原因,使二者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财政称为‘公共财政’,而把社会主义财政称为国家财政,是生产建设性财政。这样一来,约定成俗,公共财政就成为资本主义财政的代名词,自然两者之间就有了根本的区别。”①另外,从相关的理论研究来看,公共财政的讨论多是西方财政学上的一些内容,由此可见,我国的公共财政研究在若干方面是与西方财政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笔者认为,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财政模式”。其主要原因可以从现实经济和财政理论两方面来认识。
政府的财政活动属于经济范畴,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按照的观点来看,经济决定财政,因此有必要对西方国家的财政进行重新认识,不能把公共财政等同于资本主义财政。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和理论界都认同了要构建适应我国特色的公共财政制度,那么,公共财政也就不可能是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的财政,而只能是国家财政的一种;是与我国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实行的财政模式不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财政模式。
之所以认为公共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财政模式,还因为公共财政理论中的市场失灵论。无论从古典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是近代的政府干预主义,政府财政活动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古典经济学的财政思想,来源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其学派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实行“廉价政府”,一般都认为国家的财政支出不具有生产性,应该尽量控制,而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各种目标。因而财政支出的范围仅限于市场机制无法作用到的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公共机关等方面。这一观点在西方持续了一百多年,财政一直也都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
但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萧条和动荡。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稳定发展、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即所谓的“市场失灵”。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建立了全新的政府干预主义理论。主张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影响社会总需求,从而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发展。在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滞胀”时期,一些经济学派如供给主义、货币主义等派别又开始重视自由市场主义,他们认为政府的大量干预并没有带来比市场更多的效率,从而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让市场自身去解决问题。
纵观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其基本要点有:第一、政府财政的支出范围主要着眼于社会公共需要方面,不去干涉市场经济能够处理好的私人需要方面,不直接介入社会生产性领域,把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任务都交由市场去完成;第二、财政支出十分注重效益的提高,并采取各种数量方法如成本效益法、最低成本法等来进行财政支出决策,只有具有较大效益的项目财政才会介入;第三、预算管理制度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逐渐复杂化,财政本质上作为一种利益分配的关系,必须建立相应的法治制度,才可能保障财政分配达到预期目的;第四、在财政体制上坚持分权制下的制衡,社会公共需要是有区域性的,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具有地域性,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上比较有效率,所以,适当的分权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各地之间又有很大差别,财力也各不相同,所以,权力也不能下放过多,还要保持一定的制衡力量;第五、坚持税收负担的最小化来设计税制,在设计税制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尽量做到“税收中性”,在征税的过程中努力降低征管成本和纳税人的奉行成本。
二、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的内涵与特征辨析
关于财政(public finance)的定义,早期的西方学者认为,财政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或者称之为政府资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我国传统财政学关于财政的定义,尽管表述各异,大体上还是概括为国家的收入和支出活动,甚或将收支活动等同于分配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public finance,日本岸田俊辅在1978年的《图说日本财政》将其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②,美国马斯格雷夫在其1973年初版的《财政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序言中说:“财政这一名词,传统地应用于包含税收和支出措施的那套政策问题。这不是一个好名词,因为根本问题不是资金方面的,而是涉及资源利用、收入分配和就业水平的,不过这个名词已为人们所熟知,而且称之为公共部门经济所引起的误解将不会更少些。”他在该书1980年第三版中说:“本书论述公共部门经济,不仅包括其资金,而且包括它对资源利用的水平和配置,以及它在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全部关系。虽然我们的主题是归属于财政学的,但它涉及到问题的资金方面,也涉及到实物方面。而且,它不单纯是个公共经济问题。因为公基部门是在和私有部门相互作用之中运行的,所以两个部门都进入分析,不仅支出和税收政策的效果有赖于私人部门的反应,而且对财政措施的需要也取决于财政措施不存在时私人部门如何行动。”③而中国前财政部长项怀诚主编的《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一书认为,财政,也叫“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④。厦门大学张馨教授在《公共财政论纲》中的定义是: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⑤。
总之,中外传统财政学基于时代的背景和条件,把财政定义为收入和支出,如以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考察,实在是太偏狭了,有的学" 者将收支活动等同于分配活动更不足取。将财政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表明public finance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限于财政收支及其管理,更不能限于货币资金管理,而要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结合到资源的配置、收入的分配、经济的稳定,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强调财政是经济的一个范畴,甚至于用中文的“公共财政”来替代“财政”。但是,将财政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又失之过宽,因为无论中外,除政府的财税部门之外,央行、计经委、通产省、商务部等之类的政府所属机构,其经济活动断然不属财政。反观项怀诚和张馨的public finance定义,将财政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某种(类)经济活动,则有其合理之处。所以,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已为大家所公认,尽管理论界的描述尚不尽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界定,它既是对财政活动的高度概括,又涉及财政活动的范围,关系到以公共财政为基点的公共经济及其财务管理等诸项活动的范围、目标与方式。
笔者认为,public finance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国家的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1.public finance的理财主体是国家,具体包括各级政府及其理财专职机关,其理财主体具有层级性。这里的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又设置具体的理财机关,专司相应的理财职能,如中国目前的财政、海关、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系统等。
2.public finance活动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的职能,过去理论界对国家职能的概括一般指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这没有错,目前理论界关于公共财政的核心演化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有其道理的。如果说前者的关系链为:国家或政府的职能——社会公共需要——财政的职能——……;后者的关系链是:社会公共需要——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财政的职能——……。
那么,问题的症结之处在于国家职能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关系。就国家职能而言,“横看成岭侧成峰”,其既可分为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可分为阶级性方面的职能(对外进行战争或防御、对内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等)和社会性方面的职能(提供公共福利、优化资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并有适度的经济增长等)。再就社会公共需要来看,社会的即公共的,社会的职能亦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在传统财政学描述的实现国家政治、经济职能中,是包含着社会公共需要的,只不过公共需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如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和当代资本主义时期、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阶段等),其内容、范围、方式有所差异,并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以此观,前述关系链诚可为:国家或政府的职能——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财政的职能——……。
