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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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文

一、基层商业银行加快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根据国际通行规则，除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外，《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将操作风险也纳入资本监管框架，增大了资本充足率计算的分母，使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将有所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在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大部分银行寻求通过内生式的增长来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

另一方面，人行近两次调息的关键并不在于单纯地降息或者扩大存贷款的浮动区间，而在于就此拉开了银行面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竞争和加快经营转型的帷幕。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对现行银行经营将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冲击：

一是利率市场化将使利差缩小，银行盈利将会受到较大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利率市场化后，短期内存贷款利差会出现收窄之势。在我国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前，人行的利率管制为银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利差保护，使存贷款利差成其利润的主要来源。近几年银行业的净息差基本稳定在2.5%～2.8%，净利息收入占比一直居高不下，2011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息收入2.15万亿元，占营业收入的80.68%。但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利率市场化将对银行的业绩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从短期来看，存款利率明降暗升，而贷款利率下降，利率市场化将使银行的净利润受到较大冲击。据某知名证券公司的测算，两次降息影响上市银行2012年净利润在2～4个百分点；影响2013年净利润5～13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后，各家银行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存款利率将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同时，为抢夺优质大客户，贷款利率不会有显著提高甚至还可能出现下降。从目前中国商业银行而从最新的财报看，目前利息收入依然是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占比均超过了70%，这将影响银行现有的资金平衡关系和利率配比关系，利差空间也随之减小。

二是利率市场化促使同业竞争更趋激烈。两度降息后，银行存款差异化定价基本分为三大阵营：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区域性商业银行，表现为规模越小的银行，利率上浮的期限品种越多，上浮的幅度也更大。总体看，存款利率实行区间上浮政策，银行定价策略分化，加剧了银行间对存款尤其是对客户群的竞争。

三是大数据时代和金融脱媒使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和优势受到冲击。作为信息革命的第二个，大数据提供了全新的沟通渠道和营销手段，一方面，银行通过打通银行内部数据和外部社会化的数据可以获得更为完整的客户拼图，从而进行更为精准的营销和管理。一方面，大量的数据来源和强大的数据分析工具正催生出很多新的金融业态来直接瓜分银行的信贷市场。在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信贷自2012年8月起全面向普通会员开放，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低额贷款。而其依仗的正是掌握在手中的海量客户经营数据，有了这些数据，阿里巴巴可以说是对客户的资信状况了如指掌，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了信贷业务的风险。如果说象Wonga这种尚需要去网络上搜集数据来进行放贷的公司尚不足为惧，那么像阿里巴巴这种本身拥有雄厚客户基础和海量数据资产的公司介入信贷行业，将对行业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专家预测，“网络融资”可能成为20年后的主流，甚至可能发展到资金供需信息直接在网上并匹配，供需双方直接完成资金融通，而这一切都对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和优势带来全新的挑战。

四是利率市场化将对银行中间业务发展形成“倒逼”，成为中间业务发展的催化剂。总结美国和香港地区银行业中间业务发展经验，不难发现，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与利率市场化存在密切联系：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1980年，而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也正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爆发式增长；香港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总资产曾长期在0.8%左右徘徊，但是2001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中间业务收入与总资产的比率迅速突破1%。造成这种催化效果的原因有二：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对银行存贷利率的保护，因而通常会导致净息差收窄，存贷款业务盈利下降，迫使银行通过发展中间业务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联通了存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使银行通过衍生品交易转移利率风险成为可能，同时也提高了贷款定价的准确性，刺激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

二、制约基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转型发展的因素分析

作为商业银行最具活力和发展空间的部分，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收入，尽快扭转对息差收入的过度依赖，这是商业银行加快转型的努力目标之一。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银行业的传统盈利模式也确实有了很大转变，中间业务收入得到了快速发展。2008年，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还不足10%，最近几年稳步上升，到2011年，上市银行净手续费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平均占比为15%左右，尽管中间业务实现较快增长，但与国际同行相比，这一指标依然相差很远。在金融业发展相对成熟的市场上，银行业机构的收入更多靠利差以外的服务，非息收入占全部收益的比重大都在四成左右，有的甚至超过七成。与之对比，中国银行业在提高中间收入占比，改善收入结构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是认识仍不到位。由于目前不少基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在思想上，不少基层行对该业务能否成为资产负债业务之外的第三大支柱尚存疑虑。仅将中间业务视为银行附带业务看待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受货币政策继续从紧及贷款规模受限等不利因素影响，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基层行资产扩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将使银行依托资产业务扩张带来的中间业务收入的发展速度放缓。同时，随着行业监管的逐步完善与加强，基层行一些信贷创新产品继续扩展的难度加大。

二是运作不规范，中间业务品种少、层次低、品种结构欠合理。目前各银行开办的中间业务以传统的结算、等低风险、同质化、劳务性业务为主，这类中间业务约占中间业务种类的60%。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的产品少，如咨询服务、代客理财、企业财务顾问等咨询顾问类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银行保函等担保类业务品种较少；证券基金、保险基金、产业基金等基金托管类业务处于试点阶段。投资融资类及衍生金融产品类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中间业务，由于受国内分业经营指导原则的限制，基本上没有开展。以某行为例，2012年该行在收入存量结构上，结算、及理财、银行卡等传统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66.18%，担保承诺、资产托管和企业年金等新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14.96%；投资银行业务收入5735占总收入比重18.86%。

三是收费标准不统一，引发了同业无序竞争。各银行在抢占市场规模的同时，因害怕收费会流失客户，往往选择降低收费标准、不收费甚至“倒贴”的做法。非理性竞争减少了商业银行的收益，严重威胁着中间业务市场的发育，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中间业务量与收入不成比例。

四是技术和人才问题制约中间业务发展。中间业务作为金融创新的主要产品，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支持。而目前商业银行在计算机网络、电子自助设施等方面与还有很大差距。同时，中间业务是知识密集型业务，需懂技术、有经验、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而基层行目前这类人才所占比例较少，致使咨询管理、投资银行业务等风险低、收益高、服务层次高的业务难以开发，直接制约了业务深层次发展。

三、对策研究

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成功应对变革的方法，就是去创造变革。”当前，利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各基层商业银行必须切实在加快中间业务发展转型上提高认识，精密谋划，加快推进。

（一）提高认识，加快转变经营战略

要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在思想上确立发展中间业务是一项战略措施的观念。要从战略高度把中间业务作为银行的一项主业，高度重视，像存款、贷款一样来抓。深刻认识发展中间业务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中间业务的发展。

（二）拓宽渠道，加力打造中间业务核心竞争能力

1.继续发挥传统优势，巩固扩大基础中间业务市场。近年来，银行卡、代收代付和支付结算等传统支柱业务虽然增长速度比较缓慢，但对中间业务中的贡献度仍然较高。因此，商业银行要发挥网络优势，突出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将对客户服务的重点由需求满足型升级为着力培育同客户之间稳定和长期的合作关系。一是突出客户营销策略的优化调整。以个人高净值客户为主要营销对象，注重利用已有客户关系，推动辐射式营销。二是突出产品、渠道、服务创新的有机整合。注重将创新产品与信息渠道建设和全域服务体系构建相结合，提高创新产品的市场认同度并拓宽产品的销售渠道。

2.抢抓“三驾马车”，加力扩展中间业务发展空间。作为新型中间业务的代表，资产管理、顾问咨询、资产托管组成的“三驾马车”将长期受益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升级，未来有望成为拉动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的引擎。（1）资产管理。10年末，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2万亿，是GDP的1.6倍。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个人对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显著上升，储蓄存款向基金、保险和银行理财产品的转移将不可避免，而存款的负利率环境将加速这一过程。银行不仅可以提供理财服务，而且作为基金和保险产品最重要的分销渠道，必将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升级中持续受益。（2）顾问咨询。2002年以来，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非信贷融资渠道迅速发展，企业债、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占比明显上升。由于银行信贷获得门槛相对高，且考虑担保等费用后实际信贷成本偏高，因而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进行直接融资。未来银行信用中介的职能将弱化，而融资顾问、债务工具承销等投资银行业务则将受益于非信贷融资渠道的发展。（3）资产托管。2006年以来，随着资本市场快速发展，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和信托资产规模保持了年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长，带动银行资产托管业务蓬勃发展。

3.推进大数据时代网络业务创新。客户的需求在变，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就要变，只有迎合客户需求的变化，才能站在同业的最前列，才能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中间业务收入的战略转型。一是进一步完善业务制度和业务系统，共同推进统计系统建设以及大数据库建设，及时为各类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发展提供信息支持。二是加快业务网络化适应客户主体的变化。要不断进行电子银行创新：可将电子渠道从交易分流渠道，转型为业务发展的主渠道；可以通过逐步加强电子渠道的营销功能，实现对访问电子银行客户简单标准产品的交叉销售；通过建设开放式的电子银行平台，把电子银行建设成为拓展网络客户的主阵地。三是消费信贷化适应消费升级的变化。根据IMF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排名世界第89位，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居民消费模式从生存型向基本需求型转变，对消费的需求明显上升，带动消费信贷需求迅速扩大。商业银行应利用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消费升级的需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打造分期业务品牌，使其成为做大做强消费金融业务的重要手段，在为客户提供融资信贷、增值优惠等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同时为自己创造价值。四是实施经营多元化适应金融脱媒的变化。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包括理财产品在内的投行业务是前瞻性业务，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股权投资类、并购融资类、资产支持型等新型理财产品，拓展产业基金、并购重组、IPO、私募融资顾问等新型财务顾问业务空间，来进一步提高其新型业务收入的占比；实现金融资源综合运用：在分业经营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综合经营，依托保险、信托、金融租赁等业务进行资本集约型发展，扩大资本充足率的分子来破解银行发展痼疾，使得银行在未来金融业务竞争中保持主体地位。

