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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民族国家 市场经济 丝绸之路
经济全球化促使市场不断扩大,国际分工更加深化,各国不断扩大市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通过与他国产品的对比弥补自己产品的不足与差距,从而改进管理模式,提高创新能力,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对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的影响早在我国古代就有之。早在西汉、东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目前已经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而且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命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丝绸之路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中陆上丝绸之路是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途经甘肃、新疆,通往中亚、西亚,将东西方的文化、历史、经济、宗教等相互传播交流,开启中外交流的新纪元。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南海为中心,分为东洋航线、南洋航线、西洋航线,贯通世界各条海上通道,形成于我国秦汉时期,唐宋时期达到鼎盛,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和外国文化、经济、科技等传播交流的重要商贸渠道,为人类文明历史进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这种重要的“友谊之路”为我国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市场经济空前繁荣。丝绸之路将我国丝绸、瓷器、银器等通过这条要道输送至欧亚各地,同时将欧亚各地的珍贵商品输送至我国,这种商品的交流带动经济的互通,使得欧亚大陆的市场经济得到空前繁荣。古代中国通过这条交通要塞将西方市场经济引入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使我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不断繁荣,产品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同时将我国的市场经济产品向他国发展,达到商品交流互通有无,使得欧亚各国的贸易、金融、投资等市场得到空前发展。其次,文化传播技术的交流覆盖范围广,知识层面深。丝绸之路将古代我国的造纸术、印刷术传递至世界各国,为欧洲和中亚带来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各国利用丝绸之路这个强大的传播手段向我国古代宣扬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为科技知识的传播、文化技术的实践、宗教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后,丝绸之路带来的是民族国家的繁荣强盛。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各国在互送利益的同时也要互相受到牵制。各国的文化和生活传递至我国,我国的传统文化势必受到冲击,所以此时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为维护民族国家不断进行斗争。使我民族国家的利益不被他国践踏,使我们的华夏文明不断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和丝绸之路相似的还有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盛于明清的茶马古道,第一条是陕甘茶马古道,第二条是陕康藏茶马古道(古道),第三条是滇藏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通往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国,成为历史文化的载体。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成千上万的马帮通过古道,经历艰难险阻,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商贸通道。促进茶叶、布匹、盐等商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发展,加强民族之间的联系,发展当地的市场经济,与此同时,途径地区的宗教、文化、艺术等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这是我国古代重要交通要塞,而今天我们经济全球化除了这些重要的交通要塞承载各国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将全球市场经济、各民族国家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把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全球化,从而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源整合的全球化,加速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发展的不平等,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经济全球化通过各国经济的往来反映国与国之间经济的联盟、共同的市场甚至是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使各国之间的信任不断加深。但是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矛盾与冲突,经济的发展使得地区间人口流动的速度加快,伴随着跨境民族问题。再者如果地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完全独立开放,那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危机也就相应而生。民族认同出现危机,直接影响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
基于经济全球化下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带来的这种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制度创新是民族家维护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出路。科斯证明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及经济表现是相关的,认为市场失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意义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制度创新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使国家的经济政策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资源的浪费。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建设中。如何能够在经济全球化建设中把握我国的贸易、经济的区域网络,就需要不断拓展新兴市场、引进先进技术、确保战略资源的足够供应。同时,需要处理好内、外两个市场,不仅要积极加强我国东西南北的发展,而且要不断吸引周边地区投资,激发我国与周边地区之间经济间的频繁往来。
建立国家间信任体系。民族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利益的建立,而民族利益的产生则离不开市场经济的一些列活动。因此,民族国家的市场经济活动使通过双边作用作为基本保障,从而激发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种要素的流动。构建国家间的信任体系,是处理好国家品牌和国际间品牌的基础。既要引进国际的新兴产品同时防止过分依赖国际产品,以免给民族国家的市场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通过构建国家间的信息体系,扩大内需,开放更多的市场,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渠道,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不断提升我国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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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率市场化的理解