3.public finance活动的根据(或依据)是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政治权力即国家作为主权者的权力。马克思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⑥。政治权力为国家所独有,其主体就是国家,所以,政治权力即是国家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国家政治权力所涉及的对象范围,从地域的角度看,就是政治权力所能达的全部空间,如领土、领空、领海;从人员的角度看,就是该国所判定的公民或居民。政治权力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就是税收。
财产权力就是所有者的权力,所有者的权力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含土地)的所有者权力,而且包括劳动力所有者的权力,其借以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形式,进一步分割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息、地租及工资等。由此可见,所有者的权力主体具有多样性,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包括企业、单位和个人。就财政而言,这里的所有者权力主体就是国家,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权力或出资者的权力主体,以上缴利润形式参与国有资本及相关的资本组织形式的利润分配,在我国目前阶段,依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即经营形式的不同,进一步界定为直接上缴利润、国有股红息、承包费和租赁费等。(特殊的)行政管理权力,是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若把政府也看作市场经济主体的一员,(特殊的)行政管理权力就是特殊的经济主体的权力,之所以特殊,在于其对象范围限于特定的对象、实施特定的管理所收取的规费和特许权使用费,其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即是政府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至于国家的信用权力,不独体现在财政范围,央行行使的也是国家的信用权力。就财政而言,国家的信用权力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就是国库券或国债,或财政性贷款。就四种权力来看,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是财政依据的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是财政依据的特殊权力。
4.public finance参与“分配”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如果把财政的结果归之于分配活动,这是正确的,但需明确的是,这是指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分配”,亦即财政分配制约生产,生产又决定财政分配;财政分配与交换、消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分配与其他社会产品分配‘(如工资分配、价格分配、信贷分配、财务分配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以,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立体的、多维的把握财政分配活动,是理解财政是一种分配活动的关键,但如果把财政分配活动仅仅归之于组织收支活动,则是有所偏颇的,是与现实经济情况不相符的。
5.public finance活动的结果是其一系列经济活动,具体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这些经济活动的货币表现则为财政资金,具体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三、对公共财政模式的再认识
厦门大学张馨教授认为,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⑦,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教授认为,公共财政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⑧,我们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公共性才真正取得独立、成熟、规范、完全的存在形式——公共财政,亦即市场经济财政⑨。所以,我们主张和赞同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这一观点,但公共财政这一财政模式和经济条件、国家财政是什么关系,显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理论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与此相适应,财政类型或模式也分为三种:自然经济——家计财政、计划经济——国家财政、市场经济——公共财政,应当说,这种分类有一定新意,但我们认为,既然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国家财政的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同理,国家财政中尚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
财政=国家财政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生产建设财政或统收统支财政)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公共财政)
顺便指出,理论界有人认为,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本质也是“国家分配”,因而“财政”就是“国家财政”。还有同志认为,国家分配论是财政本质的理论,公共财政论是财政现象理论或财政模式理论⑩。笔者认为,国家分配论不应仅仅是关于财政本质的理论,国家分配论除本质论外,尚包括运行论、调控论、政策论等,当然,这些理论必然且必须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而发展了的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并不矛盾,所以,核心是要强化对市场经济这一条件的研究。
既然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那么,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则拓宽和规范了财政关系涉及的经济主体和分配范围,财政关系的主体涉及到国内外市场的参与者,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财政分配范围不仅扩展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而且扩展到国内外市场及市场作" 用不到的范围。正因为如此,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要求用法制规范财政关系的主体和分配范围,正确划分市场和财政各自作用的范围,凡是由市场能够解决好的,就让市场解决;财政转向市场作用不到或市场失效的领域或产品,凡市场管不好或管不了的,就由财政通过各种手段来管。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则改变了财政的运行过程,使财政关系的运行过程由经费供给变为经营管理,财政再分配也相应变为市场性的再分配和非市场性再分配相结合。这种变化,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关系运行不仅与自然经济中的财政关系运行有了原则区别,而且与计划经济中的财政关系运行也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人们仍然用原有的某些理财思想来看待市场经济中的财政关系,必然要产生严重失误,造成财政运行过程的紊乱。所以,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把财政关系纳入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轨道,是财政体制改革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诸如国库集中统一收付、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等应运而生。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则拓展了财政的职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财政的职能有了明显的扩大和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财政分配正是立足于这种基础,成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和发展经济最有效的调节机制,可以加速或抑制经济发展的速度,引导生产经营方向,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公平分配收入,平衡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等。如果没有财政的“第二次”调节,那就只能任凭经济的盲目发展,使社会经济处于波动或混乱状态。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为财政关系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而且扩大并强化了财政的职能,使财政关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①安体富:《论我国公共财政的构建》;高培勇:《公共财政:经济学界如是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③王国清、程谦:《财政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项怀诚:《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 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安体富:《论我国公共财政的构建》,高培勇:《公共财政:经济学界如是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 王国清:《公共财政:财政的公共性及其发展》,《经济学家》。1999年第6期。
⑩转引自樊丽明等:《探讨财政改革,完善财政政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许廷星。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
[2]许廷星,谭本源,刘邦驰。财政学原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6.