（三）规范收费，合理解决成本收益问题

正确引导广大客户对银行合法收取手续费的认识，通过对产品的细分，价格的纠正，合理的定价和宣传、营销，达到吸引顾客、让顾客认同中间业务服务收费的目的。加强中间业务收费管理，实行统一定价基础上的最低限价规定；对各商业银行同一品种的收费标准予以统一，杜绝“免费午餐”的恶性竞争。

（四）强化投入，进一步完善中间业务创新发展的支持条件

竞争的关键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谁开发了新技术和新产品，谁就抢占了市场制高点。因此，各基层行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加快商业银行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员工队伍，既要立足于现有员工的培训提高，又要大胆引进知识面广、业务能力强、勇于开拓的复合型人才，构筑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软硬件支撑条件，在满足迅速变化的金融服务需求的过程中，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

第2篇：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文

一、我国经济转型正处于攻坚阶段

尽管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已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居于主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已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初步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但许多困扰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解决,经济转型正处于攻坚阶段,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

我国的经济转型就包含着两种体制上的转变:一种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另一种就是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这两种转变交织在一起并且互相影响。这一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和影响着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状态和过程。破除计划经济的阻碍,最终实现市场经济;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最终消除城乡差距,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必经过程。

二、现阶段经济转型对我军装备建设的影响

由于受到双嵌合二元经济结构特别是双轨经济制度的影响,我军装备建设领域呈现出诸多不协调的现象,装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装备建设转型的顺利推进。现阶段经济转型对我军装备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装备建设思想与管理模式、装备科研生产和采购以及装备保障等方面。

(一)装备建设思想与管理模式

作为时代产物的装备建设思想以及装备管理模式,必然要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军事形态、武器装备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转型仍为完成的情况下,非市场经济特别是计划经济的装备建设思想和管理模式,与部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装备建设思想和管理模式并存,在正反两个方向上共同影响着我军装备建设的历史进程。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观念、行为模式已经日益成为我军装备建设的主流和发展方向,如:装备建设必须要依托整个国民经济,用市场而不是行政命令来优化装备建设资源配置,装备采购、管理和保障必须走市场化、社会化的路子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仍然存在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如长官意志、注重指令计划,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不注重装备建设效益等思想和做法在装备建设领域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还相当普遍和严重。

(二)装备科研生产和采购

高科技武器装备特别是信息化武器装备,科技含量高、研制生产的风险和维修保障的难度大,在很多方面都对装备发展和科研决策提出了比机械化武器装备更高的要求,如必须要用系统的思想看待武器装备的全寿命过程,在武器装备的研制阶段就必须要考虑其保障性、可靠性和维修性,系统配套以及经济可承受性等等。而我们的工作与这些要求还存在诸多不适应。在我军一些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过分重视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而忽略了装备的保障性、可靠性和维修性;过分重视单件武器装备的先进性,而忽略了配套装备的研制;研制生产不注重经费使用效益等情况,导致耗巨资研制出来的新装备长期无法形成战斗力和保障力,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

在国防工业生产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军工企业在管理体制、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国防工业自成体系,缺乏充分竞争,管理体制僵化的情况依然严重,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和组织体制仍然存在并发挥影响,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壮大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在装备采购方面,尽管我军早已把市场化的采购模式作为改革的方向,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令计划型采购和生产依然是我军装备采购的主要形式;在装备采购的管理上,不利于资源优化的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状况依然存在等等。

(三)装备保障

世界范围内的新军革,是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事形态改造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事形态的过程,其主要标志是信息化武器装备逐渐成为战斗力构成的关键物质因素,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成为战斗力的基本形态。当前,我军装备建设正处于从机械化半机械化向机械化信息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如何将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有机的统一起来,实现装备建设各种资源要素的有效整合和良性互动,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装备保障方面,发达军事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和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军民融合、后装一体是合理配置装备保障资源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受到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军装备保障在体制机制和建设观念上仍处于后装分离的状态,条块分割现象严重,装备保障的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低,装备管理水平和保障能力亟待提高。

三、对策与建议

(一)转变观念,创新装备建设思想

要打破保守僵化、思维定势、思维惯性和思维封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要求,不断确立与科学发展观相符合的发展理念和创新思维,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装备理论体系并指导我军装备建设实践。

要在客观认识现有的装备管理体制、模式和方法的基础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紧紧围绕装备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深入研究武器装备建设的阶段性特点,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和信息化条件下武器装备建设的特点规律,摒弃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特别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思想和观念来指导装备建设实践,最大限度的利用市场配置实现装备建设资源优化,统筹机械化与信息化建设,走复合式发展的道路。

要特别注意防止以下两种情况的出现:一是继续沿用和坚持计划经济时代曾经行之有效的装备管理模式;二是在旧有模式失灵的时候,不客观全面地分析我军装备建设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先进国家的武器装备管理模式。

(二)依靠科技创新,走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

克服和突破我国经济转型期社会经济结构对装备建设的不利影响,就必须要坚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武器装备建设的战略基点,加快建立军民融合的装备创新体系。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一是武器装备研制创新能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二是军民结合产业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三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发展存在差距,不适应持续和跨越发展的要求。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已经成为制约我军高新武器装备发展、装备管理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装备建设顺利实现转型的关键性因素。

构建军民融合的装备创新体系,关键要解决体制分割问题,要创建统一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工业体系,将目前军民两支相对独立的科研生产队伍融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不仅有利于打破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的格局,降低资源重复配置所造成的严重浪费,而且还可以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现国家科技的重大创新,大大提高科研和生产的效率和效益。要积极推进全方位军民融合建设,彻底改变过去军民分体化建设模式,把我军装备建设深深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之中,不断提高我军装备建设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装备保障的市场化水平。

(三)加强制度建设,为装备建设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装备建设转型是一个伴随着装备建设水平不断提高而进行的结构转换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推进和实现装备建设转型,仅仅依靠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科技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不断创新装备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第3篇：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文

［关键词］东北地区；沉淀成本；经济转型；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32－04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史中，矿产开发对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地区或城市的财富增长与开采部门密切相关。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以开发某种本区域优势资源为主要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资源型城市，如阜新、本溪、大庆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单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受到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经济体制等影响，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资源型产品市场需求下降、价格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居民收入下降、城市失业率增加等衰退现象，直接影响了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再次腾飞。实际上，资源型部门投资有显著的沉淀成本，特别是对东北地区的开采部门来说更为突出：传统的经济体制影响根深蒂固，面临着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有制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等多重压力，这些初始条件都部分地以沉淀成本形式限制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

由微观经济学原理可知，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依靠市场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因为，任何投资成本都不会产生沉淀成本，退出市场或产业结构调整不会带来任何利益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依靠市场制度完全可行。

然而，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和资源型转轨的复杂性，使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时面临着显著的沉淀成本，这些沉淀成本不仅影响该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更重要的是，还影响该地区发展接续产业。因此，如何补偿沉淀成本成为东北地区经济转型的关键。

二、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特殊性

东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资源型城市面临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导致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极为艰难，也成为影响东北振兴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了解黑、吉、辽三省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才能有效地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东北地区城市与自然资源二位一体

根据王青云（2003）划分资源型城市，我国共有118座资源型城市，其中东北地区黑、吉、辽总计30座，大约占全国的1／3，都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如表1所示：

这些城市往往都是依据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根据王青云（2003）对于典型资源型城市划分，我们可以得到表2：

从而看到，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分布不仅广，而且往往都是以矿产类枯竭型资源为典型特征的，同时，这些城市按照人口规模来划分也是大中城市居多，这对经济转型与就业等造成极大影响，如表3：

由此可见，东北地区城市都是依靠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资源兴，城市兴；资源衰，城市衰。因此，城市经济转型不仅需要重新考虑资源发展循环观和科学发展观，而且还需要发展非资源产业以促进和再造城市功能。

（二）东北地区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比例大，计划多，市场少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资源要素禀赋结构难以适应这种要求，从而导致与该战略相配套的体制只能是高度集中的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本的体制，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资本被纳入计划配置的框架，要想使资本发挥作用，就必须保证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原材料等等也纳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并把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同样配置到重工业生产领域。

因此说，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目标，不仅要把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集中计划安排的手段配置到重工业领域，而且还要压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从而降低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内生的制度安排（林毅夫等，1997），是一种适合加速发展重工业的手段。因而，在东北地区形成高度集中的配置资源体系，往往追求低补偿、高积累政策，导致政府为了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大力实行外延扩大再生产，很少关注补偿基金，很少考虑折旧基金，因而很容易导致沉淀成本增大。

