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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结构重组和空间扩大。城市规模扩张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制度在城市经济规模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对于城市制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和熊彼特所代表的演化经济学派、凡伯伦所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康芒斯所代表的社会法律学派以及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他们认为制度可以对经济体扩张起着良好的规范性作用,可以指引宏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诺斯将制度分为两种:非正式的制度指的是由于风俗、传统、地域理念而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约束,比如宗教;而正式的制度,则是政府部门为了约束经济行为而制定的一系列的,要求经济参与主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条款。制度是为利己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存在的,在形成城市规模之后的城市扩张中,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引导合理的经济秩序,避免柠檬市场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制度的存在有助于避免混乱的经济秩序,使得城市的规模的扩大趋于理性——结构上的不断更新,而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在本文中主要介绍的是城市规模扩张中正式制度所起的作用。
二、城市规模扩张的含义
城市规模扩张的概念最早是在1867年有A.Serda《城市化基本原理》中提出的概念。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对有关城市规模扩张原理有着不同的解释,形成以人口扩张、空间扩张、文化扩张、生态扩张等等。
1.人口扩张。人口扩张观点认为,将非城市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个简单的过程就完成了城市规模扩大。H.Eldridge认为人口的集中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而他的支持者提出了“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人口规模不断转移”的观点。这种理论在现在虽然不能全面成立因其忽视了众多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等现实问题。但是从目前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人口扩张成为已经成为了城市经济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
2.空间扩张 。空间扩张指的是在城市规模扩张中,一定地域的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但是这种片面的强调,忽视了精神、思维、教育等人文素养的变迁。
3.文化扩张。文化扩张指的是将城市发展理念、教育理念带入到乡村,通过人文影响逐渐实现扩张。这种规模扩张忽略了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片面强调人文影响。
三、制度在城市规模扩张中的作用
当初期的城市经由一定的路径依赖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再进行更深层次的发展、壮大时,自发的城市规模扩张已经不能满足快速膨胀的城市形势,而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弥补这种不足,避免“公地悲剧”。制度具有权威性、强制性的特征。有效的制度可以协调各方面因素,实现城市经济规模有序扩张。已初具产业规模的城市,若要实现城市的合理化发展,则必须要对城市作出长远性、整体性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要基于整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征、经济要素、人口规模等作出合理判断。尤其重要的是,城市自身所处的经济位置、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作出合理判断。
1.避免公地悲剧 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公地悲剧”。所谓的“公地悲剧”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经济人利益最大化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造成的公共物品的大量灭失。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自组织性扩张中,由于每个经济经济个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很多公共利益,比如环境、交通等等,从而对经济发展形成阻碍。在这种依靠城市原始本能进行扩张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政府可以通过指定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制度,实行强制性措施,来实现城市经济的快速、稳定、持续发展。
2.先行导向型作用 制度引导具有先行导向性。城市政府作为城市制度的制定者,在即将开发城市某个地区、某项产业时,必然会出台一些列的相关政策。政府在制定制度时会结合城市的产业布局、竞争力发展而做出的决议。这时,作为经济个体,企业若选择政府要投资开发的土地进行商业活动,政府则会有大量的优惠政策;若无优惠政策,政府也会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吸引资金,形成良好的商业、生活环境,这样给企业发展带来长远契机。在我国改革开放城市经济的发展探索中不难发现,滞后型的制度总会带来一些列的问题。以山东省会济南为例。在发展初期,政府采取了放任自流的发展态度,当再次采取措施时,原有的经济格局已不易再被打破,整个城市呈现出轴对称的发展趋势,只能在周线的基础上,很小范围内的向周围发展。因为“伦敦车辙”效应,整个城市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已经形成规模,只能在既定基础上发展。基于很多早期城市存在的明显问题,现在我国城市扩展规划具有明显的先行导向型作用。以上海的浦东新区为例,强有力政策的前期引导已经为入驻浦东新区的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润,浦东新区的发展也有效带动了整个上海的经济发展。
3.实现城市有效率扩张 制度引导可以实现城市的有效率扩张。有效率的扩张指的是,城市产业结构的改进、提升带来的城市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原有的地域不能承受这种扩张带来的人口、土地的增长,进而寻求更多发展空间的扩展行为。作为整体经济的总揽全局者,政府出台每项经济政策时都会考虑经济的长远发展,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为了扩大规模而城市外延。对于城市需要郊区化的产业,政府就会相应的提供一系列的基础设施作为辅助,通常这些辅助设施会由于原先厂商原先所处地域,因而会吸引大量的厂商形成集聚,将外部化优势内部化,逐渐具有规模优势。对于整个城市发展而言,将相似性产业集中到一起,有利于节约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若所有不同的产业全部分散到一个城市的不同外部,带动所处新区域的发展,形成新的商业中心,最终会形成多个市中心的格局。有利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有效利用,进而加快城镇化进程。
4.肃清市场 制度可以肃清市场,提高产业竞争力。存在城市扩张需求的产业,基本都是厂商数目较多、现行的城市规模中限制了行业发展,因此需要更大的空间来满足行业需求。而厂商数目较多的产业,极易形成“柠檬市场”——即具有价格优势的劣质产品占据优势地位,而价格较高的质量较优的产品则占据了劣势地位,使得这个城市的产业相对于其他城市,不具有竞争优势。城市扩张中,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些列的相关制度限制劣质产品生产者的外向扩展,提高劣质厂商的机会成本;对符合条件的优质厂商提供优惠政策从而降低其生产成本。通过市场作用,淘汰劣质厂商,肃清市场,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
[关键词] 城市体系 规模结构 分形 河北省
一、引言
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系统,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换,这种空间相互作用使一定区域内不同规模等级、不同职能性质、联系密切、相互依存的城市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即城市体系。城市体系是区域经济的骨架,它不仅造就了一国或一个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格局,也形成了这种格局的空间特征。研究城市体系结构特征,设置合理的城市体系,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市体系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一般包括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和城市空间结构。其中,等级结构是城市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所谓城市规模等级结构指一定区域内城市规模的层次分布,揭示一个区域内城市规模的分布规律(集中或分散) ,反映城市体系从大到小的序列与规模的关系。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城市体系规模分布具有分形特征,即城市的规模等级分布具有自相似性,即分布序列中局部与整体间的自相似性。许多学者利用分形理论对东北地区、河南省北部地区及山东、四川、江苏省等地的城镇体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作为京津的重要经济腹地的河北,目前尚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河北省地处华北京、津周围,黄河以北,渤海之滨。长期以来,河北省城市化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入上世纪90年代,全国特别是一些发达省份城市化加速之时,河北省城市化水平才刚刚进入快速发展期的初始阶段。到2005年,全省共有城市33个,其中地级市11个(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22个县级市,115个县,35个市辖区,910个建制镇,它们共同构建了河北省的城市体系。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当前城市体系研究中较为成熟的分形理论,对河北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的特征进行定量研究,明确城市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优化河北省城市体系结构和功能的发展对策。