[3]刘邦驰,汪叔九。财政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
一、企业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1.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的灵魂和支柱,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形象。21世纪是一个不断学习、借鉴、创新的新经济时代,谁拥有文化的优势,谁就拥有竞争的优势、效益优势和发展优势。《财富》杂志指出:“世界500强企业胜出于其他公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公司善于给企业文化注入活力,凭借着企业文化的力量,这些公司保持了长盛不衰。”现代企业文化的概念是由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的。随着市场的激烈竞争、市场的饱和、产品的同质化、服务的攀比性,已经迫使竞争升华到更高的层面。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迫使企业必须建立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企业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及企业创新的动力源泉,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现代企业的发展中,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使得企业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企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建设自己的具有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其成功的企业有很多。这里有老牌的北京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还有新生的山东青岛海尔集团、广州的五羊本田摩托公司。显而易见,将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理念相结合,并将这一企业文化理念去管理企业,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的作用如下:(1)能把握和指明企业的发展方向,具有导向的作用;(2)能塑造和提升企业的形象,具有提升的作用;(3)能吸引和团结企业的员工,具有激励的作用;(4)能保持员工的稳定,增强员工的信心,具有稳定的作用;(5)能统一和规范员工的行为意识,具有约束的作用;(6)能提高员工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具有教化的作用。
二、建设科研院所企业文化的意义和必要性
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全国各省区各单位在探索自身发展的道路上,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要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矛盾和困难,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要借助文化的力量,下大力气打造自己的具有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俗话说:“万变不离其宗。”在万变之中,求这个“宗”,对于一个企业来讲,这个“宗”就是企业文化。有人说:“一个企业成功几年靠机遇,成功十几年靠权威和手段,成功几十年靠管理,成功上百年靠文化。”企业文化的奠基人劳论斯·米勒说过:今后的500强企业将是采用新企业文化和新文化营销策略的公司。人们已经意识到,先进的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在当今市场的激烈的竞争中,从表面看是单纯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实际上是企业文化的竞争。同时,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寻求更科学、更完整的管理体系,建设具有自己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形成本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由此可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科技型企业的雏形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但是转制科研院所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其思想观念如何转变,经营意识如何建立和提高。这些都是转制科研院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目前,科研院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彻底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中走出来,克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旧思想,旧观念(计划经济时期,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都由政府部门拨付和指定)。全面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二是要制定发展纲要和经营策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长效运行机制,提高科学的管理水平;三是要立足自己的产业优势,拓宽发展空间和渠道,逐步形成一条自主创新的产业链;四是要创立自己的品牌形象,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科研院所以改革为契机,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模式,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系统的科技型企业,必须依靠文化的力量,借助文化的渗透力,建设自己具有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凡是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例如:北京同仁堂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广州五羊本田摩托公司的“聚五羊灵气,取本田精神,创世界一流”。从他们的企业精神不难看出,这些成功企业的文化建设,突出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彰显了本企业的鲜明个性。因此,建设自己的企业文化,应该秉承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借鉴国外的先进企业文化理念,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精心构筑自己本企业的文化体系。
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将事业型单位转变为科技型企业,由依赖型转变为自主创业型,这一重大的变革,标志着新型科技型企业的诞生。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不仅给科研院所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适者生存勇者上。面对机遇与挑战,科研院所必须冷静地分析和思考,认真地研究本单位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下大力气解决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观念、价值观念还停留在“大锅饭”的氛围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缺乏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品牌意识。这些固有的矛盾和问题,是科研院所不可回避的,又必须认真解决的课题。诚然,科研院所要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科研体制的改革,克服“等、靠、要”的思想,打破“大锅饭”的旧观念,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不利因素。除此外,还要利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发挥文化的号召力,渗透力的作用,借鉴国外的先进企业文化理念,打造自己的企业文化战略。
三、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的优势,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文化
全国开发类科研机构有5000多家,职工总数约56万人。在这些科研院所中,大多数具有成立时间早,技术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殷、各类人才济济、文化底蕴厚重的特点。另外还有一支不畏艰难,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坚强的高素质的科研队伍。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此可见,科研院所与工业企业、商业企业等行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文化基础较好。因此,建设一个以企业文化为灵魂、以企业制度为依托、以企业形象为载体、以科技创新为根本的企业文化,是完全可行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科研院所有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
