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来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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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个体经济来源范文

【关键词】 贫困生界定；心理健康；应对方式；症状自评量表

笔者认为贫困生的届定标准应该充分考虑到个体对贫困的认知和消费需求与现实经济条件的落差，贫困生应该有更广泛的来源和更科学的判断原理，其届定不能仅仅依据经济数据，经济水平中等和上等的群体中也可能存在贫困生，他们和以往意义上的贫困生同样存在突出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简言之，大凡因经济条件无法满足现实消费需求而产生“贫困心理”并认同自己贫困的个体均可视为贫困生。基于这点，我们拟将贫困生分为3类：第一类：生存受阻型贫困生。主要是指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贫困生。各种经济来源尚不能维持其基本或正常的饮食所需，其经济层次处于下级。这类贫困生无力支付大学期间的学费，或支付了学费生活费就成问题，相当于以往学者提出的贫困生。生活费和学费均无法保障的，相当于特困生。这种概念下的贫困生在其所处的下等经济层次的群体中比例理论上很大，除了具有明显的心理症状外，他们往往还存在营养不良的情况。第二类：发展受阻型贫困生。这是指各类经济来源虽能保持个体基本的生存所需，但却无法满足个体更多培训等发展需要，其经济层次居中。如购买学习用品，参加各种职业技能培训，考研等。其需求意义在于：促进个体更好的掌握专业知识，或具有一技之长，或使学历高于他人以便增强个人就业等方面的优势。这些发展不能得到满足，个体同样会产生“贫困心理”，成为贫困生。这类贫困生在中等经济群体中的比例还是较大。第三类：奢侈受阻型贫困生。指追求高档消费受阻的个体，如一味追求名牌服装、时兴电子产品等，其消费需要具有明显的奢侈性，虽经济层次居上，但仍无法满足其超高的消费需求。这类个体基本没有体验过生存或发展上的经济困难，他们的经济实力较其他群体富足，其奢侈消费要求受阻一样可产生“贫困心理”。这类贫困生在同一经济层次中比例仍然不少。

后两类贫困生由于所处的经济水平较高，以往他们常被称为“经济富裕的大学生”，从未有学者将其列为贫困生进行研究。调查结果证实这两类贫困生的存在，说明贫困生的产生还与个体对贫困的认知和不顾现实的消费需求紧密相关，贫困生届定标准急需修正。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对临床医学本科大学生进行统一测试，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70份。根据被试的经济水平，将全部问卷分为经济下等组266人、经济中等组390人和经济上等组314人，再从中进行再次筛选，将各组中认为经济水平无法满足自己消费需求并认同自己贫困者挑出组成新组，依次命名为生存需求组246人（92.5%）、发展需求组225人（58.4%）、奢侈需求组100人（31.8%）。3组在性别、年龄等上没有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此次调查问卷除了包含对个体经济水平和贫困处境的自评外，还运用了症状自评量表［1］(SCL-90)与简易应对方式问卷［2］(SCSQ)进行团体施测。数据采用SPSS 10.0进行统计t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SCL-90积分比较 生存组人际敏感积分高于其他2组，P＜0.05或P＜0.01，具有显著性差异。但是3组在其他因子上并无显著差异，且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恐怖等因子积分均较高。

2.2 SCSQ积分比较 生存组和发展组积分均高于奢侈组，P＜0.05或P＜0.01，差异显著。生存组与发展组间无显著差异；3组积分总体上均偏低。

3 讨 论

本次研究3类贫困生均表现出了明显的心理症状，和以往的研究［3-6］结果类似，这证实了经济水平较好的群体中也存在贫困生现象的推论，说明贫困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经济，更与个体对贫困的认识、现实消费需求紧密相关。3类贫困生仅仅在人际敏感上存在差异，这可能说明个体的经济基础不同影响了其交际行为，提示个体的经济层次是影响个体交际的重要因素。

3类贫困生心理症状突出的同时也伴随着行为的消极，但奢侈组较之生存组和发展组更显消极，说明奢侈主义对个体的危害更大，可能导致个体出现财产方面的罪错行为。因此，这类贫困生是学校心理和思想教育的重点。

贫困大学生的界定是为解决“贫困生问题”服务的。如不能全面的掌握贫困大学生的规模、类别、特点，必将影响贫困生问题甚至整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也会大大影响贫困生研究结果的科学性。经济贫困的个体容易引发消极的心理、行为上的问题，但是，贫困并不一定对所有个体都能产生负面影响，个别贫困生［7-8］也体现出了一些传统的优良品质。

