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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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政策定义范文

“建材下乡”政策意义重大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0年国家将继续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扩大农村市场的消费能力成为重要着力点。“建材下乡”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材下乡”将带动农村新的消费热点吃、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随着农民收入的逐年增长,改善居住条件已经成为农民最大的心愿。目前,我国有7亿多农村人口,2008年农村新建住房面积8.3亿平方米,我国农村已进入住房建设快速增长阶段。新房建成后,农民更愿意投入更多收入用于装修、装饰。2008年农村家庭主要消费支出中,居住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的18.5%,是仅次于食品消费的第二大消费支出。如果实施“建材下乡”补贴政策,将使一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农民及早实现改善住房的心愿,推动农民住房建设扩大农民建房及建材的消费,还将有效拉动装饰装修、家居设备、家电等后续消费,培育农村新的消费热点,使扩大农村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

“建材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目前农村仍然有几亿中低收入的农民住房条件较差,无力改善居住条件。“建材下乡”政策,将通过给予建房建材补贴的形式,降低农民建房成本,使这部分农民有希望翻修和改建住房,提高生活质量。

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目前一些边远地区农村基础设施仍十分落后,缺乏规划布局、建房使用劣质建材等现象比较普遍。政府可以通过“建材下乡”政策,支持和引导农民按照新农村规划建房,使用优质和新型节能建筑材料,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

“建材下乡” 政策有利于建材行业产业结构调整 “建材下乡”政策通过制定产品目录和产品选择,可以促进建材行业结构调整和优胜劣汰的竞争,引导建材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进一步推广应用新型优质建材和新型整体房屋,加快建材业生产和消费结构的更新、调整与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建材工业健康稳步发展。

要明确政策的补贴对象

“建材下乡”的补贴,是老百姓的钱,一定要“钱有所值”,要尽量收到更多的政策效果。因此,实施建材下乡政策,要考虑中国国情和农村经济情况,坚持合理、适用、节能、环保、积极稳妥的原则,要明确政策的补贴对象,真正做到利农、惠农和扩大农村消费。

要支持住房困难的农民改善住房条件补贴对象应是在政策期内具有农村户籍、住房条件较差、急需要改善住房条件的农户。对于经济条件好,有能力盖楼房、别墅或多套住房的农户不应该补贴,政策支持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要引导农民住房合理消费我国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土地资源稀缺,18亿亩耕地土地红线绝不能突破。政策支持要引导农民住房合理消费,要保证基本生活需求,合理使用土地,不鼓励贪大求洋,浪费土地。

要结合新农村建设统筹规划新建住宅把“建材下乡”和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城镇的改造结合起来,搞好新农村建设规划,按照合理布局新建住宅,引导农民建设富有地方特点、民族特色、传统风貌的安全节能环保型住房,加快改变农村面貌。

补贴产品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今年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快淘汰包括建材行业在内的落后产能。因此,建材补贴产品的选择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

建材品种选择要限于国家产业政策允许和鼓励的产品,防止落后、需淘汰的产能借机生存,要通过“建材下乡”政策扶优罚劣,促进建材产业按照产业政策进一步整合;对一般建房和新农村建设及新型节能房屋采取不同的扶持力度,鼓励农民建房使用新型建材、购买新型节能整体房屋,改革传统工艺,淘汰劣质建材,引导农村建房向低碳、环保、节能方向发展,促进建材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要考虑建材流动区域性限制的特征,各地可适当选择一些优秀地方性品牌作为补贴产品。

多方支持,方便农民建房消费

第2篇：财政政策定义范文

【关键词】经济模型 最优控制 通货膨胀 状态空间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4-0199-02

一 建模构想和模型结构

为了使仿真模型能较好地拟合现实系统又便于进行政策“试验”，平代克构模时的原则是：（1）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宏观经济变量数量并认真筛选基本宏观经济变量，掌握好模型的变量及规模。（2）采用通行的经济理论为指导，使结构更为合理，减少争议。（3）对于经济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时滞问题进行必要调整或技术处理，使模型最终化为线性化的动态差分方程。（4）充分利用已知历史数据和现代的统计计量方法，使模型参数与历史数据尽可能地拟合。

平代克模型最终形式是一个季度经济计量模型，模型选用10个基本经济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的系统状态变量，并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基础构造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和模型结构，模型的参数设定采用了美国1955～1968年“商业资料”提供数据和回归变换协同最小二乘法（数学模型略，此模型在计算机上对1955年第一季度到1969年第四季度期间对美国的经济进行模拟试验）。