二、分形理论及分维数的测算模型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是由美国科学家B.B.Mandelbrot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与混沌、耗散结构、元胞自动学等理论都是进三十年发展起来的,主要用于解决和解释非线性世界里一些具有随机性和复杂性特征的现象和问题。分形理论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或称无标度)和分形维数(fractal dimension,简称“分维”)。分形理论认为那些外在极不规则和支离破碎的几何体(或现象)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自相似性,即每一个局部放大后与整体一样,整体缩小又与各个局部相同,但不是完全数学意义上的自相似性,而是统计上的自相似性或是近似的自相似性。分维是分形特征的定量描述,是表示自相似性的随机形状和现象的主要特征参数。
确定分维的方法有多种,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是豪斯道夫(Hausdorff)维数,其定义为:对于一个区域(或客体),设定一人口尺度r度量其容积大小,测度结果是与r有关的区域城市数目N(r),当r值改变时,N(r)也相应发生变化,r由小到大时,N(r)不断减小。若N(r)与r成幂函数关系:
(1)
则表明城市规模分布为分形,其中r为人口尺度,N(r)为区域内城市数目;D为豪斯道夫维数,C为常数。
1949年G.K.Zipf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城市规模分布法则:
(2)
式中:r为城市位序;P(r)为第r位城市的人口数量;P1为首位城市规模;q为Zipf维数。将上式变换得到
(3)
令,则
(4)
显然Zipf公式具有分形意义。对于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而言,分维(D,q)的含义如下:
式中P1为最大城市人口数,容易看出:
当q=1即D=l时,P1/Pn=n,首位城市与最小城市的人口数之比恰为区域内的城市总数,G.R.Carroll称此种形态为约束型位序-规模分布;
当q>l即Dn,此时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
当ql时,Pl/Pn
当q0即D∞时,所有的城市一样大,系统要素规模无差别;当q∞即D0时,区域内只有一个城市。这两种极端情况在现实中一般不会出现。
三、河北城市规模分布及其分形特征
1.首位分布不明显,城市规模分布较均衡
在河北省现有的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有石家庄、唐山、邯郸3个,50~100万人的大城市有保定、秦皇岛、张家口、邢台4个,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有沧州、廊坊、承德、衡水4个。2005年河北省市区(地级市)非农业人口规模排序见表1:
表1 河北省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排序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河北经济年鉴2006
根据M.Jefferson的城市首位律,由表1可计算出河北省城市首位指数,一般认为城市首位指数应该包括2城市指数2、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
式中:Pn表示按人口规模排在第n位的城市非农业人口数,n=1,2,3…11。按照奥尔巴赫(F.Auerbach)位序―规模原理,正常的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都应该为1,而2城市指数应该为2,但河北省城市规模指数远小于这个标准,这说明河北省城市人口分布在各等级城市里,中小城市比较发育,城市首位分布不明显。截至2005年底,特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19.83%,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占11.36%,中小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占68.81%。这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从11个地级市来看,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缺少城市人口超过300万的超大城市,只有两个城市人口超过200万的特大城市(石家庄和唐山),城市的凝聚力不足,辐射力较弱,没有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带动效应,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在邯郸、保定、秦皇岛、邢台四个大城市中,除了邯郸进入100万的人口规模外,其余城市人口平均为73.36万,无论数量还是规模与江浙相比,存在较大落差。中小城市发展相对较快,数量居多,但规模小、实力差,整合人口、经济和社会能量的集约化程度却不高。
为了更好地反映规模等级城市分布的均衡程度,可以采用洛仑兹曲线中计算集中指数的公式求得不平衡指数S来进行度量。
(5)
式中:n即把区域内全部城市按一定的规模细分为n个等级,xi为i级规模的城市人口的累积百分比。如果城市人口均匀分布在n个等级中,则S=0;如果分配极不平衡,所有城市人口集中在一个规模等级,则S=1。取河北省2005年统计资料,将11个地级市按人口规模划分为5个等级,最高等级大于200万,最低等级小于30万。将各等级人口累积百分比代入(5)式,求得不平衡指数S=0.30。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偏小,表明整个城市体系的发育尚不成熟,属于初中级平衡型。
2.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分形特征
根据Zipf定理,采用2005年统计数据,对河北省城市规模结构做分维测算。将(4)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6)
以lnr为纵坐标,lnP(r)为横坐标做出双对数散点图,再用线性回归进行模拟计算。
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双对数散点图
根据上式得lnC=6.2410,D=1.0912,R2=0.9460。分维值D>1,说明城市规模分布比较集中,中间位序城市数目较多,首位城市规模不很突出,这与城市首位分布及不平衡指数的分析结果相一致。
2.城市规模分布的时序分析
依据1995年~2004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非农业人口数,采用Zipf公式,计算Hausdorff指数(表2),从中找出河北省城市体系发展的内在规律。
表2 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及其变化趋势(1995年~2004年)
从表中可以看到,相关系数R2都较大,相关性较好,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表明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比较明显的分形特征,采用分形理论适合对该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这对于制定区域城市体系规划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表中D值的变化反映城市体系的均衡度,D值越大,各城市规模分布越集中,城市发展越均衡,城市首位度越低。相反,D值越小,城市规模分布越分散,城市发展越不均衡,城市首位度越高。从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测算结果来看,自1995年以来全省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分布一直都比较集中,D值虽有波动,但变化不大,总体呈下降趋势。整个体系等级差异较小,人口分布比较均衡,城市布局分散的力量大于集中的力量,首位城市带动和辐射力较弱。这表明90年代中期以来,规模较大的城市其相对发展速度较慢,而中小城市发展较快,但大多数城市规模较小,城市体系的发育还不成熟。
三、优化河北省城市体系的对策
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河北省城市体系发展的现状。河北省被北京和天津分割成南北两个区域,整个城市体系实际上是围绕京津形成的,没有形成辐射全省的中心城市。由于区际间缺乏有效的经济沟通和协作机制,系统内因产业结构趋同而引发的功能内耗与资源大战,从整体上抑制了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针对河北省城市体系发展存在的问题,结合对河北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特征的定量研究,提出以下发展对策以达到不断优化河北省城市体系的目的。
1.实现城市体系的优化重组和全面升级
目前,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已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但京津两市要在更大范围内对河北形成持续而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短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河北省不能在期望中等待。应通过实施“扩区并市”战略,优化整合特大城市,把石家庄培育成为人口规模达到3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进一步增强唐山的经济实力和辐射带动力,积极培育邯郸、保定、秦皇岛和张家口跻身特大城市之列,推动邢台、沧州、廊坊、承德、衡水等中等城市的结构升级,使之跨入大城市行列,实现城市体系的全面升级。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提升已具备一定规模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县和小城镇进入中等城市序列,以完善城市规模等级。
2.以产业带动城镇体系结构和功能的优化
以传统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为支撑,继续发挥省会城市石家庄对冀中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积极培育唐山、廊坊、保定、邯郸、秦皇岛成为区域次中心城市,加强区域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信息、人才、技术、资金的沟通与传递,构筑分工明确、多元互补、相互协作的产业梯度,进一步加强区域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以产业带动为主的发展格局,从而推动整个城镇体系向最优的自然结构发展。
3.确立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城市体系发展战略
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成员,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无疑受到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影响。因此,在确定河北省城镇体系发展思路时,应在注重自身城镇体系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将其纳入整个环渤海地区城镇布局和等级体系中去统筹考虑,尤其不能忽视京津两地的重要影响。要充分发挥作为京津重要经济腹地的区位优势,利用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优化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着力培育特大、大城市,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优化城镇布局,努力构筑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特色鲜明的城镇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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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工业化;市民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71-02