一般来说,所谓的利率市场化是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金融机构在市场的融资水平,换句话说,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上融资的利率水平。在全面利率市场化后,跟传统的利率相比较,它主要是根据市场的供求来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对市场利率水平的调控力度。实际上,利率市场化是将金融利率的多少交由金融机构来决定,在央行基准利率的基础上,给予金融机构极大的自主权,让他们在根据自身资金的状况与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动向的判断的前提下,进行利率的调节。并且,还进一步通过金融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促进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对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影响
(一)提升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金融业务、证券交易与贷款等项目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的。而在利率市场化后,对金融市场来说,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活跃力度。对银行来说,金融市场的需求变化对利率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银行也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来进行利率的调控,能够进一步达到刺激金融消费、提高金融消费者投资力度的目的,在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还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经营利润。其中,利率市场化主要是由金融市场的供求变化而决定的,把市场作为利率调节的主体,将市场的变化作为利率调节的一个参照值,在此基础上,更有利于构建金融监督的管理体系。这样既能够提高商业银行对金融市场的监督与管理,创造良好的经营管理环境与市场竞争环境,还能够有利于商业银行及时的掌握市场供需变化的信息与动向,把握市场变化的普遍规律,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二)提高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推动金融领域的革新,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金融市场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对银行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在实行全面利率化的背景下,银行间的竞争加剧,逐渐的白热化,商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下,取得一定的发展与利润,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在商业银行发展的市场环境改变的背景下,极大的冲击了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模式,如果没有在市场需求的背景下,完善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将会阻碍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创新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模式,从改变金融业务单一的现状,提高金融的服务质量等等手段入手,提高商业银行的创新力与核心竞争力,才能够促进商业银行的长久发展。
三、目前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存在的挑战与不足
(一)存贷款业务的减少
对商业银行来说,存款与贷款是其传统的主要业务,也是获取利润的来源之一。但是,基于市场利率变化的背景下,金融消费者为了进一步做到规避风险,就会相应的减少投资力度,这样会导致商业银行的存款与贷款业务减少,降低了银行的利润,长久以此,就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益与安全保障。在现行的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面对业务减少的问题,会被迫的发行银行的债券,来获取相应的资金。而随之而来的是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的增加,并且资金的进一步流动也会加大银行存贷比。这样,存贷款业务的减少,使得银行失去了传统的稳定性收入的来源,为商业银行的发展埋下一定的安全隐患。
(二)商业银行的风险加大
在市场利率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发展环境变得更加的复杂,竞争加剧,市场的波动情况极大的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利率,可以说,利率的波动与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直接挂钩。而市场利率在金融市场的变化下,会一直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波动越大,带来的风险也就越大,这无疑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一旦,利率波动的幅度超过了银行的可控程度,就会使银行的发展陷入到巨大的经济危机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银行经营管理的压力与挑战。
(三)专业管理人员的缺乏
人才,对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商业银行的发展而言,也不例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人才是经营管理中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的利益,规避风险,需要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参与银行的管理工作。但是,就目前来说,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一方面,缺乏专业的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另一方面,也缺乏对员工的管理技能培训,以便加强人员自身的素质,进一步面对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带来的挑战。
四、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建议
(一)建立利率风险管理机制
面对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进一步加大的问题,在完善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应该着手建立利率风险管理的机制,提高建立利率风险管理的部门,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规避风险的能力。利率风险管理部门要全方面的收集市场利率的波动的信息,并做好风险预防的方案,协调好商业银行利率与市场需求利率之间的关系,从事前就做好处理风险的准备工作。另外,风险利率管理部门还应该要提高对风险的识别能力,着手建立商业银行的风险识别系统和风险的分析方法,加强抵抗风险的能力。这样,全面的建立利率风险管理的机制,有利于完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不足,并进一步的做好规避风险的工作,促进商业银行的稳定运行。
(二)创新人才管理与培养机制
对商业银行的发展来说,获得最大化的利润是它的首要目标。但是,在实行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也要兼顾到顾客的利益,以人为本,提高金融的服务质量。创新人才的管理与培养机制,能够有效的提高人才的素质,提升人员服务的能力,从而使顾客获得最满意的服务,促进商业银行的长久发展。另外,加强对人员的培训,通过各种专业的培训课程,使人员掌握利率定价的定理,提高管理人员风险预测与识别的能力。并且,要提高商业银行管理的水平,就要相应的建立各种考核评价的机制,设立相应的人员管理监督机制,薪酬制度,创新管理的理念,善于利用激励的手段,提高对人员的管理力度,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从而推动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获得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科研事业仍须实行计划经济管理
