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合作协议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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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合作协议范文

教师转行做农民

黑土地的儿子回报家乡

什么样的人让人钦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回答。“我们觉得，有头脑并且踏实肯干的人最值得钦佩。”在公主岭双城堡镇黄花村的采访过程中，农民们朴实的话语，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合作社的经理段树峰就是这样的人。

在一个晴朗的春日，我们对双城堡镇黄花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段树峰，进行了专访，在同他的交谈中，“真诚”、“务实”是采访他的过程中，留给记者的最深印象。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在思考，在睿智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谦逊，并且他的生活总是那样忙碌。

1990年段树峰从公主岭师范学校毕业，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教师，之后又辞去教师的工作，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建筑材料运输。也许就是这样敢于从零起步的个性，再加上善于观察社会动向的敏锐洞察力，当他看到不少农村都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再加上《农业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使段树峰敏锐地感觉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联系农民、组织生产、完善链条、互助合作、共同发展的好形式。

组建专业合作社，正是把粮食产业做大做强的契机，合作社这种形式也许将是今后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家乡的农民们也都是以种植玉米和大豆为生，但都是“散兵游勇”，种植规模和产品质量都成问题，农民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农业规模化的优势。他想，如果自己也在家乡办一个合作社，将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生产，帮助自己的家乡父老也可能是他事业的最终归属。于是，他将这些年干运输攒下的积蓄全部投入，申请资质，购置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分为种植、养殖、种养结合这三种模式，段树峰根据家乡双城堡的实际情况，选择了玉米和大豆的种植。2013年，“瑞宏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

创立初期举步维艰

靠的是耐心和踏实肯干

合作社创立初期，段树峰的“合伙人”只有9位，他们都是段树峰的亲友，是朋友的信任促成了瑞宏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诞生。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规模化生产的必经之路，但是很多农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不知道集成农业和规模化生产的好处。在合作社创立初期，做农民的工作，让他们将土地经营权交与合作社，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现今时期，农村人口结构特殊，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留下年迈的老人和儿童在家留守。这一部分年事已高的农民对于合作社的形式相对容易接受，因为家中缺乏劳动力，土地自己没有精力种植，交给合作社来种植，不用自己操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有部分中年农民就不太容易接受这种形式――他们自身身体状况尚允许下地耕作，并且家里的孩子多数在外念书，还没有成家，他们目前没有隔代人的负担。他们将种地当做唯一的“营生”，所以很难将经营权交出。为此，合作社挨家挨户走访，向农民询问家中情况，将瑞宏合作社的优势向农民一一叙述，仔细讲解。许多农民在充分了解了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好处之后，才意识到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将是一种适合自己的选择。

目前，瑞宏农业合作社已经从最开始的40公顷土地到2016年的280公顷，再到今年的350公顷。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可瑞宏合作社，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规模化种植的好处，合作社从农民手中流转的土地面积在逐年增加，规模越来越大。在机械方面，瑞宏合作社在春季播种时期使用的是东方红-1104、约翰・迪尔-1404等系列大型拖拉机，秋收选用的8台约翰・迪尔Y-210大型联合收割机已经准备“退伍”，现准备购置约翰・迪尔R-230籽粒直脱联合收割机进行农机升级换代。

农业合作社好处多

省心省力做新时代农民

瑞宏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大政策下正常农业补贴，比如购置农机上的一些优惠政策，还有国家农委针对吉林省出台的政策――“吉林省黑土地米豆轮作保护项目”，200公顷黄豆政府补贴150万。在产品销售方面，回收粮食走“绿色通道”，在与市场价格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免去排队。

瑞宏合作社采取土地统一管理，统一耕种。大规模的土地面积将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成本全部降低，这也就是规模化生产的优势所在。

为使农民能够从产业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合作社主动提高从农民手中土地流转价格，每公顷地能给到的而价格高达3000元到4000元（这个价格区间内，土地集成面积越大，单位价格越高），平均每公顷地较市场价格高出1000元左右，使农民愿意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并且提前A付土地款项，实现“零成本”种植；办理农业保险，确保农民“旱涝保收”。在生产销售环节，在免费提供技术指导的同时，合作社与中粮信托签订了粮食购销协议，并在同等条件下进行优先收购。

记者来到瑞宏合作社社址的时候，恰逢农民们集合在社里进行地数等数据的核对工作，农民们围坐在桌前热烈地讨论着。借此机会，记者对农民们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采访，看看农民们对于瑞宏合作社怎么说。双城堡镇黄花村村民丁凤歧告诉记者：“我今年六十多岁了，像我这个年纪，也没有精力和体力去耕种照料土地，还不如流转给他，我不用操心，不用下地干活就能收成。而且他给的价格也很高，就拿今年来说吧，他给的价格比市场价还要再高一千，在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我就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了。”在问到段树峰这个人的时候，丁凤岐说：“我们都信任他（段树峰），因为他这个人实诚，是个干实事的人。”

农民们还说，就算是有能力种这块地，如果把土地交给社里种的话，自己再外出打工的话，就又能多一笔收入。这样看来，合作社等于是双赢的一种模式：农民加入合作社之后省心省力，不用亲自下地耕种打理；对于合作社来说，将大片土地集成起来进行规模化种植，便于耕种和管理，同时又能在化肥和农药的价格上与厂家进行协商，降低成本，使利润最大化。

记者离开合作社的会客室时，农民们还在兴奋地讨论着今年的春种。对于今年，他们充满了希望。

与知名大企业合作

走农业合作社新型发展之路

瑞宏合作社积极探索农业发展出路：与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都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中国银监会直接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瑞宏合作社与中粮信托合作，加入了中粮信托成立的联合总社。联合总社为瑞宏合作社提供农事服务，服务费为300元/公顷。中粮信托联合总社为土地提供配套设施、优质种子和农药和技术支持。联合总社为瑞宏提供的是“良育99”号玉米种子，质优价廉。每年到了3、4月份春耕季节，由中粮信托出土地流转款，瑞宏合作社先把款项支付给农民。在耕种的过程中，中粮信托全程监管，确保种植的每一个环节都操作无误，高效生产。在秋收后，中粮信托再以置换的形式，将合作社的粮食全部收购。中粮信托有限公司为瑞宏合作社承担风险，合作社再为其提供优质的粮食产品，是一种互惠互利、十分健康的合作模式。

2015年8月，瑞宏合作社请到了中国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主导教授――李少昆院士，来为合作社的玉米种植工作进行技术指导。这一天是所有瑞宏人和黄花村村民都无法忘记的日子――作为玉米种植技术的首席科学家，李少昆院士亲自走到田间，对合作社的玉米种植进行观察、指导。李少昆院士说，公主岭市所在的这片土地，具备玉米种植的极佳条件，只有科学化、规范化种植，真正将农业科技融入到具体的作物种植中，才能将土地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

李少昆院士还积极促成瑞宏合作社在玉米产业方面的其它合作――为东三省部分地区如通辽市开鲁县、四平市梨树县、大庆红旗农场等地做技术配合。由瑞宏合作社出机械（大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等），到达该地区的农场，收获的粮食进行就地脱粒，再由中科院方面对籽粒进行水分和特性测试，用于农业科研项目。

瑞宏农业合作社积极谋求发展，力求拓宽农业发展道路，依托公主岭的土地资源优势，科学规范种植。随着合作社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纷纷主动来到瑞宏，探讨合作事宜。

2016年6月，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的李洪来经理来到瑞宏农业合作社，希望能在双城堡镇地区，建设“吉育47”号大豆种子的制种基地。建立制种基地意味着所产的粮食又有了一条新的出路，无论是对于合作社还是对于农民，这都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协议，2016年下半年，瑞宏农业合作社“吉育47”号大豆制种基地正式建立。

