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和弊端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在这一部分主要是我阅读了《中国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著)这本书后的想法。
我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⑴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⑵以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和低物价为主要特征的宏观政策环境;⑶以计划分配资源、重要部门的国有制和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传统模式的这三个主要内容具有形成上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运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的逻辑关系。
解放后,我们曾面临着如何在缺少外援和贸易的条件下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历史选择。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出发,我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整个经济建设,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稀缺的经济,不利于发展重工业,为了解决重工业发展的要求和现实经济实力之间的矛盾,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抑制市场的作用,人为压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成本。因而,当时便形成了以压低利率、汇率、资本品价格、工资和消费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进一步还需要解决将稀缺但相对价格被扭曲的要素投入到政府置于优先发展目标中的部门,因此便形成了集中分配资源的计划体制,与此相应产生的则是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的化,以便将经济剩余集中到工业部门。
这种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目标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信号的政策环境,不利于我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形成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产业结构;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单一的所有制格局,抑制了竞争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了企业经营不善、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足,从而整个经济的低效率。
感想:对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政策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过去的课本上,只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对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哪些特征、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等等之类的问题一直很困惑。而在读了以上段落后,让我的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对于过去我国实行经济政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实行计划经济是历史的使然,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体制有其诸多的弊端,如价格扭曲、效率损失严重等等,这些都造成了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慢。另外我国的经济政策还与当时对国际政治环境的判断有关。我国之所以要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带动其它工业发展的战略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下,我国只有靠自身力量来发展,以实现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并且还要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使得我国不得不选择走这条所谓的“捷径”,而并没有真正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优先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我们从一开始走的“捷径”变成了一条“弯路”。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没有他国的经验可借鉴,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渐进式改革。
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如下特征:
⑴增量改革。即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被证明是成功的。
首先,对于矫正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增量改革可以避免一个调整成本。经济改革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政策上的持续性,有赖于它能够带来即时的收益和支付尽可能少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改革最佳的轨迹应该是使增长直线上升而避免一个J字型的增长。
其次,增量改革有利于维持改革过程中稳定与速度两种要求的平衡。
⑵试验推广。我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展的,而是每项改革措施都从较小范围的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加以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其实行范围。所以,这种方式也意味着我国改革的局部性特征。无论是对于自上而下自发式的改革措施,还是对于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这种试验推广的特征都存在。前者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过程,后者如企业承包制的试行和创建经济特区等。
这种改革方式的主要优点是:①尽可能地减少改革风险;②这种试验性的自发改革,与增量改革相结合,能够及时提供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具有最大收益的信号;③为市场的建设和发育创造了一个过程。
⑶非激进式改革。实行非激进式改革,首先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衔接。其次可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激进式改革必然强烈地损害到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会招致猛烈的抵制,同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最后,不实行以私有化为中心的改革方式,避免了资产存量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因而可以保持接近于共同富裕的社会分配状况。
感想: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明智的选择。虽然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弊端,如价格扭曲会仍然存在,因而导致效率损失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改革方式却是成本最小的,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这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因为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损失,不会引起他们的抵制。相比之下,激进式改革一夜之间将原有的缺乏效率的经济体制推倒,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价格扭曲能在很快的得到纠正,效率得到重新恢复,但是这种改革的成本却是比较大的,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收到损失,引起他们的抵制,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社会动荡。
二、关于改革阻力
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不会遇到阻力。这是因为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它更一般的是非帕累托改进,必然会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这就会引起利益受损人的抵制,阻碍改革的进行。关于对改革阻力的认识,我主要是通过阅读樊纲教授的文章中了解。
(一)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相对阻力有以下两种具体形式:
第一,社会成员分成明显的利益集团:能够在改革中受益从而拥护改革的集团;因改革会给他们带来损失从而抵制改革的利益集团,无所谓的中间势力。这时,对改革的阻力表现为明显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第二,社会上每个人都认为旧经济体制应该改革,每个人都称自己为改革派,但每个利益集团都根据自己的特殊利益或从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出发,提出符合各自需要的改革方案—每个人都想把体制改得对自己更为有利;人人都在喊改革或深化改革,但各个人的不同含义,结果是大家争论不休,改革迟迟进行不下去,或发生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方都可能指责其他人是改革的阻力,但事实上可能每个人都同时构成对有效的改革的一种阻力。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重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感想:对于相对阻力来说,如果受损利益集团的势力越强大,那么改革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大。而对于绝对阻力,只能用经济的发展,让人们都能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或者说服人们相信改革定会给他们带来足以弥补眼前损失的好处,消除人们心中恐惧时,人们才会相信改革,才会支持改革,至少不反对改革。
(二)可消除的阻力与无法消除的阻力
不可消除的阻力有:⑴一些无法通过物质补偿而消除的精神损失所引起的对改革的抵触;⑵无法彻底消除的相对损失所引起的对改革的抵制;⑶与改革“阵痛”有关联的阻力。
除以上情况的阻力都属于可消除的阻力。
感想:对于可消除的阻力,一般可以通过补偿或者赎买的方式来消除。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补偿、该补偿多少才能消除阻力,这是一个难操作的问题,因为如何衡量补偿的量是个难题。再者政府是否具有这个能力去补偿呢?当然如果能够解决以上问题,那么改革的阻力也必然会消除,使改革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此时改革可称之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当改革收益者的收益足够弥补改革受损者的损失,并有剩余时,这样的改革是有效率的。对于不可消除的阻力,更多是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来降低,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教育、劝说的方式来降低。
三、后记
关键词: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调控方式;管理模式;调控手段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3―0083―06
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是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骨干力量,也是国家先进制造业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战略的实施,既是国防科技工业自身发展、满足军事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需要。