这时政策变量中政府费用和货币供应均取历史数据，附加税为零。结论是：价格水平、消费、工资率、变动曲线与历史曲线十分拟合，非住宅投资及短、长期利率轨线也是与实际拟合较好，住宅投资、库存投资和失业率则拟合较差，问题主要是在设定库存投资方程时，为了稳定模型，采用了YD和C两个季度差分，需要加以改进。

二 模型的最优稳定政策试验

1.最优控制模型

为了使最优稳定政策试验能直接运用最优控制理论的有关结果，需要对模型作进一步地调整。引入新的状态变量即附加变量来替代时滞超过一个周期的变量，将动态方程化为状态空间形式：

（k+1）=Ax（k）+Bu（k）+Cz（k）

其中X（k）为28维状态向量，前10个分量为已定义的基本经济变量，其余均为附加变量。U（k）为3维控制向量即政策向量，Z（k）为2维外生变量，分别为YDP（潜在可支配收入）和常数1。A、B、C分别为28×28、28×3、28×2的矩阵，均可以在方程整理过程中推出。进行优化设计，确定价值函数的形式，其中（t=0，1，…，n）表示第t季度的状态向量的标准值，即理想值q为28×28的半正定对角矩阵，其对角线元素为对应各经济分量偏离标准轨线的罚数，也称价值参数，其值大小也体现了政策试验的目标。附加向量对应位置取零，R为3×3的正定对角矩阵，其对角线元素为各控制变量偏离标准轨线的罚数，也称为价值参数，其值大小也表明试验采用了什么政策手段。

确定模型的初值X0和各标准值（标准轨线）。本例中，初值被定为美国1957年第一季度各经济量的历史值，外生变量中，将潜在可支配收入的趋向界限定为可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的85%，另一外生变量为常数1，状态变量标准值取值。从初值起每年增长4%，从初值起每年增长6%，从初值起每年增长6%，从初值起每年增长4%，取初值3.1%，取初值3.3%，从初值起每年增长2%，取常数2%，从初值起每年增长6%，从初值起每年增长4%，政策变量标准值取值0，从1956年第四季度实际值开始每年增长4%，从初值开始每季增加$14亿，而每年增长4%。

最优控制问题最终可表述为：在状态方程：X（k+1）=AX（k）+BU（k）+CZ（k）及初始值条件x（0）=0的约束下，求解最优控制序列使目标函数取最小值。由于目标函数为二次的，此最优控制模型也叫做线性二次型问题，简称LQ问题。最优控制序列可以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并在计算机上实现，结果将是状态的线性反馈形式。

2.最优稳定政策试验

下面将进行多种形式的最优稳定政策试验。每次试验方案都是通过对价值函数中矩阵q和R的对角线元素的设定中体现出来。

试验1，价值函数定义如下：

C INR IR IIN R RL P UR W YD

q 1 6 15 0 0 0 6 4′106 0 0

TO G DM R 6 3 300

定义表明：试验主要通过财政政策手段G讨论对YD、W、IIN等各种经济变量作用与影响。

结果显示：消费、非住宅投资、住宅投资和可支配国民收入全部运行结果比标准轨线升高。失业率下降大约3%，表明使失业率下降的唯一途径是增加GNP。而且高消费、高投资与低失业率一致。与此同时，约有5%的通货膨胀率，工资增长率达8～12%之间。迅速上升的GNP促使货币需求上升，从而导致利率上升，由模型得到最优政策也主要体现在财政手段上，政府费用平均高于标准值60亿美元上下，货币供应略有上升，变化幅度在15亿美元左右。

试验2，价值函数定义如下：

C INR IR IIN R RL P UR W YD

Q 1 6 15 0 0 0 6 4000000 0 0

TO G DM

R 6 3 300

定义表明：试验将货币政策作为达到上次试验相同目标的手段，与附加税对应的价值参数增加了10倍。

结果显示：可支配国民收入再次上升超过标准线，失业率也下降大约3%，价格以每年5%的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这次运行与上次试验区别在于在政府费用大小与前期相当，在附加税为负的情况下，最优政策可认为是货币供应有意义的扩充，幅度达到20亿美元/季，利率上升幅度不大。

试验3，价值函数定义为：

C INR IR IIN R RL P UR W YD

Q 0 0 0 0 0 0 0 0 1000

TO G DM

定义表明：试验企图同时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了解适当的通货膨胀率和较低失业率之间转换关系。其中附加税收参数设置取很高的值，目的是将其分解出来，将政府费用作为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

R 10000 3 30000

定义表明：试验用一个控制变量来迫使一个内生变量保持在标准轨线的情况。

结果显示：可支配国民收入几乎正好确定在标准轨线上，此时政府费用在计划期大多时间里只略高于标准轨线，说明要达到目的并不需要采用极度的财政政策。当政府费用和可支配收入标准轨线建立在每年4%的增加率的基础上时与实际经济活动相符，这时失业率大多情况下保持在4.5%的水平。同时经济将经历4～4.5%通货膨胀率。