科研院所大多数是在建国初期成立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中,科学技术领域更是一片空白,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更多,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老一辈知识分子,克服种种困难、不畏艰难、不计个人得失,在一穷二白的国度里,建立了多行业多学科的科研体系,并逐步成长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科研队伍。他们的这种坚韧不拔、敢于开拓、勇于奉献的创业精神,成就了科技界的事业基础,铸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并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科研院所有自己的人才优势
转制科研院所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从整体上看,其文化结构、知识水平、个人素质都比较高,他们是单位的骨干力量,对单位的生存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充分发挥好他们的作用,激励他们的斗志和创新能力,把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和单位的荣辱与兴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才能与集体的智慧结合起来,显得极为重要。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就是要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好,确立一个大家认同的价值观体系,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员工的亲和力、凝聚力、向心力,为单位创造出一流的业绩。
(三)科研院所有技术成果的优势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把教育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明确指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l世纪初叶,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它必将对教育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时代要求、促进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正确的认识所处的时代背景,准确判断教育的历史方位,是非常重要的。
一、国际范围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了《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宣言》称:人类正走向知识社会,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必须进行历史上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笔者认为,这个判断,不仅适合高等教育,对整个教育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以变革和创新的观念,来看待2l世纪的教育。从国际范围来看,教育发展主要有以下新趋势:
1.经济全球化要求教育国际化
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在教育上的反映,也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大家知道,经济全球化正使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正变为“地球村”,空间距离缩短,时间加速,联系更加紧密,竞争更加剧烈和更加直接。在20世纪向2l世纪转变的时候,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从哲学的观点看,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诸多历史重大事件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大家回顾一下,1999年美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2l世纪初对伊拉克的战争,都充分表明当今世界是一个实力的时代,是凭实力竞争和讲话的时代。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推行强权政治,这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事实如出一辙。因此,经济全球化使整个国际竞争更加剧烈,或者说更加残酷,但强权政治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现在已经积极地参加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标志着我们在参加全球化进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教育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制定应对策略。加入WTO后,它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经济生活,还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会广泛影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当然也影响我们的教育。
(1)世界人才争夺的竞争和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加快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也就是加剧人才在国际范围内的争夺。这种人才争夺,发达国家占有明显的优势。国际范围的人才流向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我国一直在讨论人才外流的问题,特别是加入WTO之后。笔者认为,要改变人才的流向,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就我国本身来讲,高层次的人才不能满足现代化的需要,但中国优秀的生源成了外国争夺的对象。因为在WTO的协定里面,有一个允许人才流动方面的协定。WTO主要有三个协定:关税贸易协定、知识商标专利协定、服务贸易协定(含教育贸易协定)。因此,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流动这种趋势还会发展。现在的情况是,全世界150万留学生,有100万留在5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高科技人才,是发达国家争夺的主要对象。美国的外国留学生,1975年是15万,1992年增加到了45万。近lO年来,美国从全世界吸引了50万专业人才。其中,3/4来自发展中国家,1/2来自亚洲国家。目前,人才争夺已经到了我们的家门口。美国不仅在国内进行人才争夺.而且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了研究开发院,在中国本土上争夺优秀人才。中国的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而中国生源又成为外国争夺的对象。所以.我们的人才培养,面临着国际范围的人才争夺。如何培养热爱祖国,有浓厚的民族情感,能够自觉为祖国服务的优秀人才,是教育面临的现实的挑战。
(2)人才培养素质竞争的挑战。教育今天要培养的,不仅是要适应国内建设和国内市场需要的人才,而且是要适应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挑战的人才,即人才培养、人才所具有的素质必须适应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要求。如外语水平高、熟悉跨国文化、懂得国际交往惯例、具备国际交往能力的人才,是当今国际交往中迫切需要的。日本教育提出的培养目标是人才国际化、信息化。印度总体落后,但最近一两年发展很快。国际上对印度的评价是,印度在2l世纪将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印度有两大优势,一是母语用英语,二是具有数学天分。印度的知识分子外语水平高,便于开展国际交流和获取信息。具有数学天分则在软件开发、在信息时代具有明显的优势。2000年,在信息产业成果的输出方面,中国与印度有明显的差距。