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表现。特别是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起着保护和促进的双重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国防技术仍须具备相对的先进性、严格的保密性和科技成果不可流通性。为了充分发挥国防技术的作用,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国防科研事业必须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
2国防科研单位的军民结合体制要求计划经济管理遵守价值规律
军民结合体制要求对军品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对民品实行市场调节。计划经济管理的方法是,定任务、定时间、定经费、专款专用。它的特点是:①对劳动对象的强制性,即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指令性计划;②对劳动者的制约性,即指令性项目专款专用。计划经济管理的强制性和制约性,要求科研劳动组织必须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发展才是稳定的可靠保证。因此,作为指令性任务的军品研制,在完成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市场机制的挑战。市场价格并轨,生产资料供求关系浮动,劳动价值的可比性,对完成指令性任务都有很大影响。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完成计划的可靠性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建立军民结合的管理机制,增强了科研单位的增收创效能力,对计划经济管理起到了一定的调节补充作用,但作为计划经济工作本身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3科研经费计划管理必须引进市场经济核算机制
多年来,科研经费核算主要分为两大块,事业费核算和科研费核算。目前的核算方法,延用了原军队供给制和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核销制的管理模式,它与改革开放后的科研管理工作已经很不适应。一是事业费严重超支,二是科研费核算失真,这是现行管理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病。落后的管理方法对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产生了一定阻力,因此研究市场经济规律,改进计划经济管理工作,是国防科研事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1 打破传统的核算模式,调整事业费核算内容
事业费的来源是国家定额拨款,限定开支范围,履行事业职能,列出实际支出。目前的事业费支出有:工资、津贴、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公务费、设备费、修理费、业务费等项目,涉及到现代企业会计制度中的成本费用、期间费用和税后留利等多项核算内容。如此庞大的开支范围,用人均年6000多元的事业费去核销,必然会出现财务赤字。以三部1994年事业费支出为例:上级拨事业费543万元,而实际支出是1118-6万元,是计划经费的两倍多。其中科技人员的工资性支出是671万元,离退休人员费用是153万元,职工医疗费是114万元,在社会保险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这些费用都是事业费必须负担的经费。如此严重的赤字核算,已经失去了计划管理的作用。尤其是对有明确经济载体的科研事业单位,工资作为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应当随着劳动消耗转移到劳动载体中去,事业费应被视为间接劳动消耗(因科研任务是计划经济管理,不能创造利润)。因此,把科技人员的工资费用从事业费中分离出来是最为合理的管理方式。这样不仅解决了事业费超支问题,同时也解除了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使职工医疗费、退休养老费有了可靠的保证,事业费也就起到了稳定科技队伍的作用。
3.2 统一科研费成本核算内容,提高计划经济管理水平
目前航天系统的科研费成本核算办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延用了经费预算供给制、成本核算核销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会计制度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科研费成本核算办法也势在必行。
社会公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力量。而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消耗是人的脑力劳动,按照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多倍于简单劳动的原理,各国政府一般都比较重视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问题,
目的在于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科技工作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把他们的工资、津贴等劳动费用作为完成科研任务的成本费用是无可非议的。而我们目前的核算制度是“见物不见人”,用部分事业费取代了直接劳动费用,背离了科技发展的价值规律,给科研管理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利。一是科研费用的成本项目不全,不能正确核算每项任务的实际劳动消耗,使科技人员的劳动价值失去了可比性;二是造成人员经费开支紧张,超支部分没有出处,给财务管理工作造成困难;三是因为劳动和劳动价值的分离,容易出现争经费、多外协、少要人、多创收的短期行为,不仅造成了科研经费外流,而且对科技队伍的建设发展非常不利。要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必须统一劳、资核算关系,准许科技人员工资进成本;遵守价值法则,以经济杠杆调节生产关系;提高预算水平,实行计划经济招标管理,向管理要效益,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3.3收益分配应体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
目前执行的承包管理办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超支不补减轻了国家计划外支出的压力。但结余归已限定5%的收益率,没有充
事实上,历史机遇造成的结局往往是双重的。我们在拥有一个灿烂前景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危险的境地:改革措施走形变样—计划经济之弊与市场经济之劣奇特地结合,产下一个交织着各种落后的经济关系,长满毒瘤的畸形儿。可怕的是,后一种结局出现的概率往往更高。
——这绝非杞人忧天。不要说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风险极大;即便是在我们之前致力于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真正成功的也并不多见。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事实: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市场经济体制在整体上显示出比计划经济体制更高的效率的同时,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反而不如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情形也不乏其例。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有了某种机会,并不等于一定能把握机会。
——这也绝非无稽之谈。10多年的改革,成就之辉煌令世人瞩目,但是其间的某些曲折也令人痛心疾首。明眼人都看得见,在改革的推进中,许多初衷美好的改革措施被相继变更和扭曲,弄得面目全非。比如,优化劳动组合蜕变为亲戚朋友组合,承包制异化为瓜分制,“转变职能,精简机构”造出以权经商的翻牌公司,“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推出了权力集中的行政集团,培育市场反铸成市场壁垒,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竟搞成让人哭笑不得的“圈地运动”……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东西不会在这块土地上变形、变味?更有人深为遗憾:假若我们的改革措施能够“原汁原味”地付诸实施,恐怕新体制今天已经初步建立了。因为有关重要文献曾明确指出,要在80年代末期初步建立起新体制的框架。
看来,清醒地认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走形变样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花大力气阻止或克服这种变异,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全体建设者们的头等大事。
好端端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为什么总是走形变样呢?