结果显示：可支配国民收入呈上升趋势达每年6%。失业率下降，在计划期最后一年达到2%。价格水平增长很快，通货膨胀率达5.5%，尽管此时货币供应增长比标准情况要高，但可支配国内收入增加主要是政府费用增加的结果。

第3篇：财政政策定义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写作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第4篇：财政政策定义范文

【关键词】VAR模型，H-P滤波技术，财政支出缺口，消费缺口

一、引言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居民消费率一直比较低且逐年下降。消费增长相对滞后、内需不足成为经济快速、平稳增长急需解决的迫切的问题。基于此，结合我国实际，检验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显得十分必要，它直接关系到未来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安排。

二、模型设定

经济系统中通常用经济变量的绝对离差或增长率衡量经济变量波动的情况，本文利用财政支出缺口作为财政支出波动的动态度量，利用居民消费缺口作为居民消费波动的动态度量。财政支出缺口是指实际财政支出与潜在财政支出的差占潜在财政支出的百分比，同理可定义居民消费缺口。同时，考虑到消费需求有滞后性，所以消费的之后效应也纳入模型中讨论。

因此，我们通过建立财政支出波动与居民消费波动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动态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具体模型如下：

三、实证分析

通过消除趋势法计算出我国在1978-2010年的财政支出缺口与居民消费缺口。消除趋势法计算过程简单，对数据的要求比较少，得到广泛的运用。该方法计算财政支出缺口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平滑化工具将实际财政支出分解为趋势部分与周期部分。趋势部分就是潜在财政支出，周期部分就是实际财政支出与潜在财政支出的差。在利用消除趋势法计算财政支出缺口时，我们采用H-P滤波技术。同样，我们可以计算出居民消费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由于财政支出缺口与居民消费缺口都是经过H-P滤波技术消除趋势而得到，所以这两个时间序列都是协方差平稳的（见表一）。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二元VAR模型来分析财政支出波动与居民消费波动的相互冲击情况。

通过EVIEWS6.0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详细情况见附件2），结果如下：

首先，从单期的滞后效应分析，财政支出缺口滞后一期系数（0.137）是正数，这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即能够增加居民消费。同时，财政支出缺口滞后二期系数（-0.125）是负数，这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即减少居民消费。

其次，从累积效应分析，财政支出缺口滞后一期和二期系数之和（0.137-0.125=0.012）是正数，这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总影响是正的，即存在挤出效应，能增加居民消费。

最后，从自身效应分析，居民消费缺口滞后一期系数（1.316）是正数，这表明滞后一期对本身表现为挤入效应，即增加居民消费。

同时，居民消费缺口滞后二期系数（-0.548）是正数，这表明滞后二期对本身表现为挤出效应，即减少居民消费。此外，居民消费缺口滞后一期和二期系数之和（1.316-0.548=0.768）是正数，这表明居民消费缺口对居民消费总影响是正的，即存在挤入效应，能增加居民消费。

四、结论

综上所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表现为挤入效应，即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刺激经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居民消费本身对居民消费表现为挤入效应，能够刺激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第5篇：财政政策定义范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再也没有人能自信地说,不受限制的“自由放任”能够确保一条通往全球繁荣的坦途。“一战”战时通货膨胀、战后通货紧缩,而20世纪20年代,北大西洋两岸几乎一半国家都经历了持续通胀,剩下一半则几乎都经历了通缩和高失业率。

怎样才能确保稳定的繁荣?由于“自由放任”政策看上去不再有效,这一问题占据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这也使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经济学发展最富成效的阶段,而其成果多出现在英国――在那里,由于历史原因,经济政策的问题与矛盾是最尖锐的。

第一个问题,是汇率与经济稳定的关系。一方面,汇率贬值能提高出口,推动就业。但在给定的就业水平上,汇率贬值也会通过三种渠道消减经济繁荣:第一,减少商品出口所能换来的进口;第二,降低政策可信度,影响投资者把工厂设在该国的意愿;第三,竞争性贬值将使国际经济关系变成“负和博弈”,削弱全球繁荣。最终,英国政府决定,将汇率维持在一个与“一战”前预期相当的高估的水平上。

这种对汇率政策的承诺,导致了货币政策自主性的丧失。经济学最古老的真理之一就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独立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政策运用的限制,中间偏“左”的经济学家――其中最著名者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始讨论,政府应运用财政政策,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出口由国际竞争和汇率决定,投资由利率水平决定,于是可变的需求来源就只剩下政府开支或消费(可通过减税来推动),二者都需要政府承担显著的赤字。