(3)教育市场的国际竞争。经济开放必然带来教育文化的开放。全球化是各种文化、文明发展要达到的目的,是未来的文化和文明的存在形态。青少年不能在封闭的环境下生活,更多地要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使得改进和加强德育的重要性、迫切性更为突出。如何培养青少年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同时又能抵御外来不良文化的影响,是我国教育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培养人才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另外,很多外国学校机构希望在中国办学。加入WTO后,中国的教育市场必须开放,扩大中外合作办学规模。随着中国教育市场的开放,多种国际合作教育模式的出现,使我国的教育面临着直接的国际竞争。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不强,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们的教育必须更新理念,要认真研究如何增强教育的竞争力,正确处理好维护国家教育与提高我国教育竞争力、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与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教育资源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保护与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与适应WTO规则等方面的关系,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按照“以我为主,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分类指导.加强监督,依法办学”的工作方针,加快中外合作办学步伐,甚至于把我们的教育办到国外去。只有用这样的理念,把我们的教育放到世界竞争的大背景下,才能办好我们的教育。这也是我们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2.知识经济导致教育创新
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最直接表现为人才、智力的竞争,表现为教育的竞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上的差距,最终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在知识经济时代,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贫穷是由于无知。在知识经济时代-可能会出现两类国家,一类是头脑国家,它具有很强的发明创造能力;一类是躯干国家,它是没有脑袋只有身体的,脑袋是靠人家的,这叫依附关系。在2l世纪,有创造能力的国家占主导地位,缺乏创造能力的国家处于依附地位。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技术立国,它是引进技术改造以后参与竞争的,很成功;到80年代末日本在某些产业部门的竞争力,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90年代以后,从1991年到2000年美国连续lO年经济快速增长.充分显示出创造的优势。而日本在同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停滞不前,说明有没有创造发明这种创新能力,尤其是在高科技上有没有这种优势,是一个国家有没有竞争力的关键问题。所以日本在90年代提出,追赶式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提出科技创新立国。它由技术立国变为科技立国,提出创新问题。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如果长期引进并只依靠引进而没有自主创新的能力,那我们的实际竞争力不可能持久,更没有主动权,最终仍要受制于人。在信息社会、高科技时代,产品的生命周期很短,更新很快,等你引进拿过来,它马上就更新了,所以必须依靠自己创新。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应该是我们教育界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
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有三个方面是要引起特别关注的。第一个方面是要加快教育的发展,提高全民知识水平,为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积累人才资源,尤其是创造性的人才资源。知识经济发展有三个前提:一个是完成工业化,一个是较高的教育普及程度,一个是创造发明能力。没有全民教育较高的普及程度,不可能发展知识经济。第二个方面是教育要积极参加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要参与创新,教育本身要创新。教育创新,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才能建立起国家创新体系。基础教育对创新精神的培养,对于创新人才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个方面是要加强教育、科技、社会、经济的结合,加强知识的运用,加快知识的传播应用,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总之,这一切都有待于改革传统教育,推进教育创新。
3.社会信息化导致教育信息化
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加速了社会信息化进程。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将使传统的教育理念、教育组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教育的发展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为高质量教育的普及和向经济、交通不发达地区人群辐射创造了条件。教育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必然结果。
美国苏络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说,网络对2l世纪人的影响就像20世纪电对人的影响一样,20世纪的人要过现代生活是离不开电的,21世纪的人要过现代生活不可能离开网络。所以,网络化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网络化的发展比我们预期的要快得多。中国原来估计会发展比较慢,但中国电视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的手机已经达到2亿部,现在可以通过微机上网、手机上网,也可通过电视上网。1998年全国的上网人数是2800万,1999年达到8600万,2000年又增加2000多万。随着上网收费的降低,网络化的发展会更快。未来的网络不可能取代现在的学校。学校不仅是知识传授场所,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影响。但是在网络化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学校教育,它的功能模式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的第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文字的发明,它大大扩展了文化传播的时间和空间;第是印刷术的发明,它打破了贵族对知识的独占和教会对教育的垄断,使平民教育和普及教育得到发展。第三次革命是信息网络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它将打破传统教育、学校教育和教师对教育的专享,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更加广阔的前景,为建立学习型社会提供条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发展的新格局
党的十六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在努力实现小康目标的背景下,我国的教育除了面临着世界教育发展共同的趋势外,还面临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中国教育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条件下的新格局。
1.经济体制转型带来教育结构多元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并且特别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因此,混合经济、股份制将作为今后我们在体制选择上的决定性因素。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教育,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结构体系。无论是办学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都要进行改革。要从混合经济的发展审视教育制度的创新,尤其是学习型社会中的教育制度需要更加开放和灵活的设计。经济体制的转型,更要加强法制化、规范化的建设。市场的运作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更加规范。这就涉及到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更加法制化。加入WTO后将影响到体制制度层面。我们的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的运作和国际惯例是有差距的。譬如说,政企不分这个问题正在解决,但是政府权力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搞得很清楚。权力介入经济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所以体制转轨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教育结构体系,给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的校长,我们的教育管理工作者,不但要做专家,还要讲政治,要用敏锐的政治眼光分析形势,观察问题,要做政治家。