而即使受到其负面影响的个体也不一定全部都会产生消极的应对方式。以往的贫困生界定方法［9］主要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即根据个体家庭收入、个体月开支等情况将经济水平低于正常水平或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个体届定为贫困生，这些做法存在明显的不足。

首先，家庭收入的界定方法。即将年收入小于5000元者列为贫困生。具体数值的参照尚无统一标准，有些学者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为参照。该界定法的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①家庭年收入因各省市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各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也相差巨大。就算是在同一个省，不同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千差万别。是以生源所在的标准还是以学校所在地为准？均有不妥。例如个体在家庭所在地并不够列为贫困但以学校所在地为标准而列为贫困的，当地政府可能难给其贫困证明。②忽略个体的生活、学习等费用来源的多样性。部分贫困生存在这样的情况：虽然家庭经济并不富足，但可从亲友处获得，如获得爷爷、外公等资助的，继承遗产者。不考虑这些因素，将使不少非贫困生也成为研究对象，这无疑大大削减了研究的可信度。③各地消费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别。如深圳物价是成都的1~3倍，在成都一个家庭收入还不算贫困的学生到深圳的大学就读，难免不会成为贫困大学生。这种“突然”成为贫困生的个体其心理和行为和长期处于贫困的个体肯定存在差异，对贫困生的研究也会造成不良影响。④忽略了个体家庭成员、人均等情况。如个体家庭年收入为2万，按以往的界定不可能列为贫困生，但其并非独生子女，其父母还要支付其他子女的学习、生活费用，甚至家庭成员中还有长年卧病在床的情况，家庭突然遭遇变故的，等等。由此严重削减了个体的经济基础。

其次，个体支出水平界定方法。指以个体月生活费高低为界定标准，一般将月消费在200元以下的列为贫困生。该方法的不足较家庭收入法大：①忽略了性别差异的影响。主要是未考虑到女性消费的实际。现代的女大学生普遍追求外表的形象，减肥风气盛行，饮食也极为节减，这类大学生月消费自然要比男性大学生低许多。如将这种特例也列为研究对象，则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大打折扣。②个体的月消费情况的动态变化性。如个体刚到校时需要额外添置生活用品；季节交替时患上疾病，医疗费增加；还有个体的服装、英语四级报名费，等等，这些因素可使个体月生活费变得不稳定。而个体往往又不会把自己的消费情况一一记录，回答问卷时难免失于真实。③对月支出的概念混乱。如有的学者将月支出视为每月饮食费用，在设计调查问卷时也未能明确其所指，导致被调查者也出现概念混乱。这难免对研究结果造成重大误差。④各地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如200元每月的生活费在一个小规模城市的大学就读或许已足够，而在一个经济活跃的大城市就读可能就远不够用了。

第三，综合界定法。指将家庭年收入和个体月支出结合起来的方法。该方法可以将一些特殊情况排除掉，如月支出200元以下但家庭年收入却大于1万元的或家庭年收入小于5000元而月支出大于300元的。但是，由于两个方法本身存在严重的不足，结合起来运用相互弥补的作用依然不能有完全避免自身不足。首先，若以家庭年收入5000元和月支出为200元为界线，那么家庭年收入4900元的个体与5100元的个体，以及月支出195元的个体和205元的个体，两者之间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以统计学的原理来说，二者差异并不明显，缺乏科学意义。其次是个体对家庭年收入的知情程度，对自己月支出的内涵，以及问卷设计不能排除被试对暴露自己隐私的担忧等，均会对贫困生的研究工作造成严重的误差。

第2篇：个体经济来源范文

关键词：以房养老；养老方式；模糊数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7-0052-01

传统的“养儿防老”养老模式对新一代的年轻人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让年轻一代有心无力。由于住房是绝大多数家庭的必备品和重要的资产，推出住房养老保险，既可以不改变老年人生活习惯又可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对于和谐社会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谓以房养老，是一种产权换现金的模式，即为反向住房抵押贷款。拥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把房屋产权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由相应的金融机构综合评估借款人的年龄、预计寿命、健康状况房屋的现在价值及未来的增值折旧等因素后，将房屋的价值化整为零一次性或每月或每年支付给房主一笔固定的钱，一直到房主去世为止在整个抵押期间，房主将继续享有房屋的居住权，并负责维修。当房主去世后，相应地，金融机构将获得房屋的产权，并对房屋进行处置，可以销售、出租或拍卖，所得用来偿还贷款的本息，金融机构同时享有房屋的升值部分。