英国保守派经济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多与英国财政部有关,或是财政部职员,因此其看法以“财政部观点”(Treasury View)闻名。他们认为,财政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效。如果政府增加购买,并通过借贷来融资,那么私人所能获得的资金将缩减,从而私人投资下降,并与政府购买的增加等量。如果政府通过减税或退税推动消费,则要么为退税或减税融资的借贷将减少私人投资,要么政府购买减少,从而抵消消费的增加。总之,净效益为零。

从今天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财政部观点”错在哪里。观察的起点在于,有效的私人投资并不总是被储蓄所限制。在国民收入账户中,投资的确等于储蓄,但那仅仅是因为我们把没有需求的、非生产性的和计划外的存货都作为“投资”――事实上,它并非生产性投资。政府支出增加可能不会引起私人投资减少,而是会代替那些没有需求的、非生产性的和计划外的存货。

让我们看看,当生产性私人投资低于储蓄时,政府介入将发生什么。假定2009年3月,政府突然借来一些钱――从而减少了储蓄――额外买了些东西。在国民收入账户的定义下,储蓄还是会等于投资,因为此时储蓄下降,但投资也下降了,因为企业卖出了额外生产的东西,存货不会上升。此时,生产性投资并未受到影响。

接下来,2009年4月又会发生什么?如果3月存货增加,企业将减少4月的雇员和生产。而如果3月政府进行借贷并采购,那么企业的存货不会增加,4月企业就不用减少雇员,压缩生产。于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稳定了经济。

现在,很清楚的一点是,政府财政政策无效不是一般情况,而是特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财政政策才是无效的。一种是充分就业。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导致名义总开支上升,但充分就业意味着,更高的开支将立刻提高价格和工资水平,从而导致通胀,而不是让更多人得到工作。第二种情况是现金余额已经处于不能再减少的最低限度,以至于如果政府不印刷更多货币,在技术上就不可能实现更多的交易。而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阐述和捍卫过“财政部观点”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同意,他们之前的观点是错的,英国的情况远非这两种特例。

讨论这一段80年前的历史,价值何在?现在,许多人反对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不是基于一个缜密的信念,即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长期成本的确高于其短期收益;而是基于一个草率的观点,即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本不存在短期收益。

第6篇：财政政策定义范文

摘 要:当前我国已步入经济发展新阶段｡为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必须注意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本文从分析我国三大政策配合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搞好三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政策协调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6)09-0022-04

一､三大政策的功能及相互关系

(一)三大政策的基本内涵和功能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采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求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方针和策略的总称｡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可分一般性信用调控工具､选择性信用管制工具､直接信用管制工具和间接信用管制工具四类｡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主要是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或资金价格等中介目标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经济运行和金融运行常常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就需要中央银行做出适时､适度的货币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市场情况｡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具有经常性､多变性的特征｡在我国,中央银行也通过信贷政策､“窗口指导”等工具引导信贷结构的调整,从而影响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财政政策是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为达到一定的目标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财政方针､准则的统称｡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合理配置资源､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财政政策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国家财政预算､税收､国债和财政补贴等四类｡财政政策的实施通过两条渠道影响社会需求总量,一是财政收入(包括国债)通过中央银行负债变化而导致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倍数增减,引致总需求的增减变化;二是通过财政支出引致的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从财政政策的总体功能来看,针对不同行业､投资方向的不同税率,以及针对不同行业的财政资金投入,会对这些行业的发展起到不同的激励和抑制作用｡相对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节功能来讲,财政政策更加适宜于调整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因此,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的调控具有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的功能,但结构调节方面的功能更加突出｡

“产业政策”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在这里,我们将其定义为:产业政策是国家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本的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它是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等四方面组成的政策体系,其最终目标是通过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政策的核心首先是产业发展的优先次序选择问题,也就是依照一定的基准,确定若干优先发展的的产业,施以政府的支持,使之得到迅速､有效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一般还包括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其次是基于集聚效益,对资源在空间上进行有效配置,主要涉及区域发展重点的选择和产业集中发展战略的制定｡从经济政策地位来讲,处于经济政策的核心地位,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战略的指导意义和对产业布局现状调整的现实意义｡

(二)三大政策的基本关系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三大政策的功能各异,对经济发展影响各有侧重｡总体来看,产业政策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方向和指引,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在资金在流通领域配置和改变资金流来引导资源的配置,为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支持｡在三大政策中,由于产业政策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一经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对于经济发展中的总量不平衡和产业结构的调节与调整,是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实现的｡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对经济的影响方式即存在着共同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运用中更需要二者之间的密切配合｡