除了“良种”以外，还要有“良药”，才能成就秋季的大丰收――瑞宏农业合作社所选用的是由吉林吉地公司提供的除草剂。吉林吉地公司李义总经理是位庄稼地里的“制药高手”，他对于各种农药药性了如指掌，常见病虫害对于他来几乎是“药到病除”。段树峰请李义为瑞宏合作社的土地“开药方”，量身定制的除草剂不仅使庄稼远离了病虫害，而且相较于其他农药品牌，使用剂量较小，保证粮食的绿色健康。

瑞宏的合作方都是既有实力又实干企业和机构。这些企业与瑞宏之间的合作，更像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为粮食生产增加了科技含量，为粮食产品的销售拓宽了出路。

创业路上的荆棘与玫瑰

低头实干才能从容面对

2015年，对于靠天吃饭、向土地讨生活的农民来说是个梦魇。当年高温少雨，严重干旱，吉林省大部分地区处于绝收边缘，部分土地甚至颗粒无收。2015年年初，瑞宏合作社以12000元/公顷的价格，共从农民手中流转137公顷的土地来种植玉米。由于公主岭地区缺少应对干旱灾害的配套井，根本无法缓解灾情。百姓直叹：“这样的年头，地里只能种西瓜了。”到了秋收的季节，瑞宏合作社的土地只收了37万公斤左右的粮食，这只是正常年产量的20%左右。合作社按照约定将所有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给中粮信托，也无法弥补贷款空缺。面对这样的困境，如果是普通的人会怎么做呢？也许是整日发愁夜里难眠，也许索性撤出投资，逃离这一切。但是，能成就事业的人毕竟不是普通人，段树峰并没有意志消沉，更没有当逃兵。看着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同事，辛勤劳作的农民，一夜间憔悴了许多却没有一句埋怨的妻子，他没有过多的话语，沉着冷静地思考着对策。最后，为了能够延续与中粮信托的合作，由第三方担保公司――公主岭市物权融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代偿贷款，瑞宏合作社再分三年、以高于银行的利息偿还物权融资农业发展公司。

有人可能会问，公主岭地区为什么不建设防灾配套设施呢？段总的神情黯然：“想要建设大规模喷灌或者滴灌等一系列措施，单靠我们的实力是无法完成的。设施农业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撑，如果政府能给予一定的支持的话，才有实现的可能。”今后希望政府能够帮助农民防灾减灾的方面加大投入，积极促进设施农业的构建，为农民、为合作社的生产带来更多的保障和安全感。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大家共同努力熬过灾年之后，原以为能松一口气，全社上下也都十分期待2016年会是个好年头，却万万没想到，天灾过去了又遇上了“人祸”。2016年秋天，正值秋收的时节，收成很不错，整片土地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气氛。在粮食收粒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收割机驾驶员由于操作不当，导致窒息身亡，酿成了悲剧。事故发生后，瑞宏合作社在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和119。

后经调查，是由于该员工在操作机器的过程制动分离没有切开，才导致了身亡。段树峰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刚刚度过了灾年，还没有完全从困境中走出来，又遇到这样一个严重的事故。虽然主要责任在于员工自身操作不规范，但毕竟是在工作期间发生的事故，瑞宏合作社被告知需要向家属进行赔偿。面对着失去了儿子的家属，看着他们悲痛的神情，家属也表示，赔再多的钱也无法让儿子回来，“拿钱买不了命，但愿人常在吧。”事故员工的母亲说。但段树峰还是自愿赔偿57万元，这个数目远远高于应赔偿的数额，他还是希望能够给老人家多一些安慰。在事故发生之后，段树峰检讨自身，完善制度，坚决杜绝员工伤亡事故再度发生。

创业是艰难的，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了，确实不容易。”说这话的时候，段树峰谦逊地笑了，但他的眼神很坚定――他不后悔。段树峰的微信朋友圈照片很少，其中有这样一张：段树峰跟农民们在田间地头，穿着短袖布鞋，戴着遮阳斗笠，手里拿着农具干活的照片，配的文字是：“我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段树峰的团队从未停下脚步，对于他们来说，这片土地是他们事业的载体，他们对此充满了希望。

既然选择了创办合作社这条路，无论前方是荆棘还是玫瑰，段树峰都要与他的同事一道，与他的家人朋友一道，带着那份对土地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勇敢地走下去。谈到瑞宏合作社今后的发展，段树峰表示，目前还是想把团队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他说：“我觉得目前最需要的还是自身的提升。提高生a能力、将科技进一步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按照自己的规划，稳步前进。”

公主岭市双城堡镇瑞宏种植专业合作社

地址：吉林省公主岭市双城堡镇黄花村三组

电话：0434-6588966

13756885988

第2篇：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合作协议范文

关键词 高校 伙食物资 采购 途径

中图分类号：G478.5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Way of University Food Supplies Procurement

ZHANG Futi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university to strengthen food supplies procurement needs，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supplies procurement， proposed an effective way to college food supplies procurement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as well as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o deal with， and discusses the good "agricultural school butt" several models work， describes the "agricultural school but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work and working procedures.

Key words college； food supply； procurement； way

0 引言

为了进一步做好高校食堂物资采购工作，健全采购管理制度体系，规范采购工作流程，减少农副产品的流通环节，降低物资的价格，缓解学生食堂的经营压力，促进高校伙食物资采购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显得非常重要，探索高校伙食物资采购工作的有效途径，是值得我们后勤人思考的问题。

1 高校伙食物资采购工作的现状

当前，高校伙食物资采购工作的形式多种多样，采购模式不尽统一，主要表现在：其一，高校普遍存在着“一校一户办物流”的做法，没有跳出传统的物流管理模式；其二，“小、散、差”的问题严重，管理模式、服务质量、工作效率难以满足高校社会化物资的需要；其三，物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配套性、兼容性较差，不能适应物资量增长的需要；其四，物资采购管理的体制和布置不尽合理，条块分割，地区封锁以及行业垄断等影响了资源的整合和一体化管理及运作；其五，校方支持，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还不够，因而高校伙食物流的发展缺乏统一的政策体系支持，很多政策措施还有待于落到实处。

2 高校伙食物资采购工作的有效途径

高校伙食物资采购工作的途径有很多，但方法和模式不同，取得的效果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积极推进“农校对接”，是加强高校伙食物资采购工作的有效捷径，其效果也比较明显。所以，笔者在此阐述“农校对接”这种比较有效的采购途径。

（1）通过“农校对接”，可以减少农产品采购的中间环节，可在较大程度上降低学生食堂的采购成本，对做好学生食堂工作，促进高校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农产品到高校之间的流通渠道：农户+小贩（产地批发市场）+产地批发商+长途运输户+销地批发市场+销地批发商+小贩（销售商）+农贸市场+高校。高校和农户之间一般有5～7个中间环节，每个环节至少加价10%，尤其是“最后一公里”，有时价格会涨一倍。（2）开展“农校对接”有利于促进农民订单式生产，提升农民标准化种植水平，促进农民增收。开展“农校对接”，高校将需求信息及时反馈到生产环节，农户可以根据高校需求特点，及时调整生产规模和产品结构，有利于实行集约化、标准化生产。（3）有利于建立可追溯源头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传统的农校之间流通环节太多，经过多次集散之后的农产品，难以对它们追根溯源，一旦出现安全和质量问题无法找到事故源头，“农校对接”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4）有利于加快冷链物流体系的建设规模和速度，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建立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5）有利于扩大消费，吸收城乡就业，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当前“农校对接”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1）农校之间缺乏专业的配送体系。农产品生产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农产品必须有强大的配送体系才能确保其价格优势，单个农户或单个农业生产组织当前并不具备完善的物流配送能力；而高校分布分散以及需求量不大的特点也决定了单校无法独立建立与农户以农业合作社对接的物流配送系统。（2）利益对接机制不完善。当前的“农校对接”仅停留在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层面上，缺乏从战略高度上长远与顶层设计，难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3）供需信息不对称。当前“农校对接”中，存在农户不知道高校需求的品种、数量和要求，多是在缺乏引导的状态下，按照以往的经验进行生产，没有针对高校需求作长期规划，而高校也不清楚农户生产的具体情况，只是通过简单的展会、展销等传统模式进行沟通，从而导致“农校对接”尚未深入开展，暂时还没有形成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的产业体系。