党的十报告将城镇化列为未来二十年中国“新四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如何理解城镇化及其相关问题,对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城镇化的概念
“城镇化”在国际上叫“城市化”,二者是同一个概念,都是对Urbanization的翻译。“城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城”,是指带有围墙和驻军的政治中心、军事要塞和居民聚集区;“市”,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逐渐形成商品贸易市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二者空间趋合、功能相融,统称为城市。“城市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城市数目的增多,规模扩大和人口、资源、财富、产业的集聚,其本质是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现代城市市场经济社会形态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中国,“城镇化”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中文的语境中,镇和市,既有权力的界定,还有大小的差别。通常会认为“城市”会比较大,级别高;而“城镇”则会比较小,级别低。城市化强调大城市的发展,意思接近于日本和中国台湾所说的“都市化”,城镇化更多的是强调中小城市、小城镇。二者没有太大实质性的差别,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城市化”暗含的市场化过程的意思是“城镇化”所难以表达的,因此,笔者认为城市化比城镇化的概念更加科学、规范。
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取向和中文语境,不加区别地使用城市化和城镇化概念。
二、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水平,通常用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7.9%,2012年达到52.6%。这意味着,在过去34年中,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3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都要达到1个百分点以上。但是,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中国的城镇化率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的城镇化水平。农民进城了,但没有市民化。第一,由于行政区划变动,传统的农村变成了社区,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但是作为市民统计被城市化了。第二,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问题把农民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们生活在城镇但没有在城镇落户,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另外,由于土地增值的潜在利益分配与户口的紧密结合,导致不少农民不愿融入城市社会。据统计,中国有2.6亿农民工“漂浮”在城市中,游离于城乡之间。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甚至更少。
中国的城镇化率多少才是最优的呢?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为参照,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在未来二十年要达到70%以上,以此为前提,提出通过大力推进城镇化,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其实,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紧密相关的,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内需动力,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必须抛弃片面追求城镇化率的数量化的指标,关键是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镇化水平。未来我们不仅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如何消化城市现有城市农民,使他们真正转变为市民,稳步推进城镇化发展,从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三、城市规模
关于中国的城市规模,理论界争论颇多,其焦点在于是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还是以发展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为主。一种观点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认为大城市的土地等生产要素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高,配套设施完备,服务体系完善,就业和发展机会多,经济辐射力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自身的规模缺乏对较大产业投资的吸引力,难以形成产业聚集地,因而也无法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以吸引人口聚集,缺乏推动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另一种观点主张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认为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而且还会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犯罪频发以及公共卫生恶化等“城市病”。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不会出现上述情况,而且在城乡产业合作,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其实,城市的规模主要受所在区域自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城市过大和太小都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而所谓的“城市病”也不是大城市必然的产物。比如美国纽约,比我国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就看不到我们常见的“城市病”。目前,我国大城市出现的许多问题,主要是滞后和脱离以人为本理念的规划,落后的管理和服务以及公共资源在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中的不公平分配等造成的,与城市的规模没有必然的正相关。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城市规模必须适应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我国人口密度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要求以及经济全球化要求出发,既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圈,同时也建设一批富有特色、专业性强、人居环境适宜的中小城市,共同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四、城镇化和工业化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支撑,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载体。表现为:工业化促进就业和创业,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聚集和人口聚集,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能刺激需求,为工业化提供更好的平台,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生产要素,减少交易成本,提供庞大的市场等。就世界总体来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是一致的,但就具体的国家或地区的一定时期来说,二者往往又是脱节的。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方针,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镇化,造成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总体局面。但是,不同的地区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沿海地区,工业化快速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大批来自农村的工业劳动力不能被城市吸纳,不能成为城市市民。相反,许多中西部地区人为圈地造城,缺乏产业支撑,城市聚集度不足,有城无人,有城无市,形成“空城”、“鬼城”。因此,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应该互为支撑、联动发展,产城一体,产城融合,共同促进现代化的发展。
五、城镇化路径
城镇化路径就是包括人居环境的地域性质和景观的城区化、农民的“市民”化和经济的市场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承载力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城市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加大和完善城市的住房、学校、医院、商场、道路、水电煤气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变传统的农村人居环境为现代的城区人居环境,提高城市对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和吸附能力,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二)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实现“人的城镇化”