二､1998年以来三大政策配合的情况

(一)三大政策配合的基本情况及主要成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突出表现在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失业率明显上升,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我国开始了以“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轮宏观调控,实行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核心､稳健的货币政策为辅的政策配合｡其特点是财政以持续发行政府长期建设债券为主要筹资手段,(见表1)金融以落实信贷配套资金为配合,辅之以体制改革,共同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从1999年开始,中央在强调继续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开始鼓励和引导社会增加投资,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努力形成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这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开始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协调配合｡主要体现在:一是财政政策内部开始更多政策手段的协调联动,在增发1100亿元国债的同时,相继采取了增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员的收入､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调整税收政策刺激出口等一系列政策｡二是为配合财政政策,人民银行连续降息,并住房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金融部门在提供国债建设项目配套资金的同时,启动了消费信贷,拉动国内需求的增长｡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下半年开始呈现逐季增加的势头,全年增长了10.1%｡三是为了应对2002年出现的部分行业过热增长,国家通过财政､金融､土地等政策对过热产业实施限制政策,以缓解因此出现的煤电油运紧张的局面｡

从政策配合成果来看,取得了以下三方面主要成就:一是有效地防止了经济衰退,拉动了经济的适度增长｡首先,有效地抑制了1995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持续下滑的局面,国债投资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5个百分点以上｡其次,有效地刺激了消费需求,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提高工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调整抑制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鼓励消费信贷等措施,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1998年的9.4%上升至2000年的11.2%｡再次,推动了外贸出口增长,通过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和不断改进进出口退税管理办法,加大对出口企业的信贷支持,使外贸出口增长率从1998年的0.5%快速增长到2002年的22.3%｡二是明显地改善了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1998年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选择水利､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和农村电力等四大领域进行支持｡在改善经济发展基础的同时,还以财政直接投资和税收优惠等措施,集中财力直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外,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科教投资,初步协调了地区经济发展,解决了科教投入不足的问题｡三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特别是财政政策在支持金融､投融资､社会保障､农村税费和粮食流通等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三大政策配合中出现的问题

一是产业政策作用不明显,政策调控导致了新的不均衡｡在启动内需的目标下,将资金集中投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巨大的资金需求导致了钢铁､水泥等建材价格的上涨,吸引了民间资本的疯狂涌入｡这不仅导致了钢铁､水泥的过热增长,同时也造成了煤电油运的紧张,经济中出现了新的不均衡,不得不在2002年采取严厉的行政措施加以修正｡主要原因是:首先,在本轮调控中产业政策介入时机过晚,三大政策的协调缺乏统筹的安排｡其次,财政管理体制导致中央财政宏观调控压力过大和政策传导失灵｡自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体制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中央财政支出占比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两种效应:其一是降低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的能力,加大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的压力,削弱了其产业结构调节功能｡其二是地方政府会从地方利益出发考虑区域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布局,从而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

二是政策实施中出现了“挤出效应”,并未拉动对急需发展的行业和急需资金扶持的中小企业的投资的增加｡财政投资于公共领域,引致了建材行业的投资增长,部分过热行业展开了对有限信贷资源的激烈竞争｡2004年,在银行采矿业固定资产贷款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贷款等黑色金属采选业就占了92.2%;在制造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业占10.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主要是规模的扩张,技术升级和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并未得到有力的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扭转｡2004年,新建､扩建的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62.5%,在制造业中新建和扩建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例更是高达82.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出现了间接的“挤出效应”｡其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央银行职能转换使信贷政策的实施和“窗口指导”的有效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削弱了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配合的成效｡其次是我国的价格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中,缺乏准确的信息引导｡

三是区域间启动效应的不均衡,导致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区域间启动效应看,2004年,京､津､沪､苏､浙､闵､鲁､粤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4.5%,其中动员银行业贷款占当期贷款总额的50.2%;中央安排项目占全国的29.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社会分配不公平首先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不公､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居民收入之间的分配不公和区域之间分配的不公｡加之前几年推出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改革,加强了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心理,导致城乡储蓄在利率多次调低的情况下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成为制约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原因｡

四是国际化趋势的发展和中国加入WTO进一步改变了三大政策协调配合的环境｡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深化,发达国家向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对我国经济结构演化的影响也渐趋加强｡同时,加入WTO带来降低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取消和减少贸易配额,逐步开放银行､保险､通信和批发零售等服务业以及放宽对外资的限制,都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演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三大政策的配合原则及现实对策选择