（三）东北地区重工业／轻工业比例大，产业结构不合理

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需要选择那些适宜发展重工业的地区作为这个战略的重点发展基地。由于黑、吉、辽不仅有一些工业生产基础，而且该地区拥有煤、石油等能源矿产，铁、锰等金属矿产，以及很多非金属矿产资源，适于发展重工业，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配置资源手段。反过来说，市场机制很少，因为市场机制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悖：如果使用市场机制发展重工业，会产生两个后果：一个是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重工业耗费的资本较多，如果资本价格较高，投资成本就会较大，相对而言，轻工业要比重工业较少耗费资本，而更多地是耗费劳动。如果采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在稀缺的资本使用成本较高的情况下，轻工业就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因此，采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手段不是发展重工业而是发展轻工业。另一个是经济总量问题。由于重工业的投资成本高，在技术水平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工业生产领域所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而利润减少意味着资本积累不足，进而导致用于再投资的资本就不足，这会直接影响再投资的规模。如果投资规模小，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因此采用市场机制难以做到发展重工业，难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东北地区的计划经济色彩比较浓厚，市场机制较少。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关，恰好东北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适合发展重工业，而很少发展轻工业，导致产业结构扭曲。

（四）东北地区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比例大，所有权结构不合理

东北地区成为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基地，市场机制难以与重工业发展战略相匹配。此时，完成重工业的任务在逻辑上只能落在国有企业身上。因为私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要求对资源投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决策权，而这种源于私营企业追求目标的内在要求，同国家计划要求的集中统一安排和资源配置的目标是矛盾的。因此，为了实施优先发展战略，不仅需要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还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塑造一个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国有企业去完成这个战略目标。因此，不仅计划经济体制色彩浓厚，而且国有经济比重大，非国有经济比重小，如表4：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所面临的初始条件，如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比例大、资源型城市十分典型，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比例大、重工业／轻工业比例大、处于工业化前期或中期等诸多特征，对于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只有研究了这些初始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的约束，我们才能找出影响经济转型的障碍有哪些，并消除这些障碍。

三、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的转型障碍

由微观经济学原理可知，阻碍资源（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流动最基本的因素是沉淀成本。沉淀成本（Sunk Costs）是指投资成本无法通过转移价格或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的那些成本。因为沉淀成本在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情况下十分显著，为了说明问题和研究抽象需要，我们区分了经济性沉淀成本和社会性沉淀成本等两类，为我们认识沉淀成本作一些铺垫。

（一）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性沉淀成本

首先，是专用性资产形成经济性沉淀成本。投入企业的生产性资产，由于只能用于特定的生产和服务，这样在企业退出某一产业而进入另一产业时，这些资产很难随企业被带入所进入产业接续发挥作用，难以回收投资成本，因而企业面临处置这些资产的障碍。按照威廉姆森（2002）对资产的划分，专用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投资有沉淀成本。资源型城市企业需要投入生产性资产，如矿产地质勘查、开采以及加工所投入的物质资本，由于专用性较强，从原产业退出时难以回收投资成本。有些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即使能够折价出售，也因无完善的资产市场，特别是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劣币驱除良币”现象，也不能按照正常折旧后的价值出售，这些无法回收的资产价值，有可能是沉淀成本的重要来源。目前商业性地勘市场尚未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不论开采成功或失败，都需要支付大量搜寻等交易成本。这些成本都是沉淀成本。同时，沉淀成本也来源于城市非交易产品部门。房地产、基础设施或设备的投资都是为了解决日益上涨的人口数量。这些投资既不能迅速地转移到交易产品生产部门去，也不能转移到其他区位。因此对于非交易产品投资往往产生沉淀成本。同时，区位偏离也是沉淀成本的重要来源。矿业城市区位偏离，主要指矿业城市依资源而居，大多位于内陆、边远荒漠地区，地理环境闭塞，远离交通干线，远离工商业发达地区，远离国内、国际市场，区位条件差。为了摆脱区位偏离，需要投入运输网络和储藏基础设施。在城市地区，往往集中在公路、铁路、电信系统以及储藏设施，虽然这些投资本身并不是沉淀成本，但是这些都具有厂址区位专用性，难以移动到其他地区。

其次，固定成本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形成经济性沉淀成本，它主要包括：（1）离退休劳动力安置成本，企业退出后要给劳动力重新安排工作或重新培训，而这笔培训费用和转移费用往往很高；（2）因企业退出造成终止各种契约所必须支付的违约费用；（3）退出企业职工情绪下降引起的生产经营状况恶化，使企业收益减少等。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在竞争性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数量庞大，在这些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工更是数以千万计，一旦这些企业退出，能否支付这笔巨额劳动力安置成本、重新培训成本等，将成为国有企业退出某些产业最突出的问题，而且它将成为国有企业从某些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的关键所在。

再次，国有企业巨额负债形成的经济性沉淀成本。国有企业大多数有一个高昂的负债率，而且大部分是欠国有银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按照国际经验，企业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的比例大体各占50％，显然，国有企业的债务比例是太高了。而且这些债务主要是欠银行的。尽管国有企业亏损会成为从竞争性产业退出的最好理由，但亏损严重的企业是很难转移出去的。如果通过破产的方式退出，国有银行则不答应，因为这些企业破了产，国有银行的债权很难收回，这实际上等于破了国有银行的产，国有银行宁愿维持国有企业的现有状态。政府也会为了保住国有银行不至于发生危机，而采取维持国有企业现有状态的政策。看来如果筹集不到解决国有企业债务负担的巨额资金，国有企业从竞争性产业退出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

最后，由于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忽略了简单再生产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追求低补偿――高积累的政策，很少考虑折旧或者很少考虑简单再生产，往往实行外延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投资成本折旧不够，无法得到更新改造，最终形成很多无法补偿的投资成本。同时，由于在国有企业中忽略了适用生产技术，往往追求高精尖技术，导致很多机器设备初始价值下降而造成无形损失，也会形成大量无形沉淀成本。

（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导致经济性沉淀成本

首先，劳动市场不发达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碍。由于目前中国的劳动市场发展缓慢，而且很不规范，国有企业职工在从某些产业退出时，借用现有的劳动市场实现大规模退出企业职工转移，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退出企业不得不付出一笔巨资解决职工的转移和安置问题。而且，企业与职工之间因信息不完全所导致的交易成本也是阻碍职工流动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也无法利用工资这一价格信号引导职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其次，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发达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碍。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发达，信息更加不完全，资本价格无法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从某些产业退出时，不能很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实现退出企业资产的迅速转移或变现，使资本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地方或部门去。因此在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上，需要借贷和资本供求者必须支付巨大的搜寻、签约和履约等交易成本。

最后，产权市场发育滞后造成沉淀成本。产权市场是市场条件下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是市场退出的重要渠道。而我国产权市场发育滞后，非市场化倾向明显，市场退出多数停留在“关、停、并、转”上，导致产权交易不活跃，不少产权市场还是有场无市，规模小，交易极为清淡，退出企业的资产和产权无人问津，加上中介组织不足，业务人员素质低，信息量少，中介服务功能不强，这一切都造成产权交易困难重重，加大退出成本。

（三）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形成的社会性沉淀成本

由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国有企业从某些产业中退出时，无法将原有企业部分离退休职工转交给社会，而必须自己承担这部分职工医疗、住房和养老金等成本。换言之，资源型城市国有企业同样面临“企业办社会、债务负担和冗员负担”三大障碍，一并产生显著的社会性沉淀成本，阻碍资源型城市顺利经济转型。

由此可见，东北地区因初始条件的约束，使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时面临极大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沉淀成本等，构成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障碍。因此，如何补偿或者降低这些沉淀成本，是促进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根本方向。

四、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

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只能采取综合治理，多管齐下的方针，需要以补偿或者降低沉淀成本为基本出发点，这恰恰成为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为此，需要在东北地区大力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以及大力发展接续产业。

第一，大力完善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尊重契约和保护产权，包括信息、技术等无形资产市场，打破地区或行政垄断，促进东北地区生产要素在产业间或区域间、国内以及国际间流动，目的是提供更多的再利用生产机会，减少生产要素沉淀成本。

第二，允许资源型城市大中型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或以部分产权换资金、换技术的方式向外商开放，或以租赁方式向外商提供闲置厂房、设备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有条件情况下实施企业重组，目的在于降低经济性沉淀成本的同时，也能够创造一部分收益补偿社会性沉淀成本。对外商投资单一资源型城市地区的现有企业，国家应在各方面比照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予以扶持。

第三，设立产业调整援助基金或补偿基金。政府可以对从“长线”行业中退出的企业给予优惠待遇，如企业若封存和淘汰设备，在进行新投资时，就可以按比例得到优先或优惠贷款或采用特别折旧率，或者按封存和淘汰的设备数量，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偿，后一种做法有时也采取政府向企业“购买”旧设备然后将其废弃的方式，即所谓的“收购报废”方式。尽管政府财力有限，但也应该加大对东北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支持力度，中央政府将考虑对原国有重点煤矿历史遗留的采煤沉陷区的补助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同时，中央还考虑研究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以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使补偿基金有商业价值，可以成立补偿基金机构，投资证券市场，为资源枯竭或转型发展创造必要准备资金。而且这部分基金还可以用来作为职工再就业培训的费用和待业救济金等。

第四，建立职工社会保障制度。对于那些企业无力提供培训和实施再就业的职工或者不具备再就业条件的职工，应由国家及当地政府建立资源型城市转轨专项职工社会保障基金，以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例如，建立私人保险或政府保险、社会安全网（食品和福利计划）以及价格支持计划（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这些措施都可以减少因职工流动而产生的社会性沉淀成本。