“误解”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祖宗们曾把市场经济描绘得阴森恐怖,在人们脑海中的市场经济,不说是万恶之源,至少也是野蛮、颓废、腐败、暴发的同义语。早年放映美国影片《冰峰抢险队》,老人冰峰上舍身救人的故事,使千百万观众感动之余发生困惑,终于引发出一场“西方是否也有雷锋”的讨论。后来又听说西方的老板给雇员送生日蛋糕,搞劳保福利,分股息红利,更使人大惑不解。国门洞开之后,人们虽然不再相信市场经济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或止于皮毛,或失于片面,继而造成了行为的种种误区。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投机,且投机还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于是便有人热衷于投机行为,致力于发展投机性产业,于是各种旨在从事投机的机构如房地产开发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等超条件超规模发展;一些生产企业放弃主体产业,把十分吃紧的生产资金转向投机性行业;更有甚者,把属于国家的财富捞进个人腰包。其实,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产性经济,真正的富有者绝大多数是靠生产发家的。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是衡量成败的重要尺度,有人就误以为市场经济只讲钱,可以不顾社会公德。于是,落水者在垂死呼救,岸上的人却在为酬金讨价还价;孕妇在路边,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相帮;更有人笑贫不笑,为几个小钱不惜出卖自己的尊严。对市场经济如此曲解,是不可能不把它弄糟糕的。
“无知”也是导致市场经济走样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有自己特定的理论体系和运作语言。资本、劳动力、失业、雇佣、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正是这些看似枯燥的语汇和范畴,实实在在地组合成一幅机会与风险同在的市场经济运行活剧。不知晓它们,熟识它们,不要说建设市场经济,恐怕连它的门槛都无法进去。我们长期置身于计划经济的氛围中,大部分人对指令、调拨、分配、审批这类计划经济语言驾轻就熟,但对市场经济知之甚少,甚至连ABC都搞不清楚。“无知”—不懂得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不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不熟悉市场经济的运作语言,带着这种“无知”去建设市场经济,很难不使建设走入歧途。
如果说误解和无知都属于“过失”致使市场经济变形的话,那么“营私”则属于“故意”把市场经济推向邪路。对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维护,企图在新增利益中多捞一把特殊利益,都只能在直接或间接与改革措施的对抗中实现:或明修栈道,暗渡阵仓,把私货塞进改革措施中,甚至以改革的名义推出;或李代桃僵,在从实际出发的幌子下另搞一套;或借改革措施不配套之便,钻空子,挖墙脚,假公济私,或干脆来个针锋相对,以封建式的割据阻碍公平竞争,以欺诈经营对付诚实信用……在局部利益、个人利益或眼前利益的驱动下,抱残守缺,我行我素,是导致市场经济在建设过程中走形变样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层的因素,因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敌。
市场经济的走形变样也会产生于“失策”。建设市场经济新体制,不仅仅是对原有体制构成部分的内容上的更新,也是对改革中的各体制环节按照市场经济要求的序列与规则进行组合与构造。改革措施不配套,不协调,必然使改革设想大打折扣,改革的“成品”变形。特别是在攻坚碰硬已成为基本特征的改革现阶段,某种改革措施进展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已不主要取决于这一措施本身,而更依赖于相关环节的综合配套。正确的推进与操作方式不仅能使改革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能有效地抑制改革措施的变形。反之,诸如用运动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除了搭个热热闹闹的“花架子”外,剩下的恐怕就是把权力和经营结合起来,让一些人既能享受计划“控制”的好处,又能揩足市场“自由”的油水了。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影响和制约它的因素就不会是十个八个。上至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下至经济结构,自然条件,每一种关系的异动,都会在体制建设上产生相关的反映。因此,每个环节都忽略不得。从我们的实际出发,防止和克服市场经济走形变样的重锤应该敲在培训素质、把握方向、完善环境、转变方式上。
学习市场经济基本知识,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应该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偏见、误解出于无知,胡乱行事也出于无知。我们不能设想,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能够圆市场经济之梦,娴熟的市场经济运作语言和运作技巧,对国家是健康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保证,对企业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领的武器,对个人则是发家致富的源泉。我们应该从现在起,立即开展一次扫“市场经济盲”的学习活动。
市场经济体制不是某几个方面的制度与体制环节的简单拼凑,而是一种由能动的企业、竞争性市场和灵敏的间接调控体系结合成的活的经济关系,因此,所有的改革都应在培育和形成市场化的经济关系方面下功夫。这是根本的方向,把握这一方向,大力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消除旧体制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基础,着眼于理顺各种基本经济关系,应该是防止市场经济建设步入歧途的根本措施。
完善改革与发展的环境,使之充满真正平等的竞争,是阻止市场经济走样变形重要保证。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马上做这样的事:取消“特批”“特优”“特惠”,剥夺任何地区、任何单位、任何个人拥有的特权;把行政推进市场经济的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防止貌似合理的行政行为导致的机会不均、体制建设不配套与扭曲。
关键词:社会转型;市场经济;道德规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生成和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或道德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之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道德建设中面临着新的困境,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提倡的“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规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观走向了极端,礼仪缺失、不讲诚信、损公肥私的情况屡屡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了制约我国社会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经济体制转型时期问题的产生
社会转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进化,它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结构剧烈的、整体的和根本的变化。我国的社会转型首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过渡又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转变过程。但是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是无法全面把握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含义的,实质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而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对命令无条件地服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曾经发挥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动员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现了社会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证了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发展。