(一)三大政策协调的原则

一是坚持以产业政策为核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分工配合的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政府有意识地制定产业政策,着力解决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益问题｡产业政策以其相对稳定的长期政策效应引导随机性政策的短期效应,以其动态均衡效应引导其他经济政策的静态均衡效应,以其供给管理引导其他经济政策的需求管理｡因此产业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为财政､货币政策提供导向｡同时,市场经济越发达,各市场主体越独立,决策主体越分散,产业政策的决策者也就越难以对经济活动进行实质性的调控,因此,也就越需要财政､货币政策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实质性的支撑｡

二是坚持政策实施与制度创新相协调的原则｡经济是财政和金融的基础,因此,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改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基础和环境｡因此,各项政策的实施必须与制度创新相协调,脱离制度实际而实施的各项政策措施不仅不会收到预期的调控效果,还很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或难以预料的后果｡

三是各政策内部政策工具运用配合与宏观调控目标相协调的原则｡在三大政策协调中,不仅要围绕产业政策协调其他两大政策,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在每个政策内部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并使它们能够发挥出最佳的政策效应,使政策内部的工具之间､三大政策之间的配合运用均达到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四是以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相协调为共同目标的原则｡保持总量的平衡与稳定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基本前提,因此,在三大政策协调中,首要的是保持经挤在长时期内的稳定,为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提供好的环境｡根据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三大政策协调的根本的任务｡

五是兼顾国内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需要的原则｡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既要兼顾到国内各行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又要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为世界经济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二)加强三大政策协调的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为三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打好基础｡一是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科学考核,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引起的投资过快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趋同｡二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定实施的协调机制,缩短政策制定实施中的时滞｡一方面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三大政策决策部门之间的事前信息沟通,以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另一方面要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时纠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三大政策协调的需要,不断推进税收､财政预算､金融市场､投资管理和企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及时消除阻滞三大政策协调效果的制度性因素｡四是在产业政策制定和调整中,统筹考虑国内和国际､国内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制定更为科学的产业政策,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提供更为有效的指引｡同时,要增强产业政策的约束性,定期组织对产业发展情况的评估,严肃处理违规问题,及时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有效引导资源的配置｡

第二､以国债为契合点,加强三大政策协调配合｡国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供应量､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基础,成为连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桥梁和纽带｡公开市场操作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在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对于调节基础货币吞吐､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作用日益增强｡由于国债发行和流通会影响到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效应,因此,要根据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债的应债能力､财政赤字､国债负担率､中央银行对货币流通量的调控要求等方面的因素,确定财政､货币政策在国债市场上的配合重点:在一级市场上的重点应该是合理确定国债的发行规模和结构,在二级市场的配合重点应为确定合理的利率水平｡

第三､坚持以金融调控为主,强化信贷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鉴于中央财政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较低的现实,经济调节由财政主导向金融主导转化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现实基础的｡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坚持以金融调控为主导的前提下,必须强化信贷政策和“窗口指导”有效性｡具体地讲,就是要强化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信贷政策的权威性,赋予人民银行监督落实信贷政策和“窗口指导”意见的检查处理权,以便很好地纠正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配合中出现的偏差｡同时,要不断丰富和完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使之与商业性金融一起为信贷政策提供有力的支撑｡

第四､稳步推进财政政策的转型,着重发挥其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的作用｡一是适当减少国债发行规模,合理控制财政负担｡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至今,我国已经累积了2万多亿元的国债规模,如果加上社会保障欠帐和国有银行呆帐等隐性债务,我国的财政负债已经逼近国际警戒线,考虑到国民经济规模在高基数上保持高增长率的困难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需要,必须逐步采取措施控制国债规模的扩张,以有效防范财政风险｡二是在保持财政预算收入增长的同时,要适当地对经济结构调整有重要作用的行业､企业,以及对增加就业有重要意义的中小企业实行减免税的政策,刺激企业根据市场变化自主投资,有效地启动民间投资,使投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之一｡三是合理调整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一方面是要对关键领域投资实行补贴政策,以引导社会资金和信贷资金的流向,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鸦另一方面,要逐步加大对农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资,以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居民的预防性心理,刺激消费增长,最终实现消费带动经济的稳定增长｡

课题主持人:杨建奎 李福德

课题组成员:杨风华 杨君圣

第7篇：财政政策定义范文

关键词：挤出效应；挤进效应；财政政策

当前，财政政策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杠之一。由于现行经济学教材对is-lm模型理论的大规模普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副作用“挤出效应”似乎有着较为充分的认识，而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正面效应———“挤进效应”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本文对财政政策的两大效应理论的含义及其形成机理重新作出分析和甄别，并结合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将是十分必要的。