一、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的内容与实质
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战略为实现国防科技工业较长一段时期的平稳较快发展指明了途径,这是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实现新跨越的重大决策。
(一)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的内容体系
国防科技工业的转型升级是由多方面的内容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建设模式、体制机制、科技发展、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型,推动产业和技术的整体升级,实现国防科技工业平稳较快发展,提高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供给能力。
1 体制更新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只有适应国家经济体制的这种变化才能顺利发展。第一,国防科技工业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主要通过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和竞争实现国防科技工业生产资料、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流转和配置。第二,国防科技工业政府职能以服务、监控为主。国防科技工业由于武器装备消费的特殊性而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是,从武器装备产品的商品本质而言,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也必须遵循一般市场经济规律,在一般条件下减少对武器装备的直接供给。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提供法治环境和基本建设服务,运用综合手段宏观调控。第三,国防科技工业市场开放、可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根本上打破各军工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自我封闭的状况,吸引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
2 增长方式的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迫切要求。改变过去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增加投资、上项目、铺新摊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来促进经济集约型增长。国防科技工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实质性内容是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一是从依靠要素投入向依靠要素组合优化转变,这是转变国防科技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要求。二是从依靠投资驱动向依靠创新驱动转变,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向性要求。
3 科技发展途径的转变
武器装备追求超越对手的属性决定了自主创新是军工企业的生命线。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国防科技工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弱不仅影响国防科技工业产业本身竞争力的强弱,而且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战略的核心就是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国防科技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不断推出新的科技成果,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构建国防科技工业的新优势,真正以技术创新推动国防科技产业发展,满足国防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4 建设重心的转移
长期以来,任务牵引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主要动力,这对于确保任务的完成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有限的投资被凝固于一个个具体任务之中影响了国防科技工业的基础巩固、能力提升和长远发展。要把完成任务与能力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推进任务能力结合型军工建设。在抓好当前型号研制生产条件建设的同时,一要抓好一系列研发平台建设,满足加强基础和统筹保障的需要;二要开展一批关键基础产品的研发条件建设,增强自主研发能力;三要抓好核心能力基地建设。
5 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整体跃升
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建设模式、科技发展、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型,推动实现国防科技工业产业和技术的整体升级,实现平稳、可持续发展。
第一,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当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已经滞后于时代的要求,老旧产品生产能力过剩、高技术产品能力不足、军民结合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体系相对封闭、专业化配套不足、现代工艺手段不同步等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军工实现新跨越的当务之急。军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是要按照“小核心、大协作、寓军于民”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
第二。大力提高军民品研发和制造的技术水平。一是以信息化带动研发和制造水平升级,推进数字军工建设。以核心保军单位为重点,以产品的设计、试验、制造和管理信息化为主线,构建安全可靠、水平较高的军工信息化体系,形成以工业化为基础、信息化为主导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二是加快传统工艺、设备和生产线的调整改造;加大先进工艺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提高工艺技术水平;加强安全改造和环境整治,实现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三是加快军民结合高技术产业发展,增强军民品转换能力。按照军民结合、统筹协调、加快产业化的思路,重点发展具有军工特色的技术、产品和关联产业,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对国民经济具有带动作用的高技术产业群。
(二)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
当代经济体制转型主要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财产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是经济体制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变必然是这一转型的核心内容;而另一方面则是财产所有制方面的转换,以这两个转换为基础,经济体制的其他要素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是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转换,而所有制方面的转换,基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国防科技工业转型的目标只能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转变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有限引入。
经济转型过程是一个经济体系由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向另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转变的过程,核心是经济制度的变迁和演化,呈现出大规模制度创新的突出特点。一个国家能否建立起这种制度结构的关键在于政府,因为绝大部分正式的制度安排都是由政府制定
的。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要使市场机制发挥对国防科技工业运行中经济调节的基础作用,但是,政府仍然是推动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中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因此,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政府主导的国防科技工业制度变迁的过程,通过转变政府对国防科技工业的调节方式,建立和完善国防科技工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有利于竞争的国防科技工业市场,优化整个国家国防经济资源的配置,形成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
国防科技工业体制中的各项制度安排发生渐进的、连续的变化,而这种制度安排的量变又与一定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状况形成累积性因果关系,从而使经济转型呈现出一种不断演进的特征。当制度安排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整个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呈现出质的飞跃;与此同时,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模式也将发生重大转换,正是这种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质变使得经济转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国防科技工业转型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国防科技工业转型的准备阶段,即国防科技工业的经济改革阶段;二是国防科技工业转型的正式推进阶段,即旧体制的消解与新体制的确立;三是国防科技工业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
二、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要求转变经济调控方式
目前,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历史发展、社会制度和国家安全战略需要等原因,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制度转变尤其滞后于其他行业的改革。
(一)国防科技工业直接调控及其弊端
在国防科技工业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政府对国防经济采取直接宏观管理体制,即行政力量直接干预国防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来推动国防经济运行,实现国防经济的宏观调控目标。
第一,资源配置国家化。国家是国防科技工业唯一的真正财产所有者。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事实上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国防经济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资源,保证有限的资源主要用于国防需求的重点领域、方向和项目,以实现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资本积累,使稀缺资源用于国防所急需产品的生产,确保国防安全目标的实现。
第二,生产经营计划化。为了确保有限的资源能够按照国家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加以配置和利用,需制订统一的科研生产计划,一方面从宏观上决定将多少资源用于积累和投资;另一方面又直接向国有微观国防生产单位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规定其生产的武器装备品种及数量。