1.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化农民为市民,这就必须取消依附于户口上各种特权和利益,使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完全脱节。给进城农民以城市居民待遇,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实现人口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自由迁徙,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面前机会平等。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城市第三产业,化务农为务工,让更多的“被城市化”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实现职业身份转变,从而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2.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农民户口一旦迁离他所属的集体,也就自动失去了土地产权和增值的潜在利益,导致许多农民虽然人进城了,户口还在农村,甚至在城市有了稳定收入的职业也不愿化为市民。因此,改革土地政策,首先必须土地确权,规范具体集体单位的法律边界,明确界定集体产权,非经法律行为不得剥夺,保留进城农民继续分享集体积累收益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其次,积极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大农村土地流转步伐,探索土地集约化运行模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劳动力转移创造机会和条件。
(三)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现代城市本质上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工和经常易的空间聚集,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城市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转变的过程。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必须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培育市场组织、强化市场功能、规范市场运作,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提升,更多创造就业岗位来吸纳农村转移的劳动力。转变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培育并广泛传播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城市文明,实现农民从身份到本质的全面市民化。
六、农村的发展
我国城镇化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仍然会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生产、生活在农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未来还会有部分城镇人逆向流入农村,因此,发展现代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目标。
在城镇化背景下的现代农村发展,首先,必须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鼓励人口和生产要素城乡间合理流动,农民可以进城,城里人也可到农村,实现城乡发展的动态平衡。其次,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推动农村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最后,改进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以青山绿水、宁静幽雅为特色、融现代文明、田园风光、乡土风情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一、城市中心区的概念发展及我国城市中心区的演化
1.城市中心区的概念
从地理学的角度,城市中心区(Downtown)有两种称谓,在北美地区被称为CBD(CentralBusinessDistrict);在英国的城市规划中,更多地使用中心地区,即CA(CentralArea)的概念。CBD和CA在概念上有着明显的区别,CBD被定义为城市中零售业、服务业及私营公司办公业务占统治地位的区域;CA通常的定义是:有一定的中央商务职能,但仍然包含一定的居住与工业用地。CA一般就是指城市历史形成的核心区域,居住与工业用地不仅常位于CA的边缘,也经常零星地位于CA的主要功能用地之间。虽然CA与CBD在概念上容易区分,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没有截然不同的界限。在早期的认识中,CA被认为包含CBD或者CBD是CA的核心区域,CBD位于城市交通最繁忙和地价峰值地区。在此概念基础上,形成了早期城市中心区(CentralArea)的圈层结构。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提出的早期的CBD的概念中,商业与办公职能混杂。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战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及社会结构的变化,CBD的概念也有很大发展,逐步演变为城市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功能上越来越趋向“纯化”,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脱离城市中心区的趋势。原有概念的城市中心区一分为二,逐步形成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城市中心商业区和以商务办公、金融保险、信息产业为主的城市中央商务区并立的空间格局。
2.我国城市中心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建国以后,在“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建设方针指导下,城市产业发展向第二产业倾斜,以期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城市的商品流通也基本为计划指令所引导,城市第三产业所承担的流通、服务职能趋于萎缩,城市中心区的区位优势也无从体现。城市在形态上呈现一种“均质状态”,城市中心往往为大型政治集会场所和政府部门所占据。
第二阶段:1978—1990年。1978年以后,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但产业规模小、档次低,基本处于自发状态。城市中心区逐渐成为商品流通中心,而服务业还未成气候。
第三阶段:1991年至今。伴随大规模旧城改造,“退二进三”、疏解中心城区压力等一系列城市发展政策的实施,城市中心区向功能化、规模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部分大城市提出了建设CBD的目标。
根据我国城市中心区用地发展的现状,可以把中心区的用地类型分为三类:属于中心商业职能的商业用地系统;属于中央商务职能的金融、信息、服务、管理用地系统;居住、工业等其他用地系统。我国城市中心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中央商务性用地比重偏低,居住、工业用地比例偏高,而商业零售用地占绝对优势。上海中心区三大用地系统的比例为3.5:2.5:4,福州中心区相应的比例为23.55:36.08:40.37.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城市中心区还处于不同职能用地混杂,中央商务职能不突出的传统CBD(商业零售中心)的初级发展阶段。
二、城市中心区发展面临的交通困境
城市中心区的特征是公共活动强度最高,建筑密度大,交通指向性集中,物质形态趋于精致,并存在着“自我强化”的倾向(赵和生,1999),城市中绝大部分能量都在此交换,环境容量趋于饱和,甚至超负荷运转。而城市道路面积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机动交通的增长,交通方式比较单一,城市中心区交通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趋向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
1.传统规划模式的影响
城市中心区一般是由城市的老城区发展起来的,巷陌纵横,基于低速交通的传统街道既是交通空间,又是生活空间,沿街设市的传统布局模式延续至今。这种模式造成城市道路功能不清,等级不分,根本不能适应现代机动交通的要求。
2.城市在空间结构调整过程中,副中心没有很好地起到疏解中心区人口压力的作用
战后城市化迅速发展,各国都意识到传统“摊大饼”式城市扩展模式的弊病,转而积极培育“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空间形态。但是,由于小汽车交通的盲目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萎缩,城市副中心及卫星城并未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反而造成蔓延式的“郊区化”,“潮汐式”的工作出行给中心区造成了空间的交通压力。20世纪交通的盲目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萎缩,城市副中心及卫星城并未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反而造成蔓延式的“郊区化”,“潮汐式”的工作出行给中心区造成了空间的交通压力。20世纪70年代纽约市中心的小汽车在高峰期达到400万辆,旧金山通行能力最大的路段小汽车交通强度达到了47000辆/小时。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城市发展十分缓慢,城市空间扩展不需要也不可能出现多中心模式,多以单中心饼状缓慢地向外蔓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单一的无偿行政划拨向行政划拨与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并存的二元土地出让方式转变。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加速了旧城改造、土地置换与城市郊区的蔓延,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但是,这种由级差地租起决定作用的城市规模的扩张呈现出粗放无序的增长态势,在形态上表现为新一轮的“摊大饼”,城市郊区和副中心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导致城市的向心性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
3.土地使用强度过高,土地资源相对不足
城市中心区是城市中产业集中度最高,就业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巴黎市中心居住着250万人,提供120个就业岗位,人口密度高达24000人/平方公里。纽约的曼哈顿区居住有160万市民,每天有250万人从周边地区赶来上班,人口密度达29000人/平方公里。我国上海市中心区局部人口密度达到16万人/平方公里,北京市中心区平均为2.7万人/平方公里。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产生大量的工作、购物出行,引发了严重的交通、环境问题,由于环境质量的下降,西方国家城市中心区曾经历过严重衰退。
关键词:低碳城市 理论 综述
全球气候变化涉及的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科学问题已越来越关注人类活动的影响,而碳排放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增温的主要因数。国内外研究发现碳排放与城市化过程相交织,低碳城市遂成为遏制全球增温的首要选择。与此同时,在经历了300年的高速工业文明发展阶段后,全球正面临着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外延增长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需求,城市发展模式面临着转型的抉择。在此背景下,各国相继提出了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新概念。国内外学者对低碳城市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就研究低碳城市的发展理论,为抑制全球气候变暖贡献力量。
一、国外低碳城市发展理论相关研究
(一)低碳城市发展模式研究