福建省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主要包括子女养老、购买基金、收取房租以及退休金，究竟哪种方式对老年人比较合适？以房养老对福建省老年人究竟是否适用，还需进一步探索。本文将从风险、收益以及可操作性对子女养老、购买基金、收取房租、退休金和以房养老进行分析，期望能找出最适合福建省老年人的养老方式。

（1）风险性。从风险上分析，领取退休金无疑是最具优势的，退休金是国家按照社会保险制度规定，根据老年人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按月或一次支付，具有法律保障，风险几乎为零。福建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个体经济收入，都名列前茅，在老年人的退休问题上，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收取房租方面，福建省作为农民工最主要输入地，房租收入可以作为老年人最主要的收入，考虑到农民工的个人素质，以收取房租为主要收入的老年人，还是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购买基金在近年来开展红火，由于基金相对股票具有专家理财，稳定性高的特点，有大量的老年人购买基金进行养老，但在资本市场上，风险总是存在的，没有绝对的安全性。而子女养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在家庭观念浓厚的福建省，养儿防老更是深入人心，从风险的角度出发，风险性介于退休金与收取房租之间。以房养老在福建省还没正式开展，根据国外对以房养老风险的分析，主要的分析存在于房子的增值和利率问题，但总的来说，风险不大。

（2）收益性。对子女养老、购买基金、收取房租、退休金和以房养老进行收益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购买基金的收益无疑是最高的，近年来国家资本市场表现平淡，持续萎靡，但不能排除将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退休金作为国家对退休职工生活上的保障，只能满足其正常生活水平，故其收益不高。而随着福建省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对台开发的进一步发展，比将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来闽，这也进一步提高了房租的收益性。子女养老主要是看子女的收入，福建省的个体收入水平较高，进行子女养老对老年人是不错的选择。以房养老在国外开展多年，收益性在众多养老方式中一直是名列前茅，而福建省的资本化与国外较为接近，本文认为其收益性也较高。

（3）可操作性。不同养老方式的可操作性不同，收取房租、领取退休金和子女养老作为可操作性最强的三种养老方式，不需要老年人进行复杂的运作，很容易的就能取得收入。而以房养老和购买基金需要老年人具备相应的金融学知识，操作难度较大。

根据上文的描述，可以模糊的总结出不同养老方式影响因子的隶属度。

通过参考不同文献，对风险性、收益性、可操作性进行赋值，得到A=（0.5，0.3，0.2）

所以子女养老的综合评价为A·（…）=（0.83，0.17），即有83%的把握说子女养老适合福建省老年人。购买基金的综合评价为A·（…）=（0.33，0.67），即有33%的把握说购买基金适合福建省老年人。收取房租的综合评价为A·（…）=（0.56，0.44），即有56%的把握说收取房租适合福建省老年人。退休金的综合评价为A·（…）=（0.73，0.27），即有73%的把握说领取退休金适合福建省老年人。以房养老的综合评价为A·（…）=（0.6，0.4），即有73%的把握说以房养老适合福建省老年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经济大省，福建省在个人收入以及养老福利上的优秀表现，使得子女养老和领取退休金养老可以作为福建省最重要的养老方式，而以房养老作为新型的养老方式，为子女养老出现问题和没有达到退休金领取标准的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付有胜.转变观念以房养老解决老年危机[J].科学时代，2008，（6）：65-67.

第3篇：个体经济来源范文

关键词：苏北 农村青年

生活观念：更实际，更利益化

尽管时下农村的生活条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相对较低，也可以说他们刚刚或者说正在解决吃饭问题，谈到享受，绝大多数的农村青年可能只能说是农活不再是刀耕火种了，也开始有时间看看电视了，仅此而已。在实际生活中，大部分的农村青年认为“有本事的人，会拉关系的人，与领导关系好的人”容易得到实惠，尽管这与年轻人思想偏激有一定关系，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问题。因此，更实际、更利益化的生活观念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合情的。但是在大的方面，如“当国家遇到危险或困难时”，70％的人选择了尽自己的可能给予帮助，10％的人选择了会献出自己的一切，没有一个人选择与自己无关。这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改革与民主：有所关心，但程度不够