第三,市场交易行政化。整个国防科技工业独立于国民经济体系,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国防科技工业内部的经济联系则是按照行政组织系统的纵向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所必需的企业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受到纵向联系的支配和严格控制。国防科技工业中所使用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分配。国防科技工业的产品――武器装备由国家根据战略安全的需要统一装备、部署,无偿调用。
这种以直接调控为主的经济调控方式的弊端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直接调控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存量国防资源在条块分割的行政组织系统中封闭起来,造成大量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第二,直接调控完全排斥市场,否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作为生产经营者的独立地位,使企业处于无权、无责、无利的状态,使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缺乏活力和效率。第三,在直接调控中,不仅作为调控中枢的国家国防科研、生产计划部门实际上不可能掌握进行科学计划和调控所需的大量而复杂多变的信息;而且由于微观经济单位自身利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信息失真和信_息传递的时滞,这又反过来严重损害直接管理决策本身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导致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从而使宏观层次上的经济运行和效益出现严重问题。
(二)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要求调控方式以间接调控为主
在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中,政府对国防科技工业的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宏观调控为主,是体制机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适应和推进市场机制运行的必然要求,这是市场经济的法治经济、自由经济性质决定的。
第一,弱化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职能。政府对国防科技工业的宏观调控,由国家直接调控企业和直接配置资源转向主要调控市场,进而影响市场主体行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大限度地压缩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约束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行政命令和强制措施等手段,将物资分配、资金调拨、人事任免等各种职能让位给市场。
第二,弱化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职能。对于政府行使所有权的国有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应实施有进有退的方针,对绝大多数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应通过产权制度改革退出国有序列,使政府从这些企业所有者的位置上彻底退出来。即使是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也应从产权关系上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现政企分开。对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则要着力克服其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等方面面临的制度,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第三,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宏观调控的一般目标是在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良好宏观环境的基础上,通过计划、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手段控制通货膨胀或紧缩,保证经济总量平衡和增长。除以上任务外,政府还对国防科技工业的经济结构调整承担重要的责任,但重点应放在宏观性、战略性、公共性和政策性结构调整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保证国防科技工业各行业之间以及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国防科技工业转型要求转变经济管理模式
工业管理体制是整个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受整个经济体制所决定并与之相适应而存在的。国防科技工业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要求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相应地从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转变。
(一)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管理模式及其弊端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部门管理。国防企业主要是国有国营,政府通过建立各个专业管理部门,或者把企业分门别类划入相应部门;或者由部门组建企业,并按照行政系统,运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企业。这种管理体制是由当时的经济状况、战略需求和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国务院负责管理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的机构有从第二到第八机械工业部等七个工业部门,分别管理本部门企业的计划、生产、物资调配和人员安排。随着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国防科技工业行业逐步弱化部门管理。第一,取消国防科技工业各个专业工业部,成立由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的军民结合的专业总公司。总公司退出了政府序列,变为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经济实体,
从形式上由政府部门向经济实体转变。但是,仍然承担着相应的行业管理职能。第二,1998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新的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统归新的国防科工委管理。这次改革基本实现了政企分开,取消了军工集团公司的行业管理职能。但是,军工集团公司仍然习惯于行政管理方法,对其全资、控股和参股企业的子公司过度干预,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母子公司关系。同时,从1984年成立全国军工技术转民用联络组(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前身)起,我国先后成立了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等16家全国性国防科技工业行业协会,基本涉及国防科技工业各大领域,成员遍布全国千家企事业单位。但是,国防科技工业协会现行的所谓行业管理,本质上更多的是传统部门管理的变异和延伸。
第一,从国防科技工业行业协会的运行机制看,具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国防科工委对行业协会的管理主要分两种模式:一是作为行业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直接管理,业务联系比较紧密;二是以各军工集团公司为依托,实行挂靠单位、业务主管部门与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三重”管理模式。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中国民用爆破行业协会、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和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管理协会采取第一种模式,其他均采用后一种模式,如中国硝化棉行业协会就挂靠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火炸药局。原因在于,虽然原有的政府职能统归国防科工委,但现有的社团大部分是在原五个军工总公司时期成立、发展起来的,在行政、业务上主要以原五大行业为依托,协会的人、财、物也都是集团公司所提供的,协会离开了集团公司难以自立。
第二,从国防科技工业行业协会的业务看,存在大量政府行为。以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为例,协会业务范围包括: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军工技术造福人类的方针、政策宣传;组织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受政府委托,为国家制定民发展战略和规划、计划进行调研,组织研究并提出建议;受政府部门委托,组织民与军民两用技术项目的评估等。协会业务多以政府为服务对象,而不是以行业内市场主体――企业为中心。
这些集中反映出改革过程中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职能虽有所变化,但是行业管理模式并未完成实质性转变。事实上,至今政府仍然是国防科技工业行业管理的“真正”主体,并被局限于国有企业的范围之内。国防科技工业行业管理模式这种分步到位的转变滞后于当前国防科技工业市场机制发展的需要,滞后于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二)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要求其管理模式向行业管理转变
国防科技工业行业管理代替部门管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和平环境下,武器装备的本国需求不足、国际市场有限,国防科技工业企业要生存,行业要发展,集约经营成为必然的唯一选择。实现集约经营,要提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要求产业布局合理,行业发展有序,抑制盲目发展,这些都有赖于有效的行业管理。虽然几次机构改革,对行业管理进行了不少探索,但我国现行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跳出部门管理的窠臼。国防生产企业间的客观联系被部门人为阻隔,资源不能合理利用,造成无端的浪费;存量资产难以跨地区、跨部门流动,产业结构调整也因各自的利益归属而困难重重;各部门只管也只能管系统内的国有国防企业。覆盖面不全,行业发展难以统筹规划,不必要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屡禁不止;缺乏行业管理,又造成了无序竞争。凡此种种,说明了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不转变,国防经济发展中的浪费和无序状况就难以克服,经济增长方式也就难以实现集约型发展。
国防科技工业行业管理新模式应是旨在促进国防科技工业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覆盖全社会国防科技工业行业企业的行业管理。它以经济政策与协调服务为主要管理内容,以间接管理为主要手段,以精干的政府管理部门和众多的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为管理主体,这种行业管理由政府管理行为和行业自律行为两部分组成。政府管理行为由政府有关机构实施,主要是制定国防科技工业行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规划,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协调行业利益和行业行为。行业自律行为由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即行业协会实施,主要是在政策与企业之间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把国家宏观国防经济调控目标、政策取向传导给企业,把企业的意见和行业的要求转达给政府;维护行业利益,同时根据本行业的特点,进行行业统计,编制颁发行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等建议性文件,搞好信息集散与展览促销等开拓市场方面的服务工作;协调行业内部资源配置和价格等利益关系,制定行规行约,组织行检行评;开展国内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指导、咨询、培训等工作,对企业的发展加以支持和引导。以上两部分行业管理职能是紧密相联、互相配合的,政府制定的政策、规划是否科学,能否有效实施需要行业协会的参与和配合;行业协会要发挥作用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指导。