整个经济体制变化以后,如果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办学指导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之上,那既是行不通的,也将严重地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因此,在中央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之后,解放思想,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教育结构需要我们努力,需要我们探索,更需要我们去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在建立多元化教育结构的探索中,我们要始终坚持教育既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同时也要认识到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设施。教育具有双重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正确认识。要始终坚持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这一教育的本质属性,把教育人、培养人放在首位。必须明确政府对教育的责任。要按教育规律办教育,教育不能简单的用市场规律来调节。另一方面,教育是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建的基础设施。它表明教育具有产业属性。但它不是一般意义的产业,而是一种特殊含义的产业。它的产品是人才和知识,它是通过人才的加工来创造、传播和应用知识的。它不同于一般的产业,知识产业是相对知识经济形态而言的。教育不能产业化。所谓的产业化,按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把教育彻头彻尾的办成产业。也就是要求教育活动市场化,教育机构企业化,教育对象投资化。其实质是把教育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来对待。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首次高等教育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针对市场经济国际化的趋势和对市场规则的普遍认同,有人提出教育应该遵循市场法则。大家对此做了认真的讨论,最后形成如下结论:应当澄清这样的模糊和混淆,市场规律和法则,不适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因为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活动相提并论。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基本领域,也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教育同时还具有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公民与道德功能。教育与整个社会各个领域密切相关,教育要保证社会的延续,保证人类在全部的历史中积累的知识、技能、规范和经验的传授,教育造就使社会,包括经济领域、社会进步、创新和改革的各种活动。
以上说法,对教育的功能、地位、属性做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对于教育产业化这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极为重要影响的重大问题,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有时候,我们的校长和局长也迫于压力,不得已而做了一些并不情愿的事情,说了一些唯心的话。有一次,笔者参加一个会,有一位负责同志这样说:“我希望教育部门把学校卖得越快越好,卖得越快,成绩就越大”。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教育,对于学校无论它的名称、活动,凡与企业挂钩,凡与“产业化”相联系,笔者都不赞成。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学术界不断发出“教育不能市场化”的警告。通过10多年来的实践,人们对教育产业化的认识逐渐深化,“教育产业化”对教育危害也日趋严重,现在是应该肃清它的流毒的时候了。否则,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在今后的发展中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教育产业化”如果任其泛滥,将会动摇民族的根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最近指出:“教育事业是一切文明的根基,如果说一个人所受的教育还不能完完全全的决定其未来的话,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教育水平就一定会完完全全的决定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育决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因此,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如果对教育产业化这个问题把握不住,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会出问题。一是教育将丧失社会公平的责任,教育有很大一块是保公平的。除了义务教育保公平以外,选择性教育也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如果教育放弃了公平的责任就是一个大失误。二是如果按教育产业化,教育的一切活动都将向经济价值倾斜,教育将扭曲不成其为教育。三是教育产业化将会影响社会当前的稳定,从长远来看也可能动摇民族的根基。我们要宣传教育的产业属性,加强人们对教育的生产性投资的认识,但对教育产业化,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和抵制。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人才素质优质化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变化,这个变化实质上是结构的调整,是整个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结构的变化、城乡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要求有相应的人才作保障,即对人才的结构及其培养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在粗放型时代,我们的人才加工,基本上是大批量生产的,不管它是不是适销对路,反正是以计划分配作保障。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与此相适应,要求人才结构更加科学、更加合理,人员素质更高、更优。
“十五”期间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整个产业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技术进步会加快。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进步的加快,会加快城市化进程,会推进信息化。这些变化,会引起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三类产业之间的劳动力发生转移,城乡间的劳动力会产生流动,人们不是一次就业,可能会多次变化就业岗位,即使就业以后,你的技能、智能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培养的学生、培养的未来劳动者,必须具有对未来变化适应的能力,要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余地,不能过分强调专业对口,不能把他们的知识技能培养得过于狭窄,否则将来就很难适应岗位的变化。如果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是培养已经计划好的人才的话,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则需要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能不断进行调节和转变的人才。
3.财政体制的调整要求教育资源配置多途化
多种所有制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多元化的教育结构,与此相适应,教育资源配置一定是多形式多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并于1980、1985、1988年作了3次较大的调整。一是从1980年开始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做法。二是从1985年开始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收包干”的新体制。三是从1988年到1990年期间,在原体制的基础上,对包干的方法又作了一定改进,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包干方法。这种体制对于调动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办学积极性,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994年之后,我国实行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即改地方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的分税制,改革整个流转税制和所得税制,改革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1994年财政体制做出重大调整后,教育的投入体制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使财政性及预算内经费投入的主渠道比例逐年下降,农村义务教育依赖农民的比重在逐步上升。