调查显示，70％的农村青年目前最关心的改革措施集中在：腐败、社会治安以及假冒伪劣产品等这些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90％的农村青年“没有听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程度是很不相符合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我们农村的法律宣传教育工作做的还是有一定欠缺的。60％的农村青年认为本村的村委会主任（村长）的产生方式“与自己无关”，这应该与他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即以外出打工为主，在家时间较少有直接的关系。

学习与科技：说不清的选择，但内心还是有着些许不舍

对于以打工为主的农村青年来说，离开学校后是否应该继续接受教育，80％的人选择了“说不清”，另外各有10％的人作出了肯定和否定的选择。而如果他们有机继续学习的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参加各种技能培训”以及“通过到城市打工”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时间对于他们这些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基于同样的原因，绝大多数的农村青年在最需要学习的内容上选择了“农业科技知识、法律知识、实用技能以及与自己有关的政策”。在对待新生事物上，没有一个人因为新技术具有风险性而选择不响应。

婚恋与家庭：宽容，理解，现实，易于接受新观念

或许是由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缘故，70％的农村青年择偶的影响因素集中在“性格脾气投合、温柔体贴、健康、文化程度”以及“聪明能干”上，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出身、成分”以及“老实可靠”则没有一个人选择。在对待婚前性行为、婚外恋和离婚问题上，绝大多数的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一样选择了更加宽容，更加理解，更加现实的态度，要知道在80年代，“婚外恋”和“未婚同居”在人们眼里还是见不得人的可耻行为。至于在农村青年的婚事大操大办上，60％的人认为是“形势及情势所逼”，导致了婚事大操大办的愈演愈烈。在对待遗产纠纷上，一半以上的人还是选择了“据理力争，实在不行再付诸法律”的方式，而“找村里有声望的人调解”的方式，则没有一个人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传统的家族宗法势力的衰落。

休闲与消费：物质消费占绝对主体，精神消费有很大的上升

由于当前农村经济的特殊性，即私营、个体经济较为发达，农村已经没有或者仅有很少的土地，因此，农村青年的经济来源以就地和外出打工为主，这就决定了他们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农闲，而他们主要的休闲时间也就相应的集中到了农历的新年前后（大约1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集中在“看电视、打扑克（麻将）、走亲访友”以及“呆着，什么也不干”上也是有着合理的一方面的。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外出旅游”和“去游乐场”成为不少农村青年的新选择。至于名牌，30％的人认为“名牌显示身份和有钱”，40％的人认为“名牌质量的好”。如果经济允许，60％的人会选择名牌，没有一个人认为即使有钱了也不会选择名牌。

劳动与致富：劳动可以致富，但并不是致富的主要手段

“劳动致富”这一传统观念正日益受到挑战，如果有机会选择，60％的人选择了“经商”和“办厂”，没有人选择“规规矩矩务农”，也没有人选择“进城打工”，但是“进城打工”和“从事特色农业”对于文化水平有限的农村青年来说，不失为最现实可行的选择。对于看待已经致富的人，选择的较为杂乱，“能力强，有文化、有技术，运气好，胆子大，有背景”，甚至“会骗人、违法经营”等都有一定的人选择 ，这不能不说明了当前农村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的迷茫和错乱。在关于致富的目的上，70％的人选择“过上富裕的日子”和“为了儿女过的更好”上也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此外，大多数人认为“缺少资金，缺少信息”和“缺少有用的社会关系”是影响致富的主要因素。

其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每个青年人都向往外面的世界，农村青年也不例外。然而，农村毕竟还是较为封闭的，大多数农村青年理解“外面的世界”的途径有：“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以及“听别人介绍”。进城打工虽然“能多赚点钱”，也可以“开阔眼界、更新观念”，但是进城打工也有着较为复杂的痛苦，主要表现在“被城里人瞧不起、找不到合适的活干”和“受到欺负没有人管”等三大方面，尤其以“被城里人瞧不起”为最。另外，30％的人愿意和“情投意合”的人交朋友，30％的人愿意和“有知识、有才华”的人交朋友，还有20％的人愿意与”对自己有实际帮助”的人交朋友。相应地，交朋友的主要目的也就集中于“交流情感，获取信息”和“办事方便”上了。对于影响目前和未来生活的众多因素中：“挣很多钱，接受良好的教育”和“事业成功”，100％的人认为很重要。80％的农村青年认为“保护环境”非常重要或重要，仅有一个人认为环境问题不重要。此外，大多数人认为“身心健康，建立美满的家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信守自己的承诺，希望别人把自己当作成人对待”等也是重要或一般的。有意思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认为“干与现在不一样的工作”是不重要或者说是说不清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当前苏北农村的经济发展势态较为良好，发展速度较快，但农村青年们的整体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事业上的功利主义和盲目的怨天尤人；精神生活上的空虚和贫乏；人生观、价值观上的迷茫和错乱。为此，我们在对待当前农村青年的发展问题上，应该在扶持其事业发展的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村精神生活，进而从根本上调整他们的发展观念，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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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技术说明：