四、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要求转变经济调控手段
经济调控手段的运用不是一种意愿的取舍,而是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定。调控手段看似经济调节工具的选择,其实则是经济体制状态的标志。特别是行政手段运用的比例、效果往往是衡量体制转型程度的重要体现。“如果从把握规律的角度作判断,体制转轨及完成期,行政与非行政手段的运用大体呈现以下阶段性特征:行政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与经济及法律手段并存一经济及法律手段为主。”
(一)国防科技工业行政调控手段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手段是国防科技工业宏观控制的特征,宏观控制通过下达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计划指标,经过层层分解来组织国防科技工业的经济活动。国家通过对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的纵向协调,传递政府的国防科技工业计划信息,这一行政管理体系内数个层次之间交往的纽带不是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是自上而下的直接命令和自下而上的服从关系。相比较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具有反应快、推行迅速的优点;而行政手段的缺点在于容易造成政策断层,政策的突然性变化会使政府的行为缺乏可预期性。同时,行政手段的断裂性,在没有配套措施跟进的情况下,会使市场主体的利益受损而得不到相应补偿。
(二)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要求经济调控手段向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转变
由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初始阶段,许多必要的法律框架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之中,经济运行中既带有转型之前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如一些企业的盲目扩张冲动、投资实际上只负盈不负亏的软预算约束等;又带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如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企业行为的市场化等。因而,宏观调控在主要使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同时,也必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国防科技工业宏观调控应遵循市场规律,宏观调控的改善方向应当是增加政策中市场机制的成分,减少行政干预的成分,更多地以价格信号引导投资主体自主选择,其主要手段是经济手段。市场经济以健全的法律体制为保障,为了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对需要长时间坚持的国防科技工业政策应将其纳入法制轨道,使重要政策转变为法律,以加大执行的力度,因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主要手段是法律手段。同时,在经济调控与法律调控两种手段的运用上,要更多地加强配合,协调推行。
第一,加强运用经济调控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科技工业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它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受价值规律支配。经济手段的调节,既可以使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的活动纳入国家目标范围,又可以不失企业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经济手段具有战略性、宏观性、指导性和间接性的特点。这表现在它确定的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总量调控、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的布局,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通过调整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来影响和调节各种经济活动。
【关键词】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趋势
一、“举国体制”的发展历程
我国竞技体育实行的“举国体制”,是一种为实现国家目的,调动和集中全国力量对竞技活动实行国以国家机构高度统一管理体制的简称,即国家管理型体制,由国家一家来办竞技体育,社会基本上不参与。“举国体制”是在计划经济的历史条件下,集权于体委,对体育实行独家领导和管理的模式。
“举国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为适应我国的经济社会基本国情而诞生的产物。以后全国上下各级体委重新建立起来,中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等体育行政机关开始重新运作,标志着中国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举国体制”正式形成。
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的体育事业基本步入正轨,同时与时俱进对“举国体制”进行初步的改革。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竞技体育开始在世界体坛显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选手不断在亚运会和奥运会冲金夺银,显示出强大的实力,中国开始迈入体育强国的行列。
1993年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制定下达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确立了90年代体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转变,逐步建立符合现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
二、“举国体制”的影响
正如上文提到的,“举国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踏上建设体育强国之路,不能没有“举国体制”的功劳。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历届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斩获的众多奖项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的竞技体育更是攀上了一个高峰,令全世界为之瞩目。实践证明,“举国体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分散体制相比,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然而,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的“举国体制”自诞生之日起便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其暴露出的弊端愈发和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
1.管理权限过于集中、各级组织权责不明
我国当前的竞技体育管理组织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实行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决策机构高度集中。它忽略了社团、俱乐部的自主决策,过分强调体育组织和个体执行指令计划的责任和义务,忽视了他们自身产业生产者的身份,忽视了各体育组织和个体在微观体育管理决策上的权利和利益,忽略了他们在微观决策中的主体地位。社会群团组织、体育实体机构(如俱乐部等)与地方体育行政机构一道接受着国家体育行政机构的垂直管理,而在实践中他们的利益往往被忽略了。这样就使得体育管理宏观和微观决策的有机联系受到影响。
2.管理制度、法规不健全,法制化程度低
在我国竞技体育领域,当前可供利用的制度、法规较少。现有法规以《体育法》、《宪法》的相关条文为基础,配合有限的行业管理规范、制度、条例共同组成,但多为行政法范畴,处罚力度十分有限。对民事、刑事法规中的相关适用法律条款的应用尚不广泛。法制化环境未完全建立,依法办事还存在很多困难。
3.资金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化程度低
我国竞技体育长期以来实行的“统包统配”体制给市场经济的介入制造了不小的障碍。“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经费由国家统一下发、运动员由国家统一招收、运动员退役由国家统一安置”的传统做法虽已逐渐被打破,而这一思想的烙印却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带来了重重阻碍。到目前为止,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资金保障体系仍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要支柱,社会经费所占比例较小。
三、未来“举国体制”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体育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轨道上来,体育事业的发展从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道路上来,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体育事业工作的基本思路,更是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国家不再包办一切事务,将办体育的权力交给社会去行使,充分发挥基层单位与个人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国家行政机关只进行宏观的决策、协调、监督,将宏观与微观的管理结合得更紧密、更完善。体育已被定位为第三产业,不再是福利型的事业,因管理体育的方法不再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经济、法律、行政三种手段的结合将是国家管理体育的主要方式。
过去的条块矩形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将向垂直分化整合的组织结构转化,分化即国家精简放权,整合即国家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这样减少了同级的地方政府对体育事务的干预,又有利于我国管理体制向国家与社会共同办体育的综合型体制方向发展。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因而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在经济发展的地区,社会办体育将占主导地位,相对而言,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国家行政机关将继续行使主要权力。
机构设置方面,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等社会体育组织不再有名无实,它们将各自被赋予管理社会体育的权力,管理中心不再存在,各单项协会成为责、权、利统一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负责体育项目的一切事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是现阶段发展竞技体育事业的必然。为了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扩大竞技体育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保持传统项目优势的同时,加快竞技体育改革,着力提高薄弱项目的竞技水平,是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1]秦椿林,张瑞林.体育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2.
国有施工企业人才流失的原因
造成国有施工企业人才流失的原因,决非几条定论就能说清楚。可以说,国企人才流失,是特定历史与社会发展和转型时期的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先来看看国有施工企业人才都流向了哪里:一是民营、合资和外资施工企业挖走了我们的技术骨干、营销能手及其它人才,因为民营企业更高的薪酬和优厚的待遇最具吸引力;二是部分人才依靠自己的技术、经验、营销网络自己创办公司,寻求自我发展、创业之道;三是一部分人才被业主,也就是被分包商、开发商、设计、监理单位以优越的条件招募。
从总体上分析,人才流失究其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推荐阅读:科学发展观学习笔记