5 解决“农校对接”工作中困难和问题的应对措施

（1）给予政策扶持。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制定推进“农校对接”工作的相关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各级政府需要积极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在技术、资金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并对其生产进行引导和整体规划。税务部门也应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对“农校对接”各个环节进行税收减免，让“农校对接”也能享受到“农超对接”的各项优惠政策。（2）加强采购工作的标准化建设。积极推进高校伙食物资采购的标准化建设，通过确定标准化管理，农户可以按照高校标准进行生产，形成规模化优势，降低经营成本，取得规模效益。另一方面，高校通过标准化的采购可以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同时可以稳定采购源头，避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进而提升高校伙食工作的标准化水平。（3）建设信息平台，达到信息共享。加大投入，完成“农校对接”信息平台的建设工作，搭建农校双方信息沟通渠道，减少信息失真，降低高校的调研考察成本、交易费用，提高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另外，通过信息平台，可便捷准确地形成规模化的联采订单，指导农户标准化生产，直至最终实现通过平台进行电子交易。

借鉴农业部前期在推行“农超对接”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从高校后勤实际出发，实施“农校对接”有三种比较适用的模式：第一种模式，“高校+联采中心+专业合作社+农户”。第二种模式，“高校+联采中心+基地+农户”。第三种模式，“高校+联采中心+龙头企业+农户”。

各地区和高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这三种模式，先通过联合采购招标大会实现高校与专业合作社（基地或龙头企业）双方的面对面交流，进而从中精选出一批优秀的合作方，按照高校统一的订单组织农户进行生产，最后逐步引导合作方专门为高校市场量身订制系列农产品，以此确保“农校对接”的不断扩展，稳定运行。

第3篇：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合作协议范文

关键词：三农；融资担保；制度创新

2015年8月13日，国务院《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并出台《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条例》及配套细则，持续加大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业务为导向的政策扶持力度。8月24日，《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出台，对“三农”融资难实施局部突围的政策“试水”。中央接连推出增进“三农”融资的系列政策，既喻示“三农”融资问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也表明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新常态下，深化“三农”融资担保问题研究，对化解“三农”融资难困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农”融资担保体系发展现状

（一）涉农融资担保机构发展速度放缓。据中国担保协会统计，2011年末，全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共有法人机构8402家，较2010年末增加2372家，增长39.3％；担保余额19120亿元，较年初增加5374亿元，增长39.1％。2012年，《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出台，融资性担保机构基本结束了盲目扩张的态势。经过整合优化，机构数量增长速度与融资担保业务量呈现放缓趋势，融资性担保贷款户数和余额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中的比重有所下降，2013年末占比分别为9.92％和2.2％，分别比年初下降0.57个、0.04个百分点；2014年末占比分别为9.2％和1.8％，分别比年初下降0.4个、0.72个百分点。

（二）“三农”融资担保贷款增速减缓。针对“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央因势利导地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各省（市）根据中央精神也相继出台政策细则，要求加大“三农”信贷投放。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投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全国“三农”本外币贷款余额19.44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98.37%；农户本外币贷款余额5.36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2倍；农业贷款余额3.4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60%。但是，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不良率也企高不降（2014年保持在2.4%水平），为降低不良贷款率，中央提高涉农不良贷款容忍度，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实行弹性存贷比考核和差异化存款偏离度考核，“三农”融资担保贷款增长开始进入相对理性的发展轨道。

（三）“三权”逐渐成为“三农”融资的有效手段。农村“三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产所有权）融资抵押试点开展以来，通过试点地区的实践，目前已取得明显成效，成为农村重要的抵押担保贷款。以重庆市“三权”融资抵押试点为例，据该市金融办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初，重庆市“三权”抵押贷款已超过480亿元，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市所有涉农区县，2015年该市计划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以切实帮助农村增加财产性收入。①

二、“三农”融资担保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法理支撑，融资担保法律法规修订滞后。尽管全国各地农村正在试运行“三权”改革试点，但从法律层面看，“三权”改革缺乏基本法理支撑。如《担保法》第37条第二款明确提出“农村耕地、宅基地不得抵押”，即目前“三权”中的前“两权”抵押行为属于违法；《担保法》第34条对可抵押财产范围的定义，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农”融资担保外延的扩展，使得“三农”融资担保缺乏创新动力；2010年7月部委联合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相对于《担保法》的法律层级较低，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及强制力，加之没有专门的“三农”融资担保法律法规予以约束，存在非排他性特征，融资担保公司没有义务一定要为“三农”提供融资担保，致使“三农”融资性担保缺乏源动力———融资性担保公司常常违规经营，追逐利益，不愿意为“三农”融资提供担保。

（二）配套服务缺失，阻碍融资担保业务良性发展。一是“三农”资产产权交易流转平台建设滞后。目前，我国只有部分地区建立林权流转交易平台，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下称“两权”）流转平台即使在试点地区仍处于启动推进过程中。即当前发生“三农”信贷违约，用“两权”担保的贷款无法依法变现抵押品以实现风险转移。二是农村“三权”确权登记制度进展缓慢。全国“三权”抵押登记做法未达成共识，部分地方不认可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抵押登记主体资格，部分地区抵押和公证机构登记手续繁杂且存在不合理收费现象，间接增加了融资担保机构开展“三农”融资担保业务的难度与成本。三是沟通“三农”及融资担保机构的外部征信和评估制度等体制性环境尚未确立。融资担保机构不能直接共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数据信息的有效共享存在障碍，导致银行对担保机构、担保机构对企业均无法获得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不利于有效识别和控制风险。

（三）合作机制不畅，银担双方风险与利益不对称。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市场上处于“甲方”地位，担保机构则处于被动地位，银担合作机制不合理性也始于此。首先，过高的门槛，致使多数担保机构业务发展空间收窄。其次，“三农”融资担保机构赖以生存与获益的担保杠杆———担保放大倍数受限于不合理的合作机制。按照国际惯例，信贷担保基金的担保放大倍数通常情况下是18倍，而美国担保放大倍数是50倍，日本放大倍数达到60倍。相比较之下，《暂行办法》规定，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不得超过10倍，在具体操作中担保放大倍数甚至远低于10倍之数（见表2）。再次，由于信息不对称，担保机构与被担保方共谋概率增加，银行为规避机会成本与风险，要求担保机构对贷款本息全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意味着担保公司需承担所有风险。

（四）市场风险高企，致使担保机构发展偏离轨道。近年来，受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企业资金链、互保链吃紧，风险加大、代偿率高是融资担保机构普遍面临的问题。由于中国“三农”的脆弱性，使得“三农”融资担保机构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境况。部分农企和融资性担保机构通过虚假贸易、关联互保、重复抵押等方式骗取银行融资后，将资金投入民间借贷、房地产、股权交易等高风险领域进行“内金融化”操作。一方面，直接导致“三农”融资担保业务萎缩；另一方面，“内金融化”操作风险导致部分担保公司难以为继。

（五）风险补偿缺位，导致融资担保业务半途而废。一是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尤其对政策性担保机构而言，其经营过程中代偿风险难以避免，这就需要确保后续补偿资金及时到位，但部分地方政府对融资担保工作不够重视，致使融资担保机构资金链出现断链。二是有关政策措施不完善或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许多地方尚未建立农村信贷损失补偿机制，资本补充成为难题，融资担保机构只能使用本公司的资本金维续业务。三是“三农”融资担保机构资金来源单一，缺乏持续补充资本的能力与承诺。从现实看，许多融资性担保机构在组建初期没有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多元化来激活内部构成，从而导致机构在遭遇一系列代偿风险后缺乏持续增资能力。