第五，资源型城市再就业政策。对于一些较为集中存在失业问题的行业和地区，仅仅靠一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够的，政府需要制定一些特别的处置措施，例如，由政府设立或资助职业介绍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录用特定行业、特定企业失业职工的企业可以享受政府补贴，雇佣特定行业失业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可享受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政府出资和支持的公共工程的招标与雇佣退出企业职工相结合等。同时，根据城市就业和产业发展的需要，设立若干不同类型、不同专业、不同所有制、不同层次的培训中心，有针对性地进行分门别类的培训，为发展接续产业创造人力资源，降低自然资源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沉淀。

第六，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资源型城市枯竭不仅仅是城市本身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区域发展问题，因此，中央政府需要制定整体区域规划，确立科学发展观，形成稳定的体制环境。政府除了对资源型城市给予税收减免或加速折旧等政策以外，最简单的例子是尽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产交易效率。通过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承担教育、培训以及研发投资的成本减少交易成本。这就需要政府制定一系列经济转型政策，主要包括：设立专门的机构并向其提供资金和给予土地转让权，使其开发适合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新工业区；以优惠政策吸引其他地区的企业家前来投资，并对这类投资者给予财政、税收、金融各方面的优惠等，降低企业进入的沉淀成本，为发展接续产业创造条件。

总之，不论是制度创新，还是政策创新，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需要把补偿沉淀成本作为基本出发点，努力在“花钱买机制或制度”上下功夫，创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加速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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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青云．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士］张青等．资源耗竭型企业分类退出模式选择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2003，(10)．

［4］于立等．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退出障碍与退出途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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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汤吉军．沉淀成本经济学与国有经济动态演化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7］郭励弘．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设计［J］．经济研究参考，20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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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4篇：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文

经济体制是社会形态的反映，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有资产开始逐步产生，从这点而言，计划经济的实行推动了国有资产的产生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凸显，十四大后我国开始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新型的体制下，国有资产的来源不断地丰富，也更加的科学化、细分化。现阶段我国的国有资产的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增长式的国有资产，可以称之为国有资本，另一种是固定类的国有资产。前一种国有资产的来源主要来自国有性质的企业的生产所得，如中石油、中海油等国有大型企业。后一种国有资产的来源是指投入到各级政府部门、行政单位、教育部门等公共产品供给部门的资产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下，国有资产被统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国有资本属于增值式的资产，通过国有性质的企业扩大生产目标，加强生产投入，来实现经营增长，最终实现国有资产的增涨。国有资产则属于消费类的资产，通过国有资产在企事业单位中的合理分配，来保障企事业单位的合理运转，进而为国有资产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建立市场经济及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国有资产运营纳入到市场体系，参与到了市场的竞争中来。为了能适应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政府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战略方针，国有企业开始逐步走向市场，接受市场检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自身竞争能力，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国有资产的安全保障是其保值增值的本质要求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概念的提出背景，是在当前经济剧烈转型时期，由于国有企业计划经济“积重难返”或者因国有企业自身涉及业务众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比较严重，部分国有企业出现严重亏损，迫切需要对国有资产进行增值保值的研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概念是转型时期经济体制变革的产物，因此势必会带有强烈的转型时期的特点和烙印，这是不可避免的。分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概念，应该采用统一分析法，将这个概念放在相应的背景环境下，并通过将“国有资产”与“增值保值”合理划分，逐一进行分析理解来有效的把握这个特殊的概念。“国有资产”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国有资产的增长和扩大，“增值保值”则是市场经济领域的概念，虽然“国有资产”和“增值保值”是一个看似矛盾的两个内容，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二者之前存在内在的统一性。但由于人们意识的僵固化，导致很多人认为“国有资产”和“增值保值”是相互矛盾的，在理解“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概念时，常常容易产生错误的偏见，这并不利于国有资产的安全。而且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还会滋生很多的问题，反倒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或亏损等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因此，理解“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概念，需要综合各方面的专业的知识，需要从多个领域来统筹兼顾，尤其要强化国有资产的安全保障。

三、国有资产的安全保障是其不断流失的现状要求

十六大后构建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新体制要求，但由于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国有企业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制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资产流失。国有企业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管理体制、分配制度、运营机制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改革，以不断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更好的参与到全球一体化经济格局中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国有企业改制必须深化，但改的内容和目的都应该十分明确，且要遵循一个硬性原则，即国有资产不流失。有关调查显示，目前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程度有三种估计:第一是低位估计，认为国有资产平均每天流失1个多亿元，每年约400－500亿元;第二是中位估计，认为国有资产平均每年流失百分之五，约1000多亿元;第三是高位估计，认为国有资产每年流失高于1500亿元。不管何种估计，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已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社会问题，保护国有资产已刻不容缓。

第5篇：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文

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转变，通过结构转变与体制转轨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经济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快速的发展。这是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通过经济转型来实现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企业没有生产决策权、财务控制权、产品销售权、价格制定权和收入权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因此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均围绕国民经济核算进行。从而形成围绕非财务指标的考核形式；实行市场经济后，企业业绩评价开始以财务指标为主，比较重要的业绩评价指标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的评价体系。但转型后企业开始注重可持续发展，并且知识产权比重增加，而鉴于会计利润本身存在着局限性，其与企业的实质价值相关性比较低，会计利润指标与转型期业绩评价匹配度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因此，为了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诸多学者们开始思考EVA业绩评价法在转型时期的应用。

EVA不仅考虑了债务成本，而且将权益成本等所有其他成本均考虑在评价体系内。并且对会计数据进行大量调整，以期通过这种调整更真实的反应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转变了传统的会计利润法下重视短期利益的弊端，向关注企业可持续价值增值发展。更能适应转变时期业绩评价。

2.浅谈经济转型

我国经济转型起始于1978年党的，这次大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国策。此后，我国正式步入经济转型阶段。我国经济转型始终坚持明确的目标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与参与下，以我国独有的渐近式转型路径发展。从经济转型至今我国渐进式转型大体存在以下转型路径：

2.1 转型初期：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1984-1991年）

1978年我国开始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转型路径是先农村后城市；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对国有企业进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后，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先改革微观体制，后改革宏观体制的。这种转型路径是我国所独有的，渐进式的转型路径对我国经济转型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转型早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先后实行了农村改革（1979-1981年），和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1978年在四川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是很温和的改革举措但对以后的转型带来了深远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赋予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创造了体制外商品经济环境，并且，使商品经济开始合法化地向体制内渗透。二是积累了转型的经验并进一步清晰了以后转型的发展方向。

2.2 转型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1992-2001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质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我国经济转型取得了具有里程碑般意义的成功。到1994年随着我国计划、财税、外贸、金融、投资等五大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因此，1992年是我国经济转型步入新阶段的起始年分。

2.3 转型深化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与完善时期（2002年至今）

2002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第一年，在我国入世承诺条件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经济转型步伐再次加快。这一时期称为经济转型深化期，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1）我国与国际经济正式全面接轨是在2002年，在这一年我国对外开放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化竞争环境最终形成；这一年以后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持续高位增长的事实可以印证这一论点。（2）国企改革继续深化，国家对国企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作出了新的调整和要求；以国有控股和参股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产权结构改革和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得到越来越多的推行。改革较好的解决了国企“两权分离”的问题，国企法人财产权及企业属性基本确立。（3）2002年以后国家对国企的发展作出新的要求即切实担负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担当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和发挥对市场的强大影响力等是国家赋予国企的新的战略任务和要求。四、我国的劳动、人事、分配和养老保险等制度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迈进，市场在生产要素配置上的主导作用全面确立。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经济转型进入深化期始于2002年。

3.VA业绩评价体系的起源及内涵

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简称EVA，是一种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其思想源于剩余收益，莫顿·米勒和佛兰科·莫迪利安尼等把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第一次应用于公司财务，他们认为应当把企业的经济模型和相关财务指标结合起来形成投资项目的判别工具；他们还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将EVA作为核心指标来评估企业价值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管理层和投资人的利益保持一致。美国斯特思·思腾尔特管理咨询公司的合伙人根据长期实践经验总结出，当前流行用会计准则下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和每股收益等指标来衡量公司业绩存在严重缺陷，使用EVA评价方法更能体现企业的真实价值。

公认会计准则下编制的会计报表中不包含资本成本这一关键信息。传统的会计方法以利息费用的形式反映债务融资成本，但是，它忽略了投资者的股权资本，认为投资者投入对于公司来说是免费的。但实际上，对于投资人来说，股权资本是他将同一笔投资转投于其他风险程度相似的企业所获取利益的代价。只有当企业当年的利润超过所投入的资本成本，企业才能为股东创造财富。而会计利润没有考虑股权成本，从而夸大和扭曲了它能带给投资人的权益增值。EVA是企业调整后的营业净利润减去其现有资产经济价值的机会成本后的差额。显然用EVA评价指标计算出来的经济附加值一定小于企业的经营利润，EVA理论显然更加理性。

4.转化期EVA业绩评价体系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4.1 业绩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4.1.1 对于不同规模、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其可比性较差，缺乏统一性的指标确定规范