调查对象：18—27岁中国公民（男9人，女1人）

调查时间：2003年8月6日—2003年8月9日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

第4篇：个体经济来源范文

关键词：黑龙江；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方式

一、前言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全省耕地11745.15万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9.72%，是我国人均耕地资源最富足的省份之一。2010年，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7182.1万亩，粮食总产量突破千亿斤，达到5013万吨（1002.6亿斤），总量位居占全国第二（河南省粮食总产量5437.1万吨），占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2%（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54页；《2010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相关调查资料）。为我国粮食实现“七连增”做出了重大贡献。与产粮大省紧密关联，黑龙江农村经济总收入中，农林牧渔业收入是主体，非农业收入比重过低。2010年，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2873.72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收入1587.3亿元，占55.2%，非农业收入的比重仅占44.8%，大大低于全国84.2%的平均水平。非农业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深刻影响着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及成效。为了解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探索其有效发展的途径，课题组在黑龙江省农委法规处的支持与配合下，于2011年6月上旬，对哈尔滨市阿城区及肇东市进行了调查（调查样本：阿城区、双丰街办及胜祥村、爱民村、椴树村；肇东市、昌五镇及一街村、二街村；海伦县前进镇双发村与六合村、共合镇共青团村、永和镇经建村，以及上述9村农户问卷23户，其中，有效问卷22户），获得了对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状况和经营方式的初步认识。

二、村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

阿城区和肇东市都位于哈尔滨都市经济圈内。阿城区位于哈尔滨市东南23公里，面积2445平方公里，总人口58万。2010年，全区耕地面积119.4万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108万亩（其中，水稻21万亩、玉米75.7万亩、大豆9.3万亩）。粮食总产量11.49亿斤。肇东市是国家商品粮和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它南距哈尔滨53公里，地处松嫩平原腹地，面积3905平方公里，总人口93万，其中，农村人口63万，耕地面积378.5万亩，2010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78.69万亩，总产量53.8亿斤，位居黑龙江省县级首位，全国县级第三位。

样本县域经济中农业比重都比较重。2010年，阿城区地区生产总值190.8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5.42亿元，占13.3%；农村经济总收入90.3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收入21.9亿元，占24.3%，非农产业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达到75.8%，但是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肇东市位居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第87位，该市地区生产总值305.4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62.4亿元，占20.4%；综上所述，样本县域农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这是研究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及状况的重要条件或经济背景。

如果，将村域经济主体分为农户经济、村级集体经济和村域新经济体（专业合作社等），调查发现：农户经济水平及农民人均纯收都不低，村级集体经济普遍比较贫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集体经济尚处在发育过程中。

（一）家庭经营第一产业和外出务工是农户经济的两大主要经营方式

在“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户经济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层面。农户经营状况及其方式可以通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结构指标而获得。近年来，样本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快速增长，阿城区从2006年的4768元增长2010年的8588元；肇东市由2006年的4101元，增长到2010年的7898元，2010年人均纯收入均高于全国（5919元）和全省（6210.7元）的平均水平。

深入到调查村的农户问卷得到：样本地区户均人口3.18人，户均劳动力2.27人，劳动力平均赡养人口1.4人；户均承包耕地面积26.14亩（人均8.21亩），加上“四荒地”及土地流转因素带来的土地变动，户均实际经营土地面积34.77亩（人均10.93亩），在22户农家中，承包经营土地面积最多的一家为74亩（人口4人），最少的一户是8亩（人口2人）。这一组数据进一步证明，黑龙江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相对富足和成规模，一般情况下，通过土地经营即可基本保证家庭生活温饱需求。