主观原因有: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力的主要象征之一,其在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附属物,其地位曾经与政权机关不相上下。多年来执行的是“统包统配”的用人制度,它要求人们具有“我是一块砖,生来任党搬”、“我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的价值观念,而人的本性却是追求“人往高处走”自我价值实现的价值观念,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观念与人本观念产生了冲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复存在,国有建筑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迫在眉睫:一是相当一批国有施工企业,经营惨淡,生存困难;二是国家的人事制度有了很大变化,企业用工制度变得灵活,阻碍人才流动的壁垒逐步消失;三是住房制度改革和保障体系的建立,使国有企业的优势不复存在;四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外资企业的兴起,企业与人才竞争开始国际化,为人才流动提供了动力;五是当代企业员工的观念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更新,对自身价值体现有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才流失已成为一个危及其国有施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容回避的大问题。
客观原因有:
一、社区经济的特点及其与街道经济间的差别
(一)特点
1.地域性社区也就是地域性社会,地域性在社区经济发展中属于基本特征,存在于特定区域范围外的经济活动都不能称之为社区经济。社区经济的地域性指的是其经济主体分布于特定的地理位置上,同时其劳动力的产生也必须呈现出社区地域性特征,社区居民必须是社区经济的基本劳力、主要技术的构成以及主要的服务对象。
2.社会性在社区经济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其社会性。由于社区除了地域性特征外,其内部关系还涵盖了情感等取向。所以社区经济在努力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关注社会性。
3.服务性社区经济主要是为社区居民更好地生活和全面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其始终将围绕服务办经济,办好经济促服务作为目标。所以,社区内的所有经济并非都在社区经济范围内,这正是社区经济与其他经济间的不同。
(二)社区经济与街道经济间的差别
1.主体差别街道经济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作为了主体部分,由街道进行一定的资金投入而促进这些企业的生成,有着明显的政企不分的半官半商经济。从其经营角度上看,街道经济的目的在于以解决街道就业及实现高利润为主。等同于一般的经济实体,呈现出竞争性的本质特点。社区经济范畴中的抵偿与福利性经济部分刚好弥补了市场缺陷或失灵的情况,是在构建良好社区的基础上而逐步形成的,在经济体制不断的深入改革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下,社区经济将非营利性组织与公益性组织作为了主体部分,比如合作社组织等。
2.目标差别街道经济与社区经济存在主体差别,那么这两者间的目标也因此不同。街道经济一直将促进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充实财政拨款和解决就业作为根本性目标。唯有设立此目标,方能通过街道实体的创收补充街道内各职工的低收入,开展集体性、福利性活动,加快社区建设。简言之,发展经济就是街道经济的主要目标。和街道经济完全不同,社区经济的目标是积极营造舒适、便捷、健康的良好环境,以服务于社区居民的生活,让居民切身感受到社区为自己的生活所带来了各种便捷与乐趣。所以社区福利最大化是社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目标。
3.机制差别对于街道经济这一个市场主体而言,实际需参与市场竞争,所以其遵循的是市场化机制,这就决定了其经营状况会受宏观经济形势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财政政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等。社区经济所遵循的是非市场化的机制,其呈现出了一定的福利性、无偿性、低偿性特点,所以其机制涉及了计划性在内的多元机制。由于社区经济经营方式丰富多样,因此促进了该多元机制的形成。
二、加强促进街道经济向社区经济转型的具体对策
(一)加快盈利性经济实体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质上是将资源配置方式进行改进与调整,从以往由政府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向由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的方式上转变,实际中若由政府配置本该属于市场配置的资源,那么将很难促进效率及效益的提升,从而导致社会资源浪费情况严重,更有甚者会发生寻租或腐败现象。街道经济同样如此,在因产权不清而影响发展的重压下,对其实施深入全面的改革、改制至关重要,比如采用出售或持股等形式推向社会,实现企业的市场主体目标,同时积极的参与到广阔的市场中寻求更好的发展,通过税收等各类方式为社会造福。
(二)加快非营利性、低偿或无偿的服务项目发展步伐当前,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稳步提升下,居民对自身的生活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实现高档化、专业化的服务要求成为必然,只有开展能够良好服务于社区居民的项目,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的生活提供各种便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项目应有不同的运行方式。有的项目可通过无偿的方式进行,比如开展专家讲座,传授人们科普知识、生活健康方面的知识等,有的项目可通过低偿的方式进行,比如法律咨询等,该项目实际运行中可做到盈亏平衡。
此外,在居民收入的提高下,无论是服务消费水平还是服务层次都将进一步的提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消费需求是教育类、文化生活类、娱乐类等。由此一来就提供了社区经济生存发展的市场需求,社区应结合具体的经济实况,在良好的时机下推动现代化社区服务的快速发展,并将该服务作为社区经济结构的核心。家政服务中涵盖了家电维修、家居清洗、便民店等环节;医疗卫生服务涵盖了社区医院、家庭医生全程服务、定期上门体检等环节;少年儿童服务涵盖了婴幼看护及教育、假期托管、兴趣特长培养等环节;文化娱乐涵盖了休闲中心、健身房、图书阅览室等环节;特殊服务涵盖了老人、残疾人生活照料中心、弱智儿童辅读班等环节。可见,社区服务涉及的广阔领域,就拿社区医院来说,其便利性、服务性要比大医院更高、更细致,充分掌握患者的生活实况、收费低,由于仅涉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病,所以不用现代化的设备和高层次人才为其提供支持,只需一套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为医疗质量保驾护航,就能达到一定的比较优势。
(三)处理好发展与服务、执法与监管间的关系实际中,只要是国家明确提出放开的领域或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应向民营企业全面开放。针对一些困难弱势群体,应为其创业实施流动注册,并上门提供优质服务。街道税务所应促使已日渐成熟的创业企业积极开展二次创业活动。税务部门的专职管理人员应为企业的改制、股权变更设置、资产评估等各项审批手续的办理提供必要的帮助,为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建言献策,避免政策矛盾的发生。街道工商部门、劳保所、城管部门应全面整顿职介市场,严防各类不合法的职介活动,积极营造氛围好的职介环境,以促进创业人员更好的发展。只有实际做好这些工作,和企业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方可做到有效的联动与双赢,方能促进社区经济快速发展。
1铁路运输企业资金管理现状
1.1行政干预过度,资金资源难以得到合理配置
资金结算所隶属于总公司或局财务处,其职责是在内部市场上调剂余缺,发挥资金聚合后的规模优势,对铁路的发展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随着铁路的转制,其弊端也在逐渐显现。资金结算所作为职能部门,行政命令干预过度,大多时候充当“出纳”的角色,对资金支配缺乏自主支配,对资金管理仅仅做到资金集中,而缺乏集中后的有效管理。尤其作为国有企业,某些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近几年盲目投资、乱投资现象严重,资金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
1.2资金结算所内部结算工作量大,资金周转率低下,资金监管滞后
多年以来,资金结算所的工作大多停留在柜面结算上,虽然在2009年机构大调整,精简机构数量、整合资源,大大提高了资金的归集率。但资金结算的重心仍未转移,仍处在重复、机械的柜面结算上。目前银行系统信息化程度高,由前台转为后台扫描,由于结算所内部账户为22位账号,与银行19位的账户不对等,导致网银结算受阻,加大了银行结算工作量,大大影响了资金周转的效率。资金监管滞后,效率低下。目前资金监管主要集中在后台监督,资金监管长期处于无效监管状况。
1.3尚未建立有效的资金预算系统,致使预算管理落实不到位
铁路运输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已有6年之久,但有效的预算管理系统尚未真正建立。每年上至铁总下至各运输站段,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车间上报资金预算,但由于缺乏正确的资金预算标准和有效的监管,上报的资金预算往往尽可能大的放大自身所需,导致资金预算极度不合理,预算批复单位只能按照上年资金使用水平以及结合当年融资计划来统一安排资金的使用,致使资金预算编制流于形式,资金预算管理没有真正落实到位。
2铁路运输企业资金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2.1体制原因
虽然2013年铁路运输企业深化体制改革,但是铁路运输企业作为中国经济最后一块“活化石”,政企不分状态持续已久。加上铁路运输企业点多线长、幅员辽阔、业务分布广等行业特征,给资金集中管理增加了难度。铁路运输企业一直沿用“收支两条线”管理,强化资金管理的同时,剥夺了各铁路局、控股公司、合资公司的资金支配权,经济效益得不到有效提高,协同效应难以发挥。
2.2受铁路运输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的影响
由于铁路运输企业长期执行计划经济体制,其信息化程度一直落后于其他国有大型企业,受政府干预,铁路运输企业的市场化低下一直是其软肋,加
上铁路运输企业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作为联系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在运价上长期受政府指导,没有形成自主定价机制。在政府过分的庇护下,助长其依赖性,信息化相对落后,致使在资金管理上,尚未实现资金流与信息流共享,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3铁路运输企业成立财务公司的必要性分析
铁路运输企业依靠资金结算中心来管理运营资金,由于其作为职能部门,对资金管理缺乏自主支配权、控制乏力,对资金管理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管控。而财务公司作为独立于企业集团的子公司,在行政管理上隶属于集团总公司,独立于集团总公司。作为内部资金管理机构,比其他商业银行具备先天优势,熟知集团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管理需求,一直被视为集团企业加强资金管理的坚实平台。
3.1铁路运输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铁路运输企业依托铁路资金结算所管理运营资金显然与其发展不匹配,铁路运输企业体制改革后,在市场化运作下,资金集中仅仅是其资金集中管理的第一步,如何将集中后的资金得到合理配置、发挥资金聚合后的规模优势、产融结合才是铁路运输企业资金管理的终极目标。财务公司作为独立于集团的内部金融机构,下设投资、融资中心,信息中心等。具备明锐的市场洞察力,能为铁总、铁路局及其所属的成员单位提供独立的投、融资等相关的决策信息,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稳固的资金平台。
3.2财务公司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趋势
集团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集团企业资金量增大,如果不能及时利用金融服务平台,走产融结合的道路,集团企业的发展将会滞留在低水平的循环中。金融服务与产业经营的结合是集团企业发展的最好途径。财务公司作为独立于集团企业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与外部银行相比,扎根于企业中,具备先天优势,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通过外部、内部的网络平台,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适合于铁路未来发展的金融服务功能,促进企业生产经营与金融功能相结合,在激烈竞争的外部市场上,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3.3由于财务公司门槛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知名度