三、国内外“三农”融资担保实践与经验

（一）美国的复合型信用模式。美国涉农融资担保体系由商业化金融机构、政府农业信贷机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共同构筑，采取“商业银行、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并存的复合型信用模式”。农户向联邦土地银行合作社（下称“合作社”）递交贷款申请书；再由合作社派专员对农户所出示的抵押物价值做出评估，形成评估报告交付合作社；合作社成员以投票方式通过该评估报告后，即履行担保职责；相关材料由联邦土地银行再次审核并通过后，农户需购买联邦土地银行相当于贷款额5％的股份；同时由联邦土地银行留用1％的贷款额作为手续费，然后将贷款（贷款额度一般不超过抵押农地评估价值的85％）发放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将这部分贷款转交给借款人。在担保物设定上，联邦土地银行将担保物与贷款资金捆绑起来。一般说来美国“涉农”贷款资金，除了来自股金和公积金外，主要通过发放联合债券的方式筹集。联合债券的担保物是以12个联邦土地银行联合的股金、公积金和农户所抵押的担保品为质。

（二）日本的三层级融资担保模式。日本“三农”融资担保体系是一个以农业协同组合为核心，即以政府为主导的三层级融资担保模式。政府不仅为农业发展提供优惠政策，还直接向农协注资，携手成立农业信用基金协会和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农业协会在融资担保实践中发挥担保人作用，以自身的信誉替农户提供担保与保证。一是信誉担保。农户凭借会员身份以农协组织的声誉地位和长期与金融部门的信贷合作关系获得信用贷款。二是保证担保。农业信用基金协会向农户收取4%左右的保证费，为农户提供债务保证。三是建立不良信用处罚机制。为降低信誉、保证担保过程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使违约风险最小化，日本农协系统建立了完善的不良信用处罚机制。通过取消贷款资格，解决一次博弈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即通过多次博弈让参与者在争取贷款时考虑到违约成本。

（三）印度的自助小组模式。在印度,大多数农户都会通过自发形式组成“借贷自助小组”。自助小组在整个贷款过程中发挥着担保责任人的作用，以自助小组的名誉与全体成员资产作为担保，并对贷款负有偿还责任。在风险防范方面，自助小组内成员互相监督，并凭借相互的熟悉程度能够有效地降低贷款风险。政府对“三农”融资担保高度重视，通过完善农户贷款配套制度，建立信贷风险的农业保险分担机制。在印度，农业保险实行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形式，农户在申请生产性贷款时需要办理强制性保险，但可自愿选取多种农业保险方案。

（四）孟加拉国的农户联保模式。一是以格莱瑕银行为核心向外扩散，在一定区域内，由5个具有同等经济地位且不存在亲属关系的农户自发组成联保小组，形成利益共同体；只要一个小组成员有贷款需求，其他成员都要为这笔贷款进行担保。二是格莱瑕银行根据联保小组成员的资金需求发放贷款，并实行分期偿还。三是联保小组每周会在乡村中心召开相关会议引导与督促成员诚信贷款，并在日常生产生活进行相互监督，在整个联保模式中构筑内部风险监测网。

（五）政银保联动的“寿光（蔬菜产业）试点”。2013年初，山东省寿光市正式启动涉农及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试点。一是政府出台《涉农及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融资担保参与主体的权责，设计了农户、农企失信惩戒等制度安排；并设立专项贷款保证基金，基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注资及贷款需求方的资金注入（除政府启动金1000万外，对每笔贷款财政另按照1.5%的贷款额度注资，农户/农企照贷款额度的1%注资）。二是建立银保协作机制。共享相关客户信息，在业务受理、风险控制、贷款追回等阶段密切配合；实施“保证基金+保险理赔”原则，在风险出现后，先由贷款保证基金支付，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与银行按照既定比例（9∶1）共担，保险公司当年赔付金额达到年度累计保费4倍时，试点自动停止。三是建立“三农”贷款用途识别机制。对客户群体及贷款额度进行限定，客户只能够凭借真实有效的订单才可获得贷款审批，同时单笔贷款不能超过500万元。

（六）多方合作的“岱山（渔业产业）模式”。岱山田涂作为浙江省舟山渔业的典型代表，其发展壮大，不仅得益于“企业+渔运+渔户”的渔业发展模式，也得益于完善的融资担保机制。一是政银保联手为休闲渔业破解融资难，以岱山休闲渔业融资担保为例，当地财政局、农信联社、人保财险公司联合制定“政银保”合作贷款，其中政府注资成立政府财政担保专项基金，为农企提供担保。二是打破保证、房产、渔船抵押等传统担保模式，探索油品质押、水产品仓储质押等新型担保方式。随着《浙江省海域使用权管理条例》的颁布，及海域海岛使用权储备中心的设立，为海域使用权公开出让、交易提供了规范化的绿色通道。舟山辖内金融机构适时推出海域抵押贷款，把涉海的休闲渔企海域使用权与土地、码头、海岸线、承包权等抵押物混合打包，有效地解决了部分农户、农企房屋等高流动性资产不足的难题。

（七）风险共担的“万宁（种植产业）模式”。海南省万宁槟榔产业之所以保持直线增长态势，离不开融资担保的大力支持。其运行模式即：农户同槟榔产业专业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以此建立起稳定的个人与集体利益共同体关系。在融资担保环节中，农户退居幕后，由合作社代表农户利益，以合作社现有资产及信誉做担保；同时，合作社与下游企业签定长期合作协议，下游企业基于利益合作关系为资质良好的合作社提供保证担保或其他形式担保，由此形成了农户、合作社、下游农企共同承担风险的担保机制。槟榔作为重点扶持产业，万宁市政府通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为全市槟榔产业链上的专业大户、合作社及特定对象提供担保与风险补偿，为槟榔产业增信，并以2000万元风险补偿基金撬动辖内银行贷款资金2亿元。②为进一步发挥风险补偿基金的正效应，还专门出台《扶持槟榔产业综合服务方案》用于规范风险补偿基金的运作管理，并在风险补偿基金担保项下增加多户联保担保方式，规定多户联保的条件限定，强化风控：1.贷款需求方户数必须大于等于3；2.其中100万元以下至少3户，100万～150万元至少4户，150万～200万元至少5户③。

四、完善我国“三农”融资担保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营造良好环境，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实践证明，“三农”融资担保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法律层面上，建议修改《民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中对“三农”融资担保方式的桎梏，如删除《担保法》第37条第二款中对“农村耕地、宅基地不得抵押”的规定，将解放农村“三权”内容写入新《担保法》及相关法律中，将现阶段国家推行农村“三权”改革的政策转化为法律，理顺法理逻辑。对《担保法》第34条中关于可抵押财产的范围加以修改，将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地上附着物等都纳入其中，扩展“三农”融资担保外延，让“三农”融资担保各类创新模式有法可依。在政策层面上，应充分借鉴国外在“三农”融资担保中的政策导向作用，尽快适应“三农”融资担保发展的客观需要，积极践行以下配套政策：一是鼓励发展各类涉农资产专业评估机构，对农户各类财产的客观价值进行评估，确保农户资产能够以合理价位设立抵押，降低融资担保机构代偿风险；二是修订行政法规，完善涉农资产抵押登记平台，规范相关产权取得和流转登记流程；三是建立农村物权交易中心，以便担保资产处置变现，切实提高融资担保机构资产的流动性，实现担保的再循环。