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财政体制改革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已经明确:①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②建立健全经费投入机制,为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③优化支出结构,提高经费使用效益,进一步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财政体制的调整,一方面形成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中小学布局调整、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外在压力,另一方面实现了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教育的类型、层次和形式将更加多样化;构建了社会的、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包括学校教育系统、行业教育系统、社会教育系统、网络教育系统在内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教育结构体系,推动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财政体制改革是朝着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发展,加大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力度,支持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确保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教育结构,它必然是教育资源配置多形式、多途径,国家只能把它能够包的包起来,把应该是社会、市场和各方面力量都动员起来,配置资源支持其他类型的教育。搞教育要么国家财政投入,要么政策支持,要么其他方面支持,教育自身,特别是基础教育学校,它的功能除了培养人才、加工人才之外,本身基本上没有创收的能力。因此,教育乱收费特别是发生在中小学的乱收费的重要原因,是办学经费不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资源多途径、多形式的配置,必需依法办事。对于该由政府包起来的义务教育,政府应尽到责任,对于基础教育这个关系全民素质的其他方面,政府办学始终是主体。
4.用人制度改革促进人才培养规格的多样化
随着国家用工、身份管理,分配基本上“吃大锅饭”为特点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人事制度逐步淡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管理新体制已初步建立。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拼命追求高学历的人才,在人才使用上的浪费,有它深层的体制和制度原因。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社会越来越需要实用型人才。随着社会用人制度的改革,人才使用的高消费和人才使用的浪费现象,将逐步得到遏制,将会大大减少人才的高消费和人才使用的浪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将进入更加务实,追求经济和实效的新阶段,也可说是人才消费的重心下移。灵活的用人制度,使人才的流动加速,对人才的规格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因此,对教育的要求是要具有前瞻性、面向市场、立足长远,培养多种规格、多种层次、适销对路的多样化人才结构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人才的需求。这将会直接有力地推动教育的调整和改革。新晨
三、2l世纪教育自身变化的新特点
21世纪教育自身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教育日益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基础工程;二是教育本身将经历产业革命以来最深刻、最彻底的变革。教育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基础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奠基工程,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石,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具有决定性的深刻影响。
1.教育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转变
从教育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看,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基础工程,教育正在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
新时期,煤炭经济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系列问题已逐步彰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时期煤炭经济产业结构缺乏合理性虽然我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资源以开发为主导,以输出为目的的思想,导致煤炭的附加值低,资源利用利不高,经济效益低增长模式,严重阻碍了新时期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受传统生产模式的影响,我国的煤炭产品还是以原煤为主,煤炭的深加工投入严重不足,加工能力低下,进而使得煤炭产品附加值太低,虽然我国对煤炭深加工也做了很大的投入,但深加工的总量不足原煤生产的5%。
(二)新时期煤炭工业面临的环境问题根据相关调查显示,煤炭经济在快速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煤炭的开采面临巨大的环境污染。我国在采煤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石与原煤的比例达到1:1,其中煤矸石的比例达到30%左右。这些废石对空气,水资源以及自然生物链造成巨大的污染,就煤炭企业对环境的补偿力度远远不够,不足煤炭销售额的5%。
(三)新时期煤炭收支分配严重失衡煤炭经济快速发展,出现收支分配失衡现象严重,投资企业通过对煤炭资源的开采,获取巨大的利润。然而矿区的居民与煤炭企业的工人,因煤炭开采遗留下的环境问题,个人健康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使其深受其害,煤炭经济中的收益分配不均衡现象引发的矛盾日益彰显。
(四)煤炭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资源浪费问题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每开采一吨煤需要消耗2.5吨的资源,同时还会损耗共生的铝矾土、高岭土与耐火粘土等资源8吨左右,消耗水资源约2.5吨。在新时期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下,资源浪费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浪费现象严重。同时,过度开采造成的环境补偿大幅增加,煤炭经济对环境的治理与植被再生费用投资巨大。
(五)煤炭经济的发展,缺乏对地方经济的补充煤炭企业属于集体性质的生产企业,拥有专门的煤炭运输与可开采的资源。但是煤炭企业的收入所得税25%归中央财政,而地方财政只收17%的增值税,中央收益与地方收益相差甚远,煤炭企业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低。
二、新时期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煤炭经济发展也迎来新的转型期,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演变,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在新时期,如何推动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新时期加强资源管理、分配,提高煤炭产品的附加值自我国煤炭资源管理实行有偿使用的政策以来,实现了收取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但是征收这两种费用都是基于煤炭的销售额或者产量来进行计算,对资源本身价值没有进行真实的体现,对煤炭资源有偿使内涵与资产化管理没得到体现,资源的回收率仍然不高,资源不能进行有效利用。新时期实现煤炭工业经济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改变煤炭资源管理策略。把资金产化管理运用到煤炭资源管理之中,以实事合理的资源价值为基础,推动资源的合理分配,在提高产能的同时保护资源。同时,加强煤炭产品的深加工,提高煤炭产品的附加值,进而提高产品价值,实现煤炭经济的整体效益提升。
(二)新时期煤炭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加快煤矿技术的改造,强化科学化管理理念,提高煤炭生产的水平与质量,走品牌经济发展的战略路线。同是加快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开发,深入发展大型洗煤、选煤项目,对水煤浆以及煤制油等工程项目进行扩建,扩大原煤的洗煤比重与炼钢喷吹煤的生产规模,在增加煤炭产品种类的同时,提高其质量。同时进行非煤产品的项目建设,增加煤炭企业新经济增长点。合理利用煤层中的气资源,调整煤矿资源中输出产品的结构,使其科技含量与附加值提高,进而提高煤炭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三)新时期完善煤炭经济对生态环境的补偿制度,同时加强监管力度在新时期要加强煤炭企业在开采与生产过程中对资源与环境的补偿力度,增加煤炭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建立健全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生态监督管理控制体系。切实解决煤炭企业的无度开采的状况,加强对安全以及生态环境监督与控制。国家职能部门加在审查与执法力度,对煤炭的开采和生产进行生态环境评价,规范煤炭企业的开采与生产行为。