随着EVA在国外及国内的应用推广，其实际实施效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和梳理，我们发现EVA在企业的纵向比较（即单个企业实施EVA前后的业绩对比分析）和横向比较（即实施EVA的企业与未实施EVA的企业或者实施EVA的不同类型的企业业绩对比分析）中效果不好。因EVA只是一个绝对指标，而每个公司都有其特殊性，最基础的其资本及结构也是不同的，所以不具有相对性。而在不具有相对性的情况下，比较公司的EVA来判断企业业绩就显得不可靠。这是其缺点之一。

4.1.2 公司理财环境的不确定性造成资本成本估算的可靠性差

我们知道EVA的计算公式为：

EVA=NOPAT-kw*（NA）

其中kw是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NA是公司资产期初的资本成本。

公式中的NOPAT是以报告期营业净利润为基础，经过调整而得到的。尽管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确定资金的风险成本提供了理论模型，但是确定公司的系统风险β也是非常困难的。

4.1.3 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经调整的NOPAT无法避免粉饰，舞弊性

经济增加值计算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调整的结果。而计算的经济增加值和会计调整项目几乎全部来自财务报表和会计账簿，这其中的许多数据无法从公司的公开财务报表中获得。例如，研发费用及培训费用体现在管理费用及营业费用中，很难得到具体的数据。对于这些数据，因为具有管理人员的自然控制性，数据的真实性难以确定。而在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人为控制因素较大，现行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尚不完善，这都会导致会计数据部分失真。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存在虚假披露情况，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税后营业利润与投入资本的调整，为了提高企业经济增加值，管理者可以通过安排收入和费用的确认时间来操纵利润，达到增加短期经营业绩的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增加值并不能杜绝所有粉饰报表业绩的行为。

4.1.4 EVA反应企业经营的最后结果，而未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对其进行评价，因此也存在滞后性

EVA过分强调现实效果，使管理者不愿意投资于创新性产品或研发新技术。并且其评价反映企业经营最终结果，不能反映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客户关系管理、内部运营以及创新等具体状况，更不能有效地分析经营过程当中的问题症结，很难解释企业内在的成长机会，增加了企业对未来预期的难度。

它依赖于历史财务数据，如利润、资产的折旧、资金成本、公司的资本规模等。滞后的财务指标只能反映公司目前的状况，是对企业以往业绩的评价，很难对以后的业绩做出预测。一些超前业绩评价指标没有被包含在当前的EVA管理评价体系内。例如，在EVA管理评价体系下的部门经理，其资产管理有可能选择继续使用陈旧设备来提高部门的EVA值，如果陈旧设备的生产效果不佳，必定将损害产品的质量，从而影响客户满意度与企业的未来价值。因此，仅建立在EVA之上的公司战略价值管理体系，指标具有滞后性，将使其无法对公司长期战略进行及时和有效的评价，更无法对战略的变革进行管理。

4.2 优化业绩评价体系的措施

4.2.1 通过绝对量向相对量的转变，增加其可比性

净利润是企业利润总额扣除所得税后的余额。EVA经过调整的NOPAT扣除所以所有资本成本后的剩余权益。不同的公司其经营范围，资本结构，公司规模，营业性质等存在着诸多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公司也因其经营年份所处的环境，经营年份的投资决策等的不同引起绝对量的EVA其可比性变得不优合。而用EVA评价企业的业绩只能提供企业业绩的相关信息，对于企业在行业中关于盈利性和竞争性所处的地位则无法比较。我们考虑，通过引入公司的市场价值，将EVA与公司市场价值相比较，使其成为一个相对量，从而变的更可比。

4.2.2 与BSC结合，减弱其滞后性，从而关注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BSC是以信息为基础，系统考虑企业业绩驱动因素，将企业战略目标与企业业绩驱动因素相结合，多角度评价企业业绩和动态实施企业战略的战略管理系统。它以组织战略和远景为核心，从财务、顾客、内部运作过程、学习与成长四个角度说明公司的远景与战略。其中，财务是对过去业绩的评话，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是用来驱动未来业绩的评估。

BSC可以对公司长期战略进行及时和有效的评价，对战略的变革进行管理。BSC解决了传统管理体系中不能将公司的长期战略和短期行动联系的严重缺陷，从而使其成为战略管理体系的基石。其既强调结果也对获得结果的动因、过程进行分析，能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状况和战略实施的效果，同时为企业战略的制定、调整提供了依据。

因此将EVA和BSC结合来评价公司的业绩可以消除EVA引起的评价滞后性。

4.2.3 增加本土化的研究，使其更适用在中国的企业，以减少粉饰行为

EVA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资本市场相对完善的美国，主要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所采用，相关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像我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尚未可知。因此，未来我们须解决EVA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如根据我国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现实情况研究EVA在我国应用的适用性、企业如何实施EVA以及要达到的实施程度，并且根据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来选择调整事项，根据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权益资本成本的计算方法等。

通过这种本土化研究，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措施，以减少因调整事项，权益资本成本不适用而带来的EVA评价的不适用性。而本土化后也能随之减少我国管理层依据我国会计政策所做的粉饰行为。

参考文献：

[1]印猛，李燕萍.基于BSC和EVA整合战略管理的应用研究[J].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06，Vol 9，No.5，pp83-88.

[2]刘力，宋志毅.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新方法-经济增加值（REVA）与修正的经济增加值（REVA）指标[J].会计研究，1999.1.

[3]欧阳春花，顾颖.国外经济增加值实证研究前沿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2012.Feb Vol.34 No.2.

第6篇：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文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全面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我国法制体系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风险。一直以来，依法治国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旧的法律制度将遭到淘汰，新的法律制度将逐步建立起来，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求。每项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实施，都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和市场环境，而在当前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多变条件下，我国的行政法也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变迁，以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行政法制。经济社会的变化推动了我国行政法全方位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是根据社会需要所作出的自我调整，但是，在这种调整过程中，行政法制度的变迁却面临着困难，存在着问题。

 

一、行政法制度变迁

 

(一)行政法制度的概念

 

行政法制度，即行政法律制度，是关于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和制证法律，而行政法制度的变迁是指行政法制的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程[1]。制度变迁理论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之一，其强调制度更替和演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在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对其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行政法变迁所需的因素，将其与所在的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使对行政法制度变迁的认识缺乏全局性和综合性。

 

(二)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类型

 

1.封闭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封闭型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在国家垄断性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政府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权利，独自决定和拟定全国的制度变迁方案，无须采纳公众意见，无须公众参与或知情。这种性质的制度变迁忽视了社会的客观发展，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因此缺乏有效的评判和谨慎的决策，可能会出现违背公众意愿和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

 

2.半封闭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半封闭型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在政府主导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一般是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一方面，经济发展正处于变革期，市场刚刚起步，企业对于社会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没有自我的判断和认识，而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没有自主决策权，长期的惯性运作使企业面临变革时不知所措，在此条件下，需要政府给予帮助和引导。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对于市场变革必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转型时期还需要政府扮演主导角色，推动制度的变迁。

 

3.开放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各种利益集团必将相继出现，而政府也在市场经济的变革中获得了更多更理性的认识，所以，相对于封闭型和半封闭型的制度变迁，开放型的制度变迁更注重市场力量的均衡，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广泛参与的博弈过程，变迁的类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需要根据社会状况、市场发展条件、利益集团等各方面情况加以分析。在这过程中，市场主体是第一推动力量，而政府作为第二推动力，公开制度变迁的信息、选择方案、标准和程序等。

 

二、我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

 

从建国到至今，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2]。而行政法制度也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新发展。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法制度，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资料基本上归国家所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和国家指导，必须全面听从于政府的领导，我国经济就像一台由政府操控的大型机器，经济社会的任何发展都由政府决策。在此条件下，行政法律制度只是一种法律表现，没有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第二阶段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时期的行政法制度，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开始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此社会背景下，行政法已实现了由管理模式职能的行政法制模式向控权职能的模式转变，行政法律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完善，也发挥了一定的实质性作用，但是由于国家急于立法，出台了一些内容简单、约束性差、严肃性不足的法律。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法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全面放开，国家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得以改善，依法治国的理念使我国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和发展，而在此条件下的行政法也实现了新的发展，成为具有法律约束性的行政法律制度。总的来说，我国行政法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一定的历史过程，其通过不断地修正社会结构中失衡的集体活动，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均衡。

 

三、转型期我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缺陷

 

(一)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失衡

 

行政法制度在变迁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行政主体缺乏约束，变迁制度缺乏推动的激励机制，社会成员对法律制度的不满，行政知识和技术的落后，经济社会建设缺陷等等，这些负面的因素将会导致市场经济法律失衡，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具体来说，行政规则缺乏透明度，我国的行政工作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透明性差，群众知情权受损，行政公开制度严重滞后。而且，尽管我国已经实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但在实践中收到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少数而已[3]。从中可看出我国整个行政体制建设不完善。另外，行政法文存在漏洞，待新的条文出来已无法适应市场的发展和需求，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差。总的来说，这些都是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的表现，也是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中造成的缺陷。(二)行政法制度的变迁缺乏系统性分析，形成恶性循环，增加制度改革的成本

 

制度变迁是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良性的行政法制度变迁需要全面了解当时社会环境，深入分析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系统性、规范性地解决可能面临的问题，才能使行政法制度变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般来说，经济体制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基础，只有在有效的经济体制中行政法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政治体制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行政法制度变迁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手段。而技术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源动力，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才能为制度变迁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技术基础。这些因素都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约束力量和决定力量。如果没有充分衡量和分析社会经济中相关要素的作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地决策，会形成“消极应变型的变迁”的恶性循环，增大改革成本。