从计划经济这种通过各种指令控制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特征来看,它比自然经济有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经济的狭隘性、保守性和小农意识。但是这种过分强调外部约束的体制框架又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创造性主体—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这种约束是在极少物质激励的条件下进行的,进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中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结果是助长了惰性,依赖性,中庸主义,平均主义。活力丧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别是当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经济规模变大,利益主体增多,利益目标多元化时,单纯的精神激励已无法超越人们内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必然产生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抵制效率的行为。经济越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动力不足,结构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的弊病,就越发明显,以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久而久之,经济发展必然陷于停滞。
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更为理想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要求每一个主体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较强的依附性,并且承认每个主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每个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将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趋于更为理性的选择,并在追求这种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极大地增进社会的福利,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样,我国就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问题。
二、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我国的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礼仪缺失、不讲诚信等道德失范现象也成为了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道德规范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道德关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规范从一部分习俗规范演化而来,以信念、习惯和内心情感等内在因素为基础,以善与恶、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作为评价尺度,在舆论和教育等强制力下发挥作用。人们遵行道德规范往往基于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表现出是自觉行为。而所谓道德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要弄清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基于对由社会转型引起的强烈社会变化对置身其中的实践主体—人的主观世界及价值观的冲击的分析。
[关键词]市场;法治秩序;规则
[摘要]当前,在整治经济秩序及规范市场中,行政管理只应弱化,而行之有效者在于必须强化法律手段。为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民事立法、经济行政立法,加强行政立法和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使我国尽快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这是解决我国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本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例如,经济欺诈现象较为严重,逃、废债行为相当普遍,债权人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诈骗、逃汇骗汇、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仍较为猖獗;假冒伪劣商品愈演愈烈,不仅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危害了许多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依然存在,并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建立。这些混乱现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败坏了国家信誉和改革开放形象,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也给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造成了损害。当前,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大,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
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可以有两种手段供我们选择,一种方式是强化行政管理、扩大行政权限、加强行政处罚;另一种方式是强化法律规范和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前一种是行政手段,后一种则是法律手段。我认为,当前单纯依靠强化行政手段来治理混乱秩序并不能够取得应有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仍处于从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政府虽然在很多方面采取了各种简政放权的措施,但政府享有的行政权限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相比,仍然过大。例如,政府各种名目繁多的审批和处罚、对交易自由和财产自由所设定的各种不合理的限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主体所应当享有的必要的自由,也障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行政权力不是应当强化,而是应当逐渐弱化,这一点已经形成了社会的共识。而强化行政权力,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市场主体所应享有的自主自愿,而且与改革的方向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不符合的。另外,强化行政权力,不能从制度完善上来解决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有可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短期内或许能够见效,但从长期来看,难以产生应有的效应。
我认为,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必须要强化法律手段。也就是要通过加强立法和执法,强化依法行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尽快地使我国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当前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将规范市场与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作为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只有加强法治,强化法律的规范和管理,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的规范和秩序,其理由在于:第一,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其利益是多元的,资源也是不断流动的。因此,市场经济要求实行自由的交易和公平的竞争,这些必须要靠法律来维持正常的秩序。例如,在计划经济,可以通过行政的调处、领导的平衡和干预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和民间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形成于旧体制的解决争议的已被证明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需要。在一个开放的、自由平等主体的交易构成的市场经济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必须要靠法律来规范,而其产生的纠纷也必须主要应当靠最终解决争议的机构——人民法院来解决,这就是说,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形成秩序。第二,从目前市场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来看,尽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转型时期社会变动的负作用,需要靠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重建来解决,但相当多的问题仍然是法治不健全、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等原因造成的。例如,假冒伪劣现象难以得到有效的根治,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方保护主义、以罚代刑和处罚不力造成的。第三,通过法律手段来整治秩序,这就是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监管体系,解决市场混乱的问题,真正使市场经济形成良性的循环。