财务公司由于其准入门槛高,集团企业办理财务公司,需具备雄厚的资金、突出的业绩、良好的信誉等比较苛刻的条件,财务公司属于特许行业,经营牌照具备极高的价值。目前财务公司是银监会所监管的所有单位中质量最优的单位,铁路运输企业投资设立财务公司,有利于确立其市场地位和社会知名度。
4总结及建议
关键词:劳动关系;改革;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3198(2013)13003103
1 引言
劳动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良好的劳动关系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动荡的劳动关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完善主要表现为劳动关系的完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关系及其运行体制也已初步建立起来,然而在经过了探索和发展阶段,我国的劳动关系还有一些难题亟待解决。因此,对我国改革前后的劳动关系进行研究,并建立行之有效地劳动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之一,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繁荣快速的发展。
2 文献综述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统称,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体制下,劳动关系又被称为劳资关系、劳使关系、雇佣关系。我国的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
赵泽洪和尤强林(2011)认为,应通过多渠道开发企业人力资本、“内外兼修”降低中小企业劳动关系风险和完善“三方四主体”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等举措解决劳动关系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李想(2007)提出,政府在劳动关系重塑中应负起责任、有所作为,以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夯实和谐社会的基石,具体应该加快劳动关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劳动关系的监督管理工作,促进工会组织的建立,以及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乔健(2007)提出,我国劳动关系当前的特征是: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基本完成,劳动关系的法制化逐步加强,劳动关系的全球化初显端倪。王长城(2006)在分析我国劳动关系变化中发现劳动关系的确立、变更、终止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劳动关系中利益的摩擦日益增多等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法制建设;加强工会组织建设,推行集体谈判的制度,逐步建立起劳动关系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调整机制;改进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建立健全三方、多层次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董克(2001)从我国改革前后劳动关系的特征和调节机制进行了描述和研究,从政府行政管理机制、僵化特征、冲突的解决方式三个方面描述改革前的劳动关系,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的劳动关系及集体协商机制四个方面描述改革后的劳动关系,并从法律调节、政策调节、经济调节、道德调节四个方面分析改革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调节机制。
虽然一些学者对我国劳动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在改革前后这一时间段方面的比较研究上还没有系统的论述。本文从西方经济学、国民收入再分配方式、工业改革模式、工会及法规等五个角度对我国的劳动关系进行比较和研究,希望对构建我国劳动关系及其健康的运行有所借鉴。
3 改革前后我国劳动关系对比
3.1 西方经济学角度
在西方国家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市场导向,在图1中表现为矩形阴影,而在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则主要是政府导向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官员行为轴的建立,官员的行为对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学中是不曾有学者论述过的,而在中国的经济中,则是多官员行为和政府行为,很少有市场行为,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型是三维的,即立体的模型。在图1中表现为立方体,即官员行为对市场的主导远远大于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改革前,我国劳动关系直接表现为政府和职工的关系。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决定政府、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分配。而改革后,我国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政府不再对劳动关系进行直接和全面的干涉,而是逐渐的淡出。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能干预劳动关系或在劳动关系中已无作为,而是要求政府重新确定自己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地位。那么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干预,干预的广度、深度,建立怎样的适应模式和机制才能使调节行之有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的立体模型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中国改革的目标即是将官员行为不断削弱直至消失,有立体模型不断恢复到平面模型,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来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向西方经济模型靠拢。
图1 中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型
3.2 改革前后国民收入再分配方式的变化
改革前,中国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包括三部分,即政府财政,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俗称“三块板”(如图2所示)。其中物质生产部门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非物质生产部门(科教文卫)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该分配模型的特点是:(1)政府(财政)对非物质生产部门足额拨款。(2)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向社会收费。(3)非物质生产部门浪费严重。(4)建设投入严重不足。
图2 改革前国民收入的分配模型
改革后,国民收入的分配包括四部分,即政府财政、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和建设部门,俗称“四块板”(如图3所示)。其中物质生产部门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非物质生产部门(科教文卫)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设部门的加入对体制内的人影响较小,而对体制外的人影响较大。该分配模型的特征:(1)建设部门投入的资金充足。(2)非物质部门投入不足。
图3 改革后国民收入的分配模型
3.3 中国工业改革的模式
(1)广东模式:两头在外,华侨经济。
广东模式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两头在外、华侨经济”,即投资和市场在国外,由华侨兴起的,对外依赖性强一种工业模式。这种模式的工业在1997年经济危机中受到巨大的损失。广东模式作为一种历史过渡形态,其历史性格呈现三个方面的特质:从制度框架来看,它已经走出了一体化体系,但离国家、市场与社会结构分化与良性互动的理想格局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它仍然处于演变之中,还没有定型;从运行条件来说,它不仅有自身的优势条件(如地理优势等),而且有独特的时代机遇(如改革开放政策等),所以,它难以简单地复制;就运行成效而言,广东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环境恶化等),而且目前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
(2)苏南模式:,国资流失。
苏南模式是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当时国家实行统购包销的经济政策,对企业放利让权,其后由于经营不善,国有商业企业破产,之后由个人承包企业,进一步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国有资产开始流失,国家进一步实行股份制改组,至此在一起。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国资流失。虽然苏南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国有企业破产、倒闭,企业员工纷纷下岗,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3)温州模式:市场经济,精打细算。
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其中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最初的温州模式主要由基层和农民创造的模式,其人力资源优势主要集中在讲求功利,吃苦耐劳勇于竞争,敢于冒险,心灵手巧,善于经商等方面,此外,他们由于缺乏高技术人才和现代教育、先进科技、现代企业家精神和干大事业的雄心、重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家庭、家族观念强,缺乏普遍主义原则,个人自主性和冒险精神强,缺乏自律意识和自由契约精神,其人格化交易机制太强,所以逐渐随着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而被适度扬弃。
3.4 改革前后中国工会的作用比较
工会是劳动关系的产物,是职工的群众性组织,应以团体的形式为处在弱势地位的工人争取权益,在协调劳资双方的矛盾时发挥独特优势。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中国的工会组织曾经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承担着执政党的助手、执政党联系工人的纽带的特殊角色,在组织生产、关心工人生活、组织职工学习等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改革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整个社会的劳动管理和运行完全由政府负责,国家和企业代表职工的利益。工会的主要工作是“配合”、“支持”行政工作,更多表现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而非劳动关系的真正有机构成。因此,工会作为职工利益代表的身份很不明晰、工会定位不清、工会组成人员素质偏低、工会凝聚职工的力量不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引起了劳动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也直接引发我国工会职能和角色的变化。改革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主体开始明晰化,产生利益分化。随着劳动关系主体的明晰化和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的变化,现实劳动关系开始转型,并相应引起工会在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上的变化。由于中国国情和工会自身特点决定,我国工会实际上承担着既支持用人单位依法行使职权,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双重任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根据新的形势和新修改的《工会法》,工会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方面来。总之,当前我国工会的定位开始由行政附属向真正的劳动关系协调者转换,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和集体劳权代表的身份越来越明晰。工会应在明晰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发掘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3.5 改革前后劳动经济法规比较