英国政府认为,针对低碳城市建设,不同城市空间需有相应的规划应对和侧重,并分别从城镇中心,边缘中心、内城区、工业区、郊区县市、大型的新城市伸展区和聚集区、农村地区等7个方面做了详细阐述。
2004年日本政府与学者开始对低碳社会模式与途径进行研究,2007年2月颁布的《日本低碳社会模式及其可行性研究》,以日本2050年C02排放在1990年水平上降低70%为目标,提出了可供选择的低碳社会模式,并在2008年5月进一步提出《低碳社会规划行动方案》。日本低碳社会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减少碳排放;提倡节俭精神:与大自然和谐生存。
(二)低碳城市规划与实践研究
英国是低碳城市规划和实践的先行者,政府通过成立碳信托基金会,并依托碳信托基金会与能源节约基金会联合推动了英国的低碳城市项目。首批3个示范城市(布里斯托、利兹、曼彻斯特)在其提供的专家和技术支持下制定了全市范围的低碳城市规划。Glaeser and Kahn(2008)对碳排放量与城市规模、土地开发密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与碳排放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新增人口的人均碳排放量要高于存量人口:而土地开发密度与碳排放量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城市规划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和约束越严格,居民生活的碳排放量水平越低。Jenny Crawford和Will French(2008)探讨了英国空间规划与低碳目标之间的关系。其认为英国的规划系统对新技术的适应度和准备度是实现低碳未来的关键。抓住这个的关键才能形成将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性优势和地方层面强调权利分散的灵活性优势结合起来的规划系统。
二、国内低碳城市发展理论相关研究
(一)内涵研究
付允、汪云林、李丁等认为,低碳城市就是通过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创新低碳技术,改变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彻底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形成结构优化、循环利用、节能高效的经济体系,形成健康、节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实现城市的清洁发展、高效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夏堡认为,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实行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能源生态体系。胡鞍钢认为,在中国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低碳城市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包括低碳能源、提高燃气普及率、提高城市绿化率、提高废弃物处理率等方面的工作。
(二)特征和支撑体系研究
2009年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绿皮书中将低碳城市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经济性、安全性、系统性、动态性、区域性。同时《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绿皮书提出了低碳城市的基本支撑体系:1 低碳城市的产业结构体系。实现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和重化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的转变,利于我国减少能源消费,发展低碳经济。2 低碳城市的基础设施体系。需预先做好城市基础设施的总体规划,保证城市基础设施设计的低碳化。3 低碳城市的消费支撑体系。为实现城市的低碳发展,人们要改变以往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4 低碳城市的政策制度体系。制定合理、正确的制度和政策,依托和整合现有政策体系及手段,确定低碳城市发展的长期目标,向社会大众表明政府联合全社会一起实现低排或零排放的决心。
(三)思想基础研究
李克欣认为,低碳城市是指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减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城市。指出“环境和学”是低碳城市建设的思想基础。
(四)发展模式研究
刘志林、戴亦欣、董长贵、齐哗等认为,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应当包括以下内涵:1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2 碳排放量增加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脱钩的目标:3 对全球碳减排做出贡献;4 低碳城市发展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五)实现途径研究
付允、汪云林、李丁等认为,应从基底低碳(能源发展低碳化)、结构低碳(经济发展低碳化)、方式低碳社会发展低碳化)和支撑低碳(技术发展的低碳化)来发展低碳城市。周国模认为,作为城市当中重要的设施、元素,建设城市森林与它大量的吸收城市二氧化碳是同步的,建设城市森林和建设低碳城市才能实现两全其美。仇保兴认为,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具备大规模建设生态城市的“后发优势”。如何建设低碳城市,从城市规划建设角度,至少可将低碳城市定义为低碳机动化城市交通模式、绿色建筑、低冲击开发模式与规划建设生态城市的四重奏。顾朝林、谭纵波、刘宛认为,低碳城市规划将成为碳减排的关键技术。
(六)评估标准体系研究
2010年3月19日,中国社科院公布了评估低碳城市的新标准体系,这是中国迄今首个最为完善的标准。该标准具体分为低碳生产力、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等4大类共12个相对指标,
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后再次召开,为中国城市新阶段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了系统、明确的思路和具体、周密的措施,主要体现在强调了“一个尊重”和“五个统筹”。“一个尊重”是指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五个统筹”包括: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围绕如何落实“一个尊重”和“五个统筹”,《中国经济报告》记者近日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会长肖金成。
新时期城市发展规律
中国经济报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怎样的城市发展新思路?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势下,应该如何规划和推动新一轮的城市发展?
肖金成: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经过了不同历史阶段。客观上讲,学者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阶段,即经济发展速度的高低快慢,与城市化阶段之间的关系。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城市和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要规划好城市,要促进城市群的形成,不能依靠主观武断,必须要遵循城市演化的基本规律。
规律首先是自然的,它可以被认识,但不会被主观理念所改变。按照规律办事则事半功倍,反之则会事倍功半。因此,如果我们的工作是违反历史自然进程规律的,就很容易无功而返,甚至最后还是要回到起点重新开始。城市发展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包括了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比自然科学的规律更难被认知和明确。虽然我们现在对城市发展的规律还在不断的摸索和认识中,但必须肯定的是,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去发展和建设城市,那同样是会带来诸多问题的。
那么,世界大城市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大城市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大城市,必然是由中等城市发展而成,中等城市由小城市发展而成。在城市演化过程中,规划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无法影响到城市基本的发展轨迹。实际上,城市规划仅仅出现了100多年,在没有规划的漫长发展史上,城市按照其自然规律发展,同样出现了平衡的体系。因此,在规划城市之前,我们必须认清并把握以下两条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一条规律是,城市发展是其自然环境、经济发展阶段、人口密度、交通发展程度和产业基础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的本质是人口的聚集,城市最初是市场交换的中心,并逐步演化为工业、政治、军事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产业集聚加剧了人口集聚,加速了社会分工,同时也扩大了城市规模。杜能的农业区位论(1826年)较早认识到,城市规模取决于周边农村的生产力和农产品的运输条件。
如今,随着农业生产力和运输条件的大力改善,城市的规模不再受制于农业和交通的发展条件。城市客观上的规模会很大,但同时也突出了新的制约――产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如果产业不能随着人口的聚集而聚集并发展,那么,大量的人口无法就业,就不会长期生活在这里。产业发展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就会提高当地的消费力,从而拉动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又会产生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吸引人口聚集,这就会出现大城市。但一个区域内不可能同时有很多的大城市,因为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
第二条规律是,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周边会出现中等城市、小城市,并形成城市体系。城市群的形成同样要遵循其演化规律。大城市不可能是孤立的,周边城市与它的距离越近,联系度就越强;反之,联系度则越弱。这样,就形成了城市体系中的圈层,从内向外,吸引力越来越弱。一个区域内聚集了很多城市,最初都是小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小城市演化成了中等城市,周边是小城市;再后来,中等城市发展成大城市,又有几个小城市发展成中等城市;这样形成的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就是城市体系、城市群。
城镇化是历史自然发展的过程,城市群的演化也同样是一个历史自然演进的过程,是逐步形成的,并非仅靠规划就可以发展出来。一个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程度、交通联通程度、产业基础和产业分工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群的规模。城市群实际上是城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才会出现的。只有在区域中的经济整体比较发达、产业基础深厚、分工合理,并且城市间的交通通达便捷、联系密切,城市群才有可能形成。