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已有一定的基础，问卷户平均每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2.78万元，其中，生产性用房1.38万元，农业机械0.69万元，役畜0.57万元，其他0.14万元。从农户家庭经营方式看，家庭经营和外出务工是主要经营方式，家庭经营中又以经营第一产业占据对优势（见表1）。样本地区农户经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或小富即安的态势比较明显。

（二）村级集体经济普遍贫穷，补贴、发包及“一事一议”筹资是主要来源

我们选择村域经济在当地县域经济中中等偏上水平的两个乡镇（街办）做深入调查，获知如下（见表2）。

2010年，阿城区双丰街道和肇东市昌五镇共21个行政村中，当年无经营收益的村11个，占总村数52.4%。根据当前农村村域社区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村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低于5万元的仍然属于贫困村，两镇（街道）当年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共4个村，占19.0%。当年经营无收益和收益低于5万元的合计达到71.4%，而50万元以上较高收益的村只占4.8%。样本乡镇（街办）村级集体经济经营的这种状况，基本反映了近几年来黑龙江省域内村级集体经济的总体面貌。据了解，2010年，黑龙江全省黑龙江省共有9033个行政村，当年无收益的村4496个，占49.8%，收益低于5万元的2207个，占24.4%，两项合计74.2%。

用阿城区、肇东市和海伦县村级问卷数据，可以获得更加详尽的关于村域经济基本情况以及村级集体经济运行的状况。

表3显示：样本地区平均每村有10.2个村民小组、6.1个自然村，701.3户、3154.8人，外来农户47.1户、人口174.1人，表明黑龙江省村域规模普遍较大，外来人口占到一定的比例。从村域劳动力就业情况看，村均劳动力1513.2人，其中常年外出665.6人，占44%，从事家庭经营的占56%。从业结构同样反映出农户经济的两大经营方式。从土地资源占有情况看，村均耕地资源15297万亩，其中，承包到农户的14452.8亩，占94.5%；村均机动地607.2亩；村均林地和山地面积547.6亩，其中集体统一经营31.1亩，占5.7%；村均四荒地资源55.6亩，可养殖水面12亩。从村集体经营收入看，村均18.7万元，其中统一经营收入0.5万元、占2.7%，发包及农户上交收入6万元、占32.1%，房地产租赁收入1.1万元、占0.6%，上级补贴收入7.8万元、占41.7%，单位扶持和社会捐赠0.06万元、占0.3%，一事一议筹资3.2万元、占17.1%，表明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收入主要依靠三大来源，一是上级补贴，二是土地发包及农户上交，三是“一事一议”筹资。

（三）村域专业合作社等新型集体经济尚在发育中

近年来，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全省约四分之一的农户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中。目前，黑龙江省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43万个，其中，从事种植业的合作社近7500个，养殖业的合作社近4000个。在调研的9个样本村中，只有二街村的合作社有一定的发展，共有玉米种植合作社、蔬菜合作社、养牛合作社和蛋鸡合作社四个合作社，分别有100户、30户、30户、70户入社。

三、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式

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相对比较单一，表3已经清楚地反映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单一，主要以土地发包经营为主，而集体直接经营较少，房地产租赁以及投资收益等经营方式，只在极少数村有。

（一）集体资源发包经营

集体资源主要是“机动地”、“四荒地”、砖瓦窑厂、可养殖水面等资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拥有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而其经营权则通过公开竞标的形式承包给农户或企业，发包价格随着市场价格变化有所调整，承包期限一般为3-5年，个别情况下也有承包20年的。收费方式一般采取中标农户或企业在中标第一年一次清，也有按承包年限平均逐年交纳的。正因为如此，样本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拥有或多或少的“机动地”或“四荒地”等资源，但却只有不到50%的村当年（2010年）有发包及农户上交收入。案例如下：

胜祥村有“机动地”350亩，承包期限3年，承包费3年5万元，一次清；另外该村还有一个砖瓦窑厂，承包期限20年，一次性付款70万元，这些收入前些年已经用于村级公路建设，因此，2010年没有发包及上交收入。

爱民村有400亩“机动地”，承包期限3年，承包费3年共4万，分3年交付承包费，所以，2010年该村有1万元的发包收入。

椴树村有450亩“机动地”，按20年期限发包，2010年没有发包收入。

街村有“机动地”800亩，三年一招标，每年15万元承包费，因此，村集体每年的发包和上交收入比较稳定。

二街村共有“四荒地”1800亩，三年一招标，从2009年开始以招标形式发包，每年承包费27.5万元；另外有“机动地”200亩，同样三年一招标，每年收入5万元。2010年，该村集体经济仅资源发包收入就达到32.5万元。