在改革前,中国的劳动用工采取了统包统配、以固定工为中心的终身就业的基本政策。统包统配和固定工政策的基本特征在于:(1)劳动者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一切听由国家的安排。(2)企业没有自主招收员工的权利,甚至没有自主招收临时工的权利,一切按照国家下达的配额计划执行。(3)劳动者一旦成为正式职工,便享有了终身岗位与福利,除非有十分特殊的情况(如员工触犯了刑律),企业不得自行辞退员工。(4)政府代行市场和用人单位的职能。显然,统包统配和固定工政策弊端极大。这种政策抑制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两方的活力,增大了隐形失业的压力,增大了劳动者社会保障的成本,同时由于这种政策是单方面地面向城市招收员工,因而也固化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在改革后,劳动合同制政策逐渐取代了统包统配、以固定工为中心的终身就业的基本政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劳动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中主体多元化、用工形式多样化、劳动关系复杂化的趋势逐渐显现。我国劳动法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另一部分是任意性规范,由于这部分主要表现在劳动合同中,称为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不仅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同时也是规范和约束双方行为的基础性文件。所以,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劳动立法上减少强制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无疑是改革的方向。
4 结论及对策
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我国改革前后三十年的劳动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了我国劳动关系现仍存在的问题,如劳资力量不平衡,劳动关系复杂,劳资矛盾加剧。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政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中国如今的劳动政策已经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和相对“独立”的领域以及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的维护、每个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大事情并且事关社会经济发展整体进程、事关社会和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数。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尽管中国的劳动政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受种种历史及现实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劳动政策仍然存在着大量明显的不足:劳动政策的体系化程度较低,劳动政策缺乏同一性和公平性,劳动政策的“实然”状况远远低于劳动政策的“应然”状况。这些不足,客观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亟待消除和改变。因此,中国的劳动关系,应该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前提下,继续从以上五方面进行改革,进一步改变中国的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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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层级调整;“省管县”;“强县扩权”
中图分类号:D0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6)12―0052一03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虽然一直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但行政体制改革却表现出了异常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比如,政府自1982年始,每隔5年开展一次自上而下的“政府瘦身运动”,旨在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该问题仍然在困扰着我们。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横向的政府职能转变必须辅之以纵向的政府层级调整。
一、政府层级调整的工具性
首先,经济发展的力量使政府层级安排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层级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市管县”体制。始于1982年的“市管县”体制,迎合了当时以城带乡、城乡合治、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的需要。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开始了市场经济的探索,但政治经济环境的最大特征依然是计划经济。问题是那时候的计划经济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的推行,给原来的计划经济注入了“商品经济”的元素,农民以及农民企业家为了销售产品,用行动提出了打破城乡行政区分割、建立边界开放的经济区的要求。
当时二元分割经济结构下的城市在产品的流通领域首先面临着商品经济的挑战,问题是城市国有企业的管理仍然必须服从于政府的计划和安排,当时的政府不仅是企业的组织者、管理者,更是经营者,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运行强烈依赖政府的计划。在这样的“政企关系”和“政社关系”下,城市行政区的概念依然强烈,行政区与行政区之间的边界依然清晰,由农村发起的处于雏形的“经济区”在当时依赖于城市“行政区”对其的包容和接纳,但这种包容和接纳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因为经济的力量是无法阻挡的。
“市管县”体制实际上就是在当时状态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它从诞生之初就注定了其存在的暂时性。之所以选择“市管县”,是因为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县的经济力量还相对薄弱,还依赖城市对它的拉动。但这种拉动实际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而“市管县”体制存在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其次,行政区边界的放大成为政府层级调整的新的选择。“市管县”体制的衰退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终于开始了,中国的经济环境在经历了10来年的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之后对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行政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有了经营自的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主动突破了传统行政区的边界,开始在更大的区域中实现资源的整合。城乡经济、地区经济之间的纽带一旦形成,人们对于行政区的依赖自然减少,人为的行政纽带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尤其是在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市管县”体制反而成了阻碍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的障碍。
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则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和经济的运行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经济区的形成和日益扩大,行政区对经济区的约束力下降,纵向的分配型经济向横向的联合型经济延伸,城市与周围区域之间开始存在天然的经济联系,这种天然产生的横向联系使政府层级安排再次面临选择。这一次的选择比1982年的选择更为被动,化被动为主动的惟一办法即扩大行政区边界,迎合经济区边界扩大的需要。
二、政府层级调整的关键要素分析
行政区边界的扩大是为了迎合经济区不断扩大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行政工具理性的积极作用。关键的是行政区边界扩大会面临怎样的困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可以扩大行政区的边界。
首先,计划经济以行政区为中心的制度安排造成相关政府主体的地位不对等。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国的地方政府层级设置为省、县、乡三级,但自1982年以来,实际上大部分地区已经进行“市管县”改革,所以实际的层级设置是省、市、县、乡四级。撤地设市的“市管县”改革就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背景下展开的,这一改革使原来同属于地区一级的市和县有了明确的等级关系,很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市和县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其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能维持这种不对等相安无事的条件就是市的经济实力强过县的经济实力。至于省和乡因为处于四个层级的两端,而且在职能分工上和市、县有着较大差异,只有市、县在职能分工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理论界和政府改革一直在市、县两级做文章的原因。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区边界扩大的基本条件是相关政府主体的地位平等。为了迎合经济区日益扩大的需要,政府层级改革的方向是压缩政府层级、扩大行政区的边界,以便于各种经济主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优化地整合资源,最终用市场行为替代政府行为,统筹城乡发展。然而,市场能得以正常运行的首要条件是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如果这时候还固守着“科层组织”的城乡统筹思路,势必造成两个极端,一个是“市吃县”、“市刮县”、“市卡县”的“零和博弈”现象;另一个是市和县之间的“同构竞争”现象。前者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比较严重,而后者在经济发达地区比较严重,对于零和博弈的问题学术界论述较多,本文重点关注后者。
假定地级市与所辖县之间都面临着“协同合作”和“同构竞争”这两种选择,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地级市的最优战略应该是选择“同构竞争”;同理可以推断出所辖县的最优选择也是“同构竞争”。很显然是双方各自的理性选择过程造成了集体选择的非理性结果,这一结论在现实的市、县博弈中可见一斑。上述“同构竞争”现象在一些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严重,当县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与市抗衡时,重复建设、“同构竞争”现象会随之升级。
上述由市场经济引发的问题还必须用市场经济的思路来解决问题,这就需要站在公平和均衡的出发点上进行制度的重新设计,在新一轮制度设计中政府应该坚持的原则是使得参与者各方都有积极性来达成利益上的均衡。
这样就不难得出结论,市、县的均衡发展只有走“协同合作”之路,而“协同合作”的条件有三:一是“协同合作”的对象必须拥有绝对的地域优势,这样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合作双方完成必要的资源交换;二是“协同合作”的对象必须具备明显的功能差异,这样才使合作双方具备双赢的可能;三是合作双方必须具备平等的法律地位,如果这一关键条件不具备,合作双方依然会重新陷入“零和博弈”或是“同构竞争”的泥潭。
三、政府层级调整的逻辑起点
笔者通过本文第一、二两部分的分析,已经得出了政府层级改革大的工具性理由和总的方向,问题是以“省管县”为大的方向的政府层级体制改革涉及到地方政府各个层级的方方面面,如果对关键问题缺乏考虑,可能非但不能解决现有矛盾,还会引发新的问题。