一、财政政策挤进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含义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最早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来的。帕金先生提出的挤进效应的概念为现代财政理论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根据帕金的阐述，所谓挤进效应是指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诱导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从而带动产出总量或就业总量增加的效应。比如，政府对公共事业增加投资会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引起私人投资成本的下降，产生企业的外在经济效应，因此，有可能诱导私人投资的增加，进而导致产出增加；再如，政府用财政资金为居民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可以形成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打消谨慎消费的念头，从而引起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增加等一系列扩张性经济行为。

相比之下，挤出效应则有着迥然不同的形成机理。如果说挤进效应是由于政府支出行为的正的外部性导致的，那么，挤出效应则是政府支出行为形成对私人部门的负的外部性造成的，这种负的外部性是通过利率变量来传导的。一般由于私人部门的投资对利率很敏感，因此，在利率提高的情况下，私人投资的机会成本将增加，导致私人部门的投资积极性降低，投资量会减少。在is-lm模型中，表现为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is曲线向右移动，在lm曲线位置相对不变时，均衡点会向右上方移动，于是整个社会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提高了，根据投资函数的定义，私人投资就会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不是通过以利率为中介变量来实现的。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只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采用，这时，利率水平往往已经很低，私人投资对利率的反应不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企业投资量的主要因素已经不仅仅是利率水平的高低，而更多的是来自总需求方面的因素，或者说，由于总需求不旺，形成企业部门的产品积压，进而产生私人部门的悲观性预期，此时，政府如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总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两部分），虽然有可能伴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产生潜在挤出效应的可能，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大，企业外部的隐成本下降了，外在经济会使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利润空间，这样即使在利率提高或者说企业筹资成本提高时，企业也会增加自主性投资的，这是形成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功能，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必须要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为企业的生存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无疑对财政支出的方向定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般来说，当财政政策在“瓶颈”产业上有所作为时，能够较好地发挥挤进效应的功能。比如在电力销售价格被限定时，电力供应可能会产生短缺，如果政府支出旨在改善电力能源的供给结构，那么，企业就有可能增加投资，否则，电力短缺将引起电价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也因此上升，投资就会减少。

二、影响挤进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因素

1.影响挤进效应的因素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一般随着市场发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同样数量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在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会有很大差异，这与政府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是有关系的。事实上，政府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衡量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我们知道，假定一个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b，理论上政府支出乘数应为1 （1-b）。那么，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呢？显然，与该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b有关系，一般我国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故支出乘数就大；而西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小，或者说边际储蓄倾向较大，故支出乘数就比较小，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支出乘数的产生过程来看。政府投资引起居民（要素所有者）收入的增加，而居民收入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形成第一轮挤进效应，消费的增加又引起另一部分生产或销售者的收入的增加，进而又引起消费的第二轮增加，也就是形成了第二轮挤进效应，……这样一直到第n轮。理论上，n应该是趋向于无穷大的，但实际上，如果市场容量不够大，市场不发达，那么这个链条就不可能无限制地派生下去，于是总的挤进效应就远远达不到1 （1-b）这样一个倍数关系所能反映的程度。故实际支出乘数就比较小，因而总的挤进效应是比较小的。

另外，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还随着财政资金的来源不同而不同。一般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税收；二是公债。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政府的公债和税收这两种形式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理论界对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存有争议的。比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来源于公债的支出政策就比较有效，而来源于税收的支出政策可能会加剧经济的萧条。这说明资金来源在经济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对经济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再比如，二者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也不一样。我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下，税收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净损失，而公债在经济萧条时，只要不对金融市场利率水平有太大的影响，一般是不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的。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私人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对利率变化反应不敏感，利率变化充其量只能影响到间接投资（证券投资）的规模，而对私人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大。所以，在经济萧条时，公债资金的挤进效应比较大，税收资金的挤进效应则相对比较小。

2.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

根据is-lm模型的理论，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有：支出乘数的大小、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以及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等。其中，支出乘数、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及投资需求时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与挤出效应成正比，而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则与挤出效应成反比。在这四因素中，支出乘数主要决定于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较稳定，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主要取决于支付习惯，也较稳定，因而，影响挤出效应的决定性因素是货币需求及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

三、挤进效应和挤出效应理论对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支出与民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与共生共荣的关系，而挤出效应则表现了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一定程度上的排斥。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的实际净效应应取决于这两种相反方向的效应的对比。如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大于挤进效应，则说明现行的财政政策必须要加以适当调整，如果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则表明当前的财政政策可以继续延续。