（二）完善两个体系，实现层级担保信用先行。一是建立政策性“三农”融资担保体系。2015年8月31日，《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指出“三农”融资担保在内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并提出三年基本实现省级再担保机构全面覆盖的目标。建议借鉴日本“三农”融资担保经验，对农业信用保证基金资金来源推动多元化配置，让民间资本逐利性与资本运营理念先进性融入其中，破解单纯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官僚机制运作虎头蛇尾、后劲不足等问题。对此，要加快培育一批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实施资本多元化，将利益驱动与政策扶持相结合，建立以政府财政资金为指导和支撑、民间资本参与、分层次的“三农”融资担保体系，实现“三农”融资担保业务的低成本、高效和可持续。二是建立“三农”融资担保信息支持体系。“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借方会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取代守信行为，这是因为存在这样风险溢价因素：借方采取背信行为与守信行为利益比较。”而信息充分性与征信制度完备性则通过设立这样一种制度，将背信行为产生的结果从一次博弈转向重复博弈，从而有利于较低违约率的形成。为此，建议借鉴日本“三农”融资担保经验，一方面，鼓励农业合作社、政府、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携手打造信用联网管理平台，实现与融资担保机构信用平台对接；另一方面，按照“三位一体”思维整合信用资源，加快完善社会信用联合奖惩机制，通过建立信用度积分制，实现对信用行为的量化监测。

（三）创新三个层面，提升融资担保服务效率。“三农”融资担保服务效率的提升直接关系到“三农”融资难的破解大局，需要在融资渠道、运作方式、全程保障方面予以创新。一是孵化涉农资本市场，拓展“三农”融资渠道。通过借鉴美国实施土地证券化经验，积极推动涉农企业进入“新三板”等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为自身增信，其股权更是间接融资最优的抵押物，最为融资担保市场所青睐。二是改进农户联保模式，深化农户融资互联互保。大胆借鉴印度、孟加拉国实践经验，如改良国内农村现行的“五户联保小额信贷”模式，推行联保组团责任人及据综合信用能力授信机制；转变现存的“政府+银行+农业合作社”三线一体运作模式，剔除政府行政干扰因素。三是借力“保险+期货”方式，创新“三农”保险服务。探索运用“保险+期货”方式，鼓励农产交易所与保险机构、农企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农产品期货价格保险产品开发，利用期货市场发现价格与套期保值功能改变原来农产品价格风险转移方式和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方式，实现期货、保险、农业的优势互补与多方共赢，为“三农”融资担保提供双重保障。

（四）推进四项改革，释放“三农”融资担保活力。一是深化“三权”改革试点工作，激活农村“三权”金融属性。借助《指导意见》支持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的契机，在法理上寻求突破，为试点提供支撑,增强各方“三权”改革信心；健全“三权”抵押流转、评估专业服务平台，支持以各种合法方式流转、抵押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建立抵押物品处置机制，农户违约行为发生后，允许金融机构依照相关法律对农户抵押物进行处置。二是加快农业保险体系改革进程，建立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共同支撑的现代农业保险体系。通过借鉴印度建立国家性农业保险体系经验，推行政府贴补普及农业强制保险，鼓励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突出商业保险高代偿率与政策性保险的补贴优势。三是深化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转移机制改革。借鉴“寿光试点”成功经验，通过建立一个积极稳健的损失补偿制度对“三农”融资担保给予正回馈，合理设定风险损失补偿上限与停止机制，实现该机制的有效甄别和可持续性，解决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发生经济损失沉没成本意愿降低”恶性循环。四是加快银担合作机制改革。一方面，以明确合理的担保放大倍数为突破口，重点加强担保机构风险状况管理，实现担保放大倍数的动态管理，扭转现存合作机制中二者地位不等、利益不均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鼓励资金来源多元化与担保资源整合，提升融资担保机构实力，解决银行门槛高，不愿开展合作等难题。

参考文献：

[1]赵爱玲.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2]白钦先，曲绍光.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3]Wright.Ivan:Farmmortgagefinancing[M].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Inc,1924.

[4]武翔宇等.印度的小额信贷:自助小组一银行联结[J].农业经济问题,2009，(1).

第4篇：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合作协议范文

临沂：精准滴灌 金融产品不断创新

在沂南县岸堤镇合兴村，有一位人人称道的孝子――牛俊祥，他的老母亲于2012年查出结肠癌晚期，牛俊祥为母亲手术加上后期化疗支出了5万余元，直到现在，孝顺的牛俊祥每月仍要拿出近千元为母亲进行术后维持，这使他的日子十分艰难。2016年，他的生活迎来了阳光，经过评级授信，他无抵押无担保就获得了扶贫信贷资金4万元，发展养猪50头，年收益2万元，一举改变了困境。

蒙阴县垛庄镇椿树沟村位于蒙山深处，全村13户人家，贫困户占一半。2013年，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栏目在该村拍摄《蒙阴煎饼》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该村贫困户刘宗安申请贷款5万元办起了农家乐，节假日游客天天爆满，年收入几万元，一举摘掉了“穷帽子”。他说，“过去也想搞，但手里没有钱，现在政府给贷款，不用担保还贴息，这点账一年就能还上，过去他们喊俺刘老穷，现在都叫俺刘老板。”

金融扶贫改变了牛俊祥、刘宗安等贫困户的人生，这些案例，只是临沂市开展金融扶贫的缩影。

作为革命老区，临沂市贫困人口数量为44.2万人，任务非常繁重。2016年，临沂市在全省率先开展金融扶贫试点，本着“政府作为、责任共担、风险可控”的原则，引进政策性担保，一方面政府的风险可控，另一方面金融部门的风险可控，以少量的财政资金撬动金融投入，推动产业脱贫。

金融扶贫要开展，搞好评级授信是前提。临沂市设立了“721”信用评级指标，以诚信情况确定贫困户的信用等级，诚信情况占70%，家庭收入占20%，其它情况占10%，发给《贷款证》，贫困户凭证和村、镇的证明，就可以到信用社贷到允许额度的资金。及时还款的，还可申请增信。

与此同时，临沂市实行风险共担，着力打破风险困局。去年，临沂市引入省农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实行担保公司、政府和承贷金融机构风险共担的模式。县两级风险补偿金达到了1.31亿元，两级贴息资金达到0.57亿元，按照贷款放大10-15倍的标准，发放贷款至少15亿元。主要推出了两种信贷方式：一种是“富民农户贷”，直接针对有劳动能力、有产业发展愿望的贫困户，额度一般在5万元以下；另一种是“富民生产贷”，针对有意愿带动贫困户增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各类经营主体，额度一般在300-500万元。对富民生产贷执行2%的担保费率，省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其他担保公司）、财政和承贷金融机构按5：4：1（6：3：1）的比例支付代偿；对富民农户贷按照担保、政府和金融机构6：3：1比例或政府与金融机构9：1比例支付代偿，把银行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不仅如此，临沂市还实行财政贴息。对“富民农户贷”到期还本还息的，财政全额贴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各类经营主体给予3%的年贴息。这种以“免抵押、免担保、基准利率、J款贴息、风险补偿、评级授信”为主要特点的扶贫信贷，解决了农户困难，也解决了银行之忧，具有很强的适用性。截至2016年底，全市各类金融机构共发放贷款20.19亿元，已有4.74万名贫困群众受益，占全省的52%；“富民农户贷”7267人贷款2.66亿元；“富民生产贷”涉及经营主体485个贷款17.54亿元，按照每承贷5万元带动一人脱贫的要求，直接带动40167人脱贫增收。

金融扶贫信贷资金的精准投放，有力支持了产业发展，同时取得了带动脱贫的明显成效。山东欢乐家食品有限公司是蒙阴县一家从事果品深加工的龙头企业，该公司向县农商行申请发放富民生产贷300万元，并积极履行扶贫责任，采取多种方式吸纳带动当地贫困群众增收。一是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20多人到厂务工就业；二是扶持贫困户发展黄桃产业，为63户贫困户免费发放桃苗15000株，价值6万多元；三是通过“公司+基地+贫困户”模式与贫困户签订“订单协议”，纳入公司生产基地，提供生产技术指导和服务，全部兜底收购。富民生产贷，成为蒙阴县多项产业的源源活水。

蒙阴县在富民农户贷、富民生产贷的基础上，还开发了富民集体贷和分布式光伏发电贷、小额创业担保贷、小微企业扶贫贴息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融资增信”贷、富民发展贷、扶贫互助资金等多款差异化信贷产品以及种养植保险、健康类保险两类保险产品。针对农户种养殖风险高、抗风险能力弱特点，蒙阴县还为贫困户贷款人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种养殖保险等商业保险，目前已为325户贫困户借款人统一购置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金额1625万元，有效防范和降低了贫困农户借款人还贷的风险，提高了承贷银行对贫困农户放款的积极性。