上述案例告诉我们，村级集体经济资源的管理和经营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粮食主产区（非农产业不发展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水平，只要抓住了这个环节，黑龙江农村及其相同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将实现较大增长。

（二）村集体直接经营

直接经营是指集体经济资源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生产经营、管理和收益，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行使管理权。众所周知的原因，自时期的社队企业至改革开放时期的村办企业，数次热潮数次衰落，不仅留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留下巨额债务，而且给村组干部和农民群众留下严重的心里阴影――村集体办企业不可能成功，村办企业留下的不是财富而是债务，这种根据“历史经验”形成的否定认识，在黑龙江农村干部和群众中影响尤甚，我们所调研访谈的村庄中，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农民群众，都对村集体办企业的做法持否定态度。昌五镇干部反映，该镇以前各村都有村办企业，后来都垮了。因此，在样本地区村集体几乎都无直接经营企业的方式，3个县（市、区）9个村的问卷结果，只有二街村集体直接经营饲料加工企业，年收入4.8万元。

（三）房地产租赁经营

房地产租赁经营，是乡村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伴生物，因此，与粮食主产区乡村非农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相一致，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房地产租赁行为较为稀少。样本村中，胜祥村的冷库租赁，租赁期10年，每年有0.2万元房地产租金收入；二街村集体有20平米的街面房17间，每年租赁收入9.5万元。

（四）补贴收入

补助收入即政府转移支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财政等有关部门的补助资金。村级组织的基层治理职能和社区公共服务职能是县乡（镇）政府职能在农村的延伸，村级组织履行职能的报酬理应由公共财政支出。因此，应该把财政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收入，看成政府必须支付给村级组织对基层治理和社区公共服务的报酬。在这个意义上，补助收入也是村集体的经营方式之一。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村域社区生产、村民生活及社区公共服务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2010年，样本村平均，每村集体经济总支出14.3万元，其中，村干部及社区固定工作人员的工资4.8万元、村内各项务工补贴0.8万元、村级组织办公费用4.3万元、环境卫生及治安巡逻费用0.7万元、村民医疗社保及福利2.3万元、文体活动费用0.1万元、用于村域农业生产服务（沟渠路维修水电等）1.3万元（见表4）。在村域公共设施建设、村民福利等许多方面，公共财政的阳光尚不能完全覆盖，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村级组织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村级的各项管理和服务最终只能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买单。

四、促进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黑龙江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村干部积极性不高。集体经济与村民利益关联度尚不够紧密，村民尚未意识到发展集体经济对农户个体经济和村庄公共服务的推动作用。

第二，就黑龙江而言，村集体可用于经营和开发的资产少、价值低。实行家庭承包后，土地、山林等大都承包给家庭和个人，农村税费改革后，家庭承包已不向集体上交收入；集体可以用来发包、出租的资产主要是一些机动地、荒山等，甚至，文章调研的很多村庄已没有可发包的资产，也就没有经营收入。

第三，就村级集体的资源管理而言，有的村集体资源发包期限过久，一承包出去就是10年或20年，一次性付费，结果不能根据市价及时调整承包费，也就无法增加村集体收入；就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经营方式而言，方式较为单一。目前阿城区和肇东市村集体经济来源主要是土地承包款、集体资产租赁和补助收入等。但集体资产租赁等收入并不是每个村都有，相当一部分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机动地的土地承包款，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相当狭窄。

因此，要促进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宣传力度，使村干部和农民了解到村集体经济的性质、作用和其所能带来的利益，明确自己在集体中的相关权利和责任。对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要给予引导、鼓励和扶持。

第二，加快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支持村集体在盘活土地资产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方面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使农村集体土地尽快转化为发展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

第三，建议巩固现有的发展模式，积极拓宽集体经济收入来源渠道，努力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通过产业带动增收，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推进农业产业化、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结合起来，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加农民收入；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创办形式多样的经济实体，增加村级经济收入。对空置的办公用房、旧厂房等进行改造利用，通过建设标准厂房，采用承包、出租等方式，取得长效收入；根据村庄的区位和资源特点，选取适合本村发展的产业，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探索出适合本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实践证明，一个村庄如果没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而仅靠外部“输血”，是注定没有活力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要有效地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开发增源问题，必须要积极拓宽发展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