首先,“省管县”体制的运行可能带来的问题。“省管县”的弊端在于:一是省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省管县”后,由省直接管辖的县级单位会大幅度增加,这就可能出现一些省管理幅度过大,导致有的省在管理上无力作为。中国省级行政单位的管理幅度很不均衡,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省下辖县较少,而经济不发达地区省下辖县较多,如四川省下辖180个县,河北省下辖172个县,全国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单位辖89个县。二是可能催生新的省辖县与省辖县的“同构竞争”。我们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利用博弈论的相关原理分析过了在“市管县”体制下的市县博弈的“囚徒困境”,当市这一层次压平以后,各省辖县之间又自然成为同一层级的市场经济主体,这依然可能带来新的县与县之间的“同构竞争”,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的问题依然可能得不到解决。三是“省管县”导致部分县与原来隶属的省辖市彻底脱钩,这样势必催生脱钩的县与原来省辖市之间更为激烈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原来的省辖市可能逐步失去自己一直以来的中心城市的地位,而这肯定背离“省管县”的初衷。中心城市的作用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从浙江省近十几年来尝试的“强县扩权”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县域经济普遍较强,但其中心城市的作用不明显,中心城市的弱化带来的最大的弊端是经济发展没有规模效应。
其次,“省管县”体制得以良好运行的关键和逻辑起点。纵向上“强县扩权”和合并乡(镇)同时进行,扩大省级以下地方建制规模,减少省直接管辖县级行政单位的数量。“强县扩权”改革自1992年就由浙江省率先推行,旨在积极增强县的经济实力,为“省管县”做准备。地方自治的方式包括制度自治和财政自治,制度自治是一种形式上的自治,只有财政自治才是实质上的自治。笔者认为,“强县扩权”的关键是要使县能够在制度上和实质上都摆脱市的制约。在制度上自治的关键是人事任命权,要将县主要领导,尤其是正职的任命权上收到省一级;在实质上自治的关键是县财政直接对省负责。如果说“强县扩权”是从上往下放权的话,乡镇合并则是由下往上交权。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工商、税务等实行垂直管理、部分地区“乡财县管”改革措施的推行,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职能大大缩减,如果还维持现有的规模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由于目前农村民间治理力量的薄弱和宪法对乡的合法认定,乡政府退出历史舞台时机尚未成熟,笔者认为,乡镇撤并要加快步伐,在城市化程度高的县,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几个乡镇合并为一个县属的区。只有从上下两方面并进才可以快速增强县的经济势力,必要的时候合并县,为减少省下辖行政单位的数量做准备。
横向上增设直辖市,时机成熟时适当划小省区范围。据1996年统计,中国人口聚居规模在200万(指市区非农业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已达10个,国际国内经验证明,特大城市作为国家或大区域的经济中心具有一般中小城市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定数量的中央直辖市对国家和跨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的安定都有重要作用。中国目前直辖市的数量太少,东北、西北、华中和华南都没有直辖市,这样就很难形成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大城市带来对周边城市形成资源的极化和扩散效应。2003年,中国GDP总量为116898.4亿元,上海地区生产总值为6025.8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5.15%;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为3611.9亿元,约占全国GDP总量的3.19%。上海和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是有目共睹。根据中国著名区划专家刘君德教授的研究,东北的大连、西北的西安、华中的武汉、华南的广州比较有条件升格为直辖市。另外,省制改革也迫在眉睫,对于中国增设一级行政区的建议,中外的专家学者多有建议和论证,早在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他就提议中国应该大大增加一级行政区的数目,以和管辖幅度扩大相对应。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的一级政区也就是省的数目应该在50~60个,每个省管辖的县应该在40个左右。
从我国目前状况来看,航天工业是高科技综合性产业,拥有其它企业和部门所不及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设备优势和资金优势。但是,目前大多数航天企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境,民品事业总体上还处于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比较落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其根本原因就是管理落后。对航天企业来说,民品管理改善之时,就是民品效益提高之日。
一、管理落后的表现
当前,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航天企业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民品管理主要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管理人才相对缺乏,造成民品发展中的“瓶颈”效应,严重阻碍了民品发展。
二是领导干部的经营管理和观念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要求。有的领导干部市场观念不强,“等、靠、要”思想严重;对民品不重视,没有系统的规划,不做长远打算;缺乏必备的经营管理知识,盲目参与经济活动,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是在民品开发中,缺乏科学预测和决策,普遍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国内外技术交流与合作少,重复建设多,造成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分散,难以形成集约性战略,形不成具有竞争力的民品规模经济。
四是管理体制制约了民品的发展。没有健全的竞争激励机制,领导干部职责不明,奖惩不严,职工积极性不高。
二、改善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水平
实践证明,不同的管理水平会产生出不同的生产力。例如,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某电子机械厂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一个半导体配电盘装配车间,此车间与美国国内的一个车间的人数相同,装配线采用的技术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日本人按日本的方式进行管理,结果单位时间生产量比美国国内的车间提高15%。这个例子说明,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管理对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起着决定作用。当今管理和科技被看作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两个轮子,注重管理是当今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化日益提高的必然结果。航天企业应该根据自身条件,利用自身优势,合理地改善管理模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活力。
1.解决管理人才短缺问题
航天企业应该重视管理人才,一方面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招纳各级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对原有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航天企业要自始至终把培养管理人才,留任管理人才,引进管理人才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把具有真才实学的管理人才充实到各级民品岗位,建立完善的竞争激励机制,实行领导责任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政策,采取能者上,庸者下的人事制度,切实解决好民品发展中的管理“瓶颈”的制约问题。
2.实行柔性管理
日益成为企业管理新特色和主流的企业柔性管理,代表着新技术革命时代企业管理和发展趋势,受到国内外许多企业的青睐。现在,航天民品管理总体上说还是属于刚性管理,航天企业应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来实现柔性管理,以增强企业的活力、适应力和竞争力。
第一,以对人的管理为核心。注重感情投资,塑造企业文化,推行民主管理,重视人才培训、人力资源开发等。
第二,强调组织的柔性化。由集权向分权过渡,金字塔型向大森林型过渡,组织机构的弹性权变设置等。
第三,实行“例外”原则。即高级管理人员实行权力下放,把处理一般日常事务的权力授予下级管理人员,只保留对重要事项(如基本政策的制定和重要的人事任免)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这样既有利于发挥下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又能使上层领导集中精力解决重大问题。
第四,体现战略决策柔性化。增强战略的灵活性,实行弹性预算,推行滚动计划法等。
第五,组织生产的柔性化。在制造业中采用柔性生产线来灵活生产适应市场变化的产品。
第六,注重营销的柔性化。利用各种灵活多变的营销方式,吸引消费者,刺激购买,促进销售。
第七,利用高新技术进行管理。如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等使管理具有更灵敏、快速的特点。
第八,追求全方位优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全系统的产品开发,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等。
3.大力开展科学预测的研究工作
社会发展使研究对象错综复杂,随机多变,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作出科学预测可以避免或降低决策的失误。国内外的一些资料表明,有无经营规划,对企业经营效果的影响十分显著。一般的讲,每年预测费用约占企业科研费用的1%~10%,通过预测开发新产品所获得的利润,相当于预测投资的50倍左右。在我国,科学预测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但已显示其活力,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它必将得到发展和广泛的应用。
(1)明确民品任务和目标,确定预测期限。
(2)收集所发展民品的资料、数据,预估有可能出现的偶然事件。
(3)选择适当的预测途径和方法。如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可采用“德尔菲法”;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采用“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依靠专家背靠背地发表意见,各抒己见,管理小组对专家们的意见进行统计处理和信息反馈,经过几轮循环,使分散的意见逐步收敛集中,最后达到较高的预测精度。该法的不足之处是时间较长,费用较高。而“头脑风暴法”是请一定数量的专家,对预测对象的未来发展趋势及状况作出判断。通过专家面对面的信息交流,引起思维共振,产生组合效应,进行创造性思维,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果。
(4)建立预测模型。
(5)根据预测模型进行预测。
(6)分析预测结果,进行评价,最后确定。
4.经验决策须上升到科学决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技术更新和产品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企业面临的市场和环境越来越复杂,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在机遇和挑战面前,航天企业如何统观全局,在千头万绪中找出关键所在,加快民品的发展,仅靠几个“聪明人”的“拍脑袋”恐难作出正确周密的决策,只有科学的决策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决策可以弥补经验决策的不足,使可能产生的决策失误降低到最低限度。
航天企业要实现科学决策应该采取以下三种措施:
一是严格实行科学的决策程序。决策程序一般为:发现问题,确定目标;寻求决策技术和方法;拟定可行方案;分析评估方案,选择最优方案;实施方案;进行信息反馈,追踪调查。