被誉为“中国长毛兔之乡”的蒙阴县，长毛兔、肉兔存栏量700万只，是中国第一养兔大县。本刊记者在蒙阴县采访期间，一位养长毛兔五六年的合作社负责人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听说县农商行正在为全县的养兔户开发一种新产品，兔子在养殖过程中发生死亡可获理赔。当然，县农业部门也会加强养殖技术培训。他对这个新产品很是期待，因为这将促进全县长毛兔养殖的大发展。他养兔几年来，养殖中的死亡率控制和规模扩大这两个让他最烦恼的问题，将很快得到改善。

记者随即向县农商行了解得知，目前他们正准备实行保险抵押融资，即由养殖企业或农户购买兔养殖保险，然后以保单为抵押向银行融资。目前，县扶贫办、县农商行、保险公司与益达兔业和金麦尔兔业等龙头企业之间已经形成初步合作协议。

金融扶贫的不断创新，政府、保险业、担保业的共同发力，改变了金融机构以往“嫌贫爱富”的运作模式，把金融的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到急需金融支持的农村。在帮助农村地肥水美、农民富裕、企业兴旺中，金融机构也将在共生模式下获得更大成长空间。

菏泽：分类扶持 农户企业各如其愿

牡丹素来寓意高贵富裕，而牡丹之乡――山东省菏泽市却因地处偏僻，资源匮乏，经济水平一直位于全省倒数。作为山东省脱贫攻坚主战场，菏泽多项金融扶贫举措成绩斐然，形成了“脱贫攻坚，金融先行”的良好格局。

为解决精准识别贫困对象的资金需求，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支行在全省人民银行系统率先设立金融扶贫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金协办），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扶贫精准识别对接机制，构建“乡镇初选、联合甄别、统计推介、分类扶持”的金融精准识别对接程序，及“由易到难、逐步推进、动态调整、全面覆盖”的金融对接原则，并在全省深入开展金融精准扶贫融资需求对接百日攻坚活动，为不同县区量身打造金融扶贫方案。

经由菏泽市金协办的指导促成，成武县支行与县扶贫办联合举办了“成武县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对接会”，与30个经营主体达成合作协议，协议金额4100万元，与260户贫困户达成了合作协议，协议金额1300万。鄄城县组织举办了“示范镇精准扶贫银企对接会”，相关银行则与支持意向企I分头签订了资金对接协议书，达成了近7000万元的资金支持框架，直接带动219户贫困户就业。

有了强有力的制度和“大后方”作支撑，菏泽市扶贫办组织全市银行紧密结合当地实际，精心打造了一批以“1+N+M”“银行+电商+贫困户”等为代表的金融扶贫模式，设计了“富民生产贷”“富民农户贷”等实用性强、办理门槛低、项目收益期短的金融产品，为贫困户脱贫提供融资服务。

“1+N+M”模式是指通过“1”家银行为“N”个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和综合服务，鼓励引导“N”个企业吸纳“M”个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2016年以来，菏泽郓城县政府通过出台鼓励扶持政策，支持返乡农民工、大学生投身扶贫事业，鼓励引导创业企业向贫困村布局，吸纳部分年龄偏大、有一定劳动能力、无一技之长的贫困群众就近就业脱贫。

2014年，在外打拼多年的碱店村民谭江卫，多方筹措14万元，回乡开办了蓝雨汽车座垫加工厂，凭着过硬质量和良好口碑，生意日渐红火，却苦于资金有限，不能扩大生产。县领导了解后，安排县扶贫办、镇政府和县农商行找到谭江卫，宣传国家扶持政策，鼓励他在座垫厂设立“扶贫就业岗”，通过吸纳贫困户就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并帮助他申请到了50万元优惠利率贷款，解决了资金难题。

目前，通过集中生产和分散加工相结合，谭江卫不仅实现了企业扩大生产，而且还吸纳了碱店村及周边10余个村60多名贫困群众在厂或在家务工，短短几个月就带动了20多户贫困户脱贫。

碱店村77岁高龄的贫困户郭玉莲和老伴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如今她借助“1+N+M”模式的政策，就近在村里的蓝雨汽车座垫加工厂手工编织汽车座垫，不仅能照料老伴、料理家事，一个月下来还有1200多元的收入。如今座垫厂像郭大妈这样65岁以上的贫困户就有七八个，每人每天编织座垫的加工费能拿到40多元，年轻、体力好的贫困户最高能挣到110多元。

一家银行的贷款帮助了以谭江卫座垫厂为代表的“N”个小企业，继而带动“M”个以郭玉莲为代表的贫困户，“1+N+M”模式的“杠杆作用”应用于脱贫攻坚，以最小的人力资源撬动了更多贫困户的脱贫内生动力，真正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无缝衔接。

另一方面，针对有发展产业愿望和能力，但苦于缺乏资金的贫困户，菏泽市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富民生产贷”和“富民农户贷”两款金融扶贫精品，想贫困户之所想，尽力为贫困户脱贫保驾护航，并能够有效激发贫困户自主脱贫的意识。

互利共赢是当初设计、实行“富民生产贷”、“富民农户贷”的出发点和宗旨。一方面，当下企业申请商业贷款存在贷款难、贷款贵等问题；另一方面，部分贫困户由于受到年龄或身体状况、家有病人或孩子等限制，无法外出务工，“富民生产贷”的适时出现，既缓解了企业的资金需求，节省了部分利息支出，促进了企业发展；又能吸收周边贫困户就业打工，有效促进贫困户脱贫致富。截至目前，全市已对定陶区中远蔬菜专业合作社、金硕农业合作、 巨野县恒丰果蔬、单县盛源香业等600多家各类经营主体发放了“富民生产贷”。

菏泽市单县郭村镇吴三庙村素有手工做香的传统。吴三庙村委会与盛源香厂合作，发挥香厂自身优势，建设盛源香业扶贫就业点，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从事制香，每天工资在70元以上；劳动能力弱的贫困户则被安排包装卫生香，每天也能挣到30-50元，熟练工每天可收入60-70元。卫生香包装用工量大，且简单易学，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在家也能做，非常适合贫困人员就业。2016年6月，村支书吴玉东想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贫困走上致富脱贫之路，但因资金周转紧张，迟迟未能实现。他想到了“富民生产贷”，通过乡镇递交了“富民生产贷”申请审批表。对于能带动贫困户脱贫的盛源香业，县扶贫办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积极协调银行为其发放了40万元优惠利率贷款用于扩大规模。目前，盛源香业已吸纳21名贫困人员到扶贫就业点包装卫生香，年收入可达8000-20000元，实现了贫困人员就业增收。不仅如此，该项扶贫产业还能辐射周边十几个村庄，带动周边380余名贫困人口就业，惠及贫困户100多户，为该镇贫困户脱贫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更能惠泽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当属“富民农户贷”。凡是有劳动能力、有致富愿望、有生产经营项目、有信贷需求的贫困户，都有资格申请5万元以下、3年以内、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全额贴息的“富民农户贷”。为了进一步鼓励贫困户积极参与，菏泽市出台一系列便民（贫困户）政策，将申请手续简化成五步，即贫困户完成申请――所在村初审――所在乡审核――所在县复查――银行审定后，即可放贷。2016年以来，菏泽市组织辖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扶贫贷款59.24亿元，其中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累计发放17.21亿元，直接支持贫困户13083人；针对扶贫生产经营主体累计发放42.03亿元，帮扶贫困人口6154户、17315人。

第5篇：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合作协议范文

关键词：农产品加工；经济结构；调整

襄阳市市委市政府针对襄阳市襄城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总体思路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主要发展旅游业、商贸物流业，尤其强调襄城区要把旅游业作为本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以旅游促进襄城区经济和社会各行各业发展。这一发展战略对于发展绿色GDP，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襄城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深远影响。