 

(三)公民权益无法得到全面的保障

 

行政法制度变迁中的主题格局涉及到政府、企业、公民等市场主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使公民没有参与和评判的权利，行政法律制度成为政府权利的附属品，在经济社会逐渐的变革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经济主导权利的减弱，公民对于法律体系的建设有了一定的知情和评价。但是如果行政法制度变迁在客观上不具备保护人权、强化人权的机制，一旦这种制度变迁成为惯例和范式，这种对人权的漠视甚至侵害就会无止尽地蔓延和泛滥[4]。公民的权益无法得到全面的保障。行政法制度的变迁产生负面效应，缺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机制。

 

(四)忽视了配套制度的建设，引发相关社会问题

 

消极的行政法制度变迁由于缺乏系统性地分析，不能综合考虑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发展的因素，从而忽视了体制变迁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使得行政法律制度变迁普遍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为社会问题的引发造成了隐患。比如文件审查制度、上访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都需要加以建设和规范，辅助行政法制度的建设，做好相关的政策准备工作，以增强其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作用。如果忽视辅助制度的建设，一旦出现问题，在制度范围内小修小补，为问题的扩大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所以，在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中忽视对配套制度的建设，将不利于社会的体系的完善，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四、总结

 

我国的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行政法制度的变迁需要全面分析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充分考虑公民的权益，完善配套制度的建设，才能使行政立法发挥作用，反应我国实际国情，维护市场和谐统一，保障公民的权益。虽然我国行政法制度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在逐步的改革过程中完善起来，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原因，在当前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仍遗留一些问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进一步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和完善。

 

第7篇：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文

一、职业教育受我国经济转型期多重挤压

1.转型期职教受计划经济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管理制度的双重挤压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计划经济的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废除；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另一方面是转型期产生的特定的，既非计划经济，又非市场经济的独特型态的管理制度。大教育下的职业技术教育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仍然是无序运行，普通教育的理念充填着整个职业技术教育界。97年后，除了《职业教育法》，一部分省、市、部门颁布了一些实施细则外，总体上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职教法法律制度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包括：职教办学机构管理办法、职教拨款和经费筹集制度、职业技术技能鉴定标准体系、职教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评估体系等)，我认为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社会总体对职教的定位，在理论上缺乏较为统一的认识，在实践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据。(2)缺乏对典型的，有全面推广意义的办学、教学经验的总结、提高及推行。(3)政府机构调整还未顾及职业技术教育，建立统一、协调的管理机构虽然呼声很高，但实施中碰到许多困难，政府职能的定位还须等待；各级政府在政府行为上受某些领导偏见或认识不足的影响，法规制度形成的动力不足。如政府支持的专项研究，政府对制度的建设的迫切感、使命感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和意识不够等。从管理法规，到政府的管理职能、政府管理机构组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观念的取向、所采取的措施等，既保留计划经济由政府包办“计划驱动”的那一套，又有新时期市场经济产生的“需求驱动”那一套，还有转型期“计划、规划前瞻不准确”的问题。(4)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实际上还未达到与普遍教育并驾齐驱的地位。重学术、轻应用；重普教、轻职教的思想还在教育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传统的价值观、质量观、评价观还被作为衡量标准套用于职教。(5)各种独立的职教管理标准、规程、制度，没有进行统一的整理、修订；质量考核标准，国际规程等没有全面引入职教考核制度。等等。

由上述原因可见，传统普教思维、理念和现代职教思维、理念的碰撞；新旧制度间的碰撞；制度不完善时期的制约因素与扩展需要同存，所引发的论争增添了改革的风火。

2.转型期职教受计划经济管理思想和市场经济思想的多重挤压

人常说“惯性是可怕的”。习惯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职校的管理人员以及习惯了传统普通教育的教师、学生和社会，对学术型、研究型普通大学办学思想和管理模式备加推崇。他们习惯了传统普通教育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以及相对应的政府管理行为，认可传统教育的评价观、质量观、办学水平观，鄙视职业技术教育。他们虽然对照搬苏联50年代的经验有反感，但又对现代市场经济不理解，把资本主义30年代所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混淆起来。他们的心态是矛盾的，其管理行动往往是投机的。职教机构的管理工作者和大部分师资受普通高校传统教学观、质量观和评价观的影响，他们重视理论教学，不注意或忽视技术技能教学；他们欣赏学术型、研究型人才的传统三段式教学，鄙视“以能力为中心”的职教试验；他们习惯于以教师为主导的，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对实验教学、示范教学、研讨式教学不适应或看不起。

3.转型期职教受同时存在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的双重挤压内外专家认为，我国下个世纪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须依靠引入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增值产业驱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工艺流程的产业不可能一日之间被先进的生产工艺流程、生产技术取代。这就存在落后的生产工艺、技术不断被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取代的转型过程。鉴于职教理论水平的有限与对生产过程工艺水平的了解不够，没有对专业教学模式进行全面的高水平的设计，难以与区域产业和目前管理以及今后发展所需求的知识技术技能紧密联系起来。二是我国职教师资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师资知识老化，实践技术技能缺乏，习惯于传统学科学术教学、对产业及相联领域工艺流程、管理技术了解不够。况且我国目前的职教师资培养提高措施也缺乏联系新生产工艺、技术的渠道和参与生产实践的要求，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例如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合资发展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水平，而许多师资对之甚少了解或毫无接触，对国际规程，国际惯例，国际标准和管理规范不熟悉，当然所培养的学生其知识、技术、技能水平肯定是有限的，谈不上培养与国际接轨的职教人才。在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如果我们的职教不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还在灌输旧有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技术、工艺，则这种职教当然是落伍的了。三是我国职教的办学条件跟不上科技发展的需要。许多学校的实训工场、实验室设备简单、落后，而校外实践工厂、实践场所又缺乏先进的适合于职教的场所，也无法使职业技术教育与先进技术接轨，只能“纸上谈兵”。

4.转型期职教受传统普教的教育思想和现代的教育思想的挤压，变革与阻滞、保守与创新的冲击是教育思想论争的主调

由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引入和职业技术教育异军突起，职教成为与普通教育并驾齐驱的一种教育。在整个教育界，教育思想的革新，冲突相当突出。传统普通教育，以课堂讲授学科知识为主，以应试作为教学动力的驱动和最终评价途径。了解普通教育价值观，质量观、评价观的许多职教管理人员和师资在实践中感到彷徨、无所适从、甚至抵触，反对。大多数人还未转过弯来或虽有所认识，没有新法(新的教育方法)。一部分平时注重实践环节的，通过学习、实践，很快就适应了职教环境；一部分平时注重学术理论探讨的人，或习惯于普通教育教学的人，教学现还未改变；而另一部分人，则在过渡时期、渗杂新旧。在我国经济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其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教育思想以行业、产业专门人才为中心；而在走向市场经济阶段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思想应以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新型人才为中心。教育方法上过去主要是课堂讲授，职教和普通学校职业化课程，应提倡启发式、学导式教学。特别是职教技术技能教学，主要通过示范教学、学导式教学等方法培养“厚基础，高技能”的专门人才。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普及，职教从教学思想、教学手段、教学方法都与传统普通教育距离拉大。在这个转型期，教育思想的变革与阻滞、保守与创新的冲突，不仅在社会，在整个大教育，而且在职教机构内部(包括教师)在论争。也只有通过论争、试验和改革，才能使新的教育手段、教学方法适应职教教学的要求，真正办出职教特色。

5．转型期参与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的“竞争”思想冲击着传统的教育视野

高、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在面向21世纪的转型期，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目前，应重点研究经济国际化中引发的高、中职教育与国际接轨问题，特别要注意“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和人才国际化”两大问题。职教机构要以国际眼光来培养人才，为增强我国各行业、产业的国际竞争的各种能力服务，实现走向国际市场的战略。随着21世纪的到来，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不仅对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经济地位、现状及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全国各地参与国际竞争也将逐渐扩大。以广东为例，进出口占全国40%，大量企业不仅从专业，而且从素质上；不仅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合资企业，而且是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甚至个体户，都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由于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企业、行业的生产技术、管理规程、产品质量都通过与国际标准接轨来增加竞争力；用国际质量标准管理制度对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认证越来越普遍，许多企业既将之作为营销手段，又作为企业内部工作流程制度。为此，这些行业、产业、企业都需要大量的国际型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应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观念意识，而且应具有适应国际竞争的才能。

我国目前的职业技术教育在人才培养上，一是缺乏培养国际型人才的紧迫感；二是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三是缺少对国际标准、规范和先进技术技能的学习、了解；四是师生缺少在国际竞争环境中体验、实习(在国外实习)的感性认识和机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国际竞争相比，国内行业、产业、企业间的竞争更趋火热，市场已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从短缺经济(计划经济时期)变成过剩经济(市场经济时期)，企业要生存，要盈利，必须从管理、产品技术创新、质量控制、营销手段方面优胜才行。职业技术学校与培训机构，除了给受教育者“竞争”意识教育外，同时应教会他们掌握尽可能新的技术、知识、工艺还要注意技术文化的养成和创造给他们更多的社会实践、生产实践机会，使他们在参与国内外竞争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多重挤压下的转型期职教，目前存在两大突出问题