为使财政政策能够产生更多的挤进效应和更少的挤出效应，当前我国在调整财政支出政策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财政政策必须能够适应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当私人投资对利率较为敏感时，或者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当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和高涨阶段时，政府应当适时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方向，适当收缩建设性财政支出的范围。因为私人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决定了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比较大，挤进效应比较小，而此时建设性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但需要注意的是，保证相当程度的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依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公共财政支出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而当私人投资对利率不敏感或经济处于萧条和衰退阶段时，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比较小，而挤进效应则相对比较大。因此，在我国目前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已经退居为次要矛盾的地位时，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防止经济过热和有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此时，一般来说，从资金来源上看，来源于税收的财政支出政策比较好，而来源于公债的财政支出规模必须要加以适当限制。

2.财政支出要同时兼顾“软”、“硬”环境的改善

财政支出既要着眼于改善投资的“硬”环境，即传统的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又要着眼于改善投资的“软”环境，也就是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的改造，大力兴办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私人直接投资，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挤进效应的作用。事实上，从以往的政策实践来看，我国东西部地区吸引民间投资的能力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上，更体现在人力资本素质等“软件”设施的差异上，如果现阶段我国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瓶颈约束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那么，这些地区的物质资源的优势必然也难以发挥，政府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最终也难以彻底实现。为此，今后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应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要有大的作为，财政政策促使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将促使人力资本获得合理定向流动的条件和可能，为我国今后的城市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3.必须优化财政支出的区际分布

既然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随着市场的发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那么，为了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应当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投资环境的改善。一般来说，财政资金在东部较发达地区的产出效率（挤进效应）要显著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政策更能体现政府政策的公平性，有鉴于此，我国当前财政资金的使用在东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等要注意区别对待、各有侧重，同时要坚持确保重点的原则。

4.全面正确地评价财政政策的效果

事实上，我们以上对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挤进效应的分析，只是从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快慢的角度来衡量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效果的，很显然，这种衡量是不全面、不公正的。因为市场经济具有片面追求经济效率的内在冲动，以致于产生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政府的政策不能推波助澜，而应该在讲究效率的同时，更多地体现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和平稳性。在当今，人们越来越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正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因此，在当前，我国也不宜仅仅用挤进效应或挤出效应的大小来衡量财政政策的得失，而应该服从大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结合其他方面的量化指标如环境指标、公平指标等，来全面综合地审视和评价财政政策的效果，这是我们在今后的具体政策实践中必须要高度重视的。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帕金，梁小民译。经济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8篇：财政政策定义范文

宏观调控亦称国家(政府)干预，是指国家(政府)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1.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

经济危机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表现也多种多样，但其实质是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要克服经济危机就应当由国家来进行宏观调控。他说：“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衰退；而当经济膨胀时则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挤压泡沫；即“逆风向而行事”。这样，国家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以延长经济景气阶段及缩短衰退的时间，实现“调控周期的收益”，使得经济更趋于平稳，就业更为充分，国际收支更趋于平衡。

2.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按人们的意愿而有效地配置资源，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失败、市场功能有缺陷(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另外，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只有实施宏观调控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三、有效实施宏观调控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1.我国经济的现状及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难以真实反映社会成本和利益，难以成为评估和选择投资项目的依据，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人均收入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但是物价持续上涨，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强劲，但产能过剩的矛盾尖锐。因此，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2.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体措施

(1)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通货上涨、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例如：通过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和准备金率、适度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等措施，抑制投资过热及某些行业的不合理重复投资，进而优化经济结构，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同时，注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强化货币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的作用。例如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就要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操作保持相应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动性，防止“挤出效应”。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体制变革和供给结构调整中的刺激作用，应优化信贷结构，对积极转换机制、效益好的企业优先支持，创造迫使企业市场化变革的环境，利用政策性贷款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总的来说，可以在货币政策中通过利率的市场化和差别化加强政策作用。

(2)改革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我国的税收现在仍停留在生产、经营环节，税收制度还很不完善，税收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政府应当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税收体系，合理地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稳定。

(3)调整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状况。针对我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我们应当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改善就业现状。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专项基金，对一些下岗职工由政府出资进行技能和创业培训；二是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一些发展前景好的行业和企业信贷款支持，使企业发展壮大，进而不断增加就业人数；三是从战略上讲，以促进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

(4)改革金融体制，完善金融体系。深化财政、金融等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建立和二元结构的调整，为宏观经济调控构筑稳定的框架，营造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良好基础。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通过政策传导机制有效地作用于微观主体上，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

(5)制定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正确发展，减少其盲目性。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规划等。当产业发展存在发展过快的盲目性时，运用金融政策控制其信贷规模，在其发展存在过热时，使其降温。通过产业政策为导向，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6)积极引导，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全球化和市场化必然使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差距扩大，中西部地区在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基础上，全面实施追赶战略，这种发展热情和现行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使得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既要适当控制各地的盲目冲动和过度投资行为，又要努力保护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9篇：财政政策定义范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