但是若过度依赖旅游经济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会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也存在着一定的市场风险和不可预见性。加上襄城区地处汉江以南，是襄阳市政治教育行政中心。既有襄阳古城老城区、又有正在开发建设的城市新区，如檀溪新区、庞公新区，以及规划建设的襄南新区，还有卧龙、欧庙、尹集三个乡镇，属典型的城市二元结构，因此，我认为应该在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情况下，结合襄城区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重点在食品加工业上下大功夫，尤其要大力扶持特色农产品（林果业深加工如：猕猴桃、蓝莓、核桃、葛粉）加工业的发展壮大以及畜产品（牛肉、猪肉（野猪肉）、奶制品）加工业的发展，经过5到10年的发展，将特色食品加工业和畜产品加工业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来发展，尽快形成另外一个龙头产业来带动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形成农产品加工产业产业链，与本区的旅游业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壮大襄城区的经济实力，提升襄城区综合实力。最终形成两个龙头，多业支撑的襄城区经济发展架构。

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在5到10年内培育在本市有突出地位、在周边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产业集团，产值过100亿元的企业两家，过50亿的4家，10亿以上的企业10家。提升我区在全市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和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力、辐射力和有效带动力、影响力，为我市打造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农产品加工中心，构建全省农业强市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襄城区民营经济已经在襄城区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比重，但总体规模偏小，单个企业规模更小，也比较分散，缺乏大企业支撑，不利于形成产业集群，没有规模，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民营经济难以进一步做大做强。关于如何推动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委市政府已经先后出台了若干政策性措施，从行政和法律层面针对襄阳市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和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优化行政领域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就我区民营经济发展问题，应结合我区经济结构中优势和劣势，以及自身的实际，走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将农副产品加工业尤其是特色农产品加工作为未来5到10年我区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来重点谋划，重点加以推进。具体如下：

一、为顺应市委市政府关于《襄南宜一体化发展规划》的要求，我区应该尽早在产业方面与邻近的九集镇对接，争取在我区尹集与九集之间建立特色农产品加工园区，形成加工产业带，以促进双方民营经济的发展要求，实现双方产业一体化发展。可以重点选择我区新207国道、305省道以及襄荆高速围合区域重点加以推进，争取纳入十三五襄阳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力争进入湖北十三五规划的笼子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二、在新建园区重点建设和发展特色农产品（林果业深加工如：猕猴桃、蓝莓、核桃、葛粉）加工园和畜产品（牛肉、猪肉（野猪肉）、奶制品）加工园。

1.就林果业发展方面，我建议深加工园区生产基地建在我区，猕猴桃、蓝莓、核桃、葛粉等原料生产可以南漳、保康为种植基地，采用绿色有机肥种植，采用公司加农业合作社再加农户的模式，实行种植订单生产销售一体化经营模式，可以密切上下游产业链合作和多方稳固的战略利益的共享。关于加工原料来源数量和质量方面，我认为是有一定把握的，主要依据是南漳保康已经是中国有机谷的核心区和拓展区，《中国有机谷发展规划》已经获得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湖北省发改委正式批复，并正式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需进一步上升到国家层面加以重点推进。猕猴桃、蓝莓、核桃、葛粉等特色林果类产品适合有机谷种植，我建议尽快启动我区与中国有机谷（湖北文东集团--建设经营单位）战略合作协议，将我区定位为中国有机谷总部研发中心，依托该集团在中国有机谷南漳保康种植基地，在园区开展加工、研发、物流、仓储、配送业务，以实现产业集群和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的发展和壮大。积极引进加多宝集团发展猕猴桃、草莓、茶叶、杜仲养生、蓝莓饮料，引进智强集团合作开发智强核桃粉、葛粉等。

2.就畜产品（牛肉、猪肉（野猪肉）、奶制品）加工园建设方面，在奶制品生产上，我认为应该大力引进蒙牛、伊利乳业集团。依托我区比较丰富的草场资源，并根据这两大集团对养牛场建设的面积、种牛的选育、人工草场的种植技术、卫生标准、工人操作规范、运输条件等等要求，在邻近南漳的丘陵山地选择一定区域规划建设优质奶牛培育繁育中心和检验检疫中心，建设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奶牛原料奶源基地，在尹集农产品特色加工园区积极筹划蒙牛、伊利工业园区，大力发展优质袋装奶、奶粉等牛奶制成品，并配套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建设用地，在十三五规划中应该预留其发展用地，为以后招商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充分利用南漳有机谷，大力发展有机肉用牛、野猪生产，在尹集和卧龙规划建设肉牛工业园区、野猪肉深加工中心，并依托襄荆高速、麻竹高速、外环高速、焦柳铁路和蒙西华中重载铁路（在建）在尹集建设物流配送中心。

以上思考建议，符合襄阳市经济发展战略，符合我市关于襄宜南一w化发展总体规划，也符合襄阳市对我区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总体定位。同时，也有利于改变我区城乡二元结构，解决我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推动我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刘春月.淮安培育食品千亿元产业的产业集群发展研究[J].经济师，2015，01：196-197.

[2]韩东鹤.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学，2013.

[3]宋国宇.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评价与结构调整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学，2011.

第6篇：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合作协议范文

保险具有扶危济困的天然属性，直接面向的是最广大的贫困人群和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保险参与精准扶贫可谓顺理成章

银行因具有直接信贷投放和风险管控等功能优势，可引导资金实现精准投放，保障实现“造血式”长效脱贫致富机制。典型代表如建设银行，不断推动金融扶贫模式创新，运用专业化手段实现“精准滴灌”

与贫困县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专门的扶贫部门或小组，是多数券商结对帮扶通常的打开方式。不少券商高管都是亲自挂帅出征，纷纷派遣阵容豪华的领导班子，奔赴扶贫前线

达则兼济天下。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想要获得更长远的发展，应该勇于担负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环境的优化、努力促进社会福利增长，不断反哺社会。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精准扶贫”，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实现社会帮扶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作为国内经济重要支柱的金融机构自然要成为“最大力担当”。

《投资者报》记者注意到，现行模式下，仅仅依靠救济式扶贫并不能彻底改变贫困人口的处境。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扶贫方式需要创新，变“输血”为“造血”。

精准扶贫是一项长期工作，其能够持续发展，重点在于事前宣传以及事后推广。寻找金融机构行业扶贫成功的案例，并且将经验推广出去，这对于持续关注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报》来说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为此《投资者报》本期推出的封面专题，就准备来挖掘各类金融机构的精准扶贫故事。

保险：扶危济困本质与扶贫天然契合

保险具有扶危济困的天然属性，直接面向的是最广大的贫困人群和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保险参与精准扶贫可谓顺理成章。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曾多次强调，保险助推脱贫攻坚大有可为。具体而言，一是具有放大效应，通过保险市场化机制，放大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具有普惠功能，通过大数法则覆盖所有贫困人口；三是具有精准特点，对因灾因病等不同原因致贫返贫的贫困人群开发有针对性的扶贫保险产品。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但是，单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脱贫致富还是存在诸多现实障碍和困难。

比如，贫困农民开展生产普遍存在贷款难的问题，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产品，和银行共同承担信贷违约风险，实现银保互贷，达到农民想贷就能贷款的效果。

在这方面，太平财险鼓励通过农业保险保单质押、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保证保险、农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保证保险等方式，拓宽保险增信路径，低成本盘活农户资产。

比如，通过全新农业保险的顶层设计，实现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2017年，阳光产险在集团公司统一部署下，将重点推进产品扶贫，以产品创新为抓手，精准对接广大贫困地区群众的保险需求。坚持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双线并行，在传统财产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的基础上，大力开发价格保险、指数保险、保证保险等创新型产品，努力覆盖贫困地区群众全方位的L险保障需求。同时加大产品整合力度，结合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开发保障面广、费率灵活的套餐产品，通过提高运营效率、扩大保险责任、加大费率优惠，进一步降低贫困群众保费负担。