(四)新时期加快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大力推进煤焦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的开采利用率,把传统煤矿开采过程中的节能降耗与废弃物再利用,与新时期的高效采煤,精煤外销,劣质煤与中煤进行发电,把煤矿废水与生活废水进行处理回收利用,把粉煤灰与煤矸厂进行合理的开发,形成煤炭资源的循环产业链,把废弃特的排放量降到最低,把环境污染降到最小,同时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
(五)新时期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大煤炭企业的节能改造力度对传统的采煤方法进行改造,提高煤炭资源回收利用率。按照国家能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对煤炭企业进行资源整合,坚持煤矿开采与回收标准,同时提高安全生产的能力。加快煤炭经济深入改,提高粉煤与水煤燃烧技术,辅机节能系统等先进技术的运用,把集中配煤与筛选块煤等技术进行广泛运用。
(六)新时期以煤炭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平稳发展煤炭企业属于集体制的居多,对煤炭价格有绝对控制权。私营煤炭企业都是以集体煤矿炭价格为依据,缺乏市场竞争机制。新时期,就加强市场经济对煤炭企业的作用,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推动煤炭经济竞争机制的发展,在推动地方经济的同时,加大对集体制煤矿企业的监督,促进为地区经济发展作贡献,充分发挥集体经济职能,完善补偿机制,加大对地方经济与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
三、结束语
地方债债务成因治理对策
一、我国地方性政府债务现状
(一)债务规模庞大
受到经济扩张政策、城市化进程推进、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膨胀,情况十分严峻,对地区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中央政府也加大关注力度,积极制定出财税改革、干部考核指标多维度化等治理对策,控制和缩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二)结构缺乏合理性
2013年我国审计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计法》规定,组织全国审计机关54400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我国地方性政府债务进行审查。[1]伴随审计工作的推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在举债主体、资金来源、支出投资方向等方面结构不合理现象逐渐浮出水面。
二、我国地方性政府债务问题成因
(一)地方财政资金缺口大
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已出现分税制改革的构想,但是碍于当时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市场机制发育不够成熟、缺乏推进分税制进程的现实环境,所以分税制并未实施。然而,伴随着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正轨,分税制改革也提上日程,于1994年正式实施。这项制度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显著提高、财政支出增幅较小,但与此同时,却加大了地方财政支出,地方政府收入又无法跟上不断扩大的资金需求,入不敷出,致使财力支配权力多集中于中央,而各项事务处理的重担由地方承担。
(二)政绩考核指标唯一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由上级政府任命,而并非由地方选举产生,这就使得上级政府需要通过一定指标来衡量地方政府官员是否具有晋升的资格。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力图提升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就成为了官员升迁考核的标准,作为衡量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GDP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
三、我国地方性政府债务问题治理对策
(一)推进财税改革,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
丰富税源,开征地方新税种。扩充地方政府税收金额,降低财政开销能够有效治理我国地方债问题。面对地方税税源分散,收入规模小,征管难度大等现实状况,在推进财税改革过程中,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成为重要任务。作为地方政府税收的主体税种,营业税、增值税等是一种根据商品销售额和劳务营业额计征的流转税,会因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结构的影响而产生变动。如若地方经济发展缓慢,能够为税收带来增长的产业兴办不起来,提高地方税收收入成为难题。此外,国家计划在2015年完成的“营改增”方案已落下帷幕,两税完成合并,也因此造成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缺失的现象。
基于此,首先应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管辖权,不过这种管辖权需要在中央政令集中统一之下进行。如中央只负责制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房地产税等一类对国家整体经济影响较小,但是对地区经济发挥巨大重要作用的地方税基本税法,地方政府履行调整税率、解释税收项目和征管职责。另外,在保证中央税源不被挤压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地方政府结合地区发展状况开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税种,并制定具体征税办法。其次,开征一些地方税种,丰富税源,使基层政府获取稳定的收入。如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不仅缓解贫富差距问题,同时对地方税收体系的完善发挥巨大作用。
(二)现干部考核指标多维度化
当前我国很大程度上以传统GDP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指标,甚至成为唯一指标,片面追求GDP数字增长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所以,要摆脱这种负面影响,就要实现干部考核指标多维度化。
(三)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作为各级政府财政资金再次分配的一种方式,财政转移支付在平衡政府收支、实现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此需要加大力度整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缓解因资金分配缺乏合理性而带来巨大规模地方债的恶化趋势。
(四)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系统
既然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那么不能因城市化形成大量资金需求由此导致地方性政府债务问题而停止开展城市化战略。为此,笔者建议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应同时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防体系,严格监管把控地方政府举借的资金规模、资金使用方向等,在出现问题之前及时纠偏,保障经济建设任务有条不紊进行。
(五)剥分政府融资功能,加快融资平台公司转型
融资平台公司快速转型需要使政府企业二者分离,逐步取消借助该平台筹措资金的功能,地方政府不再对其承担无限责任,并停止指派高层管理人员,停止干预公司的运作。融资平台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改进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营运程序,扩充资本,提高运营效率。平台公司应设立专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并明确其责任,促进公司的科学决策与审慎管理,考虑引入来自公司外部的独立董事,对机构事务做出客观判断。平台公司还应该建立独立的人事任免与薪酬激励制度,对聘任的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公开选拔高素质人才,令人事、工资和项目效益挂钩,调动职员工作热情,加快融资平台公司高效运作,摆脱地方政府控制。这样切断了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公司的联系,地方政府不必承担过多的隐性负债,更加不用担心隐性负债显性化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1]付睿雪.中国政绩考核观念演进:为何避免“唯GDP论英雄”[J].商杂志,2014(23):59.
[2]常世凤.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研究[D].延安:延安大学政治经济学院,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