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实现第一个“统筹”,即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
肖金成:空间结构,可粗分为“全国”和“区域”两个尺度的空间。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半径有限,实际上再大的城市也不会辐射到整个国家。在“全国”尺度的空间里,尤其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一个大城市是远远不够的。不可能只依靠一个上海或者沿海的大城市,就可以带动全国范围的地区。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城市的辐射半径将大城市予以合理分布。在中部、西部也应发展规模大的城市,比如中部的武汉、长沙、郑州,西部的重庆、成都、西安,还有更靠西北、西南的兰州、乌鲁木齐、贵阳、昆明等城市。这样,中国整体的空间结构才会相对比较合理。
规模结构与空间结构是互相联系的,不可能只发展一个大城市,而不发展中等城市、小城市。一个合理的城镇体系,是一个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结构体系。
产业结构包括工业、农业和服务业这三大产业。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要合理,就既要有工业还要有农业、牧业、服务业,也不能只发展轻工业或重工业。合理的产业结构,需要城市规模和空间相协调。这样,才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落实第二个“统筹”,即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
肖金成:现在中国各级政府对规划都很重视,规划的种类和数量相当繁多,但是还基本没有形成体系。城市规模和它所在区域的人口、发展水平、区位、自然环境等因素都密不可分,同时也受到其周边城市的产业、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影响。因此,城市规划不能孤立地进行,需要依据区域规划对城市的定位来进行。科学的规划体系需要概念性规划、战略性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局部规划,这样城市规划本身才具有系统性。
城市建设同样需要系统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大城市越来越大,但我们建设城市时往往有三种倾向――“大”“洋”“怪”。一是追求大规模,二是崇洋,三是追求独特,但是缺乏实用性。实际上,城市是让人生活的场所。它首先要满足生活的需要,基础设施要完善,要有湿地和森林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所以,我们规划建设一个大城市时,必须要宜居。
现在提倡的智慧城市建设,本质上就是系统性的城市管理。城市不同于村落,人和人、产业和产业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如果管理不能做到一体化,就很容易产生各种问题。以财政为例,如果一个城市各个区的财政各为己用,那么每个区就都会想大力发展工业以增加税收,而不去发展居住、生态空间,那么整个城市的功能就会紊乱。所以,一个城市规模再大,也依然是一个整体,其管理系统自然应当一体化。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就是协调统筹、统一规划,向数字城市、绿色城市发展。
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实现第三个“统筹”,即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的持续性?
肖金成:对于城市来讲,改革主要指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财政和金融体制,还包括城市的行政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以北京市的财政制度为例,每个区的财政是各自独立的。那么,由于西城区银行业集中,税收较高;海淀区科技企业集中、土地空间充足,税收也较高;朝阳区CBD繁荣,土地空间充足,也使其财政收入较高;相对而言,东城区、昌平区、怀柔区、延庆区财政收入就比较低,因此,直接影响到公务员的工资,影响到居民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导致了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不合理。因此,需要改革体制,改革才是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城市要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从灰色动力结构向绿色动力结构转型。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和科技资源,很多创新都依靠科技。一个城市的产业能不能快速发展,能不能有新的产业出现,实际上还是靠科技进步和人才支撑。
文化是改革和科技以外的第三大持续动力。对城市来说,文化产业可以被物化,通过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货币化,来支持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文化可以通过博物馆、展览馆等体现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文化还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形成更大的形象魅力。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实现第四个“统筹”,即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
肖金成:城市和区域的空间可以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虽然在城市里,有一些空间,其生产、生活、生态属性比较模糊,但对于功能区的规划,十报告中有明确要求: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产城融合”同样也是从优化这三大空间布局的角度提出的。没有产业的城市不是真正的城市,但是如果产业远离城市就会不方便,离得太近又会有危险。比如,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案就因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布局不合理而造成恶果。
对于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其森林、湖泊、湿地以及小区绿化带,都应该作为生态空间根据一定的标准和比例保留和保护好,做到所谓“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碧水,记得住乡愁”。另外,还要提高城市发展的依据性,尽可能地保留历史遗迹。
城市不仅要为原住民服务,外来人口同样是城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有让外来人口在这个城市生产、出行、工作,包括教育医疗都感到很便捷,让农民工等真正融入社区、融入城市,这才是“以人为本”的城市。
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实现第五个“统筹”,即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
肖金成:这个统筹,就是让城市发展尊重普通人的利益,尊重当地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把政府、专家、多学科人士的积极性聚到一起,体现人人参与的现代治理文明。政府、社会和市民是城市的三个主体,实际上是统筹的对象。政府的功能包括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规划和管理。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作为城市的一分子,现在的市民,主人公意识比较弱。城市居民应该增强主人公意识,增强把城市建设好、维护好的责任意识,增强纳税人意识。要让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而要把建设更公平的城市社会作为建设宜居城市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
建立高效、有序的城市架构,以适应自然环境,改善居住环境是人类永无止境的探索,“精明增长”的设计理念应运而生。
与全国其他新区比较起来,蓝色硅谷核心区的面积称不上大,总规划面积仅443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218平方公里。未来,这里如何实现“精明增长”,打造宜居、宜业的新城?答案在业已成型的“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概念性总体规划”中,便可以找到。
人气是城市的灵魂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人气就是流量,流量就是活力,有没有活力对一座城市来说生死攸关。目前,蓝色硅谷核心区常住人口10.3万,而在其概念性规划中,到2060年,人口规模将达到70万人。
人口的集聚有规律可循,人们之所以对拥挤、昂贵、空气质量糟糕、压力巨大的城市生活趋之若鹜,就在于人口的聚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大的财富。对于蓝色硅谷核心区来说,依山傍海的自然环境固然是天赋之光,但要聚集人气,还需要打造富有活力的创业环境。
据了解,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深海基地等项目已经全面开工,未来这些项目将为蓝色硅谷核心区带来数以万计的高素质人才,“引进来”之后,要“留得住”,便需要完善的配套,未来蓝色硅谷核心区将大力满足这些人才的休闲度假、购物、教育、医疗等需求。目前包括青岛十九中、北京协和医院青岛分院等在内的一批相关配套项目已经落户,连接青岛市区和蓝色硅谷核心区的轨道交通正在建设中,核心区内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一个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休闲度假、商务往来等功能于一身的环境宜人、功能完善的新城正呼之欲出。
星座城市深度融合
传统的“摊大饼”模式,“单中心+环线”的结构引发城市交通弊端:无限制扩展城市规模造成人口过度拥挤,有违生态城市建设理念,城市结构与布局不合理。
而“星座城市”顾名思义,就是几个小城镇像星星般各自独立,又围绕一颗主星有机融合,这是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调土地混合使用和密集开发的策略,主张人们居住在更靠近工作地点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设施的地方。
据蓝色硅谷核心区管委会综合部部长张介绍,蓝色硅谷整体规划格局借鉴新加坡经验,核心区的交通规划颇具亮点:城市道路以快速路和准快速路构建城市快速交通系统框架,每个由快速路、准快速路和生态廊道围合的地块成为一个新镇,新镇内通过主干道将车流引导至快速路系统,将远距离与近距离出行车辆有效分流。
记者在规划图上看到,一条滨海大道贯穿蓝色硅谷核心区全域,向南可到达青岛市区,向东北方向可至烟台海阳,将沿着鳌山湾分布的“新镇”紧密连接。而每个“新镇”都有主干道与这条轻轨相连,“新镇”内有相对独立的交通系统,内部功能配套完善,人口无须做大规模的“钟摆式”流动。
由于近几年城镇化的加速,在商业与产业尚未成熟、需求并未特别凸显之时,众多“新城”拔地而起,随后“鬼城”层出不穷,就如一场瘟疫蔓延在三、四线城市。从南方的贵阳、昆明到北方的营口,从东部的温州到中部的鹤壁、十堰,再到西部的鄂尔多斯、神木,“鬼城”魅影频频闪现。
近期,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有人戏称,如今的中国就如曾经的日本东京,到底应如何避免新型城镇化沦为“鬼城”?又该如何让“鬼城”走出梦魇?