[关键词]产权改革 经济学 经济体制改革
一、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我们通常情况下把产权理解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对资源的使用权利,也可以说是人们在利用资源时必须遵守的适当规则。从直观上分析,产权主要用于表现人与物之间的某种特定的归属关系。其实呢,这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知,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无限制供给资源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所谓的产权问题。
清晰化以及流动性是产权的两项重要的基本特征。产权清晰化包含了两种基本含义:一是产权中所涉及的主体的“人”格化。这主要是指产权的所有者必须是被我国法律认可和承认的人格主体。这些主体通常是指法人或者公民自然人。这一特征是不适合抽象的对象的;二是产权归属必须具有独一性。“一物一主准则”在市场经济中是维持我国产权市场的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准。产权制度的第二项基本特征是流动性,产权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合理配置,从而聚集大量社会资本,最终达到与现代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目的。
二、产权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分析
1.产权经济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通过总结我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产权经济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产权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最基础的经济理论之一。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充分表现了产权的复杂性,因此产权经济学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要挑战。产权不是单一的某项权利,而是一组围绕人们财产所结成的权利。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产权激励机制是重中之重,是整个改革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产权激励是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
2.产权经济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主体内容,其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的明晰以及界定问题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微观基础。产权制度在法律的保护下和政府部门的适当激励下,才能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产权是发育市场经济主体的第一要义。
3.市场经济中股份制改革的精髓是产权多样化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要求以多样化的产权主体作为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竞争,推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而在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有效载体即产权多样化。同时,这也是是产权经济学的一项重大突破。因此,股份制被称为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项重大发明。
三、如何应用产权经济学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1.以产权经济学为第一要义优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总结我国早些年间实行计划经济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针对我国目前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慢慢的以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项正确的举措,在现在的经济改革浪潮中,我们要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天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以下问题:由于全民所有制在产权制度中是模糊飘渺的,更加无从谈起所谓的激励,这就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因此,要将产权所有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要勇于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大胆深化企业经济改革,促使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建立起多元化的、全方位的产权激励机制,最终达到优化所有制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2.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产权多样化
只有竞争才能促进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前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完全是抄袭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并不适用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中全民所有制是一个宽泛而且抽象的概念,它不具备明晰的产权关系,无法形成利益驱动。因此如何在全民所有制中建立起优良的动力机制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历史课题。因此在现代经济体制改革中很多企业采用了股份制,通过参股、集股、控股多种方式,形成多元化的经营主体,从而满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3.将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
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最深层次困扰和较难突破的体制瓶颈。经济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体现, 它通常是以政府、企业等单位组织作为支撑点和连接点的, 而产权则是经济活动的对象以及重要纽带。运用适当的制度来界定经济主体的具体责任和相关权益叫做产权的界定。产权的界定主要是为了维护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优化配置经济资源,实现我国经济有序而且高效的运行。目前有的产权归属关系还是很模糊,这一现状导致部分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疏忽了自己的资产情况,缺少具体人员对国有资产负责。想要尽快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重视产权制度改革。
4.将产权保护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
每个公民都希望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产权并使其不断增值,因此我们必须将产权的保护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私企和个体商户应运而生,我们必须通过法律来保护这部分人的私有财产, 这也是产权经济学制度改革的基本内涵。
结语:通过不断地研究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我国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在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产权经济学,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魏杰,赵超俊.构建新的财产制度[J].国有资产管理,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