1.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从80年代引进西德“双元制”到90年代引进“CBE”，反映了各级政府和一些职教机构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上的盲目性、教条性，缺乏科学思想。下面仅就发展型态进行分析。

实用型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教社”成立80多年，是影响我国现代职教时间最长的学术研究团体，对我国现代职教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陶行知、黄炎培等教育家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引伸到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陶行知以乡村生活为中心设置课程，注重劳动教育、因材施教并提出加强学生技能培养的思想。实用主义的影响，在80?90年代我国职教中有一个口碑是“管用、实用、够用”。这个口碑在我国还没有自己独特的模式，但是，这个“口碑”本身又是缺乏统一标准，统一管理规程和准确科学根据的模糊的、可塑性过大的职教型式，在90年代，逐渐被模块式课程思想所取代或淡化。

特色型

80年代初，德国的双元制模式被政府推荐，率先在华东、东北等工业发达地区推广。这个型式以“突出技能”为特色，强调社会、企业、学校、个人的融合合作关系。在该时期计划经济还未完全被市场经济取代时，职业学校与就业企事业间是“公对公”的关系，所实行的就业政策是国家分配，不存在失业问题。在当时企业生产科技变化不很大的情况下，职业技能教育对社会职业和企业生产的适用周期比较长，突出技能训练(特别是制式训练)所起的作用明显，对当时生产条件下的职工技能培训和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职校与企业的关系的改变，科技发展使职校职业技能训练对社会职业和企业生产的适用周期逐步缩短，特别是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产生，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的逐步推广，对职教人才的技能、技术要求日新月异强调基础训练、基础理论知识和提高专业技术技能知识档次的呼声越来越高，双元制所需求的像德国那样的政府、企业、学校、个人合作关系在中国缺乏其文化背景、法律基础和社会支撑，逐渐显露其不适应性，难于全面推行。尽管如此，“突出技能训练、强调实践训练、基地的建设”的思想被认为是办出职教特色的重要标志。双元制模式经过中国式的改革，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符合四个合作关系条件下的中等职教，还在继续试验。

工专(师专)改进型

从80年代初开始，许多高等工程专科学校，逐渐由本科压缩型的专科教育，改制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一些中心城市大学，从师专文、理科专业中派生出一批高职专业。这些学校或专业，普通本科教育思想和本科教材、课程的痕迹相当明显。有些已经办出了职教特色(如有名的上海电机专科学校、常州工业技术学院、惠州大学等)；有些则还没有从传统普通工程专科教育中脱胎出来，分不清“高职”与“高专”。

模块型

90年代，各地又引进世界银行推荐的加拿大CBE模式。这个模式归结为“以能力为中心的教学”，把职业人才的知识与技能培养要求用“课程模块”一一对应，用活的课程模块与多方向的专业方向对应。受教育者根据个性选择和要求，选择适合的模块课程学习，教育机构也引导学生根据经济发展与就业机会来选择课程模块，达到预定的“能力要素”。CBE较为科学的课程设计与要求，无疑比“管用、实用、够用”进步。CBE产生于60年代。鉴于该时代科技发展，经济发达水平的限制及CBE主要以中等职业岗位为对象，对制式训练和科技度不那么高、变化不那么大的专业教育比较适合，许多高、中等职校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了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了它在21世纪初科学技术发展迅猛飞进时，对信息产业、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教育的不适应。有关专家认为，CBE模式在有选择的使用在某些传统专业、制式专业或科技度不那么高的专业，经过改造创新、有较大的发展意义，但对高新技术产业型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应采取“基础型”型式。

基础型

以综合大学职教学院为代表的以培养高职本科和高职研究生的试点院校，在研究世纪之交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行业、产业“现场工程师”人才的培养后，注意到“宽口径，厚基础”的知识与技术技能在未来人才发展中的持续性作用，强调职校教育的奠基作用，强调创造精神和创新意识、创造能力，注意处理好长短期知识、技能与素质需求的关系，注重于较高水平的职业、技术、职业群、技术群型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开创了我国本科、研究生高职人才培养的先河，代表着我国职教向本科、硕士、博士层次人才培养的趋势。缺点是对高层次高职人才(如学士、硕士、博士)所要具备的知识、能力、素质、技术与技能水平的定位、标准如何突出职教特色，还未有完善的、具说服力的、循序渐进的，有突破性的经验和实例，有待于下一步探索、定型。

多元整合型

一些学者在研究了普通教育“学科、学术本位”教学和职教“能力本位”教学后，从大职教的观点(普通高教是广义职教的一部分，专门教育是重要的职业教育，狭义职教是培养生产第一线的操作型、管理型人才的教育)出发，认为，必须根据专业的不同，其所需要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技能含量的不同，素质要求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模式。不论是普教专业或者是职教专业(狭义的)，不论是普教职业化或职教基础化专业；或者各种介于普教与职教之间的专门教育专业(如律师、农艺师、医生的法学、农学、医学等有关专业)，不要刻意去强调普教、职教的特色；不要刻意去划分某一种训练是职业训练还是技术训练，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专门教育??而是根据所培养人才的素质、知识技能的实际需要和课程目标要求，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取舍。

问题是，是否由于某些介于普教与职教(狭义的)之间专门人才的教育问题，就去否定探索职业技术教育(狭义的)统一规律和特性呢?在狭义的职业技术教育理念下，探索其客观规律对它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可对专门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应注意的是须对具体的专业、具体的课程采取对应的具体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条件和时间安排等教学要求，不能将广义职教的理念与狭义职教的理念借位。

经过多年的探索，各级政府和各个职教机构已经逐渐从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中清醒过来，企图构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职教模式。问题是还有一批同志在盲目的照搬与硬套之宫，不去研究这些模式的精髓，长处、短处、适用环境，从而使办学实践走弯路，阻碍了职教改革的健康发展。

2.快速发展中的职业技术教育面临严重滞后的专业设置、课程规划和教材建设问题单纯计划经济时代，职教专业的产生是根据国有企业、事业的需要布局，并仿照普通高等学校的专业派生出来的。随着改革开展与市场经济的产业和发展，转变了经济结构的组成成份(根据97年统计公有占43%、私有21%，其余为乡镇企业和外贸、合资企业)，也改变了职教人才需求的组成格局；随着经济建设的活跃，高新技术产业份额的增大，职教各类、各层次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职教根据行业、产业变化的专业设置也随人力资本市场的改变而改变。由于市场的不成熟，政府宏观调控中，计划调控有时显得无所做为，有时又受办学单位利益驱动的左右；市场调控中一方面是不了解市场、缺乏论证、预测、造成决策错误，一方面是过份短视，听任利益的驱动。“热门”专业：管理类、财经类专业出现了“紧缺??一哄而上??过剩??调整”的过程。这个调整是教育在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对计划调控和市场调控把握不好所付出的学费。

第8篇：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条件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差异何在，存在以下几点意见：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研究，识别和利用不同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劣势，建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控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的调配，经济运行之决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经济运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计划指令和激励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要么是要服从的计划指令，以政府的指令为方向，否则就不会受到政府重视，发展不起来，地位也会受到影响，企业自身的经济下降也必然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现状面前，可以说计划经济中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手段为主导，优先考虑，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企业本身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观调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政府颁布的分层计划指令下属单位接受政府的计划指令下级单位执行计划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具体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直接区别点在于在宏观经济容易导致市场发展不均衡，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有根本的差异，导致宏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差异，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差异的根本原因。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具体功能的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决定了实际行动上的差别。虽然在两种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是纠正和防止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本身的解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往往容易片面，进而会导致宏观经济调解力度不到位，市场发展失衡。由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主导，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政府管理漏洞，弥补自身缺陷。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4.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对指令是政府给予行政处分。因此，宏观调控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单位的实现，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强制性的。

第9篇：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文

关键词：经济转型；博弈；转型路径

一、引言

苏联经济学家布哈林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转型过程中，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经济转型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特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保建云提出了计划经济制度效率递减假说，认为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的历史演进过程。经济转型，如果按照状态划分，可以分为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我国从1949年建国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属于体制转型，这次经济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就结构转型而言，吴春莺、徐建中认为资源型城市政府与企业间存在功能错位，这种“二元性” 的城市与企业关系会形成城市畸形的经济结构，造成价值的双向流失和效益转移。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发展战略转型、增长方式转型成为经济转型的重点，许多学者认识到了政府的作用，但经济转型与政府作用的内在机理却很少有人研究。

二、经济转型的演化机理

对于经济转型而言，困难之处在于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沉淀成本。沉淀成本可以是原有投资成本无法通过出售或转移得到补偿的部分，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个方面。这种沉淀成本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资产专用性，导致套牢问题大量存在。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下级政府在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时，有可能会偏离初始的政策目标，导致转型的低效率，甚至失败。下面用一个博弈模型来说明这个演化过程。