城镇化≠房地产化
“如今政府的宏观政策正是让这些开发商觉得有利可图。”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经济学家吴俊毅表示,“近几年来优惠政策的推动与畅通无阻的融资平台,使得开发商们热衷于所谓的‘新城’建设。”
故而城镇化被简单的定义为了房地产化。
曾经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就开发商而言,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使得他们更有勇气大手笔借贷和投入,银行业基于同样的预期而更乐于核准对开发商的贷款。同样是基于这样的预期和“土地财政”的现实,政府有着强烈的内在冲动去铺开新摊子,建设新城区,全国几乎所有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推动本城市扩张,以至于形成了百城竞建“国际化大都市”的奇观。
虽然大多地方政府不愿承认“鬼城”一说,原因是没有数据直接证明这些房子是空置的。实际情况是很多房子都是被有钱人以及外地人买走的,这些房子被当做投资对象,处于事实上的空置或者闲置状态。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很大问题,一些民众购入多套房产作为投资,造成大量房屋空置。”投资大师、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创始人乔治·索罗斯就曾直言表示。
另据胡润研究院《2013年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仍有64%的中国富豪表示将房地产作为投资首选,这一比例已连续四年超过60%。
以上或许是造成“鬼城”的直接原因。因此,要解决“鬼城”问题首先要摆脱投资人乃至于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的依赖度,这就牵涉到土地制度的改革。
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尤深,且依赖程度一直未降低。
2013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增长放缓,但房地产行业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虽略有波动,但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已经连续5个月保持高于20%的同比增速。
除此之外,最能反映楼市预期的土地市场同样在最近出现了大幅升温。不仅一线城市频频传出“地王”新闻,全国卖地和买地的热情都一并高涨起来。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的增速已经由年初的同比下降22%降低到目前的10.4%。
有专家认为,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未来可以尝试以土地融资的模式建设城市,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或者土地抵押的方式,获得城市建设以及基础配套建设必需的资金,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指出,在高风险区域内,应减少土地供应,缓解供求关系。“在经济整体疲软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急于卖地补充财政资金的倾向愈加明显。因此,应警惕地方财政短缺加大卖地冲动的行为,进一步挖掘地方购买力,以免更多的‘空城’变为‘鬼城’。”
厘清城市定位与内驱力
在很多城市,城市规模被人为的扩大。这种爆炸式的圈地不仅意味着全国范围内的城镇化是脱离当时城乡居民购买力水平和需求的无本之木,更造成了城市规划的混乱。但是,城市的驱动力并非靠圈地造就,而是产业。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工业化,城乡人口随着工业化进程发展有序变化;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仅仅是土地的城市化,而应该是人口的城市化,只有持续增加就业和收入才能让人真正融入城市,只有市民真正具备了城市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化才能可持续发展。
财经评论者吴其伦指出,“鬼城”若要摆脱现状,短期来讲,应该慎重上马新建项目。未来3~5年内,当以集中精力清理库存为主。从长远看,要进行产业规划的调整,像鄂尔多斯、贵阳这样的城市,不要仅仅停留在只适用于当地人口的产业,而是应该与周边进行紧密的战略合作,大力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聚集人气,使城市更具活力。
以著名“鬼城”鄂尔多斯为例,它如今依然是资源主导型的经济结构,新的经济增长点—非煤经济需要较长的培育周期,同时煤炭业发展正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期,因此,在现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在走,一个在跑”,还难以做到步调一致,经济发展受制于煤炭开发的状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无法改变的。
“而对于一个尚未建设或者还在初期规划中的新城来说,要避免‘鬼城’的命运,首先应该明确城市的内驱力与产业的特色定位,这样才能释放掉过剩的需求,并将有效需求带上来。除此之外再将相应的产业配套建设完善,这样城市才能够得到内驱力。按照此种方式,现有‘鬼城’的消化期大致为5~10年。”吴俊毅称。
辽宁的沈本新城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辽宁省的沈阳和本溪两大老工业城市之间,一座规划人口达百万的沈本新城正在崛起。记者采访看到,这里并没有急于兴建大片住宅楼,而是着力构建医药产业集群,200多个项目入驻形成逾千亿元的新兴医药产能,成为国内最大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越来越多的医药企业员工选择在当地置业定居。
区域规划要明确
另外,要避免“鬼城”的出现,还需要在建设之初对区域做相应的规划与调整。
在吴俊毅看来,这需要区域内各个政府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良好沟通与规划,并需要一个整体的思维,而非以简单的政绩眼光来看。例如,在打造“1小时生活圈”与“xx生态圈”的概念下,新城的建设并非单个城市产业定位明确即可,有的城市对于规划仅仅是一个概念,并没有深入理解这个概念的可行度与成功度。
“规划者应该明白,这个圈内需要哪些产业,摒弃哪些产业,让区域之间具备互补性的特质,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吴俊毅说。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城市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土地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其需求量与日俱增。中国的城市以占全国 0.43%的国土面积承载着全国 41.8%人口的生存空间, 并聚集着占全国 84.8%以上的非农业产值的经济活动。狭小的城市空间产生如此巨大的生产力, 承载着接近 50%的人口和人类财富的绝大部分。我们在惊叹这一数据的同时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原土地利用模式不能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的矛盾的日益显现,土地利用模式改革已势在必行,因此探讨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途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涵义
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最早来自于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对农业用地的研究,是指在一定面积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面积土地上获取高额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包括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土地产出高效化,即不断增加存量土地投入,提高土地利用率及产出率,获得土地产出的最大化。二是土地布局和土地结构合理化,即城市土地利用方式之间高效协作,使城市健康高效发展。三是土地利用效益的综合化,即城市土地利用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体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应的统一。
三、我市当前土地利用现状及问题