此前太平财险与中农金保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合推出了优质农产品“双保险”计划，计划推广至全国1000个优质农产品原产地的1000个农产品品种。“千县千品”计划中，由太平财险承包的每件农产品都可以通过记录的二维码追溯到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质量指标以及保单信息，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这样对于农产品销售也是一个重大的促进作用。

扶贫先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则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方面，保险业将大显身手。

中国平安除了援建学校、志愿支教、教师培训等传统的方式外，还在今年成立了教育公益理事会，由马明哲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平安希望通过规范化、系统化的管理体系，全力提升农村的教育发展水平，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平安还搭建了公益平台。

2016年，平安人寿联合幕天公益成功为1000个乡村课堂图书角募集建设资金，并通过“捐书助教”活动筹集到10万余本书籍，超出预期目标171%。拥有过亿客户的平安金管家APP支撑起“最大书籍捐赠公益平台”的目标，而百万名平安寿险业务员和上千家门店为好书从城市流向乡村提供了一个巨大而畅通的网络。同年，在平安支教行动中，中国平安积极利用互联网创新公益形式，通过梦想置换、知识众筹以及网络支教，将互联网与公益深度结合，突破了以往支教参与方式单一的瓶颈，打造了“超越时空”的爱心支教。

银行：多项举措创新 筹集扶贫资金

在众多的金融机构中，银行因具有直接信贷投放和风险管控等功能优势，可以引导资金实现精准投放，保障实现“造血式”长效脱贫致富机制。因此，商业银行需要积极担负这样的社会责任。

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任务要求金融服务重心下沉。为此，银行业积极推进乡村营业网点布设，不断加大县域的信贷投放力度。

政策性银行方面，2016年5月份，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部正式挂牌。农业发展银行在总行成立扶贫金融事业部，省市县分别成立扶贫机构，实现了对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金融服务全覆盖。

商业银行也在贡献自己的力量。本身根植于县域经济的农业银行，2016年持续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突出“三农”特色考核，将三农金融分部考核结果纳入分行综合绩效考核。充分保障县域业务发展需求，倾斜配置信贷资源、费用和固定资产。

《投资者报》记者注意到，银行在精准扶贫上也是力争多样性，不断推动金融扶贫模式创新，运用专业化手段实现“精准滴灌”。

譬如，去年年末，建设银行用于精准扶贫的贷款余额高达948亿元，比年初增长173亿元，增速22%。据介绍，建行通过信贷支持贫困地区企业及个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就业和增收超过8.63万人次；通过信贷支持农田水利、生态环境改造、交通基础设施、学校建设等项目，惠及众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效地激发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此外，建行通过创新电商扶贫模式，助力贫困地区产品走出去，善融商务企业商城贫困地区入驻商户累计交易金额超过11亿元，有效激发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已经在扶贫路上走了21年的工行，截至去年年末，各项扶贫贷款余额合计930亿元，同比增加273.5亿元。

工行的做法是紧密围绕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地区脱贫需求以及政府发展规划，制定扶贫政策，确定扶贫项目，因地制宜，精准扶贫，相继开展了金融扶贫、绿色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救灾扶贫等一系列方法。

譬如金融扶贫方面，工行总行优化“创业担保贷款”，将最高贷款额度由8万元调增至10万元，支持贫困户创业。在吉林，推出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质押方式的“惠农贷款”，帮助农业合作社，农业大户购买农机具；在贵州、，推出旅游贷、藏宿贷融资方案，支持当地农民经营家庭旅馆脱贫致富。此外，运用“电商+企业+贫困户”的互联网精准扶贫新模式，继续推动贫困地区的农业企业、小微企业在融e购平台上线，扩大销售渠道，通过企业的发展实现下游农户的脱贫和电商人才的培养。

在将金融精准扶贫引向深入的过程中，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完善财政资金和金融资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同扶贫的良好机制，加强政银之间、金融同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推进资源共享，提升扶贫效能。

例如，农行充分发挥“政府+金融”的协同作用，逐步探索出以“政府增信、产业带动、银政联动、便利惠农”为特点的精准扶贫有效模式。据介绍，“政府增信”，即积极引入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政策性担保公司、保险公司、财政直补等政府增信机制，发挥政府代偿作用，解决贫困户抵押担保难题。“产业带动”，即将信贷支持重点与地方优势产业相结合，主动对接政府主导的产业带动项目，形成“输血+造血”的长效扶贫机制。“银政联动”，即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驻村工作队等在客户推荐、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辅助贷前调查、贷后管理和逾期催收，提升贷款保障程度。“便利惠农”，即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贷款贴息政策，并通过合理设计结息周期和还款方式，为贫困户享受扶贫政策提供各种便利。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投资者报》记者也注意到，商业银行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自身逐利本性与精准扶贫政策性、公益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即如何才能同时兼顾好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的责任。

除了政府对于扶贫机构有奖惩激励，还需要探讨经济化的手段方式。譬如通过市场手段发行票据、专项柜台债券等方式。

比如农行在4月12日到4月18日间，通过全国各网点、个人网上银行分销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首期30亿元的易地搬迁扶贫专项柜台债券。该债券品种采用3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利率预计在3.87%到3.95%。国开行按照微利或保本的原则发放长期贷款，中央财政将给予90%的贷款贴息。农行这次创新将拓展扶贫资金来源，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脱贫攻坚重点领域。

兴业银行承销的“贵州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扶贫中期票据”，是全国首单扶贫中期票据，也是同时发行的首批两单扶贫票据之一，这标志着银行间债券市场在推进金融精准扶贫上的创新突破。本笔扶贫中期票据注册金额10亿元，首期发行5|元，期限5+N年，债项评级为AA+级，发行利率为5.39%，低于同类非扶贫债券。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长顺县和威宁县，支持两地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市场普遍认为，精准扶贫和市场化的信用增进是本期债券的最大亮点。

在筹集扶贫资金方面，比如民生银行，早在2008年就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第一家公益捐赠基金，5年内每年拿出税前利润的0.8%～1.2%用于公益捐赠，这在中国银行业乃至中国企业界均是一大创举。2008年以来，民生银行累计公益捐赠金额已接近20亿元。

券商：34家公司与贫困县结对帮扶

相比其他金融机构，券商的扶贫任务更有压力，因为未来证监会还可能将扶贫成果纳入券商分类评价标准。

去年，证券业协会公布了三批“一司一县”结对帮扶倡议行动名单，其中有34家券商与41个贫困县结对。

证券公司怎么扶贫？《投资者报》记者从券商公布的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看到，不少券商高管都是亲自挂帅出征，纷纷派遣阵容豪华的领导班子奔赴扶贫前线。

与贫困县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专门的扶贫部门或小组，是多数券商结对帮扶通常的打开方式。

在2015年券商公益支出排行榜上，排名第二的国信证券，在2010年就启动了“金色人生”人才培养计划，截至2015年年底，共资助学生1027人次，覆盖全国20多个地区，总资助金额为287.45万元；2016年，公司启动对广东河源龙川县岩镇山池村三年共计1034万元资金投入的对口帮扶计划，目前已完成781万元扶贫款项拨付，村道硬底化、垃圾池建设、自来水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均已陆续开工建设；2016年8月，公司积极响应中国证券业协会开展“一司一县”结对帮扶行动的倡议，结对新疆麦盖提县，从发展特色农业、支持企业生产、企业融资等方面开展帮扶工作。

此外，公司还捐资100万元支持中国证券业协会在山西省临汾市隰县、汾西县开展的定点帮扶；出资80.17万元捐建贵州省三都打鱼民族学校学生食堂；捐资南方科技大学科研建设到捐资心理健康基金会开展抑郁帮扶计划；捐建赣州敬老院、捐资抚恤环卫工人；捐款170余万元助力广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国信证券一直不遗余力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活动，获得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