假设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型投入用资金x表示，全部用于地方经济转型，产生的效用为y=y（x），为简化分析，我们这里构造线性函数：E=αx（α≥1，为资金用于经济转型的促成效用系数），在经济转型中，上级政府可以分享的效用用y1表示，y1=θαx，（0≤θ≤1），下级政府分享的效用用表示，y2=（1-θ）αx。下级政府实际使用的转型资金为：z=（1-λ）（0≤λ≤1，λ是违规使用转型资金的比例系数） 。如果λ=0，表示下级政府尽职尽责，如果λ≠0，则下级政府进行了违规操作。假设下级政府是理性的，其违规使用的资金全部用于发展地方经济，产生的效用为：E=βλx（β≥1，β为资金用于其他建设方面的效用系数）。若下级政府违规操作，且上级政府不监督，则下级政府的效用为（1-θ）（1-λ）αx+βλx，而上级政府不仅丧失了λx的效用，同时有可能产生遗留问题，会额外增加处理费用。假设损失与违规金额成正比，记为kλx，则上级政府的效用为θ（1-λ）αx-kλx；下级政府违规操作，上级政府进行监督且不成功，则下级政府的效用（1-θ）（1-λ）αx+βλx，而上级政府的效用为（1-θ）（1-λ）αx-kλx-A，其中A为监督成本。如果下级政府违规操作，上级政府监督且发现违规，则对下级政府处以违规资金倍的罚款，则下级政府的效用为（1-θ）（1-λ）αx-（n-1）βλx，上级政府效用为θ（1-λ）αx+nαλx-A。

若下级政府正常工作，上级政府不监督，则下级政府效用为（1-θ）αx，上级政府效用为θαx。下级政府正常工作，上级政府监督，则下级政府效用为（1-θ）αx，上级政府效用为θαx-A，设P1为下级政府进行违规活动概率，P2为上级政府监督的概率，P3为上级政府监督且发现违规的概率。在给定下级政府违规操作概率P1的情况下，上级政府进行监督和不进行监督的预期收入分别用E1、E2来表示，则：

E1=P1P3[θ（1-λ）αx+nαλx-A]+P1（1-P3）[θ（1-λ）αx-kλx-A]+（1-P1）（θαx-A） E2=P1[θ（1-λ）αx-kλx]+（1-P1）θαx，令E1=E2，即上级政府在监督和不监督的预期效用无差异时达到博弈均衡，则地方政府进行违规活动的最优概率为P1=。在给定上级政府监督的概率P2的情况下，下级政府违规操作的预期收人E3和正常工作的预期收人E4分别为：E3=P2P3[（1-θ）（1-λ）αx-（n-1）βλx]+P2（1-P3）[（1-θ）（1-λ）αx+βλx]+（1-P2）[（1-θ）（1-λ）αx+βλx] E4=（1-θ）αx，令E3=E4，即当下级政府违规操作的预期收入和正常工作的预期收入无差异时，可得博弈均衡时上级政府进行监督的最优概P2=，最后，得到纳什均衡解为：P1*=，P2*=。如果下级政府选择以概率P1>P1*进行违规操作，上级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监督，反之，就不监督；如果下级政府选择以概率P1=P1*进行违规操作，随机地选择监督或者不监督就是上级政府的最优选择。由于=-≤0，下级政府违规的概率伴随转型的效用违规使用系数的减少而增大，即挪用小额的违规资金发生的概率大于挪用大额违规资金的概率，说明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下级政府会挪用小额违规资金。根据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条件P1*=，违规操作时，下级政府采取最优概率P1*同监督成本A成正比，同P3成反比，且是n的减函数，设法降低上级政府监督成本A，提高对下级政府的惩罚系数n，提高对违规活动的发现概率P3，能有效地降低下级政府进行违规活动的次数。如果上级政府以P3>P2*的概率进行监督，下级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正常工作，反之则进行违规操作；若上级政府以P2>P2*的概率进行监督，那么下级政府将随机选择违规或不违规。由于=>0，上级政府监督的概率会随下级政府的资金用于非转型项目所产生效用系数的增大而增大，说明经济越不发达、越需要资金发展的地方，上级政府越要加强监督。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条件P*2=中，上级政府监督的最优概率与P3、n成反比，因此，提高对下级政府的惩罚系数n，提高对违规活动的发现效率P3，能降低上级政府的监督频度。本文建立的博弈模型分析的是一次性静态博弈，在实际生活中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是互动的，在不断的重复博弈中他们会不断地趋向理性化，并不断优化各自的行动策略。

三、淮南经济转型的背景

（一）经济结构失衡

淮南市的经济发展过分依赖煤炭资源的开采，原煤的再加工、深加工程度低，煤炭的单位产值不高。电力工业、煤化工和煤炭开采业一直以来就是淮南的主导产业，其设备陈旧落后、产品科技含量低、产业链条短、产业结构单一、布局不合理，经济发展受煤炭开采量、环保问题、市场行情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淮南新兴产业发展滞后，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的格局尚未扭转，接续替代产业尚待开发，三大支柱产业按照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更新改造的任务繁重。

（二）环境污染严重

随着原煤的高强度开采，导致大量地表塌陷，大片植被毁坏。根据淮南市“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提供的数据，淮南市2010年塌陷面积达到16825公顷，预计到2015年，矿区沉陷面积将达29734公顷，积水区面积约16534公顷，对淮南水系造成了严重污染。调查显示，多处塌陷区水域水质属于V类或IV类。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2011年出具的数据表明，2010年，淮南市废气排放总量比2005年增加2.3倍，达到24378444万标立方米；污废水排放了13047万吨，全市固体废物产生量2439万吨，较2005年增加213%。

（三）沉陷区治理问题突出

淮南市作为全国13个亿吨煤基地之一，随着煤炭资源开采规模不断扩大，矿区塌陷面积、粉煤灰堆场等也在迅速扩大。直接后果是农业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农民居住和就业形势严峻，农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三农问题”十分突出。几十年来，淮南矿区形成了各类棚户区有76处，旧危房总量达到6.7万户， 2012年，凤台县、潘集区和八公山区共搬迁1. 5万多人。截至2010年，全市共投入环境修复资金27. 5亿元，搬迁资金52亿元。淮南市沉陷区治理将面临土地种植面积逐年减小、环境污染、农民失业等众多社会问题。

四、淮南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

（一）因地制宜，打造产业集群价值链，发展循环经济

淮南因矿建市，经济转型要撇开煤炭的生产、加工在短期内不可能，也不现实。为了减少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要整合资源，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煤炭集约化生产。煤炭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煤矸石，粉煤灰，瓦斯等许多“废弃物”，处理时如果采取填埋，直接排放，露天堆放等办法，会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粉煤灰、煤矸石、炉渣等废弃物经过加工可以作为生产水泥的工业原料；瓦斯气体可以通过专门的输送管道，供居民作为燃气使用，在为当地居民生活提供清洁能源的同时，还减轻了瓦斯直接排放造成的环境负担。瓦斯还可以用来发电，目前淮南有7座瓦斯发电站，每年贡献的发电量超过5000万千瓦时。在今后的产业转型过程中，淮南市还应进一i加大科研投入，开展对煤层气、粉煤灰等综合利用工作，加强对煤炭生产伴生物的处理利用，尽快形成的废弃物处理产业化、规模化，为未来建设低碳城市、生态城市、宜居城市打好基础。

（二）依托当地要素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建立新兴产业

淮南地处江淮平原，人口密集，人力资本充足，土地租金成本低廉、劳动力价格便宜，利用这些资源禀赋优势，完全可以形成新的产业增长支撑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淮南地理位置优越，劳动力成本低，在承接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时，可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现有的电子产品组装行业发展的基础，加入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产业链条上的加工组装环节，吸纳域内大量剩余劳动力。还可以发挥产学研对相关产业的支撑作用，利用人力资源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的灵活配置，以招商引资为桥梁，引进相关新兴产业企业，引进先进科技、人才、设备，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产品制作工艺、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不但能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还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三）利用淮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产业转型

2013 年，淮南经济开发区成功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皖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共引进了多家工业企业，涵盖生物医药、光纤电子、机械装备等六大产业门类。入驻的央企有国瑞药业、中盐集团等医药化工企业，还有陕汽重卡、郑州煤机、北新建材、凯盛重工等机械装备企业。开发区在主导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一大批新兴产业也在快速崛起。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成功引入世界500强企业的国际煤机巨头――美国卡特彼勒，建立了省煤机产业示范基地，是安徽省为数不多的战略性新兴工业化产业基地之一。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淮南经济结构调整的平台，对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区内正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房地产、现代物流、汽车商贸和商贸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不仅对淮南经济转型发展具有战略支撑作用，对振兴皖北也有重要的辐射作用。

（四）开发旅游资源，发展低碳经济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打破瓶颈，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是淮南市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闲暇时出门旅游成为当下比较流行的生活方式。旅游业是典型的绿色产业，发展旅游业对地方经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淮南市现有4A级景区4个，3A级景区一个，旅游资源丰富，大力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淮南文化底蕴厚重，源远流长，其中豆腐文化彰显着淮南独特的城市内涵，许多人对美味的八公山豆制品印象深刻，淮南王刘安被认为是中国豆腐的始祖，每年在淮南举行的豆腐文化节更是享誉海内外。花鼓灯被誉为东方芭蕾，古老的花鼓灯文化彰显了淮河流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淮南市应设立发展旅游的专项资金，大力推进旅游软件和硬件建设。加快建设国家森林公园上窑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八公山景区和独具宗教民俗特色的茅仙洞景区，创建旅游品牌，努力成为皖北最佳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打造成淮南新的经济增长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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