1、城市用地规模过度膨胀,浪费现象严重。在当前土地利用中,建设用地粗放利用十分普遍。近几年,__的城市发展也逐步趋向“摊大饼”式发展,盲目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忽略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和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率,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20__年__中心城区建设规模达到269.4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123.5平方米,远远超过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用地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表 1 20__ 年__市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一览表
城 区
20__ 年现状
城镇人口(万人)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人均(平方米 / 人)
张店城区
73.3
100.9
137.7
淄川城区
53.3
59.3
111.3
博山城区
28.9
39.9
138.1
__城区
45.1
45.7
101.3
周村城区
17.6
23.6
134.1
合 计
218.2
269.4
123.5
2、城市用地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土地利用效率低。合理的城市用地结构和空间布局有利于发挥城市土地资源的生产潜力和区位效益及聚集经济效果,从而达到城市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最优化。由于历史原因,加上__组群式城市的特点,我市城市土地利用结构长期处于不合理的状态,表现为工业用地比重偏大,城市环境绿化和第三产业用地比重过低。
表 2 20__ 年__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平衡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 hm 2 )
占城市建设
用地( % )
人均( m 2 / 人)
现状
现状
现状
1
r
居住用地
9082
33.71
41.6
2
c
公共设施用地
3207
11.90
14.7
其
中
行政办公用地
480
1.78
2.2
商业金融用地
1231
4.57
5.6
市场用地
452
1.68
2.1
文化娱乐用地
116
0.43
0.5
体育用地
49
0.18
0.2
医疗卫生用地
137
0.51
0.6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
719
2.67
3.3
文物古迹用地
23
0.09
0.1
3
m
工业用地
9070
33.67
41.6
4
w
仓储用地
398
1.48
1.8
5
t
对外交通用地
535
1.99
2.5
6
s
道路广场用地
2581
9.58
11.8
7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370
1.37
1.7
8
g
绿地
1613
5.99
7.4
其中公
共绿地
__4
4.25
5.2
9
d
特殊用地
84
0.31
0.4
合计
城市建设用地
26940
100
123.5
根据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规定,合理的城市用地结构是居住用地占20%至32%,工业用地占15%至25%,道路广场用地占8%至15%,绿地占8%至15%。由此可以看出我市工业用地偏高15个百分点,商业金融用地偏低3到10个百分点。
土地产出率低,造成土地价值得不到充分利用。在我国的城市中,中小城市的地均产出又普遍低于大城市,两者最大的差距达到20倍。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几个大城市的地均gdp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地均gdp的差距是几十倍不等。因此,如何提升现有土地的利用价值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
3、 __市是典型的组群式城市,由于各城区之间发展缺乏协调统一的规划,难以产生集聚效应。在城市化进程中,各城区过分强调了自身功能的完善与发展,而忽视了与周边地区的功能互补,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城市集聚效应无法达到最优,土地浪费情况比较明显。
4、土地市场机制不健全,土地配置不合理。我国现行体制下实行的是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由地方政府负责,这就决定土地的出让市场有区域性。由于土地市场具有不完全的市场属性,虽然不同区域间的土地供给从宏观上看是统一的,但从微观上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地方自身利益驱动下,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惜采取一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招商引资的现象也确实存在。其原因在于土地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没有真正起到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必然严重影响城市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影响城市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四、当前我市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的政策措施
1、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管理工作的龙头,合理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是土地集约利用的关键。首先,必须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总量,遏制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与占用耕地的势头。其次,要给城市留有余地,满足其发展的需要。要坚持把当前与长远结合起来,既注重规划的超前性,又注重土地资源的保护。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控制下,通过城市总体规划的合理编制,科学确定城市用地控制规模,制定合理的用地标准。
2、优化调整规划审批程序,制定相关政策,在各层次规划中认真落实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和要求。首先,在规划的编制、审批用地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和前期方案审查阶段,应将是否节约集约用地作为重要内容。目前城市规划界贯彻循环经济理念时,确实存在着重规划轻实施、重生态轻用地的倾向。在规划方面,已经提出的各种规划理念如生态城市规划、紧凑城市规划、集中型城市化等,基本上都是较笼统的大概念,一般没有把节约集约用地和高效用地观念落实成为整套的设计规范与规程,审批时,对规划方案是否落实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程度如何缺乏判定的依据。其次,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也要认真贯彻落实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有了好的规划,不能严格实施,或者在实施过程中具体建设项目不能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和要求开发利用土地,也不可能实现节约集约用地的目标。近几年来,我市部分产业用地容积率偏低,闲置土地依然存在,都是不节约集约用地的体现,需要我们从项目审查、规划许可、用地预审等环节依照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和要求进行严格把关。另外,各类规划调整,特别是对已出让土地的规划调整,也要认真贯彻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
3、盘活城市存量土地,挖掘城市用地潜力。20__年我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23.5平方米,远高于同等规模城市,甚至超出国标指标级别ⅳ的人均用地指标上限。这说明城市内部存量土地还有着巨大的挖掘潜力。要大力推进城中村的全面改造和综合整治工作。加快出台旧城改造政策,对城市建成区内的低层、低密度旧房屋地段进行重点改造,完善配套设施,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以提高建筑容积率和居住人口密度。对城市建成区内的闲置、废弃地,应及时由政府收回进行储备或另行安排使用。 加快旧工业区改造,对产业园区进行空间整合,提升土地使用价值,促进产业集聚,充分发挥园区在产业集聚和集约用地上的优势。对濒临破产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应结合企业改革、改组,实行企业兼并、联合、转让等形式,盘活土地资产,充分挖掘城市用地潜力,努力实现城市建设用地由以增量开发为主,向以存量